主权个人

2022/08/01 主权个人 共 314493 字,约 899 分钟

主权个人 掌控信息时代的变革
詹姆斯·戴尔·戴维森 威廉姆·里斯·莫格勋爵
1997 年初版 2020 年再版 (本稿依据 2020 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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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无序的。自从我们直立行走以来,这样的门已经裂开了五六次。 这是活着最好的时代,几乎所有你自认了解的东西都是错的。
——汤姆·斯托帕德《阿卡迪亚》 (Tom Stoppard,Arcadia)

新版序言

中世纪的人对意志没有信心,认为人类是容易受伤的、软弱的,但他们尊重智力。他们认为只要认真思考,即使是人,也有能力回答关于上帝和宇宙的最深奥的问题。

现代人崇拜意志,但他们对智力感到绝望。乌合之众,随机粒子的偏转,无意识偏见的影响:所有这些当代的陈词滥调,都在谈论智力的弱点,或者说也在谈论我们自己。

威廉·里斯·莫格勋爵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并没有承诺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上帝和宇宙的答案。但是,他们对“大政治”的研究,对历史上各种力量的剖析,以及对不久将来的一系列预测,是非比寻常的,甚至是反文化的,因为他们运用人类的理性,去思索那些我们被教导为“机遇”或“命运”的事情。 在《主权个人》首次出版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顾过去,最容易做、也是我们周围的文化最鼓励做的事,就是检测他们的错误;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那么费心去思考未来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料到:首先就是中国的崛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21 世纪的中国创造了自己的信息时代,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种族同化和深刻的国家主义特征。这可能是该书出版以来最大的“大政治”现象。仅举一个关键的例子,共产主义中国已经粉碎了香港这个城邦(城市国家),而里斯·莫格和戴维森曾将香港描述为“一种心智模式,一种会在信息时代繁荣昌盛的管辖区模式”。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作者的盲点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局委员一定是《主权个人》的热心读者。在不断重温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展望信息时代,只有这种特有的、长期的警惕意识,才使得党的领导人能在本书分析的趋势中获得胜利。

这些趋势在今天依然适用:赢家通吃的经济、管辖权的竞争、大规模生产的转移, 以及国家间的战争可能会过时。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是对里斯·莫格和戴维森的反驳,倒更像是对他们所描述的利害关系的剧烈提升。

事实上,未来大政治的重大冲突才刚刚开始。在技术层面上,这场冲突的两极是: 人工智能和加密技术。人工智能展现出一种前景,它能够最终解决经济学家所说 “计算问题”(计划经济的关键,译注)。理论上,它使集中控制整个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最喜欢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这绝不是巧合。强加密技术在另外一极,它带来的远景是一个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的世界。如果说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加密技术就是自由主义的。

未来可能就落在这两极之间。而要知道,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会决定日后全局性的结果。在 2020 年,阅读《主权个人》,是你认真思考自己的行动将塑造何种未来的一种方式,是一次不容浪费的学习机会。 彼得·泰尔(Peter Thiel) 2020 年 1 月 6 日,洛杉矶

译者序

看完上面彼得·泰尔的序言,可能很多中文读者会感觉不舒服,甚至受到了冒犯, 但也许,感觉越不舒服的人,越需要读这本书。因为,“几乎所有你自认了解的东西都是错的”。

《主权个人》写作于 1990 年代中期,首次出版于 1996 年,距今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2020 年该书进行了再版,本中文版本翻译自 2020 年最新版本。这本书之所以在这几年还魂回潮,不只是它预言了加密货币,而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了今天的显学;而是因为它的论点和逻辑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书中的预言得到了普遍的验证,潮水正在往它指示的方向涌动。就像英文读者的评论,“不读这本书,你根本不理解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接下来 20 年会发生什么。” 这本书在西方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界的圣经”,它深刻影响了或影响着科技精英和加密一代。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以“主权个人”中的逻辑创造和生活,在以“主权个人”中的观念思考和表达。但它的意义并非仅止于此,事实上,加密货币的内容在全书中只占不到十分之一。它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我最早发布的书评中做了更多的解释,这里不再赘述。

作者在书中很多地方使用了“管辖区”(Jurisdiction)一词,是因为在作者看来, 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将会在这场信息革命中解体或消亡,未来会出现大量的新型主权,所以用“管辖区”的概念与国家形成区隔,可以简单理解为国家。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这种篇幅和深度的书,而且时间非常紧迫,翻完甚至没来得及仔细从头再过一遍。译文中肯定有大量纰漏和错误,请大家理解,同时欢迎批评指正,后续有时间再做修订。 不懂经也叔 2021 年 9 月

原书评

《主权个人》 一本启发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却少有人知的书

1997 年春天,在托尼·布莱尔上台前不久,英国泰晤士报的前编辑、著名的欧洲怀疑论者雅各布的父亲威廉·莫格,出版了一本声称能够看到世界未来的书, 叫《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在这本书的开篇,引用了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阿卡迪亚》中的一句话:未来是无序的。这本书由威廉·莫格和美国的投资大师、保守派宣传家詹姆斯·戴维森合著。

书中预言,数字技术将会使世界的竞争性、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大大增强,社会将会更加分裂,政府将逐渐萎缩。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里,只有最有才华、能够自力更生、精通技术的人,也就是主权个人,才能够茁壮成长。 这本书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或注意,直到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比特币的爆发,才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

2012 年,布莱尔的前得力助手坎贝尔,在他的博客上写到,“《主权个人》 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书。”

2014 年,贝宝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在《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中说,《主权个人》对他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书。 这本书并不只是一些空谈,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开创性的预测,比如关于加密货币、电子战、智能手机、网络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可能性等等。有一些预测非常精准,让人震惊。

比如他们设想了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形式,就是有密码加密序列组成,它是独一无二的、匿名的、可以验证的,可以在一个无国界的全球市场上进行一键交易。 后来这种货币出现了,就是大家知道的比特币,几乎跟预测的一模一样。也有人说比特币的发明人中本聪,就曾经看过这本书。所以,很可能是他从这本书里找到了灵感。

今天分享下这本书的一些要点和感想,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逻辑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现在全世界上的 200 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区别也非常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或者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信仰?是爱?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从这本书当中,可以总结出一个让人不那么舒服的结论,那就是暴力,或者说暴力经济学,暨使用暴力的成本以及它带来的收获,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结构。 人类活动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就是创造劳动果实以及保护和享有劳动果实。但是,索取或掠夺其他人的劳动果实,总是比自己创造要更加容易;一些力量更强的个体或者是团体,会更倾向于去掠夺其他者的成果。

所以,人类社会的结构,就产生于这种创造者和索取者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狩猎采集的时代,那时候没有土地和财产的概念;人们拥有的暴力工具,就是长矛斧头。那时候的暴力,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 组织主要以血亲部落的形式存在。

然后到了农业时代。在前面的文章里面也说过,即使到了今天,恐怕也没有人愿意去当农民,因为农业是一种很繁重的工作。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应该是那些没有能力出去打猎采集,就是比较弱的个体,留在部落里,可能是被迫地发展出了农业技术。

随着农业的出现,出现了土地和财产,但是比较难以保护,就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组织,比如说地主、领主。由于领土不断的扩张,以及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争夺,组织就变得越来越大,到了最上面就是国王,整个社会更加的等级森严。 到了工业时代,工业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创造出了土地无法生产的东西,更强的暴力工具,如枪支跟大炮开始出现。

面对持枪的团体,私人的产业或者工厂,变得更加的脆弱。要保护领土内的这些生产资料、生产果实,巩固政权,就对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物质力量到精神力量,就产生了民族国家。

工业时代的一个顶峰,可能就是核武器。在核武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暴力规模,是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是核武器的使用。

核武器的诞生,提供了一种可以保证互相摧毁的暴力。

所以,目前来看,世界可能会保持一种“大面积的和平与小规模的战争”这样的局面,不太会再发生世界大战。现在的世界,也主要由一些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在统治着。

二、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转变

到了信息时代,以及在核武器的前提下,上述的社会结构的逻辑,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暴力的成本和收益,都在下降。

暴力的成本在降低。比如说枪支,它的制造和分发都变得非常容易。现在我们都知道有 3D 打印,它就好像工业时代的印刷机,印刷圣经或者书籍,使知识更加普及和容易获得;现在的 3D 打印也有这种效果。

另外像小型的无人机,美国“死神”那种非常精准的斩首无人机,使得过去大规模的战场系统变得过时。

同时,暴力的回报也在降低(除了恐怖分子)。比如现在有无数的联网摄像头, 可以使每一场的暴力行动,都被拍摄被直播,更加容易被控制或追踪。

另外,信息时代使脑力劳动的回报或价值,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征服别的国家,占领他们的领土,奴役他们的人民。今天,大家争夺的就是知识、科技,当然还有能源,但也不太用传统的暴力手段去获得。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出现,会使个人的财富更加难以被掠夺。个人可以更好地保护和控制自己的财富,就对国家或者政府等暴力机器的依赖减小了。

按照理想主义的预测,未来政府将会逐渐萎缩,个人会从一个公民变成一个客户, 政府将变成我们雇用的一种服务机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有雇佣军。将来的话,整个政府就是你雇用的、给你提供服务的一些组织,如果你对他们不满意的话,就可以像炒掉乙方一样把他们换掉,然后重新招聘。

如果放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和主权货币,它们的历史是非常短的,还不到 300 年。比特币或者未来科技产生的其他加密货币,会不会取代现在的货币形式,是可以展开想象的。

未来,在软件主导的世界,财富就是信息,武器就是信息,土地也是信息;或者, 反过来说也可以。信息就是财富、武器、土地。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有人买比特币赚钱,或者有人可以知识付费,是因为他们更早的接触到或者理解到了,比特币以及其他的知识。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这种知识驱动的的商业模式。可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纳瓦尔 Naval 说,知识是信息时代致富的强力杠杆,是杠杆的终极形式。

三、如何向主权个人靠近,学习或思考

a. 成为全球主义者 按照《主权个人》这本书里的预测,在未来,数字世界的规模是无限大的,互联网跟数字技术,可能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一个人创造和保护财富,都不太需要整个国家这种暴力机构了。

比如你用知识和软件创造财富,然后创造出来的财富用加密货币保存,那么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或意义了,留着收税么?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是全球性的,不受地域的限制,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整个的数字世界,因为它非常大,而且会越来越分散。

所以,国家将来可能会失去权力,但是,互联网或数字经济会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全球主义者,世界公民,一个拥有数字技能的主权个人,就可以参与到未来创造财富的前沿游戏里,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做业务,可以有多个收入来源和长尾的收入。

b.跳出传统的教育和学习系统 未来游戏的关键,在于建立你的技能、影响力、声誉及网络;而不是死记硬背, 堆砌知识。从现在开始,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就要注意跳出主流精英、阶层划分以及传统教育的叙事模式,蓝领、白领;有文化、没文化的区分,已经或者说正在过时。

在未来,那些还坚持上大学要成为主流精英的人,就是被锁在旧系统、旧模式里面的人。主流社会往往会试图保持一个过时的系统,他们对创新、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未来和真理往往都是在边缘出现的。所以,你要非常注意自己是在哪个战场。

现在,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知识,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了;而且,你可以找到那些正在做的人,或者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人,有真知灼见的人;而不是再去找那些批评家或者观察家。

其实,如果了解教育发展历程的话,你就会知道,标准化的教育,其实是培养服从的雇员的。专业化、定制化或者说学徒化的教学方式,才是未来,才能培养出卓越的个体。比如,现在在谷歌大学上,两三千块钱的课程,学好就可以拿到年薪 50 万人民币的工作,上大学、买学区房还有什么价值么?

c. 善用网络的杠杆效用 未来的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信息的银河系,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在里面寻找信息。未来的人们,会更愿意为那些有价值的信息付费,也会更加相信来自一个可靠个人的信息。所以,网络会无限放大有价值的个体和信息的价值。

一个主权个人,他的心智模式或者思考模式,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利基市场,建立在自己独特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组合上,通过网络把它放大。

而且,网络的杠杆,不像传统的资本或者劳动力杠杆,你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 需要得到别人的许可。网络的杠杆往往是免费的、是无需许可的,还是自动化的。 在未来,一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而取决于他的学习力、行动力, 以及他的梦想有多大。

国内常说一句话,中国用 30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 200 年的发展历程;如果这句话没错的话,我们可以再想一下,接下来 30 年会有多大的变化。

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知识、技能、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换或交易,密度正变得越来越大,速度变得越来越快,里面的机会和不确定性也几何倍数地增加。 就像《主权个人》这本书开篇引用的那句话,未来是无序的。未来的世界,是非线性、非对称性主导的世界。

归纳一下,《主权个人》这本书,梳理了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逻辑,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组织对暴力、知识及财富的垄断,将逐渐瓦解,去中心化, 主权个人将会崛起。书中预测的很多事情,也正在发生。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比较确定的是,我们处于一场文明大变革的前夜。

我个人认为,像加密技术、去中心化,以及科技民主化,会让个人对组织有更强的制衡,也会促进组织之间的竞争。至少从这一点上来,是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

第一章 2000 年的转折

“感觉有大事即将发生,各种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人口每年的增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网站地址、一美元能买到的存储容量,它们都在世纪之交后飙升到一个渐进点:奇点。 在那里,一切我们已知的都将结束,某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将会诞生。”
——《千年时钟》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

预言

在耶稣降临后的第一个千年之交,世界并未像传说的那样毁灭。其后,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公元 2000 年的到来一直困扰着西方人的想象。神学家、传教士、诗人和预言家都在张望着本世纪最后十年的结束,期待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权威如伊萨克·牛顿,也曾经预测,整个世界将随着 2000 年的到来而结束(另外一种说法,牛顿预言世界将会在 2060 年重置)。米歇尔·德·诺斯特拉达穆斯(Michel de Nostradamus),他的预言首次出版于 1568 年,每一代人都读过。他预告,基督的敌人将会在 1999 年 7 月到来。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 “集体无意识” 的鉴别大师,预言一个新时代会在 1997 年来临。这些预言也许很可笑,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大众不确定该相信什么的时候,预言会焕发出一些病态的吸引力。 在过去的 250 年里,一种对未来的不安,给西方社会特有的乐观主义染上了阴影。 各地的人们都犹豫不决,忧心忡忡。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它反映在民意调查中,登记在选票箱中。就像在乌云密布、闪电到来之前, 大气中看不见的离子的物理变化,已经预示了雷雨即将降临。

如今,在千禧年的黄昏,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预感。一个又一个人,在一种行将结束的生活方式下,感受到时间就要燃尽。随着最后十年的过去,一个肃杀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成就辉煌的一千年,就此告以终章。所有的一切,都将因 2000 年的到来而画上句号。

“你地上不再听到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以赛亚书》60 章 18 节

我们相信并将论证,西方文明的现代阶段也将随之结束。像许多早期探索一样, 本书尝试在黑暗之中,凝视一个模糊的玻璃杯,勾勒出它尚未成型的、未来的模样和尺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作品,就是 Apokalypsis 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意,即末日启示录。Apokalypsis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揭开面纱”。我们相信,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主权个人的时代,即将被揭幕。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崭新逻辑空间的开始,一个即时的电子万物场,我们可以访问、走进和体验。简而言之,一种新型社区在向我们走来。虚拟社区将成为世俗天国的模范;正如耶稣所说,在他父的天国里有众多华厦,因而也会有众多的虚拟社区,每一个都反映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迈克尔·格鲁索(MICHAEL GRASSO)

人类社会的第四阶段

本书的主旨是探讨一场新的权力革命,它将以 20 世纪民族国家的毁灭为代价, 解放出个体。创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暴力的逻辑,并且正在革新未来的边界。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你们正站在一场有史以来最宏大的革命的门槛上。微处理的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它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并在此过程当中,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场变革绝非儿戏。

它所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与既往的任何事物相比,它发生的速度都难以置信。纵观历史,从最初时期到现在,人类的经济生活只经历过三个基本阶段:(1) 狩猎和采集社会;(2)农业社会;(3)工业社会。现在,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是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第四阶段:信息社会。

前面的几个社会阶段,对应着暴力演进以及人类控制暴力的不同时期。我们将详细阐释,信息社会有望极大地减少暴力的回报,部分原因是它超越了地域性。新的千年,掌控大规模暴力的优势,可能会远远低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任何时候, 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中之一是犯罪率的上升。当有组织、大规模的暴力的回报率下降时,较小规模暴力的回报率则很可能会上升。暴力将变得更加随机和局部,有组织犯罪的范围会扩大。我们将就此作出解释。

从逻辑因果来看,暴力回报率的下降,将导致政治的黯淡。很多证据表明,20 世纪支撑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公民神话,正在被快速地抛弃。共产主义的死亡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我们将详细探讨,西方政治领导人的道德败坏,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绝非偶然。它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潜力已经耗尽。人们不再相信政客口中的陈词滥调,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历史将会重演

这种情形与过去惊人地相似。每当发生技术变革,旧的规制就会被新的经济驱动力甩脱。社会的道德标准随之改变,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屑地对待旧体制的掌权者。 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达成一致之前,这种普遍的反感往往已经显露出来了。十五世纪末就是如此,当时的教会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导机构。尽管人们还普遍相信“教职的神圣性”,但是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神职人员,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 这与今天的人们对待政治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

当今的世界被政治所充斥,与 15 世纪末宗教充斥一切的生活相类比,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15 世纪末,支撑宗教制度的成本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顶点,就像今天政府的成本已经到了极限,抵达衰败的边缘。

我们都知道,在火药革命之后,有组织的宗教发生了哪些变化。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促使宗教机构缩减规模,降低成本。在新千年的初期,一场类似的技术革命,注定将彻底缩小民族国家的规模。

“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电力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将自身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了全球, 无远弗届,就我们这个星球的范畴而言,空间和时间已经被废止。”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 年

信息革命

随着大系统的加速崩溃,作为塑造经济生活和收入分配的一个因素,系统性的强制将会式微。很快,在社会机构的组织中,效率将会比权力的分配更加重要。在网络空间,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将会出现,它不受人身暴力的制约。最显著的利益将会流向“认知精英”,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在政治的边界之外进行运作,他们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杉矶、东京和香港都有住所。国家内部的收入会更加不平等,但是在这些管辖区,收入将更加平等。

《主权个人》这本书,会探讨这场信息革命将带来的社会和金融后果。我们的愿望是,帮助你抓住新时代的机遇,并避免被它的冲击波给摧毁。如果我们预期的事情有一半会发生,你就将面临史所罕见的沧海剧变。

2000 年的变革将改变世界经济的特征,不仅翻天覆地,而且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迅猛无比。它不会像农业革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也不会像工业革命,蔓延几个世纪。信息革命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它几乎会同时上演。技术和经济的创新,将不再局限于一小部分地区。它对旧世界的突破,如此高远,乃至古希腊等早期农业民族所幻想的众神的仙境,都将成为现实。多数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将会证明,大多数的当代组织,在新的千年里,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难或者不可能存在。信息社会一旦形成,它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将像埃斯库罗斯的希腊与穴居人的世界的差别一样大。

解缚的普罗米修斯:主权个人的崛起

“最令人鼓舞的事情莫过于,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而这种能力毋庸置疑。”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AU)

这场转型,带来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的一面,信息革命将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有能力自我教育的人,将第一次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工作, 实现自身生产力的全部利益。天才将得到释放,既不受政府的压迫,也不受种族和民族偏见的拖累。

在信息社会里,任何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都不会被别人的错误意见所羁绊。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对你的种族、长相、年龄、性取向、发型的看法如何,都无关紧要。在网络经济中,他们永远不会看到你。丑陋的、肥胖的、年老的、残疾的,将完全匿名地,在网络空间的新疆域,与年轻漂亮的人平等竞争。

思想即是财富

在信息时代,英雄不问出处。才能,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财富的最大来源将是你脑子里的想法,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本;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富翁。信息时代将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时代。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有几十亿人,从来没有充分分享过工业社会的繁荣,信息时代将为他们带来更加平等的机会。那些智慧过人、能力出众、充满抱负的个体,将会作为真正的主权个人涌现出来。

主权个人处在生产力的最高峰,他们之间的竞争和互动,简直与希腊众神之间的关系遥相呼应。下一个千年,网络空间将成为神秘莫测的奥林匹亚山,它没有实体,看不见摸不着,但有望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 2025 年,网络经济的参与者将数以百万计。他们中间将会出现很多个比尔·盖茨,每个人都身家百亿美元。那些年收入不到 20 万美元的人,将成为网络穷人。 没有网络战,没有网络税,没有网络政府。未来 30 年最伟大的经济现象,很可能是网络经济,而不是中国。

好消息是,在这个新的领域,政客们要支配、压制、管理大部分商业,其难度不亚于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想修剪宙斯的胡须。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会从政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将迫使残余的政府组织,必须按照更贴近市场规则的方式运行。最终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把国土内的人民当作客户去服务,而不能再像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那样绑架勒索。

超越政治

神话中所描述的众神的世界,将成为个人可行的选择,那就是一种国王和议会无法触及的生活。开始是几十人,然后是几百人,最终是几百万人,个体将纷纷摆脱政治的束缚。他们的成功,将改变政府的性质,缩小强权的领地,扩大私人控制资源的范围。

主权个人的出现,将再次证明神话的奇特预言力。早期的农牧民族,对自然法则几乎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应该称之为超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 这些力量有时由人运用,有时被“神的化身”运用。在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的《金枝》中,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民主”,在那里,神的化身看上去和人一样,并且与人们互动。

当古人想象到宙斯的孩子们就生活在他们中间,这激发了他们对魔法的深刻信仰。与其他原始的农耕民族一样,他们敬畏大自然,并且迷信地认为,自然界的造化是由个人的意志和魔力所促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观念, 并非一种自觉式的预言。他们远没有预见到微处理技术的出现;他们无法想象到, 在数千年之后,这项技术对提高个人边际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当然也不可能预见,权力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将因此而被改变,创造和保护财产的方式也因此而被改写。然而,古人们在编织神话故事时所想象的,与你可能会看到的世界, 将产生奇特的共鸣。

新的 Abracadabra 咒语

例如,召唤魔法时念的咒语“abracadabra”,就与我们登陆计算机的密码有很奇怪的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高速计算已经使我们可以施展类似精灵的魔法。初代的“数字仆人”就像被封印在魔灯中的精灵一样,被封在计算机之中,听从机主的召唤,执行他的命令。信息技术的虚拟现实将拓宽人的愿景,使人类能够想象到的一切,都看上去和真的一样。远程呈现赋予人类以超自然的速度跨越距离, 从万里之外监控事件的能力,就像希腊人认为的赫尔墨斯和阿波罗那样。信息时代的主权个人,犹如古代和原始神话中的神一样,在适当的时候,会享有一种“外交豁免权”,摆脱古今中外的凡人都备受困扰的政治问题。

新的主权个人,和那些受支配的普通人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环境中,但在政治上, 他们却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就像神。主权个人将掌握更多的资源,并且超越于强权之外。在新的千年里,他们将重新设计政府,重新配置经济。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难以想象。

天才与天惩

对于任何一个追逐理想和成功的人来说,信息时代的回报将无与伦比。这无疑是几代人以来最好的消息,但也是一个坏消息。基于个人自治的新型社会组织,以及建立在能力之上的、真正的机会均等,会使才能出众者,得到超级的回报和个人自主性。但是,个人要对自己担负的责任,也会远远超过他们在工业时期所习惯的。此外,在整个 20 世纪,先进工业社会的居民,享受了不劳而获的优越生活,这种优势也将被削弱。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1997 年之前),世界上前 15% 的人口,人均年收入为 21000 美元;其余 85% 的人,平均年收入只有 1000 美元。在信息时代的新环境下,过去囤积起来的巨大优势,必将烟消云散。

随着它的消散,民族国家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的能力将崩溃。信息技术加剧了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技术是流动的,交易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任何人只要有一台便携式电脑,和一条卫星网络,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几乎任何信息业务, 包括世界上数以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当这种发展愈演愈烈,政府将无法再为它们的服务收取超出其价值的费用。

这意味着,你不再需要为了高收入,而不得不生活在高税率的国家和地区。在未来,大多数财富可以在任何地方赚取,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消费。到那时,政府试图对它的永久居民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只会丢掉它们最好的客户。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那么,大家所知道的民族国家,将不会再以任何类似现在的形式而存在。

国家的终结

技术的变革,将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机构权力,这势必会导致紊乱和危险。就像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君主、领主、教皇和权贵们,为了维护他们习惯的特权而发动残酷的战争一样,今天的政府也同样会使用暴力,以隐蔽的、武断的手段,试图推迟或阻止末日的到来。面对技术对权力的挑战,国家会像采用一系列无情的外交手段,就像以往与其他政府打交道一样,去对付主权个人,也就是它的前公民。 1998 年 8 月 20 日,美国发射了一颗价值约 2 亿美元的战斧式 BGM-109 海射巡航导弹,轰炸一个据称与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乌萨马·本·拉登有关的目标。这一事件,为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增添了轰动效应。美国还同时摧毁了苏丹喀土穆的一家制药厂,更为本·拉登增添了荣耀。拉登成为历史上第一人,因为他的卫星电话而成为轰炸目标。

本·拉登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尽管他拥有数亿美元,但是一个个人,现在居然可以被令人采信描述为对美国——这个工业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巨大威胁。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在声明中把本·拉登描绘成一个跨国恐怖分子,是美国的一大劲敌,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宣传。

将本·拉丹提升为美国主要敌人的军事逻辑,也将体现在政府与其国民的内部关系中。越来越严厉的税收技术,必然会导致政府和个人之间出现一种新型的谈判。 技术将使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主权,而他们也会像主权组织一样被对待。有时候作为敌人被暴击,有时候是平等的谈判对手,有时候则成为了盟友。 但是,无论政府多么冷酷,对它们来说,即使与中情局和国税局的联姻,用处也都不大,特别是在过度时期。要求与主权个人谈判的呼声与日俱增,而这些人的资源可不再那么容易被控制。

信息革命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危机,而且会使所有的大型机构解体。在 20 世纪,十四个帝国消失了。帝国的瓦解,是民族国家本身消亡过程的一部分。政府将不得不适应日益增长的个人自主权。税收能力将骤降 50-70%,较小的管辖区可能会更加成功。制定有竞争力的条件,以吸引有能力的个人及资本,相比在各大洲,飞地更有机会赢得这个挑战。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现代的野蛮人将会更多地在幕后行使权力。 就像俄罗斯黑手党这样的团体,包括前苏联的骨干成员,其他种族的犯罪团伙, 名流,毒枭,和变节的秘密机构,他们将制定自己的法律。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现代的野蛮人,已经侵入了民族国家的体内,只是没怎么改变它的外表;这一点,远远超出人们普遍的认知。他们是微型的寄生虫,以垂死的系统为食。就像战争中的国家一样,这些团体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级的技术,残暴且不择手段。

微处理技术,缩小了团体必要的规模,便于更有效地使用和控制暴力。随着这一技术革命的展开,暴力掠夺会越来越多地在中央的控制之外。而遏制暴力的努力, 也将更多地转移到高效率的手段上,不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

历史的逆转

民族国家在过去五个世纪的演进,在信息时代将被新的发展逻辑所颠覆。地方性的权力中心将重新确立,因为国家主权将变得支离破碎、互相重叠。有组织犯罪的与日俱增,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反映。跨国公司已经不得不把大部分工作分包出去,除了必要的部分。一切大型的企业集团,如 AT&T、Unisys 和 ITT,为了更好地运作,已经把自己分拆成了几个公司。民族国家就像一个笨重的集团公司, 将不得不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在发生金融危机并迫使它这么做之前,可能性不大。

不仅世界上的权力在发生变化,工作也在变。这意味着商业的运作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改写。虚拟公司证明了,随着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企业的性质正在发生全面的转变。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不仅将使公司解体,也会使所谓的“好工作”消失。在信息时代,“工作”是指一个项目或任务,而不再是你拥有的一个“职位”。微处理技术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超越领土与边界。这种超越,也许是自亚当和夏娃被造物主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后,最具革命性的发展。“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随着技术革新人们使用的工具,法律将会过时,道德将被重塑,观念将被改写。本书会解释这种转变的发生。

快速发展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使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互联网上的交易可以被加密,税收部门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到,几乎不可能。离岸的免税资金的复利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岸资产,而这些在岸的,还要遭受 20 世纪民族国家征收的高额税负。千禧年之后,世界上的大部分商业,都将迁移到网络空间。在这里,政府的统治力,并不比它们对海底和外星的统治强多少。自古以来, 身体暴力一直是政治最初及最后的威胁;在网络空间,这种威胁就失灵了。在网上,温和的人和强壮的人,在同等的条件下相遇。网络空间是终极的离岸管辖区, 免税的经济体,镶满钻石的空中百慕大。

当这个最大的免税天堂,完全对商业开放时,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将成为离岸资金,由其所有者掌控。它带来的后果,将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长期以来,国家已经养成了习惯,对待它的纳税人就像农民对待奶牛,把它们圈在农场里挤奶。但是不久之后,奶牛将长出翅膀。

国家的复仇

就像一个绝望的农夫,国家一开始肯定会采取绝望的措施,去围堵和阻碍逃跑的牛群。它会使用隐蔽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限制人们获得和使用解放性的技术。 但是这种权宜之计根本于事无补,只能暂时奏效。20 世纪的民族国家,带着它所有的虚伪造作,将随着税收的减少而饿死。

当国家发现无法再通过增加税收来满足自己运转的支出时,它会采取更加绝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印钞票。所有的政府都已经习惯了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贬值。这种任意而为的通货膨胀,是 20 世纪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的突出特点。即使是战后最好的国家货币,德国马克,也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到 1995 年的 6 月底,贬值了 71%。美元同期则贬值了 84%。这种通胀的效果,和对所有持有货币的人征税是一样的。后文我们将会探讨,随着加密货币的出现,通货膨胀将在很大程度上别摒除。得益于新的技术,财富的持有者可以绕过发行和监管货币的现代国家的垄断机构。国家继续控制着工业时代的印钞机,但是, 它们控制世界财富的重要性,将被没有实体存在的数字算法所超越。在新的千年里,私有市场控制的网络货币,将取代政府发行的法币。只有穷人会成为通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缩的受害者,这是不断地向经济注射法币、制造人工杠杆的必然后果。

即使传统上很文明的国家,当税收和通胀的恶化超出政府习惯的范围,也会变得恶劣不堪。随着征税越来越难,一些古老的、武断的税收方式将重现江湖。终极形式就是预扣税,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劫持人质。当财富外流加剧,一些火烧眉毛的政府将会拿起这一武器。不幸的人会发现自己被选中,以一种近乎中世纪的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向个人提供有利于实现自治能力的服务的企业,将受到渗透、破坏和干扰。任意没收财产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现在每周发生 5000 起, 未来会更加普遍。政府将侵犯人权,审查信息的自由流动,破坏有用的技术,甚至更糟。西方政府将使用利用极权手段压制网络经济,就像已经解体的苏联,曾经出于同样的原因,试图阻挠个人使用电脑和施乐印刷机,但最终徒劳无功。

卢德分子的归来

政府的强制手段,可能会得到某些人的欢迎和支持。个体解放和个人自治,虽然是好事,但是对许多被转型危机吓坏了的人来说,则是一个坏消息,他们不期望自己会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赢家。

1998 年亚洲经济崩溃之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明显很受欢迎。这说明了,对民族国家主导的、老式的、封闭型经济仍然抱有热情的,大有人在。无可逃避的转型危机将导致怨恨,而怨恨助长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最大的怨恨,可能主要来自于目前富裕国家的中等人才;他们会尤其觉得,信息技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强权组织的受益者,包括数百万接受政府再分配的收入的人,也会对主权个人的新自由非常不满。这会很好地说明一个道理:“屁股决定立场”。

“有时候我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为一小撮陌生人的命运,感到如此深沉的痛苦?他们在数百英里外的球场上,与另外一群陌生人比赛。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热爱我的球队。虽然有风险,但投入关心是值得的。竞技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充满自豪。我喜欢冒险,在赛场上,生命更加鲜活。” -克雷格·兰伯特

但是,如果把未来转型危机中产生的所有敌对情绪,都归结为以他人为代价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思想,也是一种误导。它其实涉及更多层面。人类社会的特点表明, 对于即将到来的卢德式反应,必然会发生道德层面的误导。你可以把这种反应看成是,赤裸裸的欲望戴着一顶道德的假发。在激发行动方面,自以为是的愤怒, 要比自觉的自私自利有力得多。20 世纪公民神话的魅力虽然正在迅速消退,但它并不缺乏真正的信徒。正如克雷格·兰伯特引用的这段话,很多人需要归属感, 他们渴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同样的认同需求,可以激励体育爱好者成立组织, 也可以激励很多人成为党员。20 世纪的每个成年人,都被灌输了 20 世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工业社会的道德残余,至少会刺激一些卢德分子对信息技术发起攻击。

这些可能发生的暴力行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它属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合时宜”,也就是把一个经济阶段的道德标准,应用到另外一个阶段。每个经济阶段,都有它自己的道德准则,以便在该特定生活方式下的人们,在面临选择时, 能够克服它特有的动机陷阱。就像一个农业社会的人,不会按照爱斯基摩人的道德准则去生活;信息社会的道德标准,也不会满足 20 世纪国家的需求,因为后者的道德是为了促进一种好战的工业国家的成功。我们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道德上的不合时宜,将在西方的核心国家出现;就像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人们在边缘国家所看到的那样。西方的殖民者和远征军,在遇到狩猎和采集的原住民,以及那些依然为农耕社会的民族时,就激发了上述的危机。 当新技术被引入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势必造成社会混乱和道德危机。基督教的传教士,能够成功转化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外部突然强加的权力变革导致的地方危机。

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上半叶,这样的遭遇一次次地发生。我们预计,在新千年的初期,随着信息社会取代那些按照工业路线组织的社会,类似的冲突也将上演。

对强权的怀旧

信息社会的兴起,不会受到普遍的欢迎,不会被所有人视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新阶段。每个人都会感到一些疑虑,即使是从中获益最多的人,也不例外。很多人会敌视破坏领土民族国家的创新。

任何形式的激进变革,都会被视为是江河日下,越来越糟,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 五百年前,勃艮第公爵身边的臣仆们会说,破坏封建主义的创新是邪恶的,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迅速地下滑;而后来的历史学家看到的,则是人类潜力大爆发的文艺复兴。同样,有一天,从下一个千年的角度看,信息革命可能被认为是新文艺复兴式的发展;但在二十世纪疲惫者的眼睛看来,却是可怕的。

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下,感到受冒犯的人,或者丧失竞争优势的人,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极不友好。在这场向新型社会组织的激烈过渡中,遭遇这些新卢德分子, 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准备好躲避吧。因为变化的速度太快,远远超过活着的人在经济和道德上的适应能力。可以预计,尽管信息革命有解放未来的伟大使命,但它将遭到愤怒的抵制。 一系列的转型危机摆在面前,你必须理解并为敌对情绪做好准备。随着时间发展, 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过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被证明不足以再应对新的、分散的、跨国经济的挑战。通货紧缩的悲剧,类似 1997 年和 1998 年,席卷远东、俄罗斯,并传染了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将会零零星星地不断爆发。 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现代国家的颠覆,超过自哥伦布航海时代以来,其他任何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威胁。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权者对破坏其权威的发展, 很少和平以待。这一次也不例外。

新旧之间的冲突,将会影响新千年的最初几年。我们预计,这将是一个充满巨大危险和回报的年代。在某些领域,文明的程度可能大大降低,而在其他方面,发展则是空前的。越来越有自治能力的个人,和破产的绝望的政府,将在一个新的文明分野中互相对峙。我们期待在这次转型结束之前,看到主权性质的彻底改组, 和政治的实质性死亡。国家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将被取代,政府现在提供的几乎所有服务将注定被私有化。我们将会在书中探讨,由于无可避免的原因,信息技术将摧毁政府就其服务进行收费的能力;而这些服务,对你以及其他付费的人来说,原本就是物非所值的。

政府将不得不应答主权的含义。 罗伯特·马丁朗讯科技首席技术官

通过市场实现主权

仅仅在十年前,很少有人能够想象,面对领土上的民族国家,通过市场机制,个人能够实现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现在,所有的民族国家,都面临着破产和权威的迅速消解;尽管依然强大,但它们保有的是抹杀的权力,而不是令人言听计从的权威。它们的洲际导弹和航空母舰,已经变成了文物,就像封建时代的最后一匹战马,威风凛凛,但毫无用处。

通过改变资产创造和保护的方式,信息技术可以使市场急剧地扩张。这完全是革命性的。事实上,它对工业社会的革命力度,将超过火药对封建农业社会的。2000 年的变革,意味着主权的商业化和政治的死亡;就像枪支意味着基于宣誓的封建主义的消亡。公民意识将走向骑士精神的道路。

我们相信,个人经济主权的时代即将到来。正如曾经被“国有化”的钢铁厂、电话公司、矿山和铁路,在世界各地被迅速私有化一样,很快你将看到私有化的终极形式——个人的全面非国有化。在新的千年,主权个人不再是国家的资产,不再是国库资产负债表上一个事实的项目。在 2000 年的转折之后,非国有化的公民,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公民,而是政府的客户。

带宽超越边界

就像封建主义崩溃之后的骑士誓言一样,民族国家针对公民身份的各种条款和条件,在主权商业化之后将会过时。21 世纪的主权个人,在与国家强权的关系中,不再是一个被征税的公民,而是在一种“新型逻辑空间”运作下的政府的客户。 他们将为自己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政府讨价还价,并按照合同付款。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习惯的不同,信息时代的政府,将通过新的原则组织起来。一些司法管辖区和主权服务,将建立在一种“同类匹配”的系统上;在这个系统中,亲密关系,包括商业好感,是虚拟管辖区获得忠诚的基础。新的主权国家,还有可能是中世纪组织的延续,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例如有 900 年历史的耶路撒冷、 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马耳他骑士团。该组织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团体,目前有 1 万名成员,年收入达几十亿。 马耳他骑士团发行自己的护照、邮票和货币,并且与 70 个国家(现在有 100 多个)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正在与马耳他共和国谈判,以重新获得圣安杰洛堡的所有权。占有这个城堡,会使骑士团弥补他们缺少的领土要素,然后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马耳他骑士团有望再次成为一个微型的主权国家,它悠久的历史,使其能够很快被合法认可。在 1565 年的马耳他之围中,正是骑士团从安杰洛堡击退了土耳其人。事实上,在那之后,他们统治马耳他很多年,直到 1798 年被拿破仑驱逐出境。如果马耳他骑士团在未来几年内回归,那将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证明:法国大革命之后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在人类历史上,多种主权形式同时共存才是一种常态。

铱星卫星电话网络(今天的话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后现代主权模式,它也是建立在“同类匹配”的基础之上的。乍一看,你可能会觉得, 把蜂窝电话服务当作一种主权很奇怪;然而,铱星公司已经被国际普遍承认为一个虚拟的主权国家。铱星是一种全球移动电话服务,通过它,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从新西兰的费瑟斯顿到玻利维亚的查科,你都可以用一个独立的号码接听电话。考虑到全球电信的结构,为了使电话能够转接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铱星用户,国际电信当局必须接受铱星是一个虚拟国家,有自己的国家通信代码,即 8816。从一个由卫星电话用户组成的虚拟国家,到网络上跨国界的、连接更紧密的虚拟主权社区,从逻辑上说,是很短的一小步。自从晶体管被发明以来,带宽, 或者说通信媒介的承载能力,相对于计算能力,一直在成倍地增长。按照设想, 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那么在千年之交后不久,带宽将足够强大,使“元宇宙” (metaverse)能在技术上得以实现。元宇宙是科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在几年前构想出来的一个网络世界,它是一个密集的虚拟社区,有着自己的法律。

我们相信,随着网络经济不断繁荣,它的参与者必将会想方设法,去规避民族国家不合时宜的法律。新的网络社区,至少会像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一样富有,并有能力争取自身利益。事实上,借助影响深远的通信和信息战技术,他们将比骑士团站得更稳。我们还将探讨其他一些分散型的主权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小型团体可以租赁弱小民族国家的主权,经营他们自己的经济庇护所,就像今天被广泛许可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一样。

在未来,怎样描述主权个人之间,以及他们和残留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一套新的道德词汇。我们猜测,当这些描述新型关系的术语成为社会的焦点时, 很多来自 20 世纪民族国家“公民”时代的人,会非常生气。国家的终结和“个人的非国有化”,将使一些曾经被热烈拥抱的理念,变得没有市场;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这些理念的前提是即将被淘汰的权力关系。随着虚拟社区的凝集力越来越强,他们将坚持依照自己社区的法律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某个前民族国家的法律,仅仅因为他们碰巧生活在那里。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纪,同一地理区域内,多种法律体系将再次共存。

在火枪大炮面前,身穿盔甲的骑士妄图维护自己的权力,注定一败涂地;同样, 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公民概念,也必将被微处理技术所终结。它们会落得一个滑稽的下场,就像 15 世纪神圣的封建主义原则,在 16 世纪沦为笑柄一样。在转入 2000 年之后,20 世纪所珍视的公民观念,对新的几代人来说,搞笑且不合时宜。 21 世纪的唐吉坷德,不是为复兴封建主义而战斗的骑士,而是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官僚,一个满脑子想着审计公民的税吏。

边区(March)法律的复兴

除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很少把政府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实体;因而,现代人对主权的范围及其可能性的直觉已经萎缩了。在过去,权力往往是分散的,管辖是重叠的,不同类型的实体行使着主权的一种或多种属性;在这种权力等式中, 很难有某个集团能稳定地保持垄断地位。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下面并没有多少权力,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现在,比民族国家弱小的政府,它们在地方施加权力的垄断地位,就面临着持续的竞争。这些竞争,曾经改变了控制暴力和吸引效忠的形式,而新的改变很快就会出现。

当领主和国王们的势力单薄,往往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对同一块边境地区,有一个或多个团体主张权力,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占据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在中世纪, 有很多的边疆或“边区”(March)。在这些地方,主权重叠,暴力丛生。边区在欧洲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广泛存在于凯尔特人和英特兰人控制的爱尔兰地区之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法国和西班牙、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之间。边区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在下一个千年,我们很可能会重温它们。在边区,由于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当局,住在这里的人很少交税。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可以选择遵循谁的法律,通过“宣誓”或“封租”等法律方式。这些法律概念和方式现在都不复存在了;我们认为,它们将会成为信息社会法律的明显特征。

超越国籍

在民族国家之前,要历数存在于世的主权数量,是很困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组织多种多样,错综复杂。这种情形将会再次发生。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领土之间的分界线往往被划定得非常清晰,并固定为边界。到了信息时代,边界将会再次模糊不清;在新的千年里,主权将再次被分割;新的实体将会出现,它们将会履行部分被我们认为专属于政府的职能。

其中一些新的组织,如圣殿骑士团和中世纪的其他宗教军团,可能会掌握庞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但并不控制任何固定的领土。它们的组织原则,将与国籍完全无关。中世纪宗教团体的成员和领袖,他们在欧洲各地的统治权威,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绝非来源于国籍身份。他们具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宣誓忠实于上帝, 而不是同一种族成员间的亲缘关系。

赛博空间的商业共和国

你还会看到,具有半主权地位的商人和富人的协会将再次出现,例如中世纪的汉萨同盟。在法国和佛兰芒集市上经营的汉斯同盟,后来吸纳了六十多座城市的商人。汉萨同盟,在英语中是一个重复的命名,直译为“联盟式同盟”,由日耳曼商人行会组成,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及谈判贸易条约。在新的千年里,这种实体将重新崛起,代替苟延残喘的民族国家,在不安的世界提供保护,促进契约的履行。

简而言之,那些满脑子 20 世纪工业社会公民神话的人,对未来的期望会遭到挫败。其中包括对民主社会的幻想,这些幻想,曾经让天才和智者们都心驰神往。 它们假设的前提是,社会应该以政府希望的任何方式演进,当然,最好能根据民意调查和严格统计的选票。过去的 50 年,完美正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但现在, 它已经不合时宜了,就像生锈的烟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公民神话不仅反映出一种思维定式,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方法解决;也表现出一种错误的信心, 以为在未来仍然像在 20 世纪,资源和个体在政治强权面前脆弱不堪。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治上的多数,将推动社会进行重新的自我配置,以某些公众舆论既不理解也不欢迎的方式。到那个时候,认为历史将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观点,将被证明是多么地天真和充满误导性。

因此,你必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这至关重要。由外向内看进去,重新分析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从而获得新的认识。当传统思维和现实脱节的时候,如果你不能超越传统思维,那将沦为迷失方向的猎物。迷失方向是未来的流行性疾病, 它导致错误的决定,进而威胁你的事业、投资和生活方式。

“宇宙,当我们了解它时,就会获得奖励;当我们不了解时,就会遭到惩罚。当我们理解宇宙的规律,就能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反之,如果我们跳下悬崖,试图振臂飞翔,宇宙会令我们粉身碎骨。” 杰克·科恩和伊恩·斯特沃特(JACK COHEN AND IAN STEWART)

打开新视野

要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你必须理解,为什么它将与大多数专家告诉你的不一样。这需要仔细研究社会变革的隐形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尝试了一种非正统的分析方法,称之为“大政治研究”(megapolitics)。在之前出版的两本书《血流成河》(Blood in the Street)以及《大清算》(the Great Reckoning) 中,我们提出来,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不存在于政治宣言或者已故经济学家的声明里,而是隐藏在改变权力的运行边界的要素之中。通常来说,气候、地形、 微生物和技术的微妙变化,会改变暴力的逻辑;它们变革了人们组织生计及自我保护的方式。

请注意,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途径,与大多数预测型专家的都大相径庭。我们不会假装,在某个特定的“主题”上,比那些在上面投入了整个职业生涯、积累了高度专业知识的人,懂得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 与此相反,我们是从外面看进去,堪称门外汉。我们是在做出预测的主题的“周边”进行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必然的边界划在哪里。当边界发生变化, 社会必然随之改变,无论人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我们看来,理解社会演进的关键,是抓住决定是否使用暴力的成本要素和回报要素。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从狩猎部落到庞大帝国,都是由大政治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然法则”。无论何时何地,生命都是复杂的。羔羊和狮子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边缘展开互动。如果狮子突然更加迅猛,就能捕获现在抓不住的羊羔;如果羊羔突然长出翅膀,狮子就会饿死。 利用和抵御暴力的能力,是左右边缘地带生命体的关键变量。

把暴力放到大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完全有必要的。对暴力的控制,是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的最大困境。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写到的:

人们之所以诉诸暴力,是因为能够得到回报。可以说,一个人如果想要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别人的。一支军队夺取油田和一个暴徒抢夺钱包,完全是一回事。就像威廉·普莱费尔所说,权力“总是寻求通往财富的最现成的道路,那就是攻击已经拥有财富的人”。 繁荣富裕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掠夺性暴力能收获丰厚的回报。战争可以改变一切,它改变规则,改变资产和收入的分配,甚至生杀予夺。暴力确实好使,就是这一点,让它难以被遏制。

从这些角度思考,帮助我们成功预测了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而这些发展,是消息灵通的专家们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例如,1987 年出版的《血流成河》,是我们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大政治革命的最初尝试;当时我们认为,技术的变革正在破坏世界权力的平衡和稳定。我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 美国的优势正在下降,这将导致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可能再次发生 1929 年式的股灾。这个观点遭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否定。然后短短 6 个月内,1987 年 10 月,全球股市迎来了本世纪内最猛烈的抛售和震荡。

  • 我们告诉读者,等着看共产主义的崩溃吧。这一次,专家们又笑了。然而, 1989 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从波罗的海到布加勒斯特,共产主义政权被民主革命扫荡一空。

  • 我们解释道,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从沙皇手里继承的多民族帝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1991 年 12 月底,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苏联不复存在。
  • 在里根政府进行军备竞赛的高峰期,我们指出,世界即将迎来全面的裁军。 人们要么觉得荒谬,要么觉得不可能。然而,在随后的七年里,出现了一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裁军。

  • 当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都指着日本,相信政府可以成功地控制市场时,我们不以为然。我们预测,日本金融资产的繁荣将以破产而告终。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日本的股市崩溃,价值被腰斩。我们还认为,它最终的低点,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1929 年股灾华尔街遭受的 89%的损失。

  • 从中产家庭到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投资者,当每个人都相信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时候,我们警告说,房地产的崩溃即将到来。四年之内,由于房地产衰退, 全世界的房产投资者损失超过 1 万亿美元。

  • 早在专家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在《血流成河》中指出,蓝领工人的收入在下降,而且肯定将长期持续下降。在我们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差不多十年后,沉睡的世界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是真的。美国的平均时薪已经低于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时的水平。1993 年,按定值美元计算,美国年平均时薪为 18808 美元;1957 年,当艾森豪威尔第二次宣誓就职时,美国的年化平均时薪为 18903 美元。

虽然事后证明,《血流成河》里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但是仅仅在几年前,它还被那些固守传统思维的人认为是无稽之谈。1987 年,《新闻周刊》的一位评论家, 把我们的分析斥为是“对理性的不假思索的攻击”,反映出工业社会后期封闭的精神氛围。

你可能会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新闻周刊》和类似的出版物,会认识到我们的分析路线的价值,看到它揭示出一些关于世界变化的真知灼见。根本没有。 和《血流成河》一样,《大清算》的第一版也遭到敌视,被嗤之以鼻。多么类似《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断然否定我们的分析,认为它们就是“你的笨阿姨”在唠叨。

随他们笑吧。事实证明,《大清算》中预测的,并不像传统的卫道士所假称的那么荒谬。

  • 我们延伸了对苏联灭亡的推论,探讨了俄罗斯及其他前苏国家面临的问题, 如日益严重的内乱,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 我们阐释了 1990 年代将是缩减规模的十年,其中就包括,政府及商业实体首次在全球范围缩减规模。

  • 我们还预测,对收入再分配的条件要进行重大的调整,重新定义,福利水平将大幅降低。从加拿大到瑞典,都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苗头,美国的政客们也开始谈论“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

  • 我们预测并分析,“世界新秩序”将被证明是“世界新乱序”。早在波斯尼亚的暴行占据新闻头条之前,我们就警告,南斯拉夫将陷入内战。

  • 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前,我们指出,非洲即将崩溃的政府,会导致那里的一些国家事实上被接管。

  • 我们还预测并论述了,激进的伊斯兰教会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与西方对抗的主要意识形态。在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世贸中心被炸毁的几年前,我们就点明了,为什么美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将会激增。

  • 在洛杉矶、多伦多和其他城市的骚乱登上新闻头条之前,我们就预见了,城市中少数族裔的犯罪亚文化,将导致暴力犯罪四处弥漫。

《大清算》还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论点,没有得到完全证实,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发展水平。例如:

  • 我们认为,日本的股市会沿着 1929 年后华尔街的道路走下去,导致信贷崩溃 和经济大萧条。不过,虽然西班牙、芬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 30 年代的水平,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确实经历了局部的萧条,但是没有出现 30 年代全世界经济内爆的系统性信贷崩溃。

  • 我们曾预测,前苏联指挥控制系统的崩溃,会导致核武器扩散到一些小国家、 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手中。令人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至少没有达到我们担心的程度。不够据新闻报道,伊朗在黑市上购买了几件战术核武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伦敦时报》于 1998 年 10 月 7 日报道,”根据一家主要的阿拉伯报纸的消息,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恐怖主义领袖乌萨马·本·拉登, 已经从前苏阵营的某中亚国家获得了战术核武器”。也就是说,这些从前苏流出的核武器,目前还没有正式确认部署或使用。

  • 我们还论述了,“禁毒战争”会反过来颠覆警察和司法系统,特别是在毒品泛滥的国家,如美国。每年收获数百亿隐形的垄断利润,使得毒贩有能力也有动力,去腐蚀表明上很稳定廉洁的政府。虽然世界上的媒体偶尔会刊登一些报道,暗示毒资对美国政治体系高层的渗透,但这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见他人所不见

尽管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或者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是错误的,但我们的预测成绩甚是可观,经得起检验。1990 年代所发生的、未来的经济史要处理的很多课题,在《大清算》中都有预测或预计和解释。我们的预测,并不是对趋势的简单外推或延伸,而是认识到二战后被视为正常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背离。我们曾经警告过,1990 年代将与之间的 50 年迥然不同。翻阅 1991 年到 1998 年的新闻头条,不难发现,《大清算》的预测几乎每天都在得到证实。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孤立的现象,或者一时一地的麻烦,而是来自同一条断层线的冲击和震荡。旧秩序正在一场大政治的地震上颠簸,而这场地震将颠覆原有的体制,改变有头脑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毫无疑问,暴力决定着世界的运行和变化,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一点。在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和经济学家看来,暴力好像只是一种轻微的刺激,就像在蛋糕周围嗡嗡作响的一只苍蝇,而不是烘焙它的厨师。

另外一位研究大政治的先驱

实际上,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清晰思考的人少之又少,以致于关于大政治分析的著作,只需一张纸就能列完。

在《大清算》中,我们借鉴了一本大政治分析的经典,并详细阐述了其中的论点。 这本书是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强盛国家衰落的永恒原因》(An Enquiry into the Permanent Caus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owerful and Wealthy Nations),出版于 1805 年,早已被世人所遗忘。另外,弗里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的作品,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莱恩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写了几篇相关文章,洞若观火, 清晰透彻。其中最全面的应该是“有组织暴力的经济后果”,发表在 1958 年的《经济史杂志》上。除了少数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鲜有人阅读,大部分看过的人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普莱费尔一样,莱恩的著作,也是写给当时还不存在的读者的。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

早在信息时代之前,莱恩就发表了他的作品,探讨暴力和战争的经济意义。他写这些东西,并不是提前预见到了微处理技术及其他技术革新;但是,他对暴力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信息革命下的社会重构,建立了一个框架。

莱恩为未来打开的窗口,来自于他窥视过去的窗口。他主要研究中世纪的历史, 特别是威尼斯,一个在暴力的世界中崛起又沉沦的贸易城邦。在思考威尼斯兴衰成败的过程中,莱恩注意到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认识未来。他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决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问题上,怎么组织和控制暴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相信,莱恩关于对暴力的竞争的分析,会对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生活变迁有诸多启示。但是,这么抽象的不时髦的观点,不要指望大多数人能注意到,能跟得上的人就更少了。世人的注意力,都盯在充满谎言的政治辩论和刚愎浮夸的名人身上,大政治的蜿蜒迂回,依然无人理会。

普通的北美人,可能会浪费百倍的时间在O.J.辛普森和莱温斯基身上,相比于他们对微处理技术的关注。而正是这些技术,将淘汰他们的工作,颠覆他们赖以获得失业补助的政治制度。

期望的幻觉

并不是只有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才有这种忽视根本重点的习性。各式各样的专家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假象,认为是人们持有的观念决定了世界变化的方式。一些看上去老谋深算的分析家们,沉溺于各种解释和预测,把历史的重大变迁理解为是人们的期望推动的。就在我们写《再见, 民族国家;你好……未知?》的时候,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很显著地反映了上述推理,作者是尼古拉斯·科尔切斯特。不只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民族国家之死,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科尔切斯特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标杆,来反射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常规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科尔切斯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作者身份是《经济学人》情报部的编辑部主任。 如果有谁可以对这个世界形成一种现实的观点,那应该是他。而他在文章中多处明确指出,从逻辑上说,“世界政府的到来”势不可挡。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摇摇欲坠,没办法再控制经济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这种假设近乎荒谬。仅仅因为一种治理方式失败了,就认为某种特定的新型治理方式必然会出现,这简直就是谬论。按照这种推理,海地和刚果早该有更好的政府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政府明显不行。

在北美和欧洲少数思考上述议题的人中间,科尔切斯特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是更宽宏的大政治力量,决定了某种政治制度的实际可行性。本书的重点就在于此。把正在塑造新千年的技术纳入视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微型政府,甚至更接近无政府的状态。

人人按规则行事,而暴力在决定规则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这一主题的严肃分析,我们看到了几十本云遮雾罩的书,里面写的都是小麦补贴;还有几百本神神道道的书,都在讲货币政策。对于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这种思考上的不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权力的配置能保持相对的稳定。睡在河马背上的小鸟,不会想到失去栖息地,直到河马活动起来。梦境、神话和幻想,在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暴力的角色,在关于经济公正的大量文献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关于经济的公正与不公正,已经有数以百万级的文字在述说、在描述,每一页都可以用来仔细分析,暴力如何塑造了社会,并设定了经济运行的边界。然而,现代语境下关于经济公正的表述,却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社会是由一种强制性工具支配的, 这种工具如此强大,它可以夺走生命中一切的美好,然后重新分配。而事实上, 这种权力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几代人身上;现在,它正在衰退。

社会保障的老大哥

在 20 世纪,工业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手段。有一段时间, 政府对暴力的垄断越来越高效,留给个人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小,看上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本世界的中叶,没有人会期望主权个人的胜出。

根据当时看到的证据,20 世纪中期一些最睿智的观察家确信,民族国家权力的集中,将会导致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极权统治。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 年出版)中,老大哥看着每个个体徒劳地挣扎,想维持他们自主和自尊的余地。 而这似乎是一场必败的抗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 年出版),以更学术性的视角论述了,自由在被一种新的控制经济的方式所剥夺, 国家正在成为一切的主宰。

这些作品,都是在微处理技术出现之前写的。而微处理,以及它孵化的一系列其他技术,提高了小型团队乃至个人独立于中央权威运作的能力。尽管哈耶克和奥威尔这样的观察家都目光如炬,但他们过于悲观。历史已经展开了它的惊喜。共产主义极权勉强撑过了 1984 年。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压制微处理技术的解放力, 下一个千年,还将出现一种新型的农奴制。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和自治。我们的父辈所担心的事情,也许将被证明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永恒不变的社会特征,现在看起来注定会消失。无论必然性给人类的选择设定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重新组织生活。

做预测的风险

毫无疑问,就社会组织以及将组织紧密连接起来的文化,试图对它们深层次的变化做出预测和解释,会使我们小小的尊严受到威胁。人们做出的大多数预测,如果放到很长的时间范畴内,读起来都很蠢。而且他们设想的变化越剧烈,下场越难堪。世界没有终结。臭氧层没有消失。即将到来的冰河世纪,融化在全球变暖之中。与所有的警报相反,石油也没有枯竭。安特罗伯斯先生,《九死一生》(the Skin of our teeth,一部戏剧,关于人类生活的三部曲,译注)中的普通人,避开了冰冻,躲过了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威胁,并且无视专家报告的警示,自然地老去。 大多数“揭示”未来的预言,很快都沦为了笑料。即使为了自己的面子,人们有很强的动机做出尽可能清晰的思考,但是,前瞻性的眼光也往往被证明是短视的。 1903 年,梅赛德斯公司说,“全球的汽车数量永远不会达到 100 万辆,原因很简单,全世界不可能有 100 万名技工,能够被训练成司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本应该闭嘴的,但是没有。我们不害怕站在队伍中,迎接应得的嘲笑。如果我们大错特错,后人可以尽情嘲笑,假如有人记得的话。敢于表达,就甘冒犯错的风险。我们还没有僵硬无用到害怕犯错的地步,远远没有。我们宁愿冒险提出可能对你有用的想法,也不想因为事后回顾起来可能有些夸大或尴尬,而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正如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睿智地指出,预测未来经常会失败,两个首要的原因是“缺乏勇气和缺乏想象力”。在这二者当中,他写到:“缺乏勇气似乎更加常见。有时候,即使给定了所有相关的事实,那些冒牌的预言家也看不出来,它们指向一个必然的结论。有些失败是如此滑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对信息革命的探索,与未来的现实在哪些方面不符,这当然不可避免, 但原因更多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而不是缺乏勇气。预测未来始终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它激发人们的怀疑。也许时间会证明,我们的推断谬之千里。但是, 与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我们不会假装自己是预言家。我们不会在一碗水里搅动魔棒,或者使用占星术。我们也不会写神秘的诗句。我们的目的,是就某些对你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一份清醒、独立的分析。

我们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异端,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有义务讲出来,不然的话, 它们就没机会被听到。在工业社会晚期封闭的精神氛围中,思想已经不像它应有的那样,可以通过当前的媒体自由地传播。

本书是我们一起写的第三本,它出于建设性的精神,延续了《血流成河》与《大清算》,分析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大变革的各个阶段。这是一场思维的练习。本书重点探讨工业社会必然死亡,社会将以新的形式重构。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 会看到惊人的发展悖论。一方面,随着主权个人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一种新式自由的实现,并有望见证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20 世纪成长起来的、被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关于平等的保障,也势必随之烟消云散。我们预计,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民主,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网络市场上新的民主选择。如果我们推论正确的话,下个世纪的政治,将比我们已经习惯的政治更加多样化,但重要性会大大降低。

我们相信本书的论点并不难理解,尽管它穿越的领域类似知识上的荒郊野岭和穷街陋巷。如果书中有什么地方晦涩难懂的地方,那不是因为我们在耍机灵,或者在含糊其辞,像某些所谓的预言家发表的神秘声明。我们绝不会模棱两可。如果我们的论点不够清晰明确,那是由于我们写作能力的不足,没能把引人注目的观点表达得浅显易懂。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甚至复制我们的思路。它不是出于灵异的遐想或者行星的回旋,而是基于老派的、不讨人喜欢的逻辑。正是基于逻辑,我们认为微处理技术必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同时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比你想象的更早更快; 但你至少可以预见到其中的一些细节,这既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预测未来的讽刺性

几个世纪以来,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805 年前, 圣·马拉奇就把 2000 年定为最后审判的日期。美国通灵师埃德加·卡伊斯在 1934 年说,在 2000 年,地球的轴心将发生移动,加利福尼亚将裂为两半,纽约市和日本将没入大海。日本的火箭科学家板川秀夫在 1980 年宣布,1999 年 8 月 18 日,众行星将排列成“大十字”,地球将遭受大范围的环境灾害,人类生命因此终结。

这些天启式的幻觉,后来遭到无尽的羞辱和嘲笑。公元 2000 年,虽然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整数,但也只是西方采用的基督教历法的一个随意产物。其他文化中的历法和纪年系统,计算每个世纪和千年的起点与此不同。例如,按照伊斯兰历法,公元 2000 年就是 1378 年,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年。按照中国历法,每 60 年一个轮回,公元 2000 年只是另外一个龙年;它是一个连续周期的一部分,向上延伸到过去的几千年。不过,人们对 2000 年的特别关注,不仅仅因为神学。这一年之所以被看重,除了基督教传统的加持,也受到本世纪中期信息技术局限性的影响。所谓的 Y2K 问题,也就是计算机的千年虫危机,它是潜藏在数十亿行代码中的逻辑缺陷,可以在千禧年的午夜关闭工业社会的基本元素,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接近于末日状态。因为大量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使用的,是早期计算机保存和回收的软件。当时每兆字节的内存空间价格达到 60 万美元,比黄金还要昂贵。为了节省宝贵的空间,早期的程序员只用一年的最后两个数字来记录日期。这种两位数日期的惯例,被广泛应用到了大型计算机的软件当中,乃至大部分的个人计算机和嵌入式芯片。微处理器几乎可以控制一切,从录像机到汽车点火系统、安全系统、电话、控制电话网络的交换系统、工厂、发电厂、石油公司、化工厂、管道等的过程和控制系统等等。因此,1999 年缩写为两位数就是 “99”。问题是,当“00”出现在 2000 年的时候,很多计算机会把它读成 1900 年。这可能导致大量没有调整过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无法识别日期栏中的 2000 年。

这种情况会引发大规模的数据破坏,它也意外启发了未来信息战的新潜力。在信息时代,潜在的对手可以通过引爆“逻辑炸弹”,破坏底层数据,进而瘫痪建立在该数据之上的关键系统,从而克敌制胜。比如,在一项军事演习中,如果你能攻击对飞机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就不需要再击落它了。破坏数据,和使用物理武器一样,都能瘫痪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认真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觉,它潜在的影响极其深远。例如,1997 年 12 月 14 日《伦敦邮报》报道,由于担心航空运输控制系统会出事,全球的航空公司计划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取消数百次航班。据波音公司称,有大量飞机需要进行千年虫修复。很多设备如果在一个无效的日期记录一个事件,就会导致混乱。操作飞机的线性计算机控制系统,如果在编程运算中得出结论,飞机的最后一次关键维护是在 1900 年,就很可能会出现故障,甚至进入一个错误的死循环而崩溃。

逻辑炸弹会导致有缺陷的控制系统失灵,由此带来的致命反馈效应,可能会使很遗憾地使千年之交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要知道,即使你很幸运,没有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坐在半空中的航班里,你也会被很多进入错误循环而关闭的设备所影响。

我们建议你避免使用不符合 2000 年标准的心脏起搏器,或避开醉酒的千禧狂欢者可能引起的事故。如果心脏起搏器关停,电话系统可能也一样,所以救护车永远也不会来。如果你不是住在巴西或乌克兰,你也许习惯了拿起电话或打开车载电话,就能自动获得拨号音;所以,令人高兴的是,你不用关心电话系统运作的技术细节。但事实上,电话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是高度依赖日期的。所有通话的日期和时间,都会被记录在一个日志上,这对计费至关重要。如果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 11:59:30 时,你打了一个一分钟的电话,在而 12 点整的时候,系统把你的通话时长计成了超过 99 年,从而发生错误和崩溃都是可能的。虽然长途电话公司正在花费巨资升级交换机,以使其符合 2000 年的要求,本地服务供应商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但如果有哪怕一小部分公司未达到标准而停机,也会使整个网络受到影响。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如果你能获得一个拨号音,你就已经很幸运了。

用千年虫专家彼得·代·雅格(Peter de Jager)的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打电话,那我们就什么都干不了。我们的电子专注,我们的交易,还有银行业务。”而千年虫故障的后果可能远不止这些。

今天还没有人知道,关键系统因千年虫问题而崩溃的话,波及面会有多大。1976 年以后制造的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其中的嵌入式系统都不能重新编程,如果它们对日期敏感不能运行,就必须更换。(也许你不会与戴着不符合要求的心脏起搏器的人,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汽车可能也无法启动。)嵌入式系统还广泛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发电厂、水厂和污水处理系统、医疗设备、军事设备、飞机、离岸石油平台、游轮、警报系统和电梯。虽然很多微处理器组件的功能对日期不敏感,但它们内部的操作可能依赖于一个时钟,而这个时钟受千年虫的影响。

大型主机和 2000 年的定时炸弹

Y2K 问题最初成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政府和大公司的大规模指挥控制系统,涉及到部署在大型计算机上的超高交易量。因为它们在大型机上运行,而大多数软件都是几十年前开发的,基本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彼得·雅格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提出关于 Y2K 的警报时,主要就是针对需要升级的大型多处理器主机的操作系统。雅格先生担心,所有使用着脆弱系统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即使在几年前开始了崩溃修补计划,可能也找不到足够多精通 COBOL(旧的大型机编程语言)的程序员,来完成对日期敏感代码的修补和替换。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爆发,而且很多系统的操作者才刚刚开始评估它们的脆弱性,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大量的大型机系统无法顺利运行到 2000 年。

这无疑是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按照现在的经济机构,除了使用计算机处理,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多数企业,如果它们的规模大到需要主机来处理业务,那么它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交易量,这么大的交易量是 19 世纪的老式文书系统无法管理的。 如果这些企业不得不恢复到使用纸张,那它们只能完成正常交易量的一小部分。 这种程度的业务下跌对收入的冲击,将危及所有公司的生存,除非是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公司。

几乎所有与钱相关的东西——发票、采购和工资系统,加上库存控制和执行标准 ——都会被破坏。大量的数据将会丢失,因为计算机遇到 Y2K 问题时,可能会崩溃或喷涌出虚假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系统能够立即崩溃,而不是以复合的方式破坏数据,直到发生大规模的故障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当一个备份工具把源自 1999 年 4 月 7 日的文件,复制到 2000 年 4 月 1 日的更新系统中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计算机会不会把一份“1900 年”(其实为 2000 年,译注)1 月 4 日的保险单支付收据,理解为该保单已经违约一个世纪,从而使该保单被取消并从文档中被删除?对于那些跨越新千年的贷款,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计算机是否会要求支付百年的利息?你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是否会保留你账户余额的准确记录,并及时为你提供资金证明?这些只能算是千年虫问题给你带来的一些有趣的窘境。

“这可能是千年虫问题中最具破坏力的部分。这不是晚发几天工资造成的不方便,而是将会血流成河。” -里昂·克柏曼博士(DR.Leon Kappelman) 信息管理协会 2000 年工作小组联合主席

在你的关注清单上,最重要的是如果千年虫故障导致电力中断会发生什么。没有电,即使大多数没有受到千年虫影响的系统也无法运行,如你的冰箱、冰柜,甚至是你的热源。千年虫的兼容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核电站安全的访问和控制功能。 例如,核设施的工作人员需要佩戴计量检测工具,测量他们在核电站中受到的辐射量。这些工具被定期分析,辐射量的数据会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然后计算机控制着工作人员能够进入核设施。显然,如果计算机发生故障,那么这些精心设计的控制措施,原本旨在确保运行安全和正常维护的,将全部化为泡影。而更严重的是,核管理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许多“与安全无关的,但极为重要的计算机系统,主要是关于核电站的数据库和数据收集”,对日期很敏感。

传统型发电站在千年虫问题面前也非常脆弱。首先,以煤为动力的工厂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把煤运送到锅炉的地面运输系统会出问题。在 1997-1998 年的冬季供暖季节,煤电运营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迫减少产量,因为南太平洋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系统合并后,西部煤炭的铁路运输变慢了。问题就在于两家铁路公司使用的计算机控制和调度系统之间不兼容。根据联合太平洋公司发言人的说法,尽管联合太平洋技术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开发计算机化运输控制系统的行业领导者,但整合这两个系统却成为了一场“噩梦”。由于编程上的困难,该铁路公司无法准确跟踪货运车辆的移动。联合太平洋公司不能顺利完成与南太平洋公司的合并,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说明千年虫逻辑炸弹,对交通、电力和其他经济方面,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然而,对电网最大的担忧在于,整个系统都受到敏感的监测和计算机控制,以便将电力从过剩的地区转移到不足的地区。这个过程必须由计算机仔细监控,防止电力浪涌和系统故障。所有电力传输都要记录时间和日期,用来确定供电时长, 这点与电话很像。虽然用来连接的是重型的机械继电器,但它们是由计算机控制着。这些计算机对负载平衡至关重要,但它们可能会因为与电话网络相同的原因而失灵。实际上,北美的电力负荷分配控制系统,是通过 T-1 线路和电话微波链接联网的。因此,如果电话网络出现故障,你就知道,电力也会瘫痪。要记住, 1998 年 1 月加拿大的经验表明,一旦大面积停电,要让系统重新运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停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会很麻烦。

千年虫与核武库

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寒冬时节停电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并有可能威胁到健康, 特别是对那些依赖电热源和医疗设备的人。但是,最坏的情况可能比这还要糟。 据克林顿总统的 Y2K 转换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科斯基宁说,美国的军事武器库可能会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午夜时分停止运作。虽然科斯基宁表示他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但他补充说,“有些事需要担心。”关于核导弹,需要担心的是,“如果数据出问题,它们真的会爆炸。”

当然,这种担忧同样或更加适用于俄罗斯的核导弹。破产的俄罗斯,要把系统升级到符合 2000 的要求,比美国更难。而且有证据表明,俄罗斯还没有认真对待 Y2K 的转换问题。虽然人们会祈祷不要发生意外发射,但毫无疑问,2000 年之交很可能会加剧全球的不稳定风险,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国家的军事通信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就像科斯基宁所说:“如果你正在某个国家里坐着,突然间你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你的通讯方式也都失灵了,你会更加紧张。”因此,这一点也应该列入你的千年虫顾虑清单。逻辑定时炸弹可能导致真正的炸弹被发射,这一事实,突出了信息战对中央指挥控制系统的威胁。

如果恐怖分子想攻击任何中央系统,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行动,因为这是各种系统最脆弱的时候。不仅通信系统最紧张,还有可能出现电力故障,车辆无法启动,警察、救援和救护车、911 服务无法工作,等等。而且, 很多你现在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功能,如空中交通管制,可能都会停止运转。没电意味着没水;污水处理系统会停工;交通灯会熄灭。在交通系统崩溃后的几个小时内,超市的食物会被买光(或抢光)。根据美国城市的最近经验,你可以认为, 没有点,没有水,很多人没有暖气,没有灯光,以及与紧急服务相关的部分通讯, 包括警察和救援,所有这些加起来就等于没有了人类文明。虽然没有人能确定 Y2K 问题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它可能导致街头抢劫和暴乱,特别是如果人们得知,大范围的工资、福利和养老金都将无法发放。

“我们不再是旧日的自己,而是开始成为新的样子。”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DE FIORE)

关于新千年的不详预感,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神学,但它确实落在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基督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修士)的千年传说之中。约阿希姆的沉思使他相信,基督只是“历史的第二中枢”,而另外一个中枢也注定要打开。哲学家迈克尔·格罗索(Michael Grosso)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信息革命正在引导人类的历史,朝着实现西方世界预言的愿景前进;他称之为“科技启示”。不管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受到千年愿景的影响,千年虫问题,都是西方主流关于时间想象的一个产物。它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补充了人类关于末日的梦境、遐想和幻觉,或者是对幻觉的数字解释,就像牛顿对但以理预言的润色。

这些直觉上的跳跃,始于一种特定的视角,就是把基督的诞生看作是历史的中心。 还有超级整数(指 2000)的心理暗示作用;所有的股票交易员都知道,超级整数有别具一格的影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第二个千年,必然成为拥有直觉的人们的想象焦点。

一个批评者很容易指出上述预言的愚蠢之处,他甚至都不用攻击天启和最后审判之类的神学概念,这些概念赋予了预言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们含糊不清、充满争议。有意思的是,计算机超越了千年虫问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故障(意指 2000 年并没有那么可怕,译注)。不然的话,就是在基督教自身的框架内,也有证据可以降低 2000 年的重要性。2000 年被认为可能成为下一历史阶段的拐点,只是因为它把新千年的到来错误提前了。严格来说,下一个千年要到 2001 年才开始。 公元 2000 年只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是耶稣诞生后的第两千年。如果耶稣是诞生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年,那么也没错;但是他没有。公元 533 年,耶稣的诞辰取代了罗马建国的日子,成为西历纪年的基础。当时引入这套新惯例的僧侣,把耶稣的生日算错了。现在人们认为,耶稣实际上诞生于公元前 4 年;照这么算的话,他出生后的整 2000 年,应该是在公元 1997 年的某个时候。因此,卡尔·荣格为新时代的开始,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日期(在前文中,荣格预言新时代会在 1997 年到来)。

如果你觉得好笑的话,不妨一笑;不过,我们并不鄙视或者否定对历史的直觉。 虽然我们的论点建立在逻辑上,而不是遐想中;但是我们对人类意识的预言能力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它救赎了疯子、灵媒或圣人的幻觉。2000 年的这次转变可能也会如此。这个长期固定在西方人想象中的日期,可能就是那个宿命的转折点。至少有一半的人确信,历史自有定数。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相信它确实如此。

我们的直觉是,历史自有定数;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只是一体两面,同一现象的两个版本。人类的互动塑造了历史,但是他们的表现又好像宿命使然。就像电子等离子体,是一种电子浓度很高的气体,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也是这样。电子个体的自由运动,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为是互相兼容的。就像大卫·博姆(David Bohm)对电子等离子体的描述,人类历史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

要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就要对人类社会如何服从自然演进中的数学运算,形成一种现实的直觉。和大部分人所期望的不同,现实是非线性的。要理解变化的动力,你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具有周期性和不连续性。历史的某些特征有重复的趋势,但是那些最重要的变化,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往往是突然的而不是渐进的。

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周期中,有一个神秘的五百年周期,好像标志着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随着 2000 年的到来,我们被一件怪事所困扰,那就是每一个能被 5 整除的世纪,它的最后十年都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深刻转型。就像生和死划定了人类的世代,这种衰亡和重生的模式;代表着社会组织的阶段更新。至少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就是如此。公元前 508 年,随着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革,希腊的民主制度登上历史舞台。随后的 5 个世纪,是古代经济增长和强化的时期,到公元前 4 年,耶稣诞生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在接下来的 500 年里,繁荣衰退,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 5 世纪末崩溃。威廉·普莱费尔对此的总结值得重温,“罗马最伟大的时刻……当属基督降生时;而同时它也开始逐渐衰落,直到 490 年。”就在那一年,最后一个罗马军团被解散,西方世界陷入了黑暗时代。

随后的五个世纪里,经济萎缩,长途贸易停滞不前,城市人口下降,流通中的货币不断减少,艺术和文化几乎完全消失。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使曾经可以有效解决争端的法律,逐渐被更原始的方式所取代。报血仇的现象,从五世纪末开始明显增多。而第一次有记录的神明审判,就刚好发生在公元 500 年。

历史来到一千年前,第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次见证了“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巨大动荡”。在这些年发生的变革中,最不为当时人们所知的,当属封建革命,它萌芽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完全混乱的时期。巴黎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居伊·布瓦 (Guy Bois),在他的《第一个千年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 中写到,十世纪末的这次大断裂,使古代制度的残余彻底崩盘,然后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催生出了一种新事物,那就是封建主义。用劳尔·格拉伯(Raoul Glaber) 的话说,“有人说是整个世界全心一致地抖落掉了古代的破烂。”突然出现的新制度,适应了经济的缓慢复苏。在被我们称为中世纪的500年里,货币和国际贸易得到了重生,伴随着算术、识字和时间意识的回归。

然后,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时的欧洲,刚刚摆脱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赤字,就立即开启了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征服。这次的转型,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时期;“火药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名称,代表了它的不同侧面。查理八世带着全新的青铜大炮,入侵意大利,以一声巨响, 宣布了新时代的开幕。这个时代的变革,涉及到一个开放的世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它的缩影。对新世界的探索,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经济增长。 它还涉及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还有印刷术等新技术的涌现,促进了时代思想的广泛传播。

如今,我们正坐在另外一次千年变革的门槛之上。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大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千禧年的午夜时分,可能会像古代的马车一样分崩离析。工业社会已经时日无多,不管它是否会在千年虫的逻辑炸弹下立刻崩溃。信息社会的到来将彻底改变世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你完全有权利怀疑这一点;毕竟,在一个千年里只重复两次的周期,还没有足够多的迭代数据,使它在统计学上显得令人信服。实际上,即使更短的周期,也会被经济学家们怀疑,要求提供更多能够满足统计学标准的数据。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教授曾经写道, 要确定四年或八到十年贸易周期的存在,“我们最好等上几个世纪。”按照这个标准,罗伯逊教授需要大约三万年,才能确定五百年的周期,是不是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我们没那么教条,或者说我们更乐意捕捉历史的暗示。我们认识到, 现实的发展模式,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静态和线性平衡模型,要复杂得多。

我们相信,公元2000年,不只是连绵不绝的时间进程中一个明显的分割点,而是旧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之间的一个拐点。工业社会正快速成为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消亡可能会因为早期计算机昂贵的内存而加速,它迫使人们广泛采用了两位数的日期设置。当Hallerith牌打卡机只能容纳80个字符时,缩写日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让早期程序员没有想到的是,缩写日期成为了意外的逻辑炸弹,埋伏了40年,它对工业社会的威胁持续到千禧年的结束。美国政府预算管理委员会,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1997年2月7日发布了《让联邦计算机为 2000年做好准备》的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计算机“除非被修复或替换, 否则在世纪之交,它们可能会因三种情况而报废:拒绝运行正常条目;计算错误; 或者根本不工作。” 这三种结果的结合,会使工业社会无法正常运转。

不管怎样,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将注定被一种小型化的新技术所取代,短期内的危机只会加快这一进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催生出一门新的科学,非线性动力学;它已经发展出来的惊人结论,还只是一些线索,尚未编织成一套系统的世界观。虽然生活在计算机时代,但我们的梦想还在织布机上旋转。我们还依照着工业社会的隐喻和观念在生活,还没有从奇怪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计算机和物理学名词)的角度去想象世界。我们的政治还横跨在左翼和右翼的工业鸿沟之上, 而绘制这些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今天活着的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看来,随着世界的转变,工业时代的“常识”,在很多领域都没有用了。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 1911 年,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和“西方的没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85 后的今天,我们也预感到“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而且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注定了(斯宾格勒语)。” 和斯宾格勒一样,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正在衰亡;与之相伴的是,自哥伦布大航海与新世界建立联系以来,主导了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秩序也将崩溃。但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千年里,西方文明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在历史上,如同在自然界中,生与死是同样平衡的。”
约翰·惠泽加(JOHAN HUIZINGA)

现代世界的没落

在我们看来,你们正在亲眼目睹现代时期的衰亡;驱动它的是一种无情且隐蔽的逻辑。人们普遍还没有认识到,CNN 电视和报纸更没有告诉你们,下一个千年将不再是“现代”。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想暗示未来是野蛮或落后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大;我们是想强调,现在开启的历史阶段与你出生时的阶段,有本质的不同。

变革正在到来。正如农业社会和狩猎采集的部落大相径庭,工业社会与封建社会或自耕农体系有天壤之别,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与旧世界的一切也天差地别。 在新的千年里,政治和经济不会再像近代的几个世纪那样,组织规模庞大,笼罩在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给你带来了世界大战、流水线、社保、所得税、除臭剂和烤面包机的文明,正在走向死亡。除臭剂和烤面包机可能还有机会幸存,其他的就没戏了。就像一个古代的强人,民族国家的倒计时以年和日为单位,而不是以世纪或年代为单位。

政府管理和强制的权力,已经大大丧失。共产主义的崩溃,标志着一个长达五世纪的周期的结束;在该周期中,政府权力的规模压倒了组织的效率。那是个暴力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时期,现在不是了。在世界史的维度,一个阶段性的转变正在开始。实际上,在下一个千年,当未来的吉本(历史学家)编著“曾经的现代时期”的衰亡史时,他可能会宣布,在你读到我们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时期就已经结束了。他可能会像我们一样认为,回首往昔,现代时期终结于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或者说是 1991 年苏联的灭亡。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作为文明演进中的代表性事件,定义我们所知的“现代时期”的结束。

人类历史的第四阶段正呼之欲出,而它最难预测的部分,可能是它的称呼。你可以叫它“后现代”、“网络社会”或“信息时代”,或者你自己起一个名字。没人会知道,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绰号。

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刚刚过去的五百年,在以后是不是还会被继续称作“现代”。 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词语的引申含义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叫了。它更贴切的名称,应该是“国家时代”或者“暴力时代”。但是,这样的称谓,不符合目前定义历史时代的时间谱系。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现代”是关于现在或近代,区别于遥远的过去;在历史应用中,通常是指中世纪以后的时期。

西方人只有发现中世纪已经结束了,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是“现代人”。在公元 1500 年之前,没有人会认为,封建时代是西方文明的“中间”阶段,是中世纪。道理很明显:一个时代被认为是夹在两个时代中间,如果这么说没错的话, 那么在此之前,这个时代肯定已经结束了。那些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不可能想象到,自己是活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中间阶段;直到他们意识到,不仅中世纪已经结束,而且中世纪文明与黑暗时代或古代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的文化中存在着盲点。关于生活的最大边界的变化,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没有相应的词汇去描述。自从摩西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剧变,但只有少数异端人士殚精竭虑,思考了人类文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它们是怎么被触发的?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有哪些模式可以帮助你判断,它们何时发生、何时结束?英国或美国什么时候会走到尽头?这些问题,你很难通过常规的思维找到答案。

预言未来是人类文化的禁忌

从既有系统的外面看问题,就像一个舞台工作人员试图和剧中人强行对话一样, 它违反了那些保持系统运作的惯例。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含有一个重要的禁忌, 那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思考该秩序将如何结束,以及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应该使用什么规则。隐藏的含义就是,不管既存的是什么系统,它都是最后的或唯一的系统,将永世不衰,万寿无疆。这话说得有点直白。读过历史的人,如果在书中看到这样的观点,恐怕很少有谁会认为这种假设是现实的。然而,这就是统治世界的传统。每一种社会体系,不管它对权力的掌控有多强,或者多弱,都会装出一副千秋万代、永不可能被取代的样子。它们一言九鼎,或者定于一尊。原始人认为,他们的系统,就是组织人类生活的唯一可能。经济上更加复杂的系统, 也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人类发展的顶点。无论是紫禁城里的中国官吏,还是克里姆林宫里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或者是华盛顿的众议院议员, 当权者要么根本无视历史,要么认为自己登上了历史的巅峰,相比既往的众生以及未来的先锋,他都要更加优越。

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么做也没错。一个体系越是明显地接近尾声,人们就越不愿意遵守它的法律。所以,任何社会组织,都会倾向去阻止或淡化那些预测它灭亡的分析。仅仅这一点就确保了,当重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时,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如果你对未来一无所知,那你可以放心,即使剧变当前,正统的思想家们也会视而不见,更不会通知你。

你不可能依靠传统的信息源,等待它们向你发出客观和及时的警告,告诉你世界将如何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变。如果你想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除了自己去弄清楚,基本没有别的选择。

超越显而易见

这意味着你要有能力穿越显见的事实。历史记录表明,即使是那些事后看来真实确凿、无可否认的变革,在它发生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都不被人们接受和承认。想一下罗马的衰亡,这可能是基督教时代第一个千年里最重要的历史进程。但是,在罗马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它仍然幸存的虚构故事,还在不断地向公众散布,就像经过防腐处理的列宁的尸体。那些对“新闻”的理解建立在官员的糊弄之上的人,要等到很久以后,当那些信息与现实已毫不相干,他们才会了解罗马已不复存在。

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古代的通讯不够发达。即使 CNN 能够奇迹般地在古罗马开展业务,在公元 476 年的 9 月,用录像带记录下一切,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拉文纳被俘,被迫退居到坎帕尼亚的一栋别墅里,在那里领着奉养金。即使沃尔夫·布里泽(CNN 记者)在 476 年用微型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但要把它定性为罗马帝国结束的标志,不管是布里泽还是其他人,恐怕都不敢这么说。然则,后世的历史学家正是这么定性的。

CNN 的编辑应该也不会批准一个头条新闻说,“罗马亡于今夜”。当时掌权的人,不会承认罗马已经灭亡。兜售“新闻”的人,基本不会陷入到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争论中。他们也许是偏颇的,甚至极度偏颇,但一般不会发出可能导致读者取消订阅的报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技术上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人报道罗马的灭亡。专家们会站出来说,讨论罗马的衰落,简直大逆不道。如果不附和这样的说法,就会对生意不利,或者对报道者的健康不利。毕竟,在五世纪的罗马,掌权者是野蛮人,他们不认为罗马已死。

这不仅因为当局会威胁,“不要报道,否则我们就杀了你。”还有部分原因是, 在五世纪的后期,罗马已经堕落不堪、腐烂透顶,以致于当时活着的人对它的“衰落”根本没有感觉。事实上,过了一代人之后,马尔切利努斯伯爵(Count Marcellinus)才首次提出,“西罗马帝国和这位奥古斯都一起灭亡了。”又过了几十年,也许几个世纪,人们才普遍承认,西罗马帝国已经彻底作古了。当然了, 查理曼大帝在公元 800 年的时候,还认为他是合法的罗马皇帝。

重点并不在于说,查理曼大帝和所有在 476 年之后还以传统思维理解罗马帝国的人都是蠢货。恰恰相反。对历史发展的定性经常是模糊的。当占据权力主导地位的机构被迫讨价还价,去强化一个对它们有利的结论时,即使这个结论是基于伪装和糊弄,也只有少数性格刚硬、观念强烈的人,才敢站出来反驳。把你自己放到五世纪末罗马人的位置上,就很容易想象到,一个“啥都没变”的结论更加诱人;这种态度还很乐观。如果不这么想,那感觉就很可怕了。既然一个让人岁月静好的结论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做出一个令人恐惧的推论呢?

