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记录

2022/08/15 永久记录 共 178143 字,约 509 分钟

书名:永久记录
作者:【美】爱德华·斯诺登
译者:萧美慧 郑胜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1-01
ISBN:97875139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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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L

前言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30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里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份的危害——一个中情局(CIA)和国安局(NSA)的间谍,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生涯仅持续了短短七年,我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七年的任职期间,我经历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搜集全世界的数字通信,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于未能保护美国,放任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攻击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深感愧疚。因此,领导者试图建立一个系统,防止他们再度疏于防范。这个系统必须以科技为基础,而这是人数众多的政治科学专科生与商业管理硕士所不懂的。最秘密的情报单位对我这样的年轻技术专家敞开大门。科技怪咖因而统治了地球。

要说当时我懂什么的话,我很懂计算机,所以我快速晋升。22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国安局最高机密安全调查,得到组织结构图最底层的一个职位。不到一年,我到了中情局,担任系统工程师,可以四通八达地进入一些全球机密网络。唯一的成年人主管是一个在值班时看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及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平装书的家伙。情报单位在雇用科技人才时打破一切规定,他们通常不会雇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后来至少要是准学士才行,而我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被放行进入才对。

从2007年至2009年,我被派驻在日内瓦美国大使馆,是少数以外交身份为掩饰的技术专家之一,我的任务是把中情局带进未来,让欧洲外站上线,将美国用以监视的网络数字化及自动化。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秘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

26岁时,我表面上是戴尔公司的员工,但仍为国安局工作。委外合约成为我的身份掩饰,我这类科技型间谍几乎都是这样。我被派到日本,协助设计国安局的全球备用系统——一个庞大的隐蔽网络,确保即便国安局总部被核弹轰炸夷为平地,也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当时,我并不明白架构一个保存每个人生平永久记录的系统竟会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我在28岁时回到美国,获得极高的职位升迁,加入负责戴尔与中情局双边关系的科技联络团队。我的工作是跟中情局的科技部门主管们开会,以设计和销售他们可以想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中情局设立一种新型的运算架构——云端,这种科技首创让每一名干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存取及搜寻他们所需的任何数据,不论距离多么遥远。

总结来说,以前的工作是管理与连接情报流通,后来的工作变成设法加以永久保存,接着又变成让情报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寻。29岁时,我去了夏威夷,承接一项国安局的新合约,此时我才注意到这些计划。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情的权利”这项教条困住,无法了解我这些特殊的、隔离性任务背后的目的。直到来到这个乐园,我才终于能够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像一部巨大机器的齿轮互相啮合,组成了一个全球监视系统。

深入菠萝田下面的一条坑道——珍珠港时代的一座旧地下飞机厂——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近乎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信记录,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台计算机。这些人当中包括3.2亿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你读这本书的理由在于: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职务来说很危险的事。我决定说出事实。我搜集美国情报系统的内部文件,作为美国政府违法的证据,并把它们交给新闻记者,他们审查之后公之于世,举世震惊。

本书将说明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我所依据的道德与伦理原则,以及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则,这亦关乎我的一生。

人生是什么?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么,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么。人生亦包括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联结,人际的联结,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对我这个世代而言,联结主要意味着使用互联网。

在你产生反感、明白互联网疯狂毒害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请你谅解,对我来说,在我认识互联网之时,它是很不一样的事物。网络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的社群;既有单一的声音,也有无数的声音,是一个已经有人垦殖但尚未遭到剥削的共同地带,各种各样的部落和睦相处,每个成员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历史和风俗习惯。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而这种多数匿名造就的文化所产生的事实多于造假,因为重点在于创造与合作,而不是商业与竞争。当然,这中间也会有冲突,但善意与善念会胜过冲突——这正是真正的先驱精神。

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我说今日的网络是“无法辨识”的是什么意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变是一项有意识的改变,是少数特权人士的系统性努力的结果。在线发展电子商务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为泡沫,接着在21世纪之初终于破灭。在那之后,企业界意识到,人们在网络上的兴趣不仅在于消费,更在于分享,而且网络促成的人际联结是可以卖钱的。如果人们在网络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么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中,再从中获利即可。

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络的终点。

如今,具有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持续的、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Gmail账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有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产品而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的欲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还是非刻意,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的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的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录和金融交易,21世纪初期所有的在线通信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么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监视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的情况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尝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暗地里,政府掌握着监视全民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了这种监视及其伤害,我才惊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全世界的民众都从不曾获准投票或是有机会表达我们对这种程序的意见。这种近乎全球范围的监视不仅未经我们同意便设立,而且刻意隐藏每个层面,不让我们知道。遭到变更的每一步程序与其后果都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我可以去找谁呢?我可以跟谁谈呢?泄露实情,即便是对律师或法官或国家,都会构成一项重罪,全盘揭露事实将会遭到联邦监狱终身监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忧郁,跟自己的良知斗争。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们全家、我们这个数个世纪以来的家族,多是一生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机构或一个政府,也支持与捍卫宪法,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惨遭蹂躏。现在,我不仅参与其中,还是干下这种勾当的人。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为谁做事?我如何在雇用我的机构的秘密合约以及我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宣誓之间求取平衡?我应该对谁效忠?或者对什么效忠?在何种地步,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背法律?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了答案。我明白,站出来向新闻记者揭露我的国家滥权的程度,并不是倡导什么激进的事,比如摧毁政府或是摧毁情报体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报体系自己确立的理想。

唯有对人民权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我相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界限,明确界定一个政府在何地及何时不得侵犯个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叫作自由,在网络革命时期叫作隐私。

从我挺身而出至今,已有六年了,因为我目睹了全球各地所谓的先进政府保障这种隐私的决心逐渐削弱。而我认为,联合国也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然而,这些年间,这种决心不断减弱,民主退化成威权民粹主义。这种退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尤其明显。

民选官员企图抹黑媒体,而真相的原则遭受全面攻击,更教唆及煽动了这种情况。真相被刻意掺杂了虚假,并且借由科技将这种造假放大为空前的全球混乱。

我极为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系统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报以营造战争借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讯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搜集”。这批机构毫不犹豫地指控我是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三重间谍,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

他们说得口沫横飞、无的放矢,主要原因在于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我都坚决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细节,避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他们为了我的原则已经吃了够多苦头。

由于担忧加剧他们的苦难,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这本书。毕竟,与决定公开我的一生相比,决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罪行的证据,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我所目击的滥权需要我采取行动去应对,而没有人因为无法抗拒自己的良知而去写一本自传。因此,我试图取得本书指名道姓的每个家人、朋友与同事的许可,或是公众人士的许可。

正如同我不愿作为他人隐私的片面仲裁者,我从不认为单凭我一人可以选择哪些国家机密必须对民众公开,哪些不可以。所以,我只对新闻记者揭露政府文件。事实上,我没有直接向民众揭露任何文件。

我相信,正如同记者们所相信的,政府可以隐藏一些信息。即便是世上最透明的政府,也可以隐藏一些事情,比如地下情报员的身份与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本书没有此种机密。

在叙述我的一生的同时,保障我所爱的人的隐私,并且不暴露合法的政府机密,这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两项责任之间,才有我的容身之处。

第一部

我的世界观就像最简单的电子游戏那样二元对立,电游世界中善与恶泾渭分明,不容怀疑。

第一章 窗外

我的第一个黑客行为便是挑战就寝时间。

我被父母强迫去睡觉,比他们早睡,比我姐姐早睡,而我一点都不累,我觉得这不公平。人生第一次小小的不公平。

我人生前两千个夜晚有许多是在“公民不服从”中结束:哭闹、乞求、讨价还价,直到第2193个夜晚,我满六岁的那个晚上,我采取了直接行动。权威当局不理会改革的请求,我可不是好骗的。我刚刚享受了年幼生活最棒的一天,朋友们都来了,举行了派对,甚至收到了礼物。我不打算结束这一切,只因为别人都得回家。于是,我偷偷把家里所有的时钟都拨慢了好几个小时。微波炉比煤气炉更容易拨慢时间,因为我比较容易够着。

当权威当局因无知至极而疏忽之际,我精力充沛,在客厅里发狂跑了好几圈。我,是时间的主宰,绝对不会再被赶上床。我是自由的。因此,我终于看到6月21日夏至的夕阳,那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然后我便在地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屋子里的时间又调回到跟我父亲的手表一样。

假如现在有人想要设定手表,他们知道要根据什么来设定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按照手机上的时间来设定。可是,如果你看自己的手机,我是指真的深入手机的设定目录,你会看到手机的时间是自动设定。每隔一阵子,你的手机便悄悄地——无声地——询问你的服务供应商网络:“嘿,现在几点了?”那个网络便会去问更大的网络,后者又去问更大的网络,经过许多连串的基站与电线之后,终于抵达真正的时间主宰之一——网络时间服务器,它是根据保存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瑞士联邦计量科学研究院(METAS)和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等地的原子钟而运作的。这趟弹指间便完成的漫长而隐形的旅程,让你不会在每次充电后打开手机时看到屏幕闪烁着。

我出生在1983年,人们需自己设定时间的世界结束之时。那一年,美国国防部将内部互联计算机系统分成两半,成立一个军方使用的网络,称为军事网络(Milnet);另一个是公众使用的网络,称为互联网(Internet)。那年结束前,新规定设定了这个虚拟空间的界限,催生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网域名称系统,比如.govs、.mils、.edus,当然还有.coms,以及每个国家的国码,比如.uk、.de、.fr、.cn等等。我的国家(还有我)便已占有好处、优势。然而,又过了六年,万维网才发明出来,再过了大约九年,我家才买了一台计算机与连接网络的调制解调器。

当然,网络并不是单一实体,虽然我们习惯这么说。从技术上来说,在你和大约30亿人口——约为全球人口的42%——所经常使用的全球互联通信网络集群中,每天都有新网络诞生。不过,我还是会使用最广义的定义,意指通过一组共同的通信协定连接全球大多数计算机的环球网络。

有些人或许担心自己不懂什么叫通信协定,可是我们都曾使用过许多协定。不妨把通信协定想成机器的语言,它们要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彼此理解。如果你和我的年纪差不多,你或许记得曾在你的网络浏览器网址栏中输以http开头的网址。这是指超文本传输协定,你用以进入万维网的语言,大多为文字网站,但也包括谷歌、YouTube和脸书等影音网站的巨大集合。你每次查看电子邮件时,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网际网络信息存取协定(IMAP)、简单邮件传输协定(SMTP)或邮局协定(POP3)。档案传输则使用档案传输协定(FTP)。至于我刚才提到手机上设定时间程序的此类更新,是通过网络时间协定(NTP)。

这些协定通称为应用协定,只是在线无数协定当中的一个支派而已。举例来说,为了让这些应用协定的数据经由网络传输到你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上,首先要包装到一个专属的传输协定——不妨想象传统邮件服务希望你用邮局的标准信封和纸箱来寄信和包裹。传输控制协定(TCP)等应用,则是用以传送网页和电子邮件。用户资料包协定(UDP)则用来传送时间更为敏感、实时的应用,例如网络电话和实况转播。

若要讲述我童年时被称为虚拟空间、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多层次构造,必然无法说得详尽,但重点是:这些协定让我们有方法把几乎所有东西数字化,上传到我们不吃不喝、不穿不住的世界。网络几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空气一样,许多通信都借由网络进行。每当社交媒体警告我们有一则帖文以贬损的角度提到我们,我们便一再被耳提面命——将事物数字化,就是以永久保存的格式加以记录。

回想起我的童年,尤其是没有网络的前九年,令我吃惊的是:我无法证明当时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我只能依赖自己的记忆。没有任何数据存在。我还是小孩时,“无法忘怀的体验”还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形容,而是热切的意义比喻: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踏出的第一步、我掉落的第一颗牙、我第一次骑自行车。

我这一代,是美国最后一代——或许也是世上最后一代——未数字化的世代,童年尚未上传到云端,大多局限在类比格式,像是手写日记、拍立得相机和VHS录像带,可触摸且不完美的手工艺品,随着年代而衰败,而且可能永久遗失。我的学校作业是用铅笔和橡皮擦在纸上写的,而不是在联网的平板电脑上写。我的身高变化不是用智慧居家科技来记录,而是用小刀刻画在我成长的房屋木头门框上。

我们住在一栋红砖老房子里,有一小块草坪上种着山茱萸,夏天开满白色木兰花,正好充当我拿着四处爬的塑胶士兵的掩护。我家有个奇特的外观:大门位于二楼,要走一座大型砖造楼梯才能上去。这层楼主要是起居室,设有厨房、用餐室和卧室。

主要楼层上方是满布灰尘、挂着蛛网、禁止进入、当作储藏室的阁楼,母亲跟我保证里头只有松鼠,父亲却坚称有吸血鬼和狼人,会吃掉胆敢进入的笨小孩。主要楼层下方是差不多完工的地下室,这在北卡罗来纳州很少见,尤其是极为接近海岸之处。地下室常常淹水,我们家的地下室当然终年潮湿,尽管一直开着除湿机和水泵。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主要楼层后面加盖起来,隔出一间洗衣室、一间浴室和我的卧室,以及摆放一台电视机及沙发的小起居室。由我的房间,我可以从原先安置在房屋外墙上的窗户望进这间起居室。这扇以前看出去是户外的窗户,如今可以看向室内。

在我们住在伊丽莎白市那栋房子的那些年里,那间卧室几乎都是我在用,房间的窗户也是我在用。窗户虽然装有窗帘,但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就我记忆所及,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拉开窗帘,从窗户窥探起居室。换句话说,就我记忆所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监视。

我监视我的姐姐杰茜卡(Jessica),她获准比我晚睡觉,而且可以看我还不能看的卡通片。我监视母亲温蒂(Wendy),她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折洗好的衣物,一边看晚间新闻。可是,我最常监视的是父亲隆恩(Lon),美国南方的叫法是隆尼,他会霸占休息区直到凌晨。

父亲任职于海岸警卫队,小时候我丝毫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有时穿制服,有时不穿。他很早便会出门,很晚才回家,时常带回来新装置——得州仪器公司的TI-30科学计算机、卡西欧挂绳秒表、家庭立体音响系统的其中一个喇叭——有的他会给我看,有的他会藏起来。你可以想象我对什么更感兴趣。

我最感兴趣的装置在某个夜晚抵达,正好过了我的就寝时间。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听到父亲的脚步声穿过客厅。我从床上坐起来,从窗帘后头偷看。他捧着一个神秘的盒子,跟鞋盒差不多大小,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像是煤渣砖的褐色物品,缠绕着长长的黑色电线,活像我噩梦里出现的深海怪物的触角。

缓慢而有系统地——部分是基于他做任何事情时有纪律、工程师般的方式,部分是为了保持安静——父亲解开一条电线,从盒子背后越过绒毛地毯接到电视机背后,再把另外一条电线接到沙发后方的墙面插座上。

忽然,电视机亮了起来,也照亮了父亲的脸庞。通常他都是晚上坐在沙发上,喝着Sun Drop汽水,看着电视上的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可是这次不一样。我一下子就明白我整个人生——虽然还很短暂——最惊奇的发现:父亲控制着电视上发生的事。

我看到的是一台Commodore 64,市面上早期的家用计算机系统之一。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更别说父亲是在计算机上玩游戏或者工作。虽然他在笑,看上去很享受,但他对屏幕上的东西的专注程度跟他做家里的各种机械杂务时一样。我只知道一件事:不管他在做什么,我都要做。

在那之后,每当父亲进入起居室去打开那个“褐色砖块”,我就会从床上站起来,掀开窗帘,窥视他的举动。有一晚,屏幕上出现了一颗下坠的球,底部有一根横杠,父亲要水平移动那根横杠去碰触那颗球,把它弹上去,击破彩色的砖墙(《快打砖块》)。另一晚,他的屏幕上是不规则形状的彩色砖块,砖块不断掉下来,他要在掉落途中移动及旋转砖块,把它们组成完整的排列,砖块就会消失(《俄罗斯方块》)。可是,我真的搞不懂父亲在做什么,是消遣还是工作。有一晚,我从窗户偷窥,看到他在开飞机。

父亲为了让我开心,总会在海岸警卫队空军基地起飞的实体直升机飞过我们家上空时指给我看,而现在,就在我眼前,他自己驾驶着直升机,在我们的起居室里。他从一个小基地起飞,基地有一面小小的、飘扬的美国国旗,飞入星光闪烁的黑暗夜空,然后立即坠毁到地面上。他发出小小的叫声,掩盖住我的叫声,可是正当我想着好戏结束时,他又回到有一面小国旗的基地,再次起飞。

这个游戏是《救援直升机!》,不只是名称有惊叹号而已,玩游戏的体验也充满惊奇。《救援直升机!》很刺激,一次又一次,我看着这些飞机由我们的起居室出动,飞越平坦沙漠上空的月亮,射击敌方的战斗机和坦克,也会遭到还击。直升机不断起降,父亲试图救援一群闪烁的人质,将他们送往安全之处。那是我最早对父亲的印象:他是个英雄。

那架小直升机第一次载着一群小小的人安全降落时,从沙发上传出来的欢呼声有点大,父亲把头凑到窗户旁,想看看有没有吵到我,结果跟我四眼对望。

我跳回床上,拉起被子,乖乖躺好,此时父亲沉重的脚步声接近我的房间。

他在窗户上轻敲。“已经过了你的上床时间了,小子。你还没睡吗?”

我屏住呼吸。突然,他推开窗户,探身到我房间,把我抱起来,连同被子一起抱进休息区。事情如电光石火般发生,我的脚甚至没碰到地毯。

我还没搞清楚,就已经坐在父亲腿上,担任他的副驾驶。我还太小,而且太兴奋,根本不知道他交给我的操纵杆没连线。重要的是,我和父亲一起开飞机。

第二章 看不见的墙

伊丽莎白市是个宁静的中型港口城镇,保留着完整无缺的历史核心。如同大多数其他美国早期殖民地,这个城镇傍河而建,也就是帕斯阔坦克河(Pasquotank River)沿岸,这个字是阿冈昆族语(Algonquin)“河流分岔处”之义。这条河由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流下,穿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州界的沼泽,与乔万河(the Chowan)、柏奎曼河(the Perquimans)及其他河流,一同流入阿尔伯马尔湾(Albemarle Sound)。每当我思考我的人生可能走上其他方向时,我便想到那个分水岭:无论河水由源头行经哪条河道,最终都会抵达相同的目的地。

我的家族向来与大海关系密切,母亲家人尤其如此。她是清教徒后裔,第一位上岸的祖先是约翰·艾登(John Alden),他是五月花号的桶匠。他娶了一同搭船的普丽西拉·马林斯(Priscilla Mullins)为妻,而她很可能是船上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并且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代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

然而,约翰和普丽西拉差点没办法在感恩节结婚,因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指挥官迈尔斯·斯坦迪什(Myles Standish)从中作梗。迈尔斯爱着普丽西拉,普丽西拉却拒绝他,最后嫁给约翰,成为我年少时一再被提及的一本文学作品的梗概——《迈尔斯·斯坦迪什求爱记》(The Courtship of Myles Standish),作者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他本人也是艾登·马林斯的子孙):

房间里寂静无声,唯有小伙子奋笔疾书,

忙于书写重要的使徒书信,要带上五月花号,

预定明日出航,或者至少后天,由上帝旨意决定!

乘着严冬的潮流返乡,

艾登写的信,写满普丽西拉之名,

写满清教徒少女普丽西拉的名字与名声!

艾登与普丽西拉的女儿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在新英格兰诞生的清教徒小孩。我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是她的直系后代。由于血统几乎完全由女性相传,因此几乎每一代的姓氏都不同——艾登家的人嫁给帕伯迪家的人,嫁给葛林奈尔家的人,嫁给史蒂芬家的人,嫁给乔斯林家的人。我这些远渡重洋的祖先沿着现在的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与新泽西州的海岸航行,往返于贸易路线,并且躲避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海盗,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乔斯林的支系定居北卡罗来纳州。

亚玛斯雅·乔斯林(Am aziah Jocelin,或拼为Am asiah Josselyn)是一名武装民船船长和战争英雄。他是十门枪炮帆船火把号(Firebrand)的船长,负责守卫恐怖角(Cape Fear)。美国独立之后,他成为威明顿港的美国海军补给官,并且设立当地第一个商会。诡异的是,他取名为“情报局”。乔斯林和他的子孙——摩尔家、霍尔家、梅兰德家、豪威尔家、史蒂芬家、瑞史通家和史托克利家——我母亲族谱的所有支系均曾参与美国史上的每场战争,由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卡罗来纳州的亲戚支持美利坚邦联,对战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表亲),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我的家族一直为国效忠。

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少将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J. Barrett),我则叫他波普。我出生时,他是华盛顿特区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副主管。他后来担任不同的工程与作战指挥官,包括纽约市总督岛和佛罗里达州西礁岛,他在西礁岛担任东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指挥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的跨部门、跨国部队,负责查缉加勒比海毒品走私)。我不知道波普的军阶升到了多高,但是欢迎上任的典礼变得越来越隆重,演说越来越长,蛋糕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次在典礼上拿到炮兵卫队给的纪念品:一枚40毫米子弹的弹壳,还热热的,发出地狱的味道,刚刚才从向波普致敬的礼炮中发射。

接着是我的父亲隆恩,我出生时,他是伊丽莎白市海岸警卫队航空技术训练中心士官长,担任课程设计师与电子指导员。他常常不在家,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姐姐和我。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她叫我们做家务;为了教我们识字,她在衣柜抽屉上贴上里头装了什么的标签——“袜子”“内衣”。她会把我们放进红色旅行拖车,拉着我们到镇上的图书馆,我会立刻冲到我最爱的那区,我称之为“大机器”。每次母亲问我“大机器”有什么好玩的,我会一口气说:“沙石车、压路机、堆高机、吊车……”

“就这些吗?小子。”

“哦!还有水泥搅拌机和推土机……”我说。

母亲喜欢考验我的数学能力。在凯马特量贩超市(Kmart)或温迪克西超市(Winn-Dixie),她会让我挑选书本以及模型汽车和卡车,如果我可以用心算把价钱加起来,她就会买给我。在我童年时期,她不断提高难度,先是叫我估算到最接近的金额,接着叫我算到准确的几美元几美分,后来叫我计算金额的3%,再加进总额里。我搞不懂最后一项考题,不是不会计算,而是搞不懂理由。“为什么?”

“这叫作税。”母亲解释说,“我们买的每样东西,都要付3%的税给政府。”

“他们用它去做什么?”