毕竟,有一点会被人们拿出来证明,一切事务还在照常进行。过去的人也这么做过。那就是罗马的军队,特别是边境驻军,几个世纪以来就处于野蛮化的状态。 到公元 3 世纪,军队宣告新皇登基已经是很常规的操作。到 4 世纪,甚至军官都日耳曼化了,而且大部分是文盲。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赶下皇位之前,暴力推翻皇权的事,已发生过很多次。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在罗慕路斯的同代人看来,他的下台和其他的动乱并没什么不同;而且他是带着奉养金离开的。就是他领奉养金这件事,让人们觉得整个体系还依然健在,虽然他领了没多久就被杀死了。 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看来,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奥多亚塞,并没有摧毁罗马帝国,而是重新统一了它。身为阿提拉的随从艾德康的儿子,奥多亚塞是一个聪明人。他没有自宣为王,而是召集了元老院,说服了言听计从的元老院成员,将皇帝职位及整个帝国的主权,交给远在拜占庭的东罗马皇帝芝诺,他只作为一个西罗马的贵族,帮助芝诺管理意大利。

正如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写道,这些变化似乎算不上是“罗马的衰亡”,而只是“国家舞台上微不足道的表面变化”。当罗马衰落时,奥多亚瑟说,罗马经久不衰。和几乎所有人一样, 他热衷于假装什么都没变,一如既往。他们知道,“罗马的荣耀”远比取而代之的野蛮人的好,野蛮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就像查尔斯·普雷威特·奥顿(C. W. Previte-Orton,英国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他的《剑桥中世纪简史》中所说, 五世纪末,当“罗马皇帝被野蛮的日耳曼国王取代”后,是一个“不断虚构 (make-believe)”的时代。

“不断虚构,制造相信”

这种“虚构”是为了维护旧制度的门面,虽然它的本质已经“被野蛮人败坏了”。 当最后一个罗马皇帝被野蛮人的“中尉”所取代,政府的规制并未改变。元老院还在开会。“地方行政官员及其他高级职位继续存在,并由有声望的罗马人担任。” 执政官依然每年提名一次。“罗马的民政管理部门完好无损地留存”;确实,在某些方面,它一直完整存续到十世纪末封建主义的诞生。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依然是旧帝国的徽章。基督教依然是国教。野蛮人也一直假装效忠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皇帝,以及罗马法的传统。但事实上,用杜兰特的话说,“伟大帝国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又如何呢?

在你思考当下的世界时,参考罗马衰亡的远鉴,是很有必要的,其中有诸多关联之处。大都数探讨未来的书,其实都在谈论现在。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使这本未来之书首先成为过去之书。我们相信,如果能用过去的实例,阐明大政治理论的重要观点,也就是关于暴力的逻辑;那么,就能帮助你更准确地预测未来。 历史是一位神奇的老师,它讲的比我们编的都要有意思;其中有关罗马衰亡的故事,更加值得品味和琢磨。人们记录了许多重要的教训,对你认识信息时代的变迁,可能很有启迪。

首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罗马的消亡,更加生动鲜明地说明了,在重大转型时期,当政府的规模崩溃时会导致什么后果。公元 1000 年的转折也涉及中央权威的崩盘,不过这次崩盘,也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范畴。15 世纪末的火药革命,同样给权力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增加而非减小了统治的规模。而今天,一千年来第一次出现,西方的大政治环境,正在破坏政府、企业集团、工会,以及其他大规模运行的组织。

当然了,对比罗马帝国的末期与信息时代的前夜,引发政府规模崩溃的原因,是非常不同的。罗马之所以灭亡,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扩张超出了暴力经济能维持的规模。帝国戍边的成本,使古代农业所能形成的经济优势荡然无存。资助军事行动所需的税收和监管负担不断攀升,经济被掏空。腐败遍地。根据历史学家拉姆齐·迈克穆伦(Ramsay MacMullen,耶鲁教授)的描述,当时军事指挥官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以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上。他们的手段就是敲诈平民,这正是四世纪的观察家辛奈西斯(Synesius)所描述的“和平时期的战争, 主要由士兵的不守军纪和军官的贪婪腐败所致,它比野蛮人的战争还要糟糕。” 罗马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安东尼时期的瘟疫导致了人口赤字。在当时的很多地区,人口都大量减少,这显然造成了罗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这样的情况今天也没有发生,至少目前还没有。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接下来的千年里, 新的“瘟疫”之灾将加剧技术转型带来的挑战。20 世纪人口的空前膨胀,为快速变异的微型寄生虫创造了理想的目标。担心埃博拉或者其他类似的病毒攻击大城市的人口,并非杞人忧天。但是,我们这本书并不是要思考人类和疾病的共同演化,尽管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在这个历史的关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罗马为什么消亡;甚至也不是要分析,导致罗马灭亡的因素有哪些同样威胁着今天的世界。 我们要谈的与此不同,我们是想搞清楚,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发生时,人们是如何认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错误认知的。

在某种程度上,古今中外的人都有点保守;人们不愿意从某些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解散悠久的社会习俗、推翻公认的体制、违抗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和价值观。 也很少人会想到,在气候、技术或其他变量上,一些看上去非常细微的变化,就能够切断他们与父辈世界的联系。罗马人不愿意承认,周遭的世界已经改变了。 我们也是如此。

然而,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它将革新人们组织生计和保护自我的方式,重塑整个社会。其意义之深远,变化之深刻,你要想理解它,就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想让你相信,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和你成长的工业时代没什么两样。我们对此深表怀疑。在我们看来,微处理技术,将溶解砖头中的砂浆,颠覆暴力的逻辑,必然改变人们谋生与自卫的方式。然而,对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人们倾向于淡化,或者闭口不谈;好像历史如何演进这件事,只能由工业机构主导和说了算。

巨大的幻觉

有些作者,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学识渊博,但在思考未来的问题上,却会将你引入歧途,因为他们对社会运转的认识过于肤浅。例如,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伯斯汀(David Kline and Daniel Burstein)经过精心研究,写了一本专著,名为《公路勇士:信息高速公上的梦想与噩梦》(Road Warrior)。书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是用来论证一种幻觉,那就是,“公民可以自觉地、 齐心协力地行动,去塑造他们周围自发的经济和自然进程”。举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例子,这其实相当于在说,如果当时每个人都重拾骑士精神,封建主义是可以存活下去的。在 15 世纪末的法庭上,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反对它甚至被视为是异端。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就像蛇想把明天的身体塞进昨天的皮囊。

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正是那些不受意识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暴力获利的条件。事实上,它们与任何人为的操纵都相距甚远,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里, 它们甚至不是政治操纵的对象。从来没有人在游行中高喊:“提高生产,扩大经济规模”;也没有人打着横幅要求:“发明武器系统,提升步兵地位”;更没有候选人承诺:“改变应对暴力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平衡”。这些口号很荒谬,因为它们的目标超出任何人可以主观影响的范畴。然而,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恰恰是这其中的变量决定了世界的运转,它们的影响超过任何政治宣言。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显而易见,很少有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是由人们的愿望驱动的。它们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厌倦了某种生活方式,而喜欢上了另外一种。而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如果人们的想法和愿望是事情发生和改变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突变,都不得不被解释为,与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变毫不相干的情绪躁动。这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除了在影响部分人的医疗问题上, 我们很少看到完全脱离客观原因的情绪暴走。

一般来说,芸芸众生不会因为觉得很好玩,就突如其来地摒弃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个觅食者不会说:“我厌倦了生活在史前时代,我想住在农村,当个农民。” 人类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上任何决定性的改变,毫无例外,都是对生活条件切实变化的因应。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始终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的观点确实发生了突变,那很可能说明,他们熟悉的生活条件被某些东西打断了,一次侵略, 一场瘟疫,一次突然的气候变化,或者一场改变他们谋生和自卫能力的技术革命。 大多数人都渴望稳定,而不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动;当变革来临,他们会感到困惑,并普遍陷入迷失,特别是那些失去收入或社会地位的人。你要是盯着民意调查或者其他测量情绪的指数,想从中了解大政治变革的发生与发展,必将徒劳无功。

缺乏预见性的人生

我们之所以察觉不到周围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变化并非人类之所欲,我们不想看到它。觅食者——人类的祖先,同样顽固不化,但他们有很好的借口。一万年前,没人能预料到农业革命的后果。那时候的人除了在哪里找下一顿饭之外,几乎什么也预见不了。农耕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记录, 无从预测未来。甚至没有后来西方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还未被有序被分成秒、 分、小时、日等单位,以衡量年份。觅食者处于“永恒的现在”,没有日历,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书面的记载。他们也不懂科学,除了直觉以外,也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因果关系。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的原始祖先是盲目的。引用《圣经》 中的比喻,他们还没有“尝过知识的果实”。

以史为鉴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经过 500 代人的进化,我们具备了祖先们缺乏的分析能力。借助科学和数学,我们解开了自然界的诸多奥妙。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相比于早期的觅食者,简直堪称神奇。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使我们通过算法对复杂动态系统的运转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人类的经济。艰难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远非完美,但也训练了人们对影响自身行为的因素的理解。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虽然不像经济学家所想的那么机械。成本与回报是其中的关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奖励或者降低成本,改变某行为的外部条件,将激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它。

激励措施不可小觑

人们会对成本与回报做出反应,这是行为预测的一个基本要素。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往大街上扔 100 块钱,不管是在纽约、墨西哥城还是莫斯科,很快就会有人把它捡走。这种情形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它足以证明,那些认为预测是不可能的聪明人是错误的。任何正确衡量了激励措施影响的预测,大体上都可能是对的。而且,成本与回报的预期变化越大,它预示的发展就越不简单。 最具深远意义的预测,可能就来自于,认知和解读大政治变量的细微变化背后的含义。暴力是决定人类行为边界的终极力量。如果你能理解暴力的逻辑,以及它会如何运转,你就可以有效地预测,接下来人们会在哪里丢弃或捡起 100 块的大钞。

这并不是说你能知道不可知的东西。我们无法告诉你怎么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 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随机的事件。我们没办法知道,恐怖分子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在曼哈顿引爆原子弹;或者一颗小行星会不会掉到沙特阿拉伯。我们也没法预测, 会不会有的冰河世纪,会不会有火山突然爆发,或者新的疾病出现。有大量不可知的事情,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猜测不可知与推导出已知事情的涵义, 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看到远处有闪电,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很快就会打雷;预测大政治的转型以及它的后果,与此类似,只是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框架,以及不那么确定的联系。

在后果展露之前,大政治变革的催化剂就已经出现了。农业革命的影响,用了五千年的世界才全部呈现。工业社会基于制造业和化学力量,从农业社会向它的过渡,就非常快,只用了几个世纪。信息社会的转型会更快,可能只需一生的时间。 不过,即使考虑到历史在锁短,现有信息技术对大政治的影响要完全实现,预期也得几十年的时间。

主要的及次要的大政治变革

在本章中,我们会分析大政治变革的一些共同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农业革命,以及第二大的阶段变化,就是从农田到工厂。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有一些次级的大政治变革,如罗马的衰落与 1000 年时的封建革命; 这些标志着权力等式的消长,政府的兴衰,农业战利品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人。罗马时期的大庄园主,欧洲黑暗时期的自耕农,以及封建时代的领主和农奴,他们吃着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但由于不同的技术、气候的波动、疾病的破坏累积起来的影响,他们经验的制度,判然有别。 我们并不打算彻底解释所有这些变化,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尽管我们已经勾勒出一些解释,说明了在过往的历史中,大政治变量的不断变化,是如何颠覆权力的行使方式的。简言之,由于大政治变量的波动,降低或提高了运用权力的成本, 政府也随之盛衰盈缺。

如果你想要理解信息革命,应该牢记以下要点:

  1. 远在权力革命爆发之前,权力的大政治基础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2. 每当重大的变革开始时,人们的收入通常会下降。这是因为,由于人口的压 力,社会资源趋向边缘化,从而导致自身危机四伏。
  3. 跳出系统,在“外面”观察,是一种文化禁忌。人们往往对现有社会的暴力 逻辑视而不见,所以,他们也看不到这种逻辑的变化,无论是潜在的,还是 公开的。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在发生之前,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
  4. 重大的历史变革总是涉及文化革命,新旧观念的支持者之间会发生冲突。
  5. 大政治的变革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它会使苦心积累的知识资本变得过时, 使既定的道德标准发生混乱。它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普遍要求,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暴力逻辑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社会必然做出的反应。
  6. 向新的谋生方式或新型政府的转变,在开始的时候,只局限在那些大政治的催化剂起作用的地区。
  7. 旧系统的失序和崩溃,往往导致暴力的加剧,所以,历史上的变革都有一个社会混乱的阶段,可能农业社会的早期是个例外。
  8. 腐败、道德滑坡和效率低下,是一个系统到了最后阶段的信号。
  9. 技术对暴力逻辑的影响日益加强,这导致了历史的加速,并大大缩短了两个阶段转折时的适应期。

历史在加速

今天的事态发展,要比以往的历史演进快上无数倍;所以,在同样的转折点,如果能提前认识到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相比你的祖先,这对你要有价值得多。 历史上的第一批农民,即使他们奇迹般地洞悉了农耕在大政治上的所有影响,这些认知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还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向新社会阶段的转折。 今非昔比。历史已经加速,准确预测新技术在大政治层面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大有裨益。对于这次信息时代变革的潜在影响,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的认知,能够达到现在普通人对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了解程度,那这些认知将无比宝贵。简单来说,大政治预测起作用的范围,已经缩短到了最有用的时间段,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回首过往的几个世纪,或者只是看看眼前,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人是靠着使用暴力武器的特殊本领过活的,往往活得还很好;不仅如此,他们的活动还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稀缺资源的利用。” -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

我们对大政治的研究,就是想做到这一点,即挖掘出那些改变暴力行使边界的因素,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大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时候, 在哪里,行使暴力能够得到回报。它们也有助于了解收入是如何在市场中分配的。 就像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明确指出的,如何组织和控制暴力,在决定“稀缺资源的利用”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大政治学的速成课程

大政治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它有助于解释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政府的兴亡, 机构的演化;战争的时机和后果;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模式。通过提高或降低行使权力的成本与回报,大政治控制着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从人类社会的最初就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我们探讨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治因素,正是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决定着历史的演进。解开大政治变革及其影响的关键,在于了解那些催生暴力革命的变量。某种程度上, 这些变量可以笼统地归为四类:地形、气候、微生物和技术。

1、地形是个关键因素,从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在公海上,从来没有像在陆地上那样,形成暴力垄断的局面;没有哪个政府的法律在那里是排他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借此人们理解,随着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暴力及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变。 地形结合气候,在早期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批国家出现在被沙漠包围的洪泛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里有丰富的灌溉用水,但周边地区又过于干燥,无法支持自耕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民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去维护当时的政治结构,就面临很高的成本而活不下去。那时候的灌溉,只能是大规模地进行;没有灌溉,作物就不会生长。没有收成,就意味着挨饿。在沙漠中, 控制水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当时的政府既暴虐又富有。

我们在《大清算》中也分析过,地理条件对古希腊自耕农的繁荣居功至伟,并使 该地区成为了西方民主的摇篮。3000 年前,地中海地区的高价值农作物是橄榄 和葡萄,那时候交通条件普遍还很原始,生活在距海岸几英里之外的居民,就没 办法在这些作物经济上竞争。因为如果通过陆路运输橄榄油和葡萄酒,运费成本 太高,很难在市场上盈利。希腊在沿海地区精心设计了海岸线,使他们国内的大 部分地区离海都不超过 20 英里。这给希腊农民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把他们在 内陆的潜在竞争者甩在了身后。

由于在高价值产品的贸易上占据优势,希腊农民只需要控制小块的土地,就能获 得丰厚的收入。高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盔甲。古希腊著名的重装备步兵, 就是自费武装起来的农民或地主。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斗志昂扬,是令人生畏、 不容轻视的军事对手。地理条件是希腊民主的基础,而不同的地形催生了埃及和 其他东方的专制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2、气候也影响着蛮力的作用边界。从觅食到农耕的第一次大转型,气候变化就 是它的催化剂。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地表的植被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近东开始,冰河气候首先在那里退去,温度和降雨量逐渐攀 升,森林蔓延到从前的草原地区。特别是山毛榉的迅速繁衍,严重影响了人类的 饮食选择。就像苏珊·艾琳·格雷格(Susan Ailing Gregg)在《觅食者和农民》 (Foragers and Farmers)所写的:

“榉树林大行其道,可能对当地的人、植物和动物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橡树的树冠是相对开放的,阳光可以穿透,照射到林地;由灌木、草本植物和杂草混合的树下灌木丛就能蓬勃地生长,植物的多样性又支撑了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与之相反,榉树的树冠是封闭的,森林底部被遮得密不透光。树下的植被,就只有在春季榉树叶长出来之前,有一些一年生的植物;其余时节就剩一点耐阴的苔草、蕨类和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茂密的森林从整个欧洲蔓延到东部大草原(指西伯利亚一带, 译注),蚕食了广阔的草地。森林削减了可以养活大型动物的牧区,使觅食者人口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

在冰河时代的繁荣期,狩猎采集的人口膨胀得太厉害,无法再靠日益减少的大型哺乳动物养活自己,其中很多物种都被猎杀到灭绝。向农业的转变并不是人们想要的选择,而是为了弥补饮食不足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在遥远的北部地区,觅食者依然是多数;因为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对那里的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热带雨林地区,全球气候变暖也没有减少那里的食物供应。自农业出现以来,更多的变化是由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促成的。 适当了解一点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动力学,在以后气候波动的时候会很有用。如果你知道,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植物的生长期就会减少三到四个星期,可种植作物的最高海拔就下降 500 英尺(152.4 米,译注),那么,你就会对未来人们行为的边界条件有一个概念。你可以用这些知识去预测各种变化,从粮食的价格到土地的价值。你甚至可以就气温下降对实际收入和政局稳定的影响,得出非常有见地的结论。在过去,如果粮食连年歉收,导致食物价格上涨和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政府。

举例来说,近代以来最冷的十七世纪,也是全世界普遍爆发革命的时期,这可不是巧合。这种混乱背后的大政治因素,就是气候骤降。那时天气严寒,连凡尔赛宫中“太阳王”桌上的酒都冻成了冰块。天气变冷,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歉收, 收入减少。所以,大约自 1620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繁荣景气转入大萧条。 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因此而陷入大乱。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被叛乱淹没,其中很多起集中爆发在 1648 年,刚好是另一次更著名的革命周期的 200 年前。从 1640 年至 1650 年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葡萄牙、加泰罗尼亚、 法国、莫斯科、那不勒斯、西西里、巴西、波西米亚、乌克兰、奥地利、波兰、 瑞典、荷兰和土耳其都发生了叛乱;甚至中国和日本也被动乱所席卷。

所以,在贸易萎缩的 17 世纪,重商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应该也不是巧合。也许是在该世纪末,“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经济封闭达到了顶峰。到了 18 世纪,特别是 1750 年以后,气温回升,作物产量也上去了,西欧人的实际收入开始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攀升。更多构建自由市场的政策被采纳,工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革命。 技术和工业产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减轻了天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不过,即使在今天,你也不能低估气温骤降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哪怕是在北美这样的富裕地区。当既有机构的配置已经潜力耗尽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崩坏趋势。在过去,这种趋势主要出现在人口暴涨把土地的承载力推到极限时。这种情况在 1000 年封建革命前发生过,在 15 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在这两次变革中,作物减产歉收、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是统治集团被颠覆的重要诱因。今天, 这种临界性主要表现在消费信贷市场。如果气温下降,作物减产,可支配收入减少,就会引发债务违约,甚至抗拒交税。以史为鉴的话,经济封闭和政治混乱, 都会上演。

3、微生物传递了伤害或免于伤害的力量,所以它也常常决定着权力的运行。欧洲人征服新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我们在《大清算》中讨论过。欧洲定居者, 从满是病菌的农业社会来到新大陆,他们对一些儿童传染病具备了相对的免疫力,如麻疹等。但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还以觅食为主,以部落的形式散居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没有相应的病毒免疫力,所以就被灭绝了。而且,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白人真正抵达之前。因为有印第安人在海边遇到了欧洲人,被感染之后带着病毒回到了内陆。

有时候,微生物也是权力机器前行的障碍。在《血流成河》中,我们谈到,热带非洲有强力的疟疾病菌,在很多个世纪内,阻止着白人的入侵。在 19 世纪中期发明奎宁以前,白人军队无法在疟疾地区生存,无论他们的武器多么先进。 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还产生了重要的人口效应,改变了暴力的成本和回报。 如果死亡率因为瘟疫、饥荒或其他原因而波动较大时,死于战争的相对风险就会降低。从 16 世纪开始,死亡率暴涨的频率不断下降,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今天的人们,对于突然死于战争的容忍度比过去要低得多。这也降低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忍耐度,并且提高了在低出生率社会中行使权力的成本。

当代社会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发生战争,即使很小的死亡人数,也难以被接受。 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死亡成本接受度要高得多。 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父母都会生很多孩子,预计其中有个别孩子会随机地突然病死。在一个早夭司空见惯的时代,未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对于上战场,并不是很抗拒。

“机器具有侵略性。编织者成为了网,机械师沦为了机器。如果你不使用工具,你就被工具使用。” -爱默生(EMERSON)

4、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在决定权力运用的成本和回报上, 技术的影响力最大。本书论证的基础,就是假设这种影响会一直延续。技术有几个关键的维度:

A.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平衡。先进的武器技术左右着攻防之间的平衡,进而决定着政治组织的规模。当攻击能力增强时,远距离施加权力的力量就会占主导地位, 管辖区域内趋于稳固,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政府。

在其他时期,比如现在,防守能力正在上升,这就提高了在核心区域外运用权力的成本。在这种趋势下,管辖权倾向于下放到地方,大政府会分解成小政府。

B. 公民平等及步兵的优势。决定公民之间平等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武器技术的性质。相对便宜、非专业人士能够操作,以及能提高步兵军事地位的武器,往往会促进权力的平等。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比几个世纪前发表类似的口号要现实得多。和拿着青铜燧发枪的典型英国士兵相比,一个拿着猎枪的农民不仅同等武装,甚至装备得更好。农民可以从更远的地方向士兵射击,而且精准度更高。中世纪与此截然不同。手上只有一把草叉的农民——他甚至买不起更多的草叉,根本不可能对抗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骑士。在 1276 年,没人提出过“人人生而平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人就是不平等的; 一个骑士的杀伤力超过几十个农民。

C.大规模暴力的优势和劣势。社会可能是几个大政府还是许多小政府,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是使用先进武器所需的组织规模。当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时,规模越大,回报越高,政府当然就会变得更大。当一个小团体可以组织有效的手段抵抗大团体的攻击时(中世纪就是这样),国家主权就会趋于分裂;小型的、独立的组织就能行使政府的许多职能。就像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探讨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看到赛博战士(cybersoldier,网络士兵)到来的曙光,他们是分权革命的信使。赛博战士不再专属于民族国家,很小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部署和使用。下一个千年的战争,会有很多由计算机主导的不流血的战争。

D.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权力应该分散在当地,还是集中在遥远的中央,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那些提供民生所需的重要企业的规模。如果重点企业只有在广阔覆盖的贸易区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才能够获得最佳效益时,政府就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这种条件和保护,从中抽取大量的财富,用以支撑大规模政治体系所需的成本和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世界霸主主宰其他所有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反而会更有效地运行,就像 19 世纪大英帝国那样。 但在有些时候,大政治变量的结合会降低经济规模。如果维持大贸易区的经济利益降低,以前利用这种模式繁荣起来的大国政府就会开始分裂,即使攻防之间的军事平衡还一如既往。

E. 技术的分散。关键技术的分散程度,是决定权力等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 当武器或生产工具被有效地囤积或垄断时,它们就会使权力集中化。事实证明, 即使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技术,如机枪,如果分散程度不够高,也往往沦为强有力的攻击性武器,从而促进统治规模的扩大。19 世纪末,欧洲列强享有对机枪的垄断,他们可以轻松地征服边远的国家和地区,大幅扩展殖民帝国。后来在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机枪被广泛采用,比较容易获得,又成为了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同等条件下,关键技术越分散,权力就越分散,政府的最佳规模就越小。

大政治变量的演进速度

虽然技术是决定大政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明显越来越重要,但在历史上, 这四种因素都对权力的规模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当暴力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它的回报是否随之上升。这进而决定了,在权力规模和资源运用效率之间进行取舍的重要性,并强烈影响着收入在市场上的分配。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在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到, 这些变量的演进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地形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港口淤塞、垃圾填埋或地质侵蚀等局部的小变化之外,今天的地形状况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基本没差;而且,它还会继续保持现在,除非新的冰川期来临,或者发生剧烈的事件。在更深远的时间范畴,地质年代可能改变,也许是对大型陨石撞击的反应, 发生时间为 1000 万至 4000 万年之间。有一天,可能会再次发生地质运动,颠覆我们星球的地形地貌。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棒球和板球的比赛都将被取消。

气候波动比地质运动要活跃得多。在过去的 100 万年里,气候是造成已知大部分地表变化的推手。在冰河时代,冰川开凿山谷,改变河流走向,将岛屿从大陆割裂,或者降低海平面使它们相连。气候波动对历史影响甚巨。它先是在上一次冰川期结束后催生了农业革命,后来又在低温和干旱期破坏了制度的稳定。

最近,人们又对“全球变暖”表示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是,长远来看,更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似乎是变冷,而不是变暖。根据从海底采集的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分析,对温度波动的研究表明,目前是 200 多万年以来第二温暖的时期。从 17 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如果天气变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变暖的警报反而令人比较安心。如果真的变暖,那就保证了气温将在异常温暖和相对良好之间继续波动,就像过去三个世纪所经历的。

微生物的演变速度对权力的影响,令人比较迷惑。微生物变异非常快,特别是病毒。例如,普通感冒就以几何量级的速度变异。尽管微生物变异速度很快,但在改变权力边界的影响上,它们却没有技术的变革那么突然。部分原因可能是,自然界为了保持平衡,让微生物只是感染而不杀死宿主,对它们更为有利;毒性太强、太容易杀死宿主的病毒也会使自己难以存活。寄生微生物能够生存,关键就在于它们对宿主不能过于致命,或者全部是致命型的。

当然,打破权力平衡的致命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爆发。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黑死病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给 14 世纪的国际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的如果与可能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一是思考它本可能发生什么,二是看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微寄生虫不可能不继续对现代人类社会造成破坏。例如, 有些微生物类似疟疾,但毒性更强,它本可能对权力的扩张构成障碍,阻止西方人对周边地区的侵略。第一批葡萄牙冒险家驶入非洲水域时,他们本可能感染一种逆转录病毒,就是传染性更强的艾滋病,从而使新的亚洲贸易路线在开辟之前流产。哥伦布和第一波新大陆的定居者,原本也可能遇到各种疾病,遭到灭顶之灾;就像那些被西方人带来的麻疹和其他儿童传染病灭绝的原住民一样。但是, 这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强化了人们的直觉,那就是历史自有定数。

在现代时期,微生物对政权巩固造成的阻碍,远远小于对其的促进作用。在外围殖民地扩张的西方军队和殖民者往往会发现,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会被微生物因素所放大。西方人被看不见的生物武器所武装,对某些儿童流行病具有相对的免疫力,而这些流行病则足以灭绝当地的原住民。所以,来自欧洲的航海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他们的对手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完全处于下风。随着事态的发展,疾病的传播几乎是单向的,那就是从欧洲向外扩散;而在相反的方向, 从外围向欧洲核心,并没有对应的转移。

可能有一个反例,有人说西方探险家将梅毒从新世界传入了欧洲。这一点存在争议。但即使是真的,梅毒也没有影响权力的扩张,它主要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 从 15 世纪末截至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之前,微生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日趋良性的。

尽管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尿毒症导致了很多个体的悲剧与不幸,但在整个现代时期,类似安东尼瘟疫或黑死病那样大政治影响力级别的疾病,并没有爆发。公共卫生的改善,疫苗和解毒剂的发明,普遍降低了传染性微生物对现代社会的威胁,这也相对提高了技术对设定权力边界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近期出现的艾滋病,以及对可能大面积传播的外来病毒的警告,也许暗示着,未来不会再像过去 500 年那样,微生物对大政治的影响完全是良性的。 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新的瘟疫,造成全世界大面积感染,是不可知的。相比气候或地形的剧烈变动,寄生微生物的爆发,如病毒大流行,将更有可能挑战技术在大政治变量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没办法检测或预测,地球生命的性质与我们已知的会发生多大的背离。我们只能祈祷,在下一个千年,最重要的大政治变量是技术而不是微生物。如果运气继续站在人类一边的话,技术作为大政治变量中主导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然而,通过对第一场大政治变革,也就是农业革命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历史并非总如人们所愿。

第三章 伊甸园之东:农业革命与暴力的复杂性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 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号。”
-创世记 4:9-10

五百代人之前,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场阶段性变革开始了。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我们的祖先极不情愿地拿起粗糙的工具,削尖的木桩和拼装的锄头,开始下地干活。他们种下了第一批庄稼,同时为权力的世界奠定了新的地基。农业革命是第一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它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发展非常缓慢, 以至于到 20 世纪开幕,在全球适合农耕的所有地区,农业还没有完全地取代狩猎和采集。专家们认为,即使在最早出现农业的近东地区,它也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引进的”,可能用了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将一个蔓延数千年的进程描述为一场“革命”,似乎有点虚夸。然而,正是农耕的出现,开启了一场慢动作的革命,使人类的生活因暴力逻辑的变化而彻底改变。 凡是农业扎根的地方,暴力都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善于操纵或控制暴力的阶层就开始主宰社会。

理解农业革命是认识信息革命的第一步。耕作与收割技术的导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说明了:一个明显很简单的工作性质的转变,就可以从根本上革新社会的组织形式。看透这场过去的革命,你就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当微处理器的导入再次革新暴力的逻辑,历史会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

要理解农业革命的特征,你首先需要了解农耕之前的原始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在《大清算》中对此做了研究,下面会做进一步的概述。在漫长的史前沉睡期, 人类的生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都变化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改变。狩猎和采集是那时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认为,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在 99%的时间内都是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的部落能够长久生存但最终又彻底消亡,关键在于,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区域内以一个很小的规模去活动。

觅食者(即狩猎采集者)只能在人口密度低的地方生存。你要问为什么,请想一下大群体的问题。首先,1000 名猎人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狩猎,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吓跑他们的猎物。更糟糕的是,如果一群猎人偶然捕获了大批的猎物,他们得到的食物,包括野外发现的水果和能吃的植物,也没办法长期保持充足和新鲜。 大规模的觅食队伍,就会像三十年战争中饥饿难耐的军队一样,因为过度地采摘而毁坏了农田。因此,为了减少过度捕杀,狩猎的组织必须是小团伙。正如斯蒂芬·博伊登(Stephen Boyden)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中所写的:“狩猎采集的团体最常见的规模是 25 到 50 人之间。”

今天,在温和的气候下生活在上万英亩的土地上是一种奢侈,只有超级富豪才能享受到。但是,一个狩猎采集者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地就很难活下去;即使在最肥沃的觅食区,他们通常也需要人均数千英亩的土地。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特别适合觅食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后来的人口危机。由于养活一个人需要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所以,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非常稀疏。在农耕出现以前,人类的居住密度跟熊差不多。

那时候的人在饮食上跟熊也大同小异。觅食社会赖以生存的食物,主要来自于开放的田野或附近的水体中。虽然有些采集者是渔民,但大部分是猎人,他们 1/3到 1/5 的饮食依靠大型哺乳动物的蛋白质。除了一点简单的工具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外,狩猎采集者几乎不掌握任何技术。他们没办法有效地储存大量的肉类或其他事物,以供日后食用。大部分食物在得到以后就要尽快吃完,不然就只能任其变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吃变质的食物。博伊登在书中说,“据说爱斯基摩人就非常喜欢吃腐烂的东西。”他复述了专家们的观察,爱斯基摩人会“把鱼头埋起来,让它们腐烂,等到骨头变得和鱼肉一样黏稠,他们就会把这些散发着恶臭的东西揉成面团状然后吃下去。”他们还喜欢“生吃驯鹿尸体上肥大的蛆状幼虫……鹿的粪便,像浆果一样嚼着吃……还有腐烂一年多的骨髓,上面爬满了驱虫。”

除了这些美味佳肴之外,觅食者基本没开发出其他的食物。人类学家格雷格指出, “流动人口一般不储存食品,以应对资源供应的季节性或意外性的短缺。”因此, 觅食者也没什么可偷的。在无法储存多余食物的情况下,劳动分工包括暴力的专业化是行不通的。狩猎的逻辑也决定了,狩猎觅食部落之间的暴力永远也不可能上升到很大的规模,因为这些群体自身就必须保持小规模。

在另一个方面,小规模对觅食组织也大有裨益。小群体的成员彼此都很熟悉,合作起来更加高效。因为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激烈的难度会激增,做决策就越来越困难。你可以想一下,组织成百上千的人,在一个流动的宴席上走来走去是多么的让人绝望。狩猎采集的部落没有稳定独立的政治组织或官僚机构,专门去处理战争事宜,所以他们只能依赖于说服和共识,这在关系温和的小团体中最好用。 至于狩猎采集者是否随和,还有待商榷。亨利·梅因爵士(Henry Maine)提到过 “原始人普遍好战”。用他的话说,“在自然界和原始社会中,普遍状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他的观点得到了进化生物学家研究的支持。保罗·肖和王玉华(Paul Shaw and Yuwa Wong,后者为音译)评论说,“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在第四冰川期及之前阶段,在欧洲的南方古猿人、直立人和智人的遗骸中,有许多伤痕明显是由打斗造成的。”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像斯蒂芬·博伊登这样的专家认为,原始群体通常不喜欢战争,不容易发生暴力。原始社会的习俗主要是为了减少内部的紧张关系,促进猎物的分享。特别是在捕猎大型动物的地区,这些猎物对猎人个体来说是一种崇拜,因此出现了宗教和社会信条,用来支持对集体捕获的任何猎物的重新分配。与其他猎人分享热量来源是摆在首位的,所以,必要性而不是情感,才是激励的动因。首先分得资源的是最有经济能力及最具战斗力的人,而不是老弱病残。这种优先权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因为正值壮年的猎人是整个团队种最具战斗力的。保证他们的优先权,整个团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致命内斗。

只要人口密度保持比较低的水平,觅食者就不会崇拜好战的神,而是崇拜自然力量或者他们狩猎的动物的化身。因为资本匮乏,边境开放,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没必要打仗。除了自己的小家庭或者部落,也很少有什么邻居能构成威胁。觅食者往往都是四处漫游去寻找食物,超出最低生存限度的个人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 财产不多,就不容易遭到抢劫。如果发生冲突,争执的双方会倾向于走开,反正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定的投资。对于个人之见的恩怨或者其他过分的要求,逃离是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都爱好和平,他们的暴力和凶残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或者更糟糕的,只是为了做运动。

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取决于他们在小范围内的运作能力,除了性别的分工,几乎没有其他分工的空间。他们没有政府组织,通常也没有永久的居住点,也不可能积累财富。甚至像书面语言这种基本的文明构成在原始社会也不存在,没有书面语言,就不可能有正式的记录和历史。

过度猎杀

觅食动力学发展出来的工作动机,与我们在农业出现后所习惯的工作动机大不相同。觅食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本是最小的,只需一点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就够了。他们没有投资渠道,也没有土地等私有财产,除了偶尔在采石场凿几块打火石或肥皂石。人类学家苏珊·艾琳·格雷格在《觅食者与农民》中写道,“(觅食者的) 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由“群体共同拥有的。”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也不需要努力干活获得财产或维护财产;他们没有抵押贷款,不交税,也不需要购置家具。他们为数不多的消费品是动物皮毛,以及由团体成员自制的个人装饰品。没有什么可买的,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去获取或积累可以被当作金钱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觅食者来说,储蓄只是一个还未发展起来的概念。

没有赚钱的理由,就基本没有劳动分工,勤奋工作作为一种美德概念,对狩猎采集者来说肯定是陌生的。除了在非常的困难时期,需要长时间出去觅食,在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很少干活,因为没什么需求。超出最低限度生存所需的工作,实际上也不会得到更多东西。所以,狩猎采集部落里的成员,每周只需工作 8-15 个小时。猎人的劳动并不能增加食物的供应,反而会消耗它。如果一个人殷勤地加班,猎杀了更多的动物或者采集了更多的水果,在腐烂变质之前吃不掉,那他对集体的繁荣其实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过度地猎杀会影响未来觅食的前景,对集体的福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觅食者,如爱斯基摩人,会惩罚或排斥那些过度猎杀的成员。

爱斯基摩人惩罚过度猎杀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因为相比其他人类,他们更有条件和能力通过冷冻去储存更多的肉类。或者,至少可以储存一些从大型海洋动物中提炼的油。但觅食者很少这么做,这反映出他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非常被动。 这可能也说明了,人类的认知和智力发展受文化影响的程度。复杂环境对学习和行为的限制,使得要采用某些策略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就像保罗·肖和王玉华所写的那样,“生态位千差万别,对学习的偏见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还改变了暴力的逻辑, 启动了经济生活和文化组织的重大变革。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土地资本,有些地方还发明了灌溉系统。农民培养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动物都是有价值的资产,它们可以被储存和囤积,也会被盗窃。由于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生长季节都需要照顾,特别是在干旱地区,农业只局限在有可靠水源的小块土地上,这就使得人们即使面临威胁,也不太愿意逃离到别处了。逃离越来越难以选择,有组织的抢劫和掠夺就增加了。到了收割季节,农民特别容易遭到袭击,这逐渐提高了战斗的规模。

社会的规模因此而扩大,因为在暴力的竞争中,获胜的往往是人数更多的群体。 对土地的争夺以及对土地产出的控制越来越激烈,社会变得更加固定。劳动的分工越来越明显,第一次出现了职业和奴隶制。农民和牧民负责生产食物,陶工负责制造储存粮食的容器,祭司们祈求风调雨顺和粮食丰收。专门从事暴力的人— —也就是政府的前身,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掠夺以及保护自己的社团免受掠夺;这些人和祭祀们一起,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富人。

在农业社会早期,这些武士开始控制每年收成的一部分,作为提供保护的成本。 在威胁最小的地方,自耕农有时候还能保留较大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对食物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沙漠周围,那里能产粮食的土地非常宝贵, 保护集团就可以拿走总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武士抽取的利益高达粮食产量的 25%,以及驯养的动物增长量的一半,他们用这些抽成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因此, 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压制的重要性。可掠夺资源的激增,带来了掠夺的爆发。

农业革命的全部逻辑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完全实现。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人口稀疏的温带地区,农民还像他们的觅食者祖先一样生活。在土地和雨水充足的地方, 没有太多暴力的干扰,农民们可以小规模地耕作。但随着几千年来人口不断增加, 即使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农民也会不定期地遭到掠夺,有时候甚至没有足够的种子去播种下一年的作物。在那些没有保护的社区,由于没有暴力垄断的专门组织, 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竞争性的掠夺,或者说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时间推移,农业固有的暴力逻辑,深入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不受政府掠夺还可以从事农牧的范围,退缩到了少数真正偏远的地区。举个极端的例子,阿富汗的卡菲尔地区,到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都一直抵制强加的政府组织。 但为了抵制,在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演进成了一个好战的民族,按照亲属关系组织起来;即使这样的组织没有能力集结大规模的暴力。在英国人把现代武器带到该地区之前,卡菲尔人一直在偏远的巴什加尔和瓦加尔山谷中保持着独立,高山和沙漠等地形的保护,在他们的堡垒与外部的征服者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慢慢地,在所有从事农业的社会,农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开始强大起来。农耕大大提高了人类社区的规模。大约一万年以前,城市开始出现了。虽然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些城市很小,但它们是第一批“文明”中心,这个词来自于 civitas,在拉丁语中是“公民”或“城市居民”的意思。农业创造了可掠夺和需保护的财产, 所以也催生了对库存会计的要求。因为如果不能汇编记录和开具收据,就没办法征税。会计师账簿中使用的符号就是书面语言的雏形,这种创新在狩猎采集者中间从未出现过。

农业还拓宽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范围。狩猎者生活在一种即时的时间范畴,他们很少开展超过几天的活动。但种植和收割庄稼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从事长时间框架的活动,让农民把注意力投入到了星空之上。详细的天文观察,是制定历法和日历的前提条件;而历法则是作物种植及收割的最佳指南。所以,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的视野扩大了。

财产

向定居型农业社会的转变,诞生了私有财产。很显然,没有人愿意眼睁睁看着, 他忙碌了一整季种植的作物被别人跑过来抢走。财产的概念是农业发生的必然结果。但是,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概念,它的明确性也被随农业而来的暴力逻辑给削弱了。因为在觅食社会,每个健康的成年男人都是猎人,且同等武装;而在农耕时代,个人的大政治力量不再像觅食社会那么平等,这使得财产的情况变得很复杂。农耕使得暴力开始专业化。因为它生产了可以偷和抢的东西,投资于更好的武器装备就变得有利可图。结果就是大部分的盗抢都是高度组织化的。

强力之人开始构建一种新的掠夺形式:地方暴力的垄断组织,或者叫政府。社会因此而急剧分化,通过掠夺获益的人和耕种农田的广大穷人,分别落入了不同的境地。少数控制武装力量的人,以及受到他们宠幸的,开始富有起来。神王和他们的盟友,即那些统治近东最早一批国家的小型地方势力,比起在下面劳作的广大民众,享有更多更接近现代形式的财产。

当然,在农业社会的早期,要想区分私人和公共财产是不合时宜的。执政的神王拥有国家的全部资源供其支配,跟拥有一个大庄园差不多。和欧洲的封建时期很像,所有的财产都受制于更高的权贵;处于等级制度下层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财产会因统治者的兴致所至而减少。

不过,专制君主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并不意味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任何东西。 成本与回报限制着法老的自由,就像今天对加拿大总理的影响一样。而且,比起当代的领导人,法老更加受制于交通和通讯的困难。仅仅是转移战利品,特别是当战利品是农产品时,就会因为变质和盗窃而造成大量损失。官员们要互相监督, 以减少盗窃,这会增加法老不得不承担的管理成本。权力的分散,在某些情况下会优化产出,但也催生了强大的地方势力,有时候会发展为对王朝统治的全面挑战。所以,即使东方的专制者也不可能肆意妄为。他们别无选择,在他们发现原始权力的时候,也只能接受其间的平衡。

虽然每个人的财产都可能遭到任意的征用,包括富人,但还是有些人可能积累起自己的财产。当时和今天一样,国家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灌溉系统、宗教纪念堂和国王的陵墓等大型项目,都为建筑师和工匠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一些有条件的人因而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产。事实上,在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就有很大一部分记录了各种贸易行为,其中广泛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农业社会的早期确实出现了私有财产,但它不属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往往都一贫如洗,不可能积累起财富。实际上,除了少数历史阶段,直到现代时期,大部分农民都处于勉强维生的状态,一旦有干旱、洪水或病虫害造成作物减产,他们就面临被饿死的危险。因此,农民不得不以某种形式去组织他们的生计,以尽量减少坏年景下的风险。于是,在整个社会广大的贫困阶层中,一种更原始的财产组织方式出现了。它增加了农民的生存概率,但却剥夺了他们积累资本及在经济系统中上升的大部分机会。

农民们的保险

这种亏本生意的形式,就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封闭的村庄”。 在前现代,作为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封闭的村庄”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农业社会。在更现代的经济生态中,个人倾向于到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众多的买家和卖家做生意。而封闭的村庄与此不同,它是村里的家庭联合起来,像一个非正式的公司或者大家庭一样运作;它不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因为它所有的交易往往都交给一个垄断者完成,那就是当地的地主,或者他在村里的代理人。整个村庄与地主签订合同,通常是以实物的形式,交付很高比例的粮食收成,而不是固定的租金。按比例交租意味着地主吸收了庄家歉收的部分风险,当然,地主也拿走了大部分的潜在收益。地主一般还提供种子。

这样的安排将饥荒的危险降到了最低。它要求地主,而不是农民,从他的部分收成中节省出不成比例的份额。因为在过去,很多地区的农业产量都低得吓人,每收成三粒粮食都要种下两粒。在这种情况下,收成不好就意味着大规模的饥荒。 农民理性地选择了一种制度安排,由地主对他们的生存进行投资。以垄断价向地主购买种子、然后廉价地把粮食卖给地主,并且向地主提供实物劳动,以此为代价,农民增加了他们的生存机会。基于类似的想法,封闭乡村经济中的典型农民, 往往都放弃了自由保有财产所有权。把自己置于村长的摆布之下,农民家庭增加了从定期的土地重新分配中获益的机会,因为村长总是会把最好的地分给自己和他喜欢的人。这是农民必须承受的风险,为了享受村里混乱的土地所有权带来的生存保险。因为相隔一百码远的两块土地,生产条件可能就很不一样;在作物产量低得可怜的时候,往往就是生存与饥饿之间的差距。农民通常倾向于低风险的选择,甚至不惜放弃任何繁荣昌盛的机会。

一般来说,所有活在生存边缘的群体,都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在前现代社会,纯粹的生存挑战一直制约着穷人的行为模式。在《大清算》中我们探讨过,风险规避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缩小了社会允许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即使是和平的经济行为。禁忌和社会束缚限制了实验和创新,甚至会放弃对既定做事方式明显有利的潜在改进。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合理反应,因为实验会增加结果的可变性。 可变性增加虽然意味着更大的收益,但对处于生存边缘的人来说,则预示着可能遭遇毁灭性的损失。在贫穷的农业社会,一直有很大一部分文化能量致力于压制实验和创新。这种压制,实际上是他们为保险政策寻找的替代品。如果他们有保险,或者有足够的储蓄,能够为他们的实验行为提供自保,就不需要如此强烈的社会禁忌来保证生存了。

文化不是品味的问题,而是适应特定环境的系统。某种环境中的文化,放到其他环境中可能格格不入,甚至适得其反。人类生活的环境千差万别。丰富多样的环境生态,要求我们做出行为的改变。而这些变化太过复杂,是本能无法应对的。 因而,行为是由文化编程的。对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文化给他们编写的程序就是生存,而超越生存、可以参与公开市场的奢侈则被保留给了其他人。 个人能力及自主选择——现代意义上个人“追求的幸福”——往往被社会禁忌和限制所压制,这在穷人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在生产力有限的社会中,这些限制极难被取代。在农业生产力较高的地方,如古希腊,就发生了小规模的大政治革命。 人们采用了更现代的财产形式,出现了“Allod”,即自主地(保留绝对所有权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往往以固定的费用出租,承租人承担经济风险, 而当收成良好时,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更高的储蓄可以承保风险更大的经济活动。这使得自耕农可以超越农民阶级,有时甚至可以积累独立的财富。随着社会逐渐摆脱贫困,在经济等级制度的顶端,开始出现类似市场性质的产权和关系; 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整个经济体中。这种趋势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历史上最常见的农业社会基本都是封建主义的,市场关系在顶层,封闭的村庄系统在底层。在几乎所有的前现代农业社会中,广大的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要农业的生产力依然很低,或者较高的生产力取决于中央的水利系统,底层农民的个人自由及财产权利就是最低的。封建主义的财产形式也因此普遍存在。农民往往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自由产权;出售、赠送和继承的权力都受到限制。

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不仅仅是对无处不在的暴力掠夺的回应;也是对低得惊人的生产率的一种反应。在农业社会中,这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当公共权力崩溃时,财产权和经济繁荣也会相应消退;当生产力崩溃时,公共权威也会遭到破坏。虽然不是每次干旱或不利的气候变化都会瓦解公共权力,但很多时候都会如此。

1000 年的封建革命

1000 年时的变革就是如此,它开启了封建革命。当时的经济和大政治状况与我们所认为的中世纪大不相同。在罗马灭亡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西欧的经济萎靡不振。在前罗马帝国领土上扎根的日耳曼王国,承担了罗马政权的诸多职能,但水平难望罗马人之项背。基础设施差不多都荒废了。几个世纪过去,桥梁和水渠年久失修,无法再使用。罗马的硬币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它已经从流通中消失了。 罗马时代繁荣的土地市场也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城镇曾经是罗马行政管理的中心,它伴随着国家征税权一起衰竭了。其他几乎所有的文明附属品,也都不复存在。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是有原因的。识字率严重下降,以致于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不管犯下什么罪行,都可能被免于起诉,包括谋杀。罗马时代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工程技术都消失了。许多曾广为人知且达到很高标准的技术,从道路建设到葡萄等果树的嫁接,在西欧都停止使用了。甚至像陶轮这样古老的工具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了。采矿业、冶金业全都萎缩了。地中海地区的灌溉系统,也因疏于管理而破败不堪。就像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所观察到的,“六世纪末的欧洲是个极不文明的地方。”尽管到了 800 年左右, 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中央权力曾有过短暂的复兴,但他去世之后,一切又很快陷入了困顿。

在这种枯寂的景象之下,有一个推论也许会让人感到惊讶,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可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反而提高了小农们的生活水平。在黑暗时代统治西欧的日耳曼王国,从他们祖先的部落中继承了一些相对随和的习俗,如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黑暗时代的农民远比他们在封建时期要自由得多。 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们要更加富裕。我们在上文探讨过,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财产形式。自由财产权与小农的相对繁荣,在历史上是携手并进的。在农民谋生都值得怀疑的地方,往往就会出现封闭的村庄和封建的财产形式。

可以肯定的是,黑暗时代的商业事实上已经崩溃,这使小农失去了贸易的好处及广阔市场的优势。城镇的消亡破坏了现金经济,但这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摆脱官僚机构的沉重负担。正如居伊·布瓦所写的,罗马的城镇是寄生的社区,而不是生产的中心。“在罗马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政治秩序,它靠从周边地区抽取的土地税过活,……实际上,城镇几乎没有为周边的农村生产任何东西。”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从税负中解放了出来;因为税收吸走了“土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还没算中小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其他征收。” 真可谓税负猛于虎,有时候甚至要通过处决来强制收税,这导致土地所有者遗弃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耳曼的蛮族统治者,则仁慈地放弃了这些税收。

被搁荒的农田

因为蛮族的政府,来自政府的负担被大大减轻,这就为穷人自由获得和持有财产创造了机会。在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些年头里,一些因为业主逃避税收掠夺而被搁荒的土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尽管当时环境很恶劣,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作物的产量可谓低得离谱,但对欧洲的小农户来说,黑暗时代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他们在那时候的地位,是在现代时期之前最高的。首先,他们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而能够耕地的人口却越来越少,大片土地被搁荒。因为瘟疫、战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纷纷四散逃离,土地被遗弃,而人口也大幅减少。其次,六世纪时发明了新的农业技术,黑暗时代的小农户带来了发展的优势,那就是安装在轮子上的重型犁。这种工具与改进的马具搭配在一起,使农民可以驱使多头牛,整理北欧的林地就变得很容易。

在这种环境下,土地市场几乎完全萎缩。任何人,只需要整理土地并与有关分享一部分产出,就可以获得新的耕地。这个过程被称为“垦伐”,在罗马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它很好地支持了人口的增长。到了 8 世纪,气温变高,农业效率也提升了,在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垦伐变得特别抢手。

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们,征服了前罗马帝国的领土,现在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剩下的大部分人口,耕种小块的田地,但是条件与其后的封建时期非常不同。比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或者主人,约占人口的 7-10%。在 1000 年之前,法国一个典型的村庄里,似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大约一半的土地。农奴很少,佃农的数量不超过人口的 5%。奴隶制依然存在,但规模比罗马时期小很多。

为日耳曼王国提供军事保护的都是自由人,这些人由国王在地方上的代表——伯爵——召集并武装。即使是“小业主和中等业主”也要加入,要派一个人加入步兵一起作战。在《皮特雷斯法令》中,秃头查理要求所有能力适宜的人,都要被集结起来,上马作战。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公元 732 年,教皇格雷戈里三世曾下令禁止人们食用马肉,意图推动这种军事需求。来自自由民的步兵在地位和权利上,与骑兵并没什么区别。所有的自由人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司法会议,并向伯爵提出解决争端的请求。伯爵这个职位自从罗马后期就开始存在,而在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贵族身份。

“在十世纪 80 年代,一种社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新现象,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社会的向下流动。而它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小型的土地所有者。” -居伊·布瓦(GUY BOIS)

然而,伴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几件事,破坏了日耳曼王国维护的、自耕农与自由民(永久产权持有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

1、人口逐渐恢复,对土地的利用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大面积最肥沃的无主之地都被投入了生产,特别是在北欧。相对土地供应,农民人口的增长使单个农民的劳动价值降低。在黑暗时代,孩子往往可以平等地分享父母的财产;经过继承,大多数自由民的土地被分割成了越来越小的地块。在人口不断增加、地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土地再次产生溢价;曾经消失的土地市场,在 10 世纪中期也再次活跃起来。

2、在 1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气候突然变冷,给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 982 年到 984 年,连续三年作物歉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994 年,歉收和饥荒 再次袭来。随后,在 997 年,爆发了瘟疫,使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场瘟疫 对小型家庭结构的打击特别大,因为小农户缺乏资源去替代失去的家庭劳动力。 连年的作物歉收和灾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危机。当粮食产量无法恢复,他们就 无力支付抵押贷款。

3、重装骑兵日益重要导致权力关系日趋不稳。中世纪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吉斯 (Frances Gies)描述了装甲骑兵向中世纪骑士的转变:

骑士原本地位平庸,但因其昂贵的马马和盔甲而高于农民。慢慢地,他们提升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仍然处于上层社会的最低等级,但骑士身份被赋予了一种荣誉;这种荣誉为大贵族乃至皇室所珍视。它的魅力主要是教会将骑士身份进行了基督教化,它通过各种政策,将骑士的仪式神圣化,并且宣扬一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被违反的次数可能远超过被遵守的次数,但是它们对后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指出的,马镫的发明,使全副武装的马背骑士拥有了强大的攻击能力。他现在可以全速地进攻,而不会被长矛刺中敌人产生的冲击力给甩出马鞍。重型骑兵的军事价值,因为一项亚洲人的发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项发明在 10 世纪传到了欧洲,那就是马蹄铁,它延长了马匹在道路上奔跑的时间和寿命。此外,提升骑士作战效率的发明还有,方便骑士挥舞重武器的马鞍、马刺,以及用一直手就能控制马匹的马鞍。显然,这都是一些很小的技术革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大大降低了小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无力饲养战马及武装自己。在专门为打仗而饲养的马匹中,比较便宜的是一种叫做 destriers 的大体型冲锋战马,价值 4 头牛或 40 只羊,更好的战马则需要 10 头牛或 100 只羊。盔甲也是小户人家负担不起的,一套相当于 60 只羊的价格。

4、寒冷的天气、农作物的歉收、饥荒和瘟疫,在 1000 年降临之前,纷至沓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或者基督再临就在眼前。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虔诚的信徒也好,被吓坏了也好,纷纷将他们的土地交给教会,准备迎接世界末日。

“只有穷人才卖地”

十世纪末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为封建革命铺平了道路。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和天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困境。粮食产量迟迟不能回复,自由民也面临着绝望的境地。市场总是会把最大的压力放到最弱的财产持有者身上,而这其实是它的一个优点;借此可以把资产从弱者手中转移出去,提高利用效率。

但是,在十世纪末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几乎是唯一的职业。一个家庭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面对这种悲惨的前景,在封建革命期间,许多或大多数自由民决定放弃他们的土地。用居伊·布瓦的话说,“农民想要守住自己的耕地,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让给教会,自己保留用益权。” 其他人则把全部或部分土地让给了他们信任的富农,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邻居, 或者是亲戚。

这些财产转让的条件是农民以及他的家人和后代要继续在田里工作。贫穷的农民可以享受到一些互惠的支持,来自于持有大量土地的人,现在被称为“贵族”, 他们有能力购买马匹和盔甲,从而为不断扩大的庄园提供保护。这样的交易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新农奴主义,它是延续经济所有权和丧失赎回权的中途站。但更多时候,它是农民无法拒绝的贱卖。

生产力的下降不仅使贫农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还激发了暴力掠夺的增长,从而破坏了社会的财产安全。因为可获得的马匹和饲料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能力从中抢到一部分资源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财产都不再安全了。他们的境遇放到今天,就好像你必须用一种新型武器保护自己,而需要支付的价格是 10 万美元; 如果你付不起,你就只能受制于那些买得起的人。

短短几年时间,国王和法院维护秩序的能力就崩溃了。任何拥有盔甲和战马的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结果就像是 10 世纪末的《银翼杀手》,一场抢夺和斗争的大混战,当局根本无力阻止。武装骑士的抢劫和袭击扰乱了乡村的秩序,但这绝不是说受害者都是穷人;相反,大土地所有者中的老弱病残及准备不足的人, 才是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有更多的财产。

这种情况发生在降温、饥荒和瘟疫对资源造成压力的时刻,绝不是一种巧合。可能引发权力变革的大政治条件在之前已经存在了,但它的潜能要等到危机被触发才会释放出来。歉收和饥荒就是这样的催化剂。虽然很难准确重构事件的发展顺序,但抢掠是出于绝望的经济环境,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而暴力一旦被释放出来, 显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再动员力量去阻止它了。绝大多数农民都武装单薄,当然无能为力;即使几十个农民也打不过一个重武装的骑士。自由民,就像他们的国王和伯爵,也同样挡不住土地被掠夺。

“来自上帝的和平”

穷途末路之下,在暴力肆虐的农村,教会出面进行休战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启动了封建主义革命。历史学家居伊·布瓦这样说,“政治当局失能,教会发动了一场名为‘上帝的和平’的运动,代替政权进行秩序恢复。他们以‘和平议会’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违反者将受到革出教门的惩罚。他们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和平集会’,得到了骑士们的宣誓效忠。这项运动起源于法国的中部地区(989 年的夏鲁瓦议会,990 年的那波内议会),然后逐渐蔓延开来……” 教会达成的交易是,承认武装骑士在当地社区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暴力掠夺的终止或缓和。在十世纪末期,由于暴力事件激增,在土地的地契上突然开始出现带有“nobilis”或“miles”的头衔,以表示领主的身份。仅仅在几年前,同一个人的财产交易记录,都没有显示出这种区别。贵族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是封建革命创造出来的。

由于生产力下降,小农丧失经济保障,武装其实作为大政治的主导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领主占有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即封建主义)。到 11 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末,自耕农基本上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兼职务农,所持有的土地已经缩减到从前的一小部分。小农户及其后代沦为了农奴,大部分时间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包括教会的及非教会的。

伴随着封建革命,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封建主义越来越被强化。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人们开始大兴土木,建设城堡。 最早的城堡出现在西北欧,是 9 世纪为应对维京人的突袭而打造的,都是原始的木制结构。城堡最初是卡洛琳王朝官员的指挥中心,封建革命之后,成为了世袭财产。这些早期的堡垒比后来的要原始得多,但还是很难被攻破。城堡一旦建立起来,想把它夷为平地,就要费尽千难万险。随着城堡在乡野之间遍布林立,国王或他的伯爵们越来越不可能挑战地方领主的霸权地位。

教会对生产力的贡献

封建主义是农业社会在生产力低下时对秩序崩溃的一种反应。在封建社会早期, 教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会的贡献如下:

1、在军事力量分散的环境中,教会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超越割据的地方势力,制定为各方所遵守的秩序规则,维护和平。这是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胜任的。 伟大的宗教权威 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 “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真假无关”,即使是那些“荒唐的、令人厌恶的宗教, 如野蛮部落的,也是社会机制中重要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封建社会早期的教会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它做了只有宗教组织才能做到的事,它帮助制定了规则, 并帮助人们摆脱激励的陷阱和行为的困境,其中一些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发生的道德困境,有些则是当时大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地方性困境。在 10 世纪的最后几年, 中世纪的教会,在恢复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向地方政府提供宗教和仪式上的支持,降低了在地方形成暴力垄断的成本,或者至少是一种弱垄断。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帮助建立了社会秩序,并为最终达成更稳定的权力结构创造了条件。

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在世俗权力无力遏制的私人战争和过度的暴力冲突中,教会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相对于世俗权威,教会越来越重要,从一点即可以看出。到 11 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是基于教区,而不再是从罗马帝国到黑暗时代一直存在的民事权力划分,即基于 ager(地块)或 pagus(城镇)。

2、教会是保存和传播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主要机构。在中世纪,教会资助大学, 并为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教会还建立了一种机制,可供人们复制书籍和手稿,包含当时几乎所有的农牧信息。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但本笃会修道院的缮写室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替代的印刷形式。尽管缮写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但它是封建时期复制和保存书面知识的唯一手段。

3、教会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早期,这部分归功于农地的管理者往往是识字的。在 13 世纪以前,那些帮助世俗领主管理土地的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靠一套精心设计的符号进行记录。尽管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农民,但是,他们没办法学到那些非自己发明或非亲眼所见的、改良的生产方法。因此,教会对提高谷物、水果和种畜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教会的机构广泛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它可以将产量最高的种子和种畜送到低产的地区。北欧对圣酒的需求,促使修士们培植了更耐寒的葡萄品种,可以在寒冷的气候中生存。 教会还以其他方式提高了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在封建革命期间,很多捐给教会的土地,由于地块太小,经济效应不高,被教会重新分配,以提高耕作效率。教会还提供小型农业社区需要的辅助服务。例如,在许多地区,教会拥有的磨坊, 可将谷物磨成面粉。

4、教会承担了今天被政府吸收的诸多职能,包括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在权力分散的时代,这是克服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困境”的一种方式。在中世纪早期,有特定的教团致力于工程建设,如修路、补桥、重修罗马时代的水渠。他们还开垦荒地,建造水坝,排泄沼泽。一个新的修道会,卡尔图斯会,在法国的阿图瓦打出了第一口“自流井”。他们用冲击钻,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小洞,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泵水的水井。在欧洲的低地国家,西多会负责维护海堤,并修建堤坝。农民将土地租给西多会的修道院,再租回来,而僧侣们则承担维护和管理的全部职责。西多会还率先开发了水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广泛应用于“敲打、举重、 研磨和压榨”。明谷修道院则从奥布河挖了一条两公里长的运河。在那些已经迁移到古罗马驻军道路之外的人口中心,教会也参与进去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桥梁。 对那些修建或维修过河道以及为路人提供收容的地方领主,主教还为他们颁发了赎罪券。由圣贝内泽成立的修士会,即“桥之兄弟”,建造了当时最长的几座桥, 包括阿维尼翁桥,一座横跨罗纳河的大桥,有 20 个拱形结构,在一边有一个小教堂和收费亭。就连一直到 19 世纪还屹立不倒的伦敦桥,也是由一位教士修建的,资金中还有 1000 马克的捐款是来自教皇的使节。

5、教会帮助孵化了更复杂的市场。比如说,建造大教堂与桥梁或水渠等公共设施的意义是不同的。至少在原则上,教会建筑只用于宗教仪式,而不是商业场所。 但是,不要忘记,兴建教堂有助于创造一个可以深化手工业和工程技能的市场。 就像在冷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军备竞赛无意中孵化了互联网;中世纪大教堂的兴建也催化了其他种类的衍生品,这就是商业的孵化。教会是建筑商和工匠的主要客户。教会采购用于圣餐仪式的银器、烛台和装饰教堂的艺术品,创造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奢侈品市场。 在诸多方面,教会缓和了武装骑士在“封建革命”期间和之后释放出的凶残暴力。 教会还对提升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早期的几个世纪。总之,教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它很好地满足了黑暗时代末期农业社会的需要。

暴力面前的脆弱

就像五个世纪之前罗马的陷落一样,“1000 年左右的封建革命,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暴力骚乱”,它看似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但也是由很多相互影响的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是,这场恶人的胜利以及他们创造出的压迫机制,完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觅食阶段相比,在暴力的组织和压迫的强度上,农业社会都取得了质的飞跃。

这从一开始就反映在农耕民族更加好战的文化中。在农业社会早期,人们崇拜的神是雨神和水神,因为农民认为这些神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然而,降雨或发水的神也往往是战争之神,最早期的国王都会召唤他们;而国王则又是战争之王。 人们的生活因农业革命的变革而改变,农业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想象之中。被逐出伊甸园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觅食到耕作的转变,它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从毫不费力就能在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得食物的自由生活, 沦落到了艰苦劳作方能糊口的境地。

失乐园

农业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一批农民确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他们的辛勤劳作中,诞生了城市、军队、算术、天文学、地牢、葡萄酒和威士忌、文字、国王、奴隶制和战争。尽管农耕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但从原始经济转变到农业,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创世纪》的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类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圣经中伊甸园的寓言,就是人们对觅食者在荒野中享受轻松时光的深情回忆。有学者指出,“伊甸园”这个词似乎就来自苏美尔语的“荒野”一词。

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口稀少的野外,到定居在从事农耕的村落,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圣经》中,也表现在人类对早起和出门工作的永恒怨恨之中。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一书中,斯蒂芬·博伊登写到,伴随农耕而来的新生活方式是“逃避”(evodeviant)。在农业出现之前,成千上万代的人们,都像亚当一样生活在伊甸园中,而且他的造物主邀请说:“园中各样的果树,你都可以随便吃。”狩猎采集者没有庄家需要照料,没有牛群需要看管, 没有税收需要支付。他们像无业游民一样,随心所欲地漂流,很少干活,不用对任何人负责。

自从有了农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且总体上更加压迫人。“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农耕是艰苦的劳作,在人类的记忆中,农耕之前的生活就是失乐园。

农民凭双手创造的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暴力的逻辑,这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创世纪》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确立为“耕地的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圣经不可思议的预言能力的一部分。而圣经的故事之所以由牧羊人讲述,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农业是怎样给暴力提供了杠杆。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圣经的记载概括了一种逻辑,在人类社会中演绎了几千年。农业是纷争的孵化器,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提高了暴力的回报,也极大地加剧了财产保护的挑战。有史以来第一次,农业使犯罪和政府都成为了赚钱的买卖。

第四章 政治最后的日子 圣母教会与保姆国家衰落的相似性

“我相信并且希望,政治和经济在未来不再像在过去那样重要。中世纪最敏锐的头脑曾经把精力耗费在神学辩论中,如今看来已是微不足道或毫无意义;我们现在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大部分争论,当有一天看起来和中世纪的神学辩论一样,那个未来就来临了。
-阿瑟·C·克拉克

如果说政治即将消亡,肯定会被认为荒谬或者乐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但这就是信息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20 世纪是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世纪,对于在该世纪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认为生活中可以没有政治,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这就好像说一个人只要用空气中吸收营养就能活下去。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作为控制国家权力并将其合理化的一套思想,它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我们相信它也会随着现代社会一起结束;就像中世纪的人们纠葛的封建责任和义务,随着中世纪一起消亡一样。就像历史学家马丁·凡·克瑞福德(Martin van Creveld)所指出的,在封建时期,“政治并不存在(那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它最早出现要到 16 世纪)。”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在现代时期之前并不存在,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感到讶异;毕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写过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但是仔细想一下,古代文本中的词语并不一定等同于当代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也写过一篇题为《辩谬篇》(诡辩术)的文章,这个词在今天就好像“政治”在中世纪一样毫无意义,当时还没有人使用它。它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是 1529 年,而且在那是它好像是个贬义词,来自于古法语的一个单词 politique,用来描述“机会主义者和见风使舵者”。

近两千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才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内涵。原因何在?因为在现代社会将亚里士多德的词语赋予实质的用途之前,需要满足相应的大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极大地提高暴力的回报。我们在《大清算》中分析过,这就是火药革命;它使暴力的回报率远远超过了以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在谁的手里,就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从逻辑上讲,运用权力可以获得的战利品急剧增加,在控制这些战利品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政治。

政治开始于 5 个世纪之前的工业化早期,如今它正在消亡。对政治和政客的普遍反感正席卷全球。这一点,你可以从对白水公司的报道以及对隐藏细节的猜测中看到,可以从文森特·福特谋杀案的拙劣掩盖中看到。从比尔·克林顿海量的丑闻中;从主要国会议员挪用众议院邮局公款的报道中;从导致约翰·梅杰圈内人辞职的丑闻中;法国最近的两任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阿兰·朱佩,也爆发了类似的丑闻。意大利,丑闻更大,做了七任总理的吉奥·安得利奥迪被送上被告席接受审判,罪名包括与黑手党有染,还下令谋杀调查记者米诺·佩克雷利。 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因为一些丑闻名誉受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 5 年,四位日本首相因为腐败指控而下台。加拿大司法部在给瑞士当局的一封信中指称,其前总理布莱恩·穆罗尼在加拿大航空公司 18 亿加元的空客合同中吃了回扣。甚至在瑞典,副总理和准总理莫娜·萨赫林,因为被指控使用政府信用卡购买尿布和其他家庭用品而被迫辞职。在那些拥有成熟福利的国家,在几乎所有治理良好的国家,无论你走到哪儿,人们都讨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蔑视是一种先行指标

对腐败领导人的道德愤怒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常见的变革先兆。当一个时代让位给领一个时代时,这种现象就会一再发生。每当技术的进步导致旧体制与新的经济驱动力脱离,社会的道德标准就相应地发生改变,人们就会对那些旧制度的掌控者越来越不屑。而且,在新的、系统性的革命意识形态形成之前, 这种普遍的反感就已经出现了。在我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政治的抗拒。它会在后面发生。你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想象不到,没有政治的生活是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所感受到的还只是无言的蔑视。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 15 世纪末,不同的是,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尽管人们还相信“圣职者的神圣性”,但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神职人员,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与今天人们对待政客和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层神职人员腐败、世俗、贪婪。这不是没有原因的;15 世纪的几个教皇都公开拥有私生子。下层神职人员的地位更低,他们在乡下和成立泛滥成灾,乞讨施舍,并向任何愿意给钱的人兜售上帝的恩典和罪孽的宽恕。 在“表明虔诚的外壳”之下,是一个腐败的、日益失灵的系统。在有人敢于指出这一点之前,人们已经不再尊重它的管理者。宗教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分精神和世俗,它的可能性已经耗尽了。早在路德将他的 95 条论纲钉在维登堡教堂的门上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世俗改革

我们相信,政治的饱和也会导致同样的变革。苏联的灭亡和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就是席卷全球的去政治化格局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人们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日益蔑视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政客是腐败的,他们经常通过出售政治“赎罪券”以换取竞选资金,或者在商品交易中提供特殊服务,以充实自己的财政。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客花费巨大代价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益的。就像在 15 世纪末期,组织忏悔者再一次朝圣,在雪地里赤脚前行;或者再成立一个托钵修道会一样,都是徒劳的,对提高生产力或者缓解生活压力,毫无帮助。

圣母教会最后的日子

到中世纪末期,一元化的教会机构已经衰老不堪,并且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这与它在五个世纪前对经济的积极贡献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过,在 10 世纪末,在教会主导下,城乡秩序得以恢复,经济得以发展,整个社会从无政府状态中走了出来,这也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在当时,对于构成西欧大部分人口的自由民和农奴来说,教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而到 15 世纪末, 教会已经成为了生产力的严重阻碍,它强加的负担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 今天的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五个世纪前的火药革命创造了新的大政治条件,民族国家是对此的必要适应。民族国家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地方势力,扩大了市场范围, 更大的贸易区带来了更丰厚的回报。在整个欧洲,当中央的君主在巩固权威时, 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会自发地与他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民族国家在早期的形式下,对商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它有助于减轻封建领主和地方豪强对商人的压迫。

在暴力回报很高且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民族国家是一个很有用的机构。但是 500 年过去了,在这个千年的末尾,大政治的环境以及发生了改变。使用暴力的回报率正在下降,民族国家成为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像中世纪暮年的教会一样,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今天的民族国家也穷尽了它的可能性。它已经到了衰老的顶点,是一种破产的机构。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作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民族国家也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促使它诞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熟透可以坠落了。而它也必将坠落。技术发展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权力革命,毋庸置疑,它必将摧毁民族国家,就像火药武器和印刷术摧毁中世纪教会的垄断一样。 如果我们的推理无误,民族国家将被新的主权形式所取代。有些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些则会让人联想到前现代社会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商人共和国。到 2000 年之后,旧的将变成新的;难以想象的将变成习以为常的。随着技术规模的急剧下降,政府会发现它们将不得不像公司一样为收入而竞争,它们收入的服务费不会再超过它们所能提供的价值。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现在难以估量。

过去和现在

五百年前,15 世纪之交,可能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和现在一样,西方文明站在一个重大变革的门槛上。虽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但中世纪社会正在消亡。 他们既没有预见,也理解不了。普遍的情绪是一种深深的忧郁,这在一个时代结束时很常见,因为传统的思想家感觉到事态正在崩溃,“猎鹰听不到猎鹰人的哨声”。但是他们的思维惯性太大,无法理解正在出现的权力结构的潜在影响。 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惠泽加,在谈到中世纪的衰落时写道:“15 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们,几乎全都被其时代的误解而蒙骗了,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力,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被背叛的神话

当驱动权力的基本动力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思想家往往会迷惑不解,因为它揭露出,使旧秩序合理化的神话,其实缺乏真正的解释力。中世纪末和今天一样, 在人们普遍接受的神话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惠泽加在谈到 15 世纪末的欧洲人时说:“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充斥这一种虚构,认为是骑士精神统治着世界。”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假想与此异曲同工,那就是认为世界是由选票和支持率所统治。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事实上,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民主的意愿所决定的,这种想法和中世纪的观念一样愚蠢;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历史是由一套精心设计的礼仪规范决定的,也就是骑士精神。

这样的说法近乎异端,这也表明了,传统思维与工业社会晚期权力动态的现实之间是多么的脱节。在我们看来,投票是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大政治条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大众民主和公民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日益丰富,也必将随之一起衰落。华盛顿将面临的不安和骚动,就像 500 年前骑士精神失格后,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所遭遇的一样。

骑士精神与公民身份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能理解骑士精神誓言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随着社会向工业组织的过渡, 它会逐渐消失;那么,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公民身份,将如何在信息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者有着同样的功能,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大政治环境中促进了权力的行使。

在封建誓约盛行的时代,防御性的技术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主权很分散,私人和法人团体都凭自身的实力行使军事权力。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通常都是小规模的武装人员进行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没有长期的军事力量,即常备军。 他需要从他的附庸——大领主那里得到支持,大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小领主那里寻求支持,小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骑士那里获得支持。整个效忠的链条沿着等级制度向下延伸,直到被认为有资格携带武器的、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为止。

制服还是区分?

与现代军队不同,在公民身份兴起之前的中世纪,军队在战场并没有穿着统一的 致富。相反,每个家臣或随从,每个骑士、男爵或不同身份的领主,都有自己独 特的装束,用以反映他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对社会垂 直结构的强调,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位置都是不同的。惠泽加指出,中世纪的士 兵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做区分,“外在的分别标志主要有:着装、颜色、旗帜以及 口号”。

战争也不仅仅发生在政府或国家之间。马丁·凡·克利福德认为,卡尔·冯·克 劳塞维茨等战略家所塑造的现代战争概念,扭曲了前现代时期军事冲突的性质。 克利福德写道:

“在罗马灭亡后的一千年里,武装冲突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社会实体发动。其中包括野蛮人的部落、教会、各种等级的封建男爵、自由的城邦,甚至是私人。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队也不一样,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描述它。那时的战争,往往是由一群批上战装、跟随领主的家臣们发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领主来说,他的家臣能真的“批上战装,跟在后面”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骑士精神的誓言就受到高度的推崇。

中世纪骑士的荣誉和今天服兵役的义务具有类似的功能。中世纪的人,被他向别人和教会许下的誓言所约束,就像今天的人被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所约束一样。 在中世纪违反誓言,就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为了不打破自己的誓言不惜走向极端,就像在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现代人为了履行公民义务而冲击机枪窝里。

任何头脑未受过灌输的人,都不会愿意投身到战场,并且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还留在那里。而骑士精神和公民身份为这种简单的盘算,增加了一个维度,提高了计算难度。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都引导人们去杀人、去冒死。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价值观,只能是经由统治机构大力强化及高度夸张过的。

规避“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制度的成功与生存,都取决于它在危机时分调集军事力量的能力。很显然, 中世纪的骑士或一战壕沟里的士兵,他们决定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不可能经过冷静的成本计算。很少有战争是这么容易打赢的,对那些愿意冲锋在先的士兵, 战争所给予的回报,也很少能够远超其所付出的代价。不然的话,统治者就可以招募一支经济最优化的部队,送到前线去冲锋陷阵。几乎每一场战争,或者大多数战争,都有一个瞬间扭转局面的时刻。研究军事史的学生都清楚,战斗的胜利和失败往往一线之隔,就取决于个别士兵的英勇、果敢和凶猛。一块阵地,不过是一块在战斗结束后一文不值的土地,如果打仗的人不愿意为这样一块地而牺牲,他们就很可能战胜不了原本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一点,意义深刻。主权国家在限制叛逃和鼓励牺牲方面做得越成功,就越有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战争中,最有效的价值体系会诱导人们从事某些行为, 而这些行为只要稍加理性思考就不可能被接受。被送到战场上的士兵,如果可以自由地计算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并以此决定是打还是逃,那么任何组织都无法有效地调动军力。能够理性思考的人,就永远不会参与战争。一个理性的人,如果分析过短期的成本和收益,还决定参加一场致命的战争,那只可能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或者在最绝望的形势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己方的军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敌人不堪一击,而战利品极其丰厚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经济人可能会加入战斗。也许吧。而如果他被食人族逼到墙角的话,应该也会奋起抗争。

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更常见的战争呢?往往既没有诱人的战利品,也无法通过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也没有绝望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正是在这里,骑士精神和公民身份等概念,为发动军事力量提供了强力的支撑。早在战争发生之前,统治集团就必须让个人相信,坚守对领主或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责,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在社会上编织神话,鼓励到战场上冒险与牺牲,将其合理化,是统治者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这些神话要想有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大政治条件进行调整。骑士精神统治世界的虚构在今天毫无意义,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但它是封建主义顶礼膜拜的神话。它使义务的纽带合理化,这个纽带将每个人都束缚在教会及好战的贵族的统治之下。在那个贪恋财富、私人战争司空见惯的时代,权力的行使与个体的生存,都取决于他人是否愿意在威胁之下履行兵役的承诺。这些承诺是否可靠,显然是生死攸关的。

在国籍出现之前

与今天不同的是,在中世纪,国籍的概念对于确立主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那个时代,君主、红衣主教以及有权势的领主们,以私人权利的形式拥有领土。他们能以现代人无法比拟的方式,出售或赠送领地,或者通过转让、联姻及征服获得新的领土。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葡萄牙总统碰巧娶了美国前总统的女儿,美国就会归于葡萄牙的主权之下。但这样的事情在中世纪是很常见的。 权力通过血统世袭传承,城市和国家更换主权,就好像古董更换主人一样。很多时候,君主并不是他财产所在地的本地人,他不会讲当地的语言,或者讲得很糟糕,口音很重。但是,不管雅典的国王是西班牙人,还是西班牙的国王是奥地利人,这对个人所承受的义务都没有任何影响。

社团主权

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宗教团体也可以行使主权。这种混合型的机构在今天找不到对应的产物;虽然马耳他骑士团还依然存在,而且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恢复对马耳他圣安杰洛堡的主权。 这些机构将宗教、社会、司法和金融活动与对地方的主权结合了起来。虽然他们也行使领土管辖权,但与今天的政府完全相反,他们赢得支持及推进管理计划时, 完全不是依靠国籍身份。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和管理者,来自欧洲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即“基督教世界”。

没有人认为应该或者必须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统治者。在支离破碎的中世纪主权格局中,要动员支持者,不像现代那样取决于民族身份或对国家的责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忠诚和习惯性的联系,这些东西必须作为个人荣誉去维护。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宣誓遵从这些义务,只要他的社会地位满足相应的资格。

宣誓

骑士的誓言将人们联结到了一起,并以当事人的名誉起誓。就像惠泽加所写的, “立下誓言,人们就对自己施加了一些束缚,作为履行承诺的动力。”当时的人对遵守誓言看得非常重,为了避免失信于人,他们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者遭受严重的后果。遵守誓言被视为一种个人荣誉,约束着人的行为。而其中某些行为, 在本书的读者看来,可能是很滑稽的。

例如,星辰骑士团曾经发誓,绝不“从战场上撤退超过 4 英里;而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九十多人就因为这一誓言而送命。”作为一种军事战略,连战术性的撤退都禁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所有的骑士誓言都有这样的要求。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英格兰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巡逻的骑士们脱掉盔甲;因为如果他们穿着斗篷盔甲从敌阵上撤退,那就太有失荣耀了。而碰巧的是,国王本人迷路了, 路过他的先锋部队夜宿的村庄。穿着盔甲的国王,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的骑士荣誉感使他无颜走进那个村庄,只好暴露在危险之中,在外面度过了一夜。 这个例子尽管看起来很傻,但亨利国王的盘算可能并没有错。相比在敌人后方睡觉的危险,撤退会辱没自己的荣誉,并为整个军队树立榜样,打击士气,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中世纪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事例,都是杰出的人物在履行那些很荒谬的誓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做的事并不能带来任何客观上的利益,只是生动地表现了宣誓人对誓言本身的重视。在这些誓言中,常见的情况有:如果他们加入了只有一个人的锁链囚徒帮(one-person chain gang),就要遮住一只眼睛,只在站立的时候吃喝,并且要把自己搞残废,变成瘸子。当时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就是戴着痛苦的脚镣行走。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在大街上挣扎,你肯定会觉得他疯了,而不会认为他是个大德之人。但在骑士精神的背景下,心甘情愿地戴上这样的装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还有很多类似的习俗,在今天看来都很可笑。根据惠泽加的描述,许多人发誓“周五不吃肉,周六不睡床;一个又一个禁欲主义的行为变本加厉。一个贵族承诺:永不穿盔甲,每周有一天不喝酒,不在床上睡觉,不站着吃饭,并穿着刚毛衬衣(苦行者穿的)。”

相比这些自我折磨,斋戒显得都温和多了。

很多狂热的誓言分子成立了一些教团,对他们的成员施加严厉的苦修,作为一种荣誉的考验。例如,克拉洛瓦和加洛伊奇骑士团,在夏季“穿着毛皮和毛皮衬里的帽子,还在壁炉里烧着火。在冬天,则只允许穿一件没有毛皮的单薄外套,不能穿斗篷,也不能戴帽子和手套,床单也很薄。”正如惠泽加所说,“大量的成员被冻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世纪的自虐是一种严酷的折磨。人们对自己施加这种折磨,是希望审判和惩罚的上帝能收起棍子,宽恕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免受在今生和来世都应得的更大惩罚。” -诺曼·库恩(NORMAN COHN)

鞭刑,过去和现在

从施加危险和清苦的誓言,到考验、朝圣、折磨、不适,甚至是故意的自残,这中间只是很短的一步。在中世纪,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值得高度赞扬。它们象征着宣誓的严肃性,这种逻辑,在今天的兄弟会或联谊会的入会仪式中依然适用。

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或者在雪地里赤脚朝圣,这样的折磨,比起自我鞭挞的严酷,都是小巫见大巫。自我鞭挞是中世纪很特别的一种忏悔方式,它与封建主义差不多是同时出现,最早是“在 11 世纪初被卡马尔多利和阿维拉纳修道院的隐士们所采用。”

鞭笞者不只是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脚行走,他们组织游行,日夜不停的赶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就会在教堂前排成一排,连续鞭打自己几个小时。”

我们相信,当未来的人们回顾民族国家的时代,会发现 20 世纪的人以公民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看待自我鞭刑一样可笑。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现代时期的士兵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而穿越半个地球去赴死,是一种怪诞又愚蠢的景象。它和那些异常夸张的骑士仪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戴着脚镣走来走去; 而在封建时期,即使是那些理智的人,也以此为荣。

骑士精神让位于公民责任

当大政治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宣誓效忠领主的军事意义已经过时,骑士精神就逐渐式微了,被公民责任所取代。在火药武器和工业化军队的世界里,打仗的人和他们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不同了。公民身份出现在暴力回报率很高且不断攀升的时期,相比中世纪发动战争的社会实体,这时候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 民族国家以其强大的实力和财富,可以直接与穿着制服作战的普通士兵进行交易。

历史证明,这种交易对国家来说要便宜得多,而且,相比通过与有权有势的领主和地方豪强谈判以组建军队,也要省事得多;因为这些人每一个都有能力拒绝与自身利益相悖的要求,而民族国家的个体公民则做不到这一点。 公民身份的关键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个人或小的团体,在大政治层面,具备独立行使军权的能力。在后面我们会深入探讨这其中的原因。

随着信息技术改变打仗的逻辑,它必将使公民身份的神话破产;就像火药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过时一样。

马背上的地狱天使

在西欧主宰了几个世纪的骑兵贵族,可算不上是他们后代那样的绅士。他们是粗俗的、暴力的;用今天的话说,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中世纪的机车帮派。礼仪规则和骑士精神的伪装,更多是用来约束他们的过激行为,而不是描述他们真正的作风。即使对骑士精神的规则和义务进行百科全书式地描述,也很少或根本无法揭示出贵族权力的来源。

完美是枯竭的同义词

十五世纪末,就在武装骑士刚刚把他们的战斗技艺提高到臻于完美的境界时,有效的火药武器出现了,在他们的脚底下引发了一场强烈的爆炸。在那时,经过精心培育,终于产出一匹高达 16 手宽的战马,这批骏马的身材可以舒适地承载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然而,正如诺斯科特·帕金斯(C. Northcote Parkinson)睿智地指出,“只有处于崩溃边缘的制度才会达到完美。”

完美的新战马诞生了,新式武器也被部署到了战场上,可以轰炸战马和骑士。这种火药武器可以由普通人使用,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但要大量采购,则非常昂贵。与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相比,商业的重要性随着新武器的扩散逐步提升。

更大规模的战争

火药武器是怎么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它提高了战斗的规模,这使得发动战争的代价很快就远超中世纪时期。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往往都是在很小的团体之间展开的,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块贫瘠狭小的领地上征战。火药为更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只有那些拥有富裕臣民的统治者,才有能力派遣出强大的军队。而最能适应商业发展的统治者,往往是那些与城市商人结盟的君主,他们会发现自己在战场上享有竞争优势。用克利福德的话说,“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更优越的财政资源,可以购买更多的大炮,从而把敌人轰得粉碎。”

火药武器的逻辑全部被演绎出来,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军队。 但火药对战争的改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军服的采用上,就显示出来了。军装恰如其分地象征了战士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发展与骑士精神到公民身份的转变相辅相成。在封建主义时期,君主或者教皇要与一长串的诸侯分别达成不同的交易,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则可以与它的公民达成“统一”(也是制服的意思)的交易。在旧制度下,每个人都在等级结构中有一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可以达成一个特殊的交易,就像他的纹章或者悬挂的彩旗一样。

降低了富人的机会成本

火药武器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它将权力的行使与体力区分开来,从而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富有的商人不需要再靠技巧和力量进行徒手搏斗,也无需再依靠忠诚度可疑的雇佣兵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寻求最高统治者更大规模的、新式军队的保护。正如威廉·普莱费尔在谈到中世纪时所说,“在敌对的情况下,人力是激怒别人的力量,……所以,在当时,一个人不可能长期保持同时富有和强大。”而当火药出现以后,不富有就不可能强大。

社会地位与静态思维

商业对塑造现代社会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然而,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还不能预见到信息社会的新动态一样,中世纪时期的主流思想家们,也无法预测或理解商业的兴起。五个世纪之前的大多数人,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他们不断变化的社会。惠泽加说,“从现代意义上说,(中世纪)很少有财产是流动的。权力还没有与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仍然是与生俱来的,取决于掌权者所激发的某种宗教敬畏,它以奢侈浮华的排场及大量忠实的追随者来彰显自我。通过可见的标志,封建或等级思想表现为那种追求显赫的想法。”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社会地位,他们还想不到商人能对王国的生活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因为商人都是平民,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处于三层身份的最底层,低于贵族和神职人员。 在中世纪的暮年,即使是更加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认识不到,在农业之外,商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对于积累财富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贫穷是一种使徒般的美德;在他们看来,有钱的银行家和乞丐没有区别。用惠泽加的话说,“在第三阶层中,原则上不区分富人和穷人,也不区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当时的体制下,职业和财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骑士身份。

这种对生活中经济层面的盲视,又被教会人士强化了,这些人是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守护者。教士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以致于在 15 世纪,推出了一项广受赞誉的改革方案,要求所有非贵族身份的人都要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农业劳动。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的任何作用。

“1492 年,被习惯性地用来区分中世纪和现代时期,其实也可以作为其他一切事态的分界点。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哥伦布的大航海,象征着西欧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崭新关系的开始。” -弗雷德里克·莱恩

工业社会的诞生

十五世纪众多最敏锐的头脑,也完全没有捕捉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而该进程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封建主义的消亡,标志着西方主导全球的伟大的现代时期开始了。在这一时期,暴力的回报率不断上升,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里,现代经济为能够享受到其最大利益的那部分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这些变化的催化剂是新技术,从火药武器到印刷术,以很少有人能够掌控的方式改变了生活的边界。

到十五世纪的最后 10 年,哥伦布等探险家才打开了通往广阔未知大陆的通道。 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足迹囊括了整个世界。西班牙大帆船,是在地中海帆船的基础上打造的新型高桅帆船,它环绕地球,绘制出了海上的通道,这些海图成为了后来商业贸易、疾病传播和军事征服的指南。在海上,在岸上,征服者靠着他们的新式青铜大炮,开疆拓土。他们发现了代表财富的黄金和香料; 种下了新的经济作物,从烟草到土豆;还为他们的牛群开辟了新的牧场。

第一种工业技术

就像火炮打开了新的经济领域,印刷术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它是第一种大规模生产的机器,也是工业主义萌芽的标志性技术。说到这里,我们同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工业革命早在他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它肯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规模化生产和工厂系统的原则已经确立。他所举例的大头针制造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斯密解释了怎么用 18 个工人分开操作来生产大头针。得益于专门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每个员工在一天内生产的大头针,是他自己单独制造数量的 4800 倍。

亚当·斯密的例子还突出了一个事实:工业革命的开端,比传统历史学家认为的要早几个世纪。大多数教科书都把它的起源定于 18 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不合理, 因为那是人类生活水平起飞的时期。但在大政治层面,封建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的过渡,实际上要早得多,是在 15 世纪末。几乎是发生的同一时间,它的影响就在统治机构的变革上体现出来了,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消亡。

把工业革命的开端定在较晚时期的历史学家,是在衡量另外一件事,就是由发动机驱动的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生活质量的飞跃。这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并导致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事实上,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在不同时期开始急剧上升,这就提示出,人们是以大政治转型以外的因素在衡量工业革命。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谈到“工业革命”时用的是复数,并明确地将它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和俄国,这种收入的猛涨一直推迟到 19 世纪末。 在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 20 世纪才发生的景象。非洲另外一些地区,持续增长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生活在现代时期。

转型期收入的下降

工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收入增长的同义词。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个大政治事件, 并不能直接用收入统计来衡量。事实上,在工业时代的头两个世纪里,大多数欧洲人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到了 18 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才开始上升,直到 1750 年左右才恢复到 1250 年的水平。我们把工业时代的启动时间定在 15 世纪末。因为正是早期现代技术的工业特征,包括以化学为动力的武器和印刷机,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崩溃。

知识成本的降低

大规模生产书籍的能力,对中世纪的机构形成了不可思议的颠覆;就像微处理技术将颠覆现代民族国家一样。印刷术很快就破坏了教会对神的话语的垄断,甚至为异端邪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迅速传播,到 15 世纪的最后 10 年,共出版了 1000 万本书籍。由于教会压制印刷业,大部分新书都是在欧洲那些当局权威最弱的地区出版的。当今天的美国政府试图压制加密技术时,很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教会发现,审查制度并没有抑制住颠覆性技术的传播,反而把它推到了最能发挥颠覆作用的地方。

修道院地位被降低

印刷机原本是人畜无害的,因为内容而具有了颠覆性。无畏的冒险家和商人赚取财富的知识被四散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溶剂,可以溶解封建义务的约束。 新型市场的诱惑,大规模资助军队和海军的机会,使货币产生了封建时期所不具备的价值。有了新的投资渠道,加上强大的武器,提高了暴力的收益,要求地方领主和城市商人向教会捐献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仅仅是在土地占有之外创造出的投资机会,就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稳定,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

印刷机的另一个颠覆性后果是大大降低了信息复制的成本。在中世纪,识字率极低,经济极不发达,一个重要原因是手工复制书稿的成本太高。正如我们讨论过的,在罗马沦陷以后,教会承担的主要生产职能之一,就是在本笃会修道院复制书籍和手稿。这是一项成本极高的工作。而印刷机极大地降低了手稿复制的价值, 修士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辛勤劳作,制作出来的手稿,用印刷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够了。新技术使本笃会的缮写室成为了昂贵的、过时的知识复制手段,而反过来说,这就降低了继续使用抄写员的宗教团体和教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书籍的大规模印刷结束了教会对圣经及其他信息的垄断。书本的广泛普及也降低了识字成本,从而使得有能力就重要课题——特别是神学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思想家成倍增加。神学史家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指出,16 世纪头 20 年的“一系列的出版里程碑”为应用“现代文本批评经文”奠定了基础。这 “威胁到了教会的垄断”,因为“人们开始质疑为了支撑传统教条而对经文进行的扭曲式解读。”新知识鼓励了教会竞争,新教出现了,他们要制定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总之,书籍的大规模生产降低了异端和异教传播的成本,使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出版也帮助摧毁了中世纪的世界观。信息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获得,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象征主义转到了因果关系。“象征主义的世界图景,特点就是无懈可击的秩序、建筑结构、等级从属关系。每一种象征性的联系都意味不同的等级和神圣性……核桃象征着耶稣,甜美的内核是他的神性,青涩多肉的外皮是他的人性,中间的木壳是十字架。因此,一切事物都在使人的思想上升到永恒。”

符号化(即象征主义)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对社会等级结构的补充,它也更适合教育文盲。木刻画中的符号所传达的思想,可以被文盲所接受。而相比之下,现代时期印刷术的出现,使得识字的人口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发展因果关系。

与今天的对比

在 15 世纪中叶,中世纪社会的信仰基础似乎是无与伦比的安全和稳定,但却很快就被改变了。它的主要机构,也就是教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并被打破。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受到过质疑的权力,突然陷入了争议。那种神圣的信仰和忠诚,超出今天任何民族国家对公民的束缚,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被人们重新认知并放弃。这一切的缘由,就是十五世纪最后 10 年出现的一场技术革命。

我们相信,像 500 年前那样的剧变将会再次上演。信息革命将摧毁民族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就像火药革命摧毁教会的垄断一样,毋庸置疑。十五世纪末的情形与今天的状况惊人地相似;当时的生活完全被有组织的宗教所淹没,而今天的世界则充满了政治。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民族国家,都是已经衰老到极限的组织机构。 和中世纪暮年的教会一样,20 世纪末的民族国家也是负债累累,无力再支撑自身的存续。对于那些不久前还坚定支持民族国家的人来说,它的存在对他们的繁荣幸福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还起反作用。

“贫穷、贪婪、奢侈”

今天的政府收取了钱财,但他们提供的价值则是极其糟糕的。15 世纪末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说,“贫穷的地方神职人员,对他们收取的财务管理极差。他们所征收到的财物,实际上都消失在了修道院或神秘的高层那里。尽管教会的某些部门收到了大量的礼物,但整个机构却可以同时显得贫穷、 贪婪和奢侈。”你很否认 20 世纪末的政府也是如此。

十五世纪末的宗教活动层出不穷,就像今天福利国家搞的项目一样。不仅仅有特殊的祝祷节庆,就连圣人和圣骨的供应都是无止境的;每年都有更多的教堂、更多的修道院、更多的修会、更多的忏悔师(家庭常驻牧师)、更多的传教士、更多的大教堂分会、更多的捐赠圣堂、更多的遗迹崇拜、更多的宗教联合团体、更多的宗教节日和新圣日。宗教仪式越来越长,祈祷和赞美诗越来越复杂。新的募缘修道团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到处乞求施舍。最终的结果是超出了制度的负荷极限,和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样。

宗教节日和各种节庆全面激增,礼拜仪式越来越多,圣母玛利亚、她的姐妹和耶稣家谱中的所有圣人,都有专门的纪念日。对信徒来说,履行宗教义务的成本和负担越来越沉重,就像今天遵守法律的成本越来越高。

无辜者付出代价

过去和现在一样,是生产者承担着收入再分配的成本,而他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由于资本利用方式的转变,这些成本的增长幅度超出了所有当权者的认知。 与货币资本相比,持有土地的相对优势正在下降。但中世纪的人们脑子里想的依然是地位和身份;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是谁,而不是你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人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举办浮夸宗教仪式的机会成本已大大增加。这些成本都沉重地砸到了勤劳工作的农民、市镇居民和自耕农身上,相比与贵族阶级,他们需要更加高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本。他们不得不支付不成比例的费用,为无休止的盛宴、圣日餐饮以及奢侈的教会官僚买单。

适得其反的监管

在 15 世纪末,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后来由政府掌握的监管权力。教会主导着重要的法律领域,记录契约、登记婚姻、认证遗嘱、许可贸易、规定土地所有权以及商业的条款和条件。教会法对生活细节的规范几乎和今天的官僚机构一样彻底,而且目的也大同小异。和今天的政治法规一样,500 年前的教会法也充满了混乱和矛盾。这些规章制度往往搞得很复杂,以压制商业进步,这表明监管者根本就没想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不管最近一年的 12 月 28 日是星期几,在一整年当中,每周的这一天都不能做生意。因此,如果某年的 12 月 28 日是星期二,在全年的所有星期二都不能合法做生意。这是为了纪念“诸圣婴孩殉道日”必须表达的一种虔诚。如果 12 月 28 日落在周日以外的任何一天,那么这个禁令就限制了很多种商业的经营潜力,延迟或阻碍了正常的交易,从而增加了成本。

垄断定价

教会法的实施也是为了加强垄断价格。教会在意大利托尔法的地产中开采明矾, 通过销售明矾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当纺织业的客户想要选择从土耳其进口的更便宜的明矾时,梵蒂冈通过教会法宣布使用较低成本的明矾是有罪的,以维持其对价格的垄断。坚持购买便宜的土耳其明矾的商人将被逐出教会。星期五禁止吃肉的著名禁令,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教会不仅是最大的封建地产所有者,它还控制着主要的渔业。教父们发现虔诚的教徒对于吃鱼有神学上的需求,在当时的交通和卫生条件还不利于鱼肉消费的情况下,教会能够满足吃鱼的需求,绝不是偶然的。

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不仅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限制以保 证自己的利益;它还充分利用监管的权力进行创收。教士们煞费苦心地颁布了很 多难以被遵守的法规和禁令。例如,对乱伦的定义特别宽泛,即使是远房表亲或 者只有姻亲关系的人,也需要得到教会的特别许可才能结婚。在现代旅行出现之 前,这几乎包含了很多欧洲小村庄里的每个人。于是,为乱伦婚姻出售豁免权成 为教会丰厚的收入来源。即使是婚内的性行为,也受到教会法的严格限制。夫妻 间的性活动,在周日、周三和周五以及复活节和圣诞节前的 40 天之内都是非法 的。此外,夫妻在接受圣餐的前 3 天也要禁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赎罪券,在 一年中至少 55%的日子里,夫妻双方不能享受性生活。在《主教的妓院》(The Bishop’s Brothels)一书中,历史学家 E.J.伯福德(E. J. Burford)认为,这些“愚 蠢的”婚姻规定,刺激了中世纪卖淫业的发展,教会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伯福德指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温彻斯特大教堂的主教都是位于南华克 的伦敦河岸妓院的主事人。而且,教会从卖淫中谋取暴力绝不仅限于英国: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约 1471 年),传闻从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感染了梅毒;他是第一个向妓女发放许可证并对她们征税的教皇,并因此而获利颇丰。他的继任者,教皇里奥十世,靠出售卖淫许可证据说赚了大约 2.2 万金币,是他在德国出售赎罪券所得的 4 倍。

即使是对牧师实行的著名的独身主义规则,也是中世纪教会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伯福德说,教会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情妇税”(cullagium)的敲诈手段,对包养情妇的牧师进行征税。这种税的利润无比丰厚,以致于法国和德国的主教对所有的牧师统一征收;尽管在 1215 年,拉特兰会议谴责了“这种可耻的交易,教长是在出售罪恶的许可。”而这不过是违反教会法规出售许可证以谋取利益的众多方式之一,这种交易背后的动机与逻辑,和贪婪的政客寻求对商业的任意监管权是一致的。

赎罪券

任意监管的权力也是出售豁免的权力,豁免监管可能导致的伤害。教会出售许可证或“赎罪券”,豁免范围无所不包,从减轻商业上的琐碎负担到允许在斋戒期间吃乳制品。这些“赎罪券”不仅高价卖给贵族阶级和富有的乡民;还被包装成彩票式的奖品,就像今天的政府经营彩票一样,用来吸引穷人的钱财。随着教会的支出远超收入,赎罪券的买卖也不断膨胀。很多人开始看到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制度化的教会利用它的权力主要是为了谋利。就像一位当代的批评家所说, “制定教会法完全是为了赚大钱,谁要想成为基督徒,就得为它的规定而买单。”

沉重的官僚主义

到 15 世纪末,制度化宗教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点,就像今天支撑政府运作的成本到达极限一样。宗教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的饱和度越高,教会的成本就越昂贵,也愈发地官僚化。用卡梅伦的话说,“在中世纪,找人填补大量增加的教会职位,比找到钱支付这些职位要容易得多。”今天破产的政府用反动的方式搜刮钱财,500 年前的教会也是如此。而且,教会所使用的一些掠夺性手段, 就是今天的政客们在玩弄的。

500 年前的中世纪教会,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它们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当时的教会虽然达到了创纪录的收入,但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常运行和存续的能力,今天的国家也是如此。国家主导了工业社会晚期的经济,在一些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超过全部收入的一半;同样,在封建社会后期,教会主导着经济,它抽干了社会的资源,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与进步。

十五世纪的财政赤字

教会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宜之计,从它征收的费用中挤出更多的钱,以便养活臃肿的官僚机构。在有直接管辖权的地区,教会索取越来越高的税负;在没有直接征税权的外省或王国,梵蒂冈征收一种由当地君主直接支付的“年金”, 代替直接的教会税。

和今天的国家一样,教会也搜刮自己的国库,把用于指定用途的捐赠资金,转用于支付一般的管理费用。有俸的圣职和宗教职位被公开售卖,就像什一税的收入流一样。实际上,什一税就是神职人员发行的债券,而现代政府为支撑长期赤字而发行的债券是一回事。

在意识形态上,教会是封建主义的捍卫者,是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但是, 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教会利用一切可能的营销手段优化自己的收入。教会经营的圣物销售生意极为兴隆,包括圣蜡,在圣枝主日受到祝福的圣枝,还有“圣母升天节受到祝福的草药,特别是各种圣水。”

今天的选民,如果拒绝支付更高的税款,政客就会威胁减少垃圾收集,或者采取其他侮辱尊严的手段或措施;15 世纪的教会也经常中断宗教服务,随心所欲地向教众勒索罚款。罚款往往是因为几个人的轻微违法行为,而这些人甚至不一定是有关教区的成员。例如,1436 年,雅克·杜·夏特利埃主教,“一个非常浮夸、贪婪的人”,将巴黎的圣公会教堂关闭了 22 天,停止了所有的宗教活动,就为了要两个乞丐支付一笔不可能的巨额罚款。因为这两个人在教堂里争吵,还流了几滴血。主教认为这玷污了教堂的神圣性;他不允许任何人使用教堂举行婚礼、葬礼或日常的历法圣事,直到他拿到了罚款。

一个意大利人的妓院(为了讨教皇的欢喜) 每年付给他两万杜克特金币 他们给牧师的报酬 则是一个鸡的利润,或者两个三个鸡 我想一定是邪恶的神灵 才会与妓院有这样的关系 ——15 世纪的英国民谣

对宗教领袖的憎恨 也难怪 15 世纪末的人们,普遍鄙视上层和下层的神职人员;就像高度政治化的今天,人们都看不惯官僚机构和政客一样。惠泽加说,“憎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很恰当的,因为憎恨是潜在的,但却是普遍且持久的。听到神职人员的恶行被审判,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人们普遍相信教会“贪婪又挥霍无度”,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事实。“神职人员高层的世俗化和底层的堕落”实在是太明显了,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从教区牧师到教皇本人,神职人员腐败的普遍性,只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机构才能做得到。

比起 500 年前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朱里奥·安得利奥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堪称是正直的典范。亚历山大六世以举办狂野的派对而闻名。作为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他举办过一场著名的狂欢,只有“锡耶纳最漂亮的年轻女子被邀参加,但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被排除在外。”锡耶纳的派对虽然很有名,但与亚历山大成为教皇之后的疯狂相比,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其中最淫乱的当属所谓的“栗子芭蕾舞”,它是一场交配大赛,参与者有罗马“最性感的 50 名妓女”、教会神父以及罗马有头有脸的人。威廉·曼彻斯特对此描述道: “仆人们对每个男人的高潮表现进行计分,因为教皇非常欣赏阳刚之气……在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之后,教皇会颁发奖品,有斗篷、帽子、靴子和精美的丝质外衣。 根据记载,获奖者是那些与妓女做爱次数最多的人。”

亚历山大至少有七个或八个私生子。有一个叫乔瓦尼的(Giovanni),就是所谓的“罗马之子”,显然是他的儿子。乔瓦尼是亚历山大的私生女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Lucrezia Borgia)在 18 岁是生下的。在一份秘密的教皇诏书中,亚历山大承认他是乔瓦尼的父亲。如果不是父亲,那他也肯定是双方的祖父。教皇与卢克雷齐娅发生了三方乱伦关系;卢克雷齐娅也是亚历山大最年长的私生子甘迪亚公爵——胡安的情妇,她还是亚历山大另外一个私生子切萨雷·博尔吉亚的情妇。 切萨雷是红衣主教(Cardinal Cesare Borgia),他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创作《君主论》的灵感来源。和教皇一样,切萨雷也是个杀手, 据说他曾经谋划过几起杀人案。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显然对胡安产生了嫉妒,后者的尸体于 1497 年 6 月 15 日在台伯河被捞出。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领导层,与今天民族国家的管理层是一样的腐败。

“今天我已经两次成为父亲。上帝保佑。” -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在他当选修道院院长的当天,听到他的情妇生了一个儿子。

伪君子

在“表明的虔诚”之下,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堕落放荡,是非常不敬神的。教堂是男女青年最喜欢的幽会场所,也是妓女和淫秽图片小贩经常聚集的地方。历史学家报告说,“日常宗教活动中的不敬行为毫无节制。”受雇为亡灵超度的唱诗班, 经常在弥撒中使用渎神的字眼。守夜和列队祈祷在中世纪的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比在今天大得多,但据中世纪晚期欧洲最重要的神学权威——加尔都西会的德尼(Denis the Carthusian)说,它们还是被“黄段子、讽刺的模仿秀与喝酒所玷污。”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指责是古板的道学家在发牢骚,但这只是众多同类描述中的一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中世纪,猥亵和神圣往往是亲密无间的伙伴。例如, 朝圣活动就经常沦为骚乱和淫乱,以致于一些品德高尚的改革者主张禁止朝圣, 但没有成功。地方性的宗教游行,也为暴民提供了破坏和抢劫的机会,以及各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醉酒闹剧。即使是静静地坐在教堂听弥散,人民也普遍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教堂里喝掉的酒是惊人的,特别是在节日的晚上。斯特拉斯堡理事会的记录显示,在圣阿道夫之夜,那些在“守望中祈祷”的人,喝光了教会为纪念圣人而准备的 1000 升葡萄酒。

15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让·格森(Jean Gerson)记述道,“即使最神圣的节日,甚至圣诞夜,都是在打牌、讲荤段子、骂脏话、淫乱放荡之中”度过的。当平民百姓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戒时,他们就会举出“贵族和神职人员”为榜样,因为这些人做同样的事却不会受到惩罚。

虔诚与同情

在中世纪晚期,虔诚合理化了充斥社会的有组织宗教,今天为政治生活而辩护的 “同情心”,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为了满足毫无道德的虔诚渴望而出售赎罪券, 与支出奢侈的福利以满足假模假式的、没有善行的同情心一样。赎罪券是否产生了提升道德或拯救灵魂的实际效果,福利项目是否真正改善了它计划帮助对象的生活品质,根本不重要。“虔诚”和“同情”一样,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召唤。 在一个基本不了解因果关系的时代,教会的仪式和圣礼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阶段。 “……一次旅行,一项任务,一次访问,都有无数同样的手续:祈祷、仪式、规则。”刻在羊皮纸上的祈祷词像项链一样,串在发烧者的身上。营养不良的女孩, 将一缕缕的头发挂在圣乌尔班的图像前,以防止进一步的脱发。在干旱的季节, 纳瓦拉的农民抬着圣彼得像列队游行以求雨。人们热衷于这些及其他“无效的技术,在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情况下来减轻焦虑。”

两个错构成一个善

人们对圣人遗物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当任何有影响力的虔信者去世之后,都会被疯狂地分尸。托马斯·阿奎那在福萨努瓦修道院逝世后,那里的修士将他的尸体斩首并煮沸,以便得到他的骨头。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在下葬前供公众瞻仰时, “一群崇拜者冲到这里,剪断或扯走了裹在她脸上的亚麻布条,还剪掉了她的头发、指甲,甚至乳头。”

没有美德的虔诚

中世纪的人把圣人和他们的遗物看作是信仰武器的一部分;在那样一个世界里, 冬天之冷、夜晚之黑、疾病面前之绝望,远超本书读者的想象。与现代人相比, 中世纪人更相信魔鬼是真实存在的,相信上帝会积极地干预世界,而祈祷、忏悔和朝圣可以赢得神的眷顾。

如果只是说人们相信上帝,既不能表达他们信仰的强度,也不能表达中世纪人把虔诚与罪恶搞在一起的容易程度。对仪式、典礼和圣事的功效的信仰无处不在,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良善行事的紧要性。对于任何罪恶或精神缺陷,都有一种补救措施,一种可以洗刷污点的忏悔,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数学”。当宗教变得无孔不入,它的诚信必然开始削弱。对此,惠泽加说:“宗教渗入到了生活的一切关系之中,意味着圣洁的与亵渎的思想领域不断融合。神圣的东西变得太过普通, 无法再带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事实确实如此。

教会规模的缩小

到 15 世纪末,教会不仅与今天的民族国家同样腐败,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教会吸走了大量的资本,但不是用于生产;它还强加了各种负担,限制社会产出, 压制商业。这些负担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所施加的一样,多如牛毛。我们都知道, 火药革命给有组织的宗教带来了什么:它制造了强烈的改革动机,促使教会缩小规模并降低成本。当传统的教会拒绝这么做的时候,新教教派加入竞争,抓住了机会。他们动用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手段去降低虔信生活的成本:

· 他们建造了简朴的新教堂,有时候还拆除旧教堂的祭坛,腾出资金另做他用。 · 他们修订了基督教教义,以降低信仰的成本,并强调信仰而非善行是得救的关键。 · 他们制定了新的、简洁的礼仪,缩减或取消了众多节日,并废除了很多圣礼。 · 他们关闭了修道院和修女院,并停止对修行者的施舍。贫穷从一种使徒的美德,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值得谴责的社会问题。

要理解教会的缩小怎么解放了生产力,就必须回顾垄断被打破之前,教会有哪些阻碍发展的表现。就像当今的民族国家,教会在 15 世纪末强加给社会的超额成本,负担之沉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 诸如什一税、教会税和各种费用等直接成本,养活了极度臃肿的教会官僚机 构。在取代中世纪“圣母教会”的新教教堂中,什一税也很常见,但在城市 地区一般征收不到。事实上,教会垄断的结束使商业最发达地区的边际税率 不断下降。

  2. 宗教教义很不利于储蓄。中世纪教会中的大反派就是“守财奴”,即不惜出卖灵魂去储蓄黄金的人。教义要求信徒资助“善行”,于是他们要向教会捐赠高昂的费用。“赎罪”的教义迫使那些想得到救赎的人捐助弥撒或圣堂, 以避免落入炼狱。对于这一点,路德在他的 95 条论纲的第 8 条和第 13 条进行了直接的抨击。他写到:“垂死之人以其死亡偿还了所有的债务。”换句话说,新教信徒的财产是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的。根据新教教义,没有必要重复捐赠做追思弥撒的小教堂;通常是 30 内,对于特别富有的人,则是永久的。

  3. 中世纪教会的意识形态还鼓励将资本用于购买圣物。圣物崇拜俘虏了大量的资金,用以获取与基督或其他圣人相关的物品。非常有钱的人甚至建立自己的圣物收藏。例如,萨克森的选帝候弗雷德里克就积累了 19000 件圣物,有一些是在 1493 年去耶路撒冷朝圣时获得的。在他的收藏品中,包含他认为的 “一个圣婴的尸体、玛利亚的乳汁和耶稣诞生地马厩的稻草。”根据推测, 投资这些圣物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随着宗教改革强调信仰及选民的概念 (上帝拣选),购买圣物作为护身符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这也鼓励资金去寻找效益更高的投资渠道,可以支付君主索要的回报。

  4. 新教教派的出现,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经济垄断,并大幅削弱了教会监管的权力。我们前面谈论过,教会法经常被扭曲,用来支持教会的垄断和商业利益。由于新教教派需要保护和加强的经济利益比较少,他们的教义往往会促成一个更自由的体系,对商业的压制也更少。

  5. 新教革命废除了中世纪教会的许多仪式和典礼,它们给信徒的时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到 15 世纪末,经过精心的设计,仪式、圣事和圣日,几乎在日历上排满了。这种超负荷的仪式安排,是教会坚持“一个人可以随意增加祈祷或敬拜的次数,还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的必然结果;它们确实在增加。更加冗长、复杂的仪式,在忏悔中重复背诵祈祷词的要求,不能工作的圣日不断增加,这些都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繁多的规章制度和仪式贯穿在一天和四季之中,大大减少了可以从事生产的时间。在中世纪 90%的人口在从事农业。 农业的节奏被打断,影响还不大。在耕作的季节里,很多时候不需要每天都下地干活。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作物的产量更多是受天气变化和不可控的病虫害的影响;而不是教会日历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以外的边际劳动力的增加。 但在农业之外的其他领域,生产力的损失就是一个大问题。在手工业、制造业、运输业、商业,以及其他由劳动量决定产出和利润的事业,就会与教会对时间的要求产生冲突。

15 世纪末的大转型,发生在地租上涨和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的时候,这应该不是巧合。人口压力的增加,减少了公共土地的产量。这些土地一般位于河流或溪流的周围,农民靠这些土地放牧,有时候也从中获取鱼和柴火。生活水平的下降,让农民感受到了越来越迫切的生活压力,他们需要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转向小规模的制造市场,最早就是纺织业,这个过程被称为‘原工业化’。”教会强加的负担抑制了在新经济方向上的时间投入,它阻碍了更有进取心的农民,去从事手工业以补充农业收入。

新教教派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取消了 40 个节庆日。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费用,如活动时需要的饮食;还释放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停止敬拜这 40 个节日, 还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在一年中增加 300 个工时或更多。简而言之,仅仅通过取消中世纪教会超负荷的仪式活动,释放出本来可能会在商业上损失的时间, 就为社会产出的显著提高打开了局面。

  1. 垄断地位被打破后,教会吐出了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在教会的管理下,回报极低,这种情况与 20 世纪末国有资产的运用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教会显然是最大的封建地主;它对土地的控制力,与高度政治化的今天,政府的控制力不相上下。在欧洲一些国家,如波西米亚,教会控制了超过总量 50%的土地。根据教会法,一项财产一旦归教会所有,就不能被转让出去。因此,随着教会从信众那里收到的遗赠越来越多,教会的土地持有量也不断增加;而那些遗赠原本是用于资助各种社会福利服务、建造圣堂及其他活动的。 虽然很难精确衡量教会持有土地的相对生产率,但它在中世纪末期的水平肯定远远低于早期。到了 14 世纪,人们越来越重视市场生产,而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这使得大多数非宗教领主,从不识字的工头变成了职业经理人, 以便优化他们的土地产出。他们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可能使他们的土地产出很快就超越了教会;毕竟在理论上,教会的财产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私利。毫无疑问的是,一些更世俗的红衣主教,也使用普通领主的方式管理财产。但是,其他教会财产的生产力肯定会受到失败管理的影响,毕竟它们是在一个大而无当且远在天边的机构手里。这其中的弊端,与今天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弊端是差不多的。另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对修道院的查封也重新调配了资源,在印刷机出现之后,这些资源无需再用于复制手稿和书籍。

  2. 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详细阐述过,火药革命发生后,一些新教教派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修改了教义,以鼓励商业的发展,例如取消了对高利贷及贷款利息的禁令。中世纪的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经济增长的累赘。教会教义的主旨是加强封建主义,因为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在其中有巨大的利益。无论是否是故意使然,教会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利益作为宗教美德,同时反对通过制造业和独立商业积累财富,因为它们必然会破坏封建制度的稳定。例如,教会下令反对“贪婪”,但这主要适用于商业贸易,而不是封建税收,也从来没有用在赎罪券的销售上。教会还无耻地为商业项目制定“公正的价格”,这其实抑制了那些非教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回报。教会对商业创新的抵制,禁止“高利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银行和信贷是工商业大规模发展的关键。教会限制信贷供应,延缓了商业发展。
  3. 更加微妙的变化是,新的教派对《圣经》文本的专注,摧毁了中世纪教会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这两者都为社会进步设置了障碍。中世纪晚期的文化编程,鼓励人们用象征性的模拟去看待世界,而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去理解。 这削弱了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也远离了商业主义的思想。用符号等价物的方式思考,很难转入到市场价值的思维模式。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约翰·惠泽加举例说;“三个庄园代表着圣女的品质;七个选帝候象征着美德;1477 年仍然忠于勃艮第家族的阿图瓦和埃诺的五个城镇,是五名聪慧的处女…… 同理,鞋子意味着关心和勤奋,袜子意味着坚韧,吊袜带意味着决心,等等。”

这些例子表明,人们的思维被宗教教条、僵化的符号和寓言所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等级隶属关系捆在一起。每一种职业、每一个部门、每一种颜色、 每一个数字,甚至每一个语法元素,都被绑在一个宏大的宗教概念的体系之中。

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是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是通过静态的符号和寓言。美德和恶习有时会被人格化,每样东西都代表着别的东西,后者又代表另外一些东西,这不仅没有理清因果关系,还搞得更加混乱。为了进一步混淆是非,事物间的各种联系被数字系统任意地套在一起;数字 7 好像特别重要。有七种美德、七宗罪、主祷文中有七个祈愿、圣灵有七种恩赐、激情有七种时刻、还有七种至福和七种圣礼,以及“由七种动物代表,后面跟着七种疾病。”

十五世纪的新闻报道

十五世纪如果有新闻业的话,那么它写出来的故事,除了间接性的、象征性的寓 言,不会回答任何报道事实的经典问题。下面是一篇十五世纪的私人日记,请看 它关于勃艮第谋杀案的记述:

这时,住在邪恶之塔的不和女神现身了,她唤醒了愤怒女神、疯女人、贪婪女神、狂暴女神和复仇女神,他们拿起各种武器,把上帝的理性、正义和教诲全抛在了脑后,最可耻的是, 也扔掉了节制。怀着满腔的暴怒,他们开始了疯狂的谋杀、屠杀、砍伐、处死,把在监狱里发现的所有人,统统杀光……贪婪女神把她的裙子塞进裤腰带,带着她的女儿——掠夺,还有她的儿子——盗窃……完事之后,上述众人在他们的女神——也就是愤怒、贪婪和复仇的带领下,杀遍了巴黎所有的公共监狱。

摆脱中世纪的思维范式,使人们开始用因果关系等“现代”术语理解世界,而不再依靠象征性的联系和拟人化的寓言。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教义和思维模式是虚伪的,这一点没必要再争论;它们更倾向于契合农业封建主义的需求,而不愿意留给商业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工业。准确地说,教会作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机构,它的所作所为,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法律方面的限制,都是为了保证封建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它不符合工业社会的需要;就像现代民族国家在道德、文化和法律上的约束,无益于信息时代的商业一样。我们相信,国家将步教会的后尘遭到革命,使新的发展潜力得以实现。

新教的教义认为,只靠信仰本身就可以升入天堂,而不再需要对亡灵祈福的活动进行捐赠。这被人们视为一个神学问题,但它更是一种匹配新时代经济现实的神学。在当时,把额外的资金投入到臃肿的教会官僚机构中,它的机会成本陡然上升了;很明显,人们需要一种成本效益更高的救赎途径,新教的改革满足了这一点。在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时候,人们还不太介意把钱交给教会。但是,他们看到,资助一个前往东方的香料船队,有机会获得百倍的回报;资助国王的一个军营,回报虽然少一点,一年也有望得到 40%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于自身利益所在之处,寻求上帝的恩典,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之后,相比他们在封建制度下的祖先,很多商人和平民变得富裕多了。近代早期,商人和小制造业主的生活水平急剧提高;在那些收入和生活方式随着封建主义垮台而崩溃的人们当中,他们普遍不受欢迎。教会垄断地位的削弱和富人大政治权力的增强,导致可以再分配的收入急剧减少。没能成为新制度直接受益者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那些受益者充满了嫉妒。惠泽加描述了当时的主流态度, “对于富人,尤其是当时出现的大量新富者,人们的憎恨是普遍的。”信息革命将与此极为相似。

同样惊人相似的是,犯罪率的大幅上升。旧秩序崩溃的后果,即使达不到封建革命时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对此我们在上一章探讨过,也总是会导致犯罪活动的激增。在中世纪末,随着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瓦解,犯罪率像火箭一般蹿升。 用惠泽加的话说,“犯罪开始成为对社会秩序的极大威胁。”在未来,它也具有同等的威胁。

现代世界,是在新技术、新思想和黑火药臭气的混合之中诞生的。火药武器和进步的航海技术,破坏了封建主义的军事基础;甚至成为一种新的通讯方式,瓦解了它的意识形态。而印刷术揭示出了教会的腐败,使得它的统治阶级和普通成员, 在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社会里,很矛盾地被人们普遍鄙视。这显然是一个可与当代相对照的悖论,在一个政治为王的时代,人们对政客和官僚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十五世纪的暮年,是一个幻灭、混乱、悲观和绝望的时代。一如今日。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生与死:民主与民族主义作为暴力时代的财政策略

打赢战争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有足够的资金提供军队所需要的一切。
-罗伯特·德·巴尔扎克(ROBERT DE BALSAC)

历史的废墟

1989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欣喜若狂的东柏林人用大铁锤拆除了柏林墙,这一幕通过电视机在全球直播。喧闹之中,一些初具企业家思想的人,收集了该墙的碎片,后来作为镇纸纪念品卖给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此后多年,这种遗物生意都非常火爆。就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小杂志上还会偶尔登出广告,售卖来自东德的柏林墙碎片,价格已经达到了高品质银矿石的水平。我们认为,那些购买了柏林墙镇纸的人不要急着转手,因为它们的纪念意义要远大于共产主义的崩溃。我们相信,自从 1495 年 2 月圣乔瓦尼的城墙被炸成碎片,柏林墙是近五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堆历史废墟。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将圣乔瓦尼的城墙夷为平地,那是火药革命的第一次爆炸。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标志着封建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工业主义的开端。柏林墙的倒塌则是另外一个历史分水岭,那就是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分野。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伟大的象征性胜利,效率第一次战胜了权力。圣乔万瓦围墙的倒塌鲜明地揭示出,暴力的经济回报已经急剧上升。柏林墙的倒塌则是另外一番内涵,它意味着当今世界的暴力回报正在下降。目前还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 但它带来的后果将是颠覆性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会探讨,柏林墙对整个民族国家和工业时代的象征意义,远超当晚在柏林的群众或世界各地看直播的数百万观众的理解。柏林墙的建造目的和圣乔瓦尼城墙截然不同,它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跑,而不是抵御外来的侵略者。 仅此一点就说明了,从 15 世纪到 20 世纪国家权力的增长,而且远不止一个方面。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使所有对外的城墙都变得多余和没有必要。在国家最初扎根的地区,它对强制力的垄断,使它在内部更加和平;在军事上,它也比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主权组织都更加强大。国家从基本被全部解除武装的人口中提取资源,用来压制小规模的对手和敌人。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夺取资源的工具;它的成功基于其从公民身上榨取财富的超级能力。

“MTV 不仅仅是在播放音乐视频,以及促销唱片。它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网络,是第一个在每个国家都提供单一节目流的电视网络。在这个过程中,MTV 为它的观众——儿童和年轻人 ——创造了一种单一的全球共享的现实感。最近的研究发现,地球上的年轻人,不仅越来越趋向于喜欢共同的偶像、有共同的口味和职业期望,而且对生活的意义和恐惧都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也普遍认为,政治对自己未来的影响没有自己的能力重要。” -Jim Taylor and Watts Wacker, the 500-Year Delta: What Happens After What Comes Next

“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除非你很有钱)

在民族国家完全过渡到信息时代的新式主权国家之前,西方最强大民族国家的许多居民,将会像 1989 年的东柏林人一样,想方设法地逃离出去。对于在二战前或者冷战初期成年的几代人来说,跨越边境是一种创伤性记忆。但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年轻一代,并不像那些被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灌输过的老年人,认为放弃出生时的国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决定。在一项针对五大洲 25000 名中产阶级高中生的大规模调查中,吉姆·泰勒和沃兹·瓦克报告了很有意思的结果。在 1995-1996 学年,纽约消费者研究公司 BrainWaves Group 进行的抽样调查中,10 个学生中有 9 个同意,“要得到我想要的生活就只能靠自己。”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有一半的青少年都希望,离开他们出生的国家去追求人生的目标。”作为第一个在 MTV 上发布竞选广告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对 MTV 一代的态度可能 更加敏感,所以他也在想办法使美国人更难“离开出生国去追求人生目标”。1995 年,就在美国的高中生准备发布他们的独立宣言时,美国总统提议制定离境税, 要求富有的美国人在放弃国籍时缴纳巨额的赎金,哪怕他们只是带着部分资产出 走。这就是“资本的柏林墙”。

克林顿的赎金,不仅让人联想到在东德后期,国家把公民视为其财产的政策;也 让人想起衰落中的罗马帝国,为了支撑财政而采取的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剑桥 古代史》中的这一段就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国家开始使用激烈的方式,去榨取人口中的最后一滴价值。由于经济资源不能满足社会所需,强者为夺取主要份额而斗争,他们的暴力和不择手段,很符合当权者的出身以及惯于掠夺的士兵习性。法律的严厉全部释放到了人民身上。士兵假冒执行官,或者充当秘密警察,在土地上四处游荡。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有产阶级,对他们的财产下手相对更容易。在时局紧张的时候,他们是最快遭受到频繁勒索的阶层。

当失败的制度尚有余力的时候,他们会对那些试图逃离的人施加刑事处罚。我们再看一下《剑桥古代史》,“如果有产阶级把钱埋起来,或者牺牲 2/3 的财产逃离地方政府,甚至不惜放弃全部财产以摆脱交租;而无产者干脆直接逃跑,政府的回应则是增加压力。”

当你谋划未来时,有必要记住这一点。从过去的历史看,一种国家制度的暮光时分,很少是礼貌的、有序的。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到了罗马税吏的无耻行径。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出现了大量被抛荒的农田,这只是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高卢以及包括今天的卢森堡和德国在内的边境地区,税收是相对温和的。 而在罗马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埃及,因为有灌溉设施,那里的农业产量更要。 罗马崩溃以后,埃及的土地遗弃现象更加严重。是不是要逃跑,也就是拉丁语里所说的,去寻找“最后的避难所”,几乎成为了所有有产者的首要难题。历史记录显示,“在埃及,人们经常向神谕提出的问题,有三种标准类型:‘我会成为乞丐么?’‘我应该逃跑么?’‘我逃跑的话会被抓住么?’”

克林顿的提案说“会的”。这个提案还只是设置逃离障碍的初期版本,随着民族国家财政资源的流失,障碍会越来越高。当然,比起埃里希·昂纳克(前东德领导人)的混凝土和铁丝网,美国的版本要温和多了。它对价格也很敏感,只涉及应税财产超过 60 万美元的“亿万富翁们”。尽管如此,它被提出的理由,与昂纳克为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著名的公共工程(即柏林墙)辩护时, 提出的论点非常相似。昂纳克声称,东德在那些想要逃难的人身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让他们自由离开会影响经济,国家需要他们的努力。

如果你接受人民是或者应该是国家的资产,那么昂纳克的墙就是站得住脚的。对共产党来说,没有墙的柏林是一个漏洞;对克林顿的国税局来说,逃离美国的税收管辖也一样。克林顿关于亿万富翁离境的论点,与昂纳克的差不多,除了显示出政客一贯无视数字的准确性以外,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太符合逻辑。毕竟,美国政府并没有对那些想要离开的富裕公民进行大量的投资。他们并不是接受了国家资助的教育,然后想溜到别的国家去当律师赚大钱。绝大多数可能被征收离境税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尽管有美国政府,但不是因为美国政府。

在美国,前 1%的纳税人缴纳了总所得税的 30.2%(1995 年),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富人没有回报政府对其教育或经济繁荣所做的真正投资。恰恰相反,那些支付了大部分账单的人,所付出的费用远超所得利益的全部价值。 美国前 1%的纳税人,每人年均纳税额超过 12.5 万美元,这个税收成本的影响,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如果在 40 年的时间周期内,他们能从支付的超额税款中获得哪怕 10%的回报,那么每多交 5000 美元的税,就会使他们的净资产减少 220 万美元;如果是 20%的回报,5000 美元的税就减少 4400 万美元的净资产。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在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掠夺性机构。年复一年,它已不再是繁荣的助推器,而更像是一个牢笼,一个个人想要逃离的牢笼。但是,已经陷入绝望的政府决不会允许这样的逃离。西方福利国家的稳定乃至生存,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继续抽取世界总产出的大头,重新分配给经合组织国家(发达国家)的一部分选民。这就要求必须以超级垄断的价格,对当前富裕国家中最具生产力的公民进行征税;相比政府所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该价格要高出数百甚至数千倍。

民族国家的生与死

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是共产主义灭亡的明显标志,它也标志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一次失败,以及效率和市场的一场胜利。历史背后的权力支点已经发生了转移。 民族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已经持续了两百年,这是一个奇怪的历史阶段;我们认为,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就是民族国家时代的顶点。国家存在了六千年之久,但是在 19 世纪之前,它们只是世界主权形式中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崛起始于革命,也终于革命。1789 年的大事,使欧洲走上了真正的民族国家之路;1989年的大事,宣告了共产主义的死亡和市场对大众力量的控制。这两场革命正好相隔 200 年,定义了由民族国家主导大国体系的时代;大国反过来又主导了整个世界,它们的政治体系甚至传播和强加到了最偏远的部落飞地。

国家作为组织暴力的主要工具,它的胜利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冷酷的暴力逻辑。就像我们常说的,这是一个大政治事件,它跟理论家和政治家们的期望关系不大,甚至也不是因为将军们的操纵;它是由隐藏的暴力杠杆所决定的, 它以阿基米德梦想的方式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过去两百年的现代时期,国家是一种常态;但放到更长远的历史看,国家是罕见的主权形式。它们的生存能力一直依赖于非常特殊的大政治条件。在现代时期以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农业社会,依赖对灌溉系统的控制。即使是罗马帝国,通过对埃及和北非的控制,也间接成为了一个水利社会。但这不足以使其生存下去。像很多前现代国家一样,罗马最终因缺乏迫使人们臣服于垄断暴力的能力而崩溃,而这种能力是可以饿死人的。在非洲地区以外的罗马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叛逆的群众使用灌溉系统,没办法切断水源供应。在古代经济中,相比其他所有的大政治配套设施,水利系统提供了更多的暴力杠杆。 在当时的社会中,谁如果控制了水利,那它从社会中提取战利品的水平,就可以媲美于现代民族国家抽走社会总产出的比例。

规模胜于效率

火药的出现,使国家更容易在稻田与干旱河谷的范围外扩张。在战争中,火药武器的性质和工业经济的特点,创造了巨大的规模优势。这导致暴力的回报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说,“拥有最严厉强制手段的国家往往能赢得战争,效率(投入产出比)会败给效益(总产出)。”由于多数政府都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少数幸存的小国,如摩纳哥和安道尔,需要大国的承认才能保持独立。也只有掌握了更多资源的大国政府,才能够在战场上展开较量。

未解答的大问题

这就带给我们一个现代史上重大的未解之谜:为什么在大国体系行将结束时爆发的冷战中,最后的竞争对手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民主福利国家?这个问题很少被研究,以至于在柏林墙倒塌后,美国国务院的分析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时,很多人都觉得有道理。然而,他的热心读者太想当然了。很显然,福山和其他人都没有费心去问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福利国家有什么共同点,使它们成为了世界统治的最后竞争者?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毕竟,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有几十种制度在争夺主权,你方唱罢我登场,包括绝对君主制、部落飞地、红衣主教制、教皇直接统治、苏丹王国制、城邦国家和再洗礼派殖民地。今天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一个拥有自己武装的医院管理公司,可以统治一个国家长达几个世纪;但与此类似的情形就在历史上发生过。在 1228 年后的三百年间,耶路撒冷圣玛丽医院的条顿骑士团, 后来与利沃尼亚之剑骑士团联合,统治了东普鲁士及东欧的多国领土,包括立陶宛和波兰的部分地区。然后爆发了火药革命。这导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条顿骑士团就从它所有的领土上被驱逐了出去;他们大团长的军事重要性,也落得跟一个国际象棋冠军差不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工业时代结束时,在争夺世界霸权的伟大斗争中,那么多的主权形式都变得无足轻重,只有大众民主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体系并驾齐驱,相与争锋?

为所欲为的控制

我们的大政治理论给出了答案。这就好比问为什么相扑运动员都体型庞大。答案很简单,一个瘦小的相扑手,无论他的力量体重比多么惊人,都不可能打赢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正如蒂利所言,重要的是“效用”(总产出),而不是“效率” (投入产出比)。在一个暴力日盛的世界里,经过五个世纪的竞争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必然是有利于最大限度获取大规模战争所需资源的制度。 这是怎么实现的?

就共产主义而言,答案显而易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控制国家的人基本控制了一切。如果你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公民,当克格勃认为有必要时,他们可以拿走你的牙刷,还可以拔掉你的牙。1992 年前苏联的档案开放以后,根据更可信的记录估计,在 74 年的统治中,苏联的秘密警察及特工夺走了 5000 万人的生命。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调动国内的一切用于军事目的,该制度下的人民不可能提出异议。

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答案没有那么明显。部分原因在于,西方人习惯认为,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从工业主义的角度看,这两种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的对立面。但从信息时代的角度看,二者的共同之处比你想象得要多。它们都有利于政府不受限制地控制资源。不同的是,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福利国家掌控了更加丰富的资源。

少即是多,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这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拥有一切。相比之下,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要求则比较温和,并采用了更优越的激烈措施动员人民,从而获得更大的产出。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拿走一切,而是允许个人先拥有财产、积累财富。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就通过税收掠走一大部分。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高额的财产税、所得税和遗产税,为民主福利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效率低下也有优势

与共产主义相比,福利国家确实效率更高。但与其他积累财富的制度相比,例如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一块真正自由放任的飞地,福利国家的效率是很低的。“少即是多”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在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恰恰是这种低效率使福利国家成为了制度的优胜者。

当你理解了这其中的原因,你对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死亡的真正意义,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它远不是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民主福利国家将确保取得最终的胜利;它更像是看到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率先老去。 杀死共产主义的这场大政治革命,也将破坏和摧毁我们在 20 世纪所熟知的民主福利国家。

政府控制在谁的手里?

要理解我们这个非正统的结论,关键就在于认识到民主政府控制在谁的手里。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在现代社会,谁控制政府总是被当作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但几乎都一致认为,是在特定时刻控制特定国家的政党、团体或派系。你听说过政府控制在资本家手里,控制在劳工手里,在天主教徒手里,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在部落和种族团体手里,在胡图人、在白人手里。你也听过说政府控制在职业团体手里,如律师和银行家;或者控制在农村利益团体手里,在大城市机器工厂主手里,在郊区居民的手里。当然你也听说过政府控制在政党手里,如民主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激进党、 共和党和社会主义政党。

但你可能没听说过政府控制在顾客手里。我们前面讨论过,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撰写了一系列条理清晰的文章,论述了暴力的经济后果,同时也为理解政府控制权归属的新思路奠定了基础。莱恩将政府视为一种出售保护服务的经济单位,从经济而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政府的控制权。依据该观点,对政府的控制有三种基本的选择:业主,雇员和客户;而每一种选择都对应一套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

业主

政府控制在一个业主手里,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今天也有。他通常是一个世袭 的领导人,几乎拥有国家的一切。例如,文莱苏丹对待文莱政府的态度就像是一 个业主。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领主中很常见,他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一家独资企业, 通过各种方式去优化收入。

对于“生产性企业的所有者”的激励机制,莱恩做了如下描述: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业主会在维持价格不变的同时,尽量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就像英国的亨利七世或法国的路易十一,他们会使用尽可能便宜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维持国内的秩序,并分散邻国王公们的注意力,以便降低军事开支。从降低的成本中,从他牢固的垄断地位增加的税收中,或者从二者的结合中,他积累了财富盈余。

由业主控制的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降低在某地提供保护或垄断暴力的成本。但是,只要他们的统治是安全的,他们就不想降低向客户收取的价格(即税收), 降到低于优化收入的比率。垄断者收取的价格越高,实际成本越低,他的收益就越大。对一个由业主控制的政府来说,理想的财政政策是有巨额盈余。当政府能够保持高收入且削减成本时,对资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好处。劳动力或其他有价值的资源——原本可能浪费在不必要的昂贵保护上,就可以转而用于投资或其他目的。君主通过降低成本获取的利润越高,就有越多的资源被释放。用这些资源去投资,就会刺激增长;即使是用于炫耀性的消费,也可以创造和哺育出新的市场。 但如果资源被浪费在低效的“保护”上,这些市场就不会存在。

雇员

雇员控制的政府,它的激励机制很容易描述,在其他由雇员控制的组织中也很常见。首要的一点是,雇员控制的机构倾向于赞成任何能增加就业的政策,并反对减少就业的措施。正如莱恩所说,“当雇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控制时,他们对最大限度地减少保护费没有兴趣,对最大限度地减少以劳动力成本和自己工资为代表的那部分成本也没有兴趣。规模的最大化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由雇员控制的政府,很少有动力去降低政府的成本或向客户收取的价格。而当客观条件造成很强的价格阻力,即反对提高税收时,雇员控制的政府更愿意入不敷出,而不是削减他们的开支。换句话说,他们的激励模式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长期的财政赤字,而由业主控制的政府则不会。

客户

有没有由客户控制的政府?有的。莱恩就是受到了中世纪商人共和国的启发——例如威尼斯,开始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政府的控制权。在商人共和国,一群需要保护的贸易批发商在几个世纪内有效地控制了政府。他们实际上是政府保护服务的客户,而不是业主。他们为这种服务付费,而不寻求从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中获益。 如果有人想这么做,也会被其他长期客户阻止。其他由客户控制的政府,包括被有限特许的民主国家或共和国;如古代的民主国家,或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共和国。 当时,只有那些为政府付费的人才被允许投票,约占美国人口的 10%。

由客户控制的政府,会像业主的政府一样,有动力尽可能降低运营成本。但与业主和雇员控制的政府不同,他们还有动力去压低政府收取的价格。在客户统治的地方,政府精简干练,一般不引人注目,运营成本极低,有最少的雇员与温和的税收。由客户控制的政府,制定的税率不是为了优化政府能收多少钱,而是为了优化客户能留住多少钱。与竞争性市场中的典型企业一样,就算客户控制的政府是垄断性的,它也不得不向效率的方向发展。它以税收形式收取的服务成本,只能维持微薄的利润,而不可能太高。

民主的角色:作为雇员和客户的选民

莱恩以传统的方式看待民主,认为它使制造和利用暴力的企业“越来越受客户的控制”。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结论。但它是真的吗?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现代民主国家是怎么运作的。

首要的一点是,它们基本没有竞争性行业的特征;在竞争性行业里,贸易条件显然是由客户支配的。这从一点可以看出,民主政府通常只将总支出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护服务,而这原本应该是它的核心功能。例如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用于警察、 法院和监狱的开支只占总支出的 3.5%;加上军事开支,用于保护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也只有 10%左右。另一个可以揭示大众民主不受客户控制的现象是,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当代政治文化认为,如果关键问题的决策由实际支付账单者的利益来决定,那就太离谱了。想象一下,如果一位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提议,支付了大部分税款的公民,可以决定哪些政府项目可以继续,哪些雇员群体可以被重要;那将引起多大的骚动。这会深深地改变人们对政府运作方式的期望,而由政府雇员决定应该提高谁的税收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仔细想想,如果客户真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才是离谱的。就像你去一家商店买家具,销售员收了你的钱,却对你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是转身跟别人商量怎么花掉你的钱,你肯定会感到不满。如果商店员工认为你不配拥有这些家具,应该运给他们认为更有资格的人家里,你当然会认为这不正常,也不合理。事实上,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这只说明政府的“客户”根本没什么控制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民主政府的成本都已经失控了,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规律, 即客户偏好会迫使卖家提高效率。大多数民主政体都有长期赤字。这是由雇员控制的政府的财政特点,政府对降低运营成本有明显的抵触。人们对当代政府有一个普遍抱怨,就是政治项目一旦确立,要削减它就面临极大的困难。减少政府雇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前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带来了一大好处,因为私人控制可以更容易地淘汰掉冗余的就业。从英国到阿根廷,新的私人管理者将以前的国家雇员裁掉 50-95%的情况都不少见。

再想想政府提供保护服务的财政条款,它的定价基础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 政府服务定价依据的是税率,但如果你想寻找哪些因素对税率产生了竞争性的影响,那将注定徒劳无功。即使在最近几年,正常的政治辩论偶尔会被降税的话题给打断,但这也只是暴露出民主政府距离被客户控制有多么遥远。有些主张降低税收的人会指出,降税实际上可以使政府的收入增加,因为以前的税率太高,阻碍了经济发展。

通常来说,这些人权衡的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些更让人惊讶的想法。他们并没有争论说,香港的税率只有 15%,所以德国或美国的税率一定不能高于 15%。恰恰相反。这些税收辩论通常会假定,纳税人面临的选择不是在这个还是那个司法管辖区做生意,而是以惩罚性税率做生意还是干脆关门放假。你肯定听到有人说过,如果不减轻税负,那些遭受掠夺性税收的有产者就会停掉他们的生意,去打高尔夫球。

连这种论点都可以出现,说明民主福利国家所强加的保护成本,根本没有竞争的基础。自从 20 世纪以来,每个民主福利国家都出现了累进所得税制,与客户偏好的定价方式截然不同。这其间的差别,拿这种为了支持和保护垄断而征收的税率,与电话服务的费率做一下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直到不久前,电话服务在大部分地方还是垄断的。但是,如果电话公司以所得税的方式收电话费, 用户肯定会大喊大叫,不答应。比如你打了一通电话到伦敦,结果电话公司寄来了一张 5 万美元的账单,因为你碰巧在电话里达成了一笔 12.5 万美元的交易。 相信你或者任何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付这笔钱。但这正是每个民主福利国家评估所得税的基础。

当你仔细思考民主工业国家的运作条件时,你会发现,把它们视为由雇员控制的政府更加符合逻辑。把大众民主看作是由雇员控制的政府,可以解释为什么改变政府的政策那么困难。因为在很多方面,政府是服务于雇员的利益。例如,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公立学校一直都很糟糕,而且没有补救措施。如果政府真的由客户主导,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制定出新的政策方向。那些为民主政府付费的人,很少能够设定政府支出的条件。相反,政府作为一个合作社,既不在业主的控制范围内,又以一种天生的垄断形式在运行。它收取的价格与成本完全脱节;相比于私营企业,它的服务质量又普遍很低;顾客有什么不满,也很难得到处理和补救。 简而言之,大众民主导致政府被其“雇员”所控制。

但是,等一等。你可能会说,在大多数国家,选民都比政府工资单上的人要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雇员怎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呢?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不可能有足够的政府雇员去形成一个有效的多数,所以,越来越多的选民实际上是被放到了工资单上,可以接受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接受转移支付和补贴的人,就成为了政府的假雇员,只是省去了每天上班通勤的麻烦。 这是由工业时代的大政治逻辑决定的。

在 1989 年之前,强制力的大小比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大部分政府都不可能被他们的客户所控制。直到几年之前,即便浪费严重,国家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巨大的权力,前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暴力的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时,规模比效率更重要;较大的实体比小的实体更有优势。那些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军事资源的政府,即使以大量的浪费为代价,也往往会战胜那些更高效利用资源的政府。

这意味着什么?它必然意味着,当规模优于效率时,由客户控制的政府就没有获胜的机会,而且往往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征用最多战争资源的实体, 就是军事效果最好的实体。而真正由支付账单的客户控制的政府,不太可能获得全权委托,无法把手伸到每个人的口袋里提取资源。

客户都希望他们为任何产品或服务(包括保护服务)支付的价格能降低,并且在控制之中。冷战期间,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是由客户主导的,那仅凭这一点,它们就会成为更弱的军事对手,因为它肯定会限制向政府输送资源的规模。请记住, 在客户主导的地方,价格和成本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但历史并非如此;福利国家显然是冷战支出竞赛的赢家。在各种评论家看来,西方让苏联花费到破产的超支能力,正是它们获胜的原因之一。

而恰恰是这一点,凸显了在暴力回报上升的时期,民主的低效率使它在大政治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及其所有的浪费,明显是一种为私人利益服务的次优资本配置。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高效的;但比起那些自由放任的飞地,它们创造财富的效率要低得多, 如香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束缚更少的自由市场体系,民主福利国家正是以它的低效率,在工业化的大政治环境中获得了成功。

民主制度所孕育的低效率,为什么会成为它在暴力时代获胜的要素?要解开这个明显的悖论,关键在于认识到以下两点:

  1. 在现代时期,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功,并不在于创造财富,而是能够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使它有能力对任何国家使用压倒性的暴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金钱,但金钱本身并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竞争的关键,并不是建立一个经济效率最高或增长速度最快的系统,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提取更多资源并将其用于军事的系统。就其性质而言,军事开支的财政回报本身很低,甚至不存在。

  2. 要想使人们同意把资金投入到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直接经济回报的活动中去, 比如缴税,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出钱者以外的人请求许可。荷兰人用价值 23 美元的珠子购买了曼哈顿,因为和他们做交易的那些印第安人,并不真正地拥有它。就像营销人员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协议”要容易得多。

比如说,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希望你不是按定价购买,而是用你年收入的 40% 买一本。如果我们不问你,而是问其他人,那我们更有可能得到许可, 达成这笔交易。而且,如果我们能获得几个你可能都不认识的人的同意,会更有说服力。我们甚至可以举行一次专门的选举,就像门肯(H.L.Mencken) 所描述的,也许没他想的那么夸张,就是“一场赃物的高级拍卖”。为了使这个例子显得更真实,我们还同意把从你这里收到的钱,分一部分给匿名的旁观者,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这就是现代民主福利国家演化出来的功用。在工业时代,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系统;因为在关键的地方,它既有效率又无效率。它将私有制的效率和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与一个基本不受限制获取这些财富的体系结合到了一起。 民主使财富生产者的口袋一直敞开着。在全世界暴力的回报率上升到巅峰的时期,它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使客户无法有效地限制政府的税收,以及其他为军事开支汲取资金的方式,如通货膨胀。

为什么客户无法成为主宰

在现代社会,那些为“保护服务”付费的人,即使集体行动,也无法抵抗向主权国家提供资源。因为不提供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敌意更强国家的压迫。 冷战期间,很多人明显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中,他们的客户, 或者说纳税人,已经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政府的成本,但他们没有能力拒绝高额的税收。如若不然的话,他们的财富就可能被苏联,或者另外一个有能力组织暴力侵略的集团,完全没收。

工业主义和民主

长远来看,大众民主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当工业时代结束以后,它不会长期存在。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是在 18 世纪末随着法国大革命一起诞生的,是对人们实际收入激增的一种回应。1750 年左右,西欧人的收入开始大幅上升,部分原因是天气变暖了。这时也正值技术革新时期:非熟练工,甚至妇女和儿童都能操作的机器设备,取代了工匠的熟练工作。这些新的工业设备提高了非技术工人的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

革命的关键触发点,并不像很多人通常持有的那种反常想法,认为人们会在条件改善后进行反抗。更大的可能反而是,当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早期的现代国家, 终于可以绕过以前必须讨价还价的私人中介和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转而采用“直接统治”的制度:由政府直接与公民个体打交道,向他们征收越来越高的税负, 并要求他们服兵役以换取各种福利,对兵役的补偿则少得可怜。

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快就有足够的钱可以被征税了,统治者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与强大的地主或富商进行谈判。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这些人“有能力防止一个强大政权的成立”,因为它会“夺取他们的资源并限制他们的交易”。 不难看出,当政府与数百万公民单独打交道,而不是对付数量相对较少的领主、 公爵、伯爵、主教、雇佣兵、自由城邦和其他半主权实体时,它在攫取资源方面更加成功。在 18 世纪中叶之前,欧洲的统治者就不得不与上述实体进行谈判。 实际收入的增加使政府可以采取一种新策略,将更多的资源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从数百万人身上征收小额税款,比少数权贵支付的大额税收,数量更大,政府的收入要更高。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比少数人更容易对对;因为这些少数人通常不愿意把钱交出去,而且更有抵抗能力。

毕竟,与国家本身相比,普通的农民、小商人或工人拥有的资源少得可怜。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典型的西欧人,根本不可能与国家进行什么讨价还价,不管是降低他的税率,还是反对威胁他利益的政府政策。但这恰恰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有权有势的私人大亨们一直在做的,并且会继续这么做。他们能有效地抵抗统治者,与其讨价还价,限制其征用资源的能力。

“打仗加速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进程。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会发现,它们积累的储备和当前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战争的费用,它们需要大量的借贷,增加税收,并从不情愿的公民手中争夺战略资源——包括男人;这些资源本来是公民另作他用的。” -查尔斯·蒂利

18 世纪中期的波兰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760 年,波兰的国家军队只有 18000 名士兵。与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统治者麾下的军队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们中最小的一支常备军都有 10 万人。实际上,与当时波兰境内的其他武装力量相比,1760 年的波兰国民军也是很小的。波兰贵族的总兵力都有 3 万人。

如果波兰国王能与数百万波兰人直接打交道,直接向他们征税,而不是受制于权贵巨头们的捐款,只能间接地榨取资源;那么毫无疑问,波兰王室就能筹集到更多的钱,就养得起更庞大的军队。

在任何地方,要对付那些虽有数百万之众但无法协同行动的普通人,中央当局的力量都是压倒性的。但是在 1760 年,波兰国王缺乏直接向其公民征税的选项。 他只能与领主、富商及其他贵族进行交易,而这些人是一个小型的、有凝聚力的团体。他们可以而且确实采取了一致行动,防止国王不经同意就征收他们的资源。

鉴于波兰贵族的兵力远胜于己,波兰国王无法坚持。

历史证明,如果不能解决富人和强人对征集资源的阻碍,在暴力时代是一个决定性的军事劣势。短短几年之内,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它被来自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的入侵所征服,这三个国家的军队都比波兰的大很多倍。 它们的君主都找到规避富商和贵族限制其征用资源的途径。

法国大革命之后

法国大革命导致军队规模进一步激增,这证明了在暴力回报率上升时期民主战略的作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政府直接与普通人交易,它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活参与度;作为交换,人们代替雇佣兵参加战争,并从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中支付越来越重的税收。

正如蒂利所言:

“国家的范畴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功能,它的公民开始从保护、裁决、生产和分配等各个层面,向它提出要求。随着国家立法机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批准税收之外,它们就成为了所有组织严密的团体索求的对象,这些团体的利益受到了或可能受到国家的影响。直接统治与大众政治一起成长,相辅相成,互相强化。”

18 世纪被证明为真的逻辑,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依然为真。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非熟练工的收入持续上升,使得大众民主成为优化资源提取的更有效途径。 因此,政府也不断壮大,蒸蒸日上,在 20 世纪,工业国家抽取其年收入的比例平均每年增加了 0.5%。

在 1989 年之前的工业时代,民主是最具军事成效的政府形式;因为有了民主, 要想限制国家征用资源,就变得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向所有人提供慷慨的福利,使大多数选民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雇员;这成为了主要工业国家的主要政治特征。 选民作为保护服务的客户,在对政府的控制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仅面临着咄咄逼人的共产主义——该制度下的国家控制了整个经济,可以生产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纳税人想真正控制政府也不现实。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无法达成有效的合作去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合作的门槛很高,而且对其中的任何个体而言,成功捍卫群体共同利益的回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抵抗政府扣缴资产时,他们不会像那些激励机制更有利的小团体一样成功。 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可以预期,大众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它征用的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要高于寡头政治;也高于一个分散的主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很多大人物都握有军事力量,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在 18 世纪之前,现代早期的欧洲各地都是如此。

所以,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得以兴盛,一个很关键但又很少被研究的因素就是, 在暴力回报上升的时候,谈判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从少数人那里获取资源总是比从多数人那里获取的成本要更高。

相比一大群普通公民,一个人数较少的精英富贵群体,往往可以更加团结一致并有效合作。这个小团体有更强的激励机制来共同进退,它必然会比大众群体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且,即使小团体中有多数成员选择不参与共同行动,少数富有的人也可能部署足够的资源,把事情搞定。

相较于对付一小撮很容易形成组织去捍卫共同利益的权贵,有了民主决策,民族国家可以更彻底地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行使权力,因为这些人很难因自身利益达成合作并集体行动。

民主制还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它创造了一套合法的决策机制,使国家可以利用富人的资源,而无需为了获得同意直接与他们讨价还价。简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机制,很适合工业时代的大政治环境。它与民族国家相辅相成,因为在这个时代,军事的规模比调动军力的效率更加重要;而民主制有助于将军事力量集中到国家统治者的手里。

法国大革命明显证明了这一点,它提高了战场上的军事规模。此后,其他参与竞争的民族国家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向类似的组织形式靠拢,而其合法性最终与民主决策联系到了一起。

总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主民族国家的成功有以下几个隐蔽的原因:

  1. 暴力的回报不断上升,使军事的规模比效率更重要,这也催生了相应的统治法则。
  2. 人们的收入上升,不再限于维持生计的程度,使国家可以征集到大量的资源, 而不用再和有反抗能力的巨头进行谈判。
  3. 事实证明,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可以良好兼容,有利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4. 民主制度加强了“雇员”对政府的支配,从而使削减政府开支变得更加困难, 包括军事开支。
  5. 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民主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它可以防止富人协同行动, 阻碍民族国家征税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身财产不受侵犯。

在军事上,民主制也成为了制胜之道,因为它有利于将更多资源聚集到国家手里。 其他形式的主权,它们的合法性依赖于不同的规则,如封建征收、国王的神权、 公司的宗教责任或富人的自愿捐赠。相比之下,大众民主在军事上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它是工业经济中征收资源最可靠的方式。

“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是现代性价值的最高象征。它被赋予了一种准神圣性,只有宗教可以与之媲美。事实上,这种准神圣的特征就来自于宗教。在实践当中,民族不是成为了现代的、世俗的宗教替代品,就是成为了宗教最强大的盟友。在现代时期,民族所激发的共同体情感受到高度重视和追捧,成为了群体忠诚的基础。……这一切的受益者往往是现代国家;鉴于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令人惊讶。” -何塞普·R·洛贝拉(Josep R. LLobera)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它是大众民主的一个必然结果。能够利用民族主义的国家发现,用较小的代价就可以动员起更庞大的军队。民主主义是一项发明,使一个国家可以有效地扩大它的军事规模。与政治本身一样,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社会学家何塞普·洛贝拉在他关于民族主义兴起的书中,通过详实的记录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作为动员国家力量的一种手段出现的。他说,“在现代意义上,民族意识只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是从 1789 年制宪会议把法国人民等同于法兰西民族开始的。”

民族主义使调动权力和控制大量人口变得更加容易。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通过突出和强调人们的共同特征而实现的,特别是所讲的语言。它简化了官僚机构的任务;有利于摆脱中间人的干预进行统治。与那些必须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法律相比, 只使用一种语言的法律,可以更快地颁发,在执行中也更少出现混乱。所以,民族主义可以降低控制较大面积领土的成本。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早期的现代国家需要通过领主、伯爵、公爵、主教、自由城邦以及其他企业和种族的中介,帮助解决农民税收、军火商和雇佣兵等问题,从而获得财政收入,以建设军队并履行其他政府职能。

通过鼓励群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民族主义还显著降低了军事动员的成本。在利用群体情感为国家利益服务方面,民族主义的优势无与伦比,以致于大多数国家, 甚至是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苏联,都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意识形态。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国家一样,本身是一种反常现象。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记录的那样,多民族主权在过去是一种常态。麦克尼尔说,“一个政府理应只统治一个民族的公民,这种想法到中世纪末才在西欧发展起来 。”民族主义的一个早期实体是普鲁士联盟( P r u s s i a n L e a g u e ), 成立于 1440 年,是为了反对条顿骑士团的统治。前面我们强调过骑士团的一些特点,作为一种主权形式,它与民族国家几乎是在两个极端。条顿骑士团是一种特许社团,它的成员几乎没有一个是普鲁士本地人。在不同时期,它的总部从不莱梅和吕贝克转移到耶路撒冷、阿克里和威尼斯,再转移到维斯瓦河畔的马里恩贝格。它曾一度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中部)的布尔岑兰地区。一种与国家如此不同的主权形式,成为早期尝试动员民族情感以构建权力者的攻击对象,这并不奇怪。但是,早期的民族主义与它后来的变体大不相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普鲁士联盟的德语贵族向波兰国王请愿,请求将普鲁士置于波兰的统治之下。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波兰国王是一位相对软弱的君主,不太可能像条顿骑士团那样严酷地统治。

民族主义的早期化身,在火药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随着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其重要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它的力量已经开始消退了。它的全盛阶段可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想让欧洲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预计,当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崩溃时,民族主义将成为低技能人士举行集会、 怀念强权的一大主题;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现在你们什么都还没有看到。 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死亡带来的影响是相对温和的。你们看到了军费开支的下降,铝价的暴跌,以及 NFL 冰球运动员来自新的国家(译注:指前苏国家)。这是好消息;这是令大多数在 20 世纪长大的人都欢欣鼓舞的好消息,特别是冰球爱好者。而注定不受欢迎的消息还没有到来。

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满足民主所需的大政治条件很快将不复存在。在信息时代的新型大政治条件下,大众民主和和福利国家能否长期生存,值得怀疑。

“国会不是民主的殿堂,它是一个交易法律的市场。” -秘鲁总统阿尔贝托·滕森(ALBERTO FUJIMORI)。

其实,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记述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到了第一场后现代的政变——1993 年在秘鲁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国会封锁事件。这件事在主要的工业民主国家几乎没引起什么关注,也没得到积极的评价。但放到时间的长河中,其意义可能远超传统分析家的认知。少数对此有所思考的人,认为它不过是那种人们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拉美式夺权。但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使一种统治方式失去合法性的第一步,因为随着向信息时代的过渡,这种统治方式直接赖以生存的大政治条件正在消失。滕森关闭国会是政治承诺贬值的终极象征。当其他立法机构的信用被耗尽,等待它们的是同样的命运。

技术的变革,正在侵蚀工业主义,并且使很多国家的政府失灵,或者运转不力。 尤其是立法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它们制定的法律,在 50 年前可能还只是愚蠢,在今天却很危险。这一点在秘鲁十分明显,1993 年,秘鲁的国家内部主权已濒临崩溃。

“袭击、绑架、强奸和谋杀,与攻击性的驾驶习惯和街头暴力相同步,与日俱增。警察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一些警员还卷入了丑闻,沦为老练的罪犯……人们慢慢习惯了没有法律的生活。盗窃、非法扣押和工厂接管成为了日常现象。……”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废墟中的秘鲁

从某种意义上说,1993 年的秘鲁已不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它还有一面 国旗和一支军队,但大部分机构都成为了摆设,甚至连监狱都被囚犯接管了。秘 鲁的崩盘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大多数试图解释的专家都没有抓住真正的要点。 秘鲁只是技术变革的一个早期牺牲品,该变革正在使世界各地的封闭经济体失 灵,使中央权威受到破坏。而像秘鲁国会这样的决策机制,陷于不正当的激励机 制,把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使整个大政治压力雪上加霜。

秘鲁的代议制民主就像一副灌了铅的骰子(即欺诈手段,译注)。作为扩大政府 规模的机制,它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当新的形势要求下放权力时,在旧日大政 治条件下使民主如此有效的固有偏见,使它越来越不符合发展的需要。国会通过 的法律,在迅速摧毁所有的价值基础,以及人们对法律本身的尊重。德索托在《另 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中写道:“小型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导致政治破产, 公职人员牵连其中。政府分发特权,法律予取予求,远超道德允许的范畴。”

像秘鲁那样的国会,完全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其道德地位类似在围栏内拍卖赃 物。它使自由市场沦为非法,使法律成为笑谈。正如德索托对前滕森时代的描述:

“对目的和手段的彻底颠覆,使秘鲁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致于那些法定的犯罪行为,都不再受到集体意识的谴责。走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贵族小姐到底层草根,都使用走私货物。没有人对此有所顾忌,相反,人们认为这是对个人智慧的一种挑战,或者是对国家的一种报复。 随着暴力和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蔓延,贫穷与匮乏不断加剧。总的来说,秘鲁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 10 年内不断下降,现在已经回到了 20 年前的水平。全国各地垃圾堆积成山。乞丐、洗车工和拾荒者成群结队,不分白天黑夜,到处围攻路人,向他们索要钱财。精神病患者赤身裸体涌上街头,浑身散发着尿骚味。儿童、单身母亲和瘸子在每个角落乞求施舍。 ……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传统的中央集权主义,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转型期国家的多重需求。”

在滕森封锁国会之前,秘鲁人已经放弃了畸形的合法经济,转向了黑市;德索托称之为正在进行的“一场无形的革命”。我们对自由市场的好处持肯定态度,但是在一个法律和金钱同样堕落的社会,人们的承诺是否可靠,我们就不那么肯定了。

德索托把 1993 年之前的秘鲁描述为一个“发条橙”(库布里克的著名电影,译注)的世界,过度集权又功能失灵的政府机构正在摧毁公民社会。

这正是滕森要着手改变的。他关停印钞机,大大降低了通货膨胀。他还想方设法裁掉了五万名政府雇员,并削减掉一些补贴。他开始平衡政府的财政预算。滕森要实施全面的改革计划,包括创建自由市场和工业私有化。但是,和前苏联一样, 大部分重要的改革措施在 1993 年都没有被采纳,包括对国有银行、矿业公司和公共事业的第一轮大规模私有化。秘鲁的国会,就像在莫斯科挑战叶利钦改革的俄罗斯国会一样,并没有通过这些必要的提案,而是试图走回头路。他们的计划是:从空荡荡的国库中恢复补贴,提高工资,保护所有一切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官僚机构的。这正是你对一个由雇员控制的政府所能期望的一切。

滕森指称秘鲁国会犹豫不决,腐败不堪;这一点大家都同意。他进一步控诉,国会的犹豫和腐败使秘鲁不可能改革崩溃的经济,也无法打击来自毒品恐怖分子以及虚无主义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游击队的暴力袭击。

70%支持率的解决方案

于是,滕森关闭了国会。在很多人看来,这一行为可能意味着他和许多之前的拉美领导人一样,是个独裁者。但我们认为,而且我们当时也这么评价,滕森找对了路,他发现了改革的一个根本障碍。美国的社论记者和国务院官员对秘鲁国会进行了奢侈的官方赞颂,但并没有得到秘鲁人民的认同。当北美人把秘鲁国会当成自由和文明的化身时,秘鲁人民却在欢呼。当滕森总统把国会送回老家时,他的支持率飙升到了 70%以上;后来他又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到 1994 年,秘鲁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 12.9%,全球最高。

政治承诺的通货紧缩

在我们看来,秘鲁的动荡与其说是对昔日独裁统治的回溯,不如说是更广泛转型危机的早期阶段。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政治承诺的落空与政府信用的衰竭,许多国家都会出现类似的治理危机。最终必将出现新的制度形式,能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维护自由,同时让所有公民共享的利益得到表达与成长的空间。

工业时代的政府机构与后工业社会的大政治条件是不兼容的,这一点还很少有人意识到。然而,无论这其中的矛盾是否得到了明确的认知,随着世界各地政治失败的例子越来越多,它的后果会越来越明显。现代时期出现的统治机构,反应的是一个或几个世纪前的大政治状况。信息时代需要新的代表机制,去避免长期的功能失调甚至社会崩溃。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是世界权力基础遭到无声地震的外在表现。它是漫长的暴力回报上升期的结束。在 1987 年的《血流成河》 以及更早的《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月刊中,我们就曾经预测,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仅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摒弃。它是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暴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外在标志。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随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经济性越来越差,社会的组织形式必将发生改变。限定未来的边界已经被重新划分。

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效率胜过权力

“美国的经济,将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化的信息驱动,而不再是人力或大规模的生产,它将在这个拥有 500 台电视频道的世界里赢得战争。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在于赛博空间——一个由计算机网络、通信卫星、调制解调器、数据库和公共互联网不停复制所创造出来的时空新维度。”
-尼尔·芒罗(NEIL MUNRO)

1936 年 12 月 30 日,希望得到更高薪水的汽车工人,强占了通用汽车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两家主要的工厂。他们让机器空转,关停了装配线,把工厂当成了家, 安营扎寨,进行了持续数周的工业对抗。这场戏剧被暴力骚乱以及警察、密歇根民兵和各级政府官员摇摆的忠诚度不断地打断。后来,工会看到他们的要求推进甚微,于 1937 年 2 月 1 日再次罢工;工会的活跃分子强行接管了通用汽车在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通过占领和关闭主要工厂,工人们有效瘫痪了通用汽车的生产能力。在第三家工厂被占领后的 10 天里,通用在全美只生产了 153 辆汽车。 60 年后,我们重温这则新闻短讯,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当前正在发生的大政治革命。通用汽车的占领罢工,就发生在本书一些读者的有生之年。然而我们相信, 在信息时代,这种罢工将是不合时宜的,它无疑于奴隶在沙漠中拖着巨石为法老建设墓葬金字塔。工会和他们的威胁策略是工业时期的常态,甚至成为了社会景观中无可非议的一部分,但它们依赖的特殊的大政治条件正在飞快地逝去。在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上,不会有雪佛兰,也不会有美国工会的罢工。

政府的命运将随着它们对手的命运一起衰落,也就是工会。在 20 世纪发挥关键作用的那种制度化胁迫,将不再可能发生。技术正在加速改变敲诈勒索与保护的根本逻辑。

“不存在什么财产,不存在什么支配,也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每个人能得到的就是他的, 只要他能保得住。”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勒索与保护

纵观人类历史,暴力一直是插向经济心脏的一把匕首。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睿智地指出:“伤害的力量——摧毁他人珍爱之物,制造悲伤与痛苦——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力量,它不容易被使用,但又经常被使用。在黑社会, 它促使人们敲诈、勒索和绑架;在商界,它促使人们抵制、罢工和停工。它是纪律的基础,无论在民事上还是在军事上,连神明也用它来执行纪律。”

一个政府的征税能力,最终取决于跟私人敲诈勒索相类似的能力强弱。尽管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通过犯罪或政府来控制和使用资产的比例,为我们认识勒索与保护之间的大政治平衡,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如果技术发展使保护资产变得更困难,犯罪就会更普遍,工会的活动也一样;那么政府的保护就变得更重要,税收将很高。而那些税率较低、工资由市场的力量决定而不受政治干涉或胁迫的地方,就是技术已经使天平向保护的方向倾斜了。

在二十世纪最后 25 年开始的时候,勒索与保护在技术上的不平衡达到了一个极端。在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政府霸占了多数的资源。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要么是由政府规定的,要么是在胁迫的力量下达成的,例如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福利国家和工会都是技术的产物,它们分享了 20 世纪“权力胜于效率”的战利品。如果没有军用和民用的技术发展,它们就不可能存在;正是这些技术提高了工业时代的暴力回报率。

在敲诈勒索面前,创造财富的能力总是显得很脆弱。你创造或拥有的资产越多,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付的保护费就越高。要么你买通所有获得暴力敲诈杠杆的人,要么你付费购买能运用暴力击退所有敲诈勒索者的军事力量。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财产保护的数学运算 -以赛亚书 60:18

财产保护的数学运算

现在,暴力的匕首很快将不再锋利。信息技术有望极大改变保护与勒索之间的平衡,在很多情况下,财产保护将更加容易,而敲诈勒索则更加困难。信息时代的技术,有可能创造出强制手段触及不到的资产。这将在保护与勒索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而它就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数学原理之上:做乘法比作除法更容易。 不过,在微处理器出现之前,这个基本原理的深远影响并未被揭示出来。在过去十年中,高速计算机所完成的计算量,是人类此前历史时期所有计算量的几十亿倍。计算能力的这一飞跃,使我们第一次能够探索复杂性的某些普遍特征。计算机揭示出来,复杂的系统只能自下而上被建立和理解。质数乘法很简单,但试图通过分解大质数的积去解析复杂性,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连线”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这样说,“把几个质数相乘得出它的积很容易,任何小学生都可以做出来;但要把一个乘积分解成简单的质数,却会难倒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

复杂系统的逻辑

这一深刻的数学真理,必将主导网络经济的塑造。它已经在强大的加密算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本章稍后的内容中,我们将会探讨,通过这种算法,可以创建一个全新的、受到保护的网络商业领域,暴力的杠杆作用在这里将被大大降低。 勒索与保护之间的天平,将会迅速地朝着保护的方向倾斜。新的经济模式将会出现,它将更多地依赖自发的适应机制,而更少依赖有意识的决策以及官僚机构对资源的配置。以保护为首的新体系,将与工业时期以强制为主导的旧体系截然不同。

指挥控制系统将变得原始

我们在《大清算》中指出,计算机正在使我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各种系统内在的复杂性。先进的计算能力,不仅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 也使我们可以掌控复杂性,用于生产性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经济的发展超越由中央控制的僵化阶段,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依赖于线性关系的系统,从根本上说是原始的。政府拨款不可避免地将资源从高价值的复杂应用, 拖入到低价值的原始用途。这是一个受到数学不对称性限制的过程,同样的不对称性阻碍了大质数乘积的分解。分赃永远只能是原始的。

一切将更加复杂

当你眺望浩瀚的宇宙,目光所及之处,你都能看到系统随着演进往往变得更加复杂。在天体物理学中如此,在水坑中也是如此。让雨水留在低洼处,它就会变得更复杂。每一种先进的系统都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没有中央权威在控制。自然界中所有的复杂系统,都依赖其分散的能力;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能够在最宽泛的条件下最有效地运作的系统,靠的是它自发构建秩序去适应新的可能性的能力。生命本身就是这样复杂的系统,数以亿计潜在的基因组合形成了一个人类个体。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所有的官僚结构都会茫然无措。

二十五年之前,这只能是一种直觉。今天,它是可以被证明的。借助于计算机, 我们对人工生命的数学了解越来越深,从而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真实生命的数学, 也就是生物的复杂性。当信息技术驾驭了复杂性的奥秘,我们的经济就可以被配置为更复杂的新形式。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失控》(Out of Control) 一书中所提出的,互联网和万维网已经具有了有机系统的特征。用他的话说,大自然是“一个思想的工厂。壮丽的后工业化的蓝图就藏在丛林中的蚁群里……将生物逻辑全面注入到机器之中,会带来让我们充满敬畏的结果。当人造的与天生的完全融合,我们的造物将拥有学习、适应、自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力量。”

“将生物逻辑全面注入到机器之中”,它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系统总是会模仿主流技术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得很对。超级工厂与大政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而微处理技术正在使机构小型化。按照我们的分析,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最终将创造出更擅于利用复杂性优势的经济模式。 然而,对于这种改变在大政治层面的影响,人们还知之甚少;大多数认识到其数学重要性的人,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未来的数年内,技术变革将使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政治形式和概念变得过时;而要完全理解和内化这种可能性,绝非易事。已故物理学家海因茨·帕格尔斯(Heinz Pagels)在他极富远见的著作《理性之梦》(the Dreams of Reason)中写道:“我确信,能够掌握新的复杂性科学的国家和人民,将成为下个世纪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超级大国。”这一预测,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认为未来肯定不是这样。不是帕格尔斯博士看错了,而是未来比他所说的还要走得更远。那些能够自我重构以更好地适应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确实会繁荣昌盛。但这样的系统不太可能是国家,更不可能是“超级大国”。 在新的千年里,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加的直接受益者,更有可能是主权个人。

帕格尔斯的预测,相当于在 500 代人以前,一个狩猎部落的萨满在他们围在一起烤火的时候,对他部落的人说:“我确信,第一个掌握新的灌溉种植技术的部落, 比起那些在湖面抓鱼的家伙,将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讲故事。”关于复杂的重要性,帕格尔斯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暴力的逻辑发生变化, 社会必将随之改变。

暴力的逻辑

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就必须关注几个少有人知的大政治问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的著作揭示了暴力与战争的经济意义,在本书中多次我们曾多次论及。莱恩在本世纪中期写下这些作品时,信息时代还不见影踪。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人类对暴力的竞争已经达到了最后的阶段。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预见到了微处理技术的出现,或者在一个没有物理存在的网络空间创造财富是可能的。对于大规模的商业可能完全不再受制于暴力的深远影响,莱恩完全没有提到过。

虽然莱恩没有预见到今天的技术变革,但是他关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暴力垄断的洞察,却是无比清晰的,完全可以适用于当前的信息革命。在对充满暴力的中世纪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莱恩被一些传统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忽略的问题所吸引。他看到,对暴力的组织和控制在决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问题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莱恩还认识到,虽然暴力所得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但对暴力的控制,对于经济发展确实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免受暴力侵扰的保护。他说:

每个经济组织都需要保护,并要为此而支付费用,以免其资本被破坏或遭到武装抢夺,或者其生产劳动被强行中断。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提供这种保护效用,是一个被称为政府的特殊协会或组织的职能之一。事实上,政府最特殊的一点就是,通过自己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来控制他人对暴力的运用,从而创造出法律与秩序。

也许是过于显而易见,莱恩的观点并没有出现在教科书中,也没有成为公民讨论的一部分,这些讨论有望影响到政治的走向。但是,虽然这一点很基本,在你了解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时,却不能忽视它。保护生命与财产是人类的根本需要, 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社会阶段。如何抵御暴力的侵略,是历史上的一个核心难题;尽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保护,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后果才刚刚显露出来。最近几十年主要的经济变化,就是从以往的制造业占首位,到今天以信息和计算机为主导;从机器动力到微处理器;从工厂到工作站;从大规模生产到小型团队,甚至个人独立工作。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小,遭到破坏和勒索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工会要把小规模的企业组织起来会更加困难。