“你喜欢道路吧?小子,你喜欢桥梁吧?”她说,“政府用那些钱去修桥铺路。他们用那些钱在图书馆里摆满书本。”

一段时间后,我担心我刚萌芽的数学技能不及格,因为我心算的结果和收款机屏幕上的金额不一样。母亲又一次向我解释说:“他们调高销售税了,现在你要加上4%。”

“所以,现在图书馆会有更多书了?”我问。

“希望如此。”母亲回答。

祖母住在距离我家几条街的地方,对面有卡罗来纳饲料种子磨坊和一棵高大的胡桃树。我会扯出衬衫当成篮子,装满掉落的胡桃,然后到她家去,躺在长长的矮书柜前的地毯上。我常看的是《伊索寓言》,以及最喜欢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我会翻着书页,停下来敲碎几颗胡桃,一边看着飞马、复杂的迷宫,以及把凡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怪。我敬畏奥德修斯,喜欢宙斯、阿波罗、赫耳墨斯和雅典娜,但最景仰的神祇是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主司火、火山、铁匠和木匠的丑陋神祇。我很自豪可以拼出他的希腊名字,也知道他的罗马名字瓦肯(Vulcan),被用作《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的星球名称。希腊罗马万神殿的基本设定总是令我心动。在一座山的高峰,一群男神与女神将他们永恒生命的大多时间都用来互斗,以及监视人类的事务。偶尔,当他们注意到什么事情令他们好奇或生气时,他们就会变身成羊、天鹅或狮子,降临到奥林帕斯的山坡上去调查和干涉。每当众神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凡人身上以及干涉凡人的事情时,时常会造成一场灾难,不是有人淹死,就是有人被雷击,或被变成一棵树。

有一次,我选了一本亚瑟王和骑士传说的绘本,而读到另一座传奇的山,这次是在威尔士,是一个暴虐巨人希塔(Rhitta Gawr)的堡垒,他拒绝接受自己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世界将由被他视为渺小而软弱的人类的国王统治。他决意要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从山顶下来去攻击一个又一个王国,摧毁他们的军队。最后,他击败及杀死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每一个国王。他杀死这些国王时,将他们的胡须剃下来,织成一件斗篷,作为他血腥暴力的战利品。接着,他想要挑战英国最强的国王——亚瑟王,并给他一个选择:亚瑟若不自己剃掉胡须投降,他就要砍掉亚瑟的头颅,剃掉亚瑟的胡子。亚瑟对巨人希塔的傲慢勃然大怒,于是前往巨人的山顶堡垒。亚瑟王与巨人在山顶交手,大战数日,直到亚瑟重伤。正当巨人希塔抓住亚瑟的头发,想要动手砍掉他的头时,亚瑟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他著名的宝剑插进巨人眼中,巨人因而倒下身亡。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在巨人希塔的尸骨上堆了一座石冢,但还没堆好,就开始下雪了。当他们离去时,巨人染血的胡须斗篷已变得白茫茫。

这座山在古英语里称为Snaw Dun,“雪山”之意,今日则名为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这座死火山,标高大约3560英尺(1英尺≈0.305米。——编者注),是威尔士最高的山峰。我记得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故事里的时候,兴奋不已,古老的拼字首度令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比我还老,甚至比我父母还老。这个名字跟亚瑟王、兰斯洛特、高文、珀西瓦尔、特里斯坦和其他圆桌武士的英雄事迹沾上关系,让我觉得骄傲,直到我明白这些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

多年后,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图书馆认真搜索,希望分辨神话与事实。我发现苏格兰的斯特灵城堡已被重新命名为斯诺登城堡,以纪念亚瑟王的胜仗,同时也是苏格兰为了强调他们争取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论点。我发现,事实总是比我们希望的来得悲惨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话来得丰富。

在我发现亚瑟的真相时,我早已沉迷于新的、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新的、不同的说故事法。1989年圣诞节,家里出现了一部任天堂游戏机。我对任天堂灰机(美版红白机)太过着迷,警觉的母亲于是立下一条规定:我每读完一本书,才能去租一个新游戏。游戏很昂贵,而我早已熟练掌握游戏机附赠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与《打鸭子》这两个游戏在同一盘卡带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要玩其他游戏。唯一的麻烦是,我才六岁,读书没办法像玩游戏那么快。此时我又使出新手黑客的招数。我开始从图书馆借篇幅比较短的书,以及有很多图片的书。比如关于发明的图画百科全书,里头有早期的脚踏两轮车和飞船的神奇图片,还有漫画书,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小说的儿童删节版本。

可是,NES——慢速但好玩的八位任天堂家用游戏机——才带给我真正的教育。由《萨尔达传说》,我学会这个世界是要去探索的;由《洛克人》,我学会敌人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还有《打鸭子》,嗯,《打鸭子》教会我,即使有人嘲笑你的失败,你也不能开枪打爆他的头。最后,《超级马里奥兄弟》教会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我是很诚恳地说这句话的,我要请你认真地思考。《超级马里奥兄弟》1.0版,可能是史上最经典的横向卷轴游戏。游戏开始时,这个传奇性的开场画面,马里奥就站在左侧,他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右走,新的场景和敌人会从右边不断出现。他穿过八个世界,每个世界有四关,每一关都有时间限制,直到他找到邪恶的库巴,并拯救被俘虏的碧姬公主。在这32关当中,马里奥的背后有一堵墙,游戏用语称之为“看不见的墙”,这让他无法往后走。没有办法后退,只能向前走——无论是马里奥、路易吉,还是你和我,都一样。人生只会往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时间流动的方向,无论我们努力走了多远,这堵看不见的墙永远都会紧跟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强迫我们前往未知的未来。一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里长大的孩子,一定要通过某些事物来学习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么何不从两个爱吃下水道里的蘑菇、来自意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学习呢?

有一天,我那频繁使用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游戏卡带无法读取,无论我怎么吹它,都无法读取。这就是那个时代你必须采取的做法,或是我们认为你必须采取的做法,你必须对着卡带的开口吹气,把卡在上面的灰尘、碎屑、宠物毛发吹掉,吹干净。然而,无论我怎么吹,卡带的开口和游戏机的插卡处都吹了,电视屏幕上还是只有斑点和波浪,一点安慰效果也没有。

回想起来,游戏机或许只是插槽针脚接触不良,但是我才七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插槽接触不良,我很着急无助。更糟的是,父亲刚出差,要等到两周之后才会回来帮我修机器。我又不会马里奥式的时间跳跃技法或有水管可以钻进去,让那两周时间快点过去,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如果我成功了,父亲一定会大加赞赏。我走到车库去找他的灰金属工具箱。

我想说要找出问题所在,首先必须把游戏机拆解。基本上,我只是在模仿或试着模仿父亲坐在餐桌边修理家中录像机或卡带机的动作,在我看来,这两部机器跟任天堂游戏机最为相似。我花了大约一小时拆解游戏机,用我不协调的小手努力把一字螺丝起子插进十字圆头螺丝,最后我做到了。

游戏机外观是暗沉的灰色,内部却五颜六色,看起来像一整排的电线彩虹,绿色的主机板上有突出的金色与银色点点。我把这里拧紧,那里松开,随便乱弄,再对每个零件都吹气。之后,我拿纸巾把它们擦拭一遍。接着,我得再把主机板吹一遍,才能清除卡在我现在知道是针脚的地方的纸巾碎屑。

我完成清洁与修理工作之后,就该把机器组装起来了。我家的金色拉布拉多猎犬“宝贝”可能吞掉了一颗螺丝,或者只是掉落在地毯上或沙发下。我一定没有把所有零件按照原来的样子装回去,因为它们装不进盒子里。游戏机的盖子一直弹开,于是我用力把零件压下去,就像用力合上装得太满的行李箱那样。盖子终于合上了,但关上一侧,另一侧又弹开,压住这一侧,另一侧就又弹开。我来来回回弄了好一阵子,最后放弃了,直接给机器插上电源。

我按下电源开关,毫无反应。我按下重新开机键,同样毫无反应。游戏机上只有这两个按键。在我修理前,按键旁边的灯泡一直亮红灯,现在连灯都不亮了。游戏机被弄得歪歪斜斜,完全出了故障,我突然萌生愧疚与畏惧。

父亲出差回来后,不会称赞我,他会像踩栗宝宝(Goomba)一样踩到我头上。但我害怕的不是他的怒气,而是失望。在同事眼中,父亲是精通航空知识的电子系统工程师专家。在我眼中,他是家里的疯狂科学家,可以自己修好任何东西,插座、洗碗机、热水器和空调机。只要他同意,我会做他的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体力劳动的愉快,学习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有电子基本原理,伏特与电流的不同,电力与阻力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工作,最后不是修好了,就是一声咒骂,父亲会把修不好的设备扔到房间另一头,丢进一个废物纸箱。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失败之作而批评他,而是一直感动于他有胆量去尝试。

父亲回到家发现我对红白机做的好事之后,他没有生气,这令我颇感意外。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他很有耐心。他解释说,了解东西出错的原因和方式与了解什么零件出了故障同样重要:理解原因和方式可以让你预防未来再度造成相同的故障。他依序指出游戏机的每个零件,不只说明它的名称,还有功用,以及它跟其他零件的互动如何促成机械的正常运作。唯有分析个别零件的机械作用,你才能判断它的设计是否足够有效率来达成目的。如果很有效率,只是有故障,你便修理它。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做出调整,以改善机械作用。父亲说,这是维修工作的正确步骤,你不可以敷衍,事实上,这是你对科技应有的基本责任。

如同父亲的所有教诲,这次的教训适用于我们手边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尤其是有关自立自助原则的教诲。父亲坚称,从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间,美国已遗忘这个原则。美国这个国家已变成买新机器取代故障机器比找专家修理来得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件设法修理来得便宜。单凭这项事实,便几乎保证会出现科技暴政,助纣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人。拒绝让自己了解你所依赖的设备运作与维修,即是被动接受暴政及其条件:当你的设备正常运作时,你也正常运作,但是当你的设备出故障时,你也会出故障。你拥有的物品反过来拥有了你。

结果,我好像是弄坏了一个焊接点。为了搞清楚是哪个焊接点坏了,父亲想要使用海岸警卫队基地实验室里的一部特殊测试设备。我猜他原本可以把测试设备带回家,可是不知为何他带我去了实验室,我想他只是想让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没有。我从未见过比那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图书馆比不上,无线电屋(R adio Shack)和林海芬购物商场(Lynnhaven Mall)也比不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屏幕。实验室本身灯光微弱,空无一人,但在父亲开灯之前,我便不禁盯着规律跳动的荧光。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电视?”但马上又想:“为什么它们都转到相同的频道?”父亲解释说这些不是电视,而是计算机,虽然我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但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起初以为屏幕——终端机——就是计算机。

接着他把计算机一台一台指给我看,试着解释它们的作用:这台处理雷达讯号,那台是无线电中继,另一台模拟飞机的电子系统。我甚至无法假装我懂得其中一半。这些计算机比当时私营部门使用的几乎任何计算机都来得先进,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当然,它们的处理器要花整整五分钟才能开机,显示器是单色的,没有喇叭可播放音响效果或音乐。但是,那些限制只能突显它们很厉害。

父亲把我放到一张椅子上,把椅子调高到我可以够着桌子和放在桌上的一块长方形塑胶的高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计算机键盘。父亲从来不让我碰他的Commodore 64,我的屏幕时间仅限于使用带有专用操纵杆的游戏机。可是,这些计算机是专业、综合用途的机器,不是游戏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没有控制器,没有操纵杆,没有玩具枪,唯一的界面是有着好几排印有字母与数字的按键的长方形塑胶块。字母排列顺序还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

第一个字母不是A,而是Q,之后是W、E、R、T及Y。只有数字的顺序和我学到的是相同的。

父亲告诉我,键盘上的每个字母、每个数字,即每个键都有作用,它们的组合也有意义。跟控制器与操纵杆上的按键一样,如果你可以想出正确的组合,你便可以创造奇迹。为了向我证明,他从我身后输入一条指令,再按下Enter键。屏幕上跳出来一些东西,我现在知道那是文字编辑器。接着他拿了一张便利贴和一支笔,写下一些字母和数字,叫我照着输入,他就离开去修理出故障的任天堂游戏机了。

他离开的时候,我开始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把他写的东西输入到计算机里。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却被教导使用右手,我立即发现这是我所遇到的最自然的书写方法。

10 INPUT “WHAT IS YOUR NAME?”;NAME$

20 PRINT “HELLO,“+NAME$+“!”

你或许觉得很容易,可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但我是。我是一个手指又胖又短,连什么是引号都不知道的小孩子,更别说我必须按住Shift键才能输入。在许多次尝试及出了许多错误之后,我终于成功输入信息了。我按下Enter键,瞬间,计算机问我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被迷住了。便利贴上没有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于是我决定回答,再一次按下Enter键。突然,黑色背景的最上方跳出一行荧光绿色的字:“哈喽,艾迪!”

这是我的程序设计与计算机入门课:这些机器做了些什么事,是因为有人叫它们去做,以一种特殊、仔细的方式。而这个人可以是七岁孩童。

几乎在当下,我便了解了游戏机的极限,它们跟计算机系统相比,闷到令人窒息。任天堂、雅达利、世嘉,它们都将你局限在你可以升级或打败的关卡和世界,但永远无法改变。修好的任天堂游戏机又回到休息区,父亲和我比赛玩《马里奥赛车》《双截龙》和《快打旋风》。当时,那些游戏我都玩得比他好很多,这是我做得比父亲好的第一件事,可是三不五时我会让他打败我。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知好歹。

我不是天生的程序设计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很擅长做这个。但是,在之后十年,我确实成为一个足以构成危险的高手。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程序设计很神奇:用这些奇特的语言输入指令,处理器便会将其转译为不只是我,还有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计算机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没有缺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计算机会永远待候接收我的指令,一旦我按下Enter键,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完美编写的指令会一次又一次执行相同的作业,在我看来,许多聪明、喜爱科技的千禧儿童也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世代的一个永恒真理。

第三章 环城公路男孩

快到我九岁生日前,我们举家由北卡罗来纳州搬到马里兰州。让我讶异的是,我的名字已捷足先登。“斯诺登”在我们定居的安妮阿伦德尔郡(Anne Arundel)随处可见,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个中缘由。

理查德·斯诺登(Richard Snowden)是在1658年来到马里兰的一名英国少校,他以为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保障天主与清教徒的宗教自由,亦适用于贵格会教徒。1674年,理查的哥哥约翰也来了,他同意离开约克郡,为贵格会传教以换取缩短刑期。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欢迎号在1682年抵达德拉威时,约翰是少数在场欢迎的欧洲人之一。

约翰的三名孙子在独立战争时加入大陆军。由于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决定加入战争支持独立而遭受教区责难,可是他们的良知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和平主义。威廉·斯诺登,我的父系祖先,官拜上尉,在纽约华盛顿堡之役被英军俘虏,死在曼哈顿恶名昭彰的糖厂监狱中(传言英军强迫战俘吃下混着碎玻璃的粥来杀死他们)。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摩尔(Elizabeth née Moor)是受到华盛顿将军重视的一名顾问,她的儿子约翰·斯诺登是一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宾州报纸发行人,其后代往南方定居,和他们的马里兰斯诺登表亲们在一起。

查理二世在1686年赐给理查·斯诺登家族1976英亩(1英亩≈4046.9平方米。——编者注)林地,安妮阿伦德尔郡便涵盖几乎全部林地。斯诺登家族创立的企业包括帕塔克森特铁厂(Patuxent Iron Works),美国殖民时期重要的锻造厂之一,也是炮弹与子弹的主要制造商,以及斯诺登农庄,由理查的孙子们经营的农场与乳牛牧场。在英勇的大陆军马里兰防线服役之后,他们回到农庄,而且完全奉行独立原则,废除家族蓄奴,甚至在南北战争之前将近一百年便解放了两百名非洲黑奴。

往昔的斯诺登田地今日被斯诺登河大道一分为二,这是一个繁华的四线道商业地段,有高级连锁餐厅和汽车经销商。邻近的32号公路/帕塔克森特高速公路直接通往米德堡(Fort George G.Meade),美国第二大陆军基地和国家安全局所在地。事实上,米德堡坐落在曾经属于我的斯诺登表亲的土地上,若不是向他们收购(一派说法),便是美国政府向他们征收(另一派说法)。

当时,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的父母开玩笑说,每当有新的人搬进来,马里兰州就把招牌上的姓名改掉。他们觉得这很好笑,我却觉得很惊悚。走I-95公路,安妮阿伦德尔郡跟伊丽莎白市距离才不过250英里(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却像不同的星球。我们从树木茂密的河岸换到混凝土人行道,从一个我受人欢迎及成绩好的学校转到另一个因为戴眼镜、不会运动,尤其因我的口音而老是被嘲笑的学校,因我南方拉长尾音的浓重腔调,新同学骂我是智障。

我对自己的腔调极为介意,便不肯在课堂上说话,自己一人在家练习,直到我的口音听起来正常为止,或者至少直到我不会再把我受羞辱的“英语课”讲成“应语棵”,或者说我的“叟指”(手指)被纸割伤了。但是,我害怕开口讲话造成我的课业退步,我的一些老师决定让我接受智商测验以判断我是否有学习障碍。当我的测验分数返回后,我不记得有人向我道歉,只有一大堆课外“加强作业”。事实上,原本怀疑我的学习能力的老师们,现在开始对我喜欢讲话很有意见。

我的新家位于环城公路,原先是指495号州际公路,也就是环绕华盛顿特区的公路,现在则是指美国首都附近幅员不断扩大的住宅社区,北起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南至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这些郊区的居民几乎是在美国政府工作或者在跟美国政府做生意的公司上班。讲白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理由要待在那里。

我们住在马里兰州的克罗夫顿,安纳波利斯与华盛顿特区之间,安妮阿伦德尔郡西区,住宅建筑清一色是乙烯墙板的联邦式风格,取了一些奇特有趣的老名字,比如克罗夫顿古镇、克罗夫顿马房、保留区、莱丁区。克罗夫顿本身是一个规划社区,坐落在克罗夫顿乡村俱乐部的外围。在地图上,它像极了人的大脑,街道蜿蜒曲折,像大脑皮质的脊与沟。我们住的街道是骑士桥环路,满布广阔慵懒的双层式住宅、宽敞的车道和能停两辆车的车库。我家是环路一端数过来的第七户,另一端数过来也是第七户,即正中央的房子。我有一辆Huffy(赫菲)变速自行车,我骑着它去送《首都报》。这是一份安纳波利斯发行的老牌报纸,每日派报变得很不规律,尤其是在冬季,尤其是在克罗夫顿大路与450号公路之间。这条路经过我们社区时,就变成了国防公路。

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搬到克罗夫顿对他们来说是更上一层楼,经济与社会地位都是。街道树木林立,几乎没有犯罪,多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的人口,反映出华盛顿特区外交与情报社区的多样化,富裕且教育良好。我家后院基本上是个高尔夫球场,街角就有网球场,再走过去有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交通又方便,克罗夫顿再理想不过了。父亲只要40分钟便可上班,他的新职位是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准尉,当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南区的巴瑟德角,邻近莱斯利·麦克奈尔堡。母亲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国安局去上班,其四方形、未来式的总部屋顶设有雷达天线罩,并用铜包覆以密封通信讯号,构成米德堡的中心。

我一再向外来者强调,这类工作再普通不过了。我们左手边的邻居在国防部上班,右手边的邻居在能源部和商务部工作。有一阵子,学校里我喜欢的女孩子,几乎每个人的爸爸都在联邦调查局上班。米德堡不过是我母亲上班的地方,还有另外12,500名员工,其中四万人住在当地,许多都是和家人一起。这个基地设有115个政府机构,另外还有军方五个军种的部队。正确地说,安妮阿伦德尔郡大约有50万人口,每800人中有一人在邮局工作,每30人中有一人在公立学校体系工作,每四人中便有一人任职或服务于与米德堡相关的企业、机构或军方。这个基地有自己的邮局、学校、警察和消防署。地方上的孩童、军人和平民,每天都会去基地上高尔夫球、网球和游泳课。虽然我们没有住在基地,但母亲把那里的贩卖部当成我们的杂货店,大量采购物品。她会利用基地的福利社作为一站购足式的商店,为总是穿不下衣服的姐姐和我采购实用的衣物,但最重要的是,这都免税。不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读者,不妨将米德堡及其周遭甚至整个华盛顿特区地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兴衰起伏的企业城镇。那里的单一文化和硅谷很像,只不过华盛顿特区的产品不是科技,而是政府本身。

我必须指出,我的父母都通过了最高机密安全调查,母亲还接受了全范围测谎,这是军方人员不必接受的高等级安全调查。好笑的是,母亲的工作跟间谍完全不相关。她是为国安局员工服务的一个独立保险与福利协会的办事员,主要是为间谍提供退休计划。不过,为了处理退休金表格,她还是必须接受审查,好像要空降到丛林里去发动政变一样。

直到今日,我仍然不是很清楚父亲的职业。事实上,我的无知并不奇怪。在我成长的世界,没有人真正讨论自己的工作,不仅不跟子女讲,彼此间也不讲。我身边的成人确实依法不得讨论他们的工作,甚至跟家人也不行,但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他们工作的技术性质以及政府的划分很不一致。技术人员很少甚至不曾了解他们被指派的计划的全面应用及政策影响。他们的工作往往属于极为专业的知识,在烤肉时闲聊会让人下次不想再邀请他们,因为没有人感兴趣。

回想起来,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搬到这里。

第四章 美国在线

我们家搬到马里兰州克罗夫顿后不久,我父亲便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计算机:康柏(Compaq)Presario 425。这台计算机定价139美元,但父亲是用军公教优惠购得的。计算机一开始就放在客厅餐桌上,这令母亲十分火大。从计算机出现的那刻起,我便和它形影不离。我以前不太外出踢球,现在更不可能产生这种念头,因为在这个看似平凡、笨重的计算机里,藏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Presario 425采用2500万赫的英特尔486处理器,这个速度在当时算是超快的,硬盘容量则是怎样都用不完的200MB。最酷的是8位彩色显示器,意味着它能呈现多达256种色彩(你现在的设备或许可展现上百万种)。

这台计算机时常陪伴着我,像我第二个手足兄弟或是初恋情人。它在我发展自我独立人格的时刻走进我的生命,让我了解到网络世界无限广阔。这种探索的过程相当刺激,令我有一阵子忽略家人与家庭生活。换个说法,我当时正经历叛逆的青春期,只不过这是科技引起的青春期。这令我产生巨大的变化,而各地所有接触计算机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经历。

当父母叫唤我的名字,催促我上学时,我听不到他们说话。他们叫我洗脸,准备吃晚餐时,我假装没有听到。当他们提醒我计算机是全家共享的时候,我会心不甘情不愿地让位,然后在他们身后烦躁地走动,不断给予指导,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命令我离开客厅。比如,我会教导姐姐使用文书处理技巧完成报告,或是传授父母如何运用Excel计算税款。

我不断催促他们加快速度,好让我快点回到计算机旁,做一些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像是玩《纱之器》游戏。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那些打乒乓球与开直升机的游戏早已过时(就是我父亲在Commodore 64上玩的那几种),如今流行的是有故事情节的游戏。玩家不只追求声光刺激,还想要有精彩故事陪衬。在我小时候,任天堂、雅达利与世嘉推出的游戏故事还很简单,比如主角从日本忍者手中拯救美国总统(确实有这游戏)。后来游戏做得越来越棒,如今大多从中古世纪故事里取材。这些故事引人入胜,我小时候总在外婆家的地毯上翻阅这些作品。

《纱之器》是一个关于纺织者社会的故事。这个社会的长老(以希腊神话命运三女神克洛托、拉克西斯和阿特洛波斯命名)创造出一台名为纱之器的秘密纺织机,这台机器拥有控制世界的能力,按照游戏剧本的设定,它能编织出细致的花纹影响现实。一个年轻男孩发现这台纺织机的魔力后,被迫开始流亡的日子,所有事物陷入混乱,直到大家开始质疑这台机器的价值。

没错,这听起来很不真实。但这只是个游戏。

不过,即使当时年纪小,我仍能了解故事中的含义。纱之器就像我使用的计算机。它的七彩纱线像极了计算机内部的线路,而唯一的灰线预言着不确定的未来,就像计算机后方长长的灰色电话线,连接的是广阔的世界。对我而言,这是最神奇的地方。有了这条电话线,加上扩充卡、调制解调器和电话,我便能拨号连上一个名为网络的地方。

1997年之后出生的人,或许没听过拨号上网。但请相信我,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发明。现代人早已习惯时时刻刻连线,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一切设备早已预设连线功能。至于连线的目的与方式,早已不重要。你只需要轻按一下老一辈人口中的上网按钮,所有东西便会自动送上门,包括实时新闻、订购比萨、在线影音(取代传统电视与电影)。在那个时代,我们辛苦走路上下学,上网得靠调制解调器拨号。

我并不是说我很懂上网这件事或背后的原理,而是我完全了解上网的神奇之处。因为那时想要把计算机连上网络,必须花点工夫:调制解调器拨号后会发出哔声与嘶嘶声,大约耗上三辈子(至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连接成功。若你连线后拿起屋里的其他分机,你会听到计算机正在说话。当然,你听不懂计算机在说些什么,毕竟这是每秒传送约14,000字位的机器语言。但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打电话不再是年轻女孩的特权。

利用计算机连接上网络与互联网的崛起,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宇宙大爆炸或寒武纪大爆发事件。网络改变了我的生命,也给其他人带来了重大影响。从12岁开始,我睁着眼睛的时间几乎都用来上网。无法上网时,我也在思考下一次的上网计划。网络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玩耍的攀爬架、栖息的树屋、守护的堡垒,更是一间没有围墙的教室,让我终生学习成长。因为如此,我久坐的时间拉长,脸色也变得苍白。慢慢地,我开始日夜颠倒,晚上在家忙上网,白天上课打瞌睡,分数因此一落千丈。