微技术使企业变得小巧、自由、不受束缚。很多企业经营的服务或产品,其自然资源的含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原则上,这些企业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运营,不必再困于某个特定的场所,如矿场或港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对它们进行征税将越来越难,不管是工会还是政府。正如中国古老的民间智慧所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信息时代,这种东方智慧将很容易得到实践。一家企业在任何一个地方经营, 如果被索求过多而感觉不舒服,搬走是很容易的。甚至,就像我们在下文中预测的,信息时代将会出现虚拟公司,它在任何国家的住所将完全依现货市场而定。 如果来自于政府或其他方面的敲诈急剧增加,虚拟公司的业务和资产就会以光速撤出该管辖区。

微处理技术与工业操作的日益融合,使那些仍然在以规模经济经营制成品的企业,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对卡特彼勒罢工的失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场罢工持续了将近两年,在 1995 年的最后几天放弃了。与 1930 年代的装配线不同,今天的卡特彼勒雇佣了更多的技术工人。在海外竞争的压力下,卡特彼勒把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外包了出去,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还花费 20 亿美元将机床电脑化,并安装了组装机器人。罢工本身甚至促进了精简劳动力的效率。该公司宣称,现在需要的员工比罢工之初还少了两千人。

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大政治变化,其剧烈程度远超多数人的认知。这种变化之所以还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部分原因在于,在大政治环境的革命与它必将导致的制度变革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滞后期。更进一步而言,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 意味着那些即将诞生的产品可能导致的大政治影响,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可以被预见。它们将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技术的特点,强占工厂或者静坐罢工的策略, 是业主或管理者们很难应对的。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埃文(Robert S.McElvaine) 认为,“雇主很难在不破坏自己工厂设备的情况下”解决静坐罢工。这其实相当于,工人用他们的身体挟持了业主的资本,以此索要赎金。相比小公司,大型工业集团更容易成为工会盘剥的目标,其中原因我们会在后文进行讨论。在 1937 年,通用汽车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公司。它的工厂是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昂贵的机械集合体,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员工。通用工厂被迫关停的每一小时、每一天,都会让公司损失掉一笔财富。像 1936 年和 1937 年之交的那个冬季,持续数周的罢工,意味着损失的大幅增加。

违背供求关系

在第三家工厂被强占以后,通用公司无法再生产汽车,于是很快就向工会屈服了。 这不是一个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规律做出的决定。在通用同意工会的条件时,美国有 900 万人失业,占劳动力人口的 14%。大多数失业的人如果能进通用上班,都会很开心。他们当然具备填充装配线岗位的技能;不过,你很难在诸多的当代描述中看到这一点。因为好像有一种微妙的礼节,笼罩着对工业时期劳资关系的直接分析。其中一套托词是:工厂的工作都是需要技能的熟练工,特别是在 20 世纪中期。这是不对的。当时大部分工厂的工作,只要能准时上岗的工人基本都可以完成;几乎不需要培训,甚至也不需要读写能力。即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通用汽车的大部分员工,还要么不识字,要么不识数,要么两种都不识。到 20 世纪 90 年代,通用装配线上典型的工人,在上岗之前只需接受一天的训练。一天就能上手的工作,可不能算是技术工。

然而,1937 年,在非技术工和技术工都在排队乞讨的情况下,通用的员工却可以迫使雇主加薪。他们的成功,更多是基于暴力动力学,而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无关。1937 年 3 月,在通用罢工事件解决后的一个月,美国又发生了 170 起占厂罢工;大部分都获得了成功。类似的时间蔓延到了每个工业化国家。工人只需要占领工厂,然后让业主赎回去。这种策略很简单,而且对参与的人来说,往往既有利可图,又充满乐趣。一位罢工者写到:“我玩得很开心,看到很多新奇的、 没见过的东西,这里还有丰富的食物和音乐。”

1936-37 年的通用汽车留厂罢工和当时其他强占工厂的行为,都是我们在《血流成河》中描述的“工人剥削资本家”的例子。这当然不是皮特·西格(Pete Seeger 民谣歌手)在他的伤感民谣中植入的观点。但是,除非你打算在蓝领社区从事民谣歌手的职业,否则你要关注的重点,就不应该是流行的解释,而应该是潜在的现实。无论你看哪里的历史,通常都有一层合理化和虚构的东西,掩盖了系统性勒索的真正的大政治基础。如果相信这些经过合理化的表面说辞,你就不可能掌握真相和真理。

破译勒索的逻辑

要认识到这场迈向信息时代的转型的大政治影响,你必须剥去那些伪善的说教, 关注社会暴力的真正逻辑。这就像剥开一个熟透的洋葱,可能会让你泪流不止, 但你不能转过头去。接下来,我们会首先研究工作场所中的敲诈逻辑,然后将其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分析财富的创造与保护、现代政府的性质等问题。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政府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会一样,直接取决于它能用来进行敲诈的杠杆的强弱。这些杠杆的作用,在 19 世纪比 20 世纪要小得多,而在下一个千年,它们基本会彻底消失。

统治的全部逻辑和权力的特征已经被微处理技术所改变。当你首次想到这一点时,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但请仔细想一想。在 20 世纪,政府与工会的繁荣是同步进行的,可谓一荣俱荣。在 20 世纪之前,大多数政府能够征用的资源,都远远小于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激进福利国家。同样,在此之前,工会是经济生活中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因素。工人迫使雇主支付高于市场平均工资的能力,与政府抽走经济产出的 40% 甚至更多的能力,是基于同样的大政治条件。

20 世纪之前工作场所中的勒索行径

工会勒索资本家的兴衰成败,从生产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大政治条件,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1776 年,当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工作场所中的条件是很不利于敲诈勒索的,因为工人想“提高劳动价格”的“联盟”(union 即工会) 很难成立。当时大部分的制造业,规模都很小,或者是家庭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活动才刚刚出现。虽然难免有暴力掠夺的行为,但是它们的杠杆作用很小。 实际上,在斯密的时代直到 19 世纪,在英国、美国和其他普通法系国家,工会都被视为非法组织。亚当·斯密对罢工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常见的借口是生活成本增加了,或者是老板通过他们的劳动赚了大钱。他们总是会极尽吵闹,有时候还诉诸于令人震惊的暴力和暴行。”即便如此,工人们“很少从这些骚乱中得到任何好处”,除了“领头者被惩罚或被处理掉。”

19 世纪,工业经济和工会的规模都在扩大。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农民或是小业主,为自己工作。工会组织的活动,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仍然是“通常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批成功组织起来的工会,来自于有很高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联合往往不是经由暴力。他们可以要求涨工资,把工资设定到与替换他们的边际成本相匹配的位置。而非技术工人的工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会利用工业组织向大型企业的转变,筛选出比较容易受到胁迫影响的行业;这些行业,要么是经营规模庞大,要么是很容易遭受物理上的蓄意破坏。工会的这种操作模式, 从纽卡斯尔到阿根廷都得到了印证。

在美国,劳工暴力运动的一个早期例子,是 1834 年对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攻击。与 19 世纪早期的大部分企业不同,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容易保护的产业。按照最初的规划,它将绵延 342 英里,从波托马克河下游到俄亥俄河上游,有 3000 英尺的落差。挖这样一条沟渠,是一项从未完成过的大工程。

当时有大量的工人在这里工作,其中一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很容易把运河工程瘫痪掉。实际上,如果没有定期的维护,运河很容易被挖地道的麝鼠破坏。 在运营中,运河的水闸与河道也可能因使用不慎、暴雨导致的洪水或船只的撞击而毁坏。对罢工者来说,用沉船或者其他杂物封锁航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1834 年,在运河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敌对帮派之间发生了暴动,导致有人想利用这一点占领运河。不过这一企图最终失败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派出了麦克亨利堡的联邦军队,驱散了工人,造成了 5 人死亡。

矿山和铁路也是美国工会早期的攻击目标。与运河一样,它们非常容易遭到破坏。 例如,矿场可以被淹没,或在入口处被封锁。只要把从地下矿井中拖矿车的骡子杀掉,就能给矿主制造很大的困难与烦恼。铁路也是一样,它绵延伸展,是很难防护的。相对而言,工会暴徒很容易袭击矿场和铁路,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工会努力成为更有效组织的过程中,这样的袭击经常发生。在实际工资因为通货紧缩而上升的时期,当业主试图调整名义工资,工会活动最为激烈,往往会导致暴力抗议。在 1873 年恐慌后的大萧条中,这类事件非常普遍。

1874 年 12 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田,爆发了公开的战争。工会组织了一支暴力罢工队伍,伪装成一个秘密社团,化名为“希伯尼安古会”;也被称为“莫利·马奎尔”,一个爱尔兰革命者的名字。这个团伙臭名昭著的行为有: “恐吓煤田老板,阻止想工作的旷工上班,破坏财产,毁坏财物,公然谋杀和暗杀。”

铁路员工中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例如,1877 年 7 月,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都旨在破坏财产的恶性事件。工人们夺取了控制室,拆毁了铁路,封锁了货仓,捣坏了机车,将火车抢劫一空等等。在匹兹堡,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圆顶机车库被防火烧毁,有数百人在里面。几十人因此而丧生,两千节火车车厢被烧毁和抢劫,机械车间被破坏,连同一台谷物升降机和 125 台机车。最后联邦军队介入干预,恢复了秩序。

这些早期的罢工虽然得到了社会主义者及工会活动家们的同情和理解,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铁路和矿山等行业固然有其脆弱性,但当时总体的大政治条件还不利于工人剥削资本家。企业规模太小,很难发展起来系统性的敲诈。有些行业虽然很容易遭到攻击,但它们雇佣的工人占比太小,胁迫雇主得到的好处无法被广泛分享。缺乏普遍的支持,敲诈勒索的行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业主可以求助于政府的保护。工会有时候也会恐吓地方官员,组织他们干涉罢工,但很少获得成功。即使是最暴力的罢工,在几天或几周内就会被军事手段镇压。

讹诈变容易了

信息时代可以从工业时代借鉴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公司的规模比较小,工会想把工资抬高到超出市场结算的水平,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即使是那些明显很容易遭到破坏的行业,如运河、铁路、有轨电车和矿山,工会想要控制住,也不是那么简单。这并不是因为工会顾及使用暴力恰恰相反,他们在暴力手段上毫不节制, 有时候还会攻击知名度很高的个人。例如,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被誉为“旷工复仇记”的案例中,爱达荷州的州长弗兰克·斯泰纳伯格,因为反对旷工封锁科达伦矿区,被工会雇佣的杀手用炸弹给炸死了。不过,在 20 世纪的超级工厂与规模化生产兴起之前,即使是通过谋杀或死亡威胁,工会的要求也很难达成。

要想理解为什么工会的地位在 20 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必须关注生产技术的特点。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蓝领工人的数量猛增,这肯定导致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处于经济前沿的企业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事实上,工业技术的物理特性,几乎就是在邀请工人利用胁迫手段去撼动资本家的地位。请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多数工业产品中的自然资源含量都很高。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就需要固定在有限的地点,就像矿场必须位于矿体所在地一样。另外,靠近交通枢纽的工厂往往具有显著的经营优势,因为更方便获得零件供应和原材料。这就使得像政府或工会等强制机构,更容易榨取这些优势为己所用。

  2. 规模经济催生了巨无霸企业。19 世纪早期的工厂相对还很小;但到了 20 世纪, 随着流水线的增加,规模经济不断扩张,处于生产重心的设备的规模和成本也迅速飙升。这样的企业在多个方面都容易受到攻击。例如,有效的规模经济往往伴随着很长的产品周期;产品周期长又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而这反过来也招致了对企业的掠夺和攻击,因为可以抽取更长期的利润。

  3. 主导产业的竞争者数量急剧下降。在工业化时代,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在竞争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是很常见的现象。这样的公司更容易成为工会敲诈的目标, 因为攻击五家公司比攻击五千家要轻松得多。工业竞争的集中,本身就是一个有利敲诈的因素。而这种优势也是自我强化的,这些企业虽然被迫支付垄断性的工资,但它们不太可能受到同行的挑战,即使那些公司不用承担超出市场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工会可以抽干这些企业相当大一部分利润,也不会使它们很快破产。显然,如果工人迫使雇主提高工资,雇主很容易就破产,那这对工人也没什么好处。

  4. 为契合公司的发展规模,对固定投资的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增加了资本的脆弱性,放大了工厂关闭的成本损失;也使得现代工厂越来越不可能被个人或家庭所拥有,除非是继承某人以较小规模创办的企业。要解决大型工厂所需的器械和高额成本,需要在资本市场上汇聚成千上万人的财富。 这往往会使分散的、几乎是匿名的业主更难保护他们的财产。业主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职业经理人,而这些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非常少。对职业经理人的依赖削弱了公司对抗敲诈的能力。当公司财产面临威胁时,经理人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他们的抗争精神,跟那些烟酒商店的老板或小企业的业主无法相提并论。

  5. 公司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与以往所有时期相比,更大部分的总劳动力受雇于更少的公司。有时候,一家公司拥有数以万计的员工。从军事的角度看,业主和管理者的人数,相对于下面工人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三十比一或更低的比例都很常见。这种劣势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为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 很容易通过匿名的方式使用暴力。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工人不可能与业主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和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的匿名性,会导致员工轻视业主产权的重要性。

  6. 少数公司占有大规模的就业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与 19 世纪的美国相比, 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会享有的大政治优势,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自营职业者,或者是在小公司工作。到 1940 年,60%的美国劳动力是蓝领工作者。因此,利用敲诈手段提高工资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938 年到 1939 年,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对 1700 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对公司财产的看法。调查发现,CIO 橡胶厂 68%的工人对公司的财产没有概念或缺乏认同感,“只有 1%的人强烈支持公司的财产权。”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商人,或者小业主,是“强烈反对公司财产权的,94%的人都是极度支持。”

  7. 流水线的技术本质是讲究顺序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零部件要按固定的顺序去移动和组装,这就留下了很多可能遭到破坏的漏洞。其实,流水线就像在工厂围墙内的一条铁路。如果轨道被阻断,或者一个零件的供应被切断,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停滞。

  8. 流水线技术使工作标准化。这减少了不同技工使用相同工具在产出上的差异。 事实上,工厂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造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天才和白痴轮班工作,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那些堪称“愚蠢”的机器被设计出来,只为生产某一种产品。这使得凯迪拉克的买家根本没必要去询问生产他那台车的工人的身份。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不管生产它们的工人在技能和智力上有什么不同。 装配线上的非技术工人,与那些能力比他们强的人相比,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

这让人们开始觉得,每个人的经济贡献是同等的。这种想法推动了平等主义的发展。创业家的技能和精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现代工业生产的魔力好像就在于机器本身。它们不可能是由每个人设计出来的,但却可以被每个具备一定智力的人所使用。这使得非熟练工被工厂主“剥削”的说法更加可信,因为将工厂主从整个生产公式中剔除,谁也不会受到损失,除了他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拿下工厂,”一位通用汽车的罢工者说,“我们已经搞懂了怎么运作它们。如果通用公司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所见所学来接手。”

工业技术的这些特点,糅合在一起导致了工会的诞生,工会可以利用企业的弱点进行敲诈;它还导致了更大的政府,它们可以对大型工业企业征收高额税负,大发其财。这种情况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发生在所有大规模工业扎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工会冒出来,通过暴力手段要求获得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它们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工业时代的工厂造价非凡、地位显眼、无法移动且成本高昂,不可能被隐藏,也很难搬到别的地方。这些工厂被停工的每一刻,都意味着它们在白白消耗惊人的成本,而没有产生任何的收益。

所有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被威胁敲诈的活靶子。存在于工会历史中的事实真相,远比 20 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让你相信的更加明显。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 1944 提出了这个问题:

工会如果没有威胁恐吓的强大力量,那它只是一个不真实抽象概念。现在工会拥有了这样的力量,而且只要以目前的形式存在,它们现在拥有,未来也将一直拥有。当权力尚且弱小或不够稳固时,就应该公开地、广泛地使用;当权力巨大且不受质疑时,就会变得像政府的权力一样,自信地持有,被尊敬地对待,而很少惹人注目地运用。

西蒙斯的分析很精辟,但在关键一点上他是错误的。他认为工会“将永远持有” 他所说的“强大的威胁恐吓的力量”。事实上,工会正在逐渐消失,不仅仅是在美国和英国,在其他成熟的工业社会都是如此。它们衰退的原因,西蒙斯没有看到,甚至许多工会组织者也无从理解,就是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财产保护的大政治条件,大大提高了财产的安全性。事实证明,微处理技术已经开始颠覆福利国家赖以生存的敲诈逻辑,因为即使是在商业领域,它也创造出了与工业时期非常不同的激励机制。

  1. 信息技术中的自然资源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固定的位置在信息时代没有任何优势。大多数信息技术是高度流动的,它不受地点的限制,它增强了思想、人、 和资本的流动性。通用汽车不可能把它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三个工厂打包,然后坐飞机搬到别的地方。一家软件公司就可以,公司老板可以把他们的算法代码下载到笔记本电脑中,乘下一班飞机离开。对这些公司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诱因, 就是可以逃避高额的税收或工会对垄断性工资的要求。小公司往往面临更强烈的竞争。如果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竞争对手在抢你的客户,你不可能向政客或员工支付比其实际价值高太多的报酬。这么做意味着你的成本远高于竞争对手,你就会破产。当固定位置带来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像政府或工会这样的胁迫性组织, 想再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分一杯羹,它们手中的杠杆无疑就少了很多。

  2. 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规模。企业更小,意味着有更多的竞争对手。竞争的加剧降低了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因为要将工资或税率提高到竞争水平之上,工会或政府需要实际控制更多数量的企业。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公司的平均规模急剧下降,雇佣员工的人数明显减少。例如在美国,根据大面积的报道估计,在 1996 年,有多达 3000 万人在自己的企业里独立工作。这 3000 万人显然不会罢自己的工。另外还有几百万人在雇员很少的公司上班,他们要强迫雇主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恐怕也不太现实。

在信息时代,想要通过敲诈勒索提高工资的人,缺乏那种军事上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使工厂工人难以对付。公司雇佣的员工越少,匿名使用暴力的机会就越少。就因为这个原因,把 1 万名工人分散到 500 家公司,他们给业主财产构成的威胁,远远小于 1 万人集中在一家公司,即使工人与业主/管理者之间的人数比例完全相同。

  1. 企业规模的缩小也意味着想获得高于市场水平工资的要求,不太可能像在工业时期那样,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在信息时代敲诈雇主的工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更类似 19 世纪的运河工人、铁路员工和旷工(即很难获得社会支持,译注)。 即使少数拥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大企业会保留下来,作为工业时代的遗产,但在就业广泛分散于小公司的背景下,它们也很难再向敲诈勒索屈服。小企业和小业主的优势表明,即使收入再分配的愿望没有改变,人们也会更加支持产权的概念和保护。

  2. 信息技术降低了资本成本,这会激发创业精神,使更多人可以独立工作,进而促进了竞争。较低的资本要求不仅降低了进入的门槛,也减轻了“退出的障碍”。 换句话说,相对于收入而言,公司可能拥有较少的资产,承受损失的能力也较弱。 信息时代的企业,可能不仅没有多少用于向银行借贷的资源,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能被抢夺的实物资产。

  3. 信息技术缩短了产品周期。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淘汰更加迅速,通过敲诈享受高工资收益的时间,将变得非常短暂。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过高的工资可能导致工作岗位很快消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以牺牲自己的工作为代价来争取暂时的高工资,就像烧掉家具让屋子里暖和上几度一样。

  4. “信息技术”不是连续性的,而是同步性和分散性的。与流水线不同,信息技术可以同时容纳多个进程。它的活动分散在网络上,允许在不同的工作站之间进行冗余替换;而工作站的数量可能高达几千甚至几百万个,并且可能位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人们会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在完全没有物理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合作。随着虚拟现实和视频会议的技术更加先进,职能分散与远程办公的去世将加速。这相当于是信息时代的“散工制”(putting-out),它打破了中世纪行会的垄断。

在烟雾缭绕的工厂里一起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这不仅剥夺了以往工人敲诈资本家时所拥有的人数优势,它甚至使人们很难将工作场所中允许的敲诈与真正的敲诈罪区分开来。迄今为止,只有被同一家公司雇佣、在共同的环境中一起工作的人, 使用暴力去要求更高的工资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工作场所”不再处于一个中心地点,而且公司的大部分只能都分散给了分包商和远程工作人员,那么, 这些人从他们的客户或“雇主”那里要求更高收入的行为,就很难与非法的敲诈勒索罪区分开。

例如,一个威胁用病毒感染公司电脑然后索要额外现金的远程工作人员,他是属于罢工工人,还是互联网敲诈犯? 不管他是什么,区别的意义都不大。在两种情况下,被攻击公司的反应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采取防止信息破坏的技术解决方案,如改进加密措施和网络安全, 这不仅可以解决外来的黑客攻击,还可以预防心怀不满的员工或分包商对公司各方造成损害,虽然他们之间可能只是偶尔打打交道。

当然,有人可能会建议,工人或远程办公人员可以随时去公司报到,然后在那里举行传统的罢工。但在信息时代,这种做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信息技术超越了地理位置,并分散了经济职能,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司雇员和雇主不需要居住在同一个管辖区内。请注意,我们说的不是梅菲尔区和佩克汉姆区的分别,而是雇主在百慕大,远程办公人员在新德里。

此外,如果印度人被 1936-37 年通用汽车大罢工的报道所蛊惑,决定前往百慕大进行抗议,等他们到达那里,却发现根本没有实体办公室。Chiat/Day(李岱艾), 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已经开始拆除其总部,它的员工和分包商将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保持联系。如果需要召集团队协商客户项目的工作时,他们会租用酒店的会议室;项目一结束,就把房间退掉。 微处理技术将把生产流程从流水线的固定顺序解放并分散开来,这会大大降低工会和政府等强制性机构过去享有的杠杆作用。如果说流水线是工厂围墙内的铁路,很容易被静坐罢工所占领,那么网络空间则是一个没有物理存在的无界疆域, 它无法被武力占领或勒索。在信息时代,想使用暴力作为杠杆谋求更高收入的员工,他们的处境将比 1936-37 年通用汽车的罢工者要差得多。

  1. 微处理技术使工作更加个性化。工业技术使工作标准化,任何人使用同样的工具都会得到同样的产出。微技术开始使用更智能的科技取代“愚蠢”的机器, 它实现的产出将是高度可变的。使用同样技术的人,产出的差别增加了,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当产出不同,收入也会不同。

在人们的技能有差距的领域,大部分的价值往往是由少数人创造的。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比如,体育界就非常明显。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踢各式各样的足球,但 99%的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看极少数球员的表演。 同样,世界上有无数充满抱负的男女演员,只有个别的才能成为明星。此外,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书籍出版,而大部分版税都被那些能够娱乐读者的畅销书作家赚走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在其中。

使用同样的设备,产出却可能天差地别,这给敲诈勒索者制造了另一个障碍,那就是关于如何分配回报,他们之间要反复地讨价还价。如果某项工作中相对较少的人创造了大部分价值,从数学上说,他们不会因为通过罢工得到平均工资而增加收入。一个软件工程师设计出某种控制机器人的算法,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 而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的设备,写出来的程序却毫无价值。生产力更强的程序员, 肯定不愿意把他的收入与同事的收入绑在一起,就像汤姆·克兰西不可能同意把他的版税与我们的版税平均。

虽然现在还是信息革命的早期,但相比 1975 年,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技术能力和心智能力已经成为了经济产出的关键变量。曾经在工业时代盛行的、把“工人敲诈资本家”给合理化的骄傲说辞,已经被蒸发了。认为非技术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和企业家不成比例地抽走了,也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幻觉。在信息时代,这种虚构根本就站不住脚。当程序员坐下来写代码时,他的技能与产品之间的归属关系太直接了,谁负责什么、谁做了什么,搞错的可能性不大。一个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为计算机编程,这显然是毫无争议的;同样明显的是,别人编程产生的所有价值不可能是从他这里偷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控诉“剥削” 的工人主要是清洁工。

信息技术是人们清楚地看到,低技能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生产力被不公平地剥削了,而恐怕是他们缺乏真正做出经济贡献的能力。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所说,信息时代的“新贵”汽车公司,可能只是“十几个人” 的智慧结晶。相比底特律和东京的汽车公司,他们把大部分零部件外包,但依然能够精心定制出更加符合客户心意的汽车:“这些汽车,每一辆都是定制的,由客户在网上下单,生产完成后立即发货。车身模具由计算机控制的激光工具快速成型,并根据客户和目标消费群的反馈生成设计。一条灵活的机器人生产线负责组装,机器人的维修和升级则外包给机器人公司。”

“会说话的工具”

未来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非技术性工作将由自动化机器、机器人和计算系统来完成,如数字助理。亚里士多德曾把奴隶描述为“会说话的工具”,他说的工具是人。在不远的将来,真正“会说话的工具”将会出现,就像寓言故事中的精灵一样,它们会说话,能够听懂并遵循指令,甚至可以处理复杂的任务。高速发展的计算能力已经催生了一些语音识别的原始应用,如免提电话和根据口头指令进行数学运算的计算机。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将语音转换为文本的计算机已于 1996 年底上市。随着模式识别能力的提升,连接着语音合成器的计算机通过网络运行,将会执行许多以前由人工承担的职能,如电话接线员、秘书、旅行代办、行政助理、国际象棋冠军、索赔处理员、作曲家、债券交易员、网络战争专家、武器分析员,甚至是具有街头智慧可以接听 900 电话的聊骚高手。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迈克尔·莫尔丁(Michael Mauldin)已经变成出了一个“机器人”,一个名为茱莉亚的虚拟人物,她几乎能够骗过在网上跟她聊天的每个人。 据媒体报道,茱莉亚是个“满嘴俏皮话的贵妇,在网上玩角色扮演的游戏打发时光。她聪明,风趣,喜欢调情。她还有一种机智之才,对每一条信息,都可以瞬间蹦出完美的讽刺性回复。然而,茱莉亚并不是一位女士,而是一个机器人,一种只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和数字仆人的开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毫无疑问,更多实际的应用还在后面。它们的大政治影响无可限量。

一个人的军团

为各种用途开发出“会说话的工具”,这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它使个体可以同时分散进行多种活动。不久之后,个人将不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可能成为通过智能媒介进行的几十种甚至几千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不仅会极大地提高最具天赋个体的生产力;在军事层面,它还将使主权个人比以往所有的个体都更加强大。 通过利用基本上是无限量的智能媒介,一个人可以强力放大他的活动。甚至在死了之后,他还可以发出行动。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即使在生物意义上已经死亡,还有能力执行他精心设计的计划。无论是战争中的敌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罪犯,杀掉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其实施报复的能力。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对暴力的逻辑进行的最具革命性的创新之一。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

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化,往往来自那些无人关注的变量。或者说,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几百年甚至几百代人的时间内都很少波动的变量,会一直如此。 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护与勒索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很小的幅度内波动, 而且勒索始终占据着上风。如今这一切即将改变。那些决定着暴力的成本与回报的要素,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信息技术正在为此奠定基础。在未来的保护远景中,对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将会有智能代理人对其进行调查,并以某种方式实施报复。25 年前,如果一个人说,“你要是杀了我,我就把你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提出来,捐给尼泊尔的慈善机构。”这可能被认为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但千禧年之后,恐怕就不是了。它能否构成一种实际的威胁,将由时间和地点等因素来决定。不过,即使未来不法之徒的账户密不透风,智能特工军团也肯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犯罪实施报复,让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想一想吧。

保护方式的新选择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享受着对保护与勒索的垄断。信息时代的技术将开辟出大量加强保护的方法,打破这种垄断;上述只是其中之一。即使不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也有其他的保护方式;政府不会垄断住一切。

一个人如果感受到威胁,他跑掉就可以了。在世界还年轻、视野还开阔的时候, 逃跑是人们常用的保护方式。如果担心因盗窃或破坏而造成财产损失,也可以购买保险覆盖这些风险。诅咒和咒语虽然是很虚弱的保护,但也吓退过盗贼,拯救过生命;在掠夺者很迷信的社会中,有时候它们也会起作用。贵重物品可以藏起来,藏得好的话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把财产埋到地下,上锁,藏在高墙后面, 墙上安装警报和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把人或财产藏起来并不是很实用。

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保护手段中,有一种独占鳌头,那就是以暴制暴,以更大的力量压倒所有想攻击你或偷你抢你的人。问题是你去哪里找到这样的服务,你怎么激励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你,与那些对你发起攻击的暴徒作战。 这种保护,有时候来自近亲属。有时候,是以部落和氏族为为基础的团体,充当非官方的警察角色,以血仇的方式,报复任何成员遭到的暴力攻击。有时候是雇佣兵或私人卫队,你付钱请他们来提供保护,但这些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有用。 信息时代的新型智能特工,虽然它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网络空间,但却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选择。不同于那些雇佣兵、私人卫队,甚至是你的远方表兄弟,它们的忠诚度无与伦比。

权力的悖论

以暴制暴其实充满了悖论。在既往的历史条件下,你雇佣来保护生命和财富不受攻击的团体,如果它们可以成功地保护你,也必然可以掠夺你。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答案。通常情况下,在经济领域,你可以会指望通过竞争防止卖方无视客户的意愿。但就暴力而言,直接竞争往往会产生反常的结果。当两家潜在的保护机构派人去逮捕对方时,这更像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保护。在你寻求保护,免受暴力侵害时,你希望能够压制暴力,而不是增加暴力的输出。而压制暴力首先就要保证,你付费购买的保护服务不会反过头来攻击你。

“在人类的生活中,当所有人敬畏的共同权力还未出现时,人们处于被称为战争的状态,而这种战争是所有人对所有的战争。在这种环境种,每个人除了靠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来保护自身安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保障。” -托马斯·霍布斯

垄断和无政府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状态,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是人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地方上暴力的竞争意味着为保护付出的代价更高,而得到的保护却更少。有些热衷自由市场的人提出,仅靠市场机制就足以提供对产权和生命的保护,并不需要任何的主权。有些说法很有道理,但事实是,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由自由市场提供经常和司法服务并不可行。只有在那些行为高度模式化、人口极少且人种单一的原始社会,才能在没有政府暴力提供垄断性保护的情况下生存。

组织水平能够超过狩猎采集部落的无政府社会,这样的例子很少而且很古老;主要存在于一些最简单的农业经济体中,它们往往与世隔绝,依靠雨水生存。例如, 皈依穆斯林之前的阿富汗的卡菲尔人;黑暗时代的一些爱尔兰部落;巴西、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还有其他散落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他们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组织保护的方式,只有那些了解人类极端状态的行家才懂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在注释里引用了几本书,并包含了更多的细节。原始群体中没有专门从事暴力的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在这种情况下运转,只因为他们是小型的、封闭的社会,与世隔绝。他们利用紧密的亲属关系,在有限的范围内抵御大部分的暴力攻击,也是他们唯一可能遇到的威胁。当遇到更大规模的暴力,例如由国家组织的,他们就会被制服,并承受外来组织的垄断性统治。这种情况屡屡发生。无论哪里,尤其是在贸易线上,不同民族接壤的地方,只要社会的规模超过了部落的大小,专业的暴力组织就会出现,去掠夺更和平的人们生产的一切。 当技术发展提高了暴力的回报,那些不能组织起来把更多资源投入战争的社会, 就注定要遭殃。

“哪些王子在提供警察的服务?哪些是勒索者甚至是掠夺者?一个掠夺者其实可以成为警察局长,只要他能将自己的“所得”规范化,使之与支付能力相适应,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其他掠夺者的侵犯,然后垄断地盘足够长的时间,直到社会承认其合法性。” -弗雷德里克·莱恩

政府作为保护服务的卖方

我们多次提到过,从纳税人的角度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为生命和财产提供保护。然而,政府的运作就像犯罪组织,它从统治下的人们那里榨取资源作为贡品或战利品。政府的统治不仅是一种保护性服务,也是一种保护性勒索。政府提供保护,防止源自别处的暴力,但它也向客户收取费用,和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提供保护是一种经济服务,收保护费则是一种敲诈勒索。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的区别是很难分清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最好把政府理解为“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的例子。”

即使是最好的政府,它的治理也是保护性服务与保护性敲诈的混合。从历史上看, 如果政府能够在它的领土内实现暴力垄断,那么它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能得到优化。在同一块领土上,如果有某一个单独的武装团体,能够占据使用暴力的主导地位,那么相对于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竞争性保护组织,它所提供的服务质量, 将会远远优于几个中的任何一个。

对领地的天然垄断

实现对强制力的地方性垄断,不仅能使政府更有效地保护其潜在客户免受外来的暴力伤害,还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运营成本。正如莱恩所说:“控制和使用暴力的行业是一种自然垄断,至少在土地方面是这样。在领地范围内,通过垄断,政府提供的服务可以更便宜。”因此,“在一块领土之内垄断对暴力的使用,可以使提供保护的集团改进其服务并降低其成本。”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不需要经常发动军事行动,去抵御那些前来抢夺其客户的竞争组织,那么它就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保护。

主权必须建立在领土垄断之上,这个假设的前提将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变得“松弛”;政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卫·埃尔金斯的《超越主权》(David J. Elkins:《Beyond Sovereignty》)一书就是关于这个主题。埃尔金斯呼应了我们的论点,即政府的垄断注定将遭到去中介化(脱媒化 Disintermediated),就像1500 年之后的教会一样。他写道:“我们曾经假定,宗教必须有它的领土或‘地盘’。随着国家取代无处不在的宗教,成为生与死的最高裁判者,宗教的‘紧密’ 与‘边界’让位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同一地区的信徒交融。然而,我们并不支持国家或省份之间的交融,尽管我相信这一假定(主权必须建立在领土垄断之上,译注)正在被打破。”他后面的论证也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他说,主权对领土的垄断,可以在不陷入无政府状态下被打破,像加拿大联邦中国家与省级政府之间的主权分裂;以及一些太平洋中的岛屿,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由英法联合主权组成的共管政府。因此,主权对领土的垄断虽然很少通过武力解除,但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埃尔金斯认为:“领土国家是一个包袱或篮子,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融入其中。它很像经济学概念中的‘一篮子商品’,你没办法地获取单个商品,而必须接受集体套装。在餐馆里,人们可以逐个‘点菜’;但涉及到我们的身份时,我们必须接受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东西,这相当于‘套餐’。对 21 世纪的公民来说,点餐式政府会更自然一些。”埃尔金斯的这个说法我们深表赞同。而对于主权的分解和点餐式政府的崛起,没有什么比完全超越物理边界的网络经济,更能促进这一点。

“随着频率的加强和波长的缩短,数字传输的性能将成倍提高。带宽扩大,所需的功率下降, 天线的尺寸变小,干扰将无计可施,错误率也会大幅减少。”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

电信世界的法律将废除国家法律

带宽(或通信媒体的承载能力)必将打败领土国家,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500 年的三角洲》(The 500-year Delta)的作者,吉姆·泰勒和沃茨·瓦克(Jim Taylor, Watts Wacker),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定义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互联网的接入创造了全球主义,全球主义使边界的概念过时,从而破坏了政治体系。随着边界的消失,支持政府的税收变得越来越脆弱……随着边界的消失,权利的概念——因为你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所以享有与之相关的经济优势——也将崩溃,国家的福利制度也会随之崩溃。与这一切相伴随的是,构筑国家地位的所有理念——爱国主义、民主、国家、大熔炉、大一统、公民责任,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以什么形式存在——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虽然他们没有明确阐述,但显然也感受到历史在朝着解放主权个人的方向发展。正如他们所说,“一种更加纯粹的个人主义正在冉冉升起,它超出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这将如何发生呢?泰勒和瓦克看到一股强大的动能,正在促使改变: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宽泛的爱国主义意识——爱一个国家,对它负有忠诚的责任感——将不再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态度……在全球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公民,会认同自己是全球公民。他们所做出的政治、生活、经济上的选择,不是基于国家身份,而是基于这些选择与他们自己以及世界各地像他们一样的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在全球社会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公司,其组织形式会与此相适应。他们会最大化认知、出行、活动及存在的自由。反之,那些抱着怀旧情绪负隅顽抗的国家和公司,将逐渐萎缩。

现在,网络带宽在以每年三倍的速度增加,互联网和万维网以几何级数扩展,这意味着物理边界的日益式微,并将加速对政府的去中介化进程。如果带宽继续以每年三倍的速度增长,那么到 2012 年,网络带宽将是 1993 年的 10 亿倍;正是在那个时候,乔治·吉尔德首次提出,带宽的复合增长速度甚至会超过微处理器的发展。如果这一点得以实现,强大的通信能力将促进网络贸易的爆发式增长。 而从最近集成光学领域的突破来看,我们相信这肯定会实现。通过波分复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光线每秒可以传输一万亿字节。换句话说,一根光线所能容纳的数据量,是世界上全部通信网络总负荷的 25 倍。这样的扩张能力令人瞠目结舌。

当这么强大的通信潜力被释放,将有大量的钱花在网络通信上,因为它会很便宜; 而像专线电话和电视等既有媒体将被淘汰。万维网向每台计算机传输的信号组合,比今天的消费者在电视上看到的要丰富万倍。随着带宽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进入到网络社区、电子商务等无边界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的图景密度将足以形成“元宇宙”,也就是科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所想象的赛博空间的另类现实。斯蒂芬森的“元宇宙”是一个虚拟社区,拥有自己的法律、君王,还有各种反派角色。

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进入到网络空间,国家待在边界之内垄断权力的意义将减弱,这会刺激它们分割主权,进行特许专营。今天的民族国家,往往有动力去开设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法国区;未来它们也会有动力租借其主权。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具有 900 年历史的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简称为马耳他骑士团),在与马耳他共和国谈判,关于将圣安杰洛堡的主权归还与骑士团。我们期待这次谈判成功结束。其他的将随之而来。一些民族国家会把小块飞地或偏远地区的主权,转让给全新的亲和团体和虚拟社区。而像一些商业实体,如保安公司和连锁酒店,去竞标小块土地的主权,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未来,像 Wackenhut、Pinkerton 和 Argenbright(均为安保及私人侦探公司), 就有可能在世界各地气候宜人的地方,提供带有安保服务的混合型退休社及免税区。宗教团体,以马耳他骑士团为代表,也包括其他你能想象到的教派,会在地球上某个偏僻的角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实现人间的天堂。甚至一些富有的个人和家庭,也会拥有自己的地盘,在里面行使有限的主权,发行自己的邮票和护照, 并维护一个官方网站。

垄断与掠夺

需要注意的是,有偿分享或租赁主权的动机,与历史上那些统治者面临地方垄断势力的竞争,而不得不分权的动机完全不同。租借主权跟设立自由贸易区差不多,并不会破坏社会稳定。相比之下,军阀和游击队通过军事手段竞争权力, 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政府会更多地保护它统治下的人民,还是掠夺他们。当竞争的团体在不稳定的平衡中缠斗时,使用暴力进行掠夺的动机就会增强,横征暴敛将更有吸引力。由于权力不够稳固,还面临对方势力的挑战,掌权者能够运用暴力的时间就很短。“山林之王”其实是站在一个斜坡上,他可能屹立不到最后,去从平定天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恐吓与掠夺。

因此,根据暴力的逻辑,在一块领土上相互竞争的武装力量越多,他们诉诸暴力去掠夺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没有一个压倒性的力量去镇压这些野生的暴力,它们就会四处滋生蔓延,经发发展及社会合作的成果都将化为乌有。

20 世纪 20 年代,在军阀的统治下,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中国,就证明了暴力彻底释放后可能导致的伤害。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相互竞争的军阀,缺乏一家独大的力量控制他们,在地方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大街上,CNN 的记者则绘声绘色地向全世界传播了类似的故事,证明了类似的观点。索马里的武装军阀,绰号“技术派”,在受到美国领导的大规模军事干预之前,导致这个悲惨的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美国军队的指挥力量撤走以后,“技术派”再次拿起了武器,无政府状态又一次复辟。《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新闻记述道:

“装有高射炮的卡车再次在尘土飞扬、瓦砾遍地的街道上奔驰。穿着 T 恤、扛着 AK47 的年轻人,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他们在临时设置的路障上向过往车辆和巴士勒索钱财。有一个民兵控制的街区,武装力量非常强大,被当地人称为“波黑地区”。

今天,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穿行,会让人不禁想起 1992 年的日子,当时敌对民兵之间的混战,使索马里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和严重的饥荒,促使美国领导进行了军事干预。如今昔日重来,为了穿越摩加迪沙,旅行者必须雇佣一车的武装人员,以每天 100 美元的价格外加午餐休息时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

索马里、卢旺达,以及其他你很快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家,这些例子提供了一个彩色电影般的证明,为控制领土而进行的暴力竞争,与其他形式的竞争不同,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恰恰相反。在无政府状态下互相竞争的土匪强盗,完全缺乏保护生产活动的动机;而当独裁者的统治稳固之后,反而有可能减轻他们的重手。

“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首先在西方,它的特点就是某种程度的垄断。个人被禁止自由使用军事武器,这种权力属于各种中央权威。同样,对个人财产或收入的征税也集中在一个中央当局手里。流入到中央的财政维持了它对军事力量的垄断,而这反过来又保证了它对税收的专营。这两者不分先后,是同一垄断的两面;如果一个消失了,另一个也会随之自动消失。 有时候,这种垄断统治的一面比另一面会遭到更强烈地动摇。”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保护方式的演变

在想象信息时代将如何展开时,我们挪用了莱恩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黑暗时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史,可以用暴力组织中的竞争与垄断的四个阶段来解释。我们所确定的影响政府规模的大政治因素,莱恩基本没有论及,但他对暴力经济学的研究,与我们在《血流成河》及《大清算》中的论点,以及本书中相应的观点都密切吻合。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在罗马灭亡后西方社会的演进中,某些大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莱恩也研究了这一时期,他重点关注对暴力垄断的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他发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西方的经济发展有四个重要时期,分别对应着暴力组织的不同阶段。

走出黑暗时代

第一个时期是“无政府状态与掠夺”,它标志着一千年前的封建革命。虽然莱恩没有说明四个时期的具体起止时间,但从数学上推理,他的第一个时期的边界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对“无政府和掠夺”阶段的描述,也很符合从黑暗时代过渡时的情况,当时暴力的运用“竞争极为激烈,甚至是在陆地上。”莱恩没有说明原因,但当暴力“竞争激烈”的时候,一般意味着实施权力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不管距离的远近。从军事上讲,防守比进攻更占优势。

我们在第三章中解释过,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与掠夺”的事情,正好发生了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由于当时的技术无法成就有效的规模经济, 也就无法保证谁能够形成对暴力的垄断,所以,潜在统治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普遍。 结果就是经济活动严重萎缩。 经济的疲软,使建立稳定的秩序更加不可能。因为要达成地方性的暴力垄断,付出的军事成本太高,与微薄的经济回报不成比例。所以,那些武装骑士,守着一块经济上可以养活他们的领土,由于缺乏有效垄断暴力的实力,往往会四处恐吓掠夺,而没有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任何“保护”。

封建主义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小地方或省级垄断组织的成立。农业产出开始上升,大部分经济盈余被新成立的暴力垄断者抽走。”这个阶段的盈余还是很微薄的,我们认为它属于中世纪早期。这时候,暴力组织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经济增长被抑制, 要实施地方垄断的军事成本依然很高。不过,由于无政府状态得到了控制,经济活动开始复苏,虽然暴力成本依然很高,但小的主权单位能收到的保护费也在增加。

“在第二阶段后期,那些收取贡品者为了吸引客户,会对农业和商业团体提供特别的优惠。对那些开荒耕种新田的人,他们以很低的费用提供保护;为了鼓励贸易,他们还提供特殊的治安服务,像香槟区的伯爵们,对参加他们集会的商人就组织类似的服务。”换句话说,当地方军阀对领土形成足够的控制,能够进行可信赖的谈判时,他们就会像那些需要扩张市场份额的商人一样,对自己的服务进行打折以吸引顾客。然后,军阀们会利用新增经济活动带来的额外资源,巩固自己对更大领土的控制。一旦这种控制牢牢确立,他们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垄断优势。 虽然维护治安的成本趋于下降,但他们却可以提高收费价格,也不用担心这会降低对客户的吸引力。

在西方历史上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掌握暴力的人,主要是中世纪的领主和君主, 拿走了人们糊口之余的大部分盈余。那时候商人还很少。最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逃避或能最大程度地少缴,收保护费者所强加的税款、费用及其他成本的人。

现代早期

当非暴力专家的商人和地主“比封地拥有者和君主获得更多经济盈余时,”莱恩所说的第三阶段就达到了。“在这个阶段,专门从事暴力的团体,其收益少于向政府购买保护服务的团体。”成功的商人更有可能把利润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挥霍掉;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商人实现的高额利润,带来了自我加强的发展成果。

工厂时代

莱恩认为,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出现了技术和工业创新,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了盈利能力,而不是降低保护成本。莱恩所指的应该是 1750 年以来的时期。 从那时起,技术发展开始在地区繁荣中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像 1840 年之前的新西兰,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政府存在,但也不可能因为不用交税而变得高度繁荣。在这一历史阶段,相比降低保护成本,工业技术的创新对于盈利更加重要,因为无论你怎么节约,即使把成本降到零,没有开源,也很难产生更多利润。这时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最初用于军事筹款的官办信贷和融资机制,开始走向民间,为更大规模的商业实体所用。

虽然莱恩没有这么说,但当技术优势集中在某特定地区,就减轻了不同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使该地区“专营暴力的机构”——即政府,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如果不同辖区间存在巨大的技术落差,就像工业时代那样,那么,拥有最佳技术的辖区内的企业家,往往能赚到更多的钱,即使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更多的税和其他费用。

面带微笑的掠夺

工业时代的政府享受着对剥削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却奇怪地令人感到愉悦。相对于征收的税价,政府保护人身安全的成本可谓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处于一个完全异常的竞争领域;事实上,政府从事的工作更多是掠夺,而不是保护,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历史上很罕见的阶段。

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保护性服务的竞争,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这里,能够实现有效保护的唯一途径,是有能力运用更强大的暴力。因此,用莱恩的话说,税收中哪部分属于“为保护服务支付的费用”,哪部分属于人们更想称之为的“掠夺”,是很难分清的。反正无论如何,人们都要交税,除了满足病态的好奇心,搞那么清楚也没什么好处。就像莱恩说的,不管税收中有多大比例属于“掠夺”,它都是“人们为避免更严重的损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工业主义下收入的增加

在过去两个世纪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这种两难选择之所以被容忍,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大部分工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国家或地区。经合组织国家的管理者,每年从社会收入中抽走的比例都在提高。但伴随着更大的掠夺,也出现了更大的繁荣,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财富不平等。如此一来,反对税收激增的意见必然被边缘化,不足以改变整个趋势的逻辑发展。在前面几章我们分析过,一个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军事生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征收公民资源的能力不会被压制。

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它们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在二战后工业化的高潮阶段,很多国家的边际所得税率达到 90% 甚至更高。这是国家对攫取资源的权力的大肆宣扬,比早期水利文明时期东方专制者的做法还要激进。不过, 工业版本的掠夺有它自身的逻辑,它主要由 20 世纪上半叶工业技术的特点所决定,对此我们在前面分析过。

工业技术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使国家要拿走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并进行重新分配,而被掠夺的大头就落在了少数资本家身上。因为工业发展严重依赖自然资源, 与地理位置紧密相连。一个钢铁厂、一个矿场或一个港口要想移动,必须耗费巨大的成本,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挪动。所以,这些设施就是固定的靶子,很容易被课税。本世纪以来,财产税、公司税和开采税都猛烈增长;所得税也是一样。首先针对资本家,最终还是落到工人身上。大规模的工厂就业使普遍的所得税得以实现。工资可以从源头被扣税,由税务机关和工业公司的会计部门协调征收。今天,我们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相比在乡下从数以百万级的个体工匠或农民身上榨取部分剩余价值,在工厂门口征收所得税确实简单得多。

简而言之,相比历史上许多早期的税收制度,工业技术使征税更加常规化、更可预测,对税吏个人的危险性也更小。但它抽取社会资源的比例,也比任何形式的主权都要高。

到底在保护什么?

从现实来看,工业社会确实变得更加富裕,而税收抽走的收入比例也大幅上升, 这就不仅让人问一个问题,关于政府为工业经济所提供的保护,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主要是资本成本高昂又极易受到攻击的工业设施。在一个充满暴力竞争的无序环境种,大型工业企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竞争可以削减政府征收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贫民窟,以及暴力普遍高发的第三世界,不可能出现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就在于某种秩序已经确立并得以维护。在这种秩序下,企业受到的是定期的、可预测的敲诈勒索, 而不是反复无常的暴力洗劫。

另外,即使在工业化的高峰时期,要说政府“垄断了暴力”也有点夸大其词。尽管所有政府都试图进行垄断,但正如我们所见,工业企业的雇员通常也能对其雇主进行暴力威胁。只要普通民众还能够获得武器,暴动人群还有体力掀翻公交车或向警察投掷石块,那些控制政府的人就没有完全垄断暴力。他们只是控制了占支配地位的武力,而这种支配所达到的程度,使大多数人要在现有条件与他们进行竞争,经济上完全不划算。

“一个基于网络的政府只能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去运行。因此,任何网络政府如果想长治久安,必须为其公民提供真正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不仅是为个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还有管理制度能带来的更多积极的东西:一个干净透明的市场,有着明确的规则与行为后果;或者一个受到监督的社区,孩子们可以信任陌生人,个人隐私能得到保护。” -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

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是西方暴力竞争史演进的第五个阶段;它不在莱恩的预测之中。这个阶段涉及网络空间的竞争,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暴力组织”垄断的领域。它之所以不受垄断,因为它根本不是一块领土。

关于战后民族国家的势不可挡,在莱恩的观点中,尽管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假设, 但他认识到一点,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理解未来,比四、五十年前看起来更为关键。 那就是政府从来没有在公海上建立过稳定的强制性垄断。想想是不是?没有一个政府的法律在公海上是可以排他的。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想象,当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后,暴力与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进,因为在网络上根本没有实体存在。没有政府可以在公海上垄断暴力,出于莱恩这个观察所揭示出来的道理,政府更不可能成功垄断没有边界的无限网络空间。

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在以往的大政治条件下,当任何一个暴力组织都无法建立垄断地位时,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充斥着掠夺。但信息时代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组织暴力的技术条件。 在过去,当某个地区无法形成保护垄断,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军事成本与更低的经济回报。但信息时代恰恰相反,政府无法垄断网络空间,意味着更低的军事成本与更高的经济回报。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打开了财产保护的新维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信息技术,人们可以在新的疆域内创造并保护财富,令所有在领土上垄断暴力的单个政府都鞭长莫及。

“在那些存在多重政治权力和治理单位的国家,如果缺乏中央的、稳定的、不受质疑的权力监督源,那它们就要想方设法去处理边界带来的各种问题。” -里斯·戴维斯(Rees Davies)

与边疆的类比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空间属于受到技术保护的边区,相当于中世纪时期的那些边疆地区。在过去,当领主和国王的实力薄弱,一个或多个领主的权力主张在边境重叠时,就会存在近似于竞争性统治的情况。所以,研究边区的运作方式,就能了解边区法或类似的法律将如何移植到网络世界。

安道尔堪称边区的活化石,存在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它是一种大政治环境的产物,这块 190 平方英里的土地,处于比利牛斯山脉寒冷且几乎无法进入的区域, 使得两个王国谁也无法在这里主宰对方。1278 年,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安道尔的宗主权分给了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领主,即法国的富瓦(Foix)伯爵和西班牙的乌赫尔(Urgel)主教。他们分别认命一名“代理人”,在安道尔低调地行使最小程度的政府权力,主要就是指挥微不足道的地方民兵,现在是一支警队。 伯爵的角色早已成为了历史,如今在巴黎的法国政府为他代班;它的职责之一就是接受安道尔每年朝贡中的一半,其数额还不够支付一个跳蚤公寓的月租。乌赫尔的主教则继续接受他的那一份贡品,就像他在中世纪的那些前任们一样。

均分的贡品也意味着,在安道尔一直有两个“监督权力”的来源,而不是一个。 传统上,安道尔民事诉讼的上诉,是向乌赫尔圣公会学院或巴黎的最高上诉法院提出。

安道尔模糊不清的政治地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那里几乎没有颁布过什么法律。七百多年来,安道尔一直享受着极小的政府和无税的待遇。这使它在今天作为一个避税天堂而炙手可热。但仅仅一代人之前,安道尔还是出了名地贫穷。这里曾经树木茂盛,几个世纪以来,居民们为了在寒冬中取暖砍伐了森林。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安道尔全境都会被大雪封住。即使在夏天,这里也很冷,农作物只能在向阳的南坡上生长。通过我们的描述,如果你觉得安道尔毫无吸引力, 那么你就抓住了它成功的秘密。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安道尔能作为一块封建飞地幸存下来,正是因为它位置偏远,土地贫瘠。

曾几何时,存在许多中世纪的边疆或边区,国家主权在那里交错重叠。这些暴力的边区在欧洲的边境线上持续了几十年,有些甚至是几个世纪;其中大部分都很贫穷。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凯尔特人和英特兰人控制的爱尔兰地区之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法国和西班牙、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之间, 都存在边区。像安道尔一样,这些边区都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在下一个千年,我们有望再次看到这种主权形式。

由于有两个权力机构在互相竞争,各自都比较弱小,统治者有时候会在臣民中征集志愿者到边区定居,以扩大其权力的影响。顺理成章,这些臣民受到免税的诱惑,也会在边区常住下去。鉴于双方在边区竞争的微妙关系,任何一方的当局如果试图征税,都会使他的追随者更难维持生计,从而可能与敌人结盟。因此,在决定要服从谁的法律时,边区居民总是有选择的余地。这种选择是基于竞争性当局的弱点,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姿态。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实际可能需要解决。封建制度下,边界往往只是名义上的, 在边界两边都拥有财产的地主往往会面临严重的责任冲突。例如,位于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的领主,如果在两个王国都拥有财产,在发生战争时,理论上他就对两个王国都负有兵役义务。为了解决这种义务矛盾,在封建制度的上上下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种叫作“声明”(avowal)的法律程序,宣布决定遵守哪个王国的法律。

信息技术为经济活动在决定自己的住所方面,创造了同样的选择机会;但与边区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与中世纪的边区社会不同,网络空间有望在未来成为最富裕的经济领域。它会成为一个不断增长而非日益衰退的边疆。在中世纪的核心地区,如果没有很强的诱因,包括宗教性的强制,很少有人愿意搬迁到边区,因为那里又穷又乱。因此,边区无法将资源从当局手中吸引出来,像磁铁一样;而网络空间会实现这样的效果。

其次,在新的边疆,不会出现双头垄断。双头垄断会招致双方当局互相勾结,在边区治理上沆瀣一气。在中世纪时期,这种妥协效果不大,原因有两个:一是敌对当局之间经常存在着尖锐的文化隔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不足,缺乏推进及落实谈判协议的实际能力。在民族国家时代,当国家当局确实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强行解决问题时,大多数边区和模糊的边界都消失了。固定的边界成为常态。暴力的双头垄断者如果必须在临界区域划分权力,固定边界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对网络经济中住所的竞争,不是发生在两个政府之间, 而是在全球数百个政府之间。对领土国家而言,想在网上建立有效的垄断来保持很高的税率,是完全不可能的。同理,几百个竞争者想串通起来在市场上享受垄断价格,也是行不通的。

以塞舌尔为证,这个印度洋上的小国,最近颁布了新的投资法案,被美国政府官员描述为“开门揖盗”。根据这项法律,任何在塞舌尔投资 1000 万美元的人, 不仅得到保证不被引渡,还将获得一本外交护照。然而,与美国政府的断言相反, 有意向的受益人并不是毒贩,而是那些被政治不正确的独立企业家;毒贩不管在什么时候,通常都会受到更强大政府的保护。

塞舌尔法律第一个可能的受益者是一位南非白人,在南非前种族隔离的政权下, 他通过规避经济制裁而变得富有。现在他面临着南非新政府的报复,因而愿意向塞舌尔支付保护费。

不管每个个案是什么情况,这个例子说明了,政府想要继续保持那种在地面上的垄断,注定将一败涂地。与中世纪的边界不同,那时候的竞争只发生在两个政府之间;网络经济的边界将涉及到数百个司法管辖区,可能很快会上升到数千个。 在虚拟公司时代,个人将选择一个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佳服务的司法管辖区作为公司住所,进行经济创收。换言之,主权将被商业化。中世纪的边区,大部分又穷又乱;而网络时代的绝非如此。信息技术促使政府进入的竞争,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关于经济服务的质量与价格,关于真正的保护服务。简而言之,在信息时代,政府将不得不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暴力效用的减弱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会放弃使用暴力。远非如此。我们要说的是,暴力正在失去它强大的杠杆作用。政府对此的反应,可能是加强在当地的暴力运用,以弥补它在全球范围日益下降的重要性。不过,无论政府怎么折腾,它们都不可能将暴力充满整个网络空间,就像在现代世界,在它们垄断的领土上只手遮天。不管有多少家政府进入到网络空间,它们在这里不会比其他竞争者更优越。 讽刺的是,有些民族国家可能会发动“信息战争”,以支配或阻挠人们对网络空间的访问,而这只会加速它们自己的灭亡。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下降,以及把日益分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成本上升,大型系统的权力下放势在必行。信息战争的讽刺性在于,它对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脆弱系统本身的冲击,可能比对新兴信息经济的冲击还要大。

只要基本的信息技术持续运行,网络商务就能在与信息战的斗争中同步发展;而这在领土战争中是不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你无法想象,前线一边打战还一边在进行数百万项商业交易。但虚拟战争不会耗尽网络空间承载多重活动的能力。而且虚拟现实并不存在,没有近距离交火的危险,也不会被爆炸的虚拟弹片所击中。

大规模系统的脆弱性

信息战的危险,主要集中在那些中央指挥控制下的大规模工业系统。美国和其他主要民族国家的军事领导部门,都很担心并在计划应对信息破坏活动;因为一旦大型系统被瘫痪掉,后果不堪设想。通过网络战,可以关停一个电话交换站,搅乱空中交通管制,或破坏掉调节城市用水的抽水系统。一个病毒程序可以关闭普通发电机甚至核发电机,断掉部分电网。所谓的逻辑炸弹可以扰乱各种信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还在使用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脆弱的大规模系统的中央控制系统。除非全面摧毁所有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完全陷入停滞,否则,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扼制网络经济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更不用说垄断了。

信息技术确实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它的存储系统,特别容易被腐蚀或破坏;不过,这一点已经被新的存档技术所解决。一种被称为“高密度只读存储器”或 “HD-ROM”的新系统,使用了某种与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中相类似的离子磨, 可以在真空中创建档案。它现在的存储容量已高达每平方英寸 25,000 兆字节。 先前的存储系统,很容易发生早期衰变,也容易在冲击下被破坏;而存储在 HD-ROM 上的数据,则有望长久保留。HD-ROM 的开发者之一布鲁斯·拉马丁说:“它几乎不受时间、热、机械冲击,及其他对存储介质有破坏性的电磁场的影响。”即使恐怖分子引爆核弹,也不一定能破坏或抹掉上面的重要信息,如数字货币的密码,而网络经济能否顺利运行就有赖于此。

“现代军队严重依赖于信息,无需通过常规意义上的战争手段,就可以将其致聋和致哑,从而获得胜利。” -阿兰·坎彭(COL. ALAN CAMPEN, U.S.A.F. (Ret.))

虚拟战争中的超级力量

随着信息在战争中日益重要,民族国家间相互交战,在大政治层面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网络空间没有物理存在,它的战略重要性,不是我们在物理世界熟悉的那种量级。有多少个程序员确保命令的执行并不重要。一切只在于这个程序能否发挥作用。在网络的世界里,主权个人的地位可能不亚于一个国家,他在联合国有自己的席位,有自己的旗帜,有部署在地面的军队。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一些主权个人每年有数亿美元的可投资收入,超过某些破产的民族国家可支配的消费能力。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操纵信息发动虚拟战争方面,一些个人可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在网络战争中,一个天才怪客,利用数字奴仆, 理论上可以达到与民族国家同样的战斗力。比尔·盖茨肯定可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个人的时代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五角大楼网络战争部队努力所做的一切,一个黑客、一小群数学家,更不用说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或者其他任何软件公司,原则上都可以做到。在硅谷和其他地方,有成百上千家公司, 他们所拥有的网络战争的能力,超过现在 90%的民族国家。

1998 年,美国总统和他高级助理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另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乌萨马·本·拉登。本·拉登作为一个个人,居然对工业时代军力最强的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美国以一连串的巡航导弹支持了这一说法。我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本·拉登可能只是被选出来扮演“内罗毕爆炸案中的理查德·朱尔”(一个借口,译注)的角色。 尽管如此,当所有人都相信,本·拉登作为恐怖分子,可以成为美国的可怕敌人; 那么,拉登或者其他亿万富翁,如果作为网络恐怖分子,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信息技术使个人在面对大型团体时的劣势,要远小于他在炸药和导弹方面的劣势。

当新的保护方式从四面八方涌现,民族国家还想保持它们在地面上的垄断,将变得不合时宜。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必须进行重组,以降低它们对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被感染的网络以及可能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或一些青少年黑客布置的木马程序的脆弱程度。

网络空间的大政治逻辑表明,目前主宰着全球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将不得不被具有分布式运作能力的多中心安全模式所取代,因为它们不会轻易地被计算机病毒控制或封锁。新型的软件,即 agoric 开放系统,将取代从工业时代的指挥控制系统。以前的软件,根据僵硬的优先次序分配计算能力,就像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老干部,根据死板的规定为货物分配厢式货车一样。新的系统由模拟市场机制的算法控制,通过一种模仿大脑运转的内部竞价进程,从而更高效地分配资源。在新的千年里,计算机不再是巨型并垄断着指挥控制重要职能的,而是去中心化的。

数字设备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实验室的研究,完美地证明了分布式网络相对于指挥控制系统的复原能力。根据凯文·凯利的叙述,一位工程师打开壁橱的门,里面是他们自己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然后,这个工程师非常戏剧性地“从里面拽掉一个网线,而公司网络绕过了这一破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信息时代将促进网络空间的竞争,但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系统,必须被重新配置。这种重置至关重要,可以使它们没那么容易受到各种恶意的攻击。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机构,如学校和大学,在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重置;同样,工业时代的机构也将被分解成微型的形式,反映微技术的逻辑。 为了防止信息时代高速公路上的盗贼,公钥-私钥的加密算法需要被广泛采用。

这些算法可以使任何个人电脑用户对任何信息进行加密,比五角大楼在一代人之前保存其发射密码的方法更安全。这种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加密方式,对确保金融交易免受黑客与小偷的攻击是完全必要的。

这种必要性还源于另外一个原因。当私人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意识到,美国政府 ——可能不止它一家——有能力穿透目前的银行软件和计算机系统,把一个国家搞破产,或者清空任何人的银行账户,不管他在哪里,他们就会使用这种无法破解的加密算法。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没有理由,在技术上把他们的存款或金融交易, 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或克格勃的继承者或其他任何合法、非法组织的摆布之下。 政府无法穿透的加密算法并不是白日梦。它们已经在网上作为共享软件使用。当低轨道卫星系统可以运行时,利用先进的个人电脑和比便携电话还小的天线,个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通信,甚至不需要连接电话系统。政府不可能垄断完全没有物理存在的网络空间,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不可能骑着笨重的军马去控制工业时代的交易。

隐蔽的保护

信息社会将使大量的资源超越于掠夺之外。当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交易和其他商业的活动场所,其中的资源就或多或少地对普通的敲诈和盗窃产生了免疫。掠夺者无法再像今天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控制大量的资源。

这样一来,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政府的保护都将沦为多余。对于保护网络银行的账户余额,政府不会比你做得更好。政府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点就会使它的保护价格相应地降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在新的千年里,随着发生在网络空间的金融交易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将可以自由选择交易的司法管辖区。这会导致强烈的竞争,人们将开始在非垄断的基础上为政府的服务定价(它收的税)。这是革命性的。正如乔治·梅卢安(Gorge Melloan) 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说,抵抗全球性竞争最成功的一种组织就是福利国家。“沃顿商学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了未来会影响到收入转移的力量。杰弗里·加勒特和德波拉·米切尔的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一体化的加强给它们最基本的福利项目带来了下行压力。相反,他们写到,‘这些政府无一例外地通过增加收入转移,应对与国际市场的日益融合。’” 终于,网络经济的出现,总算将福利国家暴露在了真正的竞争之中。它将改写主权的性质,变革经济的形式,因为保护与勒索的天平,将前所未有地彻底倒在保护的一边。

第七章 超越地域局限:网络经济的兴起

“真正的问题在于控制。互联网无远弗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轻易控制。它将创造一个无缝链接的、不可监控的、反主权的全球经济区,并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发出质疑。”
-约翰·佩里·巴洛(JOHN BARLOW )

信息高速公路,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早期人们比较熟悉的比喻之一。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无处不在,更因为它其实是对网络经济的普遍误解。高速公路只是人行道的工业化版本,是人员和货物的物理运输网络。信息经济并不是高速公路、铁路或运输管道。它将信息从一点传输到另一点的方式,并不像重型卡车沿着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把货物从艾伯塔省运到新不伦瑞克省。世人眼里的 “信息高速公路”,并不仅仅是运输路线;它其实就是目的地。

网络空间超越了地域局限。它可以让人们彻彻底底即时共享数据,无时无地又无影无踪。新兴的信息经济,建立在数百万计算机用户的连接与再连接所构成的互连之上。它的本质是这些连接将孕育出来的新的可能。正如约翰·巴洛所说:“网络有望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空间,它将是全球性的,是反主权的。在这个空间,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向其他同类表达他的真实想法。这种新的媒介预示着智识与经济的自由,它可能会推翻地球上所有的专制权力。”

网络空间,就像人们想象中荷马众神的领域,与我们熟悉的农场和工厂的地面世界全然不同。但是,网络空间的到来,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真实的。而且,远超现在人们的认知,信息的即时共享会像溶剂一样,瓦解掉大型机构。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会改变暴力的逻辑;不仅如此,它还将从根本上改变信息与交易的成本,而这决定着商业的开展与经济的运行。我们预计微处理技术将改变世界上的经济组织。

“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的企业,都更有可能在任何地方落户,使用来自任何地方的资源,生产能够销往任何地方的产品。”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地域专制

正在衰亡的工业时代在想象信息经济时,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看成是一项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的范式在人们思维中的地位是多么地根深蒂固。这就好比听到 18 世纪末的农民说工厂是“一个有屋顶的农场”。然而, “超级公路”的比喻更成问题。它暴露出我们被地方专制绑架的严重程度。即使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可以超越地域的局限性,但解放我们的工具被赋予的绰号,依然象征着一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就像鲑鱼总是游回出生地的天生本能一样,地方性的理念还深深地蚀刻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从古至今,人类的经济活动都被拴在地方性的区域内。20 世纪以前的人,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像被软禁的囚犯一样,很少离开他们出生地超过几天的时间。 一趟去往远方的旅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有偶然发生的危机才会导致广泛的迁移,如战争、瘟疫或气候的不利变化。要把人类从一个悲惨的村庄迁出去, 需要泰山压顶般的理由。没有什么能刺激他们背井离乡,去外面寻找更好的生活。 一直到最近,那些离家外出发展的少数人,还常常变得很出名。想想马可·波罗, 直到今天还因为穿越欧亚大陆访问忽必烈的宫廷而闻名。他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前现代时期的游记留存下来的不多。在被广泛阅读过的作品中,《曼德维尔游记》 (Mandeville’s Travels)是 1357 年用法语写成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由一个从未离开过欧洲的人创作的。曼德维尔描述了世界各地令人愉快、引人遐想的生活细节,包括很多埃塞尔比亚人只有一只脚的说法,“这只脚硕大无朋, 当他们躺下来休息的时候,可以用它为全身遮阳。”很显然,与曼德维尔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笔下的“埃塞尔比亚大脚”并不存在。

直到 15 世纪末,现代的探索之旅开启,各大洲之间才有了持续的接触。像哥伦布和达伽马这样无畏的船长,远航去开辟香料贸易,他们的非凡成就足以让每个有文化的家庭,在过去五个世纪的时间里铭记。

从农耕出现知道最近几代人,人类生活的特点就是死水一滩,波澜不惊。今天的人已经忘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新世界”殖民地定居的欧洲人,那里的人员流动更加自由,每个人都倾向于从移民的角度看待问题。北美小学教育的一个主题就是,殖民者从欧洲过来是为了寻找自由和机会。这诚然是事实,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出远门,即使家里贫困潦倒也不愿意。用今天的话说,为数不多的移民为了自立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只有最具进取心或最绝望的穷人才会移民。17 世纪中叶,被关在伦敦臭名昭著的布赖德维尔感化院的囚犯早饭,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弗吉尼亚”。1720 年,巴黎的街头发生暴乱,要求释放预定被驱逐到路易斯安纳州的流浪汉、小偷和杀人犯。

狭隘的视野

通信和运输的实际困难,加上在大部分时间和地点内,人们的语言技能都很有限, 这使得人类的活动一直处于狭隘和地方性的状态。就在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还很常见,相隔几英里的村庄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几乎所有地方性的经济组织都会受到市场狭窄和机会丧失的惩罚。由于竞争有限,要素成本就一直很高;人们获得专业技能的机会也很少。全世界大部分的小农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他们收入极低只够勉强维持生计,而且无法受益于外部的资本和高效的保险市场。我们前面探讨过,封闭的乡村生活施加给农民的困难与挑战。即使现在,在我们写作的时候,也至少有 10 亿人——大部分在亚洲和非洲,还在为每天不足 1 美元的生活成本而挣扎。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人员和资产的不可移动性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超出人们普遍认知的程度。在 20 世纪末地球只是一个小地方,而即使是那些最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的人, 也还在使用过时的、工业政治的概念进行思考。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环保主义者中间流行一句口号,就突出了这一点:“全球思考,本地行动。”这个口号映射出一种政治逻辑,该逻辑一直建立在地方性权力优势的基础之上。

在过去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地方性的思维习惯都是由大政治因素所决定的。阻碍或促进权力行使的所有地形特征都是地方性的。河流、山川、岛屿都是地方的。 气候也是地方性的,温度、降雨量和生产条件,会在你爬上或翻过一座山之后发生变化。每一种微生物都在某个地方循环,而不在别处。

所以,地方专制渗透到我们关于社会组织和运作的概念之中,一点也不奇怪。迄今为止,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能够在地方形成暴力垄断,他们的权力优势总是发起于某个地方,然后沿着划定边界的大政治边缘而消逝。这也是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政府。

地方对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很少有人明确指出,但早在 1930 年代,一些想强制重新分配人类活动汇报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地方的影响力在下降。借助现代交通体系的例子,他们看到了社会等级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的区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他的《大钱》(the Big Money)一书中,捕捉到了这种恐惧:“破产的‘流浪汉’坐在高速路边,饥饿不堪。在他们头顶上, 掠过一架可以横跨大陆的飞机,上面坐满了高薪的管理人员。上层阶级坐着飞机, 下层阶级坐在路边;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他们是两个国家。”这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增加了成功人士自由选择地点的可能性, 从而削弱了敲诈勒索的杠杆。在地面道路上的流浪者,当然不可能向头顶上的飞行者索求施舍。多斯·帕索斯在 60 年前观察到的这种趋势,现在变得更加明显了。

大众运输

1995 年,每天在世界各地有 100 万人在跨越边界。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在 20 世纪以前,旅行极为少见,以致于大部分的边界只是名义上的, 基本不构成过境的障碍。护照也还是未知事物。远洋轮船、火车及其他交通方式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员流动。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发展,使平民旅行更便宜也更容易;但它也同时加强了国家权力,使之可以对人员流动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电影,尤其是电视的出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刺激了旅行和移民。然而, 直到今天,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根基依然固定在地方之上。

……为了避免勇气的失败——历史对此给予过严厉的惩罚,我们必须敢于遵循技术推断得出的所有逻辑结果。 -阿瑟·克拉克 ARTHER C. CLARK

预期不足的错误

直到现在,地理还严重约束着人们的想象力。就在 1995 年,一些研究互联网的专家认为,除了作为聊天的电子媒介和色情产品的销售渠道之外,它毫无商业潜力和意义。很多人怀疑网络空间的经济重要性,都是信息时代的“飞艇上校”(自得自满的军官)。他们的自满情绪,可以媲美上世纪 30 年代面临帝国衰落的英国当局。每当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精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这一点,从他们热切期望互联网无所作为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态度有时还会得到更懂行的权威的支持。我们前面提到过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波斯坦的作品《公路勇士》(Road Warriors),他们对网络经济的否定就再一次证明了,技术上博学广识并不等同于深刻理解技术的后果。

即使是过去最专业的技术观察家,也往往看不透新技术带来的影响。1878 年, 英国议会委员会审议了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灯的前景,报告说,爱迪生的发明 “对我们跨大西洋的朋友来说足够好了,……但没有实用价值,不值得科学人士关注。”爱迪生本人虽然富有远见,但他也认为自己发明的留声机将主要被商人用于听写。就在莱特兄弟证明飞机会飞的前不久,美国杰出的天文学家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还权威地证明了比空气重的物质不可能飞行。他总结道:“已知物质、已知机械形式和已知力的形式,不可能组合出一种实用的机器, 使人们可以在空中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在作者看来,该证明与对其他所有物理事实的证明一样完整。”而在飞机开始飞行后,另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威廉·皮克林(William H. Pickering),又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商业飞行永远不可能实现:“在公众的脑海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图景,类似现代蒸汽船的巨大飞行器,载着无数乘客飞跃大西洋……(然而)很明显,以目前的设备,我们不可能超越汽车或火车的速度。”在前文中我们曾回顾过,另外一则对新技术潜力的错误判断——奔驰公司在 20 世纪初预测,全球的汽车数量将不会超过 100 万辆。他们对汽车的了解可能比任何人都多,但对汽车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们的估计同样大错特错。 鉴于这种愚蠢的误解传统,观察家们迟迟不能把握信息技术的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对地方专制的超越。第一次,新的技术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无限的、不止于地面的领域。它为探索网络经济的新空间、为“全球思考、全球行动”提供了选择。本章将对此做出阐释。

超越地域局限

对信息的处理和使用正在快速取代和改变实物产品,成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意义深远。信息技术将获得收入的可能性与特定地理位置的约束相脱离。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是由注入其中的思想和知识创造出来的,因此,能够被地方管辖攫取的增值部分越来越小。思想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并以光速在全球传播。这意味着信息经济与工厂经济势必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们承认某些批评家的观点,在 1998 年你能用互联网做的事确实平淡无奇。毕竟,在网上读一篇关于园艺的文章,或者从遥远的地方购买一箱葡萄酒,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性。但是,你不能仅仅根据它的早期表现,来判断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像你不可能通过在 1900 年看到的东西,去断言汽车对社会的改变一样。 我们预计,网络经济的发展会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1. 在信息时代最原始的阶段,网络只是作为一种信息媒介来促进工业时代的日常交易。在这一时期,网络不过是一个外来的传递销售目录的系统。例如,虚拟葡萄园(Virtual Vineyards)是最早的网络商户之一,而它只是在万维网的一个网页上销售葡萄酒。这种交易还没有直接颠覆旧的机构;它使用的还是工业货币, 并在可识别的管辖范围内开展。互联网的这些用途还不具备大政治意义上的影响力。

  2. 在互联网商业的中间阶段,会以工业时代闻所未闻的方式使用信息技术,如远程会计或医疗诊断。在下文中,我们会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计算能力的发展带来的全新应用。网络商业的第二阶段,仍将在旧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使用国家货币并服从民族国家的管辖。利用网络进行销售的商人只是为了赚取收入,还不会通过网络把钱存入银行。这时期网络交易的收入还会被征税。

  3. 这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标志着向真正的网络商务的转变。交易不仅在网络上进行,还将迁移出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付款将以网络货币的形式,收入将在网络银行入账,投资将通过网络经济公司。很多交易将免受征税的侵扰。在这个阶段,网络经济开始释放出巨大的冲击力,产生我们之前阐述的那种大政治后果。 政府在传统经济领域内保有的权力,将会遭到网络新逻辑的革命。地面以上的监督权力将崩溃,管辖权会发生转移。公司的结构以及工作和就业的性质,都将发生改变。 信息革命可能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大转型,以上的阶段概述,只是对这场变革的最简单勾勒。

商业的全球化

在信息时代,目前大部分的管辖权优势将很快被技术所侵蚀。新型的优势将会出现。通信成本的下降,已经削弱了必须在近距离内做生意的限制。在 1946 年, 伦敦的投资者向纽约的经纪人下单,技术上已经是可行的;但只有最大笔和最有赢利可能的交易才会这么做,因为在当时的伦敦和纽约之间,打 3 分钟的电话, 费用为 650 美金。而今天它的价格是 0.91 美元。半个世纪以来,一通洲际电话的费用已经下降了 99%以上。

通信融合

在不久的将来,洲际聊天和本地通话之间的差别将微乎其微。你的电话、电脑和电视之间的区别也可能如此。所有这些都将是互动式的通信设备,相对于它们的功能,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更容易做出区分。你可以通过个人电脑上的麦克风和扬声器在网上进行语音对话,或者看电影。你还可以与你的电视对话,并通过电视娱乐媒体提供的网络进行数据交换。总之,工业时代对通信方式的区分将会被打破,成本降会大幅降低,越来越多的服务会按照使用的时间进行收费,而不再区分通信的目的地。世界上所有地方的通信和数据传输费用,将比 1985 年大多数地区的国内通话成本要低得多。

无线网络

未来的低轨道卫星和其他的无线技术,可以直接与你口袋里的电话、便携式电脑或工作站之间来回传输信息,根本不需要与当地的电话运营或电视电缆系统打交道。简单来说,未来的互联网都是无线的。当然,通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注定会受到一些阻碍。因为早期无线媒体的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可能很难“听到” 来自用户设备的微弱信号;其中一些设备会是移动的并由电池供电。不过,随着带宽的增加,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处理和解决。

商业无国界

计算能力的持续发展会带来更好的压缩技术,加速数据的传输。现有的公钥/私钥加密算法,会得到广泛使用。它可以使供应商,如卫星系统,将收费功能内置到服务当中,进一步降低成本。即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供应商可以从个人计算机上加载的账户中直接扣费,类似法国电信在巴黎电话亭中使用“智能卡”的形式。

手机银行

不同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随身携带你的公共电话亭,还可以通过各种交易为你的账户赚取积分。你的个人电脑将成为你的银行以及全球货币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它还相当于你在巴黎购买匿名电话卡的小卖部。小偷撬开智能卡付费电话亭什么也得不到,同样,只会使用撬棍的无赖,得到你的电脑也只能望之兴叹,因为只有那些有能力破解复杂电脑密码的人才能进入它。有了合适的加密, 你电脑中的所有东西都不可能被破译或盗用。

到了千年之交,在南极洲以北的任何地方,在可以使用有线或数字蜂窝电话的所有地方,在开通了交互式有线电视系统的地方,在有卫星或其他无线传输方式覆盖的地方,你都可以进行商业交易。通过虚拟现实,你可以随心所欲额地跨越边界,进行通话、传输数据和旅行。通过区号识别通话人所在地的电话号码,可能会被全球性的接入号码所代替;通过这种号码,你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联系。请见证铱星公司的实现。

听懂中文

未来,你所能做的不仅仅是交谈和发送传真。有一天,你无需再经过多年的学习, 就可以用中文与上海工厂的工头交流。你会不会讲他们的语言或方言,已经不再重要。他讲的是中文,而你听到的则是经过粗略翻译后的英文;同样,他听到的也是被翻译后的中文。随着时间发展,在目前还存在着严重语言和习语障碍的地区,即时翻译的采用,会极大地加剧其间的竞争。当那一天到来时,即使中国政府不希望电话被打出去,也无关紧要了。

定制媒体

随着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你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定制你在其中的特殊位置。你从媒体上定期收到的消息,可以是你自己筛选的。现在的大众媒体将变成个性化的媒体。如果你对国际象棋感兴趣,或者喜欢养猫,就可以对晚间新闻进行编程,让它介绍你更感兴趣的猫或者国际象棋的信息。你不用再受丹·拉瑟或 BBC 的摆布,而是可以选择根据你的指令汇总和编辑的新闻。

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

如果新闻定制进展缓慢,你可以在万维网上访问一个虚拟目录。当你看到一条很喜欢的长裤,你可以在下单时调整裤腿的宽度。在马来西亚的机器人会进行定制裁剪,并根据从你电脑里扫描到并经网络传输的照片,针对你的提醒进行量身定做。

网络经纪

在未来,你能够使用网络货币进行投资与支付,购买服务和商品。如果你生活在像美国这样的司法管辖区,你的投资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注册到一个允许公民全方位自由投资的管辖区。无论你住在克利夫兰还是贝洛奥里藏特(巴西东南部城市),你都可以在百慕大、开曼群岛、里约热内卢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展投资业务。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数字资源的使用范围将不断扩张;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能利用专家系统帮助你管理投资,并通过网络会计和档案管理实时监控你持有资产的走向。

虚拟文化

在你投资之余的闲暇时光,你可以到卢浮宫进行一次虚拟参观。但是,该访问可能需要你支付相当于三分之一版税的费用,给比尔·盖茨或者其他同样高瞻远瞩的人,他们已经购买了参观卢浮宫的虚拟现实权利。当你在怀疑蒙娜丽莎的牙齿是否有问题时,你的电脑可能正在帮你下载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在你选定的时间,你的个人通信系统会大声地朗诵它,就像古代的吟游诗人。通过多任务程序,你可以同时进行多项活动。

在网上选购管辖区

如果你从经典作品中受到启发,你可以创办一个虚拟公司,推销著名文学作品衍生出来的戏剧性产品,通过三维视网膜显示器来观看。它的图像不是被投射到空中,而是通过每秒波动 5 万次的低能量激光直接投射到观看者的视网膜上。这项技术已经由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微视(Micro Vision)公司开发成功,就连法定的盲人都能够看到。在开展这个项目之前,你可以指示你的数字助理,对马来西亚、中国、秘鲁、巴西和捷克等国,就它们现行的关于生产设施保护的法律进行研究。 当你选定好一个地点后,只需要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在巴哈马注册成立公司,圣乔治信托公司会很荣幸为你提供代办服务。你可以同时在纽芬兰、开曼群岛、乌拉圭、阿根廷和列支敦士登的网络银行开设网络账户,并把公司所有的流动资产存入网络账户中。当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试图撤销你的经营权或者扣押存款时, 这些资产将以光的速度自动转移到另外一个管辖区。

网络体验的提升

要不了多久,你在网上可以体验的很多活动,在工业时代都是绝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打破了语言障碍。你的数字助理可以帮助查找发表在匈牙利科学期刊上尚未翻译的论文,但相比你与图书馆员直接交流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远在五千英里之外坐着听牛津大学的课程,和睡在距离卡法克斯(牛津市中心)六英里以内的地方听,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Punte del Este)的聚会上,通过虚拟现实,到蒙特卡洛的巴黎酒店玩轮盘赌,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在网上看医生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活动,很快将会迁移到网络经济当中,可能比很多专家预期的还要快。新技术会以前所未见的方式组合起来,超越地域的束缚和工业经济的陈旧体制。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你肚子疼,你可以在网上咨询数字医生,这是一个对病症、治疗及开药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专家系统。它通过加密方式访问你的病历,询问你的疼痛发生在饭前还是饭后,是锐感的还是钝感的,是持续性的还是急性的。反正医院的医生问什么问题,它就问你什么问题。然后它会诊断出你是喝了太多的酒,还是喝得不够多。或者把你介绍给网络医疗专家。如果需要动手术的话,在百慕大有网络外科医生,借助专门的设备,可以进行远程的微创手术。

生命信息处理

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像科幻销售。但网络外科手术需要的很多设备组件已经到位了。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部件投入使用。通用电气已经将一种新型核磁共振治疗仪(MRT)引入到了全球 15 家医院。这台机器预计会经过三年的研发阶段,然后就可能迅速普及开来,并成为进行多种手术的标准配置。这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大部分人都熟悉核磁共振成像仪(MRI),它利用核磁共振技术为医生提供软组织图像,帮助进行诊断。它所能提供的图像比 X 射线和超声波更好,已经成为现代诊断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癌症方面。但到目前,这种仪器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管子不能自由地进入病人体内,二是机器的功率有限。

网络外科手术

通用电气重新设计了核磁共振机器,使其既可以用于诊断,也可以用于治疗。机器的功率提高了五倍;检查管被切成了两半,不再是完全封闭的,病人将躺在两个甜甜圈装的装置中间。医生可以在做手术的同时,从仪器中看到他在做什么, 而不再是先拍摄图像,然后根据图像进行手术。MRT 将与无创或微创手术相结合。外科医生不用再做很大的手术切口,而是可以使用探针从微小的切口进行操作,并且能在手术时看到探针的成像。医生可以根据图像进行手术,而无需直接观察身体。所以,原则上,探针手术能够远程操作。它可以利用激光、低温冷冻或加热的设备非常精准地摧毁肿瘤。

很多现在做不了的手术,利用这种技术都可以进行,特别是神经外科方面的。因为在神经外科手术中,肿瘤往往距离大脑的重要部位非常近。这种技术还允许重复操作,而传统手术留下的创伤是无法重复的,否则会导致难以接受的损伤。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到 2010 年,用于软组织手术的手术刀会成为过时的产物。 如果这是真的,手术带来的恐惧和其他后遗症都将会消失。对病患来说,这无疑是大好的消息。现在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且必须在医院住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的手术,未来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甚至根本不需要住院。而且,实际上, 外科医生和病人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这将对医院和外科手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更少的显微外科医生,做更多的手术

这将导致外科手术的一场革命。在培训中,有 1/3 的年轻外科医生掌握不了显微手术的技能,有 1/3 只是勉强能做,剩下的 1/3 则会非常优秀。在向高级外科医生进阶的课程中,也存在类似的比例。所以,更少的外科医生,将在更短的时间内,操作更多的手术。医疗保险商和需要做手术的病人,可能都会要求查看每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结果统计,而这里面的差距会相当大。病人当然希望找手术效果最佳的医生,特别是在病情危急生命时。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外科医生会进行远程手术。整个手术可能会放在另外一个司法管辖区,那里税率比较低,法院也不太支持对医疗事故的过高索赔。

数字律师

在同意实施手术之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会请出数字律师,根据核磁共振图像现实的肿瘤大小和特征,即时起草一份合同,以明确并限制自己的责任。数字律师是一套自动选择合同条款的信息检索系统,它采用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程序,定制符合跨国法律要求的私人合同。大多数高额或重要交易的参与者,不仅会付费去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他们也会为交易寻找合适的住所地。

紧急咨询

继续以网络外科为例。信息时代的技术,会为医术最高超的外科医生带来服务溢价。其实,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如此。只要能排上队,患者就愿意支付这样的溢价。但在过去,由于信息的限制,以及在紧急状态下,要在某特定地区找到外科医生所面临的困难,使得外科手术市场非常不完善。信息技术将会弥补和改写这一切。一个病人,可能在 24 小时甚至 45 分钟内就需要做手术,他可以委托数字助理,找到全球前十名可以远程执行这种手术的外科医生,回顾他们在类似病例中的成功率,并从相应的数字助理那里获得他们对特殊病例的报价。而这一切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因此,最受青睐的前 10%的外科医生,在全球手术市场中的份额会大大增加。MRT 仪器,加上显微外科技术,将提高他们的工作溢价。而技术能力较低的外科医生,将专注于剩余的本地市场。