我并不担心学业倒退,父母应该也不会太在意。毕竟从网上学来的东西更丰富、实用,或许还能帮助我日后找到好工作。至少我是这样告诉父母的。

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与网络扩张的速度有一比。全球网页数量爆炸性增长,每分每秒都在增加。这些信息包罗万象,包括我一无所知的主题、从没听过的内容等。当我发现新事物时,我渴望了解它的一切细节并全心投入,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休息、吃点心或上厕所上。我的兴趣广泛,不只涉猎严肃的科技主题(比如如何修理光盘驱动器),也热爱搜集破解《毁灭战士》《雷神之锤》等游戏的秘技。网络信息泛滥,唾手可得,令我混淆主题的分界。举例来说,我原本在网络上学习如何组装计算机,后来却被中央处理器设计课程吸引过去,然后发现武术、枪支、跑车等其他主题也很有趣,最后则落脚于色情网站。

我有时觉得自己有强迫症,非要搞懂一切才肯下线。我像是在与科技竞争,犹如青少年彼此较量,看谁长得比较高,谁先长出胡子。在学校,围绕在我身旁的人中,有些来自国外,他们不断尝试融入,努力装酷并迎合潮流。但与我的行为相比,这些在同侪中卖力耍帅的举动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我发现,想跟上网络更新的速度非常困难,以至于当我成绩退步或被留校察看,父母约束我不得在平日晚上上网时,我心里不禁埋怨他们。我无法忍受他们撤销我上网的特权,一想到无法上网会错过多少信息,我便无比烦躁。在父母不断警告与威胁禁足后,我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打印出来,并带到床上阅读。我从纸本上吸收信息,直到父母就寝后,我才在黑暗中爬起,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生怕开门与下楼的声响会吵醒他们。我不敢开灯,循着计算机屏幕保护程序的光源前进,之后轻敲键盘开始连上网络。我用枕头盖住调制解调器,以降低拨号时的声音。

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很难了解我的感受。以年轻读者的标准来看,初期的网络速度太慢,网页不够美观,娱乐性也不足。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那个年代,多数人认为网络是另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分开。当时虚拟与现实尚未融合,而区分两者的权力掌握在使用者手上。

这正是网络当时启发人心的原因:我们拥有想象全新事物、随时重新再来的自由。Web1.0版的界面或许不够亲民,设计略显粗糙,但实验与原创性十足,尽显个人创意。举例来说,过去地球村的网站背景可能是绿色与蓝色交互闪烁,中间可能会跑过“先读这个!!!”的白色字体,下方还附上一个跳舞仓鼠的GIF动画。这些设计虽然古怪,技术有待改进,但对我来说,这代表创造网站的是人类,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人都乐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研究与信念,不论是计算机工程教授、系统工程师、兼职的英文系毕业生,还是不切实际、游手好闲的政治经济学者,都一样。他们不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而是希望宣扬理念。不管他们提倡的是大自然长寿饮食还是废除死刑,我都深感兴趣。他们对于知识的热情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在这些聪明而怪异的人当中,许多人甚至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并回应我的提问,比如在网站下方提供电子邮件信箱或意见表格。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网络世界变得越来越中心化、集中化,政府与商业力量加速介入这个原本应是对等式的网络(P2P)。但幸好网络有段时期是由人民所拥有、管理并为其服务的,而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日子恰巧与我的青少年岁月重叠。网络应该启发人心,而不是追求赚钱。它的规则应由大家约定俗成并随时更动,而非采取全球一致、剥削性十足的服务性协议。一直到今日,我都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愉悦、最成功的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期,我特别着迷于电子布告栏系统(BBS)。你在上面可以随便取个使用者昵称,想上传什么内容都没有限制,不论是延续既定讨论还是新开话题,都行。所有回复内容都会被整合成讨论串,就像一长串电子邮件,唯一的差别是它们是公开的。另外还有IRC这类网络聊天室,功能类似实时通。你可以在聊天室内实时与别人讨论任何主题,这种实时的感觉就像打电话、听实况广播或观看新闻连线。

我那时的聊天内容大多是请教别人如何组装计算机,而我收到的回复相当完整,网友非常和善大方,这在今日非常难以想象。比如,当我辛苦存零用钱买下的芯片组与圣诞节礼物主机板不兼容时,我便会向网友求救,没想到收到来自美国另一端的回应,一名获得终身职位的计算机科学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字的信解释其中的原理,并提供建议。信的内容并非截自操作手册,而是针对我的问题予以解答,还细心地分成好几个步骤。我那时12岁,这个远方的陌生人却把我当成大人看待,因为我对网络这项新科技展现出热忱。我将他谦恭有礼的态度(与现今社交网站冷言冷语的风潮形成强烈对比)归因于当时进入门槛极高。毕竟,所有登录BBS的人都费了一番工夫,这群人拥有专业与热情,同时展现出想登录BBS的强烈愿望,毕竟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可不是一键连线。

记得有一次,我常登录的BBS突然想办个全国网友见面会,地点分别在华盛顿、纽约,以及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在主办单位的极力邀约下(以及承诺豪奢的晚宴),我最后只好坦承真实年龄。我担心他们不再理我,但他们反而对我鼓励有加,不但给我寄电子展信息与目录照片,其中一名网友还打算送我二手计算机零件。

虽然我向网友透露年龄,但对于真实姓名却保密到家,因为上网最棒的一点是:我不必扮演自己,而能假装他人。网络的匿名性与假名化能为所有关系带来和谐,改善不平衡现象。我可以扮成任何样子,转瞬间年龄变大,身高变高,充满男子气概。我利用这个特征在BBS上询问业余问题,每次假装的身份都不同,甚至一人分饰多角。我的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我并未因此自满,反而对过去的无知感到难为情,试图撇清一切,假装那不是我。我告诉自己:那个昵称为“squ33ker”的人愚蠢至极,“他”上周三询问的芯片组兼容性问题根本是基本常识。

网络拥有自由多元的风气,因此我不会粉饰太平地说:这里没人会相互较劲,或是这群人(由男性异性恋主宰,充斥雄性激素)不会为了琐碎事物陷入激战。但在所有人都用假名的情况下,声称恨你的人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你一无所知,唯一清楚的是你的观点与论述方式。当你的意见在BBS上引起部分人士不满(概率不低)时,你只要换个昵称,戴上另一副面具,一切就能重来。你甚至可以加入声讨行列,狠狠地批评自己先前的化身。这一点实在太棒了,令人松了一口气。

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企业的脏手还未伸进网络。这两大力量后来竭尽所能地联系使用者的网络身份与真实姓名。孩童过去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不必担心后果。这或许不是成长的最佳环境,却是你得以长大的唯一环境。我的意思是:网络早期的匿名性鼓励了我这一代人改变成见,而非故步自封、顽固不化。拥有这种反省的能力,能让我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而不必选边站,也无需担心名誉受损而盲从他人的意见。错误迅速被惩处然后尽快修正,让社会与犯错者都能继续往前走。对我(以及许多人)而言,这就是自由。

想象一下,若你愿意,每天起床都能换张新面孔,选择新身份,或是转换新声音、替换新词汇。只要点击上网按钮,你的人生便能重启。但在千禧年过后,网络科技变得非常不同:所有记忆必须忠实,身份要维持一致,意识形态也得正确。但在那时(至少有一段时间),网络容许我们越界、犯错。

但我切换在线身份的最大启蒙来源并非BBS,而是更有趣的角色扮演游戏,尤其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s)。我最喜欢的MMORPGs是《网络创世纪》,玩家必须创造并扮演另一个分身,比如巫师或战士、工匠或盗贼等。我可以不停地切换分身,这种自由在下线后很难获得,因为真实世界对变异性抱有疑虑。

我在《网络创世纪》中的分身会与其他人的分身互动,当我与这些分身并肩作战完成任务时,我偶尔会发现其实以前与这些玩家相遇过。只是他们当时使用的是不同的分身,而他们也可能认出我。他们通过我的惯用角色用语或特殊指令,辨识出我这个人。比如,他们会发现,现在扮演史芮克(Shrike)女骑士的我曾是名为科温(Corwin)的诗人与自称巴尔格瑞(Belgarion)的铁匠。我有时觉得这些互动非常有趣,但大部分时间我将其视为比赛,判断输赢的关键是看谁能辨识出最多分身。我试图在隐藏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尽可能猜出别人扮演了多少分身。我必须让留言不露出蛛丝马迹,同时在互动中观察其他玩家不经意透露出来的讯息,好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虽然玩家在《网络创世纪》中能扮演五花八门的分身,但这些角色各司其职,任务定义清楚,模拟现实,自成一套社会体系,让你扮演角色时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履行职责一般。在经过一整天的工作或上课后,回家进入游戏世界,扮演角色执行任务,能让你获得充实感与满足,不论你扮演的是医生、牧羊人、炼金师还是魔术师。《网络创世纪》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拥有完善的法律与行为准则,确保所有分身任务明确,并依据个人能力与意愿指派任务,以满足社会对他们的期待。

我热爱这些游戏并乐于扮演众多分身,但我的家人却没有这般热情。玩游戏非常耗时,尤其是多人连线游戏。我每天耗费数小时玩《网络创世纪》,导致家中电话费暴涨,其他电话打不进来。我家的电话总是十分忙碌。正值青春期的姐姐发现电话线路被我上网占据,导致她错过高中校园八卦,她怒不可遏。不久后,她察觉到最棒的报复是拿起话筒中断网络,如此一来,调制解调器嘶嘶的声响便会停止。但在她还没听到正常拨号音时,楼下便传来我的尖叫声。

若你在看在线新闻时遭到中断,你总是可以之后再继续阅读。但若是你在玩游戏时连线中断,而你没按暂停键或存档,那事情就很严重了。你可能与其他玩家在城堡里砍杀巨龙,正杀得如火如荼之际,网络突然中断30秒,之后屏幕变成灰色,墓志铭上写着:“你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当时的小题大做有些不好意思,但我那时确实认定姐姐想要摧毁我的人生,尤其是当她拿起话筒时,还先确定与我眼神相交,之后再微笑示意切断连线。她根本不是要打电话,只是让我知道谁才是老大。后来父母实在无法忍受我们两人不断争执,于是更改了我们家的上网方案,从以分钟计费改成无限制上网,同时安装了第二条电话线。

自此以后,家中再无战事。

第五章 黑客

所有青少年都是黑客。他们必定要如此,因为他们处境尴尬。他们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但大人总把他们当小孩。

请记住,若你能变成黑客,你便能拥有青少年时光的主导权。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逃避父母的管教就好,因为你已经受够了被当成小孩。

你一定还记得,年纪更大、更强壮的人试图控制你,那感觉并不好受,这仿佛代表着:年纪与体形等同于无可挑战的权威。你必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的父母、师长、教练、童子军队长与牧师滥用职权侵犯你的私生活,把他们的希望加在你身上,强迫你服从规范。每当这些大人把自己的愿望、梦想与欲望强加给你时,他们嘴上总说着“这都是为你好”或“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他们有时确实是替我们着想,但我们总记得那些不适用的情况,尤其是当他们说出“因为这是我说的”“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这类说服力薄弱的空话时。年少时期,你必定听过这些陈词滥调,也一定经历过“权力不平等”的状况。

所谓长大,代表的是你体会到你的存在受制于成套的规范、模棱两可的规则以及毫无根据的常规。这些规定未经过你的同意便强加在你身上,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改变,甚至在你违反规定时,你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当时的我,对此感到震惊。

当时的我戴着眼镜,骨瘦如柴,还不到十岁就开始对政治感到好奇。

在学校,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民主体制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但显然,民主不存在于我的美国历史课堂上,若是我们班能投票,那么历史老师马丁先生肯定会失业。相反,马丁先生为美国历史课堂定下规则,正如同英文老师伊凡斯太太、科学老师斯威尼先生与数学老师史塔克顿先生等人,这些老师经常更改规则以助益自己并扩大权力。若老师不希望你上厕所,那你最好先憋着。若老师取消带你参访史密森尼学会的行程,那他们根本不必多做解释,只要拿出“权威不容挑战,秩序需要维护”的态度即可。在那时,我便体会到反对体制的困难,尤其是涉及更改规则以符合多数人的需求,因为这有害于制定规则者的利益。这便是每个系统的重大缺点或设计瑕疵,不论是在政治还是计算机领域,皆是这样。换句话说,创造规则的人没有理由与自己作对。

我认为,学校的体制不合理,因为它容不下任何合理的质疑。我可以据理力争直到筋疲力尽,或是干脆接受现实,承认一开始就无权置喙。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学校这个看似仁慈的专横机构终有被推翻的一天。剥夺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将成为他们起身反抗的导火线,尽管许多青少年经常将抵抗与逃避或暴力混淆在一起。一般叛逆青少年发泄情绪的管道,对我来说根本没用,因为毁坏公物不是我的风格,而我又不敢尝试嗑药(直到今日,我仍没有酗酒或抽烟的经验)。相反,我选择最聪明、最健康、最具教育性的方式,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能帮助青少年夺回自主权,与成年人平起平坐的方法,那就是当黑客。

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虽然不喜欢规则,但又不敢打破规则。我深知学校体制运作的方式:你纠正老师的错误,会得到口头警告;你质疑不愿承认错误的老师,会遭到留校察看;你放任同学偷看考卷,同样会遭到留校察看,而作弊的同学则会受到停学处分。这是所有黑客的起源,你意识到因果关系间的联系。黑客并非仅限于计算机领域,只要是有规则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黑客。想侵入一个系统,你必须比系统创造者或经营者更了解规则,并利用这群人预设系统运作与实际运作间的差异。黑客懂得利用这些无心的瑕疵,与其说他们打破规则,不如说他们协助暴露系统缺点。

人类天生就懂得辨别模式。我们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基于一连串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来自经验与逻辑推理,也可能是无意识提取或有意识发展。我们运用这些假设评估每个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将迅速、精确地从事这一切活动的能力称为智力。但即使是拥有最高智力的人,他平常依赖的假设也未经过验证。要是我们凡事都验证,那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经常做出错误选择。任何人若懂得更多,或是思考更快速、精准的话,便能利用这个瑕疵造成我们预想不到的后果。这便是黑客的原理,所有人都能当黑客,重点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推理的方式。正因为掌权人士深信系统完美无瑕,从未试图检验,黑客才总能乘虚而入。

学校当然不会教这些信息,我是自己从网络上学来的。网络能让我尽情探索我感兴趣的主题,如此一来,我便不必受制于老师教导与同学学习的速度。随着上网时间增加,我越发觉得学校的功课像课外活动。

在我满13岁那个夏天,我下定决心不回学校或至少大幅减少上课时间,但不确定该怎么做。我所想出的计划全都可能带来麻烦。若我被逮到逃学,父母可能会取消我玩计算机的特权。若我决定辍学,他们可能会把我杀了埋在树林里,然后告诉邻居我逃跑了。我必须想出一个计策,而在新学年第一天,我便发现一个方法。事实上,它就印在课程大纲上。

在每堂课开始前,老师会发放他们制作的课程大纲,里头详述课程内容,指定阅读书籍、大小考日期与回家作业等。除此之外,还清楚地写着评分办法,也就是分数的计算方式。我从没注意过这类信息,但这些数字与字母如今给了我解脱之道。

那天放学后,我坐在书桌前仔细研究一沓课程大纲,试图找出哪些课程可以逃学但仍能从低分过关。以美国历史课程为例,小考约占总分的25%,期中期末测验占35%,学期报告占15%,家庭作业占15%,而其中最主观的项目“出席率”则占10%。我通常不必花太多时间念书便能考出不错的分数,因此小考与期中期末测验这两项十拿九稳。学期报告与家庭作业就非常讨厌了,不但分数占比低,时间成本也高。

我推测,如果我不做家庭作业,但其他项目得高分,总分会在85分上下。若不写家庭作业或学期报告,但其他项目分数高,总分大约是70分。一成的出席率算是弹性缓冲。即使老师觉得我存心逃学,在出席率上给我零分,我仍可能拿到65分,以低分过关。

这套给分标准本身就存在瑕疵。课程大纲告诉学生如何争取最高分,但同时也能用它来争取最大的自由,帮助我逃避不想做的事,但仍能顺利蒙混过去。

当我想出这套计策后,我便不再做作业。我每天都很开心,心情与那些逃脱工作责任与缴税义务的大人无异。直到有一天,史塔克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为何漏交六份作业,我开心地和大家分享这套公式,完全忘记这可能让我丧失优势。同学们大笑一会儿后,开始拿起笔在纸上涂写计算,想搞清楚自己是不是也能仿效这一招。“非常聪明哦,艾迪。”史塔克顿说道。他给了我一个微笑后,继续上课。

我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至少24小时前如此。史塔克顿第二天发了新的课程大纲,里头清楚地写着:学期末前累计六次未交作业,直接不及格。

这一招真厉害啊!史塔克顿先生。

当天下课后,史塔克顿把我拉到一边。他告诉我说:“你的聪明才智不该用在逃避作业上,而是应该想办法做到最好。艾迪,你很有潜力。但你不知道的是,分数会跟着你一辈子,你应该为日后着想。”

在摆脱了家庭作业的束缚之后(至少有一阵子是如此),我的空闲时间更多了,于是开始从事更多计算机黑客活动,而且能力越来越强。我在书店翻阅《2600》与《飞客》(Phrack)这类粗制滥造的黑客杂志。这些小本刊物影印模糊,用订书机装订而成。我从中学习黑客技巧,同样也将反权威的政治观点一并吸纳。

我是个刚入门的菜鸟,充其量只能利用别人开发的工具入侵系统,甚至连这些工具的功能都不太懂。当我的黑客能力逐渐提升后,有人问我,干吗不去盗领银行账户或窃取信用卡号码。我必须老实说,当时我太年轻,也太愚笨,压根没想到这回事,更别说我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赃款。所有我渴望的、我需要的东西,在网络上都能免费取得。但我后来利用一些简单技巧侵入游戏,让我的游戏分身多几条性命或拥有透视墙壁的超能力。话说回来,当时网络上的金钱交易并不盛行,与今日根本无法相比。我唯一知道的黑客行为是电话飞客(phreaking),也就是利用网络入侵技术盗打电话。

若你问知名黑客为何要侵入新闻网站,却只是把标题换成闪烁的GIF格式,上头写着一些不知所云的文字,他们的回应会和多数珠穆朗玛峰登山客一样:“因为山就在那里。”大部分黑客不为权,也不为利,青少年黑客尤其如此。他们仅是想测试自己能力的极限,尝试做到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我还年轻,怀抱着单纯的好奇心,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或许当时从事黑客活动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官能症状。我越了解信息安全的脆弱,我就越担心信任不可靠机器的后果。作为一名青少年,我首次进行黑客入侵,源于我对核能电厂大爆炸的深切恐惧。

我当时在网上读到一些关于美国核能计划历史的文章,经过几次鼠标点击后,我来到核能研究机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站。这正是网络运作的方式:你怀抱一颗好奇心,鼠标会带你去找答案。但我发现这个美国最大、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与武器研发机构网站竟然存在极大的安全漏洞,吓了我一大跳。这个网站的漏洞在于它开放目录结构,如同对外大开门户。

请容我解释一下。假设我发给你一个链接地址,让你下载一个PDF档案。网址通常是这样的:website.com/files/pdfs/文件名.pdf。这个网址与网站目录结构相同,也就是说,网址每一个部分代表树状结构的一层。在这个例子中,website.com里有个名为files的文件夹,而files里有个名为pdfs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存着我要发给你的档案。今日所有网站都会限制访客调取特定档案并隐藏树状结构。但在早期,创造与经营重要网站的人可能刚接触网络这项新科技不久,他们经常将目录结构对外开放。这意味着,若你仅复制网址的一部分,比如输入website.com/files,你便能调取网站所有文件夹中的档案,当然也包括机密信息。这便是洛斯阿拉莫斯网站的问题所在。

在黑客的世界里,这种遍历目录(directory walking)的行为简直是小儿科等级。而这正是我当时做的事,我尽情阅览这个网站的上下层文件夹。在花费半小时读一篇关于核武器威胁性的文章时,我赫然发现数个安全人员才能取得的档案竟任人下载。

严格来说,这些档案并非机密资料,无法让我在自家车库里制造核武器(但其他DIY网站会教)。这些资料只是一些办公室备忘录与员工个人信息。由于我对天空中出现核爆炸蘑菇云十分害怕,加上我出自军人家庭,因此我立即将此事通报给大人。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网站管理员说明原委,但迟迟等不到回应。

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上网查看这个网站是否更改了目录结构,但每次都让我失望。除了我感到惊讶与愤怒之外,什么事都有没发生。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按照网站下方列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去告知他们。

接电话的是总机人员,但那一刻我有些结巴。我开始解释来龙去脉,但话还没说完,她就以一句“转接信息科技部门,请稍候”打断。我来不及道谢,电话便转到语音信箱。

当哔哔声响起时,我稍微恢复了信心,用平缓的语气留完言。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我留言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最后我还重述姓名与联络电话。我甚至拼出自己的名字,使用的是父亲偶尔会用的语音字母方式。“我的名字是,Sierra的S,November的N,Oscar的O,Whiskey的W,Delta的D,Echo的E,November的N,S-N-O-W-D-E-N,斯诺登。”我挂完电话,继续过我的生活。接下来的一周,我应该是造访该网站次数最多的人。

今日若有人一天内多次使用Ping指令检查该网站的服务器,很可能会被政府情报单位盯上。但那时,我不过是个好管闲事的年轻人。我真的不懂,为何没人在乎这个问题。

几周过去了(对青少年来说,一周如同一个月那么漫长),有天晚上,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母亲正在厨房做晚餐,她随即接起电话。

我当时正在客厅用计算机,从对话中可知电话是找我的。“嗯,他在,请问哪里找?”

我转过身,母亲正盯着我,胸前顶着话筒,她脸色苍白,身体忍不住颤抖。

她悄声问:“你干了什么好事?”她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急迫语气,这令我害怕。

我毫无头绪,怎么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谁打来的?”