这个关乎生死的例子有助于人们理解,当经济从地方的专制中解脱出来以后,会产生怎样的革命性后果。有人可能会反对说,通用的 MRT 仪器不是用于远程操作的。也许吧,但他们没有抓住重点。它或者其他类似的仪器,很快就会用于远程。当外科医生看着屏幕比看着病人能更好地完成手术时,这个医生和他的屏幕在什么地方,就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重要了。信息技术会使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进行任何互动,即使是动手术这样精微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服务必将被重新配置,以反映这一现实。 而在其他对设备精确度要求不高、失败风险较低的领域,网络经济会更加蓬勃迅猛地发展。

“福利国家的财政政策使得财富所有者无法保护自己。” -阿兰·格林斯潘

强制力的贬值

世界上的每一个竞争性领域,包括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交易活动,为了逃避掠夺性税收,以及通货膨胀对以法币形式持有财富者抽走的税收,会以高压水枪般的动力和速度转移到网络空间。

逃离保护性勒索

只要对信息时代的大政治稍加思考,你就会认识到,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对其公民施加的掠夺性税收和通货膨胀,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网络空间的新疆土内,它们将彻底失去竞争力。在千年之交后不久,凡是还按当前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的人,都是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就像弗雷德里克·莱恩所指出的,历史表明,在“边境和公海上,没有人能持久地垄断暴力,当商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廉价地获得保护,他们就会抗拒缴纳高额的苛捐杂税。”

网络经济正好提供了这样的选择。在这里,任何政府都无法形成垄断。而且,它所包含的信息技术为金融资产提供的保护,将比大多数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加便宜、更加有效。

复利的黑魔法

请记住,在 40 年里,每年多缴纳 5000 美元的税,按 10%的资本回报,你的净资产少增加 220 万美元;在 20%的回报率下,复利损失就高达约 4400 万美元。对高税率国家的高收入者来说,在一生中因掠夺性税收导致的损失,累计起来是很惊人的。大多数人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 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数学不会骗人;你可以用袖珍计算机亲自确认。美国前 1%的纳税人,平均每年要缴纳超过 12.5 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而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即每年 4.5 万美元,就可以在瑞士的私人税务条约下生活,享受可能是世界上最诚实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提供的法律和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每年 8 万美元的所得税超出这个优越的水平线,完全应该归类为贡品或战利品。考虑到警察的保护本来就是一种公共产品,4.5 万美元用于维护法律和秩序,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理论上,公共产品扩大到更多的使用者,其边际成本为零。瑞士人会很乐意与你协商,然后接受你每年缴纳 4.5 万美元(5 万瑞士法郎)的税款, 因为他们会从每个报名的百万富翁身上每年赚取 4.5 万美元的利润。

与瑞士的方案相比,对于一个年平均回报率能达到 20%的投资者来说,按美国税率缴纳联邦所得税,终生的损失将达到 7.05 亿美元。而且要记住,这假设的是每年缴纳 4.5 万美元。与百慕大这样的避税天堂相比,它的所得税为零,按美国税率交税,终生的损失为 11 亿美元。

你可能会反对说,每年 20%的回报太高了。你说的也没错。但要看到,近几十年来,亚洲的经济增长是很惊人的,世界上的很多投资者都能达到这个回报率,甚至更高。自 1950 年以来,香港房地产的复合回报率每年都在 20%以上。即使在一些增长速度并不显山露水的经济体,也有机会轻松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过去 30 年,如果你在乌拉圭银行有美元存款,就可以把年化 30%的实际回报率收入囊中。高投资回报率在某地地方更容易实现,但投资老手在好的年头肯定能实现 20%以上的收益,即使他们的表现无法一直与乔治·索罗斯或沃伦·巴菲特相提并论。

显然,你能达到的资本回报率越高,掠夺性税收和资本利得税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但是,我们说你的损失会超过你的所得,和你是否能获得超高的回报率没有关系。在美国运作的一些共同基金,半个多世纪以来,平均年收益率只有 10%。如果你是美国收入最高的 1%,即使你连 10%的年化收益也做不到,那么你每年支付的超过 4.5 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所得税,会使你的净资产少增加 3300 多万美元。而与一个不征收所得税的司法管辖区相比,你的损失是 5500 万美元。

55 美元而不是 5500 万美元

如果经济学家关于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相信一般情况还是对的, 那么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只要有机会,大多数人都会采取行动去挽救 5500 万美元的损失。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当复利的黑魔法在高税率国家的成功人士心中变得愈加清晰,他们就会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进行对比选择,就像现在买汽车或者上保险一样。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你可以到纽约或多伦多的大街上, 随机拦住一些人,问他们会不会为了 5500 万美元搬到百慕大。如果经济学家的利润最大化假设是正确的,我们相信它们一般都是正确的,那么你可以做出的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测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行动来挽救 5500 万美元。这就是我们的预测。当复利的黑魔法在高税率国家的成功人士心中变得更加清晰时,他们就会开始认真地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进行购物,就像他们现在购买汽车或比较保险单的利率一样。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只需在纽约或多伦多的大街上随机拦住人们,问他们愿不愿意为了 5500 万美元搬到百慕大。答案不言自明。这就好像问马克吐温,更愿意与赤身裸体的莉莉安·罗素共度良宵,还是与全身戎装的格兰特将军;他可没斟酌太久。成熟福利国家的居民,尤其是美国的,接受起来可能会比较慢,这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有朝一日,他们会发现的。任何想要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包括你,都会看到,减少掠夺性税收所导致的损失,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而你所要做的,只是把交易转移到网络空间。当然,这在很多司法管辖区是非法的。但旧法律挡不住新技术。20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发传真也是违法的。美国邮局认为传真属于一级邮件,它对这种业务拥有古老的垄断权。美国还就此发布了一项法令,重申所有的传真都要送到最近的邮局,与普通邮件一起投递。后来人们发了数十亿条的传真信息,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遵守这项法令。即使有,恐怕也是稍纵即逝。新兴网络经济带来的运营优势,比绕过邮局发送传真更加强大。

用不了多久,当公钥/私钥加密技术被广泛采用,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正如《战略投资》的科技编辑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所写的那样:

法律的执行——尤其是税法,已经严重依赖对通信和交易的监控。一旦下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步骤被采用,即离岸银行网点提供经过 RSA 强加密的电邮沟通服务,这些电邮的账号又是从公钥系统中提取出来的,那么,银行或通信中的金融交易就几乎不可能被监控到。即使税务机关在离岸银行安插内鬼,或者盗取银行记录,也无法识别存款人的身份。

所以,在前所未见的程度上,个人可以自主决定他经济活动的住所地,以及希望支付所得税的额度。在信息时代,许多交易将完全不需要在任何主权的领土范围内进行;它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百慕大、开曼群岛、乌拉圭或类似的司法管辖区内,这些地方不会对商业活动征收所得税或其他高昂的交易费用。

从垄断到竞争

各国政府已经习惯于强行提供“保护服务”。用弗雷德里克·莱恩的话说,这些服务“质量差劲,价格高得离谱”。收费远高于政府服务的实际价值,这样一种惯例,是在几个世纪的垄断之中形成的。就是因为政府垄断或近乎垄断了强制手段,所以,任何看上去有支付能力的人都被施加以无情的税收。这种垄断的传统, 将与网络商务带来的新的大政治可能,发生深刻的冲突。

加密技术将使网络交易很容易得到保护。一个有效的加密程序,如 PGP,它的成本比一个全面服务的经纪人交易 1 手(100 股)股票的佣金还要低。但是,它却可以使你所有的交易在未来的许多年内,不被政府或盗贼所发现。只需要 55 美元,而不是 5500 万美元,网络经济的参与者就可以获得比工业时期或历史任何时期更好的资产保护。易于使用的加密算法,加上可以自由选择的地面住所,为他们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护,使其免受最大的掠夺侵害,即来自于民族国家本身。 这并不是说领土政府将完全被击溃。它们仍然可以利用人身易受伤害的弱点,去收取人头税,甚至直接要挟富人,让他们支付赎金;它们还可能强制征收消费税。 但不管如何,政府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保护服务,将被放到一个更接近竞争的位置之上。生产者为保护所支付的成本,能够被当局没收和重新分配的部分会减少。 技术创新将使全球的大部分财富,越来越多超越于政府的掌控之外。贸易的风险将因此而下降,就像历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格(Janet Abu-Lughod)所说, 这将大幅降低“所有成本的占比”;不然的话,这些成本费用将不得不“分配给过境税、权力贡品或敲诈勒索。”

在历史上,政府很少真正地受到竞争的制约。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比较接近的情形中,政府都很弱小,各辖区之间的技术也大同小异。正如莱恩所言,在这种条件下,决定企业家盈利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所支付的保护成本的差异。要支付 20 份通行费才能将货物运到市场的中世纪商人,当然无法与那些只需要支付 4 份通行费就能把商品送到客户手中的同行相竞争。类似的竞争条件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回归。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再次取决于,与其说是技术优势,不如说是你能否把被迫支付的保护成本降到最低的能力。

这种新的经济动能,将与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府对保护服务实行垄断定价的欲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在信息时代的竞争环境中, 旧制度将没有生存的余地。任何政府如果还坚持向公民施加其他政府并不要求的重税,那肯定会使利润和财富流失到别的地方。因此,成熟福利国家长期以来的减税失败,将会得到自我修正。课税过重的政府,只会使其治下的所有住所都成为破产的负债。

“通过手中的特权,国王能以他喜欢的任何物质和形式制造金钱,并设定它的标准。同样, 他也可以改变他金钱的实质与表象,提高或降低它的价值,甚至完全取消和废除它。” -摘自 1604 年英国法院判决书

铸币税的死亡

政府不仅会失去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和资本征税的权力,也必将失去对货币的垄断。从历史来看,大政治转型总是伴随着货币性质的改变。

· 硬币的使用,帮助启动了古代经济五百年的扩张周期,在耶稣诞生时达到顶峰,当时的利率是现代时期以前最低的。

· 伴随黑暗时代的来临,铸币厂实际上也在不断关闭。罗马硬币虽然还在继续流通,但数量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而减少,形成了一种自我加强的螺旋式下降。 · 封建革命时期,货币、硬币、汇票和其他商业结算工具被重新引入。特别是来自德国拉梅尔斯堡新矿的欧洲白银产量激增,提高了流通中硬币的数量,润滑了商业发展。

· 在信息时代之前,最大的货币革命发生在工业注意来临之际。早期现代国家在火药革命中巩固了权力;随着其控制力的增强,国家权力也牢牢地掌控了货币, 并极大地依赖于工业主义的标志性技术——印刷术。印刷机是第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工具,在现代时期被政府广泛应用于生产纸币。

纸币是一种特殊的工业产品。在印刷机被发明之前,复制收据或证书使之成为纸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缮写室里的修士,当然不会安心地坐在那里画面值五十镑的纸币。纸币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权力,不仅因为货币贬值产生的利润,它还将一种杠杆交到了国家手里,由它来决定什么人可以积累财富。就像阿布-卢格所说:“当国家支持的纸币成为被认可的货币时,与国家机器相对立,或者独立于国家机器去积累资本,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网络货币

今天,信息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货币性质的又一场革命。网络商务经济的开启, 必将带来网络货币。这种新形式的货币,将重新设定游戏的胜率,削弱民族国家对谁可以成为主权个人的决定能力。这一变革的关键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影响,它将使财富拥有者从通货膨胀的剥削中解脱出来。在不远的将来,你在网上进行的任何交易,在下单的同时就可以完成支付,而且是以网络货币的形式。

这种电子形式的货币,将在网络商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它由数百位质数的加密序列组成;它是独一无二的、匿名的、可验证的;它可以容纳最大的交易量,也可以被分割成最小的价值单位。它将可以在一个无国界的、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上一键交易。

不用美元做交易

无可避免的是,这种新的网络货币将是非国家化的。当主权个人可以在一个没有物理实体的领域内跨越国界进行交易时,他们无需再忍受长期以来政府利用通货膨胀贬低其货币价值的行径。何必再忍受呢?对货币的控制,将从权力的殿堂转移到全球市场。任何可以上网的个人或公司,都能轻而易举地从处于贬值风险的货币系统中转移出去。未来不同于今日,使用法币进行交易将完全没必要。实际上,当交易跨越全球,那么在每笔交易中,至少有一方会发现,交易中的货币对他来说并不是法定货币。

以物易物将更有市场

在网络经济中,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想要的媒介进行交易。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货币与非货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他写到:“什么是货币,什么不是货币?尽管我们通常假设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法律也一般会努力做出这种区分,但就货币活动的因果效应而言,并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分别。货币系统是一种连续统一体,具有不同程度流动性的物质,或价值不受其他波动影响的物质,在其中发挥货币作用的程度,其实是渐次变化的。”全球计算机网络上的数字货币,将使哈耶克的流动性连续统一体上的每一样物体,都变得更有流动性,除了政府的纸币。这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以物易物将变得更加适用。越来越多的物品和服务,将通过特定的竞价方式,去交换其他物品和服务。 通过网络,这些潜在的交易会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宣传,其流动性将成倍增加。 以物易物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需求匹配的问题,一个有特定需求的人很难找到另一个人,刚好可以提供他想要的东西;而后者想要的,前者又刚好可以满足。 原始的易货贸易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在地方市场上,要使交换双方的需求完全匹配,其难度令人望而生畏。现金超越了以物易物的局限性,它的优势会在大部分交易中继续保持。但是,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与网络商业的全球化,弥补了易货贸易的缺陷。当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找,而不再局限于你在当地市场时, 找到与你需求完全对等的交易伙伴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不受伪造的影响

纸币无疑还将继续流通,作为一种残留的交换媒介,供穷人和电脑盲使用;但用于高价值交换的货币将被私有化。网络货币不像工业时代的纸币,只能以国家单位来命名。它可能会以黄金的克数或盎司来定价,并且像黄金本身一样容易分割; 或者被定义为某种真正的价值存储。即使使用不同的定价方式,或者法币仍然主导着某些交易,网络货币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日新月异的计算能力, 可以将不同交换媒介间价格调整的困难化为无形。在网络货币的每笔交易中,转移的是数百位质数的加密序列。在金本位时期,政府发行的纸币收据可以被随意地复制;而与此不同的是,新的数字金本位或其易货等价物,几乎不可能被伪造, 原因就在于一条基本的数学原理:要解开数百位质素的乘积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数字收据都将是唯一的,并且是可验证的。

像“英镑”和“比索”这样的传统货币名称,反映了一个事实,它们源自于对特定数量贵金属的称重。曾几何时,英镑的价值就是一磅的纯银。在开始的时候, 西方的纸币是贵金属存储的仓库或保险箱收据。发行这些收据的政府很快就发现,它们可以大量地印刷,远远超出它们的金银供应所能实际兑换的数量。这根本毫不费力。任何一个持有金银证书的人,都无法从他的收据中分辨出,有关贵金属实际供应的任何信息。除了序列号之外,所有的收据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不仅吸引了造假钞的,也吸引了政客和银行家,他们从货币供应量的膨胀之中谋取暴利。

网络货币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造假,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手段。数字收据的可验证性,杜绝了利用通货膨胀抽取财富的经典权宜之计。信息时代的新型数字货币,把对交易媒介的控制权,交还到希望保留财富的所有者手中,而不是交给只想抢夺财富的民族国家。

“自由”货币的交易成本

使用这种新型的网络货币,会使你从国家权力中得到极大的解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在维持其货币价值方面都乏善可陈;在此前的篇章, 我们引用过它们的失败记录。自二战以来,德国马克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比例最小。但即便如此,从 1949 年 1 月 1 日至 1995 年 6 月底,马克的价值消失了 71%。 在此期间,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元贬值了 84%。这很好地衡量了,利用对领土内法币的垄断地位,政府所攫取的财富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并不是天生就应该贬值,名义生活费用也不是必然要每年上升。恰恰相反。保持储蓄的购买力在技术上根本没有难度。看一下黄金的长期购买力,你就能发现这一点。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到 1995 年 6 月底,最好的国家货币损失了将近 3/4 的价值,而黄金的购买力实际上是上升的。罗伊·雅斯特罗姆 (Roy W. Jastrom)教授在他的《黄金常数》(The Golden Constant)一书中记载, 根据可靠的价格记录——在英国可以追溯到 1560 年,黄金一直保持着它的购买力,波动幅度非常小。

在没有紧急军事需求的情况下,与黄金挂钩的国家货币也一直保持着购买力。在相对和平的 19 世纪,英镑的价值不降反升,尽管它与黄金的联系很弱。在信息时代新的大政治条件下,切实可行货币制度的不是金本位这样的弱联系,而是一种强联系;消费者手中更高质量的信息和计算资源,将第一次强化这种联系。

“如果他们达不到人们的预期,就会面临迅速失去全部业务的威胁(而任何政府组织都一定会滥用这个机会操纵原材料价格!),相比任何设计出来的制度,这种威胁提供了防范政府垄断的更强有力的保障。”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货币私有化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 1976 年指出,使用相互竞争的私人货币将消除通货膨胀。哈耶克说,法币迫使一个管辖区内的人们接受通货膨胀的货币;没有了法币,通过市场竞争,私人货币的发行者将不得不维护其交换媒介的价值。任何不能保持购买力的私人货币,很快就会失去客户。加密网络现金的发展,将以生动的形式,使哈耶克的逻辑成为现实。

被人们称为“自由银行”的理论,并不是假设性的学术猜测。从 18 世纪初到 1844 年间,私人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一直在苏格兰流通。在此期间,苏格兰并没有中央银行;银行业务的准入规定和限制很少。私人银行接受存款,并发行以自家金条为支撑的私人货币。根据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教授的记录,这种制度运行良好。相比同期英国的银行和货币系统,它更加稳定,通货膨胀率更低。 金融时报的迈克尔·普劳斯(Michael Prowse)总结了苏格兰自由银行的经验: “几乎没有欺诈,也没有证据表明纸币发行量过大。银行通常不会持有过多或不足的准备金。银行挤兑非常罕见,也没有传染性。自由银行得到了公民的尊重, 为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格兰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英格兰。”

在 18 和 19 世纪的技术条件下行之有效的东西,透过 21 世纪的技术,会发挥出更好的效果。很快,你就可以使用由私人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它的发行方式,就像美国运通发行旅行支票作为现金收据一样。一家比政府更有声望的机构,比如领先的矿业集团或瑞士银行公司,可以用大量的黄金或独一无二的金条做储备,来制作加密收据,通过分子签名做识别,甚至可以刻上全息图像。用这些收据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几乎不可能被伪造或发生通货膨胀。

在过去,把黄金直接用作货币,受到很多实际问题的困扰;新的数字黄金将会克服这些问题。处理大量的黄金,将不再是一件麻烦、繁琐或危险的事情;数字收据也不会太重而难以携带。实际上,它们唯一的物理存在就是一种复杂的计算机代码。要把这种数字收据分割成很小的单位,去支付极低数额的交易,也根本不是难事。一块实物黄金,如果被分割到小得可以购买一块口香糖,那么它就很容易丢失,或者与能购买两块口香糖的黄金相混淆。但计算机就很容易区分这些数字黄金的面额,在计算机看来,它们的大小差别,就像一只花栗鼠和一头犀牛。 数字货币的小额支付能力,将催生出以往不可能存在的商业模式,那就是对低价值信息的组织和分发。这些信息的供应商,现在是通过直接借记版税获得补偿, 克服了以前令人生畏的交易成本。要知道,当计费成本超过交易价值时,可能就不会发生交易了。网络货币为费用很低的同步计费提供了便利,在这种计费方式中,账户可以在使用中被扣费。在前文中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想象你通过虚拟现实参观卢浮宫,你可能会向比尔·盖茨或者其他拥有相关权利的人,支付相当于 1/3 便士的版税。你可以把这个数字乘以一千倍。虚拟现实将创造出近乎无限的许可机会,而这些机会只要求微额的版税费用。有一天,你可能会通过虚拟现实, 重温 1969 年世界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而为了使虚拟现实更加逼真,其中使用了某些球员的照片,你就可以用网络货币,向这些球员支付微额的版税。

彻底消灭通货膨胀

微支付固然是很可能的,但新型数字货币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将是通货膨胀的结束和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化。它的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在《血流成河》与《大清算》中,我们论述过,20 世纪通货膨胀的兴趣与世界权力的平衡密切相关。 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刺激了军事开支的急剧增加,反过来又促使权力更加积极地征用财富。各国政府发现,它们可以有效地持有本国货币的人征收年度财富税。 这种税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费用,因为货币的使用者通过发行者提供的便利形式来保存他们的财富。

把通货膨胀理解成因为持有货币的便利性而收取的交易费用,可能有点不太寻常,但仔细考虑一下,就说得通了。在工业时代,我们习惯认为货币的供应是一种无须直接付费的服务,以致于很容易忘记美元、比索、英镑、法郎的发行者, 也就是政府,不仅要我们付费,而且价码还不低,而它们的手段就是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式的货币交易费,它的费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德国马克每年 2.7%的低点,到接近 100%的高危表现,不一而足。例如,从 1960 年到 1991 年, 在梅内姆总统启动阿根廷货币委员会的改革后,通货膨胀使阿根廷的货币上出现了连续 17 个 0。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如果在 1960 年都兑换成阿根廷比索并且埋起来的话,那么到 1991 年,就根本不值得再费气力把它们挖出来了。

阿根廷的例子就是下一个千年的先行指标。未来的货币不会再陷入通货膨胀,因为其他的民族国家无法再逃脱通胀的惩罚,阿根廷也一样。不同的是,相比阿根廷货币委员会的自动发币系统,分散在网络上的私人货币更不容易受到政策逆转的影响;前者还可能受到其他国家输入的信贷收缩的破坏。而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私人发行的货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一旦死亡,货币发行垄断者以前从中收获的隐形利益,将统统被带走。 如果货币发行的隐形利益都被消灭了,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支付方式,来直接补偿货币发行者。因此,使用新的货币体系,可能要付出更明确的交易成本,可能是每年 1%左右的费用。与民族国家每年 2.7%到 99%的通胀惩罚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随着垄断的削弱以及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未来的总体价格还可能进一步下降。

收缩杠杆

数字货币的出现,不仅将一劳永逸地战胜通货膨胀,还将收缩世界银行系统的杠杆。在市场全球化之下,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可以绕过监管当局,直接通过互联网转移资金,这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任何政府都将无力监管。当政府不能通过印钞使货币贬值,也不能通过圈养银行系统随意扩大信贷来欺骗储户时,它们就会失去间接支配资源的大部分能力。

更高的利率

大部分西方政府将因此而陷入严重的困境。它们的税收将锐减,货币体系的杠杆作用接近清零。而与此同时,它们还保有着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和对社会支出的膨胀预期,这些都是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可以预见,一场剧烈的财政危机必将发生,并伴随着惨烈的社会副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对此进行讨论。这场转型危机的经济后果之一,可能是实际利率的一次性飙升。随着在旧制度下签订的长期负债被清算,优惠信贷枯竭,债务人将受到挤压。

因竞争而改变

面对货币垄断的激烈竞争,各国政府可能收紧信贷,并向本国货币储蓄者提供更高的实际收益率,与收费网络货币打价格战。为了应对私人货币,一些政府甚至会诉诸另外一个权宜之计,即尝试将黄金再货币化。它们的如意算盘是,与其让本国货币完全被网络货币所取代,不如恢复 19 世纪的金本位制度,虽然在控制上会松散一些,但还是能获得更高的铸币税利润。

然而,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那些计算机使用率及网络参与度较低的国家,在网络经济的早期阶段,当地政府可能会延续老式的高通胀表现。 但这并不会使政府从富人那里抽走财富,只能让它从没多少钱也上不了网的人那里榨取资源。不过,使用这种策略的政府,也可能会在国际上借入网络货币。 还有一些政府会抓住信息经济创造的机会,为当地的网络货币交易提供便利。这些管辖区会率先承认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并支持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拒不履行的网络债务;长期借贷资本会因此而大量地涌入,增益其经济发展。显然,如果地方法院会惩罚网络货币,或允许债务人违约且无法追偿,在这样的地方,就不会出现网络货币的长期信贷。

收益率差距

信贷危机、各国货币当局的竞争性调整、早期网络货币贷款的过渡性障碍等等,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会在信息经济初期形成收益率差距。网络货币的利率可能会低于国家货币,并且要求明确的交易成本。这显然是持有数字货币的劣势,但考虑到它可以加强保护资产免受掠夺性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破坏,这些劣势也足以被抵消了。而且,网络货币很可能会与黄金挂钩,它也将从黄金的升值中受益。 不管政府的哪一种替代性政策占据主导地位,黄金的价格相对其他商品都可以大幅上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通货紧缩时期,黄金的实际价格基本都会上涨。 毕竟,通货紧缩反映了流动性的短缺;而黄金是流动性的终极形式。

工业时代的通货紧缩

较高的实际利率将刺激高成本、非生产性的活动进入清算,并暂时减少消费。在 《血流成河》与《大清算》中,我们探讨了信贷周期的逻辑以及应对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说,通货紧缩的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对于北美和西欧等高成本工业经济体更加严重,相比亚洲和拉美等低成本国家。

长远来看,利率会更低

网络经济的出现,在早期可能会促使提高利率,但长期来看,结果将正好相反。 随着资源摆脱政府的控制,储户的税后收益会大幅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急剧攀升,资本得到解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高的回报,这将迅速弥补转型危机初期的产出损失。

投资者对资本的控制

传统的思想家在审查我们的论点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主要民族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系统崩溃,将会导致世界经济大崩盘。不要相信他们。我们并不否认转型危机很可能会发生。但是,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再分配来改善经济,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它是一种信仰,大致相当于中世纪末期普遍存在的迷信,认为禁食和鞭笞是利国利民的行为。请不要忘记,政府总是大规模地浪费资源,而浪费资源就会使你陷入贫穷。在历史上,每当政府占用的收入由真正的人才掌控时,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显著提高。

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资产,将会控制在数十万、数百万主权个人的手里。实践将会证明,这些世界财富的新管家,在资源利用和投资配置方面,比传统的政客更有能力。在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资本最终将由最具才干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掌控,而不再是暴力专家;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以合理预期,这种分散的、 由市场驱动的投资,相对民族国家时代由政治驱动的预算分配产生的微薄回报, 前者的收益可能是后者的两倍或三倍。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政府投资收益为负数的例子非常普遍。在 1992 年 11 月出版的《大清算》修订版中,我们引用了俄罗斯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只值 300 亿美元,还不到其原材料投入价值的 1/3。言下之意,如果彻底关闭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俄罗斯经济产出的价值将增加三倍以上。它们不但美元增加价值,反而还减损了。” 诚然,共产主义崩溃后的俄罗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削弱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往往会提高经济的效率。《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增长率显示,经济的自由度与增长率密切相关,最自由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而信息时代的网络经济,将比历史上的任何商业领域都更加自由。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网络经济很快将成为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新型经济。它的成功将会吸引世界各地的新用户不断加入,就像传真机的广泛普及,使传真对那些没有用过的人越来越有吸引力。更加重要的是,摆脱了掠夺性暴力的侵扰,网络经济的复合增长率将远高于民族国家主导的传统经济。

如果要预测政府的垄断税收与通货膨胀崩溃之后,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那么上述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抛开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困难的过渡时期,全球经济的长期前景值得高度看好。每当条件允许,人们可以降低保护成本,并尽量减少给垄断暴力者的朝贡时,经济就会大幅增长。就像莱恩所说;“我认为,在大多数经济增长时期,如果说有一个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降低了用于战争和警察的资源比例。”

减少被掠夺的资源,以及对这种掠夺的生存依赖,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果在竞争的基础上对保护服务进行定价,地方垄断势力依靠价格和质量去争夺客户,也同样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税率会大大降低, 政治活动损耗的资源和能量将减少,政客们也不会再享受以前的巨大红利。 选民们是否愿意放弃他们已经习惯的政治福利?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可能别无选择。没有人会抗议下雨,也没有人会抗议干旱,不管它们会对经济造成怎样的伤害。再丧心病狂的罪犯,也不会绑架一个乞丐,以死亡为要挟去索要巨额的赎金。当政客们不可能再攫取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也许,公众会以理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会忘掉政治;就像中世纪结束之后,那些好心的人们也不再举行忏悔游行一样。

第八章 平等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无工作世界里的致富革命

“神是不轻慢人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加拉太书》6:7

以生产或防御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一旦发生巨大的变革,将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及财富和权力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比例。信息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强力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它还意味着一场生活方式、机构组织和资源分配的全面革命。隐蔽的暴力对资源控制的能力将急剧衰减,一种新的财富配置模式将会兴起,20 世纪那种强迫性的政府中介将被排除在外。因为在信息社会中,地理位置将变得无关紧要,所有在地里边界以内而不是以外运作的组织,在未来的作用都将被削弱。政客、工会、职业管制、说客乃至政府本身都将日落西山;因为费尽心机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商贸利益,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浪费到游说和反游说方面的资源也会大幅减少。

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人,势必将丧失大部分权力。资源的控制权将随之转移。由私人创造的财富,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民族国家的强占,未来将由创造者本人所控制。越来越多的财富,会流入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手中。全球化,加上信息经济的其他特点,会使每个领域内最有才华的人收入大增。优异表现所产生的边际价值如此巨大,它将使全球经济中盈利能力的分布,呈现出类似今天的竞技体育和歌剧等表演行业的形式。

超越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指出,80%的利益取决于或归属于 20%的人。这大概是真的;不过, 更惊人的是,1%的美国人支付了 28.7%的所得税。这也表明了,相对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上个世纪末的观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收入与能力分配曲线会更加倾斜。现在的人已经很习惯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在 1828 年,4% 的纽约人被认为拥有该市全部财富的 62%。到 1845 年,前 4%的人拥有纽约市所有公司和非公司财富的 81%。在更大范围内,到 1860 年,前 10%的人拥有整个美国约 40%的财富。而到了 1890 年,记录显示,当时最富有的 12%的人拥有美国财富的 86%左右。

1890 年的数字很接近帕累托的法则。但它之所以不是二八比率,主要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大量身无分文的移民涌入到了美国。移民在总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的加入自然使财富总量的分配更加不平等。这个例子其实也很好地说明了,在任何时候,当真正的机会爆发出来,总是不可避免地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到 1890 年,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15%, 但在东北部的一些州则超过了 40%,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都是在那里创造的。把财富的占比根据移民激增的情况调整之后,19 世纪末的美国,就像帕累托生活的 19 世纪末的瑞士,一样符合他的公式。

信息时代已经改变了财富分配的法则,特别是在美国,并且成为了美国现代政治的痛点之一,对此我们会在下一章深入探讨。在信息时代要取得经济成功,需要很强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美国教育部进行过一项大规模的“美国成人识字率” 调查,结果显示,多达 9000 万名 15 岁以上的美国人能力极差。对此,美国侨民比尔·布莱森的说法更加生动:“他们就像猪一样蠢。”具体来说,可以判定,9000 万美国成年人不会写信,不能理解公共汽车时刻表,不会做加减法,即使借助计算器的帮助。可想而知,连普通公交时刻表都看不懂的人,不可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有所作为。这 1/3 还没准备好进入电子信息世界的美国人,正在酝酿着一个愤怒的下层社会。而在社会顶层的一小群人,也许只占总人口的 5%,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信息工作者或资本所有者;他们在信息时代的地位,相当于封建时代的土地贵族。二者的关键区别是,信息时代的经营是创富专家,而不是暴力专家。

创新的大政治学

20 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技术进步会自然而然地促成越来越平等的社会,但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在 1750 年之前,就不是这样。大概也是从那时起,工业技术的创新开始为非技术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并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工厂的新技术提高了穷人的实际收入,并不需要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不仅如此,它还加强了政治系统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重新分配收入,以及抵御社会动乱。长远来看,技术并不天生倾向于抑制人类在能力和动机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增强它。有些技术是相对平等的,众多独立的工人会做出大致相同的产出;但其他技术则会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少数能者手里,剩余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农奴而已。历史和技术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工业时代是一种形态,而信息时代正在孕育另一种形态,相比被它取代的旧制度,它将更少暴力,因而更加精英化,也更加不平等。

阿蒙的萝卜

19 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其中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是英国最杰出的一位,开始发展数学经济学。最早将概率理论应用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奥托·阿蒙(Otto Ammon),他的作品在 1899 年被卡洛斯·克劳森(Carlos C. Closson)首次译成英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概率学说的一些社会应用”。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文章只有考古者才感兴趣;事实上,它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已再次出现,而它的处理方式依然深具启发。 奥托·阿蒙感兴趣的是,社会中的能力分布以及它与收入和地位的关系。他以四个骰子为研究出发点,每个骰子有六个面,他统计了可能出现的总点数。在 1296 种可能的点数组合中,有些总数出现的频率要高得多。

从上表(表略)可以明显看出,高总数和低总数都很少出现。有两种可能的总数, 但其中前 4 大的总数,在 1296 种组合中只可能出现 35 次,后 4 名也只出现 35 次。中间七组的总数则可能出现 884 次,中间三分之一总数出现的概率则超过其余三分之二的投掷结果。这就产生了概率论中心拥挤的特征。

奥托·阿蒙认为,掷骰子的随机分布与人类能力的分布状态是一致的。在他写作的时候,还没有智力测试和智商的概念,他靠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前关于智力的研究。阿蒙并不认为,整个社会的效用或个人生活的成功仅仅取决于智力。他列举了“三组心理特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这三组特征是:

  1. 智力水平:其中包含了人类所有理性方面的能力,如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创造力, 以及其他任何属于这一领域的素质。

  2. 道德能力:包括自控力、意志力、勤奋、毅力、节制、顾家、诚实等等。

  3. 经济能力:如商业才能、组织才能、技术能力、处世谨慎、精于计算、富有远见、勤俭节约等等。 在这些精神素质之外,他还增加了第 4 组:
  4. 身体条件:工作能力、耐力、抗压力、抵抗各种刺激的能力、活力、健康等等。

在奥托-阿蒙看来,这些智力、性格、才能和身体素质的分布概率,与骰子上的总分数类似。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存在四个以上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的变化程度超过了六度。比如,如果不是四颗骰子,而是扔八颗,那么就有不少于 1,679,616 次可能的结果,但最高分 48 分,预期出现的概率仍然只有一次。 在决定人生成就的所有因素中,得分都很高的男人或女人,出现的概率比扔出四个六要小得多,可能跟扔出八个六差不多。然而,阿蒙指出,如果在这些素质中得分有高有低,可能会产生“天赋不平衡、不和谐的人,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但无法成功应对生活的考验。”

“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大教堂的尖顶,天赋异禀之人会从广大的平庸之辈中升起……天才的数量是如此稀少;要说因为社会制度不完备,导致‘众多’天才被耽误在下层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 -奥托·阿蒙

素质与收入

阿蒙接着谈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当然,19 世纪 90 年代的统计数字远不如现在充分,但当时德国的官僚机构已经非常发达。在萨克森、普鲁士、巴登等德国其他州,奥托·阿蒙发现了一种收入曲线,既类似于他认为的人类能力分布状态,也和骰子点数出现的概率很接近。他还在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1892 年)一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数字。确实,布斯的社会分布,与阿蒙的概率论推出的结果基本如出一辙。布斯发现,在伦敦,25%的人生活贫穷或者更差,51.5%的人感觉舒适,15%的人过着富裕或更好的生活。 如果把布斯分类中最差的两类人加起来,他们的比例就是 9.5%。而在 20 世纪福利国家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把那些最穷的人说成是“被淹没的十分之一”。另外, 在布斯分类中生活最好的两类人,加起来的比例则是 7%。 从这些数据汇总,奥托·阿蒙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他认为,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收入。能力强,收入和社会地位自然就会上升。“就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大教堂的尖顶,天赋异禀的人会从广大的平庸之辈中升起。”他还认为,“所谓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它真正的形式其实是一个扁平的洋葱或萝卜。”这种萝卜最上面的茎和最下面的根都很细。用萝卜来比喻社会金字塔是说得通的,因为像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它的多数群体是处于中间位置,而金字塔的多数则是在底层。

萝卜状的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确实都是萝卜状的,顶层是一小撮富人和高级职业群体,中间规模庞大,然后少数穷人处于底层。相对于中间,两头都很小。如果华盛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现代的伦敦,百万富翁肯定比无家可归者要多。

所有这些都极具启发,但阿蒙的工作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正在经历一场长期的重大转变,发生在社会上层和中层之间的政治与金融关系中。工业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正在成为过去时,而且毫无疑问,它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操作 20 世纪中期的机器,但这些工作现在已经被智能机器所取代;实际上,这些机器控制着人。整个需要中低技能的就业领域已经消失了。如果我们没错的话,这就是大部分就业岗位的消失以及现货市场工作重新配置的前奏。

“然而,大多数失业的年轻人都不满足任何工作的能力要求,这是官方私下承认的事实。” -CLIVE JENKINS AND BARRIE SHERMAN

能者多劳

我们就用 4 个骰子来简单比拟人类的能力分布。假设在工厂时代,人们的得分可以达到四个 2 或者更高,那就意味着,95%以上的人都在查尔斯·布斯所说“积极社会效用的最低限度”之上。事实也确实如此,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 3%就是当时设定的充分就业标准(即失业率)。假设信息时代要求的分数上升到四个 3,也就是最低分从 8 分涨到 12 分,那就意味着,近 24%的人将低于“社会效用”的极限。

在社会的顶端也是如此。工厂时代对高水平的能力要求也许是四个 4,而在信息时代,它可能上升到四个 5,这样的话,有资格从事顶级工作(即收入最高的工作)的人,比例将从 34%锐降到只有 5%。

这些数字纯粹是基于假设。当然,我们不知道技能要求的变化会去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但上升是肯定的。鉴于萝卜的形状,对最低技能要求很小幅度的提高,就会导致大量的人丧失工作机会。同样,较高技能要求的小幅升高,也会使符合高级职位的人数大大减少。这样的转变正在发生,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规模和程度会有多大。

实际上,确实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正在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展开,其速度正在加快,其规模已经很明显。对稀缺技能的奖励已经增加,且还在持续增加。传统型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表示非常不满。例如,罗伯特·H·弗兰克和菲利普·J·库克(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所著的《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一书,就指出了在美国社会的众多领域中,呈现出最具才华的竞争者获得超高收入的趋势。与此同时,中等技能者的机会在减少;而相当多的低技能者,虽然还能在小规模的服务业中找到一份活计,但已经掉出了舒适生活的社会圈层。

如果信息社会在高低两端都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那么除了前 5%的人,其他人都会相对地处于劣势。前 5%将会获得超额收益,他们不仅赚得更多,而且能保留的比例也更大。不过,他们将完成的工作,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主权个人将从他们中间崛起。在信息时代,收入分配的萝卜形状会更像 1750 年的,而不是 1950 年的。

那些中低技能的人群,在社会的灌输之下,期待更平等的收入与更高的消费水平, 将会陷入挫折与焦虑。随着更多国家的经济更深入地吸纳信息技术,人们将会看到,一个基本无力就业的下层阶级将会出现——在北美已经很明显。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它将导致民族主义与反技术偏见的高涨,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

工业时代可能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其此间,半愚蠢的机器为无技能者留下了赚钱的空间。今天的机器已经可以自我管理了;奥托·阿蒙的萝卜顶端的 5%, 将会得到信息时代的特别礼遇。对于前 10%的认知精英来说,信息时代已是无与伦比;而对于这前 10%中的前 10%,认知精英中的精英,这是最好的时代。

在封建时代,100 个半熟练的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骑马的高技能军阀(或骑士)。 信息经济中的主权个人不是军阀,而是掌握了创业、投资等特殊技能的大师。但封建社会中 100:1 的比率或许将回归。好坏姑且不论,21 世纪的社会可能比我们生活的 20 世纪更加不平等。

大部分人将从政治的死亡中获益

平等主义经济及其所支撑的国家,不可能不经历危机就自动消失。根据字面定义, “危机”往往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想象,国家灭亡的创伤会回荡很多年。这种创伤当然不容忽视,稍后我们会对它的各个层面进行详细分析;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全球的许多地区,向信息时代的转型会促使产出激增,周边的相关收入都会提高。事实上,在那些从未充分享受过工业化的好处但现在向自由市场开放的地区,各阶层的收入都在上升或即将上升。

强迫性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信息时代将被削弱,生产者将可以保留在过去一直遭到征收和再分配的财产。再分配通常意味着资产被拖入了低价值的用途,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生产力。政客从最擅长投资管理的人那里攫取不成比例的财富,然后重新分配给那些不擅于投资的人。普遍来说,重新分配的收入都被投入到了低级的经济活动。将资源从系统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其效应在不同的国家会大不相同。这种资源的解封会导致福利国家的破产,会增强规模的不经济性,进而破坏大政府以及由大政府补贴的所有机构。而另一方面,在某些主权国家的统治下,一直饱受无法大规模组织之苦的人们,转入网络经济将减轻他们所承受的经济弊端。

“如果世界以一个大市场来运作,每个雇员都将与世界各地具有同等工作能力的人竞争。那可是人数众多,而且其中很多人都充满渴望。” -安德鲁·格鲁夫英特尔总裁

地理优势将不复存在

由于暴力的回报率不再上升,继续生活在一个可以掠夺他们的政府之下,对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曾经很能干的政府,不再是积累财富的朋友,而只是敌人。 高额税收、繁重的监管成本,以及雄心勃勃的收入再分配计划,使得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将成为人们避而远之的商业环境。

在工业时期一直贫穷落后的地区,当经济从地理的限制中被解放以后,这里的人们将获得最大的利好。这与你听到的说法会正好相反。围绕着信息经济的到来与主权个人的崛起,主要的争议将集中在政治的死亡对“公平”产生的所谓不利影响。毋庸讳言,全球信息经济的出现,将给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制度造成沉重的打击。在工业时代,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是富裕国家的居民,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0 倍。也只是在那些经合组织国家,收入再分配在提高非技术工人的收入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发生在各个国家之间;收入再分配对缓解这种不平等毫无作用。事实上,我们认为,外国援助和国际发展计划通过补贴不称职的政府,产生了降低穷国穷人实际收入的反作用。在我们分析信息革命对道德造成的冲击时, 这是一个更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世纪

在工业时期,决定普通人一生收入高低的最大因素,是他碰巧出生和居住的政治管辖区。与今天富裕国家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收入不平等在工业时期其实是迅速加剧的。世界银行引用的一项估计表明,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在 1870 年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 11 倍;到 1985 年已经猛增到了 52 倍。在全球层面, 收入不平等在急剧扩大,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工业国家的人,情况并非如此。 所以,相比于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在各国家之间上升得更严重。

在那些政府能力稀松而又可以大规模行使权力的国家,工业技术本身的特点,有助于削弱这些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当暴力的回报率上升时,例如在工业时期,大规模运作的政府往往控制在其雇员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政府对资源的索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权力的规模优于效率,政府对资源不受遏制的控制就会获得重大的军事优势。而政府由雇员控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收入再分配的急剧加速。几乎每个社会都有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法规, 至少也有一些临时性的、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的。然而,如果仔细阅读这些向穷人提供援助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当社会的贫困程度最低时,政府的“福利”往往更慷慨;而当大批人收入减少时,收入再分配更可能被削减。在 20 世纪后半叶,富裕工业社会的条件对实行收入再分配几乎是完美的。这就导致了,在那些条件有利的国家,非熟练工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不久之后,甚至是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也获得了高水平的消费。

工业财富的悖论

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更多的人变得富有起来。不过,一旦你理解了前几章探讨的大政治动态,这个明显的悖论就顺理成章了。工业经济的主要部门需要大规模地维持秩序,以实现最佳的运作效果;这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工会和政府的勒索——这些暴力组织急于使其支配的人数最大化。但普遍实施的收入再分配,并没有完全扼杀工业经济的发展能力。所以,任何有幸在工业化高峰之前出生在西欧、前英国殖民地和日本的人,都可能比生活在南美、东欧、前苏联、 非洲及亚洲大地上具有同等技能的人要富裕得多。由于种种障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在现代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各种好处。而信息技术强大的正向作用,就包括克服这些障碍。

“穷国的地方性特色,明显不适合大规模组织的有效开展,特别是那些必须在广大地理区域内运作的大规模组织(如政府)。” -曼瑟·奥尔森(MANCOR OLSON)

规模不经济与增长迟缓

正如曼瑟·奥尔森所证明的,20 世纪落后的国家,本身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本或专门的技能。在 1987 年,即柏林墙倒塌前两年,奥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规模不经济与发展问题》(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文中写道:“如果资本供应在穷国确实是不足的,那么它的‘边际生产力’和利润率就应该比富国的高。但许多接受了大量外国援助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依然很低;在穷国建造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率同样很低;这些事实都削弱了‘资本稀缺’导致不发达的说法的可信程度。”的确如此。如果资本或技术稀缺是主要的不足,那么在穷国的管辖范围内,这两者所获得的回报应该比发达国家高。熟练工人和资本会涌入到这些地区,直到收益区域平稳。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受过教育的人会从落后的国家大量外流。少数幸运儿想方设法在这里积累了资本,也会尽快转移到瑞士和其他先进国家。

好政府无法被进口

我们同意奥尔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真正的发展障碍,是一个无法从国外简单借入或进口的生产要素,那就是政府。随着 20 世纪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在 1900 年,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都在向那些本土势力无法有效大规模运作的地区,输出合格的政府。但是,20 世纪大政治条件的变迁,提高了这种活动的成本,降低了其回报。殖民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到处都不受人待见,也不再是一件划算的买卖。技术的转变,提高了将权力从中心推行到外围的成本,并降低了对其进行军事抵抗的成本。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出,或仅保留着百慕大及开曼群岛等小块飞地。

“如果说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进步的桎梏——在 1980 年代末,非洲越来越的批评家认同这一观点,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国家如何宣传,它们并没有解放和保护公民;相反,其总效用是限制和剥削,或者说,它们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正向价值。” -巴泽尔·戴维森(BASIL DAVISON)

在没有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取代殖民统治的本土政府,其领导人和行政人员,都来自于没有任何管理大型组织经验或技能的人口。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非洲, 殖民国家离开以后,当地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很快就遭到抢夺、破坏,或者任其失修。电话线被拾荒者拆毁,并砸成手镯。道路得不到维护。在没有被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取代殖民统治的土著政府,其领导人和行政人员都来自于没有什么经验或技能来管理任何类型的大型企业的人口。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非洲, 从离开的殖民国家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被迅速掠夺、破坏,或任由其失修。电话线被拾荒者拆毁,并被锤成手镯。道路不再被维护。由于路基崩塌和机车故障,铁路线变得毫无用处。在扎伊尔(非洲中西部国家),比利时人精心设计和建造的交通基础设施,到 1990 年几乎全部消失。只有几艘吱吱作响的河船还在继续飘荡,其中一艘被独裁者接管,改成了浮动的宫殿。

破败的通讯和交通,反映出落后民族国家在维持秩序方面的无能。它们使物价居高不下,又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发展机会丧失殆尽。对此,奥尔森特别强调:

首先,交通和通讯的不畅,往往迫使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的生产要素。当一个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它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生产要素,而交通和通讯系统越差,这些要素的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上升的速度就越快。 其次,糟糕的交通和通讯系统之所以不利于大型企业,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使有效协调这些企业的难度大大增加。

减轻不良政府带来的负担

当信息技术将收入能力从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解脱出来,全世界富有进取心的穷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像数字移动电话这样的新技术,可以独立地发挥通信功能,不再依赖于地方警察能否保护好辖区内的电线杆,使铜线不被人偷走的能力。 随着无线传真和互联网的普及,穷困潦倒的邮政员工是否会为了一张邮票而偷藏信件,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很多情况下,有效的通讯甚至可以取代货物和服务的物理运输。良好的通讯系统,以及大幅提升的计算能力,不仅可以使人们更便宜高效地协调复杂的活动, 还将降低规模经济的效益,消解大型组织。这些变化都有利于落后国家的人民, 可以减轻他们生活在无能政府下所遭受的伤害。信息革命将使政府是否称职变得无足轻重。因此,生活在传统贫穷国家的人们,将更容易克服其政府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阻碍。

信息时代的机会平等

在信息时代,人们熟悉的地理优势将很快被技术所改写。具有同等技能的人,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收入能力将变得更加平等。这种现象正在发生。那些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机构,将逐渐式微,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不断扩大。全球性的竞争,会使各个领域内最有才华的人收入大涨,就像现在的职业运动员一样,不管他住在哪里。在全球市场上,卓越表现产生的边际价值是难以置信的。

公众辩论的焦点,虽然还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但世界各地的个体,将会享有更多平等的机会。人们无需再生活于一个大规模运作良好的国家,才能够获得成功。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里,先天的能力以及发展这些能力的意愿,会更加被看重。工业时代的管辖优势,曾导致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信息时代它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贫穷地区将获得更高回报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贫穷地区的政府对自由市场形成的阻碍,将被大面积瓦解。 相应地,在这些地区,稀缺的资本和技能会得到更高的回报;正如 1950 年代的发展理论家的设想。而且,外来的资本和技术会很容易获得。新兴经济体将不再像工业时代那样,严重依赖本地的生产要素;它们更有能力利用远方的资本和专业技术,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不管今天无能的政府是否会变得更加诚信, 或者更好地保护产权,这样的改变都将发生。网络空间鞭长莫及,腐败政府将无法阻止其治下人民追求经济自由和美好生活。

正向强化

在新型的网络经济中,信息技术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这会遏制工业时代兴起的集中管辖优势的做法。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竞争愈加强烈,地方优势会演变出新的形式。国家主权将被商业化,而不再是掠夺性的。在竞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制定政策,去吸引能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客户,而不是懒汉和寄生虫。

这与 20 世纪的普遍做法有云泥之别。按照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生活可以而且应该被积极地调节,通过补贴不理想的结果,惩罚理想的结果。成为穷人是不好的,因此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成为富人是好的,因此要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收, 以此使社会更加“公平”。

这整套的方针政策根植于一种大政治基础,它经得起各种反对意见,所以,补贴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根本不重要。那些被重新分配的财富,其中所包含的技能、勤劳和聪明才智,也没得到多少应有的解释。20 世纪的政治观点认为,“公平” 的结果必须是平等的。

新样板

在 21 世纪新的大政治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测试去调节过去由政治主导的领域。 市场模式假定,奖励理想的结果,惩罚不理想的结果,就可以更好地进行调节。 贫穷不可取,富裕是可取的。因此,激励机制应该奖励致富,并鼓励人们为消耗的资源付费。当人们能够留住更多自己创造的收入时,生活就更加“公平”。

相比正在结束的这个世纪,这种观点在新的千年里会非常流行。而且,它被接受的程度,也将是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具备深厚的大政治基础。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赚大钱的能力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不再像过去那样, 只有通过操纵自然资源才能创造大量的财富。随着时间发展,利用高度便携的信息技术,人们创造资产会越来越容易;而且,这些资产受暴力杠杆的影响,也远远小于以往任何形式的财富。

武断的政策法规,如果创造的市场利益不能抵消其增加的成本,很快就会行不通。 强大的竞争,正在使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趋于平等。 政府任意实施各种政策的自由,不会再像它们习以为常的毫无制约。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它对某项经济活动施加的规定,比其他主权国家更繁琐;结果很简单, 这项活动将从其统治下流走。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把不受欢迎的活动驱逐出去, 会增加市场的满意度,提升该地区的吸引力,促进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规定类似于连锁酒店在内部实行的“堂训”。酒店老板如果禁止顾客在大堂内光脚或吸烟,肯定会失去一些顾客;但拒绝某些素质差的人,不会在整体上减少酒店的客人,甚至也不会影响其收入。衣着整洁的不吸烟者,可能会支付更高的费用,因为酒店把光脚吸烟客排除在了外面。同样,如果某地区的法规下使渲染厂的经营成本很高,甚至无法盈利,渲染厂就可能会搬到其他地区,但这并不使该地区的总体收入减少。

这些例子表明,在少数情况下,法律法规可能具有积极而非消极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在未来的世界,管辖区数量将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制定高标准的规则,以维护公共卫生、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会受到高度重视。在某些领域, 也许还会出现具有异国情调的法规和另类的契约,是房地产开发商或酒店为了迎合特定的细分市场而实施的。

网络空间没有海关大楼

我们预计,主权的商业化,很快将导致许多重大的领土主权被下方。如边境管制, 至今还在制约着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信息技术不会受它的管制。这样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意味着随时间推移,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失效,因为相比实物产品, 信息交易对于创造财富更加重要。它还意味着,小地方想要进入市场赚取收入, 将越来越不依赖于大规模的政治管辖。

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以前一直受到保护;信息技术将把他们暴露在全世界的竞争当中。20 年前,如果多伦多的一家公司想要雇用一名会计,这个人必须在多伦多,在附近的社区,在通勤范围内。在信息时代,位于布达佩斯或印度班加罗尔的会计,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是以加密的方式,通过互联网下载所需要的材料。有了卫星链路的即时通讯,通过调制解调器和传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沟通,都只在弹指一挥间。一个人如果需要股票分析师,以华尔街请 1 个的价格, 他可以在印度请 27 个。根据摩尔定律,信息技术每 18 个月可以提高一个量级, 甚至更高;在这种趋势下,越来越多的服务人员将面临价格竞争,政客们恐怕也无力阻止。这种竞争不仅适用于会计,最终它将全面适用于高学识的职业;数字律师和网络医生会在信息时代大量涌现。

民族国家的死亡警报

民族国家,随着过去在其领土范围内攫取的经济利益的丧失,最终会在自身沉重的债务下崩溃。但是,所有民族国家都处于死亡警戒状态,并不等同于它们注定要在同一时刻消亡。远不是这回事。在那些多数人口的收入都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大型政治实体中,要求权力下放的压力往往最为激烈。而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那些人均收入迅速增加的国家,可能还会存续几代人的时间,或者直到那里的终身收入前景相当于以前富裕的工业国家。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再找到成本替代型的便宜果实,经济增长将对政治提出更强的挑战。

我们也不太相信,只有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国家,会比拥有几个大城市的存续更长时间,因为后者拥有多个利益中心和可回旋的腹地。

另一个刺激权力下放的因素,是中央银行的高负债率。加拿大、比利时和意大利,相对负债率最高的三个富裕工业国家,也是独立主义运动高涨的国家,这绝不是巧合。这三个国家都拥有长期的预算赤字,当前的国债已经超过了 GDP 的 100%。随着国债的增加,独立运动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在意大利,北方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并广受广受的地区政治运动。它的纲领基于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对于意大利北部或“帕多尼亚”地区来说,如果它们的大部分收入不被抽走去补贴罗马和贫穷的南部,那么它们将比瑞士还要富有。北方联盟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从意大利独立,从而摆脱复利损失的可能后果。同样, 在比利时,国债超过 GDP 的 130%。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就像离婚前充满敌意的夫妻一样,上演这各种算计和缠斗。弗拉芒人中的少数派认为,他们在不公平地补贴瓦垄人,把比利时一分为二,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持这种观点的弗拉芒人正越来越多。

加拿大的情况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现在要求独立的地区主要是法属加拿大,在历史上一直受英属加拿大补贴。随着联邦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增加,魁北克省逐渐意识到,这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将会衰减。因此,魁北克开始玩弄其它十年前尚欠缺的吸引力——承诺取消支付加拿大联邦税来提高其境内居民的税后收入。独立派领导人还提出,魁北克不应承担自己那一份联邦债务,应该从加拿大分离出去。英属加拿大地区的人们抵制这种主张,并且反感它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深知,多年以来向魁北克转移了大量的财富。尽管如此,魁北克党的号召力依然很强,公投脱离加拿大,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当其他民族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时,等待它们的将是类似的命运。

另一个不利于加拿大联邦长期存续的因素是,加拿大人口稀少,但又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需要维护。向信息时代的转型必然使这些物理基础设施贬值。随着远程办公取代工厂雇员和办公室人员,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要道能否得到重建和妥善维护,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会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邦,回归到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提出的排他性公共产品融资观念。他在《国富论》中写道:

“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铺设,如果由国库出资的,能造得像现在这么妥帖,同时价钱还这么低吗?况且,这笔费用如果不是来自于伦敦特定街区、教区或社区缴纳的地方税,那势必要从国家一般收入项下开支;这样的话,国内不能受到这街道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无端分担这个负担了。”

如果把伦敦换成多伦多,你就会发现,阿尔伯塔省和卑诗省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在脑子里算这个账。权力下放的逻辑是可以传染人的。 加拿大解体以后,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独立活动将会明显增加。阿拉斯加州、 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居民会发现,与成为独立主权的阿尔伯塔省和卑诗省进行竞争,他们处于明显的劣势。

民族国家之后

取代民族国家的,首先是省一级较小的管辖区,最终是小型的主权形式,各种飞地,类似中世纪被其腹地围绕的城邦。在那些头脑被灌输、认为政治是头等大事的人看来,这种现象可能很奇怪。但一般而言,这种新型迷你国家的政策,更多是基于企业式的定位,而不是政治斗争。这些新式的、碎片化的主权国家,就像酒店和餐馆,将迎合不同口味的需求,在其公共空间内执行具体的规定,以吸引其细分市场内的顾客。这当然不等于说,这种游牧形式的组织,在保护方面,就没有自己的问题。下一章我们会对此进行讨论。

“城镇空气带来自由。” 中世纪俗语

苍白之地的非公民们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以人类的聪明才智,总会找到方法去创建机构,以抓住繁荣昌盛的机会,即使此种需求是来自支付能力低下之人。可想而知,当潜在的客户是地球上最富有的群体时,这种趋势会多么明显。当过时的产品、组织甚至政府失去吸引力,并且看不到将有所改善的前景时,退出或“用脚投票”终归是一种选择。例如,想一想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它们就是农奴逃避封建奴役的避难所。 在即将到来的退出民族国家的变迁中,它们将扮演顺应变化的新型管辖区的角色。在中世纪,接受“苍白之地的公民”(the citizens of the Pale),即逃离某些领主的外地人,是违反封建法律和主教权威的普遍惯例的。尽管如此,对于那些逃离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种成功的选择,并为削弱封建主义的控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中世纪历史学家弗里茨·罗里格(Fritz Rorig)所说,逃离世俗领主的农奴“在一年零一天后,就会成为城镇的自由市民。”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会冒出新的庇护机构,根据“新的法律原则”,为民族国家的公民提供财务庇护; 就像中世纪的城镇,庇护生活在其屋檐下的封建居民一样。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 1969 年首次出版的《退出、发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中,探讨了“用脚投票”理论的微妙之处。他预见到,技术发展将增加退出的可能,作为应对国家衰退的一种策略。他写道:“只有当各国因为通信和全面现代化的进步,而开始变得相似时, 过早或过度退出的危机才会出现……”而这正是当前发生的情景。信息技术在极速削减各国之间的种种差异,使退出的选择更具吸引力。当然,赫希曼的“过早和过度退出”的措辞,是出于被抛弃的国家的理想角度。毫无疑问,中世纪的领主们会认为,他们的农奴“过早或过度退出”,逃到可成为自由民的城镇,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假如出现一些迷你国,为来自垂死民族国家的流亡者提供庇护,并非天方夜谭。这些国家甚至会在庇护的条件上进行竞争。有些国家,也许位于北美的西海岸,会更努力争取那些不吸烟的人,以及难以容忍二手烟的人。 这种制度显然不受吸烟者的青睐;对他们来说,禁止吸烟的规则是一种武断的强制。

在大众政治的工业时代,这种意见分歧会导致互相斗争的政治运动,最终迫使一个或另一个群体遵守更强大的意愿。其实,当人们的选择互相排斥时,并不是非要压制很多人的偏好,才能解决相关的争论。

就像有人喜欢吃鹅肝,有人喜欢热狗,还有人喜欢吃豆腐。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为自己的饮食偏好而争论不休,因为他们的饮食选择并没有捆绑在一起。没人强迫所有人吃同样的食物。然而,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确实迫使大众共同消费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甚至私人用品。原因何在呢?因为大规模经营有利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工业时代,把庞大的管辖区划分为飞地,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即使重要事项也可以自选自决,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当管辖区的数量达到十倍或百倍之多时,亚当·斯密的排他性公共用品供给方式,才更容易被接纳。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会是小型飞地,而不是大陆帝国。有些可能是北美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将有权自己的保留地和自然保护区进行税收管辖,就像现在有权经营赌场,或不受限制地捕鱼一样。

信息技术可以减少贸易区衰解的诸多弊端,因此,新型的主权国家,会更多以俱乐部或亲和团体的原则去运作,而不再依照民族国家管理领土的方式。就像在今天,每个潜在的客户,是否具有同样的服装品位,或是否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对商家来说并不重要;在未来,是否每个人都符合同样的亲和喜好,对于界定分散型主权国家的治理风格,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重要。

各种各样的品位选择,会使分散型主权的风格大相径庭,就像服装风格或电视节目,选择越来愈多。一些微型国家,可能会像特许经营的酒店集团一样联结在一起,或者共同经营,在警察服务或其他政府残余职能上,实现竞争优势。喜欢干净的街道、反感在桌板下找到口香糖的人,可能会对新加坡情有独钟,而“瘪四和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MTV 卡通剧)的粉丝肯定就不会。喜欢狂野夜生活的人,会选择澳门或巴拿马,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在一个管辖区感觉不舒服的客户,其他地方会很欢迎他搬过去。盐湖城也许是禁止吸烟的,但哈瓦那的新城邦——可能改名为基督山,则会笼罩在雪茄的烟云之中。

“这意味着,随着智能被不断分发到所有网络的边缘,工业社会所有的垄断、等级制度、金字塔结构和权力格局,都将在这种持续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最重要的是,摩尔定律将推翻关键的中心,也是当今美国力量的关键物理集合,那就是大城市。那一大批工业城市,正依赖着生命支持系统在运转,每年吸走我们所有人大约 3600 亿的直接补贴。大城市,是工业时代留下来的包袱。”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

特别讽刺的是,微型主权或“城邦”国家的重新出现,可能会伴随着城市的空洞化。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是西方工业主义的产物。它因工厂系统而崛起,目的是在制造高自然资源含量的产品时,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

在 19 世纪的开端,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就属于超级城市;在亚洲以外,没有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而亚洲的人口统计值得怀疑。1800 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费城,人口为 69403 人;纽约只有 60489 人;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有 26114 名居民。大多数后来成为欧洲大都市的城市,以 20 世纪的标准看,当时的人口都是很少的。伦敦的人口为 864,845 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801 年,巴黎的人口为 547756 人,是欧洲唯一一个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里斯本的人口为 35 万。维也纳的人口为 25.2 万。柏林到 1819 年才勉强超过 20 万人。马德里的居民为 156,670 人。1802 年,布鲁塞尔的人口为 66,297 人。布达佩斯的人口只有 61,000 人。

显然,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城市的发展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挤到德克萨斯州,每家每户都有独立的房屋,而且带院子,也填不满德克萨斯。在经典的研究报告《论 19 世纪城市的成长》(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阿德娜·韦伯(Adna Weber)论述到,仅凭人口增长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都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而不是分散在乡村。1890 年,孟加拉的人口密度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孟加拉的城市人口仅占 4.8%,而英国则是 61%。

历史上,城市都用围墙与农村隔离开,以防止掠夺者和下层阶级进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工业就业的增长,创造了大城市。现在,随着工业主义开始消退, 大城市已经脆弱不堪。这种变迁的最佳参照,就是 20 世纪中期的工业城市底特律。曾几何时,世界工业产值的很大一块都要经过底特律。如今,它已经被掏空, 只剩下一个外壳,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在底特律市中心的许多街区,一栋栋废弃的建筑被烧毁或拆掉,给人的印象是,这座城市好像经历了二战轰炸机的一些列空袭。

底特律矗立在那里,提醒着世人,工业城市已经时日不多。随着价值更多地来自于信息和思想,而不再是自然资源,它们都将崩溃消失。很多城市已经过于庞大, 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要维系一个大都市的运转,需要大量的支持系统,能够有效地大规模运行。数百万人挤在一起,意味着更多犯罪、破坏及随机暴力的威胁, 城市的脆弱程度大幅增加。在工业时代,对这些风险的治安管理,其代价是由大规模的经济生产来偿还的。

在信息时代,只有能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并以此支付其维护成本的城市,才能够保持活力。住在远方的人,不再承担对其进行补贴的义务。要衡量一个城市的生存能力,一个很好的标志是:生活在城市核心区的人,是否比生活在外围的人更加富有。即使南本德(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城市)、路易斯维尔和费城的最后一家好餐厅关了门,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和巴黎依然是众人向往的生活和经商胜地。

乡村国家

一些城邦可能仅仅是一块飞地,并没有附属的城市。所以,把它们看作是村庄国家或者乡村国家,可能更加合适。自然资源的天赋价值,将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 如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那你很可能会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在哪里你可以尽情地深呼吸,而不用担心致癌污染物。通讯技术将语言沟通的困难降到了最低,搬到任何环境宜人的地方,你都可以很容易在那里生活下去。人口稀少、气候温和、人均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新西兰和阿根廷,会比较有优势;因为它们的公共卫生标准很高,并且可生产低成本的食品与可再生产品。随着东亚和拉丁美洲数十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会使这两个国家进一步受益。

不等价定理

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的许多假设,都根植于地方的专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李嘉图的“等价定理”,该定理认为,在一个存在巨额赤字的国家,公民会调整自己的预期,以备将来出现更高的税率去偿还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税收和通过债务为支出融资,二者具有“等价性”。至少在 19 世纪李嘉图写作时,具有这样的等价性。不过,在信息时代,面对为赤字融资而加税的前景,理性的人不会存更多的钱,他会转移自己的住所,或者把交易安排在其他地方。就像生产商会将供应商分类,以寻求最低的成本;同样的道理,这些人更有动力去寻找其他的保护供应商。这样做的好处,比起更换一个塑料管供应商获得的利润提升, 简直是天上地下。可想而知,主权个人和其他具有理性的人,会从背负着巨额无准备金债务的国家中逃离。 在信息时代,负债少、要求客户支付的成本少,这样的廉价政府,将成为创造财富的首选之地。也就是说,在负债率低、政府已经重组过的地区,开展业务的商业前景更加有吸引力,如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秘鲁、新加坡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与北美和西欧尚未改革、成本高企的经济体相比,这些地方是创业致富的优越平台。

地方性价格异常将遭到侵蚀

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会使大部分的地方价格优势荡然无存。买家不仅可以搜索对比大量的商家,以寻找最低的价格;他们还可以通过远程服务,跨越国界去购物。即使那些很难分析的产品,人们也可以轻易地比较它们的特点,如保险。而且,它还可以规避当地许可程序对贸易的限制。因此,在任何的领域,只要它地方性的价格异常,可能被外来的信息和竞争所侵蚀,那么它的利润率都会下降。

新的组织要件

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上,信息经济将与工业经济截然不同。企业利用高昂的交易和信息成本,而形成的长期组织优势,很多都将被信息技术所消解。信息时代将是“虚拟公司”的时代。 很多分析家,比我们更了解信息技术,但他们还完全没有看到,信息技术注定要变革经济组织的逻辑。这种新技术,不仅打破了边界和壁垒,它还彻底改变了计算的“内部”成本。少数企业,没有暴露在大规模的跨境竞争中,因而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即便如此,它们也会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改进,而面临新的组织要求。迅速下降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将决定性地降低规模经济的效益;工业时代催生出长寿企业和终身雇佣制的激励机制,也将因此而失效。

为什么开公司?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公司规模的问题上,几乎都保持着沉默。他们没有讨论过,什么影响了公司的最佳规模,为什么公司采取这样的形式,乃至公司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企业家要雇佣员工,而不是把每一项工作任务放到拍卖市场,在独立承包商之间进行招标?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通过追问这些重要的问题,帮助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方向。他提出的答案,暗示了信息技术对商业结构的革命性后果。科斯认为,公司是克服信息不足和交易成本高昂的有效途径。

信息和交易成本

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请想一下,在工业时代,你要运营一条流水线,如果没有公司协调各种活动的话,会面临都是障碍。原则上,不在单一公司的监制下集中生产,汽车也是造出来的。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与科斯相并肩,是创新公司理论的另外一位先驱。威廉姆森定义了六种不同的公司经营与控制方式。其中一种是“企业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工作站都由专家控制和运作。还有一种,威廉姆森称之为“联合工作站”,在这种模式下, “各种中间产品由每个工人跨越不同的阶段进行转移。”没有什么实际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雇员不能被一群独立的承包商所取代,然后承包商在工厂里租下车间,竞标零件或其他服务,如组装车桥,或者把挡泥板焊接到底盘上。但是,如果你想找一家由独立承包商组织和经营的工业主义汽车厂,你肯定找不到。

协调问题

如果没有一家单独的公司进行协调,就开展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话,会使经营所得的大部分经济利益消耗殆尽。要在许多家拼凑起来的小公司之间进行协调,会产生大量的交易问题,致使生产线失灵和停摆。这样一个系统要正常运作,各承包商之间必须不停地进行谈判。如此一来,大量的承包商和企业家将无心专注生产, 不得不把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到确定零部件的价格,以及制定朝三暮四的交易条件上。就连监督生产这样简单的事,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行动的批准

这样一伙互相独立的组织,要是由他们来组装一台车,开发或重新设计汽车模型的话,只能是一场噩梦。可想而知,当设计师推出一种新的造型,他要说服数百家独立承包商接受零部件上的改变,要费多大的气力。在实践中,这基本需要全体一致的同意。任何人提出或反对修改产品规格,都会阻碍车型的改进,或提高车型导入成本,进而损害大规模经营的收益。

不必要的谈判

由独立承包商租用(或单独拥有)的装配线有很多弱点,而通过一家公司来进行运作,则可以有效地避免。数千人聚集在同一屋檐下,互相合作去制造某款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承包商发生死亡、疾病或财务失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当然,通过市场竞标,可以找到替代的承包商。但是,每一次替代都需要进行协商,例如,继任者要买断前任的业务等。此外,还要谈判工厂车间的租金并达成协议,或许还需要重新租赁焊接机或用于冲压尾灯插座的压力机。这些工作繁琐至极。

激励陷阱

在工业时代的生产条件下,独立承包商组成的装配线,还面临另外一个致命的难题,那就是各承包商的资本需求差别巨大。例如,生产仪表盘开关的塑料模具, 就很便宜;而铸造发动机缸体或冲压金属挡泥挡的设备,则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 在上一章我们分析过,流水线生产的资源含量占比高,而且特别强调顺序性,这不可避免会给高资本成本带来问题。承担资本密集型任务的承包商,基本需要依赖他方的合作来摊销投资成本。高资本要求的承包商能否筹集到资金,投入运营并获得盈利,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确保,会得到低资本要求参与者的合作。而在很多时候,他们得不到合作。

小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去敲诈大公司。某些在流水线上操作特殊功能的承包商,投入的资金可能很少;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谋取利益。就像罢工的工人一样,他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关闭生产线;自己付出的代价很小,但会给那些高资本投入者制造很大的痛苦。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这样的博弈,小本承包商利用阻挠产出的能力,向高资本承包商勒索赎金。小承包商从大承包商那里榨取附加费用的首发,会大大降低系统的效率。

公司的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在工业时代,如果把生产分解给众多的个体承包商,那么,通过大规模的流水线经营所能收获的经济利益,大部分都会被消耗掉。单一的大企业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弱点,尽管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企业充满官僚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正是工业时代所需要的。行政和管理团队负责生产监督与协调工作;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将上级的命令向下传递,将其他信息向指挥系统反馈。公司的官僚体制还产生了簿记员和会计控制,并最大限度减少委托代理的问题——即员工未按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要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实现复杂的会计系统,需要很多人的工作。这样一套行政官僚机构,成本是惊人的; 而且,无论生产是红火还是低迷,这个费用都要支付。所以,由于这些行政人员掌握着公司经营所需的关键知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往往高于其技能在现货市场上的价格。

“不管你有没有产出,报酬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卖不卖力,报酬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上不上心,报酬都是样的。” -克里斯·德雷(CHRIS DRAY)

“组织性松懈”

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和行政人员,都有一个问题:他们总想“俘虏”公司,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去经营公司,而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例如,在工业时代,公司在置办高档办公家具、入会高级俱乐部等福利上,大手大脚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福利往往由管理层享受,却未必能给投资者带去什么直接的回报。在一个复杂的企业中,很难通过外部监督发现,哪些间接开支属于必要,哪些属于员工的放纵和享受。此外,也很难防止相当一部分企业员工推卸责任。正是由于很难在技术上监督员工的表现,才产生了庞大的中层管理人员;但与此同时,监督监督者又成了一个难题。

这些问题造成了所谓的“组织性松懈”。这个词是理查德·赛特和詹姆斯·马奇 (Richard Cyert and James March)发明的,出自 1963 年出版的《公司的行为理论》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一书。

“那不是我的工作”

作为一种渴望永续经营的实体,大型工业企业有一个缺点,我们在前面讨论过, 那就是容易受到工会的敲诈。它还有一些官僚主义的特征,虽然不像政府办公室里的那么夸张。在这些企业里,命令从高层向下流转,工作任务刻板陈腐并分门别类,每种任务都有严格的定义。各个工作种类之间的界限分明,简直就像管理高学识职业的卡特尔(垄断组织)所划定的。在工业时代,指望一个簿记员更换他桌上烧坏的灯泡,在很多人看来,就好像请律师帮你治感冒一样奇怪。人们不期望,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也不允许,员工跨越严格划定的职能界限。 “那不是我的工作”,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它凸显了工业时代的“组织松懈”。 每个人的工作,都被精确为一种刻板陈规,绝不容僭越;即使这种僭越可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公司官僚机构中的每个雇员,都是根据一种“资格”被聘用的; 据说这种“资格”可以预测员工特定的职能表现。除了少数人例外,员工的工资标准一般基于工作类别而制定,在整个组织里差不多都是统一的。而在大企业的行政管理阶层,工作业绩往往无法具体衡量,所以,他们的工作节奏非常休闲, 和国家官僚机构一样。总之,企业确实获得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但它在其他方面也付出了低效率的代价。

“在市场中,你采取某些行动,不会是因为某些人告诉你要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战略计划书第 30 页上这么说。市场中是没有工作边界的……没有命令,也没有来自高层的信号翻译,没有人把工作分门别类,拆成几块。在市场中,你有的就是顾客;而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非组织性的,因为它发生在两个独立的实体之间。” -威廉·布里奇斯(WILLIAM BRIDGES)

新的组织形式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将彻底地改变企业组织的逻辑。这其中的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不论其他方面的作用,信息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信息处理、计算和分析的成本。它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将降低雇佣大量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监督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先进的计算能力,会在很多方面,使自动化的机器工具取代小时工。即使在那些还离不了人的生产阶段,控制与协调的操作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比起管理人员,安装了微处理器的设备能更好地监督流水线的作业。这些新型设备,不仅可以测量人们工作的速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自动编制账目,在零部件从库存中取出的那一刻,就可以同时下单订购。今天最小规模的企业,也用得起财务控制软件;这些软件核算财务的速度和精确程度,是那些几十年的最大的企业,倾尽其等级制度的全力也难以达到的水平。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信息技术减少了产品中的自然资源含量,并有利于分散的、 非顺序性的生产输出,这将大大降低企业面临敲诈博弈时的脆弱程度。信息技术的这些特点,会使企业更乐意将以前雇员的职能,给外包出去。除此之外,资本成本更低,产品周期更短,独立承包商本身——包括一人公司,都拥有自己可支配的超级信息网络,都将加强这种趋势。不用多久,他们将使用一系列数字助理来执行办公职能,从接电话到秘书服务。数字仆人将扮演秘书、广告代理人、旅行社助理、银行出纳及政府官僚的角色。

好工作的消失

在信息时代,能够创造重大经济价值的人,越来越有能力保留自己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大多数从事辅助支持工作的雇员,过去吸收了企业中主要收入创造者贡献的大部分收入,将来会被低成本的自动代理和信息系统所取代。这意味着,一个企业不在内部保留某些职能,而是将其外包出去,更能够保证他们提供的服务质量是最好的。因为在企业内部,要对某些表现出色的员工进行奖励,相对来说更加困难。通过消除组织,虚拟公司将消除大部分的“组织性松懈”。

“好工作”将成为明日黄花。所谓的“好工作”,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奥利·阿森费尔特(Orly Ashenfelter)所说,就是报酬高于价值的工作。在工业时代,大量“好工作”的存在,是因为信息与交易的成本都很高。公司越来越大, 其职能范围也越来越广,因为这样有利于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公司的膨胀,也得到了税法的补贴。在工业时代后期,高税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人为地放大了长寿公司以及终身雇员制的优势。在大多数国家,税法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大大提高了以项目为基础去组建和解散公司的成本。它们还往往迫使企业家,把独立承包商也归为企业的雇员。法律的干预,使得解雇一名员工的成本很高,也很难, 不管他对企业的贡献多么微不足道;这进一步暂时性地扩大了“好工作”的供应。 事所必然,因为工业时代企业组织的特性,那些最具才华和能力的员工,虽然为组织创造了超额的增值收入,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比例,肯定远低于其贡献的价值。这种情况在信息时代将发生改变。

微处理革命,正在急剧增加信息的可获得性,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这将使企业的职能分解。公司不再是长久性的官僚机构,而是将围绕着项目进行组织,就像电影公司在运用的方式。以前属于公司“内部”的大部分职能,都将外包给独立承包商。工业时代那些占据着“好工作”职位,但毫无建树,主要靠同事“掩护” 的员工,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要在现货市场上进行工作竞标。很多忠诚、勤奋的员工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好工作将会过时,因为工作本身都将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

日本的大公司有一些极端的现象,员工会得到一份终身的工作。即使没有什么生产任务,他们也会被留用,有时候只是到“工厂角落里一张光秃秃的桌子边”坐着。不过,即使在日本,臃肿的白领劳动力也正在被裁减。《国际先驱导报》一篇报道的标题,点出了这一点:酸楚悲哀的分离:日本终身职位的文化在痛苦中到头了。

在后工业时代,工作就是你做的任务,而不是你“拥有”的什么东西。在工业时代以前,长久职业是闻所未闻的。就像威廉·布里奇斯所说:“1800 年以前, 在很多情况下,工作指的都是一些特定的任务或项目,从来不是指一个组织中的角色或职位……在 1700 年到 1890 年之间,《牛津英语词典》中有很多术语的用法,像车夫工作(JOB)、医生工作、花匠工作,都是指一次性雇佣的人。而另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工作’(WORK),是指偶尔的工作,也不是固定的就业。” 所以,以前的大部分任务,变成了企业内部的职位,作为一种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权宜之计;到信息时代,这些任务将迁移回现货市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及时地”控制库存和外包,是完全切实可行的。这是工作岗位走向死亡的起始步骤。像 AT&T 这样的大公司,已经取消了所有固定的工作种类,它的很多职位现在都是临时性的。用布里奇斯的话说,“就业又变得临时性了,工作因情景而定,工种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在网络经济的新天地,“独立承包人”将跨越各大洲远程办公,在信息时代的流水线上协同工作。

好莱坞模式接管

在未来的信息经济中,企业组织的典范可能是电影制作公司。这种公司会非常复杂,运营预算高达数亿美元。虽然它们操作的都是大型业务,但其实它们也是临时性的组织。一家电影公司制作一部上亿美元的电影,整个团队也许只在一起工作一年的时间,然后就解散了。参与制作的尽管都才华横溢,但他们不会认为, 参与项目就等于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项目结束后,灯光师、摄像师、音响师、服装师将各奔东西。他们也许会在下一个项目中重逢,也许不会。

随着规模经济效应的下降,很多信息密集型的商业活动,所要求的运营资本也同时下降,如此一来,企业会有强烈动机进行职能分解。公司运营会变得更加专项性与暂时性;更多企业会趋向于短期存在。为特定的目的把人才集结到一起的虚拟公司,会比长期存续的公司更有效率。随着加密技术的普及,资本税在竞争下被迫降低,维持公司“长久”存续的人工规模经济将不复存在。不管减税的速度是快还是慢,这种趋势无可阻挡。如果减得快,以项目为基础的运作方式的人为成本也会很快消失;如果减得慢,已经不合时宜的高额税负,将主要落在现有企业身上。而新型企业将以虚拟公司的形式运作,它们可以更好地逃避,垂死民族国家所施加的沉重负担。

在信息经济中,特殊的技能与天赋将前所未有地重要,但是,大部分职业间的人为界限也将被打破。在先进的信息检索和存储技术下,法律、医学和会计等行业的商业秘密和专业信息,将为所有人所用。记忆作为一种技能的经济价值将下降, 而信息的综合与创造性应用将更加重要。

这种变革的全部影响,会被陈腐的监管所延缓。但长久来看,政府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将不断枯萎,直至消失。任何人为的职业垄断和监管,提高了经营成本又未能创造市场价值,最后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信息经济的变革还有其他诸多层面的影响:

· 施加了过高成本的地方性法规,将会转变得更加立足于市场。 · 高附加值的商业活动,原则上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这会使各管辖区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更好的落脚点,总会是下一个。 · 商业关系的开展,会更依赖于“信任圈”。有了加密技术,个人有能力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偷窃,所以,诚实会成为商业伙伴倍加重视的个人品质。 · 由于某些信息更加容易获得,专利和版权制度会发生革新。 · 保护会越来越倚重于技术,而不是司法。下层阶级会被隔离在围墙之外,封闭式社区的兴起将不可避免。在中央权威薄弱的时代,把麻烦制造者挡在墙外, 是一种传统的也是有效的保护方式,可以尽量降低暴力犯罪的威胁。 · 大宗商品会像中世纪那样,被课以重税,并在当地内运输;而奢侈品的税收则很轻,并可以运输到很远的地方。 · 警察的职能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安保团队承担,后者往往会与商人协会建立联系。 · 私营公司比上市公司更具转型优势,因为在逃避政府强制征收方面,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 “工作”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任务或“计件工作”,而不再是组织内一个职位; 相应地,终身雇佣的现象将消失。 · 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会从国家转移到能力超群的人手里;因为在产品中注入知识,会使创造财富越来越容易。 · 许多高学识职业的从业者,将被交互式信息检索系统所代替。 · 智力较低的人会慢慢发展出新的生存策略,包括更加集中发展休闲技能、体育技能和犯罪技能,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主权个人进行服务,因为各管辖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愈加严重。

在暴力回报率不断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体系,必将经历痛苦的调整。在今天, 对于一个系统,相比它所掌握的权力的规模,效率越来越重要。小规模、高效率的主权国家,能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保护,将更具有可持续性。

和中世纪时期一样,暴力组织中的经济不规模现象,正再次加剧。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主权实体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预计,随着信息时代的逻辑被经验所证实,世界上的主权数量会暴涨。

权力将再次回归小规模运行。飞地和省区会发现,在为“客户”提供主权服务方面,它们甚至比那些跨越大洲的国家更具竞争优势。这种情形与已经时日不多的现代时期截然不同。在现代时期,任何实体,除非它掌握了足以控制一个王国的军事力量,否则绝不可能生存。在过去,当权力的形式存在规模不经济时,那些从保护中获益最多的人,如中世纪晚期城邦中的富商,确实控制了政府。在我们看来,你可以再次找到这样的形式。随着掠夺性税负的降低,加上资源的高效配置,确实由客户控制地方主权的地区数量,应该会迅速增加。

接下来我们将会探讨,面对失败团体的反对,这些变革与发展,能否或是否应该进行下去。这将是信息时代最大的争议之一。

第九章 民族主义、反动与新卢德分子

“当然,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为什么生而为美国人、阿尔巴尼亚人、苏格兰人或斐济人——无论幸与不幸,都要被强加一种忠诚;这种忠诚统治了个人的生活,构建了一种社会,并使之在形式上与其他社会相冲突。在过去,存在地方对家族、氏族和部落的忠诚,存在地方对领主或地主、对王朝或领土战争的义务,但主要的忠诚是对宗教、对上帝或神王, 也可能是对皇帝,或对类似这样的文明。当时没有国家,有的是对乡土——祖宗之地——的依恋,或爱国情怀;但在现代之前,谈论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
-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

IBM 的官方网站,http://www.ibm.com 说“世界正在变小”,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说法,像 IBM 的广告公司这样有声望的机构,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他们为 IBM 网络创作的多元文化广告,“小小星球的解决之道”,提醒那些尚未觉察的体育迷们,分散在世界各国的人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技术所改变。就这一变化的影响,我们参考了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一个脚注,很有价值。他说,“通信和运输的不断加强,不但不利于国家的巩固,反而开始起反作用;因为它们的运作范围超越了现有政治和民族的界限。”随着世界的“变小”和通信的变强,“偶然的”及“本质上荒谬的”国家和民族主义, 都必将被削弱。

大变革

这种预期是合理,但问题在于,过去所有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不可能以合理的方式得以实现。它所预示的转型涉及一场危机。应对这场危机,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对社会的全新想象。正如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所强调的,“我们对民族性(nationhood)的信念,以及对属于一个国家的自然性(naturalness)的信念,”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这个时期,即现代时期,可能已经失灵了。它的主要机构,即民族国家,则依然存在;但它们生存的地基已被严重侵蚀,摇摇欲坠。当另外一只靴子落地,当民族国家崩溃时,我们估计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特别是富裕国家;在这些国家,20 世纪的“国民经济”为非熟练工人提供了高收入。

我们相信,当一切进入轨道时,信息技术所引起的大政治条件的变化,会导致翻天覆地的制度变革。本书的论点是,民族国家所享有的大规模权力,注定将被私有化和商业化。和所有激进的制度变革一样,主权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关乎一场理解世界运作方式的“常识”革命。这样的革命,很少以渐进的、线性的方式发生。事实恰恰相反,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原因我们在《大清算》中讨论过。我们预计信息时代会导致突变——与过去的体制和意识的急剧决裂。以下是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地方:

  1. 由于微处理技术的影响,经济组织发生了前面几章所描述的相关变化。

  2. 所有局限于地理边界以内,不能超越边界运作的组织,其重要性或多或少都将被迅速削弱。在信息时代,政府、工会、有执照的职业和游说者的重要性,都将低于工业时代。因为从政府手里争取的商贸利益,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浪费在游说上的资源也将大幅减少。

  3. 更多人意识到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全球各地普遍上演要求独立的分离运动。

  4. 传统精英的地位和权力将下降;把民族国家合理化的符号与信仰,其受尊重的程度也将下降。

  5. 那些丧失地位、收入和权力的人,当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 被政治权力的下放和新型市场配置方式而破坏时,一场激烈甚至暴力的民族主义反应,就会以这些人为中心而爆发。这种反应包括: a. 怀疑和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外国”所有权及其对当地经济的渗透。 b. 敌视移民,尤其是与原民族群体明显不同的异族移民。 c. 普通民众仇视信息精英、富人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抱怨资本外逃与工作岗位的消失。 d. 民族主义者采取极端措施,意图组织个人或地区从摇摇欲坠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包括诉诸战争和种族清洗,以加强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认同,并把国家对人民和资源的占有合理化。

  6. 显然,信息技术有助于主权个人从国家权力下逃离,所以,对强制力崩溃的反应还包括,这些新技术以及使用新技术的人,将遭到新卢德主义的攻击。

  7. 在不同的地区和人口群体中,民族主义卢德分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a. 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反应将不那么强烈,因为在工业时代,这些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较低,而市场的深化提高了所有技能群体的收入。 b. 在目前的富裕国家,反动情绪会最为强烈,特别是在那些过去享受着高收入、 但既不掌握什么技能又不贡献什么价值的群体占比较高的社会。 c. 尽管会有“智能炸弹客”,但新卢德派的大部分追随者,将来自于先进民族国家中收入能力最低的三分之二人口中。 d. 民族主义和卢德派中反应最为激烈的,不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人,而是掌握了中等技能的阶层,他们是在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面临着向下流动的威胁。
  8. 随着新的大政治条件孕育出新的身份意识,以及与之配套的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民族主义过时的要求就会失去吸引力。

  9. 民族主义的反动情绪会在新千年的早期几十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事实证明, 分散的主权在效率上远远优于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权力运作,这种反动就会消退。 我们相信,民族国家生性而来的对其他国家的霸凌行径,如俄罗斯入侵车臣,会使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狂热者,失去在信息时代大政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同情。

  10. 民族国家最终会在财务危机中崩溃。当失败的机构不断面临支出上升和收入下降时,通常都会爆发系统性危机。随着 21 世纪初退休福利和医疗支出的膨胀, 这种情况势必给领先的民族国家造成威胁。就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英国和美国都背负着几十亿美元无准备金的养老金负债(在人均可比的基础上),且都无法收拾。其他主要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破产负担。

与文艺复兴的相似之处

保姆式国家崩溃的后果,与 500 年前圣母教会垄断体制的崩溃所产生的结果,将如出一辙;在前面我们简要阐述过其中的原因。而与今天的民族国家不同,当时的教会,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处于不受挑战的优势地位。在某些方面,教会的地位比 500 年后的国家更加稳固。长久以来,教会一直宣称自己是“基督社会之首的普遍权威”;这是中世纪思想史学家约翰·莫拉尔(John B. Morrall)的描述。 然而,尽管在 1490 年的技术革命之前,很少有欧洲人质疑教会在基督教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革命之后,教会的传统角色勉强生存了一代人的时间。

良知的私有化

到了 1520 年代初期,数百万善良的欧洲人已经拒绝了天主教会的普遍权威,而在仅仅几十年前,这种异端行为是要受到酷刑和死刑惩罚的。事实上,欧洲许多中世纪的大教堂和普通教堂,都装饰这异教徒被恶魔拔掉舌头的雕像。这些酷刑所传达的教训,肯定给那些不识字的教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仅通过惩罚他们就能认识到,那些受害者都是异教徒。这种惩罚尽管很严酷,但相比对异教徒的终极惩罚——烤死在火刑柱上,它只能算是一种热身。

然而,令教会失望的是,这些教训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印刷机的出现,使异端观点层出不穷,可怕的惩罚并不能阻止异端分子的涌现。实际上,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确实有不少追求宗教自由的先驱,非常不幸地为他们精神独立的主张付出了代价,被割掉了舌头,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宗教裁判所中的反动分子, 仅仅因为有人说了一些我们认为是普通的良心话,就把他们烧死了。

总而言之,宗教改革和它所激起的反动行为,使数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半年,死在战场上的人数就达到 151,000 人。还有更多的人, 死于饥荒、疾病、宗教裁判所和其他权力当局手中,绝不是所有的暴力事件都是天主教会所为。后来人们在伦敦塔中发现了一千多具尸骨,普遍认为是英王亨利八世残忍杀害的英国重要的天主教徒。其中一些人,包括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圣约翰·费舍尔主教,都是因为拒绝放弃旧信仰而被公开处决。亨利八世的天主教女儿玛丽王后,因为从父亲那里遗传了梅毒而精神失常。在她统治的最后两年, 将 300 名新教异教徒烧死在了火刑柱上。当不同教派的信仰者坚持自己的信仰, 选择自己支持的教会时——该权利被长期剥夺,这就是他们要付出的代价。

从我们 20 世纪末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对个人信仰的表达,完全在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围内。但在十六世纪初,人们既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当时的权威,还在从日渐式微的中世纪世界观中汲取养分。在他们眼里,个人自治与权威相对抗的姿态,尤其是相对于教皇的“至上全权”(plentitude potestatis), 是明显的颠覆,是无法容忍的。正如神学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 所说,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的观点,“意味着与旧教会的制度和精神连续性,进行了深思熟虑且坚决果断的分裂。”

异端与叛逆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我们预计,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将被“深思熟虑且坚决果断地打破”。到下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末,数以百万计正直的个人,将会被判以一种低级的叛国罪,相当于 16 世纪宗教异端的世俗版本。 他们要主张自己的主权,而不再效忠于摇摇欲坠的民族国家;而他们的权力,不是选择自己的主教或礼拜堂,而是作为客户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主权的私有化, 就是五个世纪之前的良知私有化。二者都是统治机构以前的支持者进行的大规模反叛。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研究“对公司、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反应”的专家,他写到,这种类型的退出困难重重,因为“退出常常被打上犯罪的烙印,它一直被贴有逃兵、变节、叛国的标签。”

主权个人不再接受作为国家的人力资源,以及被强加的一切。数百万人将摆脱公民义务,成为政府提供的有价值服务的客户。他们甚至会创建和赞助相应的机构, 把与公民身份相关的大部分服务,完全置于商业化的基础上。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者一直被国家当作资产,就像奶农对待奶牛一样,他们被压榨得越来越厉害。现在,奶牛要长出翅膀了。

脱离公民身份

就像在 16 世纪,新的大政治条件打破了教会的垄断;我们认为,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最终将决定 21 世纪的治理方式,不管在那些被现代政治价值观洗脑的人看来,它的新规矩是多么的离谱。从“公民”身份到“客户”身份的演变, 以为着对过去的反叛;就像在现代早期,从骑士身份到公民身份的转变一样激烈。 信息精英对公民身份的抛弃,会产生一种刺激;而类似的刺激,在五百年前,导致数百万欧洲人抛弃了教皇的绝对正确。

如果说与宗教改革的类比没有说服力,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今天很难直接看出, 放弃对宗教机构的忠诚曾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 20 世纪的叛国罪一样。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除了少数伊斯兰国家外,异端邪说只是一种精神不正常,对个人名誉的打击,跟一张在限速 30 英里的道路上开到 45 英里而吃到的超速罚单差不多。现在的异端,需要达到公然的魔鬼崇拜的程度,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宗教教义的整理过于涣散和草率,以致于很少有人了解,过去成为异端争论焦点的神学观念。这反映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普遍从宗教上转移开了。

20 世纪末的宗教领袖,他们已不再把精力用于关注人们的精神问题,而是成为了游说者和社会煽动者,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帮助导演了人们对精神世界严肃性的反叛。宗教领袖像散落的铁屑一样,被权力的磁铁所吸引,把大部分的活动用于向政治领导人施压,促使其采取对民族主义生存至关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阿根廷,天主教会大声疾呼,向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的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弃经济改革,转而支持严重通货膨胀的传统货币,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在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宗教领袖也对削减臃肿预算的计划表达了类似的抱怨。天主教的主教还不遗余力地游说,反对美国的福利改革。

财政裁判所?