“洛斯阿拉莫斯。”

“哦,终于打来了。”

我轻轻地从她手中接过电话,并让她坐下来。

“你好。”

电话另一端是信息科技部门的员工,他一直尊称我为斯诺登先生。他对我报告网站漏洞表示感谢,并告诉我问题已解决。我压抑住没问为何拖那么久才修好,同时克制住冲到计算机旁上网确认的冲动。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从我身上移开,她试图从我们的对话中拼凑事情的全貌,但她只能听到我这边的说法。我对她竖起大拇指,之后为了安抚她,我开始装出严肃、成熟且低沉的声音,再次向对方述说一切:我是如何发现网站的问题,之后如何通报给他们,以及一直到现在才有了回音。最后我表示:“感谢你特地打电话通知我,希望我没有引起麻烦。”

“当然不会。”他说道,接着询问我从事什么职业。

“没有工作。”我回答。

他问我是否在找工作,我回答:“学期中通常比较忙,等到暑假时就有空了。”

他这时才意识到和他讲话的是一名青少年。“好的。你有我的联络方式,等你成年时,记得给我打电话。现在帮我把电话转给刚刚那位女士。”

我把电话交给满脸担忧的母亲,她把电话带回厨房,那时晚餐已经烧焦,厨房里烟雾弥漫。但我猜对方应该对我赞誉有加,所以我后来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第六章 未完成

我对于高中的印象很模糊,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这是弥补熬夜使用计算机后睡眠不足的方法。在我就读的阿伦德尔高中(Arundel High),大部分老师都不介意我小歇片刻,只要我不打呼噜。但还是有一些残忍的老师,总觉得有义务叫醒我,他们用粉笔划过黑板或是拍击黑板擦制造声响,有时还会突然丢出一个问题:“斯诺登,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我会从书桌上抬起头,在椅子上坐直,嘴巴还打着哈欠,旁边的同学强忍笑意,一副等着看笑话的样子。

老实说,我太爱这些时刻了,这是高中所能提供的最棒的挑战。我享受被注目的感觉,我在黑板上搜寻蛛丝马迹时,全班30双眼睛盯着我,期待我出洋相。若我能迅速给出正确答案,那我可能会成为全校风云人物。若反应不及,我也可以讲个笑话混过去,毕竟笑话永远不嫌多。最糟的状况是结结巴巴,那他们会觉得你是个白痴。随他们怎么想,被别人看不起没什么大不了。别人低估你的智商与能力,只是为了突显他们自己的脆弱。他们的判断越偏离事实,越能帮助你之后扳回一局。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我非常喜欢二元论观点:生活中重要问题的答案,只有对与错两种。我想我是受到计算机程序的影响,在那个编码的世界里,所有问题只能用0或1回答。即使是大小考的多选题,我也能用二进制的相反逻辑来应答。若我无法立刻辨识出其中一个选项为正解,那我可以用消去法,淘汰“总是”“从未”这类极端说法,或是排除不合理的例外。

高一接近尾声时,我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挑战。这个难解的问题,无法用2B铅笔画卡回答,只能用完整的字句篇章作答。说白点,这其实是英文课的一道写作题目,题目是:“请写出一篇自传,字数不超过一千字。”我被陌生人命令检视自我,这恐怕是唯一让我感到毫无头绪的主题。我实在写不出来,我无法对外人敞开心胸。后来我交了白卷,结果得到了“未完成”的评语。

我的问题是非常私人的,正如写作题目一样。我无法写出自传,因为我的生活陷入混乱: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父亲早就搬出去了,而母亲想卖掉我们位于克罗夫顿的房子,并和我们一起搬到一间公寓,之后又搬到埃利科特城附近。曾有个朋友说过,只有经历过父母死亡或自己变成了父母,才算是真正长大了。但没人告诉我,对我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说,父母离婚带来的打击极大,如同前面两件事同时发生一般。突然,童年时期父母坚不可摧的形象破灭了。他们比你还失落,脸上满是眼泪与怨怼,期待你告诉他们:凡事都会变好。但根本不会变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在我们的监护权与探视权由法院分派期间,姐姐投入申请大学的忙碌行程中,后来成功被威尔明顿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录取。随着大学开学日子的逼近,我觉得自己逐渐失去家庭的温暖。

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我强迫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戴上面具扮演别人期待的模样。在家人眼中,我值得信赖且真诚。在朋友面前,我幽默风趣,无忧无虑。但当我一人独处时,我闷闷不乐、心情抑郁,时常担心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在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路上,我开始被悲观念头纠缠:每年圣诞节都被我搞砸,因为我的成绩不理想,因为我总是玩计算机,不做家务。我的脑海里闪过童年做过的错事,如今就像呈堂证供,直指我就是使事情发展至此的元凶。

我试图摆脱这种罪恶感,方法是忽视自己的情绪,假装一切都没事,后来我开始装大人。我不再说“玩”计算机,而是说在计算机上“工作”。光是调整用词而非修正行为,就能改变别人看待我的方式,甚至连我自己也吃这一套。

我不再自称艾迪。从现在开始,我叫斯诺登。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大模大样地挂在腰间,就像个混账大人。

遭受创伤的意外收获是获得重生的机会,教导我欣赏家庭以外的世界。我惊讶地发现,随着我与父母渐行渐远,我反而与其他人更加亲密,他们把我当成同辈看待。他们就像人生的导师,教导我航行,训练我打拳,指导我演讲,并给予我上台的自信。他们帮助我成长。

高二开学后,我觉得越来越疲惫,也更容易睡着,不仅在学校如此,在家用计算机时也一样。我会在半夜里惊醒,前方的屏幕上显示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字符,因为我倒在键盘上。过了不久,我的关节开始疼痛,身体水肿,眼白泛黄,后来甚至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即便连睡12小时,也起不来。

医生从我身上抽出大量血液,最后诊断我得了传染性单核白细胞增多症(mononucleosis)。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内心倍感羞辱,不只是因为此病的传染途径是我同学口中戏称的“乱搞”,更因为15岁的我唯一“乱搞”过的只有调制解调器而已。学校被我抛在脑后,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而就连这件事也无法让我开心,甚至狂吃冰激凌也没用。我没精力做任何事,唯一的例外是玩父母买的游戏。他们两人彼此较劲,看谁能买给我更新、更酷的游戏。父母抢着取悦我,试图减轻离婚的愧疚感。而当我连碰游戏的兴致都丧失时,我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我有时候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昏暗的光线让我疑惑现在是在母亲的公寓还是父亲的单人套房。我不记得谁载我来的这里。日复一日,每天都没有变化。

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记得我读过《黑客的良知》(也就是《黑客宣言》)、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溃雪》,还有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一系列著作。我在读这些书时经常睡着,搞不清楚书中的主角与情节发展。有一天我还梦到《魔戒》里的咕噜在我床边哀叫:“主人,主人,信息渴望自由。”

虽然我沉浸于发烧时做的梦,但真正的噩梦是必须补上学校作业。在我缺了四个月的课后,校方寄信通知我必须重读高二。我确实感到惊讶,但当我读信时,我心里清楚这事终究会发生,即便先前为此担忧了好几周。一想到要重返学校,我就抗拒,更别说要再念两个学期,我一定得设法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正当我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时,收到校方的通知令我重新振作。我打起精神,好好打扮自己,不再穿着睡衣。我立刻上网找资料,打电话询问,试图寻找学校体制的漏洞,也就是让我脱身的办法。经过一番研究与填写了许多表格,几天后,我收到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很显然,你并不需要高中文凭就能申请大学。

录取我的是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这所当地学校的知名度当然不及我姐姐的学校,但同样是受到官方认可的机构,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带着录取通知来到阿伦德尔高中,校方行政人员一开始非常疑惑,后来掩盖不住无奈又有些开心的表情,最终同意让我修大学学分来换取高中文凭。我一周要上两天课,这是我能忍受的最大极限,不然我无法维持正常运作。通过跳级的方式,我不必再次经历学习高二的痛苦课程。

这所大学距离我住的地方仅需25分钟车程,而我头几次自行开车前往学校的过程相当危险,除了我刚拿到驾照外,我还得在途中保持清醒,不打瞌睡。我一上完课,就直接回家睡觉。我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或许是全校最小的也说不定。对他们来说,我的存在既新奇又碍眼。况且我正处于抑郁症康复中,这也代表我不太会与他们互动。再加上这是一所通勤学校,校园生活并不活跃。这种校风很适合我,而且大部分课程都比高中来得有趣多了。

在我继续述说故事之前,我必须说明一点:我离开高中后,仍积欠那份英文课程作业,也就是被评为“未完成”的自传。随着年纪渐长,写自传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沉重,而困难度也没有丝毫降低。

实情是,拥有我这般人生经历的人不可能轻易写出自传。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隐藏身份,如今却讽刺地写书爆料。美国情报机构不断告诉员工必须隐姓埋名:把自己想象成一张白纸,这样才能写上秘密,同时便于伪装。你训练自己融入人群,模仿别人的打扮、说话的方式。你住着一般的房子,开着常见的汽车,穿着也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你的平凡只是掩饰。这是一个否认自我的职业,无法享受公众的赞许,唯一的犒赏来自下班后,你再度融入人群,成功说服他们:你是其中的一分子。

虽然有许多更流行且准确的心理词语能够形容这种分裂的认同概念,但我倾向用人为加密来解释。在加密过程中,原始素材(你的核心认同)仍然存在,但经过了上锁与编码扰乱处理。这个世界很公平,你越清楚别人,就越不了解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忘了自己喜欢或厌恶的事物。你失去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政治程序的尊敬也荡然无存。一切事物都没有这份工作来得重要:一开始是否定人格,最终是欺骗良心,毕竟任务是第一位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多年来坚持维护隐私权。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探讨个人私事。但我离开美国情报系统的时间,几乎与我任职的时间一样长,如今我体会到: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服我自己。毕竟当我在写作课上交出白卷时,我根本称不上间谍,而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我那时只是个青少年,利用虚拟化身玩间谍游戏,借此度过父母离婚的艰难时刻。

在经历了家庭破裂后,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各怀秘密的家庭,每个人都善于装腔作势,隐藏秘密。我父母不会分享秘密,当然也会防范小孩。当我周末待在父亲家,而姐姐和母亲一起住时,我们姐弟两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父母离异对小孩来说,最残酷的考验莫过于被其中一方拷问对方如今过得好不好。

我母亲早已重返单身战场,父亲则尽力填补内心空虚,但他偶尔还是会因冗长、昂贵的离婚程序而大发雷霆。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和父亲的角色便会对调,我必须坚定果决地和他讲道理。

写下这段文字令人感到痛苦,原因并不在于重温过去的伤痛,而是这无法显示我父母本质上的良善。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们两人最终化解分歧,以和解收场,各自过着幸福的日子。

这样的改变是恒常、普遍且充满人性的。但自传是静态的,无法记录下一个人的全部变化。因此,最棒的自传不是发表一段声明,而是许下一个承诺,期许自己坚守原则,变成更棒的自己。

我上社区大学不是为了接续高中教育,而是为了实现我对自己许下至少完成高中学业的承诺。我还记得那天是周末,我开车前往巴尔的摩附近的公立学校参加考试,目的在于取得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凭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离开考场后,我的心情格外轻松。别人要用两年时间才能高中毕业,我仅参加两天考试就取得了同等学历。这感觉像钻漏洞,但实际意义远大于此,因为这代表着我信守诺言。

第七章 “9·11”事件

从16岁开始,我基本上是一个人住。母亲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空荡的房子里只剩我一人。我自己安排行程、料理三餐,洗衣、打扫也都自理。除了付账单外,一切事情都靠自己。

我拥有一辆1992年产的本田白色思域轿车,我开着它四处走。我在车上总听着另类摇滚电台WHFS的节目(《现在听我的》是它的招牌节目),只因当时大家都这么做。我不善于从众,但我很努力尝试。

我的生活像个循环,不断在我家、学校以及朋友间循环。而在朋友圈中,最近在日文课上认识的新同学与我最为亲近。我不确定我们是何时混在一块儿的,但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们上课除了学日文外,也为了看到彼此。顺带一提,这正是“看似平常”的最佳方式:让你周遭围绕着一群和你一样怪的人。这群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艺术家新星与平面设计师,他们非常沉迷于当时颇具争议的日本动漫。随着友谊的加深,我对动漫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后来甚至可以对一系列新作品发表影评,包括《萤火虫之墓》《少女革命》《新世纪福音战士》《星际牛仔》《圣天空战记》《神剑闯江湖》《风之谷》《枪神》与《秀逗魔导士》,而我的心头最爱则是《攻壳机动队》。

在他们当中,有个女生名叫梅。她当时25岁,年纪比我们大许多。她的作品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而她私下热衷于角色扮演,所有人都崇拜她。梅是我练习日文会话的伙伴,我后来才发现,她还经营着非常成功的网页设计生意。我将她这家公司命名为松鼠企业,原因是她有次在紫色的包里塞了一只看起来像松鼠的蜜袋鼯宠物。

而这正是我变成自由工作者的原因,我为了梅一头栽进网页设计领域。她(或者说她的公司)私下雇用我,时薪30美元现金,这算是极好的待遇。但我实际的工作时长远高于支付薪酬的时长。

我不介意梅以微笑当作报酬,毕竟我深深痴迷于她。尽管我没有刻意隐藏爱意,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注意到了此事。毕竟我从不拖延工作,而只要是她的事,再小的忙我都会帮。此外,我的学习速度极快。若公司只有两名员工的话,那你一定得身兼数职。虽然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工作(网页设计只需有网络就行),但她希望我到公司上班。所谓公司,其实就是她家,也就是一栋两层楼的联排别墅,她和她的丈夫诺姆一起住在里面。诺姆是个干净利落的聪明人。

是的,你没听错,梅已经结婚。而他们的房子就位于米德堡西南方的基地,诺姆是驻守该基地的空军语言学家,目前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我无法告诉你,若你家归联邦政府军事基地所有的话,你在家开设公司是否合法。但作为一名爱上已婚女性的少年,且这名女性还是我的老板,我也不是什么奉公守法的人。

现在想起来很不可思议,当时的米德堡军事基地任人出入,没有路障、岗哨与带刺铁丝网的阻拦。我可以开车进入基地(全球最大的情报机构国安局就在这里),任由车窗随意降下,音乐大声放送,途中不会遭到拦查,更不必出示任何证件。日文班约四分之一的人每两周便在梅家中小聚一次,大家一起观看或制作动漫作品,我们进出基地丝毫不受限制。我们视其为理所当然,毕竟在那个时代,学校校园与电视剧里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是自由国家,不是吗?”

周一至周五,我一早便开始上班。在诺姆出门后,我会驶入他们家的死胡同,然后进屋工作一整天,并在诺姆回家前离开。为梅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和诺姆偶尔还是会遇到,他非常亲切大方。我一开始以为他没注意到我对梅的爱意,或认为我根本不是对手,因此不介意我和他太太同处一室。但我们有天碰巧遇上时(他刚回家,而我正要离开),他刻意提到他在床头柜上放了把枪。

松鼠企业体现了网络泡沫时期新创公司的典型样貌,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小型企业为了蝇头小利而削价竞争。松鼠企业的运作原理是:一家大型企业(比如汽车制造商)雇用知名广告或公关公司协助建立网站,希望提升网络能见度。这些企业对网站架设一无所知,而广告或公关公司比这些企业懂得多一些,于是他们在人力银行刊登征人启事,希望找到合适的网页设计师。

在看到征人启事后,由梅和我——老少配组成的松鼠企业便会竞标争取工作,但由于竞争者多,得标者必须将价格砍到见血。且得标者还得支付一笔费用给人力银行,最后拿到的报酬根本无法养活一名劳工,更别提一家公司。除了金钱报酬低之外,网页设计师还得承受心理羞辱,因为广告或公关公司会抢走功劳,对外宣称作品皆是出自他们之手。

在梅这位老板的带领下,我更加认识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商业领域)。梅精明能干,工作又比别人认真,因此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产业中闯出了一片天。而这种客户压榨劳工的企业文化,促使自由工作者寻找这套体制的漏洞。梅在这方面相当厉害,她总有办法和最大的客户直接谈妥交易,不必通过人力银行中介。而由于我在技术层面提供全力支援,梅得以将精力放在企业经营或艺术作品创作上。她将插画技巧运用到商标设计中,并提供品牌咨询服务。对我来说,这些编码技术非常简单,容易上手。虽然重复性极高,但我没有丝毫怨言,即使是操作最枯燥的Notepad++软件,我也甘之如饴。为了爱情,我们可以付出一切,单相思更是如此。

我不禁怀疑,梅是否早就知晓我对她的感觉,并利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获得好处。但就算我深受其害,我也心甘情愿,和梅在一起时,我变成了更好的人。

然而,在松鼠企业工作一年后,我认识到自己必须为未来打算。在信息科技行业,获得业界认可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部分进阶工作开始要求应征者必须获得IBM、思科等大型科技公司官方认可的资质。至少,广播广告经常放送类似的信息。我有天开车回家时,又听到一则广告,虽然我已听过无数遍,但这次我决定采取行动,拨打电话报名参加微软认证课程,该课程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培训中心提供。虽然这个培训听起来很像诈骗,包括高得吓人的学费、上课地点位于分校而非本部等,但我压根不在乎。这是一桩赤裸的交易,让三方各得利益。由于科技人才需求激增,微软可获得额外的课程收入,人力资源主管可假装这张昂贵的证书能有效筛选人才,区分真材实料的专业人士与肮脏的冒牌货,至于无名氏如我则能在履历上挂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荣耀头衔,大大提高应征录取机会。

科技行业创造出资格认证机制后,随即将此作为业界标准。A+认证代表你能够提供计算机维修服务,Network+认证则认可你拥有基本网络维护的能力,这些都能帮助你成为在线服务支援中心的一员。其中最有用的是微软认证系列,包括入门级的微软认证专家(MCP)、更高阶的微软认证系统管理员(MCSA),以及最高等级的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MCSE)。获得这些认证是你发财的机会,确保你踏上光明前程。MCSE的年薪最低不少于四万美元,这样的薪资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更是17岁的我难以想象的。仔细想想,这其实很合理,微软的股价早已突破每股100美元,而创办人比尔·盖茨更多次成为世界首富。

若从技术层面来看,MCSE认证虽不易取得,但在自命不凡的黑客眼中,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才智,唯一麻烦的是得付出大量时间与金钱。我必须参加七场不同的考试,每场报名费150美元,而这一系列认证课程更要价18,000美元。我当然没完成课程就直接去考试了,因为我实在受够了上课。但不幸的是,这些课程无法退费。

如今的我债台高筑,更有理由和梅待在一块儿,因为我必须赚钱。我要求她提高我的工作时长,她欣然同意,并将我上班的时间提早至九点。对自由工作者而言,这个时间实在太早了,而这也是我某周二早上差点迟到的原因。

那天,在美丽的蔚蓝天空下,我在32号公路上放慢车速,因为我不想吃超速罚单。幸运的话,我应该能在九点半前抵达。我打开车窗,将手伸出车外感受风的流动,真是幸运的一天啊!我打开车内的收音机听广播,等待新闻结束后的交通路况播报。

正当我打算从康乃路抄捷径切入米德堡时,广播里传来一则突发新闻,内容是有架飞机在纽约市坠毁。

我抵达后,梅帮我开门。我跟在她身后,从昏暗的入口上楼到办公室。狭小的办公室就在卧室旁边,里面没什么家具,只有两张桌子并排放着,旁边是一张绘图桌与她的宠物笼子。虽然坠机新闻令我有些分心,但是我们还有工作得完成。我强迫自己把心思集中到手边的任务上。我刚打开文字编辑器里的文件夹(我们亲自为网站编码),一旁的电话便响起来。

梅接起电话:“什么?真的吗?”

我们两人坐得很近,因此我能听到她丈夫的声音,他不停地吼叫。

梅看起来似乎受到了惊吓,她随即上网查看新闻。虽然楼下有台电视,但实在太远了。我仔细读了一下新闻,内容是:有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梅这时回应道:“好的。哦,我知道了。”随即挂上电话。

她转向我说道:“第二架飞机刚撞上世贸大楼。”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不是意外。

梅表示说:“诺姆觉得他们会关闭基地。”

“你是说大门吗?”我回应道,“真的假的?”整件事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回家。

“诺姆叫你赶快回家,不然可能会被卡在这里。”

我叹了口气,赶紧存档,即使我的工作才刚开始。当我要离开时,电话再度响起,这次两人的对话更短,梅脸色苍白。

“你一定不会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

混乱与骚动就是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恐惧,因为这不仅象征着秩序崩坏,更代表恐慌蔓延。那天回家途经康乃路国安局总部时,我看到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五角大楼刚传出遭攻击的消息,国安局所有人都陷入恐慌,许多人疯狂尖叫,手机铃声此起彼落,所有汽车都想赶紧驶离停车场,谁也不让谁。在美国经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的时刻,数以千计的国安局员工抛下工作逃命,而我被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

在全国民众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早已下达了员工撤离命令。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采取相同的做法,只在总部留下必要的人力,要求其他人尽快逃难。两大机构后来解释,遭劫持的第四架飞机——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攻击的目标可能是他们,而不是白宫或国会大厦。

当国安局员工争相开车逃离停车场时,我深陷车阵中难以脱身,我根本没想到这里可能是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我的脑袋完全无法运作。我只是盲目地从众,跟着大家一起按喇叭(没有人敢在美国军事基地这么做),一起听着广播急促地播报南塔崩塌的消息。所有开车的人都慌张地重拨电话探问亲人的安危。每当通信系统超载,手机拨不通时,我便能感受到那种空虚感:我与世界的联系中断,陷在车阵中进退两难,虽然开车的人是我,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9·11”事件发生后,康乃路上的红绿灯路口变成了临时检查站,指挥交通的是国安局特种部队。而几个小时、几天或几周后,装上机关枪的悍马车队开始现身,新的路障与岗哨也陆续设立。这些安全措施原本是紧急应变之用,但许多却保留至今,同时辅以外围架起铁丝网,四周部署大量监视器。国安局戒备森严,令我无法重回基地工作,直到我后来加入该单位,才得以进入。

“9·11”恐怖袭击过后,我对梅的爱意全消。虽然这些“反恐战争”的措施并非主要原因,但它们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阻隔效果。“9·11”事件令她相当害怕。我们不再一起工作,两人渐行渐远。我们偶尔还是会聊天,但我发现自己对她的感觉起了变化,而我自己也变了。她与诺姆分开后搬到了加州,她坚定的反战立场与我抵触。对我而言,她已形同陌生人。

第八章 9月12日

不妨回忆一下你曾参与的家族活动,假设是家族聚会好了,在场的有多少人?或许是30或50人?虽然他们都是你的亲戚,但你不见得认识每一个人。英国人类学家邓巴曾提出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亦称150定律)的概念,即一个人维持密切人际关系的交往人数上限为150人。现在试着回想,你以前就读的小学或中学有多少学生?在这些人中,称得上朋友的有几个?有几个人算是熟识的?又有几个人仅是点头之交?若你上的是美国学校,那么全校师生大约是1000人。这样的人数绝对超出你的朋友圈范围,但你仍会觉得这群人和你有关联。

“9·11”事件中,死亡人数将近3000人。试想一下,所有你深爱的人、认识的人,甚至仅见过几次面的人,都死去了。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整个校园里空无一人,所有教室悄然无声。过去陪伴你成长的人、每天见面的人,全都不见了。“9·11”事件在你心里留下创伤,美满的家庭不再完整,健全的社区出现裂缝。

相比之下,美国为了回应“9·11”事件而采取反恐行动,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9·11”事件发生至今约20年了,美国在这段时期制定秘密政策与法律,设立秘密法庭,并发动秘密战争,但政府不断否认、隐瞒这些作为及其负面冲击,甚至扭曲事实或加以保密封存。在这20年间,我前半段时间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后半段时间忙着四处逃亡,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情报单位,他们出错的频率令人咋舌。我也能告诉你,他们收集与分析的情报可能被用于造谣与宣传,而他们打击的对象不分敌国或盟友,这些情报有时甚至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国民。即使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美国改变速度之快、改变规模之大仍令我相当惊讶。美国过去自许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

而这正是我回顾“9·1 1”事件的原因。我必须重新检视“9·11”事件发生时的一切事物与后续影响,才能理解为何美国在这20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重回那年9月的秋天,代表着我们必须面对更残酷的真相,这些事实远比谎言(比如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混为一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得黑暗。而这也代表着我们最终必须面对自己,纵容屠杀与滥用权力并非专属于美国行政机关与情报单位,而是存在于所有美国民众心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仍然记得“9·11”事件发生那天,当北塔崩塌之际,我正试图从混乱的米德堡基地脱身。当我终于开上高速公路后,我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忙着拨电话,试图联系所有家人,但怎么打也打不通。最后,我母亲终于接了电话,她那时已不在国安局服务,而是在巴尔的摩联邦法院担任书记官,幸好她所在的单位人员不需要撤离。

她惊恐的声音吓到了我,突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先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事,我已经离开基地了。”我说道,“大家都不在纽约,对吧?”

“我……我不知道。我无法联络上你外婆。”

“外公在华盛顿吗?”

“他应该在国防部。”

我突然觉得有点呼吸困难。外公2001年从海岸警卫队退休,如今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探员,航空部门的主管之一,而这意味着他经常在华盛顿联邦机构大楼附近出没。

我还来不及想出任何安慰话语,母亲便再次开口道:“有人打电话来了,可能是你外婆,我先挂了。”

但她后来没再打给我,我一直试着打给她,却打不通,只好先回家等待。我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嘈杂播报声,一边不断刷新新闻网页。通信卫星与全国的基站都瘫痪了,电视成了接收信息的唯一渠道。

母亲从巴尔的摩千辛万苦地赶回家,到家时,忍不住哭了。但我们还算幸运,外公平安无事。

当我们再次见到外公与外婆时,我们热烈讨论着圣诞节与新年计划,但对“9·11”事件只字不提。

但我父亲截然不同,他与我分享当天的情况。当双子大楼遭到攻击时,他正在海岸警卫队总部,和三位同事打算找间有电视的会议室看新闻。一位年轻雇员匆忙从他们身旁跑过,大喊道:“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看到我父亲等人一脸怀疑的样子,他再次说道:“是真的,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父亲急忙跑到一旁的落地窗旁往外看,虽然隔着波托马克河只看到五分之二的五角大楼,但建筑物明显蹿起黑色浓烟。

父亲重述这段经历越多次,我越注意到他话中的用语。每次他说“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时,我都不禁思考,“他们”究竟是谁?