简单来说,当代的宗教领袖,正在把他们日益衰落的道德权威,主要用在世俗的救赎,以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和鼓动上,而不是精神救赎。鉴于他们的这种表现记录,可以预期,他们会作为帮凶,参与到即将到来的对世俗改革的反动中去。 当民族国家受到挑战并风雨飘摇,它将不再能够履行对物质利益的承诺,而这正是民众支持它的核心基础。在法国大革命时达成的事实交易,即将失效。国家无力再保证公民接受低成本或免费的教育,更不要医疗保健、失业保险和养老金, 而人们以此所交换的是质量极差的军事服务。虽然现在战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政府不用再使用大规模的军队,也可以保卫自己及其统治下的领土,但这并不能免除对政府打破交易承诺的批评,况且这种交易业已过时。

实际上,当新的大政治逻辑全面展开,它所产生的后果,在新型信息经济的失败者中间,将极不受欢迎。因此,完全可以肯定,许多宗教领袖以及政府支出的既得利益者,将会站在怀旧与反动的最前线,试图重振民族主义的主张。他们会宣称,不能让任何美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或其他任何民族的人,饥肠辘辘地上床睡觉。即使是那些一直处于改革前沿,并将从“市场友好型全球主义”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新西兰,也会被反动的失败者所折磨。他们会想方设法,阻挠资本和人员的跨界流动。而且,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政治煽动家们,像新西兰第一党的领导人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懒得从原本去思考世界将如何运作。但是,等到适当的时候,温斯顿和他的手下会得知信息经济的逻辑。 他们就会设法阻止计算机、机器人、电子通讯、加密及其他信息技术的扩散;而这些技术正在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内代替人工。无论你在哪里,永远会有一群政客,为了阻挠个人从政治中宣布独立,不惜破坏长期繁荣的经济前景。

20/20 愿景

到 2020 年,或者说在马丁·路德把他颠覆性的 95 条论钢,钉在威腾堡教堂大门上,大约 5 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公民身份的成本收益比的认识,会经历类似的颠覆性觉醒。能人和富人,即未来的主权个人,对民族国家看法的改变,相当于经历一场政治上的激光近视手术。他们将会看到 20/20。在 20 世纪,和整个现代时期一样,暴力回报的持续高涨,使大政府成为了一种赚钱的买卖。在经合组织国家,尽管存在对收入和资本的掠夺性税收,但大规模权力的决定性地位,依然左右了富有的、雄心勃勃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每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客,都能够以接近甚至超过 90%的边际税率进行征税。 对此我们讨论过,富人别无选择,只能屈从。现实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政府, 来保护自己,因为后者掌握着大规模的暴力。除了有机会到香港任职的英国警察 (香港比英国税率低,译注),经合组织国家征收垄断性的税收,很少被当成一回事。在工业时代,任何有高收入能力的人,如果想享受领先的经济机会,除了居住在高税率的经济体中,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意味着,他们要承受昂贵的税收负担,与政府服务的价值不成比例。

政治的算术

19 世纪的美国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曾经很精明地勾勒出现代政治的算术。卡恩霍恩的数学公式,将民族国家的全部人口分为两类:一类是纳税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成本的贡献大于消费;另一类是税收消费者,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利益超出过成本的贡献。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企业家,在 20 世纪结束时都是净纳税人,而且程度很夸张。例如,在 1996 年,前 1%的英国纳税人承担了所得税总额的 17%;他们比底层 50%的收入者支付的税款还多 30%,后者只贡献了 13%的所得税总额。在美国,富人的税负更夸张;1995 年,前 1%的人支付了总所得税的 30.2%。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所提示的,富人不仅必须为那些“质量差劲但价格高得离谱”的服务付费,而且他们的付费价格与服务质量不成比例。上层纳税人付出的利益,基本完全流到了他人的口袋。在大多数情况下,富人根本不稀罕消费政府的服务,这些服务的质量一般都很差。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效率之地下都是出了名的,这主要因为它们控制在雇员手里,这些人欠缺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工业时代,缴税最多的纳税人,他们为政府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是这些服务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价值的许多倍。

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而不幸的是,用莱恩的话说,认识到为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按理想标准而言是一种浪费”;这样的洞察在 20 世纪中叶几乎没什么用处。相反,它只是一个可被接受的缺陷,是“社会组织必然的各种浪费之一。” 对此感到不满的人,他们的选择不是从英国搬到法国,或者从美国搬到加拿大。 这基本没什么区别;主要的民族国家都有同样的缺陷。或多或少,它们都采取了没收性的税收制度。你如果想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自主权,就必须脱离欧洲和北美的核心国家,迁移到世界上的边缘国家。在亚洲部分地区、南美洲和一些偏远的岛国,税收负担明显低很多。但是,逃避掠夺性税收通常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如经济机会的丧失,生活水平一般也会下降。对此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除了那些肆意施加没收性税负的核心工业民族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机会都非常有限,生活质量也往往低于平均水平。

以共产主义制度为例。与许多第三世界的政权一样,共产主义国家通常不征收高额的所得税,甚至根本不征收任何所得税。但是,在苏联存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几乎没有,或很少有企业家去苏联寻求税收庇护。虽然苏联的所得税率不高, 但它没有任何优势,因为苏联不承认财产权。这比税收负担更加糟糕。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基本不可能经营企业,并真正赚到什么大钱。就效果而言,共产主义没收了人们的税前收入。

此外,如果有人通过奇怪的方式获得了稳定的收入,然后选择住在莫斯科或哈瓦那时,他很难用钱买到体面的生活质量。除了上好的雪茄和鱼子酱、出色的交响乐团和芭蕾舞之外,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可消费的乐趣。生活中大部分稀缺的好东西,用钱都无法买到,或者是基于政治的影响力而严格配给的。 后现代生活的批评者,往往会突出“消费在后现代经验中的重要性”,冒着证实这种刻板印象的风险,我们要指出,自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全球范围内可获得的商品数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必将导致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有利于削弱国家和地方之间的联系。

在旧的政权之下,消费者的选择如此有限,就连卡斯特罗本人,如果想清理牙齿上的高斯巴雪茄碎片,也很难买到一包像样的牙线。一直到最近,甚至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富人,都享受不到西欧或北美中产阶级日常的生活质量。看到这种悲惨的境况,大部分的杰出人士都感动地接受了工业时代的民族主义交易。他们待在原地,缴纳高到离谱的税款,与在他们出生的领土上垄断了暴力的那个民族国家, 交换质量低劣的保护服务。

“现在,天堂已经被天使关上了,锁住了,所以我们必须向前走,踏遍世界,看看是否在某个地方,有一条后路可以进去。”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共产主义的垮台,拆除了“铁幕”,它曾经阻碍了旅行,阻断了商业的全球化, 人为地维持着世界的“大”(相对于现在的小星球,译注)。喷气式飞机,与破坏共产主义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加剧了对高端旅行消费的竞争。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有银行家在进进出出,这对全世界的住宿和餐饮标准,都是一种极大的刺激。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指麦当劳和肯德基,虽然它们的特许经营,在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等以前禁止的地方快速蔓延。更重要的,是领先的连锁酒店与高质量的餐厅的扩张,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这些地方提供的是特急葡萄酒,而不是伏特加和可乐。这种转变意味着,任何有能力的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到高标准的物质生活。事实上,现在很少有哪个国家,没有一家一流的酒店,或一家能引起米其林调查员兴趣的餐厅。

正如赫希曼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预测,作为对政府服务的质量与价格感到不满的解决之道,退出离开——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其吸引力大大增加了。他写道: “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对国家的忠诚,也可以生活……只有当国家因为通讯进步与全面现代化而变得大同小异时,才会出现过早和过度退出的威胁,目前的‘人才外流’就是一个例子。”请注意,我们在第 8 章指出过,赫希曼的“过早和过度退出”的标准,是出于将被抛弃的民族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角度。

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是无可非议的,即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会增加反叛与退出的吸引力。现在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比过去更容易生活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更愿意去生活成本最低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现在你不仅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过上好日子,你还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不是非要住在高成本的国家, 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然后像凯恩斯勋爵所说的那样,过上“明智、愉快且美好的生活”。基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原因,微技术正在改变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大政治基础。在信息时代,全新的网络经济将会出现,它超越任何政府的垄断范围。 有史以来第一次,技术将使个人能够,在一个难以被系统性强制所征服的领域中, 去积累自己的财富。

新的社会,也是新的文化,它的一端将由机器和自动化的作用来定义,机器会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比人类更好,自动化将使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工作消失;它的另一端,则由信息技术赋予真正能够利用它的人的力量来定义。这样的社会将产生更大的张力,一个小阶级(可以称之为信息贵族),和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可称为信息贫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之一是,信息贫民要么被地理环境所束缚,要么无法从移动中获益。而信息贵族,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将会到处流动,因为他们有能力在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赚到钱;就像受欢迎的小说作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百年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Robert Louis Stevenson,《金银岛》、《化身博士》的作者,译注)可以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谋生;信息贵族现在一样可以。

管辖区之间的市场竞争

由于信息技术超越了地方专制,自然而然地,它会使世界各地的管辖区(即国家, 译注),面临事实上的全球竞争,竞争的基础就是政府服务的质量与价格。换句话说,行使着地方领土垄断权的政府,就像大多数其他实体一样,最终会遭遇真正的市场竞争,就看它们怎么服务自己的客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很快人们就会发现,以前有利于高成本制度的逻辑已经被逆转。领先的民族国家,因为它掠夺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及严厉的监管,将不再是居住地的首选。理性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以垄断性的价格,提供着劣质的保护,并减少了经济发展的机会。 未来的发展可能会证明,它们将比传统上收入更不平等的亚洲和拉美国家更不受欢迎,更加充满暴力。目前领先的福利国家,会因为遗弃逃离而失去最优质的公民。

未来的“超国家”(Extranational)时代

随着“主权个人”时代的成型,许多最杰出的人士,不会再认为自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再是“英国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一种全新的“跨国的”或“超国家的”世界观,以及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新模式,在新的千年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如前所述,这种心智模式的早期证据,就是在 MTV 的青少年观众中,几乎一半人都想离开他们的国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未来的身份形式,与国籍不一样,它不再是系统性强制的产物;这种强制在 20 世纪里导致民族国家和国家制度无所不在。

涵盖全球的事态发展通常被人们描述为“国际事务”,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表明, 民族主义的定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构想世界的思维方式之中。经过两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奥秘的灌输,人们很容易忽视,“国际”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西方概念。事实上,这个词是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 在 1789 年发明的;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书中首次被使用。本瑟姆写道:“必须承认,国际这个词是一个新词,希望它能有足够的可类比性,并且易于理解。”这个词现在非常流行,而且不仅在本瑟姆原本的狭义层面上。“国际”成了一个万用的近义词,可以指代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

国际时代开始于 1789 年,与法国大革命同年。它持续了两个世纪,直到 1989 年,欧洲开始反抗共产主义。我们认为,那第二次大革命(指推倒柏林墙,译注) 标志着国际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因为,已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的主题歌就叫 “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国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是民族国家最野心勃勃的表现。国家权力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也体现在语言上。现代时期最具侵略性的动词就是“国有化”,意思是将某样东西纳入到国家所有和控制之下。在国际时代,这个动词经常从世界各地的政治煽动家嘴里蹦出来。现在,它已经是过去的词汇了。国有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国家权力已经不合时宜。

在现代时期的黄昏,国家的集权,正在被技术创新和市场力量间的互动所削弱。 现在,市场的下一个胜利阶段即将展开。在这个阶段,不仅单个的民族国家开始解体,在我们看来,就连民族国家的俱乐部——联合国,也注定要破产。如果联合国在千年之交后的某个时候被清算,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国际” 概念是一种股票,现在就是清仓的时候。在新的千年里,这个概念可能会被取代, 或至少缩小回它原本的含义;因为未来的世界,不再由连在一起的主权国家的体系所主导。新的关系会呈现出一种“超国家”的形式,它将由日益重要的微型管辖区和主权个人说了算。拉布拉多海岸的一块飞地,与一个主权个人之间的争端, 不能再被称之为“国际”争端。它应该是超国家的。

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社区和效忠不再与领土绑在一起。个人身份会更加确切地建立在真正的亲和关系、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基因之上,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虚假亲缘关系。保护工作会通过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些新方式,用六分仪、铅垂线或土地测量员工具箱中其他划定边界的早期现代工具, 是解析不了的。

被发明的共同体和传统

人类一生下来就被置于一个“发明”出来的共同体当中,这个共同体就叫做国家;这种观念,在下个世纪里,会被世界主义的精英们认为很古怪,又不合理,和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写到,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研究民族主义的权威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Billig),进一步充实了这一说法:

在其他时代,人们并没有语言和方言的概念,更不用说领土和主权的概念了;而在今天它们是如此普遍,对“我们”来说,又是如此地真实。这些概念已经深刻地嵌入了当代常识之中, 以致于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了,它们的永久性是被发明出来的。中世纪在蒙泰罗或圣马特奥的作坊里干货的鞋匠,在 700 年后的我们看来,也许是狭隘的、迷信的。但他们也会觉得,我们关于语言和民族的想法是奇怪的神秘主义,他们会搞不懂,为什么这种神秘主义会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猜测,在超国家的未来,有思考能力的人同样会感到困惑。苯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过,国家是“想象中的共同体”。我们不是说想象中的东西就一定微不足道。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言,要不是想象力作怪,一个男人就会很乐意“与侍女睡觉,就像和公爵夫人一样。”不过,对于那些从 20 世纪走过来的人而言,“国家”好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组织单位;要让他们理解国家是“想象的”而不是自然的,简直就不可能。为了更好理解,未来与我们熟悉的现在会有多大的不同,有必要看一看,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强加到工业时代的“常识”之上的。

人们很容易忽视,“民族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持续的想象力加持形成的。 要知道,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准确界定哪些群体应该是一个“民族”, 哪些不应该是。严格来说,也不存在什么“天然的边界”;就像著名历史学家欧文·拉蒂莫(Owen Lattimore)和查理斯·惠特克(C. R. Whittaker)所阐明的。 “帝国的主要边界”,拉蒂莫在写到中华帝国时说,“不仅是一条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分界线,它还代表了一个特定社会所能增长的最大极限。”或者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所说,“只要在经济学中思考这些问题,一个特定的经济体或‘国家’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既定的, 生活在边界内的人口也是确定的。但是,很明显,不管这些边界在国际法中变得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它们都曾经在敌对的主张者之间发生过争夺,最终是由各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所确定的。”

一个人即使拥有,世界上一半民族国家的所有数据和高清的卫星地图,也猜测不到其他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科学的方法,能够从生物学或语言学上区分开,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无论多么先进的解剖技术,都无法从基因上,把飞机失事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苏丹人的遗体区分开。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是自然的,不像物种之间的界限,或动物品种之间的自然区别。相反, 它们是过去和现在,为了实施权力而锻造的人工制品。

“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a navy.” “语言就是由陆军和海军护航的方言” -马里奥·佩 MARIO PEI

语言是权力的人工产物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说法也适用于语言。 在民族国家统治世界几个世纪之后,如果说“语言”并不构成区分民族的客观基础,似乎有点不恰当,甚至是荒谬的。但请再仔细看看。现代语言的历史,清楚揭示了它们被塑造为加强民族主义认同的工具的程度。我们现在所理解和使用的西方“语言”,不是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今天的形式。在客观上,它们也无法与 “方言”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没有人愿意说“方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母语被认为是真正的正品,是一种“语言”。

“现在,谁也不要再说,言语毫无用途。言语和行动是一体的。抚慰人心的积极话语,具有强大的能量,它创造了行动——也就是生育了。在此,行动是言语的仆人,顺从跟随其后。 就像创世的第一天:神说了话,就有了世界。” -米什莱(MICHELET) 1792 年 8 月

“语言和行为是一体的”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南部使用的混合版本的拉丁语,即 la langue d’ oc,也就是奥克西坦语;与后来成为法语基础的巴黎方言 la langue d’oil 相比, 奥克语与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方言有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上,当“人权宣言”以巴黎风格的语言发表时,生活在目前法国边界内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法理解的。法国革命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要绞尽脑汁把他们的大字报和法令翻译成无数村庄的土语;这些村庄之间,也很难理解对方的语言。

生活在后来的“法国”境内的人们,原本讲着各种差异很大的语言,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这些语言被有意识地异文合并,形成了一种官方语言。自 1539 年弗兰西斯一世颁布《维勒-科特雷茨敕令》以来,书面法语一直是法院的官方语言, 但这并不意味它能被普遍地理解,就像在 1200 年后,“法律法语”在英格兰成为了法院的官方语言,但能理解它的人不多。它们都属于一种“行政方言”,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为人们所使用和理解的标准化语言。

法国革命者希望创造更全面的东西,一种国家语言。历史学家杰尼斯·兰金斯 (Janis Langins)在《语言的社会历史》一书中评论到,“革命者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团体认为,如果有意识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强行推广一种标准的法语, 就会进一步推动大革命的胜利和启蒙运动的传播。”这种“有意识的努力”包括在个别词语的使用上费尽心机。例如,米拉波在 1789 年首次使用“革命的” (revolutionary)这个词,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兰金斯指出,(“革命的”一词)在经历了一段“广泛且不加区分的使用”之后,“在恐怖时期,被压制和遗忘了一段时间,长达几十年……1795 年 6 月 12 日,国民公会决定改革语言以及我们的前暴君(即被砍头的罗伯斯庇尔)建立的机构,以在官方称谓中替换‘革命的’一词。”这种语言工程的传统,在后来针对从英语转入法语的词汇 ——如“周末”等,法国当局的微妙反应中一直延续了下去。

然而,在两个世纪前,法国的国家语言工程师们,不只是歧视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词汇;他们面临着一项更大的工程,那就是消灭共和国领土内的地方语言变体。这项工作不仅限于压制奥克西坦语。在当时的里维埃拉地区,人们说的“法语”比起巴黎的法语,更接近于东边的“意大利语”。同样,阿尔萨斯的语言可以被归为德语的一种形式,而德语本身也有很多地方性变体。在比利牛斯山一带, 人们说的是巴斯克语。和在法国西北海岸使用的布列塔尼语一样,巴斯克语与作为法语基础的拉丁语的任何地方土语都毫无共同之处。在法国东北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讲的是佛兰芒语。总之,就像迈克尔·比利格所提示的,“巴黎风格的法语”,不是通过自发的市场行为传播的,而是“作为‘法语国语’,在法律和文化上被强加的。”

法国如此,其他民族国家的构建也是如此。语言往往由军队携带,由殖民国家强加。比如,非洲独立之后的地图,就是根据欧洲列强行政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来编制的。学校很少教授当地方言。被承认的“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区别, 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前者主要用以界定“国家”,即使是任意划定边界的殖民国家,后者则不是这样。 简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强加“民族语言”是巩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国家垄断暴力的领土上,鼓励或迫使每个人讲“母语”,对促进权力的行使大有裨益。

语言统一的军事好处

在一个暴力回报率不断上升的世界里,采用一种民族语言可以带来军事上的优势。民族语言,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巩固中央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央当局鼓励公民讲同一种语言,能够削弱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法国大革命之后,语言的标准化,使得最廉价、最有效的招募现代军力的形式——国家兵役——成为一种可行的制度。共同的语言,使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可以顺畅地交流。这是大规模兵役取代独立兵营的先决条件,后者通常是由地方豪强征集和控制的,而不是中央当局。

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军队是由地方豪强组建和指挥的。 他们可能响应,也可能不响应,来自巴黎或其他首都的战争号召。而无论响不响应,他们的立场都是经过慎重谈判后确定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给予或撤回支持的能力是……强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此外,对中央当局而言,独立的军事力量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能够抵抗政府对国内资源的征用。显然,所有的中央当局,无论是国王还是革命大会,都面临一个困难的挑战,就是从地方势力手中征税或以其他方式剥削资源,而地方势力控制着私人军队,有能力保护这些资源免受剥夺。

“国家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政府在整个领土范围内实施其意志的权力。而强制推行一种国家语言,对国家军队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国家军队组建并运转之前,使各个成员能够流利地互相沟通,显然是很有用的。

因此,如果一个辖区内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命令和指示,并能沿着官僚智慧系统把情报传递回去,是一个有利的军事条件。这一点的价值,得到了法国革命者立竿见影的证明。除了开办相当于语言学校的课程班以外,他们还专门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速成班”;在这些班里,就像兰金斯所写的,“来自法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将接受火药和大炮制造技术的培训。”

法国人的做法所带来的军事优势,体现在拿破仑时期的成功,以及其他国家的反例之上;这些例子让人们看到,在战争期间,没有利用共同语言动员优势的政权, 遭到了什么样的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造成俄军惨败和士气低落的诸多因素之一,就是沙皇的贵族军官喜欢用德语交流(罗曼诺夫家族的另一种宫廷语言是法语),而普通士兵根本不懂德语,更不用说俄国公民了。

这点出了共同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的军事优势;它减少了缺乏打仗动力的障碍。官方进行的宣传,如果人们无法理解,是没有用的。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者也很好地适应了新的可能性。按照兰金斯的说法,他们的“主导思想”是“人民的意志,因此,他们必须用人民特殊的语言,去表达人民的意志,从而使自己认同人民的意志。”在 1789 年以前,“公民”之间无法理解彼此的语言,是表达“人民意志”的一大障碍,也是在国家层面行使权力的一种制约。在工业化时期,多语言国家或帝国在战争动员方面,面临着更多挑战。

因此,在边缘地区,它们往往会被更善于激励公民作战和调动战争资源的民族国家所淘汰。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就是很好的例证,如 18 世纪末法国和法国人等概念的发明。而民族主义的分权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一战后奥匈帝国的崩溃。 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出现的新民族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用凯恩斯的话说,是“不完整与不成熟的”。但是,他们围绕着民族身份——至少部分是由语言定义的——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张,说服了伍德罗·威尔逊(当时的美国总统,译注)和其他的盟国领导人,从而起草了 《凡尔赛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的分裂,说明语言在国家构建中是一把双刃剑。当暴力的回报不断上升时,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权力的行使和巩固。而当巩固权力的动力减弱时,少数族裔围绕着语言争端会分帮立派,这往往会导致多语言国家的分裂。 19 世纪中叶的奥匈帝国,在一场流行病夺走了大量的德语人口之后,多个城市都掀起了分离主义的高潮。在 19 世纪的开端,布拉格还是一个德语城市。和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在进入 19 世纪后,它也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通过农村来的移民,大量无地的讲捷克语的农民被同化。一开始,新来的移民觉得有必要学好德语,以便更好地与人相处,于是他们就学了。但到 19 世纪中期,饥荒和瘟疫带走了大量将德语的城市居民,取而代之的是讲捷克语的农民。突然之间,讲捷克语的人多了起来,新移民不用再学德语了。布拉格成了一个捷克语城市,也成了捷克民族主义的温床。

当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主要围绕着语言的争执,在多语言国家展开。比利时和加拿大显然就是这样,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新的千年里,这两个国家可能是经合组织中最早解体的。加拿大政府很难越过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党,强行实施语言统一的高压行动。更出人意料的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分离主义的早期活动中,语言问题也是一大诱因;意大利同样面临着解体。1980 年代初,当时的伦巴第联盟, “宣布伦巴第语是一种独立于意大利语的语言。”比利格评论说:“如果联盟的方案在 80 年代初获得成功,伦巴第从意大利分离出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那我们可以预测:越来越多的伦巴第人会认为他们不是意大利人。”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例如,在 1905 年挪威独立后,挪威民族主义者齐心协力,去划定并强调“挪威语”与丹麦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之处。同样, 白俄罗斯的独立主义活动家,把路标都换成了“白俄罗斯语”;但很显然,他们没能证明白俄罗斯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不是俄罗斯的方言。

现在,有利于语言统一的军事需求基本不存在了,我们预计国家语言将逐渐消失, 但一场恶战是免不了的。可以想见,“战争使国家强健”这句被反复打磨过的俗语,会重新复辟,考验人们的选择。随着民族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煽动者和反动分子会鼓动战争和冲突,掀起种族和部落战争,就像在前南斯拉夫,以及从布隆迪到索马里等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冲突将是很容易挑起的,因为它可以为那些想要阻止主权商业化趋势的人提供借口。战争有利于维持更严苛的税收,并对那些逃避公民义务的人施加严厉的惩罚。战争还有助于加强民族主义“他们,和我们” 的维度区分。对于系统性强权的支持者来说,主权商业化,个人可以根据质量和价格选择主权服务,简直罪恶深重;其罪不亚于在宗教改革期间,个人主张否决教皇的判决,并要自己选择救赎之道。

这两种罪之间的相似性,也基于这一事实:15 世纪末的印刷术也 20 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都解放性地将以前神秘的知识,交到了个人手里。印刷术将圣经和其他圣典直接带到了个人身边;而在那之前,人们必须依靠牧师及教会上层,由他们来解释上帝的话语。同样,新型信息技术是任何有电脑联网的人,都可以获得关于商业、投资和时事的信息,而在过去,这些信息只有政府和企业高层才能获得。

“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使新的民族意识成为可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

赛博空间的摇滚

毫无疑问,互联网对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与火药和印刷术对民族主义的促进作用一样强大。全球计算机的互连,不会使拉丁语重新成为一种通用语言,但它有助于把商业从地方方言的范畴,转移到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全球语言中去,那是奥迪斯·雷丁(Otis Redding,美国灵魂乐歌手)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摇滚女王)教给世界的语言,那是摇滚乐的语言,那就是英语。

新的网络媒体,可以创造超越地理界限的新型亲和关系,从而削弱民族主义。它们将吸引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受众,无论这些人在哪里,只要他们受过教育,在网上碰巧发现了彼此,就会形成这种关系。这些新的、非地域性的亲和关系将会蓬勃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它们可能会创造一个关于“爱国主义”的新视点。或者说,它们会形成一种新的“内群体”(ingroup),个人可以在不牺牲经济理性的情况下,认同这些团体。犹太人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表明,在长期面对敌对的地方条件下,这种团体是有可能达成的。正如本章开头引用的威廉·普法夫的评论所说,认为忠于自己祖先的土地,必然意味着要忠于类似民族国家这样的结构,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历史,也是错误的。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莱斯利·史密斯(Lesley M. Smith),在《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eenth Century)一书中,更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们指出,那些看似是早期民族主义的例子,其实更多的是爱国者(patriot,这里翻译成爱国者其实不太妥,译注)在捍卫一块有限的家园(patria),而且往往是为了抵抗国家的吞并。他们写道:“很多时候,所谓的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忠诚,仔细考察后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家园本身和整个国家一样,完全有可能是故乡的一个城镇 (hometown)或省份。”

在《野蛮人与文明》(Savage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杰克·韦瑟富德(Jack Weatherford)清晰地解释了,印刷术作为第一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它的出现, 对政治的诞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政治要求人们效忠于一个更宽泛的民族国家。到 1500 年,欧洲 236 个地方都有印刷厂,“它们总共印刷了 2000 万本书。” 古腾堡(印刷术发明者)印刷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拉丁文的《圣经》。随后,他又用拉丁文出版其他流行的中世纪书籍。韦瑟富德解释说,印刷术的发展方向打破了一些人早期的期望,他们本以为,随手可得的书籍会使拉丁文甚至希腊文得到普及。事实却恰恰相反。印刷术没有促进拉丁文的使用,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印刷术是一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如果说手稿知识追求的是稀缺的、高深的学问,那么印刷知识的生存之道,则是可复制性和传播性。”在 1500 年的欧洲,没有多少人能使用多种语言;这意味着拉丁文作品的受众不是大众读者。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只懂一门语言,他们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潜在阅读市场。此外,读者如此,作者更是如此。而出版商需要能卖得出去的作品。在十五或十六世纪,当时的作家很少能用拉丁文创作出令人满意的新作品,出版商在市场需求的趋势下,开始出版地方语言的作品。因此,印刷术帮助把欧洲区分成了不同的语言区。它的促进作用,不仅是通过出版新的作品, 确立新语言的独特性,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而且通过采用特色的字体,如罗马体、斜体,以及直到 20 世纪初德国出版业普遍采用的厚重的哥特体。新的方言出版业,即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大获成功。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刷术对异端思想的传播,起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我们期待互联网对个人的非国有化,也会产生同样的推进力。尤其是,“路德成为了第一个为大众所知的畅销书作家,或者说,他是第一个能凭自己的名字‘卖’出新书的作家。”令人震惊的是,路德的作品占到了“1518 年到 1525 年间所有德语书籍销量的 1/3 还多。” 在很多方面,信息时代的新技术将会对抗 15 世纪的新技术——印刷术,后者对刺激和支持民族国家崛起发挥了部分大政治影响。万维网创造了一个商业场所, 它使用一种全球语言,即英语。它最终会被同声传译软件所加强,几乎人人都将可以顺利地使用多种语言;这也有助于语言和想象力的去国家化。印刷术破坏了对中世纪的统治机构——圣母教堂的忠诚,同样,我们期待信息时代的新技术摧毁保姆国家的权威。当时机成熟,基本每个地区都会成为多语言的地区;方言的重要性将上升。来自中央的宣传将失去大部分的凝聚力,因为移民和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敢于抵抗国家的同化。

军事神秘主义

从同样的角度看,“狩猎采集部落”是客观的共同体,而国家则远远不是;国家是在一种神秘主义的启发下被想象出来的,而这种神秘主义又是由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军事需求激发出来的。那是一种被认为比生命本身还重要的身份需求,它将生活在同一领土内的每个人联系起来。康托洛维茨(Kantorowicz)说,“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抽象的国家或作为公司运营的国家,成为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团体; 而为该团体牺牲,其价值简直相当于为上帝而死的十字军战士!”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把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神秘的构建。不过,正如比利格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平庸的神秘主义,而且它是如此平庸,似乎所有的神秘色彩早就蒸发了”。

它“把‘我们’与祖国绑在一起,祖国是如此的特殊,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地球上的一块物理区域。通过这一切,祖国被赋予一种家国情感,它不容质疑,当有需要的时候,完全值得为之而牺牲。而男人,尤其是男人,收到了特别的、充满快感的提示,提示他们可能的牺牲。”

民族主义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强调国与家之间的想象性联系。就像比利格所说的,国家被“想象成温馨的空间,人们在边界内舒适、安全地生活,并把危险的世界挡在外面。而‘我们’这个在祖国内的民族,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自己’ 想象成某种家庭。”民族主义者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还有许多关于亲情和身份的庸俗隐喻。他们把国家与个人的一种“整体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意识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会激发强大的利他主义和牺牲动机。

“牺牲性的利他主义,确实存在于社会性昆虫、其他非人类动物和人类当中,这意味着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仅由单个有机体的欲望和需求来定义。事实上,利他主义的存在,尤其是对粉丝的利他主义,要求人们对生物科学中传统的适者生存观念,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然选择的法则最终不会适用于个人。 -保罗·肖王玉华(音译)R. PAUL SHAW and YUWA WONG

民族主义与整体适应性

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改变人类选择的成本与回报的客观“大政治”因素。分析的预测能力,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个人会追求回报而规避成本。这是查尔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基本真理;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理。简单的回报优化并不能解释生活中的一切。不过,它确实阐明了人类社会性三种互动方式中的两种,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称之为“互惠和胁迫”。范登伯格所说的“互惠”是指“互利合作”,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例子,就是市场互动:交易、买卖、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胁迫”则是为了单方面的利益,即为了同物种间的寄生或掠夺而使用暴力。正如在本书及前两本书中所论述的,我们认为,胁迫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更加重要。胁迫可以决定财产的安危,可以限制个人进行互利合作的能力。胁迫是一些政治的基础。范登伯格的人类社会类型学中的第三种互动方式,是“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即动物与它们的亲属之间展开的合作行为。下文会更详细地阐述亲缘选择,它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写到,“达尔文的进化选择理论被复兴,被应用于社会行为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社会生物学”,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属性”;而且:

纵观所有的生命领域,社会生物学试图找到,决定生物体之间种种联系的一般规律。例如: 为什么某些生物有性别有家庭,有的只有性别没有家庭,有的既没有性别也没有家庭?为什么有的动物成群结队,有的则单独活动?为什么在有的群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等级支配模式,有的却没有?为什么有些生物会划分地盘,而另一些则不会?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性昆虫的无私奉献,为什么这种模式在自然界非常罕见?在哪些情况下,资源的分配是和平的,什么时候是通过暴力的手段?这些问题都是用公认的经济学术语提出和解答的。 社会生物学家问的是,观察到的这些关联模式,对呈现相应模式的生物体的净优势是什么, 这些模式在社会平衡状态下持续存在的机制又是什么?社会生物学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经济行为的一致性。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一位反对者称为“遗传资本主义”), 让一些意识形态者对社会生物学充满敌意。

我们将把社会生物学引入到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去,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性会促进系统性的胁迫。我们同意自然科学家科林·塔吉(Colin Tudge)的观点,他是《历史以前的时间》(The Time Before History) 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在我们理解当前的世界之前——先不要说对未来有什么看法,我们需要了解历史的前言部分。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宏大的时间尺度上审视自己”。塔吉提醒我们,“在我们动荡的生活表层之下,有更深层、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最终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和所有的同类……”。我们怀疑,在这些“更深层、更强大的力量”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受基因影响的动机力量,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支撑。正如赫舒拉发所指出的,套用亚当·斯密与罗纳德·科斯(R. H. Coase)的话说,“人类的欲望, 最终是由人类的生物本性和在地球上的处境所形成的适应性反应。”在大多数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这一观点因为明显的生物学意味而引人注目。毕竟,即使在美国,这个显而易见的多民族国家,政府也被人格化为家族式的“山姆大叔”。

生物学遗传

简单来说,在理解人类社会的持续演化时,要考虑到人性、物种起源以及它们在自然选择下的发展等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思考的是,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人类可能做出的反应。我们尤其关注人们对网络经济及其后果的反应, 包括前所未见的经济不平等。在这些预期可能发生的反应中,至少有一部分,其关键在于我们遗传的基因。

当一个新的物种形成时,它并不会抛弃在以前结构中携带的所有基因,而是会增加它。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全部差别,只包含在各自不到 2% 的 DNA 里;超过 98% 的 DNA 是两者共同的,其中一些 DNA 可以追溯到非常原始的早期生物,比历史发展的链条要远得多。

遗传惰性

人类文化同样包含着普遍的因素,其中一些确实可以是遗传自前人类的祖先。我们如何寻找事物,如何交配,如何组成家庭,如何与陌生群体打交道,如何保护自己,这些都是本能与文化的复杂混合物,有着非常原始的根源。它们也能够进行现代化的调整,比如现在时期民族国家的特点。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与遗传平行发展的。但它们之间有三个重大的区别:文化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链传播的,而不是通过代际之间的基因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智能活动来改变;文化会随着决定成本与回报的环境条件发生改变,这比基因变化要快得多。从生理上看, 我们与三万年的祖先还非常相似;但从文化上,我们离他们已经很远了。

进化模式

关于物种的进化,有两种生物学模式。科学的正统观念是新达尔文主义。按照这种理论,随机的基因变化产生出不同的自然种类。大多数种类不具备生存优势, 如白化黑鸟,它们往往会消亡。少数对生存有帮助的,会在物种间传播。这个理论还面临着很多难题,也许会在下个世纪被科学家们解决,但随机性和有利于生存的适应性,是目前科学界的正统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种模式是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理论的一些变体,他认为自然界的创造具有一些非随机性的目的,是一种寻求解决方案的智能力量。这一理念, 在当代权威人士如大卫·雷泽(David Layzer)和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的工作中,得到了回应;他们强调遗传变异不是简单随机性的,而是呈现出明确的倾向性。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经创造论,但它避免了正统达尔文主义的许多问题。

“社会生物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将适应性(fitness)的概念扩展为了“整体适应性”。 动物的确可以通过自身的繁殖,直接复制其基因;也可以通过与它共有特定比例基因的亲属进行繁殖,来间接复制其基因。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动物之间会有合作行为,从而在其基因相关的范围内增强彼此的适应性。这就是亲属选择的涵义。简而言之,动物具有裙带关系, 它们喜欢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喜欢近亲而不是远亲。这可能是有意识的,像人类就是;但更多的是无意识的。” —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

受基因影响的动机因素

1963 年,威廉·汉密尔顿(W.D.Hamilton)在他的论文“利他行为的演化研究” 中,提出了“整体适应性”的概念,为人类行为的研究增加了生物学视角。哈密尔顿认识到,虽然人类被赋予的行为模式,从根本上是自我导向的,但他们偶尔也会从事一些利他主义或自我牺牲的行为,这些行为并不能给个人生活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汉密尔顿试图调和这些明显的矛盾,他提出来,需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单位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任何物种中的个体都会寻求利益最大化,但不仅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福祉,而是汉密尔顿所说的“整体适应性”。他认为, “整体适应性”不仅包括达尔文意义上的个体生存,还包括可以增强具有相同基因的近亲属的繁衍和生存。汉密尔顿的“整体适应性”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中许多奇怪的特征,包括民族国家的政治表现。

利他主义:是误会还是顽固不化的亲属选择?

范登伯格认为:“利他主义主要适用于亲属,尤其是近亲属,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用词不当。它其实代表了终极的基因自私性;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最大化的整体适应性,所以使用了一种盲目的叫法。”不过,这也不等于说,如果不存在汉密尔顿和范登伯格所说的近亲遗传关系,就不存在利他主义。 人类是有性繁殖的,而不是无性克隆,这本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整体适应性最大化”的遗传倾向下,几乎肯定会激发大量的利他主义行为,使“自私的基因”以外的等位基因获益。首先来说,有一种情况,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有些人在帮助他人时,他可能是误以为是在帮助自己的近亲属。为后代而牺牲的父亲,可能并不是他们的生父,只是自己不知道。这不仅是一个肥皂剧题材,它还解释了一个原始的谜题:如果每一个表面上的父亲,表现得“好像”是真正的父亲——即使它可能不是,这也很可能促进“自私的基因”的幸存。

不过,正如赫舒拉发所指出的,从正确的角度看,“利他主义”的诸多悖论,都是由于语义上的模糊,它们经常迷惑或误导人们忽视竞争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 实施“帮助”更有助于生存:“在生存的竞争当中,如果利他主义的策略选择要胜过非利他主义,那么利他主义对自我生存的贡献就要超过非利他主义,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真的是利他主义。这真的是一团浆糊。但是,如果我们抛掉‘利他主义’这个词,转而问道;可以被完全客观地称之为‘帮助’的现象,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切就清晰多了。”

可能在“帮助亲属”时,问这个问题最有意思。在汉密尔顿关于整体适应度的基本表述中,涉及到一种生物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根据这种分析,一个个体,或者说“控制帮助行为的基因”,会把一个与自己相同的副本的生存,放在与自己的生存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一个个体是否愿意提供帮助,甚至为他人牺牲, 它的意愿程度,会随着另一个个体拥有相同基因的比例而变化。“具体来说,负责亲属帮助的基因,会指示一个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他能拯救两个兄弟姐妹、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八个堂兄弟姐妹,他就会献出自己的生命。”

整体适应性的概率问题

这种生物逻辑在原则上好像很清楚,但仔细研究后会发现,它掩盖了一些问题。 例如,一个人的兄弟姐妹和他的子女,可能有 50%的概率具有相同的基因,但按照严格的逻辑,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会真的在他们身上发生。每个人身上都携带有两套基因,一套来自父亲,一套来自母亲。当然这意味着,但也只意味着, 父亲或母亲个体所携带的基因,只有一半会必然遗传给后代。另外,生殖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基因突变,虽然概率不但,但也降低了基因成本效益分析的确定性。 所以,如果认真思考“基因是优化器”这个隐喻,就会意识到它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那种不是后代父辈的繁衍,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如果“自私的基因”确实可以通过为近亲牺牲而优化生存,那么,任何导致另一个等位基因替代 “自私基因”的相同拷贝的可能性,都可以看做是大自然母亲对自己玩的复杂戏法之一。

不确定的后果

因此,针对亲属的利他主义是有问题的。对于“自私的基因”来说,不仅存在着概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宿主表面上的亲属,事实上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基因副本。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如果做出特定的牺牲,怎么确定最终的实际受益人主要是自己的亲属,而不是其他人。(如果主要受益人是其他人,那这样的牺牲实际上可能会损害自私基因的整体适应性,因为它降低了自己在后代族群中出现的可能性。)举一个可怕的例子,这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受到新闻的启发而想到的。假设苏格兰邓布兰地区的一位家长,接到了紧急通知, 有一个武装分子冲进了当地一所学校,显然是要搞伤害活动。如果这个家长立刻行动,他或她可以采取英勇但也许注定会失败的行动,与疯子对抗,从而有可能救出他们在学校的孩子。也可能救不出。

即使是一个残忍的变态,想要杀死地球上所有的孩子,但他也可能打光弹药,或被他人制服,在此之前,他所能造成的杀伤也是有限的。不管怎样,如果做出牺牲的父母决定不去救,他的孩子也很有可能活下来,就像学校里大多数孩子一样。 在这里,勇敢的牺牲行为所避免的伤害,可能主要使其他孩子受益。所以,当事的父亲或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主要是为了他人的孩子,这实际上降低了他们自己的“整体适应性”。由于葬送了他们所有孩子的父母之一,可能会让这些孩子在达尔文式的竞争中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显然这是一个很压抑的例子,但它也是现实的。它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生活中无数的情况下,大大小小的帮助行为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在很多时候,这些行为的直接受益者,都无法被局限在关系密切的亲属身上。而讽刺的是,这可能会使那些具有较少歧视性帮助基因的人,获得部分生存利益,使他们能够经受得住迄今为止数千年来的所有磨难;我们会在下文对此进行阐述。

利他主义与遗传惯性

我们认为,如果“自私的基因”理论,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准确模拟,那么,认为由它所引起的帮助或牺牲行为,可以狭隘地、仅仅为了实际亲属的利益而实施, 就未免太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不完全知情,区分亲属是一门不确定的艺术。而且,即使亲属是已知的,对于特定的“自私的基因”,它在亲属人群中的实际分布也不能确定,这不仅仅是个概率问题。直到最近,还无法区分出个体之间真实的遗传标记。而要在实践中区分出,哪些近亲属代表了哪种正在优化生存的“自私的基因”,我们距此还有一段距离。除此之外,要将利益限制在亲属而非他人身上,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还有,从经验中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合适的亲属,人类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养育本能”转移到非亲属的利益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父母领养孩子的行为,或者某些人(通常无子女)对家中宠物的行为。这些人为了营救困在树上的猫咪,不惜受到重伤甚至死亡;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在每一年中,也有不少人因为家庭事故而丧失,这些事故都是由掉入险境中的宠物,以某种方式造成的。对宠物如此, 对养子女更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领养孩子的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好像” 对待亲属一样;这就赋予了“亲属选择”的概念另一种含义。

这样的例子,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希望的那样,会否定“自私的基因”理论。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人们通过“好像”是为近亲属做牺牲的行为,增加了自己的整体适应性;这些例子说明了“基因惯性”的现象。换句话说,它们反映了,霍华德·马格里斯(Howard Margolis)在《自私、利他主义和理性》(Selfishness,Altruism,and Rationality)一书中所指出的事实,即“人类社会的变化”比人类基因的进补(makeup)要快。因此,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仍然“像是生活在一个小型的狩猎采集群体当中。”就像范登伯格所说,这类群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

“他们是由几百人组成的、近亲繁殖的小规模团体。部落的成员,虽然被细分为较小的亲属群体,但他们把自己看成一个单一的种族,团结在一起,抵御外面的世界;他们通过亲属关系和婚姻网络互相联系,使部落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超级家庭。高度的近亲繁殖率,保证了大多数配偶也是亲属。”

简而言之,在农业出现之前的所有人类历史中,族群(ethic groups)都是“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由于过去的家庭与族内人(in-group,或叫内群体,译注) 之间的认同感,很可能存在一种受基因影响的行为倾向,就是把族内人当成亲人。 不难想象,在古时候,当“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亲属时,这种行为是具有生存价值的。正如马格里斯提到的,很容易想象,对于“这样小型的狩猎采集群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只靠这种整体性的自私(不存在互惠或复仇的问题),就可以独立支撑起对群体利益的保障。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某些幸存至今的倾向于群体利益的动机,其实是一种顽固不化的亲属利他主义(fossil kin-altruism)。”换句话说,由于我们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基因构成,我们对内群体的行为反映了一种“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有望优化由“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组成的内群体的生存与成功。

马格里斯推测,这种为群体利益付出的行为倾向——起因于“顽固不化的亲属利他主义(fossil kin-altruism)”或基因惯性,很可能帮助了智人的生存,“而其他的类人物种则灭绝了。”

表观遗传学(Epigenesis)

我们认为这种“好像”的行为,是“表观遗传”的一个典型例子;或者说,受到遗传影响的动机因素,会使人先天性地倾向于某些选择而非其他选择。换言之, 人类的心智并不是一块白板,或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带有预设电路的硬盘,它使某些反应比其他反应更容易被学习和受欢迎。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的心智倾向于从两个角度思考问题:一个是能激发敌意或敌视的外群体;一个是让人感到友好或忠诚的内群体,而这种忠诚通常是留给亲属的。

这种对待内群体就像对待近亲属一样的表观遗传倾向,使人类非常容易受到操纵的影响;而这一点又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去鼓动人们支持国家,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由此来看,民族主义的宣传,到处都在用充满亲情的词汇来装扮, 绝不是一个巧合。

“炮声惊天动地,美丽的法兰西呼唤她的孩子们奋起。周围的士兵正武装起来,呐喊吧,呐喊吧,我们的母亲在呼唤。” -法国士兵的军歌

虚假的亲属关系

世界各地的政客,都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就是喜欢用亲属关系的术语来描述国家。 国家是“我们的父土(fatherland)”或“我们的母国(motherland)”。它的公民是“我们”,是“家庭成员”,我们的“兄弟姐妹”。像法国、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文化千差万别,但都使用这样的比喻;在我们看来,这可不是修辞上的巧合,而是“表观遗传”的一个典型例子,或者说,受遗传影响的动机因素会使人类先天地倾向于某些选择。

表观遗传是如何操作的?民族国家为了驾驭人民的情感忠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了身份识别机制;这些方式在原始社会原本属于亲属关系的象征,却被用来将 “个人对整体适应性的关切”与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例如,肖和王通过深入研究,总结了现代民族国家用来动员民众对抗外族的五种识别方式,它们是:

  1. 共同的语言
  2. 共同的祖国
  3. 相似的外形特征
  4. 共同的宗教遗产
  5. 共同血统的信念当然,通过这些特征,在原始时代就可以区分出核心的民族群体。而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些识别手段被运用的方式,以及亲属语言的乔装改扮,像上文引用的法国军歌。把国家称为“父国”或“母国”的动员手段,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因为它效果卓著。

基因计算

这种涉及国家的亲属关系,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实际亲属关系所具有的那种亲疏远近。即使是一个很大的家庭里,每个人都是亲戚,但他们之间的亲近程度是不一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最亲的,祖父母和表兄弟姐妹就没那么亲了,远亲的、联系稀疏的表兄弟姐妹关系已经非常遥远,他们之间拥有共同基因的可能性跟陌生人差不多。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基因联系,也不再像石器时代那样密切。不管怎么样,所有真实的亲属关系,都可以用一个“亲缘系数” (coefficient of relatedness)的数学术语来定义,汉密尔顿把它作为计算和衡量基因重叠程度的标准。

相比之下,想象中的民族“大家庭”,它与国家的领土范围完全重合,并且是弹性的。国籍就像液体一样,均匀地渗透到严格限定的边界内的每一条缝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道:“在现代的概念中,国家主权在法定领土的每一平方厘米上的运行,都是完全的、绝对的、均匀的。”当然,在需要为国家做出牺牲时, 想象出来的亲缘系数永远是 1。

整体适应性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联,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的变革,人们的意愿取向是怎么样的,是欢迎还是抵制?我们在前面说过,在信息时代之前,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是以领土为基础的。 它们要么是围绕着核心族群的家乡领土而形成;要么是像民族国家一样,利用群体团结的共同动机,动员力量保护地方领土,抵抗外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领土一步之遥外的陌生人,都被视为可怕的敌人。考虑到原始时代亲属选择的设想, 这也不无道理。毕竟,当人类以目前的基因类型出现时,部落里的成员都是近亲, 他们都归属于一个核心的种族群体,一个“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

此外,关于亲属选择的必要性,即个人将直系亲属的生存与繁荣,与部落或超级家庭的繁荣昌盛捆绑在一起,确实有实际的经济意义。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确实要依靠这个部落的成功来实现自己的繁荣。他们没有独立的财产,个人或家庭如果脱离部落,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与繁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就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用赫舒拉发的话说,“只要一个群体内的成员承担着共同的命运或结果,互助就成了自助。”

“显然,原始人——洛夫图人可被视为数百个类似民族的代表——认为,一个社会的标准应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处境都是完全平等的。” -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

新环境,老基因

在当今时代,微处理技术正在加速创造新的环境条件,与人类在石器时代的基因所处理的条件大不相同。信息技术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远非我们在平等的石器时代的原始祖先所能想象。信息技术也正在创造超地域的资产,这有助于颠覆内群体的现代化身——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网络资产可能具有更高的价值,而这正是因为它们建立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如果在富裕的工业国家,出现我们所预期的那种对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的反击,上述发展只会更加强烈。这个事实本身,就会使远程持有资产变得更有价值。这种做法不仅不会遭人嫉妒,还可以将资产置于民族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外;而民族国家是个人必须应对的最具掠夺性的群体。

大自然与民族主义的不经济性

很少有人注意到,把对内群体的认同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是多么的讽刺;而这种忽视,可能也是表观遗传在影响态度方面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志。现代时期的暴力逻辑,往往从一开始就混淆,那种激发了认同内群体适应性的倾向的冲动。此话怎讲?因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将个人的“整体适应性”与一个国家级内群体认同在一起,不仅无法促进近亲属的生存与繁荣,反而会把个人牺牲的价值, 稀释到对亲属无足轻重的程度。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在过于庞大;这种国家的公民,与任何向他提出要求的其他公民之间,都不太可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亲缘系数”。国家内群体中的近亲比例,从石器时代的几乎全部都是,到 20 世纪已经锐减至用化学痕迹法基本检测不到了;不仅如此,个人与国家其他公民之间的“亲缘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比他与整个人类的系数更高。 一个拥有数千万甚至数亿(中国甚至有十几亿)成员的内群体,使任何人做出的牺牲或利益付出,相比它的超级体量,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从严格的逻辑上讲,现代的民族主义者,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不同,他不可能合理地期望, 通过牺牲或帮助内群体的行为,得以切实提升其家庭的生存前景。

在现实时期,尽管国家经济已经成为衡量社会福祉的基本单位,但是对有才华的个体的成功——也是其亲属的成功,最大的障碍却是以国家的名义,即内群体的名义强加给他的负担。至少对那些主要从事互惠性,而非胁迫性社会活动的人来说是这样——重温一下范登伯格的人类行为类别。 民族国家的逻辑表明,公民身份的终极代价是牺牲和死亡。吉恩·艾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 观察到,民族国家对公民的教化,更多是为了牺牲而不是侵略。

“年轻人上战场与其说是为了杀戮,不如说是为了死亡,为了大的政治实体而放弃自己的身体。”在纳税方面,做出牺牲的冲动同样强烈。纳税就像携带武器一样,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交换;因为在交换当中,一个人付出金钱可以得到某种价值相等或者更大的产品或服务。这一点从日常对话中就可见一斑。谈到纳税时,人们总是说“税收负担”,但是他们不会说“食品负担”,买汽车不会说 “汽车负担”,出去旅游也不会说“度假负担”,就是因为商业买卖一般都是公平交易,不公平的话人们就不会进行交易。

在这方面,民族主义展示了,表观遗传能够以及如何扭转达尔文的“自然经济” 理论。民族国家加强了系统性的、基于地狱的掠食。与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遭遇不同,20 世纪末的个人,遭受的主要寄生虫和掠食者,不可能是“外人”,及外敌;而是想象的内群体的化身,既在地的民族国家本身。因此,信息时代出现的超越地域性的资产,它的主要优势就是,这种资产可以被安置在民族国家所动员的系统性强迫的范围之外,而那就是未来的主权个人居住的领域。

如果我们的思路是对的,借助微处理技术,个人很可能在技术上摆脱公民身份的负担。在未来的“虚拟城市”中,他们将成为自己的超国家主权者,而不是臣民; 他们通过合同或私人条约来定义效忠,这种方式让人更多地联想到前现代的欧洲。在那里,商人通过商业条约和宪章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任意扣押”,并获得对“领主法的豁免”。在网络文化中,成功人士将会被免除因出生的意外而产生的公民义务。他们不会再认为自己主要是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将成为整个世界的超国家公民,只是碰巧住在其中一个或多个地方而已。

网络经济与遗传基因

然而,这个技术奇迹与它孕育的经济奇迹——摆脱地方专制,它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和未来委托给陌生人。当然,如果按照严格的基因计算,这些陌生人,并不一定比我们大都数的“同胞”在基因上更陌生;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一直在依赖着所谓的同胞。

问题在于,当民族国家的内群体友好行为,收获到违反常理的结果,这对网络经济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指标。当那些“被遗弃者”(left-hebinds),面临失去从强制再分配中所获得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把民族国家的死亡看作是对亲属关系的攻击?新千年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将证明这一点。人类的情绪反应是很复杂的。要知道,在 20 世纪,有 1.15 亿人为民族国家献出了生命。这个数字残酷地证明了表观遗传的力量。它说明了,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态度会不会延续到一个具有不同大政治规则的新时代。

其实,受基因影响的为民族国家而牺牲的行为,与亲属选择的进化目的是相悖的; 这一点也说明了,人类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可以适应很多在石器时代条件下没有被基因编程过的环境。塔吉(Tudge)在描述人类的“极端普遍性”(extreme generalness)时说,“我们是相当于图灵机的动物,是可以转用于任何任务的通用设备。”在即将到来的转型危机中,哪种倾向会付出水面呢?可能二者皆有。 主权的商业化,本身取决于数十万主权个人和数百万的其他人,是否愿意把他们的资产存入“第一无地银行”(first bank of Nowhere),从而确保不受直接的强制征收。这种类型的信托,在原始的过去找不到明显类似的存在。石器时代的人们资产很少,确实有一些的话,也是囤积在部落的控制之下;而部落是一个“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对外人充满着疑虑和不信任。不过,尽管网络经济在进化上看起来很新奇,但它也给人类带来一个机会,去表现我们最新奇的基因遗传, 那就是伴随我们超级容量的大脑而来的智慧。信息时代的精英肯定具有足够的智慧,当他们看到一个好东西时,就能够识别出来。

此外,创造出不受掠夺的资产,反过来也可以切实地增加主权个人的“整体适应性”。虽然网络经济的逻辑颠覆了民族国家存在的理由,但这种逻辑是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对高技能人士而言。 为了优化在不同管辖区之间选购服务的优势,个人必须愿意退出民族国家,把对自己的人身保护委托给其他管辖区的警察,或者委托给基于市场激励的安保人员,而这些人所在的地方,可能距离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非常遥远。这意味着, 会多门语言和热爱全球文化会有更大的优势,而不是极端的爱国主义。它还意味着,任何真正想要实现网络经济的潜力,为自己和家庭带来解放的人,都应该开始在他商业生涯中主要居住的地区以外,寻找几个管辖区,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要了解这方面的更多细节,可以参考我们在附录中对实现财务独立的战略讨论。

真正的亲和关系

一种新的对于世界的超国家理解,以及一种确认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新方式,如果说这不能改变我们天生的行为倾向,至少可以改变人类文化所塑造的习惯。我们期望看到,新的身份方程式将在新的千年里生根发芽,并能比所预期的更好地适应新的世界。新的身份认同与国籍不同,它不是系统性强制的产物,这种强制使得民族国家及其体系在 20 世纪无所不在。在未来的新时代,共同体和效忠不再依附于领土。身份认同会更加精准地建立在真正的亲和关系、共同的利益或真实的亲属关系之上,而不是传统政治不厌其烦地宣传的、公民身份中虚假的亲缘关系。未来的保护服务,会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这些方式,都是过去划定边界的勘测工具所无法比拟的。越来越多的资产将存放在网络空间,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地点;这种安排将促进新的竞争,可以减少“保护成本”或大多数领土管辖区内的税收。

“所以,有雄心壮志的都明白,迁徙的生活方式是获得成功的代价。” -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

逃离民族国家

作为“内群体”的民族国家,尽管还牢牢地控制着现代人的想象力,但是,加入这样一个代价高昂的“想象的共同体”,到底效用几何?那些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的能人,很快就会发出疑问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拥护者已经开始抱怨,认知精英们正在与国家日益疏离。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什,在他的檄文《精英的反叛与民主的背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中,抨击了那些(精英),“与其说他们是靠财产所有权发财,不如说是靠对信息的操纵。”拉什对新兴信息经济的超国家性表示遗憾。他写道:

“新式精英们所经营的市场,现在是全球性的了。他们的财富与跨国企业联系在一起。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他们的忠诚——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还没过时的话——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不是全国性或地方性的。他们与布鲁塞尔或香港的同行之间的共同之处,相比于尚未接入互联网的广大美国同胞,要多得多。”

尽管拉什远非一个冷静的观察家,而且他的描绘显然是想对信息精英进行抹黑;但是,他对那些从地方专制中解放出来的人的蔑视,是建立在本书重点关注的相同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在阅读拉什的批评,或米奇·考斯(Mickey Kaus)的《平等的终结》(The End of Equality),或迈克尔·瓦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的领域》(Spheres of Justice),或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的《国家的工作》(the Work of Nations)等批评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分析被部分证实了,这些作者都是极不高兴的,他们对市场深化的各种结果非常反对,更不要说主权个人的去国家化了。拉什痛斥那些怀“觊觎新的头脑贵族的成员资格”的人,怀着超国家的野心,“在快速流动的金钱、魅力、时尚和流行文化中,培养与国家市场的联系。”他继续写道:

“他们是否还把自己当成美国人,这真的是一个问题。爱国主义,当然在他们的美德等级中排名不高。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则非常适合他们。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种全球集市的惬意场景,在那里,异国美食,异国服饰,异国音乐,异国的部落习俗,都可以肆意品尝,没有任何问题,也不需要什么承诺。新精英们的家只存在于旅途中,在去参加高级别的会议、 出席新的特许经营权开幕典礼、参加国际电影节或去往未被发现的独家胜地的途中。本质上, 他们的世界观是游客式的;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你不太可能激发他们对民主进行激情的投入。”

经济民族主义

这是这些“过客”构成了信息时代的虚拟社区,对他们的批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认知,那就是对许多精英阶层来说,成为过客的收益已经超过了他们付出的成本。像拉什和瓦尔泽这样的批评者并没有争论,在清醒的成本收益分析下,公民身份对高技能人士来说已经过时了。他们也没有提出,被他们鄙视的信息精英, 算错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之所在。他们也没有假装复利表真的表明,继续把钱注入到国家社保计划——更不用说所得税中,产生的回报比私人投资更高。恰恰相反, 他们很懂算术。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这些明显的结论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不承认经济理性的颠覆性逻辑,而是退避三舍,认为信息精英们超越地方专政、抛弃“未开窍者”是“背叛”。

与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一样,社会民主党人也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满于市场对政治的胜利。他们谴责“新的头脑贵族”脱离地方,不热衷他们对群众最大利益点的看法。虽然他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个人的去国家化,但他们抨击其早期的苗头和表现,即瓦尔泽所说的“市场帝国主义”,或金钱“跨界渗透”的去世,以及购买那些如拉什所谓的“不应该被出售的东西”,如兵役豁免权。需要注意的是,反动派把民族国家的军事要求,看作是货币和市场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地。

这些对信息精英的批评,预示了在下一个千年中,人们对主权个人崛起的反应及说辞。随着新型的、更加市场化的保护方式的出现,大量有能力的人,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部分所谓的国籍利益都是虚构的。这不仅使人们有机会,更好地去核算公民身份的机会成本,还将创造出新的方式,去构建所谓的“政治”甚至 “经济”问题。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对一个古老的两难问题的表述,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为自己、并自主行事的企业家个人”,可以通过在不同管辖区之间的移动,来调整自己的保护成本,而无需再等待“群体决策和群体行动”去达成它们。

当为保护付出的代价,开始受制于“替代原则”(即面临竞争,译注),强制行为背后的算术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这将激化信息时代新的全球主义精英, 与“信息贫民”之间的冲突,后者基本上只会一种语言,不擅于解决问题,也不具备什么可在全球市场销售的技能。这些“失败者”或“被遗弃者”,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无疑将继续把他们的福祉,与现有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政治议程都将是反动的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大多数热衷于搞政治的人,无论是民族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团结起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民族国家。渐渐地,一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生存,是维护政治强制力的前提条件。正如比利格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常见(政治)战略的运作条件, 不管在什么政治环境中。”因此,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岁月里,所有政治议题中的民族主义含量,都会像贪吃蛇的肚子一样迅猛膨胀。例如,环保主义将不太注重保护“地球母亲”,而是更关心“祖国”。比起他们现在的理解,他们可能会更加同意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观点,他跟随汉娜·阿伦特宣传:“是公民身份创造了平等,而不是平等创造了公民权利。”

主权私有化将切断财富创造者与国家和地方之间的联系,从而降低工业时代那种对平等的重视程度。公民身份不再是这样一种机制,即在限定的领土内,根据选票平等的原则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这种变革会对进步史观造成又一次的挫伤。 因为,与 20 世纪开始时,那些被认为富有远见的人士所预期的相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自由市场并没有被摧毁,而是胜利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者预测, 资本主义将会消亡,并导致民族国家的超越,工人之间会出现普遍的阶级意识, 而这从未发生。事实上,国家将会消亡,但方式截然不同。即将发生的事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期望几乎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的胜利,会在资本家中间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或者说是超国家的意识,很多人将成为主权个人。最有能力、 最富有的人,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依靠国家来约束工人,他们其实是民族国家操作下的净输家。显然,随着市场战胜强制,超越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才是最有利可图的。

很快,也许不是马上,但肯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每一位信息精英,都会选择把他的营收活动安排在低税或无税的管辖区内。随着信息时代改变全世界,它会给人们上一堂明白无误的复利实战课程。在几年内,更不用说几十年内,人们将普遍认识到,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以通过放弃高税率的民族国家,积累更高的净资产,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过,先进的民族国家所施加的惊人成本,但由于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的核心,值得再次强调一下国籍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信息精英们退出民族国家,非但不会因为,目前由高税收资助的政府服务的失去或削减而受到影响;反而,他们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发展。只是摆脱现有的超额税负这一项,就会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以改善家庭的物质福利。 如前所述,如果你每年能从投资中赚取 10%的收益,那么缴纳 5000 美元的税款, 就会让你一生的净资产减少 240 万美元。而如果你能赚到 20%的收益,每年多缴纳 5000 美元的税,会让你在四十年里少赚 4400 万美元。累计而言,每年缴纳 5000 美元会使你每年损失超过 100 万美元。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每年 25 万美元的税,很快就相当于每年 5000 多万的损失,算下来一生中损失 22 亿美元。当然, 中间可能有零星的更高的收益,哪怕只有几年,特别是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以为着掠夺性税收导致的财富损失更加惊人。

高于 20% 的收益是可能的,你们的作者自己已经实现了。在我们撰写本书的几年里,我们在百慕大的莱恩斯(Lines)海外资产管理公司的同事,实现了三位数的回报,平均每年为 226%。他们的经验突出了复利表所说明的,即对于高收入者和资本所有者来说,掠夺性税收所导致的终身成本,相当于一笔巨额财富。 一个高收入者按照香港税率纳税,另一个具有同等收入的人按照北美或欧洲的税率纳税,前者最终拥有的财富,可能是后者的一千多倍。如果你的资本不断受到高税收管辖区的侵犯,那就像在赛跑比赛中,你每跑一步都有人朝你开枪。如果能在有适当保护的情况下参加同样的比赛,并且不受伤害地奔跑,显然你会跑得更远、更快。

未来的主权个人,会利用克里斯托弗·拉什及其他信息精英批评者所不满的“过客”偏好,他们会选择最有利的管辖区居住。虽然这与民族主义的逻辑相悖,但却符合令人信服的经济逻辑。10%,更不要说 10 倍的底线收益差距,就会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以及他们的居住地。 西方文明的历史,原本就是一系列不安分的变动记录,在曲折迂回的大政治条件刺激下,人口与繁荣总是一再迁徙到新的机会之地。底线收益的千倍之差,匹配最有力的刺激措施,将让理性的人们行动起来。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即使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如果有机会,也会很高兴为了 5000 万美元离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更不用说那前 1%的纳税人,民族国家仍然在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大的成本。因此,选购管辖区的主权个人之崛起,是关于信息时代的最可靠的预测之一。

主权的商业化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在 20 是行将结束时,公民身份已经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澳大利亚议会研究处的伊恩·艾尔兰,在 1995 年 8 月编写的,题为“女王是澳大利亚公民吗?”的研究报告,就强调了这一点。艾尔兰对 1948 年的《澳大利亚公民法》进行了梳理,并回顾了人们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四种途径,与其他主要民族国家的获得方式差不多,即出生,收养,血统,授予。

这些方式原本都没什么,但它使人们注意到,主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区别。正如艾尔兰所说,“根据传统的法律和政治概念,君主是主权者,人民是他或她的臣民。 臣民通过效忠和服从而受制于君主。”显而易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主权者; 看到这一点,艾尔兰得出结论:“有一种说法认为,女王不是澳大利亚公民。” 的确,她不是。女王,愿她长命百岁;幸运的是,她已经不在乎自己是否是个公民了。她是主权者,是她臣民们的君主。和世界上其他少数几个君主一样,女王是天生的主权者,她的地位是通过现代以前的习俗继承下来的。君主制的观念很古老,可以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早历史记录。那些保留了君主制的国家,将其形成归因于古老的历史,但它仍然有助于决定其社会的形态,即使不是政治权力, 也是阶级威望。后现代的个人,没有女王的先发优势,将不得不发明新的法律依据,作为信息技术赋予他们事实上的主权地位的基础。

主权个人还将不得不应对嫉妒的腐蚀性后果,这个难题有时候让君主们都感到束手无策;但对于那些非传统的尊贵人士,而是自我创造主权的人,它的难度无疑更大。正如赫尔穆特·舍克在他的综合调查报告《嫉妒》中所写的:“在只有一个国王、一个美国总统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特定地位上只有一个成员,那么他可以过着相对免责的生活;而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如果被该社会中更大的职业或社会团体的成功人士所采用,即使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也会引起极大的愤慨。”所以,君主作为国家的化身,享有一定的嫉妒豁免权,而这种豁免不会延续到主权个人身上。

信息社会中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肯定会羡慕和怨恨成功者;特别是随着市场的深化,未来将越来越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现在的奖励已经更多地基于相对表现,而不是工业生产中的绝对表现。打工者的工资要么是根据考勤表记录的时间,要么是根据某些产出标准,如制造的件数、组装的单位数或其他类似的衡量标准。因为使用同样的工具,每个人的产出都差不多,所以才可能实行标准化的薪酬。但是,创意财富的创造,就像艺术表现一样,使用同样工具的人, 表现有云泥之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整体经济会越来越像歌剧行业,最高的报酬给那些嗓音最好的人,而那些唱歌走调的人,无论多么认真,也不可能获得很高的收入。随着各种领域的开放,迎接真正的全球化竞争,普通表演者的回报率必然会下降。中等人才将大量涌现,其中一些人还能以先进工业国家主流价格的一部分,出租自己的时间。失败者将是那些拿着“滑球速度棒”(slider speed bats)的小联盟外野手,他们的反应速度距离打出大联盟的快球差上半秒钟;没有全垒打,没有年薪百万,也没有明星代言的补充收入,他们一年只挣 25000 美元。剩余其他人将完全被三振出局。

“一旦一个国家向全球市场开放,那些有能力利用它的公民就会成为赢家,而没有能力的则成为失败者或被遗弃者。通常会有一方……宣称自己能够对抗或减轻全球化的痛苦。那就是美国的帕特·布坎南,俄罗斯的共产党,以及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兰福利党。……因此,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比原教旨主义的接管要复杂得多。当全球化的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失败者被淘汰,当民主化的扩大使他们都有了投票权,而宗教党派却有效地利用这种巧合来夺取政权时, 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谁将是信息时代的输家?一般而言,税收消费者会是输家。他们通常没能力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是存放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之中,而不是通过市场估值来传递的。因此,取消或大幅减少税收,会对他们的净资产产生负的复利影响,他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因为降低收税的代价是转移支付的削弱。他们可能会失去收入,因为他们无法再依靠政治强制力, 从比自己更具生产力者的口袋里掏钱。那些没有储蓄而依靠政府支付退休福利和医疗费用的人,生活水平有很大可能会下降。这种收入损失会转化为金融作家斯科特·伯恩斯(Scott Burns)所说的“超验的”或政治的资本大贬值。这种“超验的”或想象中的资本,并不是基于经济上的财产所有权,而是对一种收入流的事实性(de facto)拥有,这种收入流是由政治规则和条例所建立的。例如,政府转移计划的预期收入,可以转化为按现行利率计算的债券资本。这种由想象中的共同体资助的想象中的债券,就是“超验”资本。它将因“大转型”而突然贬值, 这种转型必将削弱政府对现金流的控制,使之无法兑现承诺。

“在边境和公海上,没有人能够长久地垄断暴力,商人们不会支付高额的苛捐杂税,因为通过其他方式可以更便宜地获得保护。” -弗里德里克·莱恩

显而易见,未来的信息精英会利用网络新经济的机会,追求自我解放与个人主权。 同样可以预料,随着信息技术在新千年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些“被遗弃者”会越来越愤怒和具有攻击性。场面会在什么时候变得丑陋,很难给出精确的时间点。 但我们估计,当西方国家像前苏联那样,解体的前景一目了然时,攻击将会加剧。 但同时,每当一个民族国家崩溃,都会促进权力进一步下放,激励主权个人的自治。我们预计,主权实体的数量将大幅增加,因为从国家的废墟中,会出现许多类似于城邦的飞地和管辖区。不乏有新的实体,将提供高度竞争性的保护服务定价,对收入和资本征收极低的税收,甚至根本不征税。在保护服务的定价上,新世纪必然会比经合组织的主要民族国家更具吸引力。可以把这看成一个简单的市场细分问题;市场上服务最差的领域,一般都是在高效率、低成本的那一端。谁要是想缴纳高额的税收,去交换一系列复杂的政府安排,那他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做到。因此,对于一个新型的迷你主权来说,最有竞争优势也最有利可图的战略, 应该是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替代方案。毕竟,微型主权要想提供比现有民族国家更全面的服务,是不太现实的。考虑到所有的民族国家肯定不会马上就崩溃, 所以,替代国家主义的方案会有充足的供应,这是很可能的,特别是在早期过渡阶段。另外来说,一个拥有过得去的法律和秩序、能满足基本需求的政权,也可以相对便宜地先推出来。如果社会动荡和犯罪活动,在旧的核心工业国加剧到我们预期的程度,那么,一个有基本法律和秩序的管辖区,比国家太空计划、国家赞助的妇女博物馆,或为失业管理人员提供补贴的再培训计划,都要有吸引力得多。

个人的去国家化

随着新实体的出现,公民身份的魅力将日益消退,其逻辑也不再令人信服;因为新实体允许公民对政府现在提供的服务进行选择,首先就是保护服务。这样一来, 个人不再以国家名义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将成为现实。不过,公民身份的祛魅(去神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你会不断接触到各种无聊的信息, 这些信息都旨在加强你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这些信息的熏染下,你不可能忘记 “你的国籍”。对很多人而言,国籍是重要的身份徽章。“我们”被教导以国籍来看待世界。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竞争;当他们获胜时, 颁奖仪式上飘扬的是“我们”的国旗,我们的国歌让裁判和其他国家的选手肃然起敬。“我们”被引导,相信这是“我们”的胜利;尽管我们从来也没搞清楚, “我们”是如何参与其中的,除了作为同一领土内的一个公民。

从第一人称复数到单数

随着信息技术走上前台,它将促进全球视野的形成,这种趋势在 MTV 观众的态度中已经明显流露出来;它还将创造各种条件和潜在的可能,使主权个人可以借之摆脱民族主义的沉重负担。举例来说,在今后的几十年内,窄播将取代广播,成为个人获取新闻信息的方式。这一点意义重大。它相当于把千百万人的想象力, 从第一人称的复数调频为单数。当个人开始担当自己的新闻编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新闻报道时,他就不太可能再去选择,那些灌输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必要性的内容。事实上,相比他们订阅的高度个人化的“窄播”新闻,他们的态度更可能受到自己消费的全球文化的影响。同样,在技术的推动下,教育的私有化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在中世纪时期,教育牢牢地控制在教会的手里。在现代时期,教育一直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说,“国家教育把人变成了特定国家的公民,‘把农民变成了法国人’。”在信息时代,教育将被私有化与个性化。它不会在像工业时代那样,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民族主义被灌输到灵魂生活每个角落的日子,将成为过去。

向互联网的转移,还将降低地点在商业种的重要性。不受地域限制的个人地址将会出现。基于卫星的数字电话服务,将超越基于地理位置的固定线路系统,后者只能共享一个国际拨号代码。在未来,个人将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全球电话地址, 就像互联网网址一样;无论他身处何地,你都联系得到。到了一定的时候,国家邮政系统的垄断地位将崩溃;与现有民族国家毫无联系的私人邮递系统,将在全球内提供服务。 这里一步,那里一步,虽然是一些明显的小步骤,但有助于使普通消费者以及认知精英,摆脱对民族国家的刻板认同。当国家垄断的领土上,出现切实可行的主权替代方案,公民身份的祛魅化将大大加速。网络经济的基石——网络货币、网络银行及不受监管的全球证券网络市场,必将大规模涌现。它们的出现,将使贪婪的政府没收“公民”财富的能力,日趋萎缩。

当然,先进国家肯定会尝试合作,建立垄断联盟,限制加密技术,并防止公民逃离自己的领地,以维护它们的高税收和通胀的法币,但它们最终会一败涂地。地球上最有生产力的人,会找到通往经济自由的道路。国家甚至没办法有效地在物理上把人关起来,用以敲诈和收税。禁止非法移民的措施往往都会失效,这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民族国家想封锁边界以防成功人士逃跑,是不可能的。富人逃跑时,就像未来的出租车司机和服务员想逃进来一样,充满魄力和开拓精神。 自从主权分散的中世纪以来,又一次,边界将无法被明确地划分。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未来大量的金融交易,都不会发生在确定的领土内。越来越多的主权个人,不会因为出生的巧合而继承国家的债务,他们会利用这种模糊性,摒弃其纳税义务,超越公民身份,成为政府的客户。就像我们在第 8 章所分析的,他们将作为客户与瑞士谈判私人税收条款。一份典型的与瑞士法语区各州达成的私人税收协定,允许个人或家庭每年固定缴纳 5 万瑞士法郎(目前约合 4.5 万美元) 的税款为交换,在瑞士境内居住。请注意,这不是统一的税率,而是不考虑收入的固定税额。如果你的年收入是 5 万瑞士法郎,你不就应该签这样的私人税收条约,因为你的税率是 100%。但如果你的收入是 50 万瑞士法郎,你的税率就是 10%。如果是 500 万,税率就只有 1%。如果是 5000 万,那就是 0.1%。与纽约市 58%的边际税率相比,如果你觉得这个条件好得难以置信,那只说明了,工业时期的政府服务定价,其掠夺性和垄断性是多么地凶残。

事实上,对于政府提供的必要且有用的服务来说,5 万瑞士法郎已经是一笔充裕的年费。每一位移居瑞士的百万富翁,每年都为他们获得的特权缴纳 5 万瑞士法郎,瑞士人从中肯定没少赚。而且在很多时候,多接收一个百万富翁,其边际成本基本为零;因此,相当于瑞士政府在一笔交易中的年净利润接近 5 万瑞士法郎。 任何服务,如果可以被压低价格,还能让低成本的供应商获得约 100%的利润,那就是垄断性的,其定价过高超越了极点。让人吃惊的,并不是像瑞士这种情况, 征收的税率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而是在 20 世纪,不同的人为政府支付天差地别的税额,看上去居然是“公平”的。这真的是奇怪得很,因为使用政府服务最多的人缴的费用最少,而使用最少的人却缴得最多。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对于一个高收入的美国人来说,在瑞士居住相比美国国籍的优势,相当于一生数千万美元的收入差别。所以,除非美国进行税收改革,相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 并且不再以国籍为基础进行征收,否则,即使克林顿设置了离境税的障碍,有头脑的人还是会放弃美国身份,去获得税负较轻管辖区的护照。 工业时代的政府是根据纳税人的成功来为其服务定价,而不是根据其服务的成本或价值。当政府的服务被转向商业定价,人们就能以远低于传统民族国家的价格, 获得更加满意的保护服务。

公民身份走上骑士身份的老路

简而言之,公民身份注定要走上骑士身份的老路。随着提供保护的制度基础再次被重组,与该制度相配套的合理化叙事以及激励的意识形态,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500 年前,在中世纪结束时,当以服务去换取保护不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时,人们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们摒弃了骑士精神,宣誓和忠诚不再像过去五个世纪那么重要。今天,信息技术有望同样颠覆公民身份。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理念将被祛魅,就像 500 年前处于垄断地位的教会一样。

虽然反对派会通过诋毁创新者,以及重振民族主义情绪来负隅顽抗,但我们怀疑, 在大政治层面已经死亡的民族国家,还能够召唤起足够强大的忠诚度,去抵御信息技术释放出来的竞争压力。在一个政府纷纷破产的世界里,大多数有头脑的个人,都宁愿作为客户享受良好的保护服务,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被掠夺。 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对其境内的商人施加了沉重的税收和监管负担。在以前, 当经合组织国家是仅有的、可以相对舒适地经商和居住的管辖区时,这些费用还可以忍受。但那一天已经过去了。最富有国家的居民为税收和监管支付的溢价, 永远也不可能得偿其成本。随着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加剧,这种情况越来越无可忍受。有资本、有能力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人,会选择到任何地方居住和经营。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只有最爱国或最愚蠢的人,才会继续住在高税率的国家。 出于以上原因,可以预见,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会秘密行动,破坏过客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生物战可以有效地阻断旅行,例如引爆致命的流行病。这不仅会打击人们对旅行欲望,还会给世界各国提供封锁边界、限制移民的借口。

国籍税的弊端

除非政策发生惊人的、近乎奇迹般的变化,否则,信息时代成功的投资者或企业家,将因为居住在某些国家,而在一生中支付数千万、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因为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类似于 20 世纪生活水平最高的那些国家。

如果不发生彻底的改变,美国人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根据国际而非居住地征税的国家之一。另外两个,一是菲律宾,前美国殖民地;二是厄立特里亚,它的一位流亡的领导人,在长期反抗埃塞俄比亚统治的过程中,受到了美国国税局的蛊惑。厄立特里亚现在征收 3%的国籍税。虽然这只是对美国税率的苍白模仿,但这样的税负,也使厄立特里亚的公民身份在信息时代成为累赘。而美国的现行法律,使其公民成为更大的麻烦。国税局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因为相比其他国家,美国更有能力把手伸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从它的国民身上榨取财富。

如果一家波音 747 喷气式客机,满载着来自世界每个国家的一名投资者,在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降落,每个投资者在新的创业冒险中投入 1000 美元,那么,美国人将面临比其他任何人都高得多的收益税。包括针对在外国投资的特殊惩罚性税收,如所谓的 FPIC 税,再加上美国国籍税,可能导致在美国境外持有长期资产,将遭到 200%甚至更高的税负。一个成功的美国人,如果成为全球其余 280 多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公民,都可以大大减少他一生中的总税收负担。

美国拥有全球最具掠夺性的、吃大户(soak-the-rich)的税收制度。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公民相比,生活在国内或国外的美国人,更多地被视为国家的财产,而不是客户。因此,美国的税制,甚至比臭名昭著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税制, 更加不合时宜,更不符合信息时代的成功要求。丹麦或瑞典公民,如果要实现他们日益提升的技术自治权,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障碍。如果他们想要谈判个人税率, 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私人条约在瑞士交税;或者搬到百慕大,完全不用缴纳所得税。一个瑞典人或者丹麦人,如果相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制度,值得并且愿意支付高额税款,那他其实是做出了选择。他有能力选择文明或不文明世界里任何国家的任何税率。要改变税率,他只需要搬家即可。科技让这种选择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这个选项。

要实现信息革命带来的个人自治,持有美国护照注定将成为一大绊脚石。在工业时代生而为美国人,是一个幸运的意外;而在信息时代,即使是在早期阶段,它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包袱。 要想搞清楚这个包袱有多大,可以做一个比较。在合理的假设下,一个新西兰人, 如果他的税前收入与美国前 1%纳税人的平均收入相同,那么他缴的税要少得多,但是节税产生的复利,就会使他比美国人更富有。在一生结束时,这位新西兰人会比美国人,多留给子孙 7300 万美元。然而,新西兰还不是一个公认的避税天堂。还有其他 40 多个管辖区,其收入税和资本税比新西兰还要低。在我们看来, 低税率管辖区的数量应该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所有这些地区都将提供比美国更多的居住地优势,其价值即使达不到数亿美元,终生算下来也有几千万。除非美国进行税制改革,相比其他管辖区更具优势,并且不再根据国籍征税,否则,尽管克林顿设置了离境税障碍,有头脑的人还是会放弃美国身份。