美国在“9·11”事件后立刻将这个世界区分为“我们”与“他们”。世贸大楼的瓦砾中还残留着大火肆虐过后的余温,时任总统小布什便急着如此宣称。我的街坊邻居纷纷挂起美国国旗,宣示他们早已选边站队。从母亲家到父亲家的途中,每条公路的高架栅栏上都有红、白、蓝纸杯排列而成的标语,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在一起,永远别忘记”等。

我偶尔去射击场时,只见靶纸已换成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肖像。商店玻璃柜内的枪支过去乏人问津,如今却销售一空。美国民众排队抢购手机,期盼下次遇到恐怖袭击时能及早收到警告,或至少在遭挟持的飞机上能和家人好好道别。

将近10万名间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心里清楚自己严重失职,没尽到保护美国的重大责任。他们内心有一股罪恶感。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愤怒,但同时也得承受极深的愧疚感。追究责任的事可以日后再说,当前的要务是挽回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这些单位的高层忙着宣扬增加预算与充分授权的重要性,试图利用恐惧心理扩张权力,程度超乎一般民众与国会议员的想象。

9月12日是新时代的开始,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坚定,爱国主义高涨,其他国家对美国展现出善意与同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国家当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出更多的改变。美国可以不宣称恐怖主义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时刻强化民主价值,培养抵抗挫折的韧性,同时凝聚各国人民的向心力。

但美国当时却选择开战。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我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决定。我当然愤怒,但我任由感性持续战胜理性。我全盘接受媒体散布的谎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宣扬。我想成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我被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我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全国人民的利益搞混了。我抛弃一路发展出来的政治观点,比如网络灌输给我的反体制黑客观念,以及承袭自父母的“非政治爱国主义”等,我变成了一心追求报复的机器。我如此轻易地被改变,并热烈地接纳这一切,这是让我觉得最丢脸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想要出一份心力。在“9·11”事件之前,我对服兵役的立场模棱两可,因为这件事没意义,也很无聊。我所认识的服兵役的人都是在冷战之后入伍,也就是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值我的年少岁月,可以说美国没有任何敌人。我生长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对我这辈人而言,美国就是繁荣、安定的代表。没有任何新的疆界需要征服,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待解决(网络领域除外)。但“9·11”事件改变了一切。如今,美国终于有场仗可打。

但我并没有太多选择,这令我十分沮丧。我原本以为我能通过终端机最好地服务于国家,但在这个充满不对称冲突的新世界里,一般的信息科技行业的工作似乎过于安逸。我希望自己能像电影或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在黑客的世界里与敌人对决,追踪他们的位置并破解阴谋。不幸的是,执行这类任务的国安局与中情局有着僵化的征人规定,按照这套半个世纪前制定的标准,应征者必须具备大学学历。换句话说,虽然我的社区大学学分与MCSE认证获得了科技行业的承认,但政府却不予认可。但我在网络上查到了更多信息,我发现后“9·11”时代充满例外。随着这些情报机构的规模日益扩大,扩张速度加快,他们在技术方面需要更多人才,因此有时会放宽规定,允许没有大学学历的退役军人加入,而这正是我决定入伍的原因。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非常合理或势必如此,毕竟我的家庭有着军人背景。但这个决定一点也不合理,更不是必然的结果。我入伍既是承袭我家的传统,也是挑战这个传统。因为在参观了所有单位后,我选择加入陆军,但这个决定遭到部分家庭成员的强烈反对。

当我告知母亲这个决定后,她哭了好几天。我深知父亲绝对会反对到底,因为我们先前讨论此事时,他曾明确表达态度,斥责我加入陆军根本是浪费天赋。但我已经20岁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天离开时,我亲手写了封信给父亲,试图解释我何以如此决定,我将信从门缝里塞进他的公寓房间。我以一句话结尾,现在想起来,仍令我心痛。“父亲,对不起。”我写道,“但这关乎我个人的成长。”

第九章 X光

我入伍了,就像募兵标语所说,可以尽情地展现自我。另一个原因是我对海岸警卫队敬谢不敏。还有一件事说了也无妨,我入伍考试的分数很高,有接受特种部队训练的资格。募兵人员将特种部队的训练过程称为18X光,以便扩充这个特殊单位的兵员。美国参与的战争五花八门,而且愈来愈难以捉摸,需要靠特种部队这类机动的精锐小组来打最艰困的战役。18X光计划相当具有鼓舞作用,因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按照惯例,只有已经在陆军服役的士兵才有机会参加要求极其严苛的特种部队资格考核课程。18X光这项新制度的运作方式,是预先筛选可塑性高的士兵,确认他们具备最高水平的体能、智力及语言学习能力,当中或许就有人能通过考验。陆军募兵人员即以接受特训及快速晋升军阶为诱惑,号召有潜力的应征者从军,否则可能会错失这些人才。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自我锻炼,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跑步,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跑步,但我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在最佳状态。终于募兵人员来电话通知我,我的书面申请通过了,我被录取了。我做到了,我是他第一个签核参加18X光计划的应试者。当他告诉我受训结束后,我可能会成为特种部队通信兵、工兵或情报兵时,我听得出他的语气里满是骄傲与振奋。

不过再怎么说,我都得先完成在佐治亚州班宁堡(F o r t Benning)进行的基本训练。搭车和搭飞机往返马里兰与佐治亚,全程都是同一个家伙和我并肩而坐。他体格壮硕,从事健身运动,体重有二三百磅(1磅≈453.6克。——编者注)。他一打开话匣就滔滔不绝,一下子说如果教官对他出言不逊,他就会朝对方脸上扇巴掌;一下子又热心建议我接受类固醇周期训练,要让身体强壮,这么做最有效。他的嘴一路上都没停过,直到我们抵达班宁堡的训练区沙丘——插句题外话,我不得不说,这里看起来其实没那么多沙。

负责训练菜鸟的教育班长一看到我们就厉声叱喝,先给我们来个下马威,还根据我们是初犯还是错误严重——比如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衬衫下车——来取绰号,或是把我们的名字稍微改一下,使其更滑稽有趣。很快,我被叫成雪花,坐我隔壁的家伙被唤作雏菊,他唯一能做的反应是紧咬牙关——没人敢紧握拳头,更没人敢发火。

训练士官注意到雏菊和我已经混熟,我是全队中最瘦小的,身高五英尺九英寸(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体重124磅,而他是全队中体重最重的。为了娱乐自己,长官决定尽可能把我和雏菊分成一组。我还记得搬运伙伴的训练,你必须扛着假定受伤的同袍跑整座足球场的距离,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让倒卧在地上的受伤同袍双手环绕你的脖子,然后拖着他匍匐前进的脖子拖运法,或是仿照消防员扛起伤员,还有带点喜剧色彩的新娘抱。轮到我必须搬运雏菊时,我整个人隐没在他庞大的身躯下。雏菊像飘浮在半空中,我汗流浃背地扛着他边跑边咒骂,使尽吃奶的力气要让他的大屁股越过终点线,然后累瘫在地上。雏菊边笑边起身,将我一把抓起挂在他的脖子上,就像围着湿毛巾,像森林中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

我们总是弄得全身脏兮兮,浑身是伤。可是几周之后,我练就了这辈子最好的体形。我体格瘦弱,看起来像是诅咒,但很快变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我们还是进行徒手训练居多。雏菊没办法攀绳,我却像花栗鼠一样活蹦乱跳;他连做最基本的引体向上都很吃力,很难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硕大身体提拉到单杠之上,而我用单手就能做两倍于他的次数;他没做几下俯卧撑就挥汗如雨,而我无论是用双掌撑,还是甚至用手指撑,都不费力气。每次做二分钟俯卧撑测验,我都拿最高分,他们会提早叫我停下来别再做了。

我们会四处行军或跑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跑,集体吃饭前先跑几英里,饭后再跑几英里,不是跑上一般道路或田野,就是跑上操场。教育班长会带头唱军歌:

我来到恐怖分子横行的沙漠

拔出我的弯刀

掏出我的枪

左,右,左,右——杀杀杀!

敢招惹我们,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来到恐怖分子藏匿的洞穴

掏出一枚手榴弹往里丢

左,右,左,右——杀杀杀!

敢招惹我们,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

以小组队形跑步,还高唱军歌,能让你整个人平静下来,脱离自己惯有的思考方式,耳朵听到的是数十人附和你的呐喊声,眼睛只能盯着你前方跑者的脚步。又过了一会儿,你再也不能思考,只是一个劲地报数,你用脚步衡量你跑了多长距离的时候,全部思绪已融入军队中。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周遭弥漫着一片死寂,气氛会安详宁静;如果我不是这么疲累,内心会更平静。这一切正中美国陆军下怀,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们不再暗自咒骂教育班长,倒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已经精疲力竭,他不值得我们费这个力气。这就是美国陆军训练士兵的手段,首先磨损他们的反抗意志,直到个个无力抵抗,唯一能做的就是唯命是从。

只有晚上返回军营后,我们才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这是靠在寝室床铺前排成一列,大声朗诵《美国陆军士兵信条》,然后齐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换来的。雏菊老是忘词,而且他还是音痴。

有几个家伙半夜不睡,大谈找到本·拉登后会怎么处置他,他们确信自己会逮到人。这些人满脑子幻想的是斩首、阉割或长角的骆驼。同一时间,我梦到自己在奔跑,途中不是看到佐治亚州苍郁的风景,而是穿越一片沙漠。

训练进入第三周还是第四周的时候,我们到野外进行陆地导航活动。每支小队要深入林间,在复杂多变的地形中跋涉,到达预定的坐标位置。不管是攀越巨石还是涉过溪流,靠的不是卫星定位系统或数码科技,而是一张地图和一枚指南针。这类活动我们变着花样进行了好几回,装备从来没齐全过,每个人吃力地背着帆布背包,里头塞了50磅左右的工具。更惨的是,军方发给我的新靴子太大,我的脚像在鞋子里漂移,当我迈开大步翻山越岭时,我都能感觉到脚趾上起的水泡。

导航活动进行到一半,有棵被暴风雨吹倒的树倒向路面,刚好横在我胸口的位置,所以我能爬上去确认我们所在的方位。确认我们没有偏离路径后,我准备从树上跳下来,但一只脚伸出去后,我注意到一条蜷曲的蛇就在我下方。我并非自然主义者,对这条蛇是什么种类一无所知。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小孩,没人不知道所有蛇都会要人命,当下我也对这条蛇有致命危险深信不疑。

我开始试着做空中漫步,把腿往外伸长,把步伐拉大一倍,甚至两倍,好跨越更远的距离,突然我察觉到自己在往下掉。我的脚碰到地面时,与蛇的距离近到不能再近。我觉得腿上一阵剧痛,比我想象被任何毒蛇咬的痛楚还要痛。我踉跄了几步,好让身体重新保持平衡。这告诉我事情不妙,非常不对劲。我痛到不行,但我不能停下来,我是部队的一分子,部队还没走出森林。我集中意志,将身体的疼痛摆在一边,专心保持步伐稳定,左、右,左、右,靠着行军节奏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愈来愈觉得举步维艰,但还是努力撑下去并完成任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别无选择。我回到军营后,双腿都麻木了,我睡上铺,想爬上床都困难。我必须抓着床柱,就像出泳池那样把我整个身体撑高,再拖着我的下半身上床。

睡眠断断续续让我苦不堪言,第二天早上还被用力丢掷金属垃圾桶的当啷声惊醒。这个起床号的意思是,有人玩忽职守,让教育班长很不满意。我自动弹坐起来,身体摆过床沿跳到地上,落地的时候,双腿瘫软,然后整个人倒了下去,仿佛完全失去了双腿。

我努力想从地上爬起来,手抓着下层床铺,再次试着靠手臂的力量撑起身体,但我一移动双腿,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不听使唤,我马上又瘫坐地上。

这时候,一大群人围着我,他们从讪笑转成担忧,教育班长走过来后,鸦雀无声。他说道:“你怎么了?命根子断了吗?马上给我从地上起来,不然我就让你永远起不来!”我笨手笨脚地想照班长的命令做时,他看到我脸上闪过愤怒的神情,他把手放在我的胸口阻止我。“雏菊!来把雪花扶到长椅上坐下。”然后他弯下腰对我说话,好像不想让其他人听到他和善的声音。他用温和却又刺耳的声音对我说:“医务所一开,你就撑着你摔坏的屁股去报到。”军方会将受伤的士兵送到医务所,接受专业人士的“蹂躏”。

在军队里受伤,可说是奇耻大辱,主要原因是军方致力于将士兵塑造得所向无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招来训练不当的责难。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在新兵训练中受伤的倒霉鬼几乎都被视作爱抱怨的人,更惨的是被怀疑装病逃避训练。

雏菊把我扶到长椅上后就得离开,他可没有受伤。我们这群伤兵必须被隔离起来,不准和他人接触,我们是被排挤的一群人。士兵不能受训的原因多种多样,扭伤、撕裂伤、烧伤、脚踝骨折,还有被蜘蛛咬到肌肉严重坏死。现在我的新战友就是背负伤兵耻辱的这群人,照军方的政策,你走到哪儿,新战友就跟到哪儿,你独处的机会微乎其微。一个人独处就会胡思乱想,这会给军方制造问题。

分派给我的新战友聪明英俊,还当过产品模特,是美国队长那种类型的。他大约一周前伤了髋关节,竟然不当回事,直到疼痛难耐才惊觉事情不妙,变得像我这样走路一拐一拐。我们都不善言辞,一路拄着拐杖走路时沉默不语,气氛僵到不行。我们还是照着行军节奏走——左、右,左、右——只是速度缓慢。我在医院拍了X光片,被告知两边的胫骨都骨折了,是压力性骨折,骨头表面裂开,随着时间与压力的增加,裂痕愈来愈深,直到深入骨髓。想让我的腿快速痊愈,唯一能做的是好好休息,暂停活动。我依从指示离开诊疗室,准备搭车返回营区。

除了我无法行走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能丢下战友独自离去。他在我之后进去拍X光片,还没有回来,我想他可能还在做检查,只好等着。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看着报纸杂志打发时间,这对接受新兵训练的菜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爽事。

一位护士跑来告诉我,柜台那边有教育班长打来的电话。我步履蹒跚地走去接听,电话那头的他破口大骂:“雪花,报纸杂志看得很爽吧?是不是配了些甜点?还看了《大都会》杂志里面的美女?你们这两个浑蛋怎么还没有离开?”

“报告班长,”佐治亚州人都这么说,我在这里有时会冒出南方口音,“我还在等我的战友,班长。”

“妈的,他现在人在哪里?”

“报告班长,我不知道。他进了诊疗室,还没出来,班长。”

他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更大声地咆哮:“动一动你废了的屁股去找他,该死!”

我拄着拐杖走到接待中心询问。他们告诉我,我的战友在动手术。教育班长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后,已经接近傍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是怎么回事。过去整整一周,我的战友带着受伤的髋关节走路,如果他不马上做手术,恐怕会终身残疾,好几条主要神经都被割断了,因为髋关节断裂处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一个人被送回班宁堡,又回到长椅上。只要在长椅上待上三四天以上,就会面临严重的“回收”风险,新兵训练重新来过不说,更糟的是被移送医疗单位,然后退出训练打道回府。

这些家伙曾梦想把从军当成毕生志业,以便有机会脱离令人痛苦不堪的家庭、看不到出路的职业生涯,但如今他们面临着军旅梦碎,必须回归早已支离破碎的平民生活。

我们被弃如敝屣,是一群负了伤即将被解雇的该死士兵,一天有12小时无所事事,只能坐在砖墙前的长椅上。我们因受伤而被判定不适合军旅,现在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但被隔离,别人还对我们避之不及,仿佛教育班长是怕我们的软弱会传染给其他同袍,担心我们在长椅这个特别席位上萌生的偏差想法会毒害其他人。不光是伤势本身带来的痛苦,我们还饱受其他折磨,连观赏7月4日独立纪念日烟火秀的小乐趣都被剥夺。国庆日当晚,我们充当防火员,负责看守空营房,以防空无一人的建筑物遭遇火灾。

防火员的差事是两人一组轮班,我拄着拐杖伫立在黑夜中,假装自己是有用之人,绝不是废物。我身旁的伙伴是一个讨喜、单纯、身材健壮的18岁男孩,他身上的伤很可疑,或许是自己故意弄的。照他的说法,他从一开始就根本不该入伍。烟火在远处绽放,他却一个劲地向我吐露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他有多痛苦、多孤独,他非常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家乡,他们家的农场坐落在阿巴拉契亚的偏远地方。

我很同情他,但爱莫能助,只好让他找牧师咨询。我试着给他建议,劝他忍着点,一旦适应后,情况就会好多了。他这个大块头突然蹿到我面前,虽然孩子气,但惹人喜欢。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想开溜,但当逃兵在军队中可是犯了大忌,他问我会不会告诉别人。就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带着自己的洗衣袋,这表示他早有预谋,选在和我一起当班时逃跑。

我没有把握应付这种情况,只能试着对他晓之以理,警告他当逃兵是下下之策,下场是军方会对他发布通缉令,他的余生将在被军警追捕中度过。可他只是摇摇头,说自己在深山中生活,那里没有军警,这是他最后的重获自由的机会。

我明白他心意已决。比起我,他行动更自如,身材又那么魁梧,如果他要跑,我也追不上,要是我试图阻拦他,恐怕会被他劈成两半。我能做的是举报他,但即便这么做,我也会受到惩处,上级会怪罪我没有马上呼叫援军,还跟他东拉西扯这么久,至少也要拿起拐杖揍他。

我勃然大怒,等我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在对他狂吼,质问他为什么不能等我去上厕所再逃跑,为什么要把我卷入这样的处境。

他轻声说:“你是唯一会听我说话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那晚最糟的地方就是我信了他,相信他身在250人的军队中孤立无援。远处传来烟火噼啪爆开的声音,我们两个站着沉默不语。我叹了口气,对他说:“我要去上厕所,会花一点时间。”接着,我一跛一跛地离开,头也不回。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我想当下自己也领悟到,我对军旅生活再无向往。

我到医院复诊时,只是更确认了这个想法。

为我诊疗的医生是个身材高瘦的南方人,喜欢冷嘲热讽。他帮我做了检查并重新拍了一组X光片,然后宣判我不适合继续从军。下一阶段要进行空降训练,医生告诉我:“年轻人,如果你用这双腿往下跳,它们会化为粉末。”

我沮丧万分,如果我没能及时完成基本训练,18X计划就没我的份,这意味着军方会按需求将我重新分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安插到任何职位上:一般步兵、技工、坐办公室、削马铃薯,或者我最大的梦魇——在军方服务台做IT工作。

想必医生看出我垂头丧气,他清了清喉咙,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试试我的运气接受重新分配;二是帮我开证明让我退出训练,就是所谓的行政分手。他解释说,这是以特殊的形式退伍,无关荣誉,此证明是专门开给服役不满六个月的入伍者的,是清清白白的分手,与其说是退伍,不如说更像是取消入伍,处理流程会相当快速。

我承认,这个主意很吸引我。我在潜意识里甚至认为,是我施恩给那位来自阿巴拉契亚的逃兵,才换来这样的福报。医生给我时间让我考虑,当他一小时后回来时,我接受了他的提议。

我随即被转往医疗单位,在那里被告知要跑这种行政分手程序,我必须签份声明证明我痊愈了,我的骨头完全愈合了。非得有我的签名不可,但那只是个形式,只要寥寥几笔,我就可以走人。

我一手拿着声明,一手握着笔,脸上浮现出一抹会心的微笑。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解套方法实在高明。我想那位好心的军医对一位病弱的入伍者提出这么体贴慷慨的建议,其实是政府规避责任及避免惹来无能指责的手段。照军方规定,如果我是因伤病退伍,那么凡是我的伤势造成的医疗费用,政府都必须买单。倘若通过行政方式退伍,那么责任在我身上,我能否换取自由就看我愿不愿意承担责任。

我签了声明,当天就拄着拐杖退伍了,他们仁慈地让我带走了拐杖。

第十章 安全调查和坠入爱河

我记不清我在休养期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清晰思考的。起初是疼痛减退,接着压力也渐渐消除,有好几周时间,我不是盯着时钟的分针、秒针移动,就是漫无目的地游荡,之后才终于慢慢开始注意周遭的人对我说的话,说我还年轻,依然有大好前程。不过,只有当我终于能站直,丢掉辅助工具靠自己行走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还有希望。如同家人的爱一样,有多不胜数的事从前我都视为理所当然,自认为前途光明也是其中之一。

当我初次走进母亲公寓外的庭院时,我意识到还有另一件事我视为理所当然,就是我谙熟科技的天赋。

请原谅我这副自作聪明的样子,但我不得不说自己在计算机方面就是游刃有余,以至于我几乎不将自己的才能当回事,也没想过要拿这个来沽名钓誉,或靠它取得一番成就。正好相反,我想凭借其他事情博取美名和功成名就——一些对我而言很难的事情。我想证明自己不是桶中之脑(brain in a jar),我也允文允武。

这正好解释我何以有从军这段历练。在休养期间,我认识到那段经历虽然让我的骄傲受伤,却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我现在变强了,不再怕痛,甚至对痛苦把我锻炼得更强而心存感激,铁丝网外的生活将变得更轻松。

最后清算的结果,整个军旅生涯中,我付出的代价只有头发,现在已经长回来,瘸了的腿也逐渐痊愈。

我准备好面对现实,如果我服务国家的冲劲不减,确实也是如此,接下来我要用头脑和双手报效国家,贡献我的计算机技能。只有这样,我才能为国家鞠躬尽瘁。我虽算不上老兵,但也通过了美国军方的审查,有助于我争取在情报单位服务的机会。我的天赋可能是那里迫切需要的,或许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挑战。

正因如此,对于取得安全许可的安全背景调查,我非常配合,回想起来,那是必经的程序。一般来说,安全许可由低至高分三个层级,依次为信任、机密及最高机密(TS),最高机密等级还可进一步延伸,看符不符合敏感隔离信息资格(SCI)。任职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之类的顶级情报机构,就需要取得TS/SCI这等令人梦寐以求的权限。取得TS/SCI权限的难度最大,但开放的管道也最多,所以我重返母校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进修,同时在找有利于我申请单一范畴背景调查(SSBI)的工作,身家调查涵盖SSBI这一项。TS/SCI核准程序会耗时一年以上,我也诚心诚意将这条出路推荐给还在养伤的袍泽。只需填写一些书面文件,然后跷着二郎腿静候佳音就好,不过在联邦政府裁决之前,尽量安分守己别惹事,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从书面文件来看,我是满分的应试者。我出身公仆家庭,家中几乎每位成人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身家调查。我曾努力从军报国,但一场不幸的意外把我击垮,我没有前科,也没有嗑药的习惯。我唯一的负债是学贷,为了取得微软认证而申请,而且没有欠缴贷款的记录。

当然,我并未因此觉得高枕无忧。

我开车往返家里和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期间,国家背景调查局几乎将我生活的每一面都彻底调查了一遍,约谈我的亲朋好友,只要是我认识的人,可以说一个都没放过,包括我的双亲、远房亲戚、同学、朋友。调查员翻出我斑驳泛黄的学生成绩单,肯定也请教了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在我印象中,他们甚至和梅及诺姆谈过,还找到我暑假在六旗大美国乐园刨冰摊打工的伙伴。种种背景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挖掘我过去干过什么勾当,还要查明我会被威逼利诱到什么程度。对美国情报单位来说,最要紧的不在于确认你是否百分之百清清白白,若真在意这点,则一个人都雇不到。重点在于你是否诚实无欺,对自己见不得人的秘密坦承不讳,以免被敌方势力利用来打击你个人与组织机构。

当然,这会让我不停地回想,连陷在塞车阵中,生命里那些令我懊悔的片段都在脑海里不停地打转。我实在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丑事,调查人员微微皱眉,显然不相信。他们都有办法挖出某中年智库分析师不为人知的癖好——喜欢包着尿布,让他的祖母用皮鞭抽打屁股。你无须当个躲躲藏藏的恋物癖者,把自己弄得局促不安,也不用担心这些事曝光后,陌生人会误解你。但如此一来,会造就偏执狂。天哪!我可是成长于网络世界的世代。如果你从没在搜寻框中输入一些下流恶心的关键字,那你挂在网络上的时间一定不长。我倒是不担心看色情图片的事情曝光,大家都看过,拼命摇头否认的你也别烦恼,我不会把你的秘密抖出来。让我发愁的是更个人的事,说出来也会给人这种感觉,我在泡网络长大的过程中,曾对强硬外交政策高谈阔论,也发表过我已经放弃的厌世言论,这些蠢事无止境地在网络世界流传。我的聊天记录和论坛上的帖文让我坐立难安,尽是些蠢透了的评论,被我散布在多个游戏及黑客网站中。匿名发文代表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但通常欠缺思考。既然早期网络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和其他人比谁的言论最具煽动性,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鼓吹大加挞伐对电子游戏征税的国家,或是将讨厌动漫的人关进再教育营。这些网站上的网民没人会对你的话认真,尤其是我本人。

我回头重看以前的帖文,开始畏畏缩缩起来。当时说的话有一半是无心之论,我只想引人注意,没想过有一天要对一位戴着方框眼镜的白发男子做解释,他的视线扫过贴着“永久保存记录”标签的巨型资料夹。而另一半言论,我想当时是有心这么说的,这让情况更糟,因为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我已经长大成人。连我都认不出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个问题是,现在我对那些激情又冲动的观点心生反感。我发现自己要跟幽灵争辩,要跟愚蠢、幼稚、偶尔露出残酷面的自我打一架,但这样的我已不复存在。想到可能永远被这种鬼魅纠缠,我没办法忍受,可又不知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来表达我的自责懊悔,让我与其保持距离,我也疑惑究竟该不该这么做。那些我后悔不已却又几乎遗忘的过去,依旧通过科技死缠着我不放,实在令人发指。

我们这个最先在网络环境中成长的世代,对这样的问题再熟悉不过。我们能发掘探索几乎完全不受监督的身份,从来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说过的鲁莽言论和黄色笑话能一笔勾销,事实会永久保存下来,而且有一天会期待我们做出解释。每个人想必都有在网上发布尴尬帖文的经验,不然就是简讯或电子邮件,可能会害得他们被炒鱿鱼。在找到工作前有上网经验的人,我敢肯定对这样的情况感同身受。

不过我的情况又另当别论,我大部分的网络留言板能删除旧帖文,我的帖文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全部删除,那或许是这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相信我,我考虑过这么做。

可是我终究没这么做,某种原因阻止了我,就是觉得不该如此。让我的帖文从地球上消失不犯法,而且万一有心人想去挖,我也不用冒着身家调查不合格的风险。不过,删除帖文的可能后果让我心烦意乱,那么做只会强化网络生活中的一些最腐蚀人心的训诫:没人有犯错空间,凡是犯错者,都要一辈子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我在意的倒不是文字记录是否完美无缺,而是灵魂的完整性。我不想活在一个人人必须假装完美的世界里,那样的世界没有我和朋友的容身之处。抹掉网上的评论,等于抹杀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走了多远。否定年少时的我,等于否定现在的我的合法性。

我决定留下这些网络评论,想出与它们共处的方式。我甚至拿定主意,既然要忠于这个立场,就得继续在网络上发文。我也及时长大,不再对标新立异的意见照单全收,不过我的原始冲动依然没有动摇,即便只因为那是我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既然抹不掉网络上那些令我们丢脸羞愧的言行,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反应——是为了这些过去自我折磨,还是接受过去带给我们的教训,然后成长、前进。

那是我在闲散时期想到的第一件事,或许可以称之为原则,尽管执行不易,我仍努力靠它过活。

不管你信不信,我在网络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我的交友约会档案,反复交代我过去的历史,除了有些尴尬外,没什么大不了。我猜想我必须写下个人档案的原因,无非是这个配对事业的宗旨,是要帮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真正在乎他们的真命天子(女)。当然我也不例外,因此期待档案的字字句句都能切中要点。

我加入名叫辣不辣(HotOrNot.com)的交友配对网站,这是21世纪初期最红的评比网站,其他类似的网站还包括RateMyFace及AmIHot(这几个网站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被一位叫马克·扎克伯格的小伙子整合起来,创建了名为FaceMash的网站,也就是脸书的前身)。在脸书问世前当红的这几个评比网站中,辣不辣之所以最受欢迎,原因很简单,它是少数具有约会功能的网站中最棒的。

基本上辣不辣的运作方式是,让用户看彼此的照片,然后投票评价对方辣不辣?对于我这类注册用户,还有一项额外功能,只要评价对方的照片很“辣”,接着点击“和我见面”,就能与其他注册用户交往。我就是在这样平凡又粗糙的过程中,与我的伴侣也是一生挚爱琳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相遇的。

我现在再看照片,发现当时19岁的琳赛鲁钝、笨拙、腼腆得令人怜爱,把我逗笑了。但当时的她在我眼中是闷骚的金发女孩,完全像座蠢蠢欲动的火山就要喷发。更何况照片很唯美,有浓厚的艺术特质,不像自拍照,反而更像自画像,我的目光被吸引住,照片隐隐约约玩起光影变化游戏。照片甚至带点元(meta)乐趣:一张是在她工作的影像实验室拍的,另一张她根本不看镜头。

我评价她很辣,给了满分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居然配对成功了(她给了我八分的高分,真是天使),我们马上就聊起来。琳赛学的是美术摄影,她有自己的网站,上面除了有她的日志,更多的是她拍摄的照片:森林、花朵、废弃工厂,还有我最喜欢的她的自拍照。

我搜遍了网站,将找到的关于她的新事实拼凑成较完整的样貌,包括她出生的城镇(马里兰州劳雷尔)、她学校的校名(马里兰艺术学院)。我承认自己从网络上追踪她,我觉得自己像个卑鄙小人。但琳赛打断我的话,她说:“我也在搜寻你,先生。”然后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大串我的资料。

这是我听过的最甜蜜的话,但我不太情愿和她见面。我们还是决定约会,日子一天天逼近,我愈来愈紧张。让原本保持的线上关系改成线下,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提议,就算在没有斧头杀人魔及诈骗者的世界,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经验,你在网络上与某人往来愈密切,见面后就愈失望。

通过计算机屏幕能脱口而出的事,面对面却最难说出口。距离反而让彼此更亲密,人只有在一个空间独处,或是与素未谋面的人在各自的空间对话,才最能畅所欲言。然而两人一旦见面,你就会觉得束手束脚,说话会变得保守乏味,只是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寻常对话。

在网络上,我和琳赛已成为百分之百的知心好友,我担心见面后就会失去这层关系。其实说穿了,我害怕被拒绝。

我不该这么想。

琳赛坚持要开车过来,她告诉我会到我母亲住的公寓接我。约定的时间一到,我就出门了,在黄昏时分的寒风中伫立等待,通过电话帮她指路,我母亲住的这个新开发的住宅区,街道名字大同小异,又长得一模一样。我紧盯着看有没有一辆1998年的金色雪佛兰游骑兵开过来,突然路边一道光划过我的脸,眼睛睁都睁不开,琳赛在雪地那头朝我闪了闪车头灯。

我上了琳赛的车后,她说了句“系好安全带”,这是我们见面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接着,她问:“有什么计划吗?”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虽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事,但对于我们上哪儿约会,压根没想过。

如果是和别的女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临时想个地点搪塞过去,但与琳赛在一起就是不一样,只要和她在一起,去哪儿都没关系。她载着我走她平常喜欢走的路,她有一条私房路径,我们边开边聊,开了好几英里路来到吉尔福德社区。她把车停在劳瑞尔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我们就坐在车里闲话家常。

一切都很完美,面对面谈天说地原来不过是我们通电话、写邮件及在线闲聊的延伸。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原来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第一次接触,然后开始聊个没完的延续。我们聊到自己的家庭,谈起家里的其他成员。琳赛的父母也离异了,父亲和母亲家相隔20分钟车程,她从小得在两边来回穿梭。她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周一、周三、周五睡在母亲家,周二、周四、周六睡在父亲家,两边的家都帮她准备了一个房间。周日是戏剧化的一天,因为她被迫在父母之间做选择。

她不客气地指出我的品位有多糟,把我约会当天的穿着批评一通,居然是无袖汗衫搭配牛仔裤,外罩一件绣有金属火焰的扣领衬衫(我很抱歉)。她也聊到另外两位约会对象,她在网络上就跟我提过,我暗中破坏他们关系的手段,连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其名作《君主论》强调君主若要巩固权力,应不惜用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都要自惭形秽(我一点歉意都没有)。我对她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连不能透露自己工作的事都告诉她,其实这份工作八字还没一撇。我这副自命不凡的德行实在荒唐可笑,琳赛显然是这么想的,她严肃地对我点点头。

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很担心接下来的测谎鉴定,这是我安全调查必经的一关。她自愿帮我做练习,简直像搞笑版的前戏。琳赛的人生哲学是:畅所欲言,展现真我,千万别觉得难为情,如果他们拒绝你,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一个人相处得这么自在,我从未像这样甘愿被人戳破缺点,我甚至还让她帮我拍照。

在开车前往国安局的路上,我脑海里回荡着琳赛的声音,我要到国安局的友谊分馆——好怪的名字——接受背景调查的最终面试。我进入没有窗户的密闭房间,像人质一样被绑在一张廉价的办公椅上,胸部与腹部缠绕着呼吸描记器的管子,用来测量我的呼吸。我的指尖装上指套,测量我的皮肤电反应;我的手臂套上血压压脉带,测量我的心律;椅子上装了感应器,侦测我的每一次情绪波动变化。这些或夹、或铐、或缠绕、或紧紧佩戴在我身上的装置,都连到一台黑色大型测谎机上,这台庞然大物就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桌子后方坐了一位测谎员,坐的椅子显然比我的好。她提醒我,我曾受教于一位老师,我想了很多次都想不起来——换言之,那位老师应是我努力想忘掉的人。接下来测谎员开始提问,开头尽问一些不用动脑筋就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我的本名是爱德华·斯诺登吗?出生日期是1983年6月21日吗?再后来是我犯过重罪吗?我好赌吗?我酗酒或嗑药吗?我为外国势力做过干员吗?我提倡过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吗?答案的选项只有两个:“是”或“不”。我回答“不”居多。我一直等着会让我提心吊胆的问题出现,比如你有没有在网络上批评过班宁堡医务人员的能力和品格?你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站上搜寻什么?但这些问题都没问到,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测谎已经结束。

我以优异的成绩过关。

按照规定,我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共三次,三次我都合格了。这代表我不仅取得了TS/SCI权限,也通过了全范围测谎——这个国家的最高许可。

我有深爱的女友,我站在世界的顶端。

我22岁。

第二部

我不希望看到,当我们终于决定挺身而出时,一切抵抗却是徒劳无功的。

第十一章 系统

我要在这儿按一下暂停键,说明我在22岁时的政治信仰,就是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坚信我拒绝认同的信条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从别人那儿承袭来的,而且充满矛盾。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我在网络世界中邂逅的理想,全都捣碎在一起成了我现在的思想。直到即将迈入30岁之际,我才终于明白,我所信仰的,我以为自己深信不疑的,大多是年轻时的印记。我们学说话,是从模仿身边大人的言谈做起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会效仿他们的观念,然后哄骗自己相信我们的用字遣词是出于我们自己。

我的父母就算没有鄙视政治,也确实对政客不屑一顾。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鄙视与放弃投票权利者对政治的不满,还有党派之间的相互蔑视,其实没什么共通之处。应该这么说,那是他们这个阶层才有的令人困惑的超然特质。在更辉煌的时代,那个阶层被唤作联邦政务体系或公共职能部门,但在我们的时代,则称为深层政府或影子政府。

只不过这些称谓没有一个能如实捕捉他们的本质。这群专业官员都在政府服务任职,并非通过选举,也不是经由任命(顺带一提,这或许是美国民众生活中还在运作的中产阶级之一)。这些所谓的公务员,不是在独立机构服务(中情局、国安局、国税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等),就是在行政部门任职(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之类)。

这些公务员中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同胞,300多万专业政府员工,几乎都全力协助着选民选出的门外汉,还有当选者任命的人,要帮他们履行政治责任,实践誓词,忠实地履行职责。即便政权更迭,政府上台下台,这些公仆也始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他们都一样勤奋不懈,因为他们最终是为政府本身工作,提供核心的延续性和规则的稳定性。

这也是一群国家面临战争时会响应号召的人。那正是“9·11”事件后我在做的事,我发现父母灌输给我的爱国情操,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狂热。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准备入伍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就像最简单的电子游戏那样二元对立,电游世界中善与恶泾渭分明,不容怀疑。

不过,当我退伍后重新投身计算机技术工作时,我渐渐对过去的军事幻想感到后悔。我的能力愈有长进,人变得愈发成熟,也就愈能认识到,在使用暴力行不通的地方,改用通信技术反而有机会成功。民主绝不是建立在枪杆子上,但也许能靠光纤网络传播。21世纪初期,网络才刚刚发展成熟,但在我看来,至少比起美国自身,网络提供了一个更真实完整地体现美国理想的典型。这个地方人人平等吗?是的。这个地方致力于尊重生命、崇尚自由、追求幸福吗?是的,是的,是的。网络文化重大的创始档案,几乎都是用能联想到美国历史的术语来架构,这里曾是有待开发的广阔新天地,足够勇敢的人都能在此安身立命,不过很快便被政府与利益财团殖民,他们为了权与钱,会伸出控制魔掌。大企业对他们提供的硬件、软件、长途电话服务收取高额费用,你想上网,就需要它们。连知识这种人类共同的遗产,大企业都不放过,照理说知识人人有权取得。英国以宗主国之姿对北美13个殖民地征重税,点燃美国独立火苗。那些狮子大开口的大企业,宛如殖民时期英国的现代化身。

对大企业发动独立革命,虽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已发生在我这一代身上,我们光凭自身的能力便可参与其中。投身于一个新社会的创建着实令人兴奋,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方式,或我们在学校的人气,我们仰赖的是我们的学识与技术能力。求学的时候,我必须背出美国宪法前言,它虽然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但现在多了网络自由先驱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同样也用了不言而喻且自我选定的复数名词:“我们要打造一个人人都能进入的世界,摒除因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家庭背景而产生的特权与偏见。我们打造的这个世界,无论何人在何地都能表达自己的信念,无论多么特立独行,都不用担心会被禁言或强迫服从。”

这种科技英才教育确实能让你获得实权,但也会让人保持谦逊,我一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就了解到这一点。网络去中心化只会凸显计算机专业的去中心化。在家里或邻里间,我或许是顶尖的计算机高手,但为情报机构工作,意味我要和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高手过招,测试自己的能耐。在网络世界,我见识到太多各种各样的天才,所以很显然,想要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我必须提升专业水平。

身为技术专家,有几种职业供我选择,我可以当软件开发者,这项工作更普遍的说法是程序设计师,写程序来让计算机运作。还有一个选择是当硬件或网络专家,架好服务器,铺设大量的光纤网络,连接每台计算机、每台设备、每个档案。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程序我都有兴趣,对于将这些串联在一起的网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最能激起我好奇心的,是整个网络完全以更深层次的抽象方式运作,不是以单一元件,而是以包罗万象的系统运行着。

每当我开车往返家里与琳赛的住处或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时,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开车时间多半是我的沉思时间,在拥堵的环城公路上,通勤时间可是很长的。软件开发者的任务,就是让道路出口附近的休息站维持运作,确保快餐店或加油站各站点之间相互协调,还要符合用户期待。硬件专家的工作,就是建设基础设施,铺设道路并加以分级。而网络专家则负责交通管制,操纵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灯,让赶时间的人安全抵达目的地。不过,想进入系统内部,就该当都市规划员,善用所有可利用的成分要素,确保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出最大的效果,那简直就像有人付酬劳请你扮演上帝,或起码是一个差劲的独裁者。

想当系统人员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你掌控整个现有系统并维护它,逐渐提升系统效率,一旦出现故障,就要负责修理。这类职务称作系统管理员。第二条途径是对系统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如何储存数据或通过数据库进行搜索,至于解决之道,就是结合现成的元素加以想方设法,再不然索性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这类职务称作系统工程师。这两类职务我都做过,先当系统管理员,再转换跑道成为系统工程师。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察觉到,我这么投入计算机科技整合的最深处,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政治信念。

在这里,我尽量避免太过抽象,我需要你想象一个系统,什么系统都无所谓,可以是计算机系统、生态系统,甚至是政府系统。别忘了,一个系统,即是一大串零件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运作。大多数人只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系统失灵的部分,多半出现在你想不到会出问题的地方,这是进入系统工作后最具惩罚性的事实。为了找出系统失灵的原因,你必须从发现问题的地方着手,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将系统的所有组成部件检查一遍,查出问题造成的影响。既然系统管理员或系统工程师的职责是负责做这样的修复,那么无论软件、硬件还是网络,他们都必须能讲得头头是道。如果系统失灵演变成软件问题,修复过程就会涉及逐行检查与召开联合国大会所需语言一样丰富的程序语言代码。倘若是硬件问题,就得嘴里咬着手电筒,手拿电焊枪检查电路板,检查每个连接处。假如网络受到影响,便要检查天花板上及地板下密密麻麻的电缆线,每个迂回曲折的地方都不能遗漏,使数个遥远的架满服务器的数据中心与一个摆满笔记本电脑的办公室重新连线。

由于系统是按照指令或规则运行,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哪些规则失效了,如何失效的,为何失效——是否规则的含义在制定或应用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系统失灵是因为有些地方没有传达清楚?还是有人滥用体制,未经允许擅用资源,或有人获准使用这些资源却加以压榨?某个环节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环节中止而受阻吗?某项程序、某台计算机、某群人在系统中占用过多资源了吗?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要我只管搞懂与自己负责的技术有关的问题,而不能质问自己的国家,变得愈来愈难。我只能修复前者,却救不了后者,也让我越发沮丧。我在结束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生涯后确信,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这个政府,只在失灵的时候运作得最好。

第十二章 契约人

我曾满心期待为我的国家服务,但我只是为它工作,别把这样的区别看得微不足道。我父亲那一辈把坚定地报效国家看成无上的荣耀,但我们这一代,连同我自己在内,未必如此。我父亲和爷爷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进入政府部门为国家服务,一直到退休为止。这是我所熟知的美国政府,从很小的时候,吃穿住行全靠政府,到我被获准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都与美国政府脱不了关系。政府将公民担任公职看成签卖身契,政府供你及你的家人吃穿,换取你对国家的诚信和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不过,当我进入情报机构的时候,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到情报机构工作时,见到的是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真诚已被私有部门的贪婪取代。军人、政府官员、公务员的神圣合约,被“契约人”(Homo contractus)——美国政府2.0版的主要群体——的亵渎式讨价还价取代。这种生物不是宣过誓的公仆,充其量只是临时工,薪酬给得充足,才能激发他们的爱国心。联邦政府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最高权威,倒不如说是终极客户。

美国革命期间,大陆议会为保障美利坚合众国独立,雇用私掠船和佣兵其实无可厚非,只不过后来这个共和制国家的运作几乎失灵。但使我感到不可思议,隐约觉得是不祥之兆的是,美国这个第三千禧年的超级强国的国防居然仍依赖私有化部队。的确,今日来看,承包最常让人联想起重大的失误,比如受雇用去作战的美国雇佣兵公司黑水(Black Water,旗下的佣兵遭控杀害14名伊拉克平民后,改名为Xe Services,而被一群私人投资者收购后,再次更名为Academi)。还有受雇用来虐囚的军事承包商CACI及泰坦,这两家公司的雇员都涉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囚犯进行严刑逼供。

这几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让社会大众相信,政府雇用承包商的目的是持续地掩盖真相、推诿否认,把干过的非法或看似合法的肮脏勾当撇得一干二净,让自己双手不沾血腥,问心无愧。但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相,至少在美国情报机构中不全然如此。美国情报机构念兹在兹的,倒不是如何在事后推说不知情,而是避免一开始就被抓包。美国情报机构雇用承包商的最初目的,其实平凡得多,这是一种变通的办法、法律的漏洞、理想的建议,好让主管机关规避联邦政府设定的聘用人数上限。每个职能机关都有一定的人员编制,而且法律规定了各个机关的特定职务所能聘用的人数。可是,承包商并非直接受雇于联邦政府,不在正式编制内,只要是在经费许可范围内,政府机关便能聘请承包商,而且多少都请得起。这些公家机构仅需到几个国会下面的小组委员会里做证,强调恐怖分子正威胁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侵入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国入侵我们的电网。国会对这类请求从未说不,真的满足美国情报机构的要求。

在我提供给记者的文件中,有一份是2013年的黑预算(Black Budget)。这份机密预算中超过68%的经费,即526亿美元,都用在美国情报机构上,内含107,035位美国情报机构雇员的人事费,而其中逾五分之一,约21,800人是全职承包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万名受雇于公家机关承包商的员工,民间企业承包政府机构的特定服务或工程计划,或将从公家竞标到的服务或工程分包或再分包给其他厂商。这些分包商从来都被排除在政府的编制外,甚至未纳入黑预算,因为若是整个承包作业算上他们一份,只会让一个恼人的事实分外清晰:民间雇员在美国情报机构中承担的工作,不比政府公务员少。

连同政府内部人士在内,很多人坚称这种涓滴计划(tickledown scheme)有其优点。政府将一些服务或工程对外发包,鼓励承包商竞标可降低成本,还能不陷于支付退休金与津贴补助的圈套。但对政府官员来说,真正的好处竟是编列预算过程中固有的利益冲突。美国情报机构主管要从私人企业租借合同工,向国会要经费,国会议员批准预算。美国情报机构主管及国会议员日后将获得回报,待退休卸任后,这些受他们荫庇的私人企业预留了高薪职位或顾问等职位给他们。从企业董事会的角度来看,照政府那种方式运作承包会助长贪腐。在美国,欲将公家的钱搬运到私人口袋,这是最合法也最便利的方法。

但无论情报工作多私有化,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这个权力,核发个人接触机密信息的许可。要申请安全许可,应试者得先找到赞助人。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得到一个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的职务,并取得工作机会,因此大多数承包商会直接在政府机构开始职业生涯。毕竟对私人企业来说,花钱资助你申请安全许可不算,等待政府批准的一年左右时间还得付你薪水,实在划不来。对一般公司而言,较经济实惠的做法就是直接聘用已通过政府背景调查的员工。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想必大家都想得到,政府一力承担了背景调查工作,也负担了所有调查费用。反观应试者过了背景调查这一关后,马上就能从佩戴一般政府职员的蓝色徽章,换成佩戴承包商的绿色徽章。有人开玩笑说,绿色徽章是“钱”的象征。

帮助我取得TS/SCI安全许可的那个政府职务不是我中意的,不过好歹我也曾是马里兰州的公务员,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服务。这所公立大学协助国安局开办一个新机构,名为语言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CASL)。

表面上看来,CASL的任务是研究一般人怎么学习语言,开发计算机辅助系统,帮他们快速有效地学习。但CASL的任务还隐藏着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国安局想开展出提升计算机语言理解能力的方法。如果其他机构找不到会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达里语、普什图语、库尔德语)的人才,国安局想保证他们的计算机对拦截到的大量外语对话进行解析,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即便找到外语高手,他们也常常得先通过看似荒谬的安检,才能担任现场翻译。就我所知,太多美国人想当翻译,都落选了,只因他们有个会带来麻烦的远房亲戚,他们甚至与亲戚素未谋面。