信息时代的竞争条件,几乎可以使人们在任何地方获得高收入。民族国家赖以征收超额税负的地域垄断将被打破,实际上,它们正在被打破。随着垄断被进一步削弱,竞争的压力必将驱使最具进取心、最有能力的人,逃离高税率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就像《经济学人》的前编辑诺曼·麦克雷(Norman Macrae)所说, “将主要由傻瓜居住”。

“到 2012 年,预计用于福利和国债利息的支出,将耗尽联邦政府的所有税收收入。……将不会有一分钱留给教育、儿童项目、高速公路、国防或其他任何可自由支配的项目。” -美国两党权利与税收改革委员会

富人从先进福利国家逃离的时间,恰好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不利阶段。到 21 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大量的老龄人口将会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医疗费用及退休后的生活方式。例如,65%的美国人完全没有退休储蓄金,一点也没有。 而那些有储蓄的,则存得太少。普通的美国人,到了 65 岁,在去世之前预计还将面临超过 20 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而他们的净资产不足 7.5 万美元。即使拥有私人养老金的少数人,也不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养老金,平均只能替代退休前收入的 20%。典型的退休人员,他们的大部分资产并不是真正的财富,而是“超验资本”,即转移支付的预期价值。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依赖这些转移支付来弥补个人资源的缺口。问题是,这些钱很可能会收不到。现收现付制度将缺乏现金流或资源去兑现它们。尼尔·豪(Neil Howe)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美国的税前收入比过去 20 年增长得更快,但到 2040 年,美国的平均税后收入将不得不下降 59%,以资助当前水平的社会保障和政府医疗项目。

这个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福利国家正面临破产。欧洲的财政困境比北美更严重。 意大利可能是最糟糕的,紧随其后的是瑞典和其他北欧福利国家,它们为收入支持计划设定了慷慨的标准。《金融时报》估计,如果“将意大利国家养老金的现值计算在内,该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将超过 GDP 的 200%。”

这种程度的负债,从数学上讲是没有希望了。几年前,针对在多伦多政权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就其商业负债状况,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表明,面临当今主要福利国家的那种极端负债率,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活了下来。简单地说,这些国家已经破产了,数万亿没有资金支持的福利承诺将被勾销。面对这个现实吧, 即使不情愿但也无可避免。

这就是网络经济的逻辑。它面临的一个障碍,可能只是简单的惯性,即人类不愿意承担风险去移动的筑巢本能。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障碍,那可能是人类本性中的硬伤。在网络空间部署资产的经济逻辑,与根深蒂固的怀疑外人的生物逻辑相违背。在每一种文化中,儿童都会表现出对陌生人的厌恶。主权商业化的反对者, 会竭尽全力地煽动人们的怀疑情绪,反对信息时代带来的新的全球文化,并拒不接受它将导致的民族国家的消亡。另外一个障碍可能来自表观遗传,或受基因影响的动机因素;受此影响,“失败者或被遗弃者”对于破坏民族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做出像狩猎采集者保护家庭式的愤怒反应。当迷失方向和被疏离的个体,拥有越来越强大的破坏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信息技术的反击,可能将充满暴力与痛苦。

“从历史上看,集体暴力经常从西方国家的中央政治进程中流泻出来。想要夺取、掌控或重整权力杠杆的人们,在其斗争过程中总是会诉诸集体暴力。被压迫者以正义的名义发起攻击, 特权阶级则以秩序的名义进行镇压,而中间阶层则因为恐惧而陷入骚乱。权力局势的巨大转变通常就发生在——而且往往依赖于——集体暴力的特殊时刻。”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暴力行为透视

在变革的环境下,是什么引发了暴力?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理论。 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总结了其中一种。他认为,“激发集体暴力的源头主要在于人们对既定体制崩溃的焦虑感。如果又叠加了痛苦与危险,那么理论认为,人们的反应会更加残暴。”不过,在蒂利看来,与其说暴力是“焦虑”的产物,不如说它是一种更为理性的企图,即出于“正义感被剥夺”的动机,压迫当局“履行其责任”。根据蒂利的解释,“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往往会刺激“政治”性质的集体暴力。“此外,暴力斗争非但不会形成与‘正常’政治生活的急剧决裂; 它反而是伴随、补充和扩展了同一批人,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和平的抗争。暴力与非暴力的斗争属于同一个世界。”

无论哪种暴力理论更正确,大变革期间的社会,其和平前景都是很有限的。显然, 民族国家的崩溃,肯定算得上是“既定体制崩溃”的典型例子。因此,人们的焦虑情绪很可能全面爆发,政治上的暴力刺激也会随之而来。先进的福利国家可能会尤其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已经习惯了相对的收入平等。生活在信息经济早期的民众,都是在工业时代长大的,而当时的政府确实有能力,用物质利益堵住人们的不满;考虑到这一点,可以预期“被遗弃者”会继续要求物质利益。经合组织国家的人民,要在网络经济的现实中,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教育,才能摆脱对大规模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的期待。总之,无论由于什么原因,是出于“焦虑”也好; 还是为了利用系统性强制的好处,而进行的更有心机的争抢也好,在大变革的环境条件下,暴力基本是无可避免的。

失败者的选区

强制性收入再分配系统的崩溃,必然使那些寄希望于数万亿转移支付的陷入不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失败者或被遗弃者”,他们缺乏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技能。前苏联的养老金领取者,构成了祖加诺夫(Zuganov)的共产主义核心支持群体;同样,垂死福利国家失望的养老金领取者,将形成一个反动的选区,他们将致力于组织民族国家的主权被私有化;而正是这种私有化,剥夺了国家盗窃的资格。当他们意识到,他们以前控制的政府,正在失去对资源享有的主权,以及强制进行大规模收入转移的能力时,他们会变得像法国公务员一样,坚定地与算法作战。

你可能还记得,法国总理阿兰·朱佩曾经提出,要削减国家工作人员“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不可持续的”退休福利,以及节约国有化铁路系统的运营成本;尽管他的提议相当温和,但还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法国人称他们的制度为“福利国家”(État-Providence),其荒谬程度的一个象征是,法国规定,允许“在计算机化的高速 TGV 列车上工作的工程师,可以在 50 岁时退休,就像在燃煤机车上辛苦工作的前任一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要减少不可持续的福利,都很可能遭到暴力的回应。即使在有些国家,民众的反应没那么强烈,你也可以预料,未来的失败者会竭尽所能地阻止,对国家强制力的瓦解。

整个过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曲折。例如,在美国历史上,本土主义情绪就一直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个传统始于 19 世纪的“白帽运动”(White Caps)和三 K 党。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黑人其实是收入转移、平权运动和其他政治强制成果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军队中的比例也非常高。因此,黑人很可能与蓝领白人一道,成为美国民族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

那些处于阿蒙的萝卜模型底端的人,将充满不安全感;而刻意迎合这些人的政客, 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会在一篇聒噪中走上政治的前台。送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到美国的帕特·布坎南,到新西兰的温斯顿·彼得斯,再到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福利党的领袖内吉梅丁·埃尔巴坎,这些煽动家都在大力抨击市场全球化、移民和投资自由。

那些认为自己是“经济全球化牺牲品”的人,将对富人和移民产生特别的敌意。 用安德鲁·希尔的话说,他们会“仇视移民的加入,因为移民的准入标准好像就是财富,或者说是缺乏财富(即难民,译注),而按照他们似是而非的逻辑,后者会成为他们的福利负担。”

对自由的恐惧

民族国家可能会在新千年的初期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容易受此影响的人,他们的生活将天翻地覆。社会将因此而充满戾气。已经有不少的观察家注意到了一种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普遍存在于,那些感觉被无边界的未来所抛弃的人中间。当更广大、更具包容性的国家群体开始瓦解,同时伴随着更具流动性的“信息精英” 进行业务全球化,“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将回归到某个种族亚群、部落、帮派、 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过去由国家提供的服务(包括法律与秩序)崩溃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实际又实用的反应。对于那些没有多少市场资源的人来说,往往很难买到什么机会和渠道,去替代已经崩溃的公共服务。 而对于那些有足够资源购买高质量私人替代品的人而言,把以前被视为公共产品的东西,如教育、清洁的水源或社区治安,转换成私人产品显然更容易管理。不过,需要现金的话,最实际的替代方案还是依靠亲属,或者加入一个按种族身份组织起来的互助团体,比如东南亚古老的华裔“福建人”,或者是通过宗教组织。 世界上那些宗教有力、传教活跃的地区,宗教活动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 它们往往有能力回归到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前现代机制。例如,在南非开普敦,由穆斯林领导的民团,就在打击暴力帮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然而,尽管这些种族和宗教团体的互助切实有用,但未来的反动行为更多是由于国家的萎缩。另外,在对全球化的反对中,好像也存在某种强烈的心理因素。

这种论点,与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 1942 年首次出版的著名作品《对自由的恐惧》(Escape from freedom)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所做的心理学解释不谋而合。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破坏了传统乡村生活的固定身份。农民的儿子不确定他必将成为一个农民,他也不必在父亲耕种的贫瘠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现在有了广泛的职业选择。他可以成为教师、商人、 军人;也可以做医生,当海员。即使身为农民,他也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或阿根廷,在远离故乡的地方生活。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带给人们的这种“创造自我身份”的自由,对于那些不准备创造性利用它的人来说,是相当可怕的。正如比利格所言,很多人渴望“固定身份的安全感”,并且“被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简单性所吸引。”同样,比利格在谈到工业时代的黄昏时写道:“有一种全球性的心理因素,它在从上面打击国家,用身份的自由消灭传统的忠诚。 另外,还有一种源于种姓的或部落的炙热心理,它以一种强大到偏执的承诺和激烈的情感,从下面攻击国家的软肋。”

安德鲁·海尔(Andrew Heal)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现象。他认为有两个重大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趋势……趋势一是全球经济的增长。……趋势二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情绪的上升。无论是毛利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是反移民的团体,即使政府在把他们推向无边界的新未来,他们自己却一直在奋力地往相反的方向回撤。”总之,无论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是一种主要的“趋势”, 还是一个“心理课题”;显而易见的是,一股强烈的支持民族主义、反对边界消失和市场深化的反动情绪,正在世界范围内集结声势。

文化多元主义与被害者

在落幕时分,福利国家要从空空如也的口袋中,兑现不劳而获的承诺,已经力有不逮;这时它会发现,继续编造、发动其新的歧视策略,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 官方会指定出各种类型的“被压迫者”,特别是在北美地区。还有被指定为“受害者”的群体,官方会告诉他们,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是他们自己的错。相反,这一切都是因为欧洲后裔的“死去的白人男性”,以及操纵剥削被排斥群体的压迫性权力结构。黑人、女性、同性恋者、拉丁裔、法语裔、残疾人等等,都有权为过去受到的压迫和歧视而获得补偿。

按照拉什的观点,强化受害感的目的是要破坏国家,这会让新兴的、可自由流动的信息精英,更容易逃避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并不确信,新精英们,尤其是来自大众媒体的大多数人,有足够的精明,可以理智地采取这种行动。要是他们有这样的本事,那就令人放心了。在我们看来,受害学的兴盛,主要是为了买一个社会和平,手段不仅有拉什所说的,扩大英才制度的成员,还包括重新构建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新一轮的受害学运动,会在北美表现得最为夸张,因为信息技术在那里渗透得最深。但是,我们相信,虚构新的歧视叙事,在所有衰落的工业社会中,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北美的多民族福利国家,只是更容易受到诱惑, 把收入再分配的成本强加给私营部门。它们通过把社会中各种亚文化的经济缺陷,归咎于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普通的白人男性,激起人们的不满与被亏欠的感觉,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创新的大政治学

其实,在信息技术对工业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形成威胁之前,它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膜拜的许多神话明显过时了。我们在前一章中研究了创新的大政治学,其中我们强调了一点,对正确认识信息革命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来看,技能进步能够扩大社会就业,好像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一条可靠的法则;但它未必就靠得住。社会收入完全有可能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

实际工资下降 50%

这种情形,确实发生在近代时期的头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从 1500 年左右的火药革命到 1700 年,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60-80%底层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50%或更多。在很多地方,实际收入的下降持续到 1750 年,而且直到 1850 年才恢复到 1500 年的水平。

与最近 250 年的经验不同,在近代的前半个阶段,即西欧经济急剧扩张的时期, 收入的增加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当前的信息技术创新,与近几个世纪以来, 世界所经历的工业技术创新大相径庭。其不同之处在于,当前的大部分技术创新, 具有节省劳动力的特点,它创造的是需要技能的工作任务,它会削弱规模经济的效应。而这与 1750 年左右迄今的发展经验正好相反。

工业创新为无技能的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并提高了企业的经济规模。这不仅使穷人不费气力地就提高了收入,而且还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控制社会动荡。在工业革命的早期,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所取代的人,往往是熟练的工匠、手艺人和熟练工,而不是无技能的劳动力。纺织业尤其如此,它是最早大规模采用机械和动力设备的行业;这导致了卢德分子的暴力反动,在 19 世纪初的一次暴动中,他们砸毁了纺织机器,并杀害了工厂主。在另一个战场上,1830 年在英国东南部发生了一场骚乱,其领袖是神秘的斯温上尉,他的追随者则主要是干农活的日工(day laborer)。他们的诉求包括:向当地富人征税,然后给他们发钱或提供啤酒;要求雇主提高日工的工资;以及“摧毁或要求摧毁新的农业机械,特别是脱粒机”,以减少农民对农村日工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一些人,编造出充满浪漫主义的呓语,把节省劳力技术的暴力反对者,给美化成了英雄;而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令人不齿的暴徒,他们反对提高了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纯粹是出于自私。 内德·卢德和斯温上尉的暴力追随者,虽然在英国危害了好几个月的公共秩序, 然而,一旦中央当局开始镇压,其运动的流产是必然的。大部分穷苦的、没有技能的人,不可能长期投入到一项事业中去,因为这项事业追求的是,摧毁供他们养家糊口的机器;这些机器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工作,还降低了他们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如保暖衣物和面包,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无技能者获得了高收入

很快,工业和农业的自动化,就对一无所有的人产生了吸引力,因为这给他们创造了赚钱的机会,并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新工具使那些身无长技的人,也能够生产出与高技能者同等质量的产品。在流水线上,一个天才和一个白痴,生产同样的产品,赚取同样的工资。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工业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无技能者的工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一小部分地区。而先进的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不仅使无技能劳动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资回报,还促进了收入的再分配。

福利国家的产生,是符合工业主义技术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领先的工业雇主, 因为规模大、资本成本高,成为了最容易被征税的目标。而且,政府可以要求他们保存会计记录及扣押工资,这就使个人所得税成为了实际可行的税收技术;在之前几个世纪,经济比较分散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切的最终效果是,工业创新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政府变得更加富有,当然也更有能力维持秩序了。

历史进程被逆转

根据我们的判断,今天的形势则正好相反。信息技术正在提高有技能者的收入, 并破坏大规模运作的组织,包括民族国家。 这也指出了信息时代另一件讽刺的事情,那就是自由市场的批判者对于工业主义工作的兴衰,持有的精神分裂般及根本性的阻挠态度。在工业主义的早期,他们对工业的所谓罪恶感到窒息,因为那些工作把无地农民从“我们已经失落的世界”中引诱了出来。根据批判者的说法,工厂的工作岗位,是前所未有的罪恶, 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如今看来,唯一比工厂工作的出现更糟糕的是它的消失。那些曾经为工厂工作的出现而哀嚎的人,今天是他们的曾孙辈,又要为低技能、高收入回报的工厂工作的短缺而哀嚎。

贯穿这些抱怨的一条主线,是对技术创新与市场变革的坚决抵制。在工厂制度的早期阶段,抵制导致了暴力事件。在信息时代,这可能会重演。

而这次不是因为资本家在“剥削工人”。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典范,揭示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对于某些思维涣散的人来说,假设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汽车工人, 在生产过程中,被那些构建工厂并出资雇人的企业主所“剥削”,可能还有一些可信度。在有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概念资本的关键性,不如在信息时代的产出中那么明显,因为后者显然是需要大量脑力的。所以,认为企业家以某种方式攫取了,员工创造的信息产品的价值,这种说法就不太合理了。如果产品的价值明显是通过脑力劳动创造的,如消费类的软件,但却被认为是实际创作它的技术人员以外的他人的产品,那就很荒谬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认为是工人创造了所有的价值,事实却远非如此;现在的问题恰好相反,一个日益明显的就业趋势就是摆脱无技能的劳动者。 这也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那就是无技能劳动者是否还能为经济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因此,要求收入再分配的理由,也从“剥削论”转为了“歧视论”。因为“剥削” 假设的是低收入者具有生产能力,而“歧视”则不然。低技能者之所以未能发展出更高价值的技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歧视”。

这种歧视也成为了一种合理合法的依据,用来强加非最佳雇用标准及其他标准, 更准确地说,就是向落后群体重新分配收入。例如,在美国,以种族为基础的成绩与能力的规范化测试,使黑人在客观分数较低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比白人和亚裔更多的机会。通过这种及其他手段,政府迫使雇主以较高的工资,雇用更多黑人和其他官方指定的“受害者”群体。任何不遵守规则的雇主,都面临着代价高昂的法律诉讼,其中涉及巨额的惩罚性赔偿。

指定受害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工业社会的重要亚群体中培养偏执的迫害妄想症,也不是为了削弱反作用价值观的传播,而是为了减轻破产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压力。灌输迫害的妄想,只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讽刺的是,对“歧视” 现象关注的激增,恰好发生在技术革命的初期;而技术革命却必然会使真正的、 任意性歧视,比以往大幅减少。因为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或在乎,一款新软件的开发者是黑人还是白人,男的还是女的,同性恋还是素食主义的侏儒。

虽然现实中的歧视压迫感在未来一定会减轻,但这不一定能减弱要求“补偿金” 的压力,要求弥补各种有的没的不公平待遇。每个社会,不管它的客观情况怎么样,都会制造出各种合理化收入再分配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微妙,有的荒诞; 从圣经中“爱邻如己”的劝诫,到黑魔法的召唤。巫术、女巫和邪恶之眼,是宗教情感的反面,是税务局或国税局的精神写照。当人们不能被爱感动去资助穷人时,穷人自己也想看到他们被恐惧所驱动。制造恐惧有各种形式。有时候是赤裸裸的敲诈,刀子架在喉咙上,枪口对着脑门。其他时候,是通过伪装的或虚幻的威胁。近代早期的“女巫”,大多数都是寡妇或者贫困的未婚女性,这并不是巧合。她们用诅咒恐吓邻居,借此索求财务,往往都可以得逞。很显然,付钱的人绝不只是因为迷信;邪恶之眼的恶意可不是迷信,而是事实。即使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也可以放走别人家的牛,或者放火烧掉别人的房子。从这个意义上说, 近代早期的巫术审判,并不完全像看起来的那么荒唐。虽然惩罚很残酷,而且毫无疑问,有很多无辜的人,因为邻居在麦角碱中毒的幻觉下,受到了牵连;但是, 对女巫的起诉,可以理解为对敲诈勒索的一种间接控诉。

我们预计,随着信息时代的展开,以分享(敲诈)成就奖励为动机的敲诈勒索会重新出现。那些对以往的歧视感到委屈的群体,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要求变得不合理或更难实现,就很快放弃受害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对他们具有明显的价值。 他们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诉求,直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发展,使他们确信再也得不到回报了。

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拿大人中间反社会行为的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它说明了, 在黑人的愤怒与对这一问题的根源进行现实评估之间,很难达到平衡。难以评估黑人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身反社会行为造成的。黑人的愤怒还在不断上升,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因此而日益紊乱。非婚生育飙升,教育程度下降, 越来越多的黑人青年卷入犯罪活动,以致于在监狱里的黑人男性比在大学里的还要多。

这些违背情理的结果可能产生了暂时的效果,即在工业主义的黄昏时期,通过提高对整个社会的敲诈威胁,增加了资源向下层社会的流动。但这种效果转瞬即逝。 为了符合生产规范,福利国家降低了对表现不佳者的挑战,消除了竞争的积极意义,从而制造出大批技能地下、头脑偏执、适应能力差的群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火药桶。民族国家的死亡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消失,无疑会导致这些悲惨灵魂中的一些变态,对任何比他们生活更好的人发起攻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信息时代的展开,社会和平将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北美与西欧的多民族飞地。

“我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一项方案,取缔所有伤害共同利益的机械,并废除绞死破框者的方案。但是我们……我们不会再请愿了,请愿没有用,我们必须战斗。” 救世军将军内德·卢德签名,书记员 “救世军万岁阿门”

新卢德分子

鉴于 19 世纪初反技术暴乱的历史经验,以及欧洲和北美长期以来的集体暴力传统;接下来,如果看到新卢德派对信息技术和使用该技术的人发起攻击,应该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前面提到的卢德派,是集中活动在英国西约克郡的纺织工人, 在 1811-12 年,他们发起了一场恐怖运动,针对自动裁切机及使用该机器的工厂主。卢德分子把脸抹成黑色,在西约克郡横行肆虐,焚烧工厂,杀害勇于利用新技术的工厂主。大部分的暴力事件都出自“裁缝”之手;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是挥舞重大 50 磅的巨大剪刀,是毛布生产中的关键一环。但是裁缝的所有工作, 就是用“起绒草使棉絮起绒,用剪子裁断布匹”;正如罗伯特·里德(Robert Reid) 在《失落之地》(Land of Lost Content)——关于卢德运动始末最好、最全面的著作——一书中所言,“(这些工作)太简单了,不得不进行机械化。”这种机械化的裁切机,达芬奇就曾经勾画出了设计图;但是,他的构思却被搁置了几个世纪。最后直到 1787 年,有人重新发明了一种类似达芬奇的装置,在英国投入生产。里德指出,“这项技术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早已广为人知,但令人惊讶的是, 它竟然没有在更早的时候被引入。……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设备,使用起来不需要什么力气和技术,于是很多岗位都被妇女和小孩抢走了,工资一开始都很低。其中一台新机器,即使由相对不熟练的工人操作,他在 18 个小时内完成的工作量, 一个熟练的裁缝用手剪要干上 88 个小时。”

需要注意到是,那些抨击机械化的工人,在反对新技术方面是很有讲究的。他们只攻击那些取代自己工作岗位和降低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技术。有一位名叫威廉·库克的企业家,在西约克郡引进了地毯编织机,就没有引发任何暴力事件。 没有人企图烧毁库克的工厂,或砸烂他的机器,更没有人想要谋杀他。罗伯特·里德在他的“卢德分子骚乱史”(即上述那本书,译注)中解释到,库克的新技术之所以没有激起任何反对情绪,因为地毯是一种“在那之前山谷中没有人专门生产的产品。”里德继续说道:“由于库克引入了一种新产品,它不基于任何传统的做法,并且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他的工厂得以蓬勃发展。”这个例子对未来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它指出来,在下一个千年,有头脑的企业家,应该首先在欠缺生产任何产品或服务传统的地区,开展削减劳动力的自动化经营。

以史为鉴,可想而知,在新千年最初的几十年里,最暴力的恐怖分子不是无家可归的穷人,而是流离失所的工人,他们以前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地位。1812 年的卢德运动就是如此,其中大部分的卢德分子不是贫困的无产阶级,而是熟练的工匠,他们习惯了赚取比普通人高五倍甚至更多的收入。放到今天,他们的同类可能是被淘汰的工厂工人。然而不幸的是,在仔细查阅了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后,我们发现,有更多的地区可以被列为潜在的暴力发生地。 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将想方设法对抗网络经济和利用它积累财富的主权个人。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席卷全球;其中一部分是对新科技的反对,类似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卢德运动和其他反技术的动乱。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因为它可能是新千年治理方式演变的关键。在未来的剧变中,核心的一大挑战是,任何在暴力升级的情况下维持秩序;或者说怎么逃避暴力的冲击。与信息时代息息相关的公司和个人,包括硅谷,甚至包括为新技术提供动力的电力供应商,都必须对自由职业者、新卢德派的恐怖主义保持特别的警惕。

不幸的是,随着人们对收入下降的失望和对成就者的不满与日俱增,像“智能炸弹客”这样的疯子,可能会刺激很多人进行模仿。我们估计,未来的大部分暴力事件都会涉及到爆炸。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急剧上升。“在过去的五年里,它们增加了 50%以上;在过去的十年里,增加了几乎三倍。爆炸性犯罪活动与未遂事件,从 1985 年的 1,103 起, 上升到 1994 年的 3,163 起。在小城镇和郊区,以及在市中心的街头帮派中,普通人变身炸弹客的现象,在不断蔓延。”

防卫将私有化

尽管民族国家征收着惩罚性的税收,作为保护服务的代价,但在今后的日子里, 它们不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信息时代的新技术,意味着暴力规模的下降,这也使得大规模军事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这不仅意味着它们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会下降,还意味着国家切实保护公民的能力也会减弱;而且,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超国家霸权,在下个世纪将不如英国在 19 世纪的霸权那么好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强有力地把权力从核心区域向周边推进。在 21 世纪,大国对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的威胁,必然会随着暴力回报的下降而减小。暴力回报率的下降预示着,有能力大规模使用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或帝国,不可能在信息时代生存或形成。

在未来,要获得充分的防御,对财务上的要求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把保护服务看作是一种私人用品,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安全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小,也可以更多地由商业化的保安力量去解决,如通过围墙、栅栏和安全边界等方式,把麻烦制造者隔绝在外。此外,富有的个人或公司也可以聘请安保人员,来应对信息时代可能出现的大部分威胁。在边境地区,军事威胁规模的缩小,可能增加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或者说在单一领土内出现暴力竞争的场面。但它也会促使各管辖区在竞争的基础上提供保护服务。这也意味着,各管辖区在保护、护照、领事及司法服务方面,竞争会更加激烈。

当然,从长远来看,主权个人可能将会凭借非政府文件旅行,例如由私人机构或亲和团体签发的、类似信用证一样的证照。假设在网络空间出现一个团体,一个商业共和国,像中世纪的汉萨同盟那样组织起来,促进各管辖区之间私人条约与合同的谈判,并为其成员提供保护,这绝不是痴人说梦。想象一下,未来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护照,由主权个人的联盟颁发,持有人受该联盟的保护。

不过,即使出现了这样的证件,它也只是摆脱民族国家及其豢养的官僚时代的临时产物。在近代以前,边境的界定都是很松散的,通过边境一般都不需要护照。 虽然中世纪的边境有时候需要安全通行证,但它们通常是由被访问国的当局签发的,而不是旅行者的国籍国。那时候比护照更重要的是介绍信和信用证,它们有助于旅行者找到住所并进行商业谈判。这一天会再次到来。最终,有身份的人出去旅行将无需携带任何文件;他们可以通过声纹系统或视网膜扫描识别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万无一失的生物识别。

简而言之,我们预计,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人类世界将迎来真正的主权私有化。 伴随着一些可以预见的条件变化,强制性领域将被压缩到逻辑上的最低限度。不过,对于下一个千年的世俗裁判者和反动派来说,把曾经“神圣”的国籍身份放到市场之上,作为一种通过成本效益核算的交易进行买卖,既令人愤怒又充满威胁。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要打赢一场信息战争,不再需要一个民族国家,由计算机程序员部署大量的“机器人”或数字仆人就可以。比尔·盖茨已经具备比大多数民族国家更强的能力,可以引爆全球脆弱系统中的逻辑炸弹。在信息战争的时代, 任何一家软件公司,甚至山达基教会,它们所能造成的威胁,比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大多数国家累积起来的还要大。 从逻辑上看,民族国家权力的丧失,是低成本、先进计算能力出现的必然结果。 微处理技术既减少暴力的回报,并为政府在工业时期垄断的保护服务,首次创造了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在主权商业化的新世界里,人们将可以选择他们的管辖区,就像现在选择保险公司或宗教一样。任何的管辖区,如果不能提供适当的服务组合——不管服务的内容是什么,都将面临破产和清算,就像无能的企业或失败的宗教团体一样。因此, 竞争会调动各地管辖区的积极性,使其更加经济高效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各管辖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进行竞争,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我们在生活中其他方面观察到的很类似。通常而言,竞争都会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竞争与无政府状态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我们所预期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不是发生在同一地区内暴力组织之间的竞争。如前所述,暴力组织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使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从而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机会。正如莱恩所指出的:

当与敌对的暴力集团相竞争或在领土内建立垄断时,暴力的运用显然具有很强的规模优势。 一个从经济层面对政府进行分析的基本事实是:使用暴力、控制暴力的行业是一种天然性的垄断,至少在土地方面是这样。在一个管辖区的领土范围内,里面所提供的服务,垄断者都可以用更廉价的方式生产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在同一块领土上,会有不同的暴力组织竞相要求人们支付保护费,例如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但这一状况,比同一地区内电话系统间的竞争更加不经济。

莱恩的评论在两个方面具有参考价值。首先,我们同意他的一般性结论,即主权国家倾向于在领土内实行垄断,因为这可以使它们提供更便宜、更有效的保护服务。第二个有意思的方面是,莱恩用过时的电话服务的垄断进行了比较。当然, 现在我们都知道,电话系统不一定是垄断的。这就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警示。 人们普遍认为,在具体的领土范围之内,无政府状态是行不通的;但技术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变得过时。比如说,在一个不受强制的领域内,当网络资产发展到很大的规模,那么,保护服务的定价就更少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更多是一个市场谈判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此所指的与一般的无政府状态不同;我们指的是各管辖区之间互相竞争,而每个管辖区在自己的领土内则垄断着暴力。我们认为,这些管辖区会以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尽可能提供最大价值的保护服务,以吸引其“客户”。 另外,毫无疑问的是,在信息时代,保护服务的供应情况会更加模糊,私营的治安和防卫服务,会比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要完备得多。而且,我们所设想的竞争, 与多家保护机构在同一地域内争夺不同客户所导致的冲突不同,后者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

尽管如此,随着主权数量的增加,以及个人在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之后,承担更多主权者的职能,这必然意味着,世界上无政府状态的范围会扩大。主权国家之间的状态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规范各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无论是部落国家、民族国家还是帝国。就像杰克·赫舒拉发所写的那样,“从原始部落到现代民族国家,所有的关系在内部都有某种形式的法律来管理;而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则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状态。”当世界上的主权实体越来越多,不可避免会有更多的关系涉及到不止一个管辖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无政府状态或缺乏压倒性的权力进行争端仲裁,并不等同于完全混乱,或无规则、无组织。赫舒拉发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可以分解的,“部落间或国家间的系统,也有其可分析的规律性和系统性模式。”换句话说,就像数学中的“混沌”,其实包含着复杂而高度有序的组织形式;同样,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完全无序或结构不清。

赫舒拉发分析了一系列无政府状态的现象。除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外,还包括禁酒时代的芝加哥帮派斗争,以及“加州淘金热中矿工与强占者(Claim Jumper 强占他人土地的人)之间的对抗。”请注意,在 1849 年淘金热爆发时,加州已经是美国的一部分,但金矿区的状态还是被恰当地描述为了无政府状态。赫舒拉发指出,(因为)“官方的法律机构无能为力。”他认为,尽管缺乏有效的执法保护,但山区营地的地形条件,加上矿工为打击强占者而进行的紧密组织,使得外来者很难夺取金矿。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价值的财产也能得到有效保护。

问题是,赫舒拉发基于达尔文“自然经济”理论对自发秩序的动态分析,对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否有指导意义。我们觉得是有的。虽然我们并不认为会出现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不会到处都是金矿区那样的环境条件,但我们预计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无政府关系的数量会增加。基于这种预期,赫舒拉发的论点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两个或多个无政府主义竞争者”,可以“在平衡的状态下,从社会可用资源中分获供各自生存的份额。”他还特别探讨了, 无政府状态在什么时候容易“崩溃”,沦落为暴政或等级统治;当无政府主义的各方被一个压倒性的权威所征服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信息时代弄清楚这些问题,比在工业时代更加重要。对无政府状态进行更细微的区分,在近几个世纪也不如在新千年中那么重要。部分原因在于,现代时期的暴力回报率是不断上升的。这意味着,集结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像民族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往往会赢得决定性的战争。根据定义,决定性战争就是,将资源控制权的多方竞争者,归置到一个更强大权力机构的统治之下,从而制伏了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与军事技术中防御优势的下降相对应,战斗的决定性作用也在下降,这有助于无政府状态保持动态的平衡。因此,信息技术的强大冲击,会使军事行动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从而使小国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大国所征服所取代。战争的决定性的降低,也意味着战争将会减少;对信息时代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推论。

可行性

无政府状态得以维持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生存能力,或者说有充足的收入。 缺乏足够收入以维持生活的个人,有可能会(1)为了夺取生活资源而投入主要的精力去斗争,或(2)向另外一个竞争者屈服,以换取食物和生存所需。在 1000 年时的革命过程中,封建主义的兴起就引发了类似的情况。我们估计,在西方国家中,以前依赖于国家转移支付的低收入者,未来会越来越多地以侍从的身份附属于有钱人。尽管如此,在霍布斯式的混战(或所有人对所有的战争)中,部分竞争者无法生存的单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就像赫舒拉发所言:“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仅仅是低收入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表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资产的特性

无政府状态可持续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条件是,资源的“可预测性和可防御性”。 在赫舒拉发的分析中,“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竞争者在其中为了控制和捍卫耐用资源(durable resource)而斗争。”他定义的耐用资源包括“土地和可移动的资本财物”。在信息时代,数字资源可能被认为是可预测的,但它们不属于赫舒拉发所认定的,“领土性”或无政府状态下的“耐用资源”。事实上, 如果数字货币能以光速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转移,那么征服网络银行所在的领土就是浪费时间。想要压制主权个人的民族国家,必须同时夺取世界上所有的银行避风港和数据避风港。即便如此,只要加密货币设计得当,民族国家也只能破坏或摧毁某些数字货币,而无法夺取它们。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对于富人而言,最可预测的也最脆弱的资产,可能是他们的人身,也就是他们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担心,在未来几十年会发生卢德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可能还会受到民族国家雇佣的煽动者的暗中怂恿。

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认为主要的民族国家能够成功压制主权个人。首先, 现有的国家,特别是资本匮乏的归家,它们会发现,相比保持与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团结,以及维护“国际”体系的神圣性,为主权个人提供庇护会得到更多的好处。破产的、高税负的福利国家,想把“它们的公民”和“它们的财产”留在 “它们的国家”内,这个动机和理由,对其他数百个分散的主权来说,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和遵从。

我们要说,尽管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多国组织,旨在制约各个主权国家的行为; 而且毫无疑问,其中一些组织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欧盟和世界银行。但请记住, 那些欢迎主权个人的国家,会从他们的加入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猪头(pigheaded,顽固刚愎的)强国,在当前的趋势下,也必须大力防止出现不受政府控制的网络经济;而且说到底,它也不希望把全世界那些在银行有存款、 但不想成为美国人的居民排斥在国门外。这一点尤其关键,因为购物是现在旅行者的主要兴致所在。所以,最终,虽然会晚于其他国家,但迫于竞争压力,美国或其部分地区,将加入到主权商业化的行列。

有需求就有供应

资产负债表最薄弱的民族国家,会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压力。未来的“离岸” 中心,将是当前民族国家中分裂的地区和飞地;如加拿大和意大利,几乎肯定会在 21 世纪的 1/4 世纪结束前解体。一个全球性市场的诞生,有助于高质量、高成本效益的管辖区的形成。和普通商业中一样,小规模的参与者更加灵活,更有能力进行竞争。所以,人口稀少的管辖区,更容易打造自己的制度结构,实现高效运作。

信息精英们将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以合理的价格寻求高质量的保护。虽然这笔费用远不足使民族国家的全体人口重新分配到明显的利益,因为它们往往有几千万到几亿人之多;但在一个人口只有几万或几十万的管辖区,这笔费用绝非微不足道。少数巨富者所带来的税收和其他经济优势,对一个人口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管辖区而言,人均的获益要高得多。

在信息时代,一个人的企业在哪里注册已经不重要了,除了一些纯粹的消极意义, 如某些地址意味着更多的义务;小的管辖区会发现,它们更容易打造出能获得商业成功的保护服务。所以,人口较少的管辖区,在制定对主权个人具有吸引力的财政政策方面,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我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牵系,它的魔力会立即平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深深地植入了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之中。我们都有过敬畏的经历,如第一次看到巨大的瀑布, 或第一次站在大教堂的入口。我们也都有过归属感的体验,比如在家庭圣诞聚会上,或者作为某项运动中胜利团队的医院。对这两种强大的情感,人类势必要在文化上做出回应。我们被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所照亮,而它又是更大的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因为知道自己归属于某个文化群体,我们会倍感欣慰,它使我们获得了参与感和认同感。

这些文化符号的影响,可以激发最强烈的情感效应。美国人对国旗、国歌或感恩节的联想,英国人对君主制或板球的联想,都分别会对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想象力产生真实的影响,并通过重复而不断加强,然后深入到潜意识之中。这些符号会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并提醒我们有着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当反越战的示威者想要撼动其他美国人时,他们点燃了美国的国旗。被社会疏离的英国人为了攻击君主制,甚至会在板球场上挖洞。 这些情绪的触发点是肤浅的,但并非无足轻重。它们的背后,是我们被教导要为之流血牺牲的东西。无论大政治条件如何变化,或由此导致的体制如何变革,在那些和我们一样在 20 世纪长大的人的想象中,它们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十章 民主制度的黄昏

“民主理论是当今民族国家进行道德说教的世界语,是把所有国家真正联合起来的语言,是现代世界里公开的伪善辞令,但它其实是一种价值可疑的货币——只有十足的蠢货才会完全相信它的表面价值,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夸张。”
-约翰·邓恩(John Dunn)

众所周知,在政府的历史上,民主是一段相对罕见且短暂的时期。古今中外,凡是民主制占上风的时代,它的成功都仰赖于那些加强了军事力量和群众重要性的大政治条件。在《武器系统与政治稳定性》(Weapons Systems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一书中,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探讨了这些条件,它们包括:

  1. 廉价且广泛分散是武器装备。当购买有用武器的成本较低时,民主制度往往会蓬勃发展。
  2. 武器可以被业余人士有效地使用。当任何人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就可以正确地使用武器时,民主制生存的可能会更大。
  3. 步兵在作战中占据着数量上的军事优势。奎格利指出,“步兵占优势的时期, 政治权力在社会中更加分散,民主制度更有机会胜出。”

这几点,很难说是对民主生存条件的全面指南。如果按照这些条件,民主就不会在 20 世纪末成为一种优胜的制度。在工业时代的末期,武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昂贵。而且,很多最高效的武器,绝对需要专业人士才能有效地使用。此外,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已经证明了大型的步兵队伍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窝在战壕和挖好的防御工事里。那么,在这些条件下,为什么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民主制看上去依然很繁荣呢?

民主制,共产主义的孪生兄弟?

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解释,即民主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孪生兄弟,它的繁荣昌盛,是因为它有利于国家横行无阻地控制社会资源。从工业时代的“常识”来看,这个结论可能很愚蠢。我们并不否认,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 民主制与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但从大政治的角度,特别是从信息时代的有利位置来看,这两种制度的共同点,比你所能猜测的还要多。

在武器装备机器昂贵的情况下,民主成为了国家最大限度控制资源的决策机制。 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样,民主制度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可以资助庞大的军事机构。 但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民主福利国家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这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几乎把控了一切有价值的资产。 冷静地看,民主之所以比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因为它是国家富裕的秘诀。 我们在前面解释过,民主可以为军队提供更多的资金,因为民主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适应。

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拥有一切。相比之下,民主福利国家在一开始不会提太多的要求。它们假装允许私有制——尽管是一种不确定的私有制,从而利用优越的激励机制来提高产出。西方的民主政府不是一开始就横加干涉,而是允许个人拥有财产,积累财富。只有在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民主民族国家才会出面征税,拿走其中的一大部分。

这个“大”字要大写。例如,在 1996 年,美国最高等级的联邦终身税率为 1 美元 73 美分。对于通过分红获得收入的公司股东来说,税率为 1 美元 83 美分。而对于任何想把财产留给孙子女的人来说,联邦税率为 1 美元 93 美分。如果把各州和地方税也算进去,各级民主政府没收了在美国赚到的每一美元中的绝大部分。占到所有收入 3/4 甚至 9/10 的掠夺性税率,使得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事实上的同伙。当然,这两种制度不是一回事,但关系非常密切。 民主国家之所以存活得更久,因为它更加灵活,而且相比莫斯科或东柏林,它能征收到的资源量更加惊人。

“效率低下,反而更成功”

民主作为强大政府的决策机制,它的大政治优势曾被我们称之为“效率低下的优势”。与共产主义相比,福利国家的系统效率确实要高得多。但与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一块真正自由放任的飞地——相比,福利国家的效率就差多了。香港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而它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快速增长带来的好处,其中 85% 进入了香港居民的腰包,而不是香港政府的。 当然,香港从来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其实,它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能在信息时代蓬勃发展的管辖区模型。在工业时代,香港没必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它不必为了养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去征收资源,惹得人民怨声载道。香港可以从外部获得保护,所以它能够维持真正的自由经济。

正因为民主具有搜刮资源的能力,它才在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占据了主导地位。大众民主与工业主义是相伴而生,携手并进的。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言, 大众民主“是大众生产、大众分配、大众消费、大众教育、大众媒体、大众娱乐及其他一切,在政治上的表现。”

如今,信息技术正在取代大规模生产;预期大众民主即将进入黄昏,是合乎逻辑的。大众民主在工业时代获胜的关键性大政治需求,已经消失了。因此,大众民主步其孪生兄弟——共产主义的后尘,只是时间问题。

大众民主与信息时代不兼容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信息时代的技术,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大众技术。在军事层面, 就像我们所说的,它释放了“智能武器”和“信息战争”的潜能,其中的“逻辑炸弹”可以破坏中央指挥控制系统。信息技术明确指出,武器的完善方向是只能由专业人士操作;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战争的决定作用,相对提高了防守的地位。微技术使个人也可以大幅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大规模步兵编队的重要性则被削弱了。在兰德公司给国防部长的报告中写道:“互联网不仅可能遭到国家的破坏,也可能受到非国家行为者的攻击,甚至包括分散的团体或个人。”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庞大的集权式系统所固有的规模不经济性,将在网络战中彻底被暴露。

用兰德公司专家的话说,“信息技术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美国大陆上遥远的目标,和战区内的目标一样容易受到攻击。”在过去,居住在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境内,就等于安全得到了保障;而在信息时代,集结力量的逻辑要被翻转了。皮奥利亚(美国伊利诺州第二大城市,译注)虽然远离战争前线,但它也不再是安全的,可能受到所有潜在敌人的网络攻击。居住在超级大国境内,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靶心。所以,各地方与其联合在一起,不如分解开来,反而会更加安全。总之,网络战的出现,会使中央控制指挥系统更加脆弱,但同时加强了分散式系统的竞争活力。

这种变化所激发的反馈机制,将加速权力分解的进程。兰德公司的专家认为,为了降低在民族国家后期发展起来的指挥控制系统,面对网络攻击的脆弱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对新的软件加密技术的利用”。这会使一些主要的私营部门的系统,更不容易遭到破坏;同时加速硬加密技术向商业组织的传播,有助于它们摆脱国家的控制。这也将促进权力的下放和分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将进一步推动资源向网络空间转移,而那里是政治的鞭长莫及之地。 最终,这意味着大众民主的结束,尤其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即代议制恶政 (misgovernment),不管是国会型的还是议会型的。

代议失范的大政治学

当大政治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比如现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也必然随之改变。事实上,代议形式的政府,历来是原始权力分配的产物。这一点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那就是:代议制的代表是以地域为基础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 仔细想一想。原则上,立法机构的成员可以根据任意的人口划分来选举出来,并且具有同等的代表性。议会或国会的选区,可以用生日,或者按字母顺序来划分选区。1 月 1 日出生的人可以根据一份候选人名单投票,1 月 2 日出生的根据另外一份。或者,名字以“Aa”至“Af”开头的人针对一份名单投票,以“Ag” 开头的针对另一份。以此类推。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制度,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最充分的原因是,在 18 世纪,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但更重要的是,以生日或字母顺序划分选区,无法反映选票在当时应该体现的原始权力的分配,甚至一点关联都没有。有共同的生日或者名字的前几个字母,这样的人群,在过去和现在都很难组织成任何牢固的权力基础。

为什么地理区域更重要?

投票确实是作为军事竞赛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今天也是,只是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这种竞赛可以按照地理界线进行组织,更罕见的有按照亲属关系或宗教界线;但它没办法按照生日或名字的首字母来组织。它也无法按职业类别来组织, 除非职业被限定在世代相传的行会里,如印度那种种姓制度;或者像爱荷华州的农民那样联系在一起。

当前代议制的全部重点在于,它代表和调动的是地理上的利益,而非其他方面的。 历史上,军事成功关键就是控制领土。而所有的军事威胁也都是在当地形成的。 代议制的目的,就是为这种权力的表达提供一种不同的竞技场。代议制的方式, 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促进地方的既得利益。地域选区的安排,会使代表们以国家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为代价,去为特殊群体谋福利。

未来的新可能

根据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分析,选举结构或机票方式的微小变化,就会给选举结果造成巨大且可预测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认真研究政治的学生也必须认真地研究宪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超越宪法的范畴,把目光投向,由具体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大政治条件所决定的终极元宪法。

技术的变革,已经打破了把投票局限在地域选区内的基础。在十八和十九世纪, 当现代的代议制出现时,几乎所有的通讯手段都是地方性的。大多数人从生到死, 都在他们出生地的几英里范围内活动,他们全部的商业和通信也都发生在当地。

而今天,在全世界都可以即时通讯。和五千英里以外的人做生意,和跟邻居做生意差不多。经济正在越来越彻底地超越地理的限制。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在增强。 信息时代的财富也是如此。计算机程序不是钢铁厂,它不会很容易就被地方的政治势力所挟持。当立法者决定征税或监管业主时,钢铁厂是没办法移动的。而计算机程序通过调制解调器,能以光速传输到世界任何地方;业主只需收拾下他的手提电脑,就可以坐飞机离开。这种变革,也会破坏地域选区的大政治基础。 根据我们的分析,所有的代议制民主,都面临一大共同难题,那就是地域选区的安排,必然会过度代表工业企业的既得利益。“失败者”或“被遗弃者”是完美的选民,他们在地理上很集中,在政治上有需求。工业民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时期的高潮阶段,来自新兴产业的“赢家”, 在立法审议中的代表也长期不足。政客们更愿意代表现有的、成熟的竞争者,而不是未来的新企业或新企业的潜在客户。这可能是代议制政府的一个天然特性。 就像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的论述,寿命长的产业会发展出有效的“分配联盟”,为政治利益进行游说和争夺。

但是涉及到信息时代的经济时,这个问题就会无限放大。因为在信息经济中,更有创造力的参与者在地理上是很分散的。他们不可能像苏格兰的鲑鱼渔民或萨斯喀彻温省的麦农一样,大规模地集中在某地,为立法者所关注。实际上,信息经济中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不是最大的管辖区的公民。因此,他们在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立法审议中,几乎没有发言权。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的数学博士们,为了阻止外国科学家在美国工作,曾做出很多不光彩的干涉活动;他们向国会提出排外主义的提案,阻止雇主择优录取,很容易就得到了听信。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地域代表权,已经过时了;它毫不理会那些为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但不是选民的外国数学家或其他任何人。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回到这个问题,和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特定的宗教教条一样难。因为和宗教信仰一样,人们对民主制度的理解程度、怀疑和信仰的程度,在整个社会的不同层面及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 -胡安·林茨(Juan J. Linz)

还没有人开始以系统性的方式去思考,技术变革对破坏工业主义和改变收入分配将产生的后果。很显然,如果信息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大到惊人,那么民主就只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寄生主义。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工业政府的一些制度,与后工业社会的大政治条件之间,隐含着不兼容性。然而,无论人们是否能够看清这些矛盾,随着世界各地政府失败的案例与日俱增,它的后果会越来越显眼。现代时期出现的政府制度,反应了一个或多个世纪前的大政治条件。它们在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幸存了下来。但信息时代需要新的代表机制,避免工业政府那种长期的功能失调,甚至出现苏联式的崩溃。

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承诺不能兑现,政府信用和制度支持被耗尽,很多国家都会出现政府破产的危机。最终,必将会出现新的制度形式,它可以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维护个人自由,同时使人们的共同利益得以表达和生存。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我们在 20 世纪所熟知的大众民主的终结。现在的问题是, 拿什么来替代它。如果大众民主的唯一替代品就是独裁——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毫无发言权;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受到诱惑,加入到新卢德派,去 “反抗未来”。

新制度

幸而,令人欣慰的是,抛弃大众民主,不等于只能选择独裁。信息技术提供了新的选择。人们无需在“大众生产、大众消费、大众教育、大众媒体、大众娱乐及其他一切”的约束下,进行集体选择;信息技术可以使消费者真正地定制主权服务。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大规模运作不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相信,信息时代会出现新的治理形式,就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催生出了各自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样。

这种新制度可能是什么?要理解这一点,请忘掉你在名不副实的“政治学”教科书中读到的一切。信息时代的治理制度,将突破传统的思维界限。朝着这种新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启。它们是对一种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主权利益 ——的重组,现在还只是鲜为人知的临时排演。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已经被各地的独立运动和分解权力的强大力量搞得惊恐不安,他们不仅严密监视着这一切, 而且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垄断联盟,全力以赴地加强边界固定。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上新独立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但那主要出于两个事件,即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多民族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先进的民族国家,都在操纵着,尽最大可能去延长苏联的存在;而很少有政府支持南斯拉夫的解体。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独立,直到独立主义者通过军事斗争夺取了实际的控制权以后,才开始得到承认。世界大国们很乐意看到, 手无寸铁或武装薄弱的独立主义者,被他们的塞族折磨者所屠杀。即使是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在维护南斯拉夫的残余方面并没有直接的利益,也极力反对被科索沃压迫的阿尔巴尼亚人实现民族自决。不过,讽刺的是, 这种坚守边界的狂热,并不能真正预防,反而更有可能导致主权被分解。全世界脆弱的民族国家,对公开的独立运动和政治瓦解行为强烈抵制,使曾被公认的主权,成为了一种有价值的超验资本,可以被拥有它的国家自愿分割或租赁。

厄加勒斯弯特许自由区就是一个例子,它包括西非海岸的普林西比岛 50 平米公里的土地;该自由区说明了,一个国家可以自愿分割出部分主权,用来打造免税的、私有的管辖区。虽然该部分领土仍然处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境内, 但它的管理完全是私营的。那里的治理,是根据 WADCO 公司所管理的合同进行的;WADCO 即西非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南非的私营企业。该自由区的书面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圣多美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通行的货币也不是圣多美毫无价值的本地货币——多布拉,而是全球硬通货——美元。它的安全防卫, 不是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警察提供的,而是由 WADCO 公司雇佣的私人安保。圣多美的商法不适用于该区的商业交易;所有的商业争端,都必须根据巴黎国际商会的规则,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圣多美的法院没有管辖权。除了部分受到严格管制及细微方面的例外,圣多美的税收政策及其他官方垄断,在这里都不适用。例如,电信管制,在自由区内被自动解除。在支付租金并遵守其他特许条款的前提下,WADCO 有权自动地、重复地续租这一私有的分散型主权管辖区。第一次续租时间为 2047 年,每次为期 50 年。

WADCO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实现的成功,可以并必然会被其他管辖区的很多人所效仿。杰昆·阿吉雷(Joaquin Aguirre)是 21 世纪发展的真正先驱之一,他在东玻利维亚的阿吉雷中央港湾(Central Aguirre Portuaria),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私人主权区。阿吉雷是一位千万富翁、小说家和发明家,他是联合国的共同创始人,也是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前参议员,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开拓者。在帮助建立联合国的半个世纪之后,阿吉雷现在又成为了 21 世纪主权个人的原型。他创建的“自由区”,免除了玻利维亚大部分的税收、关税和监管措施,为新形式的私有化城邦指明了方向;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将朝着这一目标迈进。它还确凿地证明了,大政府的辩护者经常讴歌的大众生活,在阿吉雷发起的自由贸易区带来的经济繁荣下,其质量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随着时间发展,全世界事实上的城邦国家会不断涌现。作为一个个人,如果你在经济上实现了足够的独立, 那么你就会像阿吉雷一样,获得终极的独立。如果其他商业化的分散型主权,不能为你提供舒适的栖息地,你可以推出自己的专属小国,像中世界所有的公爵一样享有独立的地位。所以,在未来,你不用再与煽动家和政治掮客进行拉锯战, 防止你的资产被大众民主的叫嚣者夺走并瓜分;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私人领地,进行私人治理。

从大众民主到个人自治的终极形式——主权个人,是一场彻底的阶段性变革。它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大众舆论,也不需要幻灭的选民发起奇迹般的投票,废除掉大众民主制度。这场革命,现在就可以开始;而事实上,它也已经开始了,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通过把主权出租为免税区、“自由区”和自由港。到时机成熟, 主权将被不断分割,直到完全分裂,达到无法再进一步分割的程度,不然所产生的利益将不足以覆盖移交的成本。基于摩尔定律,以及吉尔德的推论,即带宽将每年增加三倍;现在来看,没有任何依据可以预测,权力分解的趋势会提前结束。 相反,我们预计,虽然目前致力于维护大众民主的民族国家,其力量看上去还坚固无比,但它们很快将分裂成数以万计的碎片;未来的治理系统,会更多地让人想起中世纪,而不是工业时代。

到那个时候,即使还残存一些国家,保留着大众民主,它们的政策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以便适应元宪政的现实要求。民主的忠实拥趸威廉·基赫(William Keech),在《政治经济学:民主的代价》(Economic Politics: The Costs of Democracy) 一书中写道:“人们学会了要求他们觉得自己能得到的东西,而如果他们觉得不喜欢自己想要的和已经得到的,他们也会改变主意。”换句话说,在 20 世纪的末尾,大众民主连同代议制政府制度,虽然还大行其道,但这可能是一个“卖出的信号”。即使在它们自己设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决策机制,也难以确保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你把目光投到政治之外,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的高管、 行政人员、教练或其他专业的领导者,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恰恰相反,最成功的领导者,通常是业主通过选拔机制雇佣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拥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人,在决定结果方面也拥有完全不平等的且不成比例的发言权。如果民主选举真的是一种优越的方法,能够选出有能力的领导,那么你应该会看到,它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决策机制。然而,它基本上局限于政治领域。简而言之,依据目前的证据,假设主权服务的不良供应,是被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决策所阻碍, 比假设相反的情况更加合理,即认为是受到了公司和商业组织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由业主认命的行政人员管理的,而不是通过举手表决。

到 21 世纪中期,当主权分散的自营管辖区大量激增,可能会确凿地证明专有管理(proprietary administrative)的优势。选民们会看到,在大众民主的束缚下,他们其实是在受苦。因此,就像基赫教授所指出的,他们将会认识到,由雇员控制的政府所带来的好处远低于其成本。醒悟之后,他们会走上改革之路。即使是欧洲和北美的选民,虽然现在看起来强烈地反对革新,最终他们会投票使自己的选区更适合专有管理。多数人可能会愿意,甚至很高兴抛弃掉政治的闹剧,转而支持政府的专有管理;这将为缔结和执行合同创造最佳的环境。

只要政府以及它惯用的配套设施还存在,它就能以全新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在末日到来前的某个时候,在某个管辖区的某个地方,某些人会意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潜力,利用其实现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庞大的竞选开支以及长时间的政治选举, 都是饱受怨言的;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在瞬间内解决。代表没必要经由选举产生, 完全可以通过随机的分类挑选出来,这些代表的才能与观点,在概率上更有可能与广大民众的水平相一致。

这其实只是古希腊抽签选拔制度的现代版本。在他的权威历史著作《希腊和罗马的投票与选举》(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中,斯塔夫利(E. S. Staveley)详细阐述了,希腊的许多职位,从地方法官到执政官,都是抽签产生的,而不是选举。尽管机会的随机性比较机械,有一定的局限,但通过使用抽奖机(allotment machine),或雅典人所说的“cleroterion”,他们很巧妙地实现了想要的效果。 抽奖机是用“一系列的黑球和白球”作为随机计数器,用它们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进补候选的职位,并且“决定议会中各派系轮流执掌市政厅的顺序”。这个想法的经典来源,可能使它更加可信。但其实它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可以避免政治游戏中自我选择的弊端。从统计学上看,它能够保证在公共事务中,出现更少的律师和自大狂。

通过这种方法,立法机构将由真正的代表所组成。他们不是因为追逐权力而被召集到了一起,毕竟,他们被再次选中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处理政府事务,理性地分析问题,并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正直的委员会

今天的政客们,一心只想优化自己的选票,基本没有动力去连贯一致地分析问题。因此,与企业家、公司高管和运动教练相比,他们在实际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企业家他们是根据业绩表现获得报酬的。按业绩给立法者支付报酬,可能不会使每个当选者都像李光耀那样有效率。但是,根据领导者业绩表现支付报酬,只是李光耀“弹性工资”(flexiwage)计划的一个逻辑延伸;该计划在新加坡非常成功,它规定,根据新加坡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向政府雇员支付薪酬。所以,我们相信,如果将立法和行政人员的薪酬,与一些客观的绩效标准(如税后人均的增长)相挂钩,他们的表现肯定会大不一样。根据业绩付酬,可能会使他们的表现提高一千倍。 能够提高人们实际税后收入的政策,对社会整体是大有裨益的。所以,如果总理和总统们的政策能够带来收益,为什么不能奖励他们其中的一小部分呢?这部分奖金可以通过一种微小的税收来获得。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整个社会可能就不会面临,像尼克松和克林顿这样具有特殊政治才能的野心家所制造的威胁了。

“他们给他带来了金银和衣物,但这位‘基督’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穷人。当有人献上礼物时,他和他的女伴会匍匐在地,祈祷致谢;但随后他又起身,命令众人向他敬拜。后来,他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带领他们穿越乡村,拦截和抢劫路上遇到的旅行者。但他的野心不是为了发大财,而是要受人崇拜。他把所有的战利品都送给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我们估计, 应该也包括他的追随者。” -诺曼·科恩(Norman Cohn)

弥赛亚式的人物

人们很少注意到,选举政治会诱使不正常的、大救星式的人物进入权力的中心。 即使在民主制度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这种人也是存在的,而且通常都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威胁。回顾一下布列塔尼的基督尤多·德·斯泰尔、8 世纪的阿德尔伯特 、 1 1 世纪的埃昂 、 安特卫普的坦切姆 、 梅尔基奥尔 · 霍夫曼 、 贝伦特 ·罗斯曼及其同道的生涯,有几个特点非常突出。他们的施政才能越是立竿见影,造成的危害就越大。由于当时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强制体系,这些早期的原始政客(protopolitician),经常自发地进行抢劫和掠夺,以便获得现金分发给他们贫穷的追随者。

原始政客的行动

他们的滑稽故事,给人的感觉就是生错了时代的人才,就像在篮球被发明之前,读到有七英尺高的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今天,因为有了 NBA,身材畸高的可以靠运球和扣篮赚到几百万美元。如果篮球运动消失了,他们就只能回缩到社会的夹缝里,大多情况下只能作为马戏团的景点,或者玩玩杂耍来生存。在现代政治被发明之前,有煽动力的人被吸引到了农业世界里最接近政治的地方:巡回布道。他们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像政治家一样,向任何愿意追随他们的人夸下海口,承诺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过去和现在一样,穷人是最主要的煽动目标。诺曼·科恩在他关于千禧年信徒运动的卓著《千禧年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记述了在投票政治诞生之前,众多弥赛亚(救世主)式领袖的职业生涯。从他的描述中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些人的个性类型,与现代时期的魅力政治家如出一辙:

领袖——像法老和其他诸多“神王”——具有一个理想父亲的所有属性:他睿智无比,他公正无偏,他保护弱小。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儿子,他的任务是改造世界,他是要建立新天新地的弥赛亚;他可以对自己说,“看,我使万物更新。”既是父亲又是儿子,这种人物都是巨人,是超人,是全能的。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具有无穷的超自然力量,像光一样发射出来……。此外,身披着这种神圣的光辉,宣扬末世论的领袖,更具有创造奇迹的独特能力。他麾下的军队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的存在可以使土地里五谷丰登,他统治的时代完美又和谐,是腐败的旧世界闻所未闻的。 当然,这种形象是一种纯粹的幻象,可以说它与背后的人的真实本质和能力都没有关系,不管这些人是曾经存在的或是未来可能存在的。但是,这种形象可以投射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而想要接受这种投射的人也从不缺乏,他们热切渴望成为无懈可击、制造奇迹的救世主。……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道飞升,秘诀不在于他们的出身,也不在于他们的教育,而在于个性。对于这些穷人的弥赛亚,当代人通常认为他们具有出众的口才、指挥才能和个人魅力。总之,这些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中间可能有人自知是冒牌货,但大多数都真的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化身。而这种全心全意的信念,很容易为那些最渴望获得末世救主的大众所接受。

那些未来的千禧年救世主,实则常常使中世纪社会陷入动荡与不安;这段对他们的描述简明扼要,令人赞叹,但它还不能完全体现出科恩权威大作的味道。在阅读整部作品时,从这些预言家的滑稽行为中,我们清楚地辨认出现代煽动者的熟悉特征:雄辩的口才、“个人的磁性”、“弥赛亚式的自命不凡”,以及反复出现的渴望作为护民官被穷人崇拜的欲望。 对于这些冒牌货,中世纪的处理方式与 20 世纪末民主政治的做法大不相同。在中世纪,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被处死,而在 20 世纪末,现代民主政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公开的渠道,使之可以合法地取得民族国家的权力。

把地球上最大、最致命的组织的控制权,通过人气竞赛的方式,经常性交到煽动力十足的赢家手中,这样一种制度,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使人们遭受痛苦。

付费给领导,以获得更好的表现

如上所述,一个组织要想获得优秀的领导力,有一个很简单也更优越的方法,就是雇用制。这是在竞争性经济中广泛使用且普遍成功的方式。合理的选拔程序, 加上建设性的奖励机制,对业绩良好的领导者进行奖励,就可以使有能力的人成为政府的掌舵者。这种方法还能调动新型人才;在传统模式下,这些人通常不会对政治和治理问题感兴趣。

如果根据实际取得的社会成果来支付报酬,就能吸引到世界上最具才华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岌岌可危的政府。在每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一个领导人如果能够明显提高公民的实际收入,按理说,他的薪酬应该远高于迈克尔·艾斯纳(曾任迪士尼 CEO,译注)。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每一位成功的政府首脑都会是千万富翁。

电子投票

另外一种可以明显解决代议制弊端的方法是电子投票。全体公民,或通过防篡改程序抽签,选出来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对立法提案直接进行投票。有了计算机技术,电子公投已经不是问题。电子投票可以很容易地与抽签结合在一起,缩小对特定问题的投票人数。总之,从原则上讲,对于未来的选民来说,了解政治问题的难度,要远远小于揣摩政客以及评价他们的施政观点,更不要说预测政客上任后会做什么。这一点尤其困难,因为政客及其幕僚越来越擅于包装和操纵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商业化的主权

我们期望看到有新的东西出现,来取代政治。虽然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每一种方法, 都可以被尝试,也能取得一些成效;但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政治改革或改进,而是政治将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被普遍地抛弃。这并不是说我们想看到独裁统治, 相反,我们期待看到创业型的政府,即主权的商业化。

不同于独裁,甚至也不同于民主,商业化的主权不会阻止人们选择的自由。它将为每个人提供更大的表达空间。而对于有能力利用其优势的人来说,商业化主权提供的决策与自决的空间,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要大。

定制政府

为避免这听起来像是千禧运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微技术,它带来的小型化和对权力的分解。微技术有利于定制化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现在你去商店买蓝色牛仔裤,可以根据你的尺寸定制,裁切版型,然后发到半个世界之外的工厂缝制。 等到新的制度发展成熟,能够最终适应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时,你将可以像选购牛仔裤一样,去定制符合你个人需求和品位的管理服务。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批评过信息技术可以使公民变成顾客的观点。 托夫勒说,“这种模式太狭隘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外面都有一个宗教和情感的世界,不能简单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契约关系。”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出于前文探讨过的原因,我们同意把“民族主义的情感世界”简化为“契约关系”是很难的;但这并不等于不可能,更不等于说契约关系不好。毕竟,民族主义中如果能少一点非理性的狂热,就可以挽救千千万万的生命。

“进入、退出”与“发声”

当然,主权商业化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显然连阿尔文·托夫勒都不熟悉。但是, 它的中心思想——经济的表现形式,是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在任何稍微有点自由度的经济体重,消费者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和产品,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欲望;或者是通过不购买、不消费。当你对某一产品或某一服务感到不满时,你可以选择“退出”来表达你的意见。换句话说,你可以把你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了,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快你就可以在网络空间创造财富,并且完全不受民族国家的掠夺。这将会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元宪政要求, 也就是说,政府在要你支付账单之前,必须真正地提供令你满意的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你缴纳所得税实际上是自愿的,就像这套理论原本所设想的那样。

避免“冗长的政治渠道”

如果信息技术如期所愿地发展下去,它将确保政府真正地被客户所控制。作为客户,你会有丰富的选择,一开始是数百种,然后可能数千种;你可以与民族国家签订私人税收协议,或者完全逃离民族国家,去到新兴的小型主权管辖区,这样可以直接降低你的保护成本。“进入”和逃离或者说“退出”这些合约,就是你作为客户的欲望的经济表达。用你的脚和钱来投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它能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你作为客户,有选择“进入”和“退出”的自由,相比之下,民主政治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呢?如果有人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感到不满,特别是对政府提供的或受政府严格监管的,他可以给美国总统写信,或与当地议员及其他相应的民选官员会面,来“发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请愿方式有时候会有效果,但不一定, 通常都会失败。如果不能成功,想通过自己的“声音”进行变革的人,可以组织示威游行,或在报纸上刊登整版的广告,甚至自己直接参加竞选。

政治的表达模式确实给人提供了一个发声与演讲的渠道。但它的弊端是,你很少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获得满意的结果,或改善自己的处境。面对政府提供的劣质产品和服务,你不得不继续买单,直到你能说服整个政治进程同意你的要求,做出改变。 在西方国家,现在几乎是在所有国家,要达到你的目的,意味着必须确保达到民主制度要求的多数支持。这个需要多数人参与的门槛,对你想要实现的相对直接且理性的目标,施加了巨大的交易成本。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为了推进他的教育代金券的建议,指出了经济表达相对于政治表达的优点:

家长可以把孩子从一所学校退学,然后送到另外一所,以此来直接表达对学校的意见;(有了这种券)他们可选择的程度就比现在大得多。现在他们基本上只能通过改变居住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他的手段,就只有繁琐的政治渠道。

阿尔伯特·赫希曼以政治党派人士的身份发言,他对弗里德曼倾向于“以退出‘直接’表达自己对某组织不满的方式”表示有异议。当然,一个在经济学方面训练不足的人,可能会天真地认为,表达自己意见的直接方式,就是把它说出来。 是通过市场机制,如作为客户给予或撤回支持;还是通过“繁琐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意见?哪一种更直接、更有效,这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给出自己的答案。对于那些在政治表达中主要以他人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的人来说,转用经济表达方式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确实比给政客写信所能实现的要惨淡得多。

经济表达与“互惠社会”

对于那些相与伙伴展开“互惠”,而非“胁迫”或寄生型关系的人来说,利用经济型表达方式,能以更短的时间、更少的麻烦、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满足。 尽管有赫斯菲尔德教授(Hirschfield,此名全书只出现一次,有点懵。译注), 这一点也很容易证明。

任何一套经济表达方式,包括进入、合同执行和退出,只要让众多的人参与决策, 就会沦为政治型的“声音”表达。可以做一个实验来证明。你所需要的就是找几百个人,这些人觉得自己生活中的政治还不够多。在一年的时间里,不要让他们把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分散地用到数千次的购买中,而是把这些大量的经济决定转换为少数的政治决定。

首先,所有人同意把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集中起来,然后放弃以个人为单位的购买行为。也就是说,以后不再是个人拥有数千美元,进行数千次的个人消费;而是每个人将获得一张或几张选票,这取决于集体的职位数量。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能直接花钱去买你想要的东西;而只能在少数的几次选举中,使用你的一票或几票,选出代表,由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那一大笔集体财产。

然后,你和其他人一起,来分享买来的东西,而且只能分享执政委员会以多数人的名义批准购买的东西。 这是不是有点像一个“繁琐的政治渠道”了?这还不算。这种模式确实蕴含了, 人们在国家政治层面所看到的,有关演讲和说服方面的所有可能。但还有大部分是挫败的可能。

例如,如果你喜欢吃新鲜的西兰花,而这个群体在食物口味上的分布很平均,那你就麻烦了。你所在的小组中,可能有部分或大部分人,宁愿用食品补贴去买更多的红肉,而不是新鲜的蔬菜。为了阻止食堂委员会把整个年度的蔬菜预算,都挥霍在豌豆罐头和玉米上,你可能要站出来“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也许会提请小组成员注意,与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及胆固醇相比,摄入更多的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如西兰花中的磺胺素),是更加有益健康的。

当然,在这种政治模型中,究竟你如何让人理解这一点或你的任何观点,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像倡议任何政治计划或参与竞选一样。你可以发表演讲,当然这需要你把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愿意听你讲,然后你还要说服他们。你可以印刷传单,如果你参与的政治游戏允许这种“竞选支出”的话;你还可以写信。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其他的参与者有足够的识字能力。

“它描绘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不具备,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社会和国际市场上谋生所需的技能。” -理查德·莱利,美国教育部,《美国成年人的教育程度》

九千万老年痴呆症患者?

在你的这个政治模拟演习中,如果参与者恰好都是美国人,那你很难得到任何有说服力的信息,特别是这些人跟美国选民的整体素质相似的话。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公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比例惊人;在有史以来对美国成年人素质进行的最彻底的调查中,很无奈地证实了这一点。这项名为“美国成人识字率”的研究表明,为任何的政治辩论找到一个识字的听众,都绝非易事。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可能占到 15 岁以上的大多数,都缺乏评估观点及作出判断的基本技能。 另外,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9000 万美国人不会写信,看不懂公共汽车时刻表,甚至不会用计算器做加减法。如果说有 9000 万美国人有程度不同的老年痴呆症,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其中有 3000 万可以被认为非常无能,连回答问题的能力都不具备。

所以,在你的政治实验中,如果你关于健康的论点不能扭转局势,那你可以向动物权利活动价求助。也许你可以请他们到食堂委员会抗议你的对手,或者在有影响力的成员家里,大肆宣扬杀牛的罪恶。

这个例子还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可能远远超过理性人所能容忍的限度。它清楚地表明了:(1)任何进入或退出的经济型表达,都可以通过集体决定,而转变成一种政治型的声音表达;(2)集体决策,虽然欢迎参与者进行辩论,但它冗长又累赘,而且很难实现合理的结果。

这些都已为历史的经验所证明。要发动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去改变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进程,难如登天。所以,重申一下,这很可能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民主福利国家能够在与其他政府组织形式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并在工业时代末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之所以成功,正式因为它的运作模式,使客户难以控制政府或限制国家对资源的攫取。

然而,在信息时代,国家对你个人事务的无限参与,不再具备军事上的优势,聪明的人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获得政府提供的少数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如前所述, 现行的权力,将会从无力支撑它们的集体机制中承包出去。我们期待看到效率战胜大规模的权力。尼尔·芒罗曾简明扼要地指出;“美国的经济,将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化的信息驱动,而不再是人力或大规模的生产,它将在这个拥有 500 台电视频道的世界里赢得战争。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在于赛博空间——一个由计算机网络、通信卫星、调制解调器、数据库和公共互联网不停复制所创造出来的时空新维度。”

在这样的世界里,组织大规模的军队,意义甚微。效率将前所未有地重要。我们在第 6 章及其他章节讨论过,由于微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保护维度,个人能够在任何单独政府暴力垄断的领土范围之外,创造并保护自己的资产,这是人类文明史中的第一次。这些资产基本上只受个人的支配。因此,对你和其他主权个人来说,“用脚退票”,退出主要的民族国家,与一个边缘民族国家或小的新型主权签订私人保护合约,是完全合理的;这样一来,你只需支付具有商业效益的最低金额,而不是你的大部分资产。简单来说,你可能会因为 5000 万的差额,而搬到百慕大。

先退出,后签约

在早期阶段,能够刺激主权商业化发展的,只能是来自于用退出表达自己经济利益的个人。这种选择在美国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与共和党国会,强加给资本家的“柏林墙”,不仅与《独立宣言》相抵触,因为宣言主张个人有权抛弃掠夺性政府的统治;而且它也与美国民族主义者在 1960 年代的口号相矛盾,当时他们自信满满地叫喊着“要么爱她,要么离开她”。离境税是对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征收惩罚性的税收,以此来强迫忠诚。然而,这种报复性的立法,只会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落幕时期,对携财产逃离者实施的惩罚;它也可能在无意之中,为其后的信息时代制定更合理的政策,设定了一个参照的框架。

等到某个时间点,当大量有能力的人选择离开,并在海外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 美国及其他高税率国家的政府,为了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将允许公民或绿卡持有者通过支付离境税来免除以后所有的税负,但并不要求他们真的离开。毕竟,从经济上讲,把效益高的人留在境内创造价值,比放他们去到其他条件更好的管辖区,更符合主权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离境税可以成为一次性买断税负的模式。 征收离境税的政府,根据类似于瑞士和其他地方目前提供的私人条约的条件,接受那些已退出的人重新回来居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如果采取这种举措,那将是一种优化收入的理性姿态。 终究而言,对保护服务的竞争会迫使税率下降,并将征收条件调整到更文明的标准。未来的主权个人,将不再受制于立法机构颁布的税收制度,而是将通过谈判达成私人条约,实现可接受的、定制化的一揽子服务政策。

真正的信奉者被冒犯

当然,我们完全不认为,上述的大部分做法会很快受到普遍的欢迎。个人的去国家化,以及它所意味的主权商业化,会触犯到 20 世纪政治陈规的真正信徒。和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什一样,这些人觉得,政治的萎缩会对大多数人的福祉造成威胁。在他们看来,复兴工业时代的政治,加强收入再分配,可以解决信息技术的竞争压力给很多人带来的痛苦。

小迪昂(E. J. Dionne, Jr.)是《华盛顿邮报》的政治记者。和拉什一样,他也在回味、留恋着政治。他为一种呼吁社会民主平权的激情运动在发声;在未来的几 十年里,这种运动会制造出更大的声响,因为信息时代的大政治现实,会更强烈地破坏现代世界遗留下来的体制。迪昂认为,20 世纪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条件的普遍改善,主要是由于民主政治,而不是技术或经济的发展。他发出的信号是,未来的希望在于扩大政治对信息技术的主导权:

美国及整个民主世界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开始民主改革,它是工业时代获得成功的政治引擎。 信息技术本身并不能构建一个成功的社会,就好像只靠工业主义,世界也并不会变得更好。……即使最非凡的技术突破和最精妙的网络应用,也不能使我们免于社会崩溃、犯罪丛生或公义泯灭。只有政治,即人类自我组织的艺术,才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迪昂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并不明白,20 世纪的社会之所以特别有利于系统性的强制,这其中的条件,并不是由任何人类机构所选择的。“人类自我组织的艺术”, 这种说法在现代之前无人理解。社会过于复杂,没办法完全确认为是有意识自我组织的努力结果。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是自发出现的,它是工业技术提高了暴力回报率的偶然的副产品。而今天,信息技术正在减少暴力的回报。这就会使政治变得过时,无论人们多么希望它能在下一个千年延续下去,也挽留不住。

“它们(指上天的律法,译注)的存在不限于昨日和今日,而是永久的;它们从哪里来的, 没有人知道。” -索菲克勒斯《安提戈涅》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制定法律了”

对“制定法律”的强烈渴望,好像是 20 世纪政治常识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是人类全部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如果它在未来消失,那也只是一个周期中的一段;这个周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盈亏涨落。例如,早期的希腊人及其他地方的人,认为法律是无法人为制定的。用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话说, 希腊人认为“‘不成文的法律’,即正义的法律,在时间上是没有源头的”。像其他前政治时期的民族一样,他们认为,没有人可以改进自然的、“几何的”正义法律,这些法律不是由任何人类力量所创造。

他们不相信有“立法者”。正如卡西尔所说:“我们要通过理性思考来寻找道德行为的标准;正是理性,也只有理性,才能赋予它们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试图通过立法行为,把法律强加给社会的做法,就如同企图用立法改写几何。

立法是一种亵渎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类似的对“立法”的抵触情绪也普遍存在,只是原因非常不同。约翰· 莫拉尔(John B. Morrall)写道:“对德国人来说,法律自古就有。”它是对部落中个体成员的“权利保障”。国王和议会:

还没有制定新法律的想法;从中世纪早期的观念来看,这种想法不仅是多月的,而且是半亵渎的。因为法律和王权一样,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相反,国王和议员们认为,自己只是在解释和澄清,已有的完整法律体系的真正含义。 日耳曼人的习惯,给中世纪的人们传递了一种永远无法磨灭的理念,即使在现实中并没有据此而实践。这种理念就是,良好的法律可以被重新发现或重新表述,但永不会被重新制定。

在经历了 20 世纪的过度立法之后,这种古老的态度看起来有些奇怪。现在,希望把国家的强制力用于私人目的,特别是收入再分配,几乎成为了人类的第二天性。

哀悼

因此,在政治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会出现一些悲伤的歌曲;这一点也不意外。不仅因为它们反映出,大多数思想家对大政治必然性的盲视;也很少有政治记者, 像迪昂,愿意接受政治明显的萎缩和消亡,因为那可能会使他们重回犯罪的行当。 在中世纪末的时候,支持复星骑士精神的呼声就很高。可以看一下《Ii Libro del Cortegiano》即《廷臣论》这本书,由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Baldassare Castiglione)写于 1514 年,1528 年在威尼斯由阿尔杜斯出版。

卡斯蒂廖内渴望骑士美德的回归,这一点深入人心。但对于一种已经无效的生活方式,无论人们多么渴望,也无法将其挽回;在 16 世纪不会,在 21 世纪也不会。 我们在解释大政治理论时曾经论述过,当今世界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来自于是技术的驱动,而不是大众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大政治理论站得住脚,那么,现代社会——以公民身份的概念以及围绕国家而组织的政治制度为特征,之所以能够取代封建制度以及围绕个人誓言与忠诚组织起来的骑士精神,原因不在人们的想法,而是新技术带来了成本和收益的变化。骑士精神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卡斯蒂廖内或者其他人,没能说服对其有控制力的正义的民众,在国家事务中不能没有荣誉和道德。恰恰相反,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对主教提出了批评,也对他同时代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称赞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但那又怎么样呢?最终,马基雅维利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这不是因为他在《君主论》中的观点更加雄辩,而是因为他的建议更适合现代的大政治条件。

20 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讨论“马基雅维利的道德问题”时说道:

该书以完全超然的态度,讲述了获得及维持政治权力的方式和方法。而关于如何善用权力, 书中只词未提。从当下来看,没有人会怀疑,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恶行、背叛和重罪。但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家剖析过这些罪行的艺术。很多人在做,但没有人教过。马基雅维利乐于成为传授手腕、背叛与残忍艺术的老师,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

简而言之,《君主论》是一部激进的著作,它贡献了一个近代的政治秘诀,即有野心的统治者,可以不惜以他人为代价来推动其事业的成功。事实证明,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行为,非常匹配权力时代的政治特性。但是,被现代政治家视为精明的政治手腕,两面三刀的艺术,相比前几个世纪成长起来的骑士文化,是令人愤慨和难以接受的。

如我们此前所述,骑士精神的美德,强调对誓言的极度忠诚。在一个以个人服侍换取保护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必需。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交易方式,并不会自发地在人们中间重复出现,使他们可以在被胁迫的条件下,自由地确定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因此,作为骑士精神基础的封建主义承诺,必须充满强烈的荣誉感。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马基雅维利的建议更具颠覆性的了;他认为在任何时候,君主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撒谎、欺骗与窃取,只要这么做于他有利。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论点依然在被研究,因为它对于理解现代政治,以及分析 20 世纪各种罪行与暴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卡斯蒂廖内的作品早已被遗忘。也许只有少数读文学的研究生,和一些礼仪史的鉴赏家,会花一年的时间,把《廷臣论》从头到尾读一遍。

在未来几十年后的某个时候,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将会使《君主论》过时。主权个人需要新的成功秘诀,这个秘诀会高度强调正直的品性,因为它对于在国家控制之外运行资源至关重要。可以预测的是,小迪昂及其他还活着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到这个建议会很不高兴。

由客户制定政策

在转型初期尤其是这样,这时的大部分管辖区仍然需要制定政策,其倡议者还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普遍同意。其后,随着民主的消退和主权服务的市场深化,制约 “政策”的市场条件会为更多人所理解。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政治”领导力,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未来它会变得越来越类似企业家精神,政治的意涵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一个管辖区制定政策,在选择它的可实行范围时,就必须适当地缩小;就好像一个企业家, 在设计一家顶级的酒店或其他产品及服务时,他必须考虑到客户愿意为什么东西而买单。例如,很少有度假酒店会设置这样的经营条件,即要求客户做苦力来修理甚至出资添置经营设施。即使是一家由雇员拥有或控制的酒店——就像典型的现代民主国家,想强迫顾客接受这样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了更好的住宿选择后。如果客户都愿意打高尔夫,而不愿在烈日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想在市场上任意强加什么要求,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目前的“政治”问题会退居为企业性质的判断,因为分散的管辖区都在努力去寻求,什么样的政策组合能够真正吸引到大面积的客户。

政治的萎缩

当人们理解了这一点,他们的态度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些权力被分解地区的民众,不会再指望 20 世纪的政治政策,从它冗长的政治辩论所开出的愿望清单中进行选择。另外,在信息时代,人们赚取收入的能力比工业时代更加倾斜,各管辖区会更愿意去满足那些最具商业价值的客户;而这些客户对开展业务的地点又具有最大的选择权。

有鉴于此,对于一个管辖区而言,它最理想的商业政策,能否吸引到焦点群体中的“中层选民”,可能没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总之,主权的商业化会促进客户对政府的控制,而非客户的意见将变得无关紧要, 或不那么重要。就像吃巨无霸的人对鹅肝的批评,根本不会影响到三星级法国餐厅(如巴黎的 L’Arpege)的成功一样。

“对民主的背叛”

和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什一样,信息技术的反对者不仅会抱怨它破坏了工作, 还会攻击它背叛了民主,因为它使个人可以把资产置于政治强制力之外。也正因为此,新千年的反动派会发现,信息技术对金融隐私的保护特别具有威胁性;他们对所得税和资本税的征收前景会感到不安,因为这些税收将真的取决于纳税人的“自愿遵守”。他们会支持使用一些新奇甚至激烈的手段,来榨取任何看上去富有者的资源,比如“推定税”或直接扣押富人的钱。

共同财产

在我们写作的时候,未来的发展的蛛丝马迹已接近浮出水面。已有早期的证据表明,政府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在消失;那些认为个人理当成为民族国家资产的人, 也走向了末路。他们希望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把国家的公民当做资产,而不是客户。这些反动派认为,所有人的收入都应该视为全社会的收入,也就是说,应该由国家来支配。

我们讨论过拉什在《精英的反叛与民主的背叛》中提出的观点;这不是唯一一篇为民族国家鼓吹的檄文。哈佛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认为,“如果政治无法制全球的经济力量,那么今天的民主是不可能生存的;因为没有这种控制,企业将控制一切,人们投谁的票根本不重要。”换句话说,国家必须保留它在个人身上的寄生权力,以此确保政治结果与市场结果相背离。否则的话,通过集体决策,去强制推行不经济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们看来,桑德尔的哀叹和拉什的一样,也只是对了一半。我们承认,如果政府缺乏强迫个人按照政客的要求去行使的权力,民主的重要性将大大丧失。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事实上,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民主注定要消失。但桑德尔没有看到,市场力战胜强制力的真正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国家崩溃后,“企业的统治” 将是一种伴生的危险,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企业很难统治未来的全球经济市场。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企业甚至不会以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形式继续存在;这一点并不显为人知。一点也不。在信息时代引发的大政治革命中,企业也必然会被改变。我们在前面谈论过,微处理技术将改变“信息成本”,而这些成本决定着企业的“合同关系”(nexus of contracts)。 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C.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H. Meckling)所指出的,公司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为“个人之间一系列的契约关系提供了一个纽带。”

用经济学家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和兰德尔·克罗斯纳(Randall S. Kroszner)的话说,企业能否继续存活,更不用说作为“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官僚指导系统”而“进行统治”,这本身就取决于“市场力量的完备性及市场力量穿透到企业内部关系的能力”。 我们在前面论述过,随着市场力量日益渗透到迄今还属于“企业的内部关系”中去,企业能否生存下去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通过信息技术,依靠价格机制和市场竞标来完全相应的工作任务,而不是把这些工作内化到一个正式的组织中, 会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所以,企业会趋向于解体。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使生产自动化,它将消除企业存在的部分理由,如雇佣和激励管理人员来监督工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

请记住,“为什么会有公司?”这个问题,并不像偶尔闪过的那么微不足道。微观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价格机制是调配资源到最有价值用途的最有效手段。普特曼和克罗斯纳就注意到,这意味着像公司这样的组织,并不具备内在的“经济存在的理由”(economic raison d’être)。在这个意义上,公司主要是为解决信息和交易成本而存在的人工产物,而信息技术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成本。

因此,信息时代将会成为独立承保商的时代,没有“工作”,也没有长期存在的 “公司”。随着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个人不仅会摆脱政客的统治,也会阻止“公司统治”。现有企业将与全球各地的“虚拟公司”进行竞争;其激烈程度,恐怕只有少数企业能幸免于是。随着市场愈加完善,对于大多数公司机构来说,经过竞争还能活下来的,就是烧高香了。

可以预期,这一切的后果,不是个人将受公司的摆布;而是恰恰相反。公司并不会比政客更有能力操控市场。个人最终将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中,自由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既不受大政府的统治,也不受公司等级制度的约束。 交易成本的削弱,也将终结最近流行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概念。英国工党的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的一些幕僚,都喜欢这种概念,它的前提是国家有能力来操纵公司。社会主义已经崩溃,干预主义者在梦想对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以更有市场效率的手段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这种新的再分配理论认为,管理层、股东、员工和“社区”都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都从公司的长效生存中获得利益,甚至有赖于此。所以, 监管应该保护管理者、员工和地方税务机关,延续他们在与企业的历史关系中形成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论,不仅在终极层面预设了,国家操纵公司决策的能力;而且在基本层面上,它也预设了公司能够独立于市场竞标的价格信号,而长期生存下去。 我们相信,市场深化不仅会削弱民族国家的征税能力,也会削弱政客利用管制措施,把自己的意志任意强加给资源所有者的能力。在未来的世界里,管辖权优势会受到市场的考验,许多地方市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开放,很难指望地方 “社区”会有什么办法,能把在当地受宠的企业与全球竞争隔离开来。因此,他们无法保证那些高成本的公司(例如,需要保留不必要的员工和管理人员,或者因为地方政治压力而保持无用设施的开发)能够抵消掉这些成本,而继续经营下去。在工业时代,政客可以关闭市场,限制少数广受青睐的公司的进入,来保护地方的就业或达成其他目的。在未来,当人们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信息交易时,政府想使当地企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压力,犹如螳臂当车。

有人呼吁,构建一种以所谓的独立或志愿部门为中心的“新社会契约”,去吸收 “社区”中失业的或被边缘化的工人。这也是行不通的。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就想象着,“在政府和第三部门间之间,构建新的伙伴关系,以重建社会经济。……为穷人提供食物,提供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建设便宜的住房及保护环境。”