我对CASL的使命其实没什么概念,理由很简单,我带着象征前途一片光明的许可上任时,这个地方根本还没开放,事实上它还只是尚在兴建的建筑工地。直到大楼完工,技术设备一切就绪之前,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做晚班保安,每天只需在工地工人及其他承包商收工后现身,负责巡逻空荡荡的大厅,确保没有人企图纵火烧毁大楼,以及防止有人闯入偷装窃听器。我连续几个小时在这栋半完工的建筑物周围来回巡逻,检查白天施工的进度。设备先进的大礼堂刚安装好观众席座椅,我特地跑去试坐一番;我反复丢掷石头,越过铺好石砾的屋顶;我欣赏才砌好不久,没有涂泥灰的石墙。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我就盯着油漆变干。

在最高机密机构里负责下班后的保安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说实在的,我不介意。我的工作只是在黑夜中漫游兼胡思乱想,还有薪水可领。更何况我有的是时间,可以利用建筑物里一台上线的计算机搜寻下一个新职务。白天是我的补眠时间,要不就外出与琳赛来趟摄影之旅。在我猛烈追求及耍了点计谋后,琳赛终于甩掉了其他男友。

那时候,我仍天真地以为我在CASL的职位能成为我获得全职联邦工作的跳板。但我愈环顾四周,愈惊讶地发现,想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竟少之又少,至少我认为有意义的技术角色是如此。除非到纯粹出于利益才为国家服务的私人企业当承包商,我才会有更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竟是当私人企业的分包商,这类公司承包其他同业者从政府那里竞标到的业务,这些企业同样是为了利益才为国家效力。觉悟到这一点后,我茫然无措。

让我尤其觉得奇怪的是,系统管理员及系统分析师的工作机会竟然大多来自私人企业,再怎么说,这些职务可谓广泛深入雇主的数字生活。难以想象大型银行甚至社交媒体从业者会雇用圈外人从事系统级别的工作。然而在美国政府的语境里,重整情报机构,让最敏感的系统改由不是真正为你服务的人掌管,反倒以创新为由,被批准了。

政府机构雇用旗下多是毛头小子的科技公司,给了他们进入公家领域的钥匙,就像这些机构对国会及新闻媒体所说,他们别无选择,但钥匙怎么用,公家如何运作,外人实在一无所知。我试着将这一切合理化成保持乐观的借口,我强压满腹狐疑,写好履历表,然后前往招聘会。至少在2000年开头,那里是承包商找工作或政府员工被挖墙脚的主舞台。这类招聘会被冠上一个启人疑窦的名称,叫许可就业,我想也只有我发现了这个双关语的趣味所在。

当时每个月都举办这类活动,地点在弗吉尼亚州泰森斯科纳的丽思卡尔顿饭店,正好位于通往中情局总部的路上,或是在有万豪风格却有点脏的饭店里,就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安局总部附近。据我所知,此处的招聘会与其他任何招聘会没什么两样,唯一的例外是:这里的招聘人员比应聘者还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多么求才若渴。招聘人员不惜砸重金,挤破头要进招聘会设摊位,因为能别上名牌走进此处大门的求职者,想必都已先经过在线筛选,且相关机构对其身份进行过交叉核对。这些应聘者被认定通过了背景调查,也有必备的专业技能。

一旦你离开装潢奢华的饭店大厅,前往纯作为洽商用途的宴会厅,你便进入了承包商星球(Planet Contractor)。大伙都聚集在那里,那里可不再是马里兰大学,那里有洛克希德·马丁、英国航天系统、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德阳、泰坦、采斯国际、科学应用国际、卡摩索等公司,所有你想得到的政府承包商都来了。还有百来种不同的公司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我听都没听过。有的承包商摆了桌子,规模大的公司还有专属摊位,装备一应俱全,甚至备有茶点饮料。

你把履历表交给招聘人员,他们可能是你未来的雇主,彼此来场非正式面谈寒暄一番后,他们打开活页夹,内含努力想填补的所有政府空缺职位清单。不过这类工作涉及敏感事务,必须暗中进行,因此职缺附带的并非标准头衔或传统的职位说明,反倒每个承包商都有专属暗语,而且刻意说得含糊不清。举例来说,某家公司的资深开发员3,或许不能与另一家公司的首席分析师2画上等号。通常区分这些职称的唯一办法,就是注意其各自写明的资格要求,包括年资、认证层级、安全许可类型。

我在2013年揭发国安局的监听项目后,美国政府试图把我贬低成“区区一个承包商”,或是“前戴尔员工”,借此暗示我非佩戴蓝色徽章的政府机构职员,并未享有同等的安全许可和权限。把我这号人物塑造成不足为信之人后,政府接着指责我爱跳槽,暗指我是有诸多不满的员工,与主管处不来,而且野心勃勃,不计代价想要博上位。事实是,这些全是政府为了带风向而编造的谎言。美国情报机构应该比谁都清楚,频繁更换工作是所有承包商职业轨迹的一部分,更不用说这种流动是政府机构自己造成的,而且从中得利。

承包国安业务,特别是科技业务,你常会发现自己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可是名义上或书面上,你是戴尔计算机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员工,抑或是无数家被戴尔、洛克希德·马丁收编到麾下的小公司的一分子。在这样大吃小的并购活动中,小公司的承包合约理所当然一起被收购,一夕之间,你的名片上又多了新的雇主与职称。然而你的日常工作一如既往,你仍旧在政府机构办公,什么都没改变。你每天都是和十几位坐在你左右的同事,负责同样的项目。严格来说,你那群同事受雇于十几家不同的公司,只不过这些公司的实体身份被淡化,公司实体才握有与政府签订的主要合约。

但愿我能一五一十地记住自己承包商生涯的大事,可惜我手中再也没有履历表副本,自从家里的旧计算机遭联邦调查局扣押后,那份Edward_Snowden_Resume.doc档案就被锁在计算机的文件夹里不见天日。不过我还记得,我的承包商生涯处女秀其实是分包秀:中情局雇用英国航天系统,英国航天系统雇用COMSO,COMSO雇用了我。

英国航天系统是英国航天公司(British Aerospace)在美国的分支,属于中型公司,显然是为了争抢美国情报机构的合约才成立的。说穿了,COMSO在帮英国航天系统猎人头,有几个家伙把时间都耗在开车穿梭环城公路上,就是要找到承包商(“笨蛋”),然后签下他们(“请君入瓮”)。招聘会上面试我的公司中,要说求才若渴,第一名非COMSO莫属,或许因为它是小公司,与其他大公司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始终没弄清楚,这家公司的缩写代表什么意义,即便它可能是一切事物的缩写。严格来说,COMSO是我的雇主,但我没在COMSO或英国航天系统的办公室工作过一天,几乎没有承包商在这两家公司上班。我唯一的工作地点是中情局总部。

其实我造访过COMSO的办公室,位于马里兰州的格林贝尔特(Greenbelt),这辈子我可能去过两三次。其中一次是去面议薪资,以及签一些文件。我在马里兰大学的CASL任职的时候,年薪三万美元左右,但做的都是和技术毫不相干的工作。来到COMSO,我心安理得地开口要五万美元。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后,与我面谈的家伙竟问道:“六万美元怎么样?”

那时的我实在太嫩,不懂他要付给我更高的薪酬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猜薪水不是COMSO自掏腰包付的,后来我才了解到,COMSO、英国航天系统及其他承包商经手的这类合约称为“成本加成”契约。这意味着中盘承包商支付给员工的所有费用,皆可向发包的政府机构请款,每年加3%~5%。加薪自是皆大欢喜,人人受惠——是的,每个人,纳税人除外。

COMSO的人员最后跟我讲定年薪62,000美元,因为我又答应值晚班。我们握手达成协议,他向我自我介绍,说以后就是我的“经理”了。他继续说明这个职称不过是形式,我仍旧直接听命于中情局。他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不会再碰面。”

在谍报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有人这样告诉你,通常意味你要深入险境,执行一项危险任务,而且会面临死亡威胁。但在真实的间谍生活中,这只是代表“恭喜你得到这份工作”。当我走出这扇门的时候,可以肯定,他已把我的脸忘得一干二净。

结束面谈后,我整个人轻飘飘的,带着雀跃的心情离开。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现实问题来了,我惊觉自己即将过上每天通勤的日子。要是我选择继续住在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城,离琳赛的住处是很近,但要到弗吉尼亚州的中情局上班,以环城公路系统每条路都堵爆的情况来看,我的通勤时间将长达一个半小时,那会要了我的命。我知道自己快疯了,世上的有声书还是不够多。

我不能要求琳赛随我一起搬到弗吉尼亚州,她在马里兰艺术学院才升上大二不久,一周要上三天课。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了找借口,我把我要到弗吉尼亚州工作怪到COMSO头上,就像在责问:“为什么COMSO要在那么远的地方?”最后我们决定,在COMSO附近租一间房子,我值晚班那几天就不愁没地方夜宿。每逢周末,不是我北返马里兰州,就是琳赛南下来找我。

我开始找房子,心目中的理想住处落在文氏图(V e n n Diagram)重叠部分的正中央,代表这个地方便宜到我负担得起,舒适到琳赛待得下去。结果事与愿违,还真难找。想想在中情局工作的人有多少,中情局又位于弗吉尼亚州,这里的住房密度相当于半农村,租金价格自是涨翻天。22100s这个邮政编码,代表美国几处昂贵的地段之一。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搜寻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后,我终于找到一间在预算内的房子,这让我喜出望外。更令我惊喜的是,房子离中情局总部很近,车程不到15分钟。我跑去看房子,原本我预期房子是给猥琐单身汉住的,像猪圈一样脏乱不堪,没想到我停在一栋正面有玻璃帷幕的大型麦氏豪宅(庞大但品位一般的房子)前,草皮打理得整整齐齐,应该按季节修剪过。我一走近这个地方,就闻到阵阵浓郁的南瓜香气,我可是认真的,绝不是说着玩。

一个叫盖瑞的家伙来应门,从他在电子邮件中用“亲爱的爱德华”称呼我,就知道他年纪不小。我只是没想到他这个人衣着如此考究,个子很高,留着平头,但已是满头白发,迎接我时穿着西装,西装上还套着围裙。他彬彬有礼地询问我是否介意稍候一下。他那时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准备了一大盘苹果,把它们一个个切开,撒上肉豆蔻、肉桂和糖调味。

等这些苹果送进烤箱后,盖瑞带我参观房间,房间在地下室,他告诉我可以马上搬进来。我决定租了,留下押金和一个月房租。

接着,他向我出示住宿规定,这么写还挺押韵:

不准弄脏环境

不准养宠物

不准带人过夜

我坦承自己几乎没花多久就打破了第一条规定,而第二条规定我没兴趣违反,至于第三条,盖瑞特别为琳赛破例了。

第十三章 培训

你知道在每部间谍电影与打上“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字幕的电视节目里都有一个定场镜头吗?摄影机镜头从大理石前厅转向纪念墙的星星,再移向地面上的中情局徽章。兰利(Langley)是这个地点的历史名称,也是中情局喜欢让好莱坞使用的代名词。正式来说,中情局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麦克林镇(McLean),没有人会真的进入前厅,除了重要宾客或是有参访行程的外人。

那栋建筑物是中情局旧总部。几乎每位中情局员工都在新总部工作,但新总部很少对外界曝光。我工作的第一天,是我少数见得到阳光的日子,也就是说我多数时间都待在地下室,在一个肮脏的、由煤块砌成砖墙的房间里,内部弥漫着核辐射避难所的氛围与政府部门漂白水的刺鼻味道。

一个家伙说“所以这就是秘密政府”,几乎每个人都笑了。我认为他所预期的是一群来自常青藤学校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穿着帽衫在吟诵。至于我的想象,则是一群普通的白人公务员,就像我父母的年轻版。

相反,我们全都是计算机小伙子——没错,清一色都穿着制服,显然这是我们生命中头一回穿着商务休闲装。有些人有刺青和耳洞,为了重要的日子,拿掉了耳环。有一个人的头发仍有一绺夸张的挑染。大多数人都佩戴着承包商的徽章,青绿如一百美元的新钞。我们看起来完全不像那些追求权力的幕后黑手,企图在幽暗的地下室控制美国政客的行动。

这个课程是我们转型的第一阶段,也被称为培训课,这个阶段的所有重点在于让我们相信自己是精英,是一群特别的人,我们被选来了解政府秘密以及国家的其他真相。有时候,即使是国会与法院,也不知道这些内容。

我忍不住想象上培训课的时候,主讲人持续对我们说教的场景。他无须告诉这群计算机专家,他们所拥有的丰富知识与技能足以让他们单独行动,以及在没有监督及审查的情况下,代表他们的同胞做出决定。最能激起一个人的傲慢的事情,莫过于毕生都在控制没有批评能力的机器。

在我看来,这也说明了美国情报机构与科技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都是根深蒂固且未经民选的权力。他们对他们的发展依然能维持高度机密而感到自豪。两者都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事情找到解决方案,并且还会毫不迟疑地单方面实行。最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些对策本质上就是无关政治的,因为这些决策是基于数据做出的。两者独有的特权,被视为比一般民众杂乱无章的想法更为可取。

加入美国情报机构的培训,就像成为科技专家,具有充满力量的心理效果。突然你就有了可了解幕后故事的途径,包括那些有名或理应有名的事件的秘密。至少对滴酒不沾的我来说,这可能令人陶醉。此外,你不仅被授权,还有义务要说谎、隐藏、掩饰与假装。这创造了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令许多人相信他们效忠的对象是组织,而不是法律。

不过我在上培训课时,还没产生这些想法。当主讲人介绍基本的操作安全行为,也就是被美国情报机构形容为“情报技术”的技巧时,我只是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这些技巧通常明显到枯燥无味:比如不要透露为谁工作;不要让机密资料处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不要带高度不安全的手机进入高度安全的办公室,或在手机上谈论工作;不要在商场佩戴着“我为中情局工作”的徽章。

最后,这些枯燥的介绍结束,灯光转暗,幻灯片亮起,挂在墙上的屏幕上出现不同的脸孔。教室内的每个人都突然坐直。我们被告知,这些人是以前的情报人员与承包商,他们可能因为贪婪、邪恶、能力不佳或疏忽而没有遵守规定。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这样自大的心态导致他们锒铛入狱,进而毁了他们的事业。屏幕上的这些人,有些还待在比这里还糟的地下室里,他们到死都无法脱离这样悲惨的命运。

从各方面来说,这是相当有效的简报。

我被告知,在我的职业生涯终结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会被安上众多头衔,除了不胜任者、内奸、叛徒与背叛者等,现在又增加一个新的头衔:公共利益的告密者。我只希望当政府将出售情报给敌人与揭露机密给记者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混为一谈时,现在坐在这里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会感到惊讶,尤其是当新脸孔,也就是我的脸孔突然出现在屏幕上时。

我到中情局工作时,刚好是该机构士气低落之际。在“9·11”事件的情报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后,国会与高层也开始积极进行组织重整,包含废除中情局局长身兼整个美国情报机构首长的双重角色。这个双重角色的职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局成立后,就已设立。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在2004年被迫下台,而中情局长达半个世纪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至高权力也随之而去。

中情局的人员认为特内特的离职与领导权遭剥夺,只是该机构被政治阶层背叛的公共象征,然而政治阶层的目的是服务民众。外界普遍认为布什政府从中操纵,且中情局的不当行为受到指责,导致了欺凌与裁员文化的出现。曾为前中情局官员,后成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波特·戈斯(Porter Goss)被任命为中情局新局长后,情况更加恶化。政治人物入主中情局,除了被视为一种惩罚,也被解读成在党派的监督下,企图使中情局变成武器。戈斯上台后,立即开始一连串开除、裁员行动,并强迫员工退休,导致机构人手严重不足,从而必须更加倚赖承包商。同时,拜情报外泄、特殊逃犯被引渡与黑牢等消息曝光所赐,大众从未对该机构有如此低的评价,或对其内部运作有如此密切的关注。

当时,中情局被拆为五个部门,分别是行动处(DO),负责实际监视工作;情报处(DI),负责合成与分析监视结果;科技处(DST),专门制造与供应计算机、通信设备及监视用的武器,并教授使用方法;管理处(DA),基本上包括律师、人力资源人员与整合日常运营事务,并建立与政府的关系,充当联络员的人;以及最后的支援处(DS),这是一个陌生的部门,在当时也是最大的部门。支援处包括每一位以支持身份在中情局工作的员工,从多数科技人员、医生到餐厅与健身房的员工及门口警卫等。该处的主要职能为管理中情局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这个平台能确保情报人员的报告传送给分析师,分析师的报告能呈交给主管。支援处旗下的员工负责技术支持、服务器维修和保养,并确保它们的安全性能。他们搭建、服务与保护中情局的所有网络,并与其他机构的网络进行连接,并控制访问权等。

简单来说,他们使用科技把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毫不令人意外,这些人很年轻,并且大多数都是承包商员工。

我的团队隶属支援处,我们的任务是管理中情局华盛顿大都会区的服务器架构,也就是说它是中情局在美国大陆服务器的核心,这个放置着昂贵的大型服务器的大厅存有该机构的内部网络与数据库,以及所有负责传送、接受与储存情报的系统。虽然中情局在全美各地也放置中继服务器,但多数重要服务器仍放在一个地点。一半放在新总部,也就是我的团队工作的地点,另一半则放在附近的旧总部。它们是两栋面对面的独立大楼,如果有一栋被炸,我们也不会损失太多机器。

我的TS/SCI安全许可反映了我已被列在不同的情报部门。有些部门是SIGINT(信号情报或拦截通信),另外一些是HUMINT(人员情报,或是情报人员和分析师完成工作所提交的报告),中情局的例行工作包含这两项。此外,我还被列入COMSEC(通信安全)部门,专门处理加密的关键资料,这些密码过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中情局机密,因为它们被用来保护所有其他机构的情报秘密。加密资料经过处理,存入我负责管理的服务器。我的团队是少数几个在中情局允许接触这些服务器的团队之一,也是唯一可登录几乎大多数服务器的团队。

在中情局,安全办公室被称为“保险库”,我的团队的保险库位于中情局服务台部门附近。白天在服务台工作的是一群忙碌的老人,年纪与我父母相近。他们穿着西装外套与宽松长裤,女性则穿着衬衫与裙子。我现在回想起来,这里是中情局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看到许多女性的地方之一。有些人佩戴着蓝色徽章,代表他们是政府员工,承包商称他们为“吃公家饭的家伙”。他们上班时,忙着接电话,与大楼里的人说话,或是出外勤解决他们的技术问题。这是美国情报机构电话服务中心的版本:重新设定密码、解开账号与解决清单中的难题。“你可以注销后再进去吗?”“这条网络线是否插进去了?”如果这些人凭着他们仅有的科技经验依然无法解决特定的难题,他们就会把它转交给更专业的团队,特别是当该问题发生在境外地区时,也就是中情局在海外的基地,比如喀布尔、巴格达、波哥大或巴黎等。

我得不好意思地承认,当我经过这群沮丧的员工旁边时,我感到多么骄傲。我比这些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年轻数十岁,并且掌握着进入他们以前未曾,未来也不会接触的保险库的权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项特权意味着该过程本身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政府已经放弃了有意义的管理制度,也不再从内部擢升人才。新的承包文化崛起,意味着他们不再在乎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最深刻的回忆在于,经过服务台的这条通道,显然已成为情报系统在世代与文化改变的表征。这些旧时代精英,极度渴望赶上他们懒得了解的科技时代,因此欢迎新时代的年轻黑客进入这个组织化的体系,并让他们对这个由国家控制的无与伦比的科技系统进行开发、全面存取,并发挥完全的权力。

我喜欢这些服务台的员工,他们对我友善又慷慨,并对我乐意提供帮助表示感恩,即使那并非我的工作。而我也顺势在点点滴滴中从他们身上了解到美国政治圈外更大的组织运作。他们有些曾经是在海外工作的情报人员,目前则协助接电话。他们从海外归国后,有些家庭可能已分崩离析,因为缺乏计算机技术,在中情局这种逐渐把重心放在扩展科技能力的机构里缺乏竞争力,于是他们被指派到服务台工作,继续之后的职业生涯。

我很自豪能赢得这些员工的尊敬,我与团队成员在一起时,从未感到自在,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并常常捉弄这些聪明又尽心尽力的家伙。这些员工——不论男女——待遇低,他们担任情报人员时,大多待在充满敌意甚至危险的海外地区,以此而言,他们明显也未得到中情局应有的重视。到最后,他们受到的奖赏却是在空荡的大厅里接听电话。

几周后,我熟悉了日班的运作,我的工作时间换到傍晚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的晚班,当时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多是几名打着盹的员工,其他部门则是一片死寂。

在晚上,特别是晚间十点到早上四点,中情局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宽阔巨大与阴森恐怖的建筑物内,弥漫着一股世界末日后的感觉。所有自动扶梯停止运作,你必须走楼梯。只有半数直梯还在运行,它们发出的砰砰声响,白天几乎无法听到,现在却显得相当吵。照片中的历任中情局局长瞪视着你,老鹰看起来不像雕像,反像活生生的掠食者,耐心等待飞扑而下狙击猎物。飘动的美国国旗像鬼魂,红、白与蓝色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中情局最近承诺会采取新的环保能源政策,装置可感应的头顶灯。前面的走廊可能黑漆漆一片,不过有人靠近时,灯光会突然亮起,仿佛有人尾随在后,传出无止境的脚步回声。

每晚轮值12个小时,三天上班,两天休息。我坐在服务台旁的安全办公室里,里面有20张桌子,每张上面放置着两三部计算机终端机,这些是给维持中情局全球网络的系统管理员使用的。无论听起来多高级,工作本身都相对乏味,基本上可以形容成“等待灾难发生”。问题通常不会太难解决,当事情出错时,我必须从远程登录试图修复。如果行不通,我将亲自下楼到新总部下面的信息中心,或是步行可怕的半英里路,通过连接通道到旧总部的信息中心,修理机器本体。

执行这个任务的另一名伙伴,也就是负责夜间中情局服务器架构运作的人,我叫他弗兰克。他是我们团队中的怪胎,就各方面而言,他的性格真的很不一样。除了政治意识(他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会去囤积南非克鲁格金币),以及对科技之外的事情有着不变的兴趣(他会阅读奇异与惊悚故事平装书),50多岁时,他还是前海军无线电操作人员。

我必须说,当我第一次遇到弗兰克时,我心里想的是我的一生竟然都要像我在CASL当晚班保安一样了。弗兰克几乎不工作,至少这是他想要塑造的形象。他喜欢告诉我和其他所有人,他对计算机一窍不通,也不了解为何将他放在如此重要的团队中。他过去常说,“外包是华盛顿第三大诈骗案”,仅次于所得税与国会。当被建议转到服务器团队时,他曾向老板声称自己“几乎一无是处”,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上面的看法。他自己描述过去十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四处闲逛与看书,有时候也会玩接龙,当然是用真正的扑克牌而不是计算机,并追忆前妻(“她是管理人”)与女友(“她拿走我的车,不过却是值得的”)。有时候他只是整晚走来走去并且重新下载德拉吉报道。

当电话响起,某部分出故障的信号传来,拍打服务器又无法修复时,他便会报告日班人员。他的哲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晚班必须告一段落,才能令日班人员更加优秀团结。显然日班人员已经厌烦每天早上看到弗兰克任由这种超级数字灾难置之不理,所以把我招募进来。

就某些原因来说,中情局认为让我进来比让这个老家伙离开更为容易。在与他一起工作几周后,我相信他能一直待在这里,一定是靠着某种个人关系。为了验证这项假设,我曾问他还是海军时,曾与哪些中情局长官共事。不过我的问题只引发了他长篇大论的抱怨,认为无法在该机构有很高职位的大多都是海军士兵。担任高层的全是军官,这也解释了中情局为何有如此多的不良记录。这样的长篇大论不断持续,直到突然他的脸上出现惊恐的表情,他跳起来说:“我要换磁带!”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弗兰克准备走向我们保险库后的灰色门,门打开是昏暗的楼梯,通往资料中心,这时嗡嗡作响,冷到刺骨的暗房,也是我们座位的正下方。

下楼到服务器的房间,尤其是中情局的位置,很容易让人迷失。黑暗中闪着红绿LED灯光,像是邪恶的圣诞节,工业风扇轰轰震动,让架上的机器降温,以免出现故障。即使没有这个每次冲进服务器大厅就会像水手般爆粗口的疯狂老头,这里也总是令人目不暇接。

弗兰克站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此处有用回收设备隔成的临时隔间,标示为行动处的财产。一台老旧计算机占据着这张破烂不堪、摇摇晃晃的桌子。走近一看,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或80年代末期的产物,比我父亲海岸警卫队研究室的任何东西都老。这台计算机如此陈旧,甚至不应该称为计算机,而应该叫机器。它采用我不熟悉的迷你磁带格式运转,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会很受史密斯美国艺术博物馆的欢迎。

这部机器旁边是一个很大的保险箱,弗兰克把它打开。

他摆弄那个机器内的磁带,把它撬开,再放入保险箱。之后他拿起另一个磁带,只单靠碰触,就把它放在机器内,就像是一个替代品。他小心翼翼地在老旧的键盘敲打数次,实际上他无法看出这些按键造成的效果,因为机器的屏幕已经坏了,不过他还是充满信心地按下Enter键。

我无法理解正发生什么事,不过当这个小小的磁带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之后转起来时,弗兰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这是这栋建筑物中最重要的机器,”他说,“中情局不相信数字科技这种屁话。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服务器,你知道它们总是出故障。当服务器出故障时,他们就可能失去所储存的机密,所以为了不失去白天这些收到的东西,他们会在晚上把所有东西备份进磁带里。”

“所以你在这里储存备份?”