公共用品的消亡

当然,支持强制措施的人会说,国家权力被削弱,会导致人们无法购买或使用公共产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由于竞争还是其他原因。首先,当大部分的地域优势被技术所瓦解,不能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法律和秩序)的管辖区, 很快就会失去客户。在最极端的失败案例中,如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大批身无分文的难民会越过边界,去寻找能提供更好的法律与秩序的居住地。当然,这些极端的逃亡,或者说用脚投票的例子,是出于紧急所需,与直接选购管辖区是两回事。不管哪种情况,企业都会迫使地方管辖区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竞争性领土俱乐部”

“用脚投票”由经济学家查尔斯·丁波(Charles Tiebout)于 1956 年首次提出, 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正如经济学家弗雷德·弗尔德瓦里(Fred Foldvary)在 《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Goods and Private Communities)一书中的论述:社会服务和许多公共物品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提供,这中说法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原因。弗尔德瓦里及其他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一个定理——该定理饱受争议;科斯认为,“无需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比如污染问题。企业家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企业家在这么做了。弗尔德瓦里的案例研究证明,社区的私有化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机制,来提供和资助公共产品与服务。

通往繁荣之路

微技术可以带来新的融资和管理手段,来提供一直被视为公共产品的物品。回过头来看,有一些公共产品其实是变相的私人用品。高速公路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 只要交通拥堵不严重,道路和公路就可以被视为是公共产品,尽管亚当·斯密曾提出过批评,认为它们使住在附近的人过度收益,而牺牲了偏远地区人们的利益, 因为这些人被迫支付了修路费,却很少用得到。

在信息时代,区分高速公路、飞机跑道及其他基础设施,进行精准的使用定价, 并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征收包括拥堵费在内的通行费用,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可以谨慎地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私有化,并由使用服务的人直接出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估计,如果由市场对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定价, 可以是美国每年增加 600 亿到 1000 亿美元的 GDP,同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减少污染。

此外,不要忘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做的成本最高的一件事——即收入再分配,根本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以公共开支提供私人用品。这里的“公共开支”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是“以纳税人为代价”。 那么,真正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解决呢,比如一支能对抗强敌入侵的军队?这样的军事力量历来都是代价不菲的。我们已经探讨过,很显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无限制地没收公民的收入和财产,就没办法为另一场像二战那样的大国冲突提供资金。

但是,这种财政上的限制所构成的威胁,并没有反动派所假设的那么大。原因很简单,不会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的冲突了。正在解放个人的信息技术, 可以保证这一点。

超越政治

所以,与其听任政治来摆布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性质,不如把“政府”转变为弗尔德瓦里所说的“竞争性领土俱乐部”,以企业化的方式来运作。我们觉得,这些 “竞争性领土俱乐部”的决策机制,相比它们满足市场需求的成功表现,最终会变得无关紧要。今天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很少会关心销售它们的公司是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由退休基金提名的外部董事控制的公司。 同样,我们也不认为,在信息时代,理性的主权服务消费者,会计较新加坡是大众民主国家还是李光耀的独资企业。

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自然经济”中的道德与犯罪

“腐败现象,远比人们以前想象的要普遍和广泛。腐败的证据随处可见,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国家中也日益高发。……包括国家总统和部长在内,著名的政治人物都被指控腐败。……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但它并不像通常所说的私有化,即把国家权力转移到市场上,而是转移给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
-维托·坦吉(Vito Tanzi)

我们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当代的野蛮人会越来越多地在幕后行使实权。像继承了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黑手党、其他种族犯罪团伙、前苏联党政组织中的头面人物、毒枭以及叛逆的秘密机构,都会逐渐地制定自己的法律。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远远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当代野蛮人已经渗透到了民族国家的形体之中,只是没有明显地改变它的表象。他们是一群微寄生虫,以这个垂死的系统为食。他们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级的技术手段,并且像战争中的国家一样残暴、不择手段;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是政治萎缩后果的一部分。微处理技术,降低了有效使用和控制暴力的必要的团队规模。随着这场技术革命的深入,掠夺性暴力会越来越发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边缘地区。遏制暴力的方式,也将从依赖于权力的大小,转移到更加依靠效率的手段。

在这场世界剧变的大戏中,民族国家内部隐蔽的犯罪活动与激增的腐败现象,将会成为重要的辅助剧情。你可能会看到一部隐秘又险恶版的恐怖片《天外魔花》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又译人体入侵者)。在大多数民族国家陷入明显的崩溃之前,它们将被当代的野蛮人所控制。而就像上世纪 50 年代这部著名的 B 级片里所演的,野蛮人往往会精心地伪装自己。所以,未来的豆荚人不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而是来自各种背景的罪犯,他们会担任官方职位的同时,还至少会部分地效忠于宪法以外的某种秩序。

一个时代将尽时,通常都是腐败严重的时期。旧制度的约束被瓦解,社会风气也随之消散,一种新环境应运而生。而在这种环境里,身居高位的人会把公共事务与私人犯罪结合起来。

遗憾的是,你无法通过常规的信息渠道,来准确、及时地了解民族国家的衰败程度。曾经掩盖了罗马帝国消亡的那种“持续的虚构”,也许是大型政治实体衰败时的典型特征。现在它正在掩饰和掩盖民族国家的崩溃。出于种种原因,你不能总是依靠新闻媒体告诉你真相。很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的,因为他们代表着过去的政党。有些人则被不合适应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蒙蔽。 有些人因为具体的原因不敢揭露腐败,眼看着它在一个腐朽的系统里越滚越大。 其中一些人是单纯地缺乏做这种事的勇气,另外一些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或者害怕因发声而遭到报复。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相比意大利修路承包商,记者和编辑更不容易搞腐败。那些热衷于报道各种新闻的重要信息机构,其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其中很多人都有着其他的动机,包括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系统进行鼓吹;他们会把这些动机放在为你提供真实的信息之前。 他们看到的很少,说出来的更少。

超越现实

随着虚拟现实和电脑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你甚至可以在夜间新闻报道中,订购一份你想听的虚拟新闻。想在新闻中看到自己获得了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吗?没问题。它将是明天的新闻头条。你可以在你的电视或电脑上,看到任何自己想看的新闻故事,无论真的假的,比 NBC 或 BBC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要逼真。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一个由人类智慧创造的新世界,在这里,信息将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当然,这也会极大地影响你接受到的信息的质量和性质。在一个人造现实的世界里,所有信息都是即时传送的,准确的判断和区分真假的能力,将更加重要。 由于科技放大的缘故,真假之间的区别将普遍变得模糊。但与我们目前的环境相比,变化程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看到了,信息革命的结果,大都是解放性的。

技术已经在超越地理距离和政治统治。政府可以设置壁垒来阻碍贸易,但它们很难阻止信息的传输。在香港的任何一家餐厅,几乎每一位顾客都可以通过手机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1991 年 8 月,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但他们无法关停叶利钦的通讯,因为他有手机。

更多信息,更少理解

当信息传递的壁垒被打破,信息将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但这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会为此感到困惑。现代技术,不仅有助于把信息从政治控制和时空障碍中解放出来,它也会提高老式判断力的价值。那种洞察力——能够从堆积如山的事实和幻象中,分辨出什么是重要的和真实的,其价值与日俱增。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1. 现在可获得的信息是海量的,简明扼要就很重要。而简明会导致缩略。缩略会漏掉很多不熟悉的内容。当你有大量的事实要消化,有很多的电话要回复的时候,你自然希望每个相应的信息都尽量简洁。但不幸的是,简略的信息会导致糟糕的理解。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纹理,往往会被 25 秒的新闻片段给编辑掉, 或者在 CNN 上被误传。传播一个已被广泛理解的主题的衍生信息,比探索一种新的理解范式要容易得多。你可以很轻松地报道一场棒球或板球比赛的结果,但要解释棒球或板球的玩法、规则及意义,就没那么简单了。

  2. 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正在破坏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大政治基础。如此一来, 关于世界运行的普遍的理解范式,或隐藏的理论,比过去更容易过时。这增加了全面概览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个别“事实”的价值;因为这些事实,任何会使用信息搜索系统的人都能轻易获得。

  3. 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部落化和边缘化,对对话乃至思维都产生了抑制。很多人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对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中明显包含的结论避而不谈。最近一项伪装成民意调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别职业群体的成员,几乎是全体一直地拒绝接受,任何表明他们的收入将会减少的结论,无论该结论背后的逻辑多么严密。鉴于专业化程度的增加,为大多数专业化职业群体所提供的大部分解释信息, 都是为了迎合群体本身的利益。而对于那些可能不文明、无利可图或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他们往往不感兴趣。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蛊惑投资股市前景一片光明的信息。这些信息基本都是由经纪公司炮制出来的,而很少有经纪公司会告诉你,股票或股市被高估了。他们的收入就来自于交易佣金, 而这取决于大多数的客户是否准备买卖。总之,你很少能听到独立的、反面的声音。

由于种种原因,信息时代尚未成为理解时代。相反,公共讨论的严禁性会急剧下降。现代人所能知道的东西,是过去任何时候的祖先都望尘莫及的。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的声音来评估事件的意义,指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媒体对报道美国政府高层耸人听闻的腐败事迹兴趣淡薄,特别是美国媒体。

在本书当中,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其他“大政治” 因素会如何改写“自然经济”理论。“自然经济”基于达尔文式的“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结果由自然力量决定,所以有时候是不公平的。在“自然经济” 中,有一个重要的行为链,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干扰竞争”(interference competition,或译为互涉竞争)。

干扰竞争

“干扰竞争的参与者”,就像杰克·赫舒拉发所说的,“会直接攻击或阻碍对手, 来获得并保持对资源的控制。”无论我们是多么地希望,人类的行为会遵循法律规则和“其他被强制执行的社会游戏规则”(“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人只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会“按照规则行事”。冲突问题的权威赫舒拉发是这么说的,“犯罪、战争和政治的持续存在告诉我们,现实中的人类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自然经济的潜在压力。”

换句话说,经济结果只是部分地像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由经济理性人和平守法的行为所决定;这些人尊重产权,“不会直接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实际上, 经济成果也是由冲突造就的,包括公开的暴力。经济学家赫舒拉发指出,“即使在法律和政府的约束之下,理性的、自利的个人获取资源的手段,也会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一方面是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是盗窃、欺诈和勒索。”

信息时代的抢劫

关于暴力、犯罪和政治,米歇尔·加芬克尔和斯特吉奥斯·斯卡帕达斯(Michelle R. Garfinkel and Stergios Skaperdas),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冲突与侵占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flict and Appropriation),书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个人和团体可以从事生产并由此而创造财富,也可以夺取他人创造的财富。”他们援引了一个现代版干涉竞争的故事,最早由《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出来:“说有一个美国商人,最近来到莫斯科开设办事处,在他住的旅馆里遇到五个人。这些人戴着金表,拿着手枪和他公司净资产的打印材料;他们所要他公司未来收益的 7%。美国商人坐第一班飞机回了纽约,那里的歹徒还没这么老练。”

这个信息时代的抢劫故事,要更多地归功于新技术的进步,而不单是俄罗斯黑帮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获得受害者的财务资料和信用报告这么简单。

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下降

无论是福是祸,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信息技术从根本上削弱了民族国家,在这个不守规矩的世界里,强行施加权威的能力。如果像伏尔泰说的那样,上帝曾经“站在阵营更强大的一边”;那么,随着暴力能够获得巨大回报的日子一天天消失,上帝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将会看到相反的情况。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暴力的回报率正越来越低,这强烈地预示着,像民族国家这样的大型集团,无法再说服人们接受,其巨额的管理成本是合理的。

中央权力定于一尊的能力的下降,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恐怖主义的兴起。90 年代中期在美国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爆炸事件表明,就是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强国,也不能免于被攻击。 暴力回报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黑帮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及其必然后果—— 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它们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非道德化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国家可以进行强制,但不提供保护。那么,随着国家对暴力垄断的逐渐耗尽,新的竞争者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例如在莫斯科向美国商人征收私税的黑帮分子。

小型团体、部落、黑社会、帮派、流氓、民兵,甚至是单独的个人,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效能。在下一个千年的“自然经济”环境中,他们能行使的实权将远远超过 20 世纪。采用微芯片的武器,已经使暴力的平衡向防守的方向偏移, 决定性的侵略不再有利可图,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再发生。例如,像“毒刺”导弹这样的智能武器,就把富裕的大国以前部署的昂贵的空中力量,相对于贫穷小国的优势给有效地抵消了。

未来的信息战争

“信息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映入眼帘;虽然它被广泛讨论,但却少有人理解。 信息战也表明暴力的回报率越来越低。“逻辑炸弹”可以瘫痪掉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铁路调配机制、发电机和配电网络、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和电话继电器,甚至军方自己的通信系统都会失效或被破坏。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的控制,“逻辑炸弹”的破坏力,一点不亚于物理爆炸。

而与传统炸弹不同,“逻辑炸弹”可以被远程引爆;而且不仅是敌方政府,自由职业的程序员团体,甚至是有天赋的个人黑客,都可以引爆它。请注意,一名阿根廷少年就因多次入侵五角大楼的计算机,而于 1996 年被捕。虽然到目前为止,黑客们还很少以破坏性的方式篡改计算机控制系统,但这并不是因为有真正有效的方式,可以阻止他们。

当信息战真正打响的时候,参战的对手可能不只是政府。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进行信息战的能力,肯定比世界上 90%的民族国家都要强。

主权个人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命名为《主权个人》的部分原因。随着战争规模的缩小,防御和保护也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因此,它们会逐渐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将由私人承包商基于营利的目的来提供。这一点在北美的警务私有化中已经很明显。在美国,“安保”(security guard)是增长较快的职业之一。根据预测,到2005 年,私人安保的数量,将比 1990 年增加 24%到 40%。

警务私有化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不过,就像盎格鲁-爱尔兰人、哈米什·麦克雷(Hamish McRae)大师所指出的,这不可能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定的结果。他在《2020 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20)中写道:

没有一个政府做出过具体的决定,要退出部分警务工作;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政府退出,是私人部门在进入。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警察服务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其他的社会变化;总之, 私人安保公司逐渐接手了很多保护工作,如针对办公大楼或购物中心内的普通平民。洛杉矶的门禁社区显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在向中世纪的城市概念迈进;在那里,市民生活在由警卫巡逻的城墙后面,只有通过被把守的大门才能够进入。

我们认为,20 世纪政府的几乎所有职能,将迎来全面的私有化,警务工作只是一个前奏。因为信息技术削弱了,政府实施权力以及为大规模组织提供物理安全的能力;而且,“自然经济”中每家企业的最优规模都在下降。

为了应对这一技术变革,需要大量的投资需求(或机会),把中心化的脆弱系统, 重新设计为分布式系统。如果不解决大规模的脆弱性,相应的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不进行设计,迟早有一天,大型官僚机构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于服务,也会自动成为高度竞争的市场,通过一种分布式的、分散的网络来管理,而不是由一个“总部”来控制。

拥有一个总部的公司是脆弱的,因为它可能被官方纠察队包围,或者被恐怖分子所破坏。就像《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写的,公司最终将成为没有实体地点的“虚拟公司”,“同时在许多地方运营”。凯利看到,技术已经改变了生产过程,再把它置于集中控制之下已经没有必要;“在工业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真正的财富都是通过把所有工序集中在一个厂房下创造出来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现在不是了。

凯利预见到,未来的汽车,即“新贵”汽车,可能只需要十几个人,通过一家虚拟公司合作设计出来,然后就可以投入生产。

在未来,规模过大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还很危险。大型企业总是会成为更诱人的猎取目标。地下经济从业者都知道,避税的秘诀之一就是避免被发现;相比那些总部位于摩天大楼、招牌闪亮的老牌公司,这对小型的“虚拟公司”要容易得多;前者肯定更容易受到“带着金标、手枪和公司资产打印材料的人”的注意。 这些黑帮分子会像在俄罗斯一样,在全球各地征收打着自己品牌的私人税收。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可能遭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敲诈和勒索。

“敲诈勒索者的定义,就是制造威胁,然后收钱减少威胁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政府所提供的保护,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敲诈勒索。” -查尔斯·蒂利

自然界讨厌垄断

随着“大部队”(bigger battalions)对暴力的垄断被打破,可以预见,首先会出现的后果就是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毕竟,有组织犯罪团体,是各民族国家进行暴力掠夺的主要竞争者。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本身——“具有合法性优势的典型保护网”——就堪称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垄断组织正在瓦解,那么你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最确定的预测是,最接近它的竞争对手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因此,贩毒集团、黑帮、黑手党和各种类型的黑社会,在世界各地泛滥,并非巧合。

权力系统

从俄罗斯到日本再到美国,有组织犯罪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教科书上的描述。西西里人称之为“sistema del potere”,即“权力系统”的有组织犯罪,将对经济的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 欧洲警察的官方报告说,包括俄罗斯和意大利黑手党在内的国际犯罪集团,在资助近年来蹂躏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灭绝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全球其他地区最近的内战和叛乱中,毒贩的资助也起了关键的作用。西班牙加他罗尼亚的国家警察缉毒队对长胡里奥·费尔南德斯说:“从 1986 年到 1988 年,西班牙 80%的海洛因是由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游击队,与住在巴塞罗那或马德里的巴基斯坦人合作贩运过来的。当我们逮捕这些人并摧毁该网络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主导了这个网络。” 问题是,每当新的内战或叛乱发生时,那些穷困潦倒的战斗人员,都可能会通过贩毒和清洗毒资来资助他们的军事活动。

由毒品资助的折扣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对毒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造成了下行压力。在微观层面上,犯罪集团是利用犯罪企业搞到的赃物,来补贴表明上合法的企业。他们可以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普通商品,以此来清洗毒品利润或其他非法资金,从而压低了合法竞争者的价格,导致很多破产。

山口组与通货紧缩

势力强大的日本黑帮山口组,在 1980 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尽管九万名山口组成员每年的总收入在 101.9 亿美元(官方估计)到 713.5 亿美元(夏藤高津教授的估计)之间;但导致日本银行破产的大量无法收回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都贷给了由山口组支持的交易。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日本人习惯称之为“价格破坏”。

熟视无睹

叶利钦自己承认,俄罗斯的黑帮已经与“商业组织、行政机构、内务部门、城市当局等”融合到了一起。黑帮与警察融合后就获得了犯罪豁免权,所以,他们可以公然地暴力强征私人税收。权威人士指出,现在俄罗斯的企业,每 5 家有 4 家都要交纳保护费。“根据一些报道,俄罗斯当地的小企业要向勒索者交纳 30% 到 50%的利润,而不是向美国商人索要的 7%那么微薄。”

在 1993 年,俄罗斯发生了 355,500 起被官方认定为“敲诈勒索”的罪行,其中包括“30,000 起有预谋的杀人案”,大部分都是黑帮团队对商人的暗杀。据前内政部长维克多·叶林将军说,“主要都是因为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冲突,买凶杀人。” 而政府当局往往都“熟视无睹”。

经济学家詹卢卡·菲奥伦蒂尼(Gianluca Fiorentini)和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在《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Organized Crime)中写道, 犯罪组织“通过对胁迫和腐败的控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有时候也是正面,因为它制约了监管,并可能激励政府改善其公共服务。一个强大的黑手党,可以“制约政府当局的垄断程度”。当境内存在实力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时,政府只能勉为其难地接纳黑帮反对的政策。

官匪勾结

事实上,需要看到的是,大多数政府都很少直接对抗黑帮,虽然黑帮是它们在有组织强制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看,这一点也不奇怪。公共行政部门的当选者所能成就的最有利可图的措施,就是与有组织犯罪集团达成 “合谋协议”。菲奥伦蒂尼和佩尔茨曼指出,“有证据表明,在大量的协议中, 犯罪组织确保对候选人团伙的政治支持,而后者则通过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便利或进行补贴来回报。”

与好莱坞电影给人的印象相反,渗透和欺诈政府,现在是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他犯罪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西西里黑手党最大的业务,恰恰是侵占不同来源的公共开支,以及针对地方、国家和欧共体的补贴项目的欺诈。”

毒枭共和国

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提出过警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毒枭彻底腐蚀了。墨西哥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前墨西哥联邦副总检察长爱德华多·瓦莱·埃斯皮诺萨在辞职声明中,把墨西哥的制度说得一清二楚。“任何人设计的政治项目,如果不让毒贩头目或者他们的金主分一杯羹的话,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坚持要做,你就会死。”瓦莱表示,收受贿赂使墨西哥警察局长的收入无比丰厚,以致于有人为了得到录用,最高支付 200 万美元去贿选。即使经过严格的盈亏核算,买通一个地方的警察办公室也是一笔超值的投资。贩毒集团甚至会像级别很低的墨西哥官员行贿,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犯罪行为被免于起诉。

哥伦比亚是另外一个政府高层被毒枭控制的国家。美国政府最近撤销了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的签证,因为他在明知的情况下接受毒贩的政治现金,为其提供好处。

五十步笑百步

任何人如果在 1990 年代关注过,我们《战略投资》的通讯报道的话,都会立刻意识到,克林顿政府对桑佩尔的姿态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桑佩尔被指控的行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都做过,而且更严重。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话,那么有两本做过深入研究的书籍,双方的作者持相对的政治立场,书中都用丰富的细节强调了克林顿不堪的背景。

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总体上持左翼观点,他曾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也是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总统和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高级助手。莫里斯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权力的伙伴》一书,详细描述了克林顿肮脏的过去,相比之下, 桑佩尔简直就是一个童子军。

莫里斯讲述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温泉市的童年,他自幼失父,当地是赌博、卖淫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心,他的大部分家人都与这些活动有一定的联系。他的继叔雷蒙德·克林顿,一直被比尔·克林顿视为是“父亲的形象”,据说他是迪克西黑手党的“教父”级人物。

莫里斯指称,比尔·克林顿入职了中情局,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代,他一直在监视反越战的活动家。在莫里斯看来,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期间,一直是中情局的资产,为中情局在阿肯色州以梅纳市为中心,进行的毒品和枪支走私活动提供便利。 莫里斯似乎是把中情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诉其贩毒行为,而没有考虑克林顿也是该腐败机构的一份子;而在我们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表明了美国政府重要的秘密情报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贩毒活动。如果中情局还不是有组织犯罪的附属机构,那么它已经很危险地接近于这个角色了。

250,000,000 分之一的概率

尽管如此,《权力的伙伴》中包含的细节,会让每个研究现代美国政治腐败的学生感兴趣。不过,莫里斯的矛头也不是全部指向比尔·克林顿,还有他的妻子。 例如,关于希拉里进行商品交易的这段描述,希拉里的操作堪称神奇。“在 1995 年,奥本大学和北佛罗里达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所有的交易记录以及华尔街日报的市场数据,对第一夫人的交易进行了复杂的计算机模型统计,结果发表在 《经济与统计杂志》上。根据他们的计算,希拉里·罗德姆进行合法交易的概率, 不到 2.5 亿分之一。”

在克林顿任州长期间,阿肯色州的贩毒和洗钱活动蓬勃发展;莫里斯收集了大量详细的罪证。“经由航班贩运带来的毒品和资金规模巨大,使得阿肯色州小小的梅纳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了世界麻醉品交易中心之一……”莫里斯引用一位亲信的证词说,克林顿“他知道”。

克林顿不仅知道可卡因走私,而且告诉州警察 L.D.布朗——克林顿的前保镖,克林顿帮他在中情局获得一个职位,毒品走私不是中情局的行动。“哦,不,”克林顿说,“那是拉萨特的生意。”

丹·拉萨特,已被判刑的可卡因经销商,是克林顿的主要政治金主之一,此人从阿肯色州的生意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据说他曾把 30 万美元现金装在牛皮纸袋里,送给了当时的肯塔基州州长约翰·布朗。据莫里斯说,拉萨特“并不只是另外一个需要克林顿恭敬相待的大捐赠者,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克林顿定期到他的经纪公司拜访,并随时会到拉萨特的豪宅里里私会。”莫里斯记述说,经常带克林顿去豪宅的拉萨特的司机,“是一个判过刑的杀人犯,身上带着枪,而且人人都知道他兼职贩毒。”总之,根据莫里斯的描述,美国总统与毒贩之间的关系, 似乎比他所指称的,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和卡利集团(贩毒集团,译注)之间的关系还要好。

“哇!鲍勃讲了一些连希拉里都不知道的比尔·克林顿的事。” -P J. O’Rourke

埃米特·小泰勒尔(R. Emmett Tyrell, Jr.),是《美国旁观者》杂志的主编,并非莫里斯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少年克林顿》一书中,也包含了莫里斯引用到的诸多细节,把克林顿描述为一个腐败的政客,与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活动密切相关。事实上,《少年克林顿》的序言中,就引述了克林顿前保镖 L. D.布朗的话,布朗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指控,说克林顿是暗杀小组的同谋,这个组织是为了解决掉那些梅纳毒品交易的证人。

布朗更具体地指证说,1986 年 6 月 18 日,他本人被派往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 随身携带着一支比利时制造的 F.A.L 轻型自动步枪。布朗在旅行中化名为迈克尔·约翰逊,他的任务是杀掉特里·里德(Terry Reed)。

里德,你们可能还记得,《妥协:克林顿、布什和中情局》(Compromised: Clinton, Bush and the CIA)一书的作者之一,在 1994 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妥协》一书的论点是,中情局“已经拉拢了总统”,它的“黑暗的活动,就像癌症一样, 已经转移到了政府机关”。更具体地说,里德与他的合著者指称,克林顿和布什都被拉下了水,参与了阿肯色州的非法活动,包括贩毒。

布朗没有按照指示杀死里德。他们设法活了下来,并至少讲出了他们的部分故事; 相比当时及后来与克林顿有关的人,他们要幸运得多。想想已经去世的杰里·帕克斯,他在 1992 年为克林顿-戈尔的总部提供安保,在 1993 年 9 月的一次黑帮式暗杀中被枪杀。据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报道,帕克斯的遗孀独家披露,是已故的文森特·福斯特(Vincent Foster)雇用了帕克斯,让他监视比尔·克林顿。 这个故事真的是一波三折,扭曲离奇。

福斯特为什么要编制一份对克林顿不利的信息档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为了希拉里。)但不管怎么样,这都证明了官方对福斯特的描述是虚伪的,说什么他是一个天真的乡下孩子,被华盛顿无情的政治所震惊,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了。 随着每一点新的发现,这个荒诞的故事都变得更加荒诞。

黑帮的总统

虽然证据明确证实,美国总统与有组织犯罪和犯罪分子联系紧密,污点重重,但全世界都回避这个棘手的结论。莫里斯引用了一位前美国检察官的话,他曾负责追踪有组织犯罪团伙及其利益链条。他声称,克林顿在 1984 年当选州长的选举, “是黑帮分子真正开始介入阿肯色州政治的一场选举。他们是些斗狗、赛马的年轻人,看到好东西就会下手……他们超越了这里的老迪克西黑手党,相比之下, 后者就是小玩闹。东岸和西岸的犯罪资金,跟合法的公司一样,都注意到了在这里发展的可能性。”

显然,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关注克林顿的可能性(指犯罪方面,译注)。 在《读者文摘》早前发表的一章文章之后,《纽约》杂志继续报道说,“总统在工会中的主要盟友,都与美国最肮脏、最黑道的一些工会关系紧密。”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克林顿与亚瑟·科亚的关系。科亚是克林顿的“首要筹款人之一”,他是国际劳动联盟北美地区的主席,该组织是“劳工史上最张扬的腐败工会之一”。

很明显,克林顿领导下的司法部与科亚达成了某种合作,《纽约》杂志称之为“奇怪的慷慨交易”,这使得科亚“虽然面临司法部提出的证据确凿的指控,即他是有组织犯罪分子的长期同谋,但仍然能够保住工作”。

无论特里·里德关于“中情局与总统合署办公”的说法是否正确,但对于一个有权进行“黑色行动”的秘密组织内的个人来说,显然会受到极大的诱惑,放纵于赫舒拉发教授所说的理性选择,即采用“非法手段去获取资源”。

鉴于技术变革正在削弱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接下来,人们应该会看到腐败现象的激增,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没有直接接管政府的话。 我们同意赫舒拉发的一个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完美到完全取代……自然经济的基本现实”。

维托·坦吉睿智地指出,政治腐败“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并不像通常的私有化那样,把权力转移到市场上,而是转移到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中”。事实上,克林顿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警务部门,就是这样。“法治” 正在变成克林顿和他的亲信门想要的样子。 目前,似乎还没什么证据表明,这些腐败关系的细节会对选民产生任何影响,即使它们在被大众媒体报道和讨论。相反的是,对于美国总统涉嫌参与贩毒、洗钱及其他更恶劣的罪行,好像没什么人关注。

这让人想起已故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忧虑,即选民缺乏看透他所说的“虚构人格”(fictitious personalities)的洞察力。他认为,选民被“奉承和谄媚所误导,然后被卑鄙的虚伪所背叛。这种虚伪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李普曼察觉到,“宪政秩序的崩溃”,可能导致“西方走向急剧的灾难性衰落…… 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严重堕落。……我们所看到的已不能称之为衰败—— 尽管旧的架构在大面积瓦解——而是历史性的灾难”。

问题在于,政治判断预期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不如说是普通公众对超出他们直接认知之外的现象,所构建的一种伪现实的反应。但如果你被别人的认知限制所支配,那就是你的错。即使你不在乎文森特·福斯特是否被谋杀,以及他的谋杀是否被美国政府所掩盖,包括警察部门的高层和相关的官员,甚至包括现任的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即使你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你也可能要考虑了解一下,有组织犯罪集团和白宫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模式。

从长远来看,最高层的政治腐败,会使传统上对民主之可能性的赞美成为无稽之谈;传统认为,民主是处理公共问题的审慎之道。在信息时代,政府的规模和权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诚实。政府在以往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务,在下一个千年肯定会下放到私人市场。从世界各地的证据来看,长期依靠一个腐败的系统和腐败的领导人,来保障你的家庭和投资安全,其可行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正如莫里斯所言:“克林顿夫妇不仅仅是个表象,而是在更大层面上,象征着两党制度在世纪末走进了死胡同。”

维托·坦吉在他关于腐败的文章中指出,“遏制腐败的唯一方式,就是大幅缩减公共干预的规模。”而信息革命正是如此,它将极大地“缩减公共干预的规模”, 并在此基础之上,为道德和诚实的重生带来希望。信息革命对于道德还将产生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当网络商务和虚拟公司都用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进行交流, 它们会变得更加脆弱。因为这使得组织内部的窃贼,或者虚拟组织,变得更加难以被发现;被偷走的钱,或者被出卖的商业机密、专利或其他有价值的经济资产, 几乎不可能被追回。

犯罪是可以收到回报的,很多人觉得,通过非法的掠夺来补充合法的生产活动, 是值得尝试的。与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 罪犯并不是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边缘人。当犯罪有所回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更好的罪犯阶层,因为犯罪很少会遭到什么社会公愤。例如,西西里的黑手党, 以及许多以高价雇用当地劳动力的毒贩,在他们的地盘上都颇受群众的支持和尊重。

道德秩序及其敌人

所有强大的社会都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关于经济发展史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道德和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成功的国家和群体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道德观,普遍鼓励自力更生、勤奋工作、注重家庭和社会责任、高储蓄、为人诚实等经济美德。社会中的亚群体尤其是这样。犹太人,特别是信教的犹太人,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十八、十九世纪英国经商的贵格会教徒,或者现代美国的摩门教教徒,他们的商业成功都显示出,具有强大道德支撑的文化,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贵格会为例。贵格会成员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特别是作为银行家,原因有很多。 他们给自己设定了尽可能高的信任标准。他们虽然不会发誓,但认为每一项商业承诺都像誓言一样具有约束力。对他们来说,“言出必行”(my word is my bond) 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他们信奉平静、体面又节俭的生活方式。而出于宗教责任, 他们不会把钱用于虚荣的世俗消费上。他们避免参与争吵,认为战争永远是罪恶的。作为商人,他们觉得负有提供公平价值的道德义务,通过以适当的价格保持高质量的服务,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Caveat emptor”即“买家自己小心”, 对他们来说是不够好的。在大多数商人遵循高价格、高利润的贸易理论的时代, 贵格会成员的道德观,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低利润、高周转率的策略。就像亨利·福特后来所展现出来,这种策略可能更加赚钱。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经商原则,因为他们觉得不能欺骗客户,是事实证明这也是扩大业务的最佳途径。 经实践检验,贵格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生意伙伴,所以他们的回头客越来越多,双方实现了共赢。贵格会以履行义务为荣,他们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社群,所以, 经营银行业有天然的优势;而贵格会的成员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资产,更激发了贵格教徒的信心。

不幸的是,这种商业优势可能会被其成功所反噬。国家有一个发展的周期,这构成了 18 世纪亚当·弗格森(Ferguson)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即从贫穷开始勤奋工作,然后到富裕,到奢侈,再到颓废,最终衰落。古罗马人自己也回顾过共和国时期的美德,当时帝国正在建立,并为后来人们的奢侈和懒惰痛恨不已,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繁荣富裕对勤劳节俭的美德的侵蚀,速度可能是惊人的。现在的德国人,仍然是一个能力和效率都很出众的民族,但他们已经不像 1945 年在战败的废墟上重建国家时那么努力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德国人从一穷二白中长时间地工作并白手起家,变成了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地球上最高的工资和最好的福利。

1995 年 10 月,16 个德国雇主协会签署了《彼得堡宣言》。宣言中充满了抱怨, 但是理由充分;它反映了德国工业士气的下降:

德国的税收负担在 1995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由于团结附加费和护理报销费。德国的公司税总额超过了 60%以上,远远高于 35%至 40%的国际同类水平。公共部门的惯例, 如晋升的监管、终身制的工作和高额的养老金,必须被自由市场的择优晋升和补偿规则所取代。德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工资政策必须考虑减轻企业的成本,以此来降低失业率……工资增长应该根据竞争力和生产力来衡量……。工会的行为必须改变。每年一次的运动、呼吁、工人动员、威胁和警告式罢工,是很有害的。

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富裕的继承者,已经丧失了勤劳工作的优良传统,这引起了德国社会包括科尔总理的普遍焦虑。

大众汽车公司现在的劳动合同,给每个汽车工人的工资,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还要加上福利税,换来的是每周 28 个小时的工作,即四天,每天 7 个小时。战后的德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就业输出国。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工业国家;100 年之后,它们的这个声誉肯定已经易主了。而繁荣的循环总是会破坏辛勤工作和适度期待的美德,这些美德往往存在于工业成功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无法延续其早期的社会美德,就像个人很容易因为成功而变得懒惰又贪婪。

毋庸置疑,全球性投资将会奖励勤劳的美德,并惩罚那些贪婪和懒惰的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你可以说,稳健的投资必须建立在道德以及纯粹的财务评估之上。18 世纪的英国人认购贵格会银行的资本,可能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在 19 世纪,贵格会教徒投资于巧克力企业,因为他们觉得可可比酒精更健康;这大概也是对的。但对弗莱公司(Fry’s)或吉百利公司(Cadbury’s )的投资, 肯定是很好的投资。投资者应该避开颓废期。即使德国仍在欧洲市场上保持着强势地位,而且工业技能很高,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极短的工作时间,已经降低了德国未来的潜力。

社会道德与经济成功密不可分。但是,什么因素有助于维持或倾向于破坏社会道德呢?20 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理论。社会因挑战而焕发出活力,并能发展出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美德。 一直以来,人类都知道,困难时期会比繁荣时期激发出更健康的反应,确实如此。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努力想让自己生活得舒服一些,希望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等等。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奋斗是有意义的。我们上学,参加培训,在生意场和职场上打拼,都是为了梦想成真。

而有很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却陷入到了困境之中。也许是,苦斗好过成就。 本世纪初,伟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收治了一位美国商人。这个商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充满雄心壮志。他努力工作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并在 40 岁之前赚到了足够的钱,可以退休。他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他的生意非常成功,在 40 岁,他确实卖掉企业退休了,成为了一个富有而独立的人,无忧无虑。一开始,他确实享受自由的生活,终于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带着家人去欧洲旅行,参观美术馆等等。但渐渐地,这些兴趣和自由感,都开始变得苍白。他开始回想那段不自由的日子,那时候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有很多生意上的烦恼,但那时候他很快乐。这一切让他陷入了抑郁症,最后由他的妻子带着他来找荣格看病。荣格做了诊断,认为其实是他的创造力没有了出口,那些能量转向了他自身,正在摧毁他。这个诊断可能是对的,但没能治愈他。这位商人始终未能从他的精神崩溃中恢复。

对我们人类来说,重要的是奋斗而不是成就,我们是为行动而生的,而成就可能会让人大失所望。雄心壮志总是会催人奋进,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奋斗的过程也往往比结果更令人享受,即使最终得偿所愿。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目标都无法完全实现。我们没有挣到那么多钱,没能住上梦想中的房子,我们不得不满足有缺憾的生活。

有一种社会意识,在 19 世纪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强化,它认为美德是动态的, 美德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斗争中,给许多人带来了安慰。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的自杀率在二战中均有所下降;也许,战争的挣扎也比无所事事的压抑要好。

不要说奋斗终是徒劳, 辛劳和创伤白费无功, 敌人尚未力竭,更未被打倒, 事物一切照旧,依然毫无变动。

倘若希望是虚妄,恐慌则是骗徒, 你可看见远处的硝烟弥漫? 即便在此刻,战友们也在将逃敌驱逐, 若非你拖后腿,早已将敌军阵地攻占。

疲惫的波浪徒然拍打海滩, 仿佛再努力也无法向前一寸, 可是就在附近的河口与港湾, 大海的满潮已经无声涌进。

每当白昼来到世间, 光芒不仅仅射进东窗, 在正面,太阳攀援多么迟缓, 但向西看吧,遍地洒满霞光! -(译文来自网络)

这种积极的竞争,依然触动着现代人的感官。而很多人确实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奋斗中,抓住恶劣环境中的潜在机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而且大多数并不想从中退缩。当然,也有人属于沉思性的精神气质,那是非常少见的。

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1 年在耶鲁大学的哲学俱乐部的讲话中,对上述的动态道德观,提出了一种类似的 19 世纪的观点:

在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层的差别其实是轻松和紧张的状态差别。当处于轻松的状态时,对眼前病痛的畏惧就会统治着我们的思虑。相反,紧张的状态会使我们对当前的折磨无动于衷, 一心想着实现更大的理想。紧张情绪的潜能在每个人身上沉睡,但有些人更加难以唤醒。它需要更加狂野的激情予以刺激,需要巨大的恐惧、爱和愤慨;或者一些更高程度的忠诚,如正义、真理和自由的深刻呐喊。 强烈的解脱是打开视野的必需,如果所有的山峰都被推倒,所有的山谷都被填平,这样的世界并非理想的居住之地。这也是为什么那种激烈的情绪,在一个孤独的哲学家身上可能会永远沉睡不醒。因为他的各种理想,仅为自己所知,那只能算是他的偏好,而且其价值限于同一个维度;他可以随意地在头脑中摆弄,或快或慢。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只剩下人类的世界里,我们对道德的呼唤,远没有激发出它最大的能量。当然,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也是一首真正的道德交响曲;但它只在几个可怜的八度空间内演奏着,无限的价值尺度未能被打开。

威廉·詹姆士认为,动态的道德可以延伸到宗教领域,它的重点在于做而不是存在,在于行动而非畏缩。关于竞争与生存的道德,在亚当·斯密(1776 年)、 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 年)和查尔斯·达尔文(1859 年)的作品中,都做了强有力的拓展。这是主导着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道德律,对它的中心思想需要认真地审视。

达尔文主义的主导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过程塑造了物种的特性。在动物中,这个过程是随机突变的结果;现在的人知道这属于基因遗传, 而达尔文本人则只能猜测。但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取决于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文化选择。文化改变人类社会,就像基因改变其他物种一样。所以,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变化得很快;它不用像随机的基因突变那样,要经过很多代的演化。人类发展出了文化选择,取代了动物界的自然选择;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些阶段,有些文化发展出了新的技术,使它们在创造财富和集结力量方面享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新技术的文化优势,往往是决定性的,如铁器时代的人胜过青铜时代的人,电子时代的人胜过机械时代的人。亚当·斯密也许不是第一个把国家福利归结于个人行动的经济学家,但他说得最简洁、最令人信服: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的确,他考虑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计算,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地,会促使他选择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工作。

托马斯·马尔萨斯,是人口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看到亚当·斯密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应用到人类人口的生存问题。马尔萨斯以提出以下主张而闻名,他认为“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存的资源则按算术比率增长。稍微对数字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第一种增长的力量相比第二种是多么的惊人。”

马尔萨斯甚至早于达尔文看到,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整个自然界:

在动物和植物王国中,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撒播生命的种子;但在给予培育种子所必需的营养和空间方面,它却一直比较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营养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就会挤满几百个地球。然而,必然性,这一强硬又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把它们限制在了规定的范围内。

到 18 世纪末,即使是在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时代,人们已经理解到,世界是以动态的方式在发展和演变——实际上它一直都是如此。人类作为众多物种中的一类,由于无限的生殖能力与有限的食物种植能力不相匹配,而不得不进行竞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一样,取决于对环境的适应。因此,动态的道德观,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克服适应的问题。这种道德的最好体现,是那些能够调整自身行为去抓住机会,并利用社会中的现有资源获得最大竞争优势的个体。

马尔萨斯还意识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世界。他写道,他关于人口的论点并不是全新的:“它所基于的原则,部分由大卫·休谟解释过,部分由亚当·斯密博士解释过。”他还看到,持续不断的生存竞争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实践问题。在他 1798 年的“论文”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存在着邪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活动。我们不应当忍耐和屈服于邪恶,而应尽力避免作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以及能力所及范围内的邪恶,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个人的义务。每个人愈是尽力地履行这个义务,他努力的方向就越正确,收获的成果也越丰厚;他就越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更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志。

在达尔文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 年首次出版)中,从第三章的内容概要可以看出,他对上述观念之重要性的认识。他把这重要的一章命名为“生存斗争”,副标题为:“自然选择下的熊——生存斗争的广义用法——按几何比率的增长——归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迅速增长——抑制增长的性质——斗争的普遍性——气候的影响——个体数量的保护——一切动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复杂关系 ——同物种的个体间和变体间的斗争最为剧烈,同属的物种间的斗争也很剧烈— —有机体与有机体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优化国家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允许个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自 1798 年(马尔萨斯)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人口的相对生存,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足够成功,能够养活人口,并保护其不会因传染病或战争而大量减少。 自 1859 年(达尔文)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在人类、动物和植物的世界里,整个生命的戏剧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其中最大的对手,是彼此最接近的物种或文化。这种斗争需要一种动态的道德观,它不仅是在邪恶来临被动地做出反应,而是要积极主动地防御邪恶。

这些思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自从它们被提出之后,就没有人不会为其所震动, 进而去思考人类的本质或道德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相信生存斗争,但他认为这是一场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阶级本身是由经济力量所形成的。阿道夫·希特勒也相信为生存而奋斗,这个理念可以说贯穿他政治生涯的始终;但他认为,这场斗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希特勒,都可以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把生存斗争,即希特勒所说的“我的奋斗”,看作是政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阶级当成独立的物种,纳粹党人则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种族。

然而,这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动态道德,而是动态不道德。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希望解决同一个问题,即生存斗争的问题,但他们的方式是通过破坏竞争。 他们侵略外国;他们不断制造冲突,在争夺社会权力的不同阶级之间,或在互相视对方为剥削者的不同种族之间(常见的就是反犹者对犹太人的指控),或针对被认为很危险的下层阶级(白人对黑人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阿道夫·希特勒试图摧毁潜在的竞争者,特别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来确保德国人的生存优势,但以失败而告终。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历史证明,战争的失败比纳粹的胜利,对德国人更加有利。

破坏性的“干涉”竞争,可以被合作竞争所替代。合作竞争是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尔萨斯和威廉·詹姆斯的核心思想。破坏性竞争的典型是征服者。 他摧毁竞争对手,夺取他们的资产,可能还会接管他们的国家,甚至奴役他们的人民。而合作竞争的典型是商人。让顾客对交易感到满意,是商人的利益所在;因为只有这样,顾客才会回来做更多的交易。顾客的繁荣富裕,也符合商人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顾客,才有钱继续进行交易。征服意味着摧毁对方,商业意味着满足对方。在现代的技术环境中,征服已成为异常危险的政治策略,所以, 商业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合理的途径。

亚当·斯密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对他来说并不新鲜,即职能的专业化,进一步强化了商业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运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更高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举例说,“以这种方式,制造大头针的重要业务,可以被分为 18 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厂,这 18 种不同的操作由 18 个不同的工人来负责。”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制造业的效率就越高;但很显然,这种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它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是合作性的。

因此,一种成功的社会道德应该具备某些特性。它必须是强大的——软弱的道德无力发挥作用。它必须有助于生存斗争,但应该是合作性而非破坏性的;希特勒具有强烈的生存道德,但它的破坏性摧毁了整个社会。它必须是动态的,能够匹配现代技术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动态变化。它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列宁主义体系中的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大杂烩,根本就行不通。当然,这些并不是一种社会道德应有的全部特征。它还应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并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此外,道德本身应该能够适应变化并生存下去,一种脆弱的道德可能在一代人中间被接受,到下一代就被抛弃掉。一种传统的道德又可能会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而另一方面,纯粹相对主义的道德体系则根本算不上道德,因为它无法明确指导人们该如何行事。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社会道德放到一个背景中去考察。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即使是虚拟的共同体,都有赖于其道德被广泛接受。人类社会中最成功的历史时期, 往往是集体道德被充分认同的时期。这样的道德不仅能发挥具体的功能,如减少犯罪、稳定家庭与社会;它还能赋予公民以目标感和方向感。从历史来看,这样的道德共识,似乎取决于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无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国教; 还是犹太教,它一直是四散分离的犹太人的生存线索;或者是包含社会规则的伊斯兰教;以及中世纪的天主教,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新教等等。一个民族,一种道德,一种宗教,这三种观念相互依存,并相互加强。

在这样的道德社会中,公民个人可以在社会支持的架构内,努力去实现人生目标。 诚然,道德率可能有些武断,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武断的。正统的犹太人失去了吃猪肉或贝壳的自由,并且不能在安息日工作。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使用人工避孕药,更不要说堕胎了。穆斯林不能饮酒。儒家的信徒要为父亲服丧很长一段时间,这很不方便——甚至孔子也觉得,服丧仪式被夸大了。然而,这些信仰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认为,遵循这些守则,只是为一个共享的、一致的社会秩序所付出的小小代价;有了这种秩序,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定的位置。一个犹太人完全可以说,遵守安息日只是有一点点不便,但对律法和家庭都有好处。一个宽容的社会, 拥有共同的道德,是约翰·洛克和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但他们认为,规则应该服从于最好的理性,而且人们只能被强迫接受基本的规则。他们的确承认, 强制执行社会道德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保护生命或财产安全方面;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不能保证安全,任何社会都无法生存。而对于不影响他人福祉的个人选择,他们持几乎绝对宽容的态度。儒家人要为父亲服丧 40 天,住在隔壁的可能是犹太人,他要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互不打扰,也不会强迫对方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

在基本的事务上遵循社会道德,而在个人决定上则给予宽容,通过这种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学说,人们实际上得到了,一套必须强加给所有公民的核心道德标准,以及公民作为个人或社会亚群体成员所资源接受的道德标准。一个本笃会的修士宣誓要坚守贫穷、贞洁与服从时,他是作为一个亚群体的成员,对自我的要求。他不是要求所有的天主教徒,更不是所有的同胞,都要发同样的誓言,或遵守同样的规则。他会服从修道院院长的命令,但根本不期望外人有任何的关注。 所以,对于社会道德中可以自行选择的部分,不需要做普遍的要求;而核心的道德的确应该是共享的。不接受核心道德的人会损害社会,也损害到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充斥着激情杀人的强盗社会,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谁也无法过上安稳的生活,强盗自己也不行,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杀人犯的威胁。在今天的美国,一些城市的中心就是这样。无政府状态绝不是理想的社会;没有法律维护秩序,就没有安全。

当我们审视那些敌视社会道德的力量时,需要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道德,在大多数现代宗教体系中是大概一致的。在基督教的《旧约》或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中,十诫中的两条,可以说在任何宗教中都是被普遍认同的。即“不可杀人” 和“不可偷窃”。甚至不止于此。几乎所有严肃的不可知论者,也都会把谋杀和偷窃视为禁忌,并认为社会有权惩罚做出这两种行为的人,因为这是对生命和财产的终极威胁。他们可能会对特定犯罪行为的惩罚尺度是否适当产生分歧,但不会争论社会是否有权进行惩罚。

约翰·洛克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776 年,托马斯·杰斐逊又增加了一句,即“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句非常精彩,也是非常良好的愿望。但相比之下,“生命、自由和财产”更接地气。社会存在绝对依赖于生命权和财产权。而历史表明,只有在拥有自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国家无所不能,那么它就会像在侵略战争中一样,成为生命强大的敌人;它也会对个人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会从社会财富中攫取过分的比例,用于自己无谓的挥霍浪费。

然而,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攻击核心道德的部分力量,恰恰来自于赋予了这些国家技术优势的现代化力量。美国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强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前,许多人,包括大部分美国人,都把美国视为其他国家的道德榜样。现在, 很少有人再表达这种观点了,即使是那些为祖国感到骄傲的美国人。像全世界人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在听了 O.J.辛普森的审判之后,还把美国看成是最初那个单纯的美德共和国。

如果回顾一下旧日美国身上的标签,它们反映的其实是一个边境社会的发展需求;即使是在大城市,它也受公民态度的熏染。边疆是民主发生的地方;在那里, 人们觉得自己是平等。早期的美国人还抛弃了欧洲的等级制度。即使是作为囚犯从英国运来的契约劳工,等到契约到期,他们就成为了独立的商人、农民或自由劳工,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工资比欧洲高,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很低,尽管进口的制成品比较贵。在边疆,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虽然生活艰苦,但以欧洲的标准看,还是很不错的。新移民可能从波士顿和纽约的贫民窟起步,从低工资的工作干起,一般很快就走出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获得了繁荣和富裕的生活。南北战争后,黑人开始把自己看做是另一个移民群体,他们中很多人都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由此,黑人中间阶级也发展起来了。

这种志向抱负,得益于边疆生活的实际经验,以及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影响,而不断加强,形成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上帝的国家,这是一种在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导引下,所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观念,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民主国家。这幅熟悉的图景体现在我们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印象之中;尽管在南部还有一些美国人,把林肯看成是为了阻止自由州脱离他们不再信任的联邦,而发动了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恐怖人物。

即便如此,林肯留给世人的形象,嶙峋、朴实、诚恳、雄辩,仍然是最伟岸的美国人的形象,而且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的标杆。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能够感受到, 新国度的民主活力与欧洲疲惫的等级制度间强烈的对比。不过,在今天的洛杉矶、 纽约、伦敦或华盛顿,外国人很难认识到这种充满能量的贤能社会的理想;而在广大的郊区或农村地区,还能找到它的痕迹,以及更多的存在。美国清教徒的道德伦理,及其所有重要的历史,在雪线以北地区保存得最好,而创业精神的推动力则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方。

美国人看到,大城市的衰败,已经成为犯罪,特别是毒品交易的温床,是公共道德下降最严重的表现。大多数美国人也认识到,在几种不同的道德文化之间存在冲突,它们都在争着扩大自己的主张和权威。政治正确的文化,排挤掉许多支撑旧文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不是全部。政治正确咄咄逼人,强调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认为其剥削了其他群体的价值和权利;同时,它也拒绝接受这种文化,虽然这是美国的创始文化。

20 世纪上半叶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化,是以核心家庭的生存为中心。这从历史发展上,给予了丈夫-父亲在家庭中至少是名义上的支配地位,尽管实际上家庭往往是由妻子-母亲在管理,名义上的主人通常是温顺地接受。这也使男老板在职场上获得了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如今受到女权运动的挑战,但还没有被逆转。家庭的利益,以及基督教的历史教诲,使堕胎被非法化。过去的道德认为,堕胎是非法杀人,是绝对禁止的。传统道德的坚持者仍然持这样的观念;而新道德的支持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以前,堕胎问题通常由各州自行处理,而在“罗伊诉韦德” (Roe v. Wade)一案中,最高法院将堕胎的宪法性权利,置于在隐私权的基础之上,而隐私权本身与宪法或修正案中的任何条款都相去甚远。

法律上认为,妇女的隐私权包括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权利,不管对胎儿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最高法院不认为胎儿享有任何宪法权力,20 世纪后期的胎儿与 19 世纪上半叶的奴隶一样,是宪法外的实体。“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适用于奴隶,罗伊诉韦德案的大法官,也没有把《独立宣言》的规则适用于胎儿。 关于堕胎的争论,是新旧道德冲突的极端例子;不过在其他领域,旧的社会组织及道德也受到新道德的挑战,同样存在显著的冲突。在新教和天主教中,传统的基督教道德都非常强调性的角色。不允许进行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男性之间不能发生生殖器关系。女同性恋没有被特别强调,因为社会基本不承认它的存在。 当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被告知此事时,她坚决拒绝相信女人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政治正确是所谓的受压迫群体的道德。同性恋者声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是平等的,并挑战传统反对他们发生性行为。“恐同症”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新的道德观认为,批评同性恋与批评黑人、犹太人或妇女一样,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其他诸多的性禁忌都遭到了侵蚀,或干脆被废除了。在 1960 年代,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浪潮,部分原因是女性避孕药明显安全了很多,但也受到了情绪药物和流行音乐的推动。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非婚同居。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在比美国普遍保守的英国,人们认为爱德华王子和他女朋友在白金汉宫睡觉是很正常的,就像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在宿舍一起睡觉一样,是一种虽未婚但稳定的亲密关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英国教会的领袖,纵容自己最小的儿子胡作非为,但很少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她三个更大的孩子的婚姻都已经破裂。 少数抱怨的人,还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和假正经。不过,仍有许多人认为旧的道德观念是可取的,尽管他们自己不遵循,也不真切期望他们的孩子从很小的年龄就遵循。

政治正确运动也有它清教徒的一面。因为它是从妇女的利益出发,而妇女被认为是最大的受压迫群体,所以它对男性的性行为有一定的敌意,包括攻击性的和过去被认为是无害的形式。一些妇女认为,所有的男人天生就是强奸犯;对强奸的自然恐惧就被夸大到对男性的普遍谴责。另一些人则集中在性骚扰问题上,这种抱怨是真实的——很多男人的性举止特别粗俗;但对一些很微不足道的行为的抱怨,就显得有点可笑了。仅仅是眼神,没有说任何话,更不要说身体接触,都可能被指控为性骚扰。所以,新的道德观可能审查性非常强。白人可能被指控有种族歧视,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是白人。男人可能被指控为性骚扰,因为他们的表情显示,他们觉得一个女人很有吸引力;而在上一代人看来, 这是一种恭维而非侮辱。

政治正确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互相猛烈地攻击,然而在现代世界里,他们其实颇为相似。尽管他们的道德教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教义具有权威性, 是普适的。事实上,他们存在同样的缺陷,都是一种夸大的、自大的道德主义,缺乏深度,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宽容。两者都被职责为类似 17 世纪的清教主义; 或类似于英格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差点移民到新英格兰,一个自大的到的家;或类似于塞勒姆(Salem)的猎巫者。无论是教条化的妇女运动,还是圣经地带(美国中西部及南部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地区,译注) 保守的传教士,都不能说他们缺乏道德,只能说他们做得有些过头和僵化。这些道德的核心好像已经成为了一块石头。这种道德的动脉硬化对社会道德共识的破坏,并不亚于它们所反对的“怎样都行”的无政府主义。

这是对道德力量的扭曲,是粗暴的自以为是。法利赛主义,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认为自己的美德独一无二,对耶稣基督尤其反感。而一种新兴的对道德的腐蚀,则认为道德选择纯粹是个人喜好,和选衣服一样,是个人的私事。这种信念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道德。它把古典的自由学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 “追求幸福”从约翰·洛克的本意以及 1776 年杰斐逊对它的诠释,变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享乐主义。

“追求幸福”一语出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1 年出版)。其中写道:“对智性的最高完善,就在于认真地追求真正的、踏实的幸福;所以,关照我们自身,不要把想象的幸福误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自由的必要基础。”他接着说:“每个人所认为的幸福并不相同……心灵和味觉一样,有不同的喜好……。 人们的选择可能会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的;假设他们像一群可怜的昆虫,其中有些可能是蜜蜂,喜欢鲜花与它的香甜,有些可能是甲虫,则喜欢其他的食物。” 此外,他还论述了,宁要恶习不要美德,“显然是错误的判断”。他特别看重宗教观点,但也认为“这里的恶人要更坏”。他认为,“道德如果是建立在真正的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决定所有愿意遵循它的人们的选择。”

相比那些强求一视同仁、行为统一的专制道德体系,毫无疑问,洛克的自由学说给人们的选择偏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过,很快,经典自由学说就认识到了集体道德要求的必要性,包括尊重他人,特别是他们的生命,及依法和平地享有的财产所有权。集体道德的普遍腐蚀威胁着自由,这既有直接的一面,如它导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间接的一面,如它鼓动了社会中最独裁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公共道德的历史,看成是无序与独裁之间的循环;现代的专制性道德,包括女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是对 60 年代享乐主义的周期性反应。

对于下个世纪的新世界,我们已经描述了它的一些属性。它将主要由两种力量所塑造,一是技术的变革,它正在开放亚洲的经济;二是新的全球电子通讯系统, 它会使人们对当地政府的依赖逐渐降低。新技术将取代或已经取代了众多中等技能的劳动者——如流水线工人、办公室文员,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管理者。但是, 稀缺的技能将得到特别的回报,一个由高技能人才组成的国际认知精英群体将会出现,新的通信技术会为他们的技能打开最广阔的市场。和大部分精英一样,认知精英也会有点高高在上,相当傲慢,认为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所以,他们会与社会比较疏远。

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大量财富会从旧的西方转移到新的东方。政治上的失败— —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落后的国家——可能会推迟这种财富和战略力量的转移, 但决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无可逆转。

这一财富大转移,必然会给北半球白人主导的国家带来最大的压力,即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先进国家,目前大约有 7.5 亿人口。直到最近,日本才成为唯一一个达到欧美生活水平的亚洲非白人国家,尽管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的白人中也有欧洲人种。即使在 1990 年,先进工业国家的总人口也只占世界 50 亿人口的 15%左右。世界财富的分配状态是 15%的富人,85%的穷人,和 100 年前先进工业社会的收入分布非常像。经过一段加速的进程,到 2050 年,世界的总人口可能达到 70 亿,先进经济体的人口预计会有 30 亿;或财富的分配比例是 40% 的富人,60%的穷人。到下个世纪末,这个数字可能会翻转,即达到 60%的富人和 40%的穷人,而贫穷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国与国之间会朝着财富更平等的方向发展,但在国家内部,很可能会更加地不平等。能够高效利用人才和资本的人,相比那些只具有中等技能或较少资本者,将享有决定性的优势。未来的财富高度流动。先进国家的穷人,不可能再像 20 世纪那样吃大户,依靠政府大规模地向富人征税;这么做的国家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倒下。

当然,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总生产力会继续提高,也许每年平均提高 3%。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经济总产值将每 25 年翻一番;到 2050 年, 总产值将是现在的 4 倍以上,到 2100 年,将达到现在的 16-20 倍。即使 2100 年的世界人口增加到 80 亿,也会使那时的人均 GDP 达到现在的 10 倍。这样的财富增长,除了照顾新兴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认知精英每年的数百万美元收入, 仍然可以为其他先进的劳动力,提供一个体面的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但未来的情况与 20 世纪会有很大的不同。从全球范围来看,穷国的收入会比富国的增长更快;从国家范围来看,富人的收入增长,将比中低收入者要快得多;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在下个世纪,我们将见证一个世界超级阶级的诞生,也许由 5 亿超级富豪组成,其中 1 亿人的富有程度足以成为主权个人。

这个过程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社会的同质性将大大降低;民族国家将被削弱,甚至完全崩溃;认知精英将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同样职能工作的人,已经在发展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比在旧式民族国家中的同胞,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之间更加亲近。一个伦敦的投资银行家去到首尔,可能比在格拉斯哥更有家的感觉;一个华盛顿的公务员在波恩,可能比在华盛顿当地的黑人区更自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对道德价值观产生的分裂效应。个人的道德部分是由教育所决定的,主要来自于他的童年;部分是由生活经验所塑造的。认知精英的教育和经验都是世界性的,这往往会使他们与当地的社区脱离开来。

当我们迈向下一个世纪,在不断壮大的认知精英群体中,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没从家庭中接受过宗教或道德教育。精英中间最常见的宗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很多这样的家庭会因为离婚、再婚及第三次婚姻而严重分裂。好莱坞的婚姻模式虽然在美国不具有普遍性,但欧美认知精英的离婚率都很高,平均可能达到三分之一或更高。父母离异的孩子很少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他们也会意识到父母、继父母、继兄弟姐妹见的道德观念各有不同。如果把这个群体的基础道德教育和爱尔兰或波兰村庄里的相比较,显然农民的教育提供了更强的宗教训练。一个无神、无根、有钱的精英是不可能幸福的,也不会得到爱。

下个世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群人,他们基础道德教育的不足,很可能将被他们的生活经验所强化。这些人会接受某种高等技术教育的训练,以适应他们在未来电子世界中作为领导者的新角色。但是,对于历史上作为人类社会行为框架的道德课程,他们从中学习的不过。按照孔子、佛陀或柏拉图(公元前 500 年)、圣保罗(公元 50 年)或穆罕默德(公元 600 年)的标准,他们属于道德文盲。他们被灌输的是经济效率,资源利用、金钱追求等理念,没有谦逊或自我牺牲的美德,贞洁就更不要提了。基本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作为异教徒长大的, 其价值观更接近于罗马帝国后期的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的。而且,这些价值观还是高度个人化的,不是共通的。我们前面论述过,只有当真正的道德价值被广泛认同时,一个社会才能强大起来。所以,先进国家已经步入了这样的境地:很多人持有着微弱或有限的道德价值观,而其他人则以强烈的非理性价值观作为补充,整个社会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非常稀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竞争性领土俱乐部”,会对其居民实行严格的道德标准。

贫富之间的财富差距,本身在历史上并没有导致宗教价值观的根本差异。在一个传统强大、稳定且坚实的社会中,陡峭的等级结构——“富人在自己的城堡里, 穷人在他的门口”,可能会掩盖贯穿其等级制度的价值观,但这取决于富人和穷人之间集体感情的强度,以及社会传统的强度。而这两者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而且社区的感觉和传统都被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技术革命给削弱了。大众和少数人的生活正变得原来越疏远。技术革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打破旧的方式方法。在所有的领域,都是激进的人获得胜利;而以传统方式思考的人则拉在了后面,实际上他们已经退出了比赛。我们的政治可能是由传统的思想者所领导的,如比尔·克林顿、赫尔穆特·科尔、约翰·梅杰;而我们最成功的企业则是由激进者领导的, 他们对新的技术世界有着敏锐的理解,其中的典型就是比尔·盖茨。传统思维会因为无法应对变化的速度和力量,而一败涂地。

然而,道德并非如此。以形成于约公元前 1000 年的摩西经典为例,如果我们要从中寻找科学的话,那收获不多。《创世纪》中关于创世的描述,可能包含了一个神学真理——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但它并没有对物理结构的实际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摩西的道德观,即十诫,那就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尊重父母,忠于婚姻,是维护家庭生活的最好方式;家庭生活是培养道德健康的孩子的最好方式。偷盗对窃贼和失主都有损害,也不利于工作和储蓄。社会秩序有赖于证人不做假见证。杀人是错误的,等等。

在科学方面,三千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知识内容;而在道德上,我们其实可能倒退了。一般的心理医生给病人提供的,关于如何生活的道德建议,可能还不如普通的犹太人,在摩西时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当然,基督教依然存在, 但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以往自身的一个苍白幽灵。没什么人还怀有早期时代的信仰,甚至社会还不那么复杂时的信仰;没有人会在公园大道上寻找圣徒。

对传统的破坏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至今都还相信,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我们就不可能发明出卫星通信。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科学,本身只是一系列的假设,是不完美的解释,注定要被其他的解释所取代,更强大的解释,但依然是不完美的。然而,对传统的破坏给人类的道德秩序带来了灾难。

孔子教导说,我们应该行为适度(他把黄金分割 Golden mean 称为中庸之道 chum yum,至少 17 世纪的学者是这么翻译的)。他还教导我们要尊重师长,待人如己。这些教诲已经有 2500 年的历史了。作为一种传统,它影响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但对于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过时的传统,他们不注重节制,尊重权力而不是师长,当然也不会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随着传统的沦丧,社会将失去其道德共识中的全部表述。中国的实力虽然不断增强,但与西藏相比,却是一个道德落后的国家,虽然西藏人贫穷且受到压迫。(严厉谴责作者分裂中国,译者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良好的社会道德具有某些特征。它应该以动态而非静态的方式,促进社会与个人的生存。它应该鼓励宽容,避免自以为是。它应该是宗教性的,而不仅是不可知论的。它不应该假装可以解决科学事实的问题。它既不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也不应该是独裁主义的。它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深的用户。这样的社会道德,对于家庭,对于把孩子培养成独立、负责任的成年人,都至关重要。 它提供另一个良好社会的着力点。

我们发现,所有这样的道德,都会为从商业和同情共感中,产生的相互依存的逻辑所支持,但却会因为肤浅的科学主义的攻击、超阶级和亚阶级间的疏离、已丧失根基的旧式地域经济,而受到威胁。对于这些趋势,人们也许会做出反应。必须认识到,在下个世纪,它们对社会的危害会非常大。

随着以赛亚·柏林所说的“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随风而逝,社会结构的巨人主义时代也进入了尾声。20 世纪最后的日子,注定是一个规模缩减、权力下放、机构重组的时期。这将是社会恐龙(指大机构,译注)困在沥青坑里的时代; 也是一个清道夫的时代。鸟儿将衔走恐龙的骨头。政府、企业和工会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进行调整,去适应微技术渗透下所确立的元宪政的新环境。微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行使暴力的边界。当今世界的变化,也已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的理解,超出 CNN 和报纸所告诉我们的。而它的变化方向,恰恰是对大政治条件的研究所指明的。先是在《血流成河》中,然后在《大清算》中,我们都论述过,当技术或其他决定暴力行使边界的因素发生改变时,社会的特征必然会随之改变。一切附着于人类互动方式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道德和看待世界的常识,都将随之改变。一段道德的松懈期过去了,也表明一个时代结束了;在此之后,我们会看到更严厉的道德的觉醒,它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以满足一个竞争性主权世界的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新道德会有几个特点。首先,它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创造收入者保留收入的正确性。由此可以推出另外一点,它将强调投资效率的重要性。信息时代的道德观会为效率而喝彩,会承认把资源用于最高价值的用途是一种优点。换句话说,信息时代的道德将是市场的道德。而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所言,信息时代的道德也是一种信任的道德。网络经济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因为有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贪污犯或小偷可以把犯罪所得安全地转移和存储,而且无法被追回;所以,为了避免损失,人们从一开始就会有强烈的动机,避免与不诚实的人做生意。就像前面所举的贵格会的例子, 诚信的声誉是在网络经济中的重要资产。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这种声誉不一定直接指向某个已知的个人,但它能够通过识别加密密钥而得到可靠的验证。如果加密方式或加密身份的验证被不法之徒或其他人所破坏,它可能导致的辐射性灾难令人望而生畏;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强烈排斥雇用任何缺乏可信度的人。贝内特设想了“赛博绅士俱乐部”(A Gentleman’s Club of Cyberspace),这是一块被保护的领域,需要有强安全的措施才能参与,“可能会使用声纹等生物特征进行识别和验证。业主要担保参与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的可信度,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实现一个‘赛博空间的绅士俱乐部’(当然现在也欢迎女士)。相比一般的网络空间,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可以更加安全更有信心地进行交易。因此,在 21 世纪,人们可能会看到,在任何一个维多利亚人都想象不到的环境中,社会对信用和品格的重视将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程度。” 网络空间保护区也可以提供降低风险的担保,类似于香槟区伯爵为往返香槟集市的商人,而提供的超地域保护担保。即其他的管辖区会“赔偿行旅商人在通过特定贵族所辖领土时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

当时的“集市守卫”,原本是由伯爵认命的官员,为集市上的商人提供安全保护和“正义法庭”。最终他们演变成了更独立的实体,有专门的印章,对合同进行公证并强制执行,并有权“禁止任何被发现不支付债务或不履行合同的商人参加未来的交易会。这显然是一个很严厉的惩罚,所以很少有人会冒险犯禁,被剥夺未来赚钱的机会。不过,除此之外,守卫们还可以没收违约债务人的货物,并为债权人的利益而将其出售。”

当替代性市场的数量增加时,作为执行合同手段的排斥主义就没那么重要了。但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出现,在社会进入下一个主权分散的阶段时,对欺骗着和违约者的排斥,可能再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计算机的联动验证,可以使信用和欺诈信息不可伪造,从而对网络空间提供警戒。在互联网的意义上,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骗子和小偷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未来的道德观除了重视收入和效率,并重新强调品质和信用的重要性,它可能还会着力突出暴力的邪恶,特别是绑架和勒索;因为这两种“要挟”个人的手段, 会变得越来越炽盛,不然那很难从个人手里夺走资源。

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提高道德的标准,那就是特权和收入再分配的结束。对于那些被社会拉下的人,当他们的获救希望主要来自于私人和慈善机构时,在自愿给予慈善救助的人看来,接受者在道德上应该是值得帮助的,这一点相比 20 世纪时更加重要。

“补贴、意外之财和火热的经济前景,削弱了节制与留存的紧迫性。民主、再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咒语,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生育率,促进了人口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和环境的螺旋式下降更加迅猛。” -弗吉尼亚·阿伯内西(VIRGINIA ABERNETHY)

在某些方面,新的信息世界能够更好地鼓励人们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道德问题。收入再分配的承诺,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地区,满足了不幸者和失败者的期望, 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外国的援助和干预,原本旨在解决落后经济体的饥荒,并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但往往是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使之超出了受援助地区的承受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人口的惊人增长,以及对森林、土壤和水资源的破坏,都可以归因到全球范围内的干预。原本,在当地人口与其供养所需的资源之间,通过负结果反馈机制保持着平衡,而这种干预使得该机制失灵了。

当然,那些生活在资源匮乏、增长乏力或毫无希望的环境下的人们,会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贫乏的乡村生活就要结束了。他们热切地接受着国际援助工作和、和平队志愿者、当地革命者,以及冷战期间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所传递的乐观信息,告诉他们,明天的日子会更美好。而这恰恰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不同文化间的收入再分配,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它使那些生活在非工业文明中、持有非工业价值观的人,获得了虚假的竞争力。国际援助、抗击饥荒和疾病的救援工作以及技术干预,愚弄了很多人,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前景已极大地改善,所以没必要更新自己的价值观,或费力改善自己的行为。 国家间的收入再分配,不仅促使世界人口不可持续地激增,并以重要的方式助长了文化相对主义,而且,对于文化在影响人们创造当地经济繁荣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造成了普遍的困惑。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化更多是一种品味问题, 而不是行为指南的来源;这些指南既可能误导人,也会启发人。我们太热衷于相信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而对于认识反作用力文化的弊端,则非常迟钝。本世纪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补贴和干预的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混合文化,更是如此。

就像美国城市中心区的犯罪亚文化一样,它们保留了一些来自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零碎文化片段,而这些片段将与信息时代的行为价值观结合到一起。 因此,信息革命不仅会释放出天才精神,也会释放出天惩精神(nemesis 报应)。 在未来的一个千年里,二者之间将进行前所未有的较量。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必将令人心潮澎湃,叹为观止。从经济生活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总是要经历一场革命。我们认为,相比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它将更彻底地颠覆和重组人们的生活。 而它的影响力,你很快就将感受到。请系好安全带。

后记 权力分解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

“超出其比例限度而膨胀的东西会不可避免地崩溃……集中的、连贯的、与过去相连的东西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涣散的、分裂的、膨胀的东西将会腐烂,并掉到地上。膨胀得越大,摔得越狠。”
-罗伯特·格林朱斯特·艾尔弗斯 《权力 48 法则》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倾向于朝着更“复杂”或社会政治控制的方向发展。 小团体的狩猎采集部落演变成了农业国家,然后又让位给更大规模的工业民族国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坦特(Joseph A. Tainter),在《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一书中写道:“人类社会的整体特征, 就是朝着更高水平的复杂性、专业性和社会政治控制的趋势发展,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类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信息社会的出现,有望扭转这种明显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使之朝着更高水平的集中化发展。

在坦特的作品中,有很多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话题,值得探讨。例如,坦特认为, 中央控制权的下放以及更少的资源再分配,会导致政府的崩溃;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就意味着:当前形式的工业民族国家,不可能与未来接收主权个人的微型主权国家长期共存。如果资源保持稳定不增,民族国家就生存不下去,更不要说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正如坦特所阐述的,当臃肿的系统耗尽了它们的潜力, 就像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民族国家,那么,“边际收益递减”的法则就会频繁发挥作用。在集权式社会政治控制的“许多关键领域”,增加投资所得的回报率会下降,甚至变成负数。因此,就会出现“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现象,在 20 世纪,英国海军部门的雇员人数和运营费用都急剧蹿升,而海军的舰船数量却大幅减少。

随着 20 世纪的结束,类似的“收益递减”现象,肯定会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哈弗福德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罗杰·莱恩(Roger Lane),在《论美国凶杀案趋势的社会意义》中写道:“法院、学校、警察、监狱等社会控制机构, 尽管经常被注入人力和资源,但它们已经失效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政府的整体成本在增加。例如,美国的税收总额从 1957 年的占到收入中位数的 27.8%, 上升到 1997 年的 37.6%;即使这不算是绝对的证据,也是一个有力的线索,可证明美国政府总体运营的边际收益在下降。

从过去来看,边际收益的急剧减少是崩溃的前奏。本书认为,当个人越来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交易和资产,使之免受掠夺性税收的剥削,这意味着可被再分配的资源将减少,集权式的社会控制将减弱,监管和管制将有心无力,最终会导致领土的分解。这整个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就表现为“崩溃”。按照坦特的术语定义,“崩溃”就是当一个中央控制系统不再值得为其投入成本时所发生的事情。

“每当我们遇到一种阈值现象,不管是在物理、生物还是社会系统中,在达到阈值的那一刻, 系统的结构会变得很不稳定,结构中最轻微的、甚至是无限小的位移,最终都可能导致系统结构的有限变化。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变化,无论多么细微,都会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配置进程中沉淀下来,然后可能导致一定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
-尼古拉斯·拉舍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Looking at History Through Mathematics)

大多数人对变化的适应,一般都是渐进性的和进化式的,但也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范式转变”。有些时候,甚至伟大的帝国也会因此而倒塌。如果进一步投资于中央控制系统,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彻底变成负数时,对大部分人来说,继续支持旧系统在经济上已经完全不合理了。坦特就是用这些术语解释了罗马帝国的崩溃。用他的话说,“如果历史记录可信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部分税负过重的农民,公开欢迎野蛮人的到来,认为他们会把自己从罗马统治的重担下解脱出来。而更多的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崩溃,则明显无动于衷。……帝国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而它所能提供给公民的保护,在野蛮人的胜利面前,显得越来越无用。对很多人来说,当野蛮人和税吏都在他们的土地上横征暴掠,帝国已经没有一点好处了。就像冈德森所指出的,‘……地方进行自治的收益,已经超过了作为帝国成员的价值。’复合体所能带来的好处,还不如解体,何况它的成本要高得多。”

坦特引用其他权威人士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即崩溃会使“社会投资的边际收益得到相应增长”:

“公元五世纪下半叶的作家佐西姆(Zosimus),在写到塞萨利和马其顿时说‘由于这种重税,城市和乡村都充满了哀叹和抱怨,人们都在祈求着野蛮人的到来和帮助。’……亚当斯 (‘R. M. Adams)总结说,‘在五世纪的时候,为了逃避可怕的税收负担,人们已经准备抛弃掉自身的文明。’”

拉舍夫斯基对历史中“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作用”的分析,指出了系统面临激进变化时的脆弱;当系统变得不稳定并达到一个“阈值”条件时,激变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促成。当变革的条件成熟时(例如,支持中央集权系统的边际收益大幅递减,无法再产生出“优于解体的利益”时),激进变化发生的机会是如此之高,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促成它。拉舍夫斯基写道:“促成有限变革的个人不一定是个特殊的人。他可以是任何人。这种情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现象,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在达到某一点时,数万亿个相同分子中的任何一个产生意外的位移, 都会导致一场有限的转型,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我们没办法明确指出,臃肿不堪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崩溃,将会由谁来引发,以及在何时被引发。但是,从坦特和拉舍夫斯基对社会变革动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推测、预见到崩溃必将到来。迄今为止最发达的、最成功的民族国家,共同的特点都是人口减少,以及海量的没有资金支持的养老金债务。如果没有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超历史规模的移民,或者没有愿意加班并缴纳没收性税收的好人意外地涌入,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先进国家,根本无法维持目前社会福利所需的收入。 按照精算师们的预测,税收会增加,福利将减少;也就是说,边际收益将下降, 特别是对于承担了过多税负的企业家而言。

美国国税局的数字显示,截至 1997 年,10%的美国人缴纳了全国大部分的所得税。这部分人正是微型主权国家争取的对象,这些国家务实高效、税收成本低到可忽略不计,并会很乐意为他们提供新的居住机会。商业化主权的保护成本,相比腐朽民族国家的掠夺性税收,其差距换算为终身收入的话,可以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美元。

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一个人在街上看到一张百元美钞,就会把它捡起来(即理性经济人,译注)。那么,能够多存下数百万甚至数十亿收入的发展机会,意味着数万倍或数百万倍的吸引力。是继续为边际收益严重下降的体系支持高昂的效忠成本,还是转入到成本更低、承诺更多的新制度之中,当人们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会做出捡大钞一样的行为。

“36 计,走为上计。” -中国谚语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明确地告知读者,如果你拥有一定量的资本,你应该考虑对它进行重新部署。公民身份已经过时。为了最大化你的终身收益,成为一名主权个人,你需要成为政府或其保护服务的客户,而不是公民。在信息时代,你无需再缴纳贪婪政客所强加的高额税负,你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富裕和繁荣,因为你可以与政府自由地谈判,签署一份私人税收协议,在这种协议下,你向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将不会超过它们对你所具备的实际价值。

根据历史上统治系统崩溃前的情况来看,那些提前选好了最后的避难所并尽早逃离的人,会因此而生活得更好。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从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通过了大量的法律,惩罚那些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人。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国家陷入危机时的反应,极为凶险,我们决不能低估暴政与恶行的残忍程度。尽管 《独立宣言》中规定了美国公民有移居国外的自由,但美国可能会是阻击商业化主权的最暴虐的国家之一。你永远不能把自己的财产,留在任何声称有权力征收你和你子孙的管辖区内。

无论你现在居住在哪里,是什么国籍,为了优化财富,你应该主要居住在第一护照国以外的国家,同时把你的大部分资金存放在第三管辖区,最好是避税天堂。 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更多选择,我们建议你广泛地旅行,访问一些你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然后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你有权过去居住。 如果你真的充满雄心壮志,甚至想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迷你主权,我们在附录里提供了一些联系人,他们可以帮助你跟合法的政府谈判;有政府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租赁主权,你可以用来建立自己的免税区,或自由区。

假设你才刚刚开始……

假设你接受本书的前提,对信息时代的前景兴奋不已,但是你缺乏现成的资金,没办法从主权商业化的机会中获益,你该怎么办? 任何简单的成功秘诀都必然会让人失望。作为信息革命的成果,成功的机会将比比皆是。哪一种适合你,你应该抓住哪一个,我们无从说起。但是,如果你打算积累资本,实现你作为主权个人的全部潜力,你优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和分析各种大师的作品,从他们所传授的成功线索和法则中学习。 任何一家好的商业书店或网上书店,如亚马逊,都有大量关于成功的书籍供你选择。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不要认为看了某一套规则,就自动财务独立了;你应该把成功理解为一种选择。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必须用成功人士的观点和习惯来武装自己。

如果你还处于选择职业的阶段,请抵制住诱惑,不要轻易地得出结论,认为在信息时代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是做一名程序员。是的,随着信息革命在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展开,程序员确实有很大的需求。但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人工智能也在迅速发展。一家名为 Authorgenics 的公司已经展示了,不用程序员也可以开发出面向对象的软件。所以,你不会因为学了一些用阿拉丁神灯也能完成的技能而获得高薪。专注于软件或其他快速发展的处于信息革命中心的领域,是有风险的,就是你的专业领域可能很快就会过时。 这就突出了传统通识教育的智慧,它鼓励学生发展批评能力和思考能力。商业上的成功,就像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一样,取决于你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你能学会如何解决问题,你就会有一个光明的职业前景。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那些能从问题的解决中获益的人,通常都会因此支付给你丰厚的报酬。

关于作者

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和威廉·里斯·莫格(LORD WILLIAM REES-MOGG),共同主编了《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这是世界上流传甚广的私人投资通讯之一。 戴维森是一位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在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和新西兰均有投资,也在北美投资有高科技项目。 里斯·莫格曾是《伦敦时报》的编辑和 BBC 的副主席;他也是伦敦私人银行的董事。 他们曾共同撰写了《血流成河:在疯狂的世界中投资赢利》(Blood in the Streets: Investment Profits in a World Gone Mad),和《大清算》(The Great Reckoning)两部著作。

附录 1: 影响和战略

(译注:该附录源于本书第一版,部分内容与上面的后记有重叠)

“36 计,走为上计。” -中国谚语

如何在信息时代实现财务独立,本书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是非正统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 公民身份正在过时。为了最大化你的终身收益,成为主权个人,你应该成为政府或其保护服务的客户,而不再是公民。你无需再缴纳贪婪政客所强加的高额税负,你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富裕和繁荣,因为你可以与政府自由地谈判,签署一份私人税收协议,在这种协议下,你向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将不会超过它们对你所具备的实际价值。

  2. 在全球所有的国籍中,美国公民身份承载的责任最重,在迈向主权个人的道路上遭遇的障碍也最多。因此,追求经济独立的美国人会寻求获得其他国家的护照,作为实现私有化或去国家化的必要步骤。如果你不是美国人,还想着成为美国公民,拿美国身份,在经济上是很不理性的;因为这将使你面临美国政府掠夺性的税收,包括离境税。

  3. 那些能够根据其他统治体系面临崩溃的历史,选择最后的庇护所,并尽早退出迁移过去的人,会笑到最后。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危机的反应,凶险难测;你永远不能低估暴政会带来的伤害;也永远不能把钱留在任何声称有权征收你和你子孙的管辖区内。

  4. 无论你目前的居住地或国籍是什么,为了优化你的财务管理,你应该主要居住在你第一护照国以外的国家,同时将大部分资产保存在第三国,最好是避税天堂。

  5. 您应该广泛旅行,在有吸引力的地方选择替代性居住地;当紧急情况发生时, 你要有权利自由进出那里。

  6. 暴力事件将更加随机和本地化,有组织犯罪的规模会扩大。因此,与 20 世纪相比,居住在安全的物理空间内更加重要。安全防护会更加依赖于科技,而不是司法。在中央权威削弱的时代,将不法分子用墙隔开,是传统但有效的减少暴力犯罪的方式。

  7. 如果你很富有,你应该考虑雇佣私人保镖,以免受到犯罪分子、收保护费者以及政府的骚扰或伤害。传统警察的职能,将越来越多地由与商人和社区挂钩的私人保镖来担任。

  8. 机会和安全将发生转移,在工业时代富得流油的经济体,生活水准可能会严重下降,社会充满动荡,政府无力保持繁荣,公民权利和福利也得不到保障。

  9. 48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人口大约 5.5 亿,人均年收入不足 500 美元(1997 年之前),在信息时代,它们的命运将大相径庭。大多数国家将变得更加边缘化和绝望,沦为那些大胆的投资者的犯罪场所;但是,那些能够克服结构性问题,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的国家,则会从快速的收入增长中获益。

  10. 要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机遇,首选南半球一些在改革中的国家,如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这些国家风景优美,基础设施良好,而且不太可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

  11. 下个世纪(21 世纪),增长最快的、最重要的新经济将不是中国,而是网络经济。你应该把你的企业或职业放在网上,充分利用它的优势。

  12. 加密技术将是网络商务和个人自治的重要内容,你应该立即学习并使用强加密技术。就像教会在中世纪末期试图禁止印刷一样,美国和其他有控制力的政府, 会设法禁止加密技术;但是,就像 500 年前一样,它们这么做,只会将这项禁忌的科技推向既有权威最薄弱的领域,为破坏国家控制发挥最具颠覆性的作用。

  13. 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在避税管辖区进行离岸注册。这一点对于网站和网址尤其重要,因为在岸的、高税率的管辖区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14. 信息时代的公司,将越来越多地成为 “虚拟公司”,靠契约关系约束,没有现实的实体,可能也没有物质资产。虚拟公司以离岸信托为注册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税负。

  15. 各国国内的收入将更加不平等,但各国之间的收入会更加平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传统上收入分配就非常不平等的国家,相比在工业时代对收入平等形成了强烈预期的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16. 在确定报酬方面,相对表现将比绝对产出更重要,经纪人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职业,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找到一个更高报酬的职位,不仅对高薪的表演者, 如足球明星或歌剧演员,对技能平平的人也是如此。

  17. “工作”将越来越多地成为项目或“计件工作”,而不再是组织内部的一个职位。

  18. 很多从事规范性职业的人员,将被装有交互式信息检索系统的数字机器人所取代。

  19. 对资源的控制权,将会从官方转移到那些智慧和能力超群的人(如马斯克) 手上,因为,在产品中注入知识,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20. 正如盖·波依斯教授在他的历史著作《一千年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日益艰难的时期,社会中间的弱者,往往会围绕着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两极分化。”在第二个千年后的变革中,这颗新星将是主权个人。随着民族国家制度的瓦解,以前在体制内找工作的风险偏好者,可能会倒向另一种选择,就是服侍有钱人。

  21.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工业主义后期,一直是世界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可以预期,它们的人均消费将会放缓或下降。

  22. 债务型通货紧缩将会伴随人类进入新的千年。

  23. 传统政治的死亡,意味着央行对货币的监管和操控的结束。网络货币将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货币,取代工业时代的纸币。这不仅意味着印钞机命运的改变,也意味着通货膨胀——作为民族国家掠夺资源的有效手段,就此终结。

  24. 19 世纪的经验证明,即使在通货紧缩提高货币价值的同时,长期的增长也能够很快达成,只需要调整商业和投资的战略,去适应通缩的陌生现实,也就是说, 应该避免负债,并迫切地追求节约和降低升本,以灵活的条款去制定长期的合同和酬劳方案。

  25. 主要民族国家的征税能力将下降 50%至 70%,而想以有序的方式减少开支, 将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困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赤字将继续存在,同时伴随着很高的实际利率。

  26. 那些不具有创造产品或服务的传统的国家,不太可能会引进代替就业的技术创新。

  27. 认知能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清晰的思维将变得无比重要,因为思想会成为财富的一种形式。

  28. 思考现行体制的终结是一种禁忌。如果你想把握住这场信息时代的伟大变革,就必须超越传统思维和传统的信息源。

  29. 在发达经济体中,超级富人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快得多;所以,满足富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会是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市场。

  30. 犯罪越来越高发,特别是挪用公款和不易察觉的盗窃;所以,相比于工业时代——尤其是它的衰落时期,人们将更加重视同伴的道德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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