“备份到磁带。老方法,就像心脏病发作一样可靠。磁带几乎不会出故障。”

“但磁带里有什么?个人资料?或实际的情报?”

弗兰克将手放在下巴上,做沉思状,假装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之后,他说:“艾德老弟,我不想告诉你,但这是你女友的考察报告,我们有很多情报员的申报资料。这是原始情报,真的很原始。”

他笑着上楼,让我哑口无言,在黑暗之中涨红了脸。

弗兰克第二天晚上重复换磁带的行为,之后的每个晚上以及我们共事后的每一晚,我开始理解为何中情局会将他留下,不只是他的幽默感而已。弗兰克是唯一愿意在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工作的人,他年纪比较大,知道如何处理专有磁带系统。生长在磁带为媒介的黑暗世纪中的其他技术人员,都已经有了家庭,晚上想和家人待在一起。弗兰克是单身汉,并记得启蒙年代前的世界。

在我发现如何将多数工作自动化,也就是写程序让服务器自动更新,并储存遗失的网络连接之后,我开始拥有弗兰克所拥有的空闲时间,我有一整个晚上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弗兰克交谈,特别是他所读到的政治:那些有关国家应回到金本位制,或有关单一税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过每到换班时间,弗兰克总会消失。他不是埋入侦探小说里,直到早上才抬起头,就是到走廊闲逛,偶尔到餐厅吃片不冷不热的比萨,或到健身房举重。我当然也有让自己清醒的办法,我上网。

在中情局上网,必须在同意监看协议的对话方框中打钩,基本上是指你做的每件事都会被记录,而且同意不会有任何隐私。由于常勾选该方框,到最后它已成为第二天性。这些协议在工作时多被熟视无睹,因为它们经常在屏幕上跳出,你只想把它们消除,重新回到工作上。这是为何多数美国情报机构员工无法感受民众在网络上被追踪的不安,并非他们对协助保护美国的数字监控有任何内幕消息,而是在美国情报机构中,被老板追踪是工作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这不是说在公众网络找到的东西要比中情局内部的更有趣。没有多少人知道中情局有自己的网络与信息网,有自己版本的脸书,让情报人员可进行社交,也有自己的维基百科,提供有关团队、计划与任务的相关信息,以及自己的谷歌,这实际上是由谷歌所提供,让情报人员可搜寻机密网络。每个中情局部门都在这个网络上有专属网址,讨论他们的工作并贴上会议记录和简报。我每晚都要连续研读好几个小时,这成为我的教材。

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每个人在中情局内部网络寻找的第一件事就是外星人与“9·11”,他说,你永远无法找到有意义的结果,不过我还是搜寻了。中情局版的谷歌并没有出现任何有趣的东西,但也许真相在另一个网络上。就我所知的记录,外星人从未接触地球,或者至少它们没与美国情报机构联络。不过“基地”组织仍与我们的盟国沙特阿拉伯有着不寻常的密切关系,这是当我们与其他两国交战时,布什政府企图隐藏的事实。

这里有一件事是当时杂乱无章的中情局不清楚的,也是硅谷外的大型美国企业也不明白——计算机人员知道,或者说有能力知道每件事。计算机员工的级别更高,便拥有更多高层次的特权,并且有更多渠道追踪雇主使用数据留下的每个足迹。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好奇,想要利用这样的教材,也不是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如此好奇。我入侵中情局的系统,是源自我童年想要了解事物如何运作、机器零件如何组装的天性的延伸。具有了官方头衔与系统管理员的特权,加上卓越的技术能力,使我可以将这样的权力最大化,满足对信息的所有渴望。如果你感到怀疑,没错!人类真的登陆了月球。气候变化是真的。化学凝结尾(Chemtrails)并不存在。

在中情局内部新闻网站上,我得知与贸易谈判及正在酝酿的政变相关秘密报道。这些事件的记录,几天后将出现在网络新闻上,像是CNN或福克斯新闻。两者最大差异仅在于新闻来源与细节程度。然而报纸或杂志在记录海外动乱时,可能引述为“一位匿名高级官员”。中情局的版本则有明确的消息来源:ZBSMACKTALK/1,一位负责定期回应特定任务的内政部官员,过去已证明可信度很高。ZBSMACKTALK/1的真实姓名与完整个人历史则被列为个别档案,不过只要几个按键,就可真相大白。

有时候,中情局的内部新闻也有可能完全不会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我阅读到的内容所带来的刺激与意义令我更加珍视这份工作。我曾想过,如果只在工作站工作,将会错失多少东西。听起来或许很幼稚,但我很惊讶地发现,中情局是如此国际化,我指的不是运营方面,而是它的工作人员。我在咖啡厅听到的语言数目之多,常让我惊叹不已,不禁感觉自己是个乡巴佬。在中情局工作着实令人热血沸腾,它距离我成长的地方只有几小时的车程,在许多方面与我的故乡很像。我当初二十出头,除了在北卡罗来纳待过一段时间,我童年的旅行是拜访在海岸警卫队基地的祖父,然后在班宁堡训练基地停留几周。我从未真正离开过家乡。

当我读到发生在瓦加杜古、金沙萨与其他无法在计算机化的地图中找到的异国城市的事情时,我意识到只要自己还年轻,就必须在海外从事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来报效国家。我想成为更成功的弗兰克:坐在越来越大的桌子前,赚越来越多的钱,直到我再也没有利用价值,只能处理在未来等于垃圾的磁带机器。

于是我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要成为吃公家饭的家伙了。

我认为我的某些主管可能会很疑惑,但他们也受宠若惊,因为典型的路线是正好相反的。一个普通公务员在任期结束后会转入私人企业捞钱,承包商员工却反而选择成为公务员,薪资也随之大幅缩水。无论如何,对我而言,成为公务员是相当合理的,我在领薪水的同时,还可以到各地旅游。

我很幸运,之后有一个职位出现空缺。在担任系统管理员九个月后,我申请了中情局海外的技术工作,很快就被录取了。

我在中情局总部的最后一天只是走一个形式。我已经完成所有的书面工作,并把我的绿色徽章换成红色。剩下要完成的只是上另一个培训课程,上课地方在餐厅内的唐恩都乐甜甜圈(Dunkin’ Donuts)旁的高级会议室。在那里,我参加了承包商员工绝不会参与的神圣仪式。我举手宣誓效忠,不是对政府或目前直接雇用我的中情局,而是对美国宪法。我庄严地宣誓,将会支持与捍卫美国宪法,使它免受所有敌人的伤害,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

第二天,我开着老旧可靠的本田思域车,前往弗吉尼亚州的乡间。为了我梦想中的海外工作站,我必须重返学校,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教室里真正完成学业的地方。

第十四章 山丘上的伯爵

我刚成为政府公务员新人后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往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康福特旅馆,这是一家看起来阴暗、破损的汽车旅馆,它的主要顾客就是“国务院”,这里我指的是中情局。这个镇上到处都是破旧的汽车旅馆,它是其中最破的,这或许就是中情局挑选它的原因。顾客越少,越不容易被人发现这家旅馆其实是沃伦顿训练中心的暂时住所。在那里工作的人一般都称它为“山丘”。

当我登记入住时,柜台人员警告我不要使用楼梯,它已被警戒线封锁,不能进入。我被分配到主楼二层的一个房间,可以看到旁边的建筑物与停车场。这个房间的灯很少亮着,浴室霉菌到处都是,地毯脏到不行,还可发现在禁止吸烟的标志下,有香烟烧焦的痕迹,单薄的床垫有深紫色污渍,我希望这只是酒的污渍。无论如何,我喜欢。我仍处在觉得这种邋遢很浪漫的年纪。第一晚,我躺在床上异常清醒,看着小虫拥向头顶上的圆形灯具,并数着还有多久才能吃到免费的欧式早餐。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在沃伦顿的早餐只是一盒香果圈麦片与发酸的牛奶。欢迎来到美国政府。

康福特旅馆在未来六个月里将成为我的家。我们称彼此为狱友,因为不能让所爱的人知道我们待在何处、做什么事而感到郁闷。我遵守这些规定,很少回到马里兰,甚至很少与琳赛通话。我们不能带手机到学校,因为上课被列为机密,我们总是在上课。沃伦顿让我们十分忙碌,以至于没有多少时间会感到寂寞。

如果佩里营附近的“农场”是中情局最知名的训练机构,这得归功于它是该机构公关人员被允许可以透露给好莱坞的唯一地方。毫无疑问,山丘才是那个最神秘的地点。通过微波与光纤连接到白兰地车站的卫星中继设施,也是沃伦顿训练中心姐妹基地的一部分。山丘是中情局境外通信网络的核心,也刚好位于华盛顿的核弹范围之外。在此地工作的资深技师们喜欢说,中情局若在一场恐怖攻击中失去总部,它仍有办法生存,不过若失去了沃伦顿,恐怕就无法存活下去。现在山丘上面仍有两个庞大的最高机密数据中心,其中一个是我之后协助建造的,所以我认同这个说法。

山丘因为它的地点而得名,它在山顶上,山势险峻。当我抵达时,只有一条山路可以进去,要经过刻意做得不显眼的边栏,阶梯相当陡峭,当温度下降、道路结冰时,车子可能会失去摩擦力,滑落到谷底。

经过有守卫站岗的检查站后,可以看到一栋陈旧的国务院外交通信训练设施,它的主要地点也意味着它在山丘扮演卧底角色,让它看起来像是美国海外服务训练技术专家的一个地方。此外,后面有几栋低矮且没有标志的建筑物,这便是我上课的地方。再往前走,是中情局专门训练射击的靶场。子弹以我不熟悉的方式射出,发出“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双重声响表示无法正常运作,紧接着是锁定目标的射击,代表执行。

我是基础通信训练课程(BTTP)6-06班的一员。徽章刻意选择了棕黄色,其实是要伪装成现今所存最机密与罕见的课程之一。该课程的目标在于训练技术信息安全人员(TISO),他们是中情局精英通信员的核心,用不那么正式的话来说,就是“通信员”。他们被训练成无所不能,足以取代过去的密码员、无线电人员、电力人员、技师、物理与数字安全顾问,还有计算机技师的角色。这个卧底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中情局运营的技术基础设施,多数在海外的工作站隐藏在美国驻外使团、领事馆与大使馆等中,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连接纽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构想,是因为如果在远离祖国的美国大使馆,还被令人无法信任的外国人包围时,无论是敌人或盟友,他们对中情局而言仍是无法信赖的外人,那就需要自己人来负责所有的技术需求。如果找当地的修理工人来维修秘密间谍基地,他们当然会接下这份工作,甚至价格更低,不过也可能应外国政府要求,在机器内安装难以追踪的窃听装置。

因此技术信息安全人员负责修理在建筑物内的每台机器,从个人电脑、计算机网络至闭路电视与空调系统、太阳能板、加热器、冷却器、紧急发电机、卫星连接、军事加密设备、警报器、锁等。它的规定是:如果有插头或插座,它就是技术信息安全人员的问题。

这些人也必须知道如何建立系统本身,就像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摧毁它们一样。当大使馆受到袭击时,所有外交人员与中情局人员都已撤离,技术信息安全人员通常是最后离开的人。他们破坏、烧毁、清除、消磁、分解任何有中情局痕迹的东西,从保险箱的文件到存有加密文件的磁盘,他们要确保剩下的东西对敌人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再传送最后的“离开”信号给总部。

不过,为什么这是属于中情局,而不是国务院的任务?后者才实际上拥有大使馆大楼。真正原因不在于能力与信任的差异,而是貌似合理的推诿。在今日外交世界中,大使馆的主要功能是为情报人员提供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平台,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以往,认为国家必须在海外维持概念上的主权实体的解释,随着电子通信与喷射动力飞机的兴起,早已遭到淘汰。现在最有意义的外交发生在部门与部长之间,因此大使馆依旧偶尔发布外交指令以及对海外民众提供协助,至于领事部门则负责发放签证与更新护照。不过它们通常都在完全不同的大楼里执行业务,而且没有一项活动可以把维修所有基础建设的支出合理化。相反,能为这笔费用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国家有无能力利用海外服务做掩饰,主导间谍活动,并将它合法化。

在外交掩饰下的技术信息安全人员,通常以使馆随员身份藏匿在这些海外服务官员内。最大的大使馆可能有五人,其次可能有三人,不过大多都只有一名而已。他们通常被称为单身汉,我记得有人曾告诉我这是中情局所有的职务中,离婚率最高的。这样的单身汉注定是孤独的公职人员,远离家乡,处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

我所在的沃伦顿班级里有八名成员,到毕业时只有一个人离开,听说这是相当难得的。这支杂牌军也非常罕见,他们代表的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人,他们自愿从事该职业,并承诺他们未来会花多数时间在海外做卧底。我不是班上最年轻的人,当时24岁的我,厌倦了在总部的工作,尽管这些经历让我对中情局的运营更为熟悉。这些人中大多数只是刚从学校毕业且喜欢计算机的学生,或是直接通过在线应征的一般人。

由于已经同意接受中情局派往海外的准军事任务,我们很快根据对方怪异的个性来为同学取绰号。塔可钟来自郊区,他体形庞大,平易近人,个性率真。只有二十几岁的他,来中情局前只是宾州一家餐厅的夜班经理。雨人快30岁了,他的个性常在焦躁不安与暴跳如雷的自闭光谱之间游走。他对我们给他的绰号相当自豪,并声称这是对美洲原住民的敬语。笛子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虽然曾在海军任职,不过我们对他的兴趣却远不如他曾在音乐学院获得排笛演奏学位的这段经历大。史普是个年纪较大的家伙,35岁左右。他曾在中情局任职特别警察,不过在麦克林镇当守卫的日子过得有点烦闷,促使他决定逃离到海外,即使这表示他和他的家人必须挤在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该情形持续到上司有一天发现他小孩的宠物蛇住在抽屉内)。我们的大哥叫上校,他是个四十几岁的前特种部队通信兵,正在尝试寻求事业的第二春。我们虽然叫他上校,不过他只是个曾经入伍的家伙,并非真的军官,他长得很像和蔼可亲的肯德基爷爷。与沃伦顿餐厅的食物相比,我们更爱肯德基的炸鸡。

我的绰号,我猜我也躲不掉,是伯爵。这倒不是我的高贵举止或有品位的时尚感,而是我就像《芝麻街》中的吸血鬼伯爵玩偶一样,我经常举着食指,企图打断上课的进程,就好像说:“一,二,三,啊,哈,哈,你忘了三件事。”

这些是我在二十几堂专业课中常遇到的同学,每门课都有各自的特性,但大部分都是与如何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确保技术为美国政府服务有关,不论是在大使馆或在逃跑途中。

其中一堂课是背着“户外背包”跑到顶楼。这是指80磅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的是比我年纪还大的通信设备。我们只拿到罗盘与坐标纸,还必须在闪烁的星光中找到中情局的隐形卫星,通过该卫星,将我们连接到麦克林镇的危机通信中心,也被称为“中心”,之后我必须使用行李箱内的冷战时期的设备,建立加密的无线电频道。这次课程提醒我们,为何技术信息安全人员总是第一个进入,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对手可以窃取全球最大机密,但除非有人把它带回家,那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晚天黑后我待在基地,之后开着我的车到山丘高处,把它停在如今已成为谷仓的地方。我们曾在这里学习避免敌人监督我们活动的电子相关概念。当时我们学到的方法跟伏都教很像,如重现曾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内容的能力,通过内部元件的振荡电流所产生的微弱电磁发射,利用特别的天线捕捉,这种方法称为“范·埃克(Van Eck)窃听”。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理解,我承认我们也有一样的感受。指导员声称他从未完全了解技术的细节,也无法为我们展示,不过他知道威胁是真的。中情局对其他人进行这项窃听技术,意味着后者也可以对我们如法炮制。

我坐在那辆老旧的白色思域车顶上,当我向远方凝视整个弗吉尼亚州时,这几周以来,或甚至是这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打电话给琳赛。我们聊到手机没电,当夜晚变得更冷冽时,我的呼吸也变成了雾气,此时我最渴望能与她共享眼前的美景,闪烁的星光笼罩在黑暗的草地和绵延起伏的山丘上,不过向她描述景色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我已经违反使用手机的规定了,如果再拍照的话,就违法了。

在沃伦顿上课的主要科目之一是如何操作终端机与线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中情局工作站通信基础设施的基本。我说的终端机是只靠单一安全网络用来传送与接收信息的计算机,在中情局,线缆指的是信息本身,不过科技人员知道的线缆更为具体——它们是过去半个世纪用来连接全球中情局的终端机,特别是指老旧通信终端机的线路。这些线缆埋设在国家边界的地底下或是海洋底下。

我们是技术信息安全人员被要求必须精通每个领域的最后一代,这包括终端机的硬件、软件套件与线缆等。我的一些同学觉得在这个无线时代,还要处理电线绝缘和外皮,简直是疯了!但如果任何人对这些已经过时的技术表达一丝质疑,指导员将会提醒我们,这也是山丘史上技术信息安全人员不用在该训练中心学习摩斯密码的第一代。

课程结束时,我们必须填写一份被称为梦想表格的东西。我们拿到中情局在全球有空缺工作站的名单,并告知根据喜好排列顺序。这些梦想表格之后要交到需求划分部门。不过有谣言指出,该部门会将这些表格揉成一团,最后丢进垃圾桶。

我的梦想表格开始于一个被称为特殊需求部门(SRD)的地方。从技术上来说,这些选择只是在弗吉尼亚州以外的任何大使馆,有可能周期性地被派遣到沙盘中最糟糕的地方,这些地方被中情局判定太险恶或太危险,以至于不能给任何一个员工提供终身职位,例如阿富汗、伊拉克或是巴基斯坦边界等。如果只能在一个城市待三年,我倾向接受这样的挑战和拥有多样化的生活。指导员坚信该部门能为我挑选到一个好机会,我也对我所学到的新能力充满信心,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如预期。

和康福特旅馆的情况相同,学校也偷工减料。我的一些同学开始怀疑行政人员违反联邦劳工法。身为有工作狂潜质的隐士,我一开始不以为意,周遭与我年纪相仿的人也是。对我们而言,这只是经常遭遇到的低层次剥削,我们已经误以为这是正常情况了。不过加班费不给付、拒绝请假要求,以及不提供家庭成员福利,对年长的同学来说有很大差别。上校有赡养费要支付,史普有家人,他们锱铢必较,分秒必争。

这些不满在康福特旅馆楼梯崩塌时达到了顶点。幸好没人受伤,不过大家都被吓到了。我的同学开始抱怨,如果这栋建筑物是由中情局以外的机构提供资金,它在几年前就会因为违反消防法规而遭到谴责。传言不断扩散,很快成为因对学校不满而组成工会的导火线。管理阶层则抱着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因为涉入其中的每个人,最终不是毕业离开,就是遭到开除。

一些同学来找我。他们知道指导员喜欢我,因为我的科技能力在班上数一数二。他们同时也清楚,我曾在总部任职过,清楚如何与官僚们打交道。此外,至少就技术标准来说,我写陈情书的能力不错。他们推选我当班级代表,或是班上的烈士,将他们的抱怨正式传达给学校负责人。

我想说,基于满腔的正义感,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做出该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挑战学校邪恶的权威听起来很有趣。在一个小时内,我从内部网络整合了能够引用的政策,当天完成后便以邮件方式发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学校负责人便把我找了过去。他承认学校已经脱离正轨,但不是任何问题他都有办法解决。“你在这里只需再待12周,帮我一个忙,告诉你的同学忍耐一下。任务很快就会下来了,你们将有更值得担心的事。你们现在只要记得,拿到最好的成绩。”

他说话的方式,听起来既像是威胁或又像是贿赂,不论是哪种,都令我感到不安。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我知道乐趣已经结束了,我要开始追求正义了。

我回到教室,他们早已预料到我会惨败。我记得史普注意到我眉头深锁,并对我说:“不要觉得糟糕,老兄。至少你尝试过了!”

他在中情局的时间比大家都久,知道机制如何运作,也知道去相信管理层能解决他们搞砸的问题是多么滑稽可笑。相比之下,我对官僚主义的无知,让我深感挫败,而史普和其他同学的谅解让我好过了一些。我讨厌那种误以为只要有过程便不需要真正结果的错觉。这并不是我的同学不想抗争,他们只是能力有限。这项系统的设计,让对抗冲突升高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解决预期带来的好处。当时24岁的我,很少想到代价或好处,我只关心系统。我尚未认输。

我重写邮件内容,并再度将它发送出去,但这次对象不是学校负责人,而是他的领导,场站服务集团的主任。虽然后者的地位比学校负责人高,不过他的职级与经验却与我在总部接触的部分人士差不多。

几天后,我们正在上一堂用错误减法作为现场应急加密方法的课程,办公室秘书进来,宣告旧制度已经瓦解。未来将不会再发生加班不给付的情况,而且两周后我们将搬到更好的旅馆。我记得当她宣布“汉普顿旅馆”时,那种令人眩晕的骄傲油然而起。

我陶醉在这样的荣景之中只有一天,课程再度被打断。这次,学校负责人站在门口,把我叫到办公室内。史普立即从椅上站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假装擦拭泪珠,并说他不会忘记我。学校负责人翻了个白眼。

这次等在办公室的人是场站服务集团的主任,学校负责人的顶头上司,也是所有技术信息安全人员的主管,我曾经发送邮件的大人物。他表现得异常亲切,没有表现出对学校负责人的任何不满,这令我感到紧张。

我企图保持冷静,但身体却频频冒冷汗。学校负责人一再重申班上所提的问题已在着手解决。不过他的主管却打断他的话:“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话题,我们要谈的是违抗命令与指挥链等问题。”

如果他给我一巴掌,我可能没那么震惊。

我完全不知这名主任所指的违抗命令是什么,在我有机会发问之前,他继续述说该议题。中情局与其他民间机构相当不同,即使他们在字面上的规定相差无几。在一个负责如此重要工作的机构,没有任何事物比指挥链更重要。

我自觉但有礼貌地举起食指,指出在我传送邮件前,我曾试过指挥链,但显然成效不彰。准确来说,我最不该做的是对指挥链本身提出解释。

学校负责人只是看着他的鞋子,偶尔望着窗外。

“听着,”他的上司说,“艾德,我不是在此提交‘感觉受到伤害’的报告。放轻松。我知道你是聪明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并与你所有的指导员讨论过,他们都说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甚至自愿前往战区。对此我们很感激。我们要你在这里,但也必须确认我们能依赖你。你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系统。有时候我们必须忍受不喜欢的地方,因为任务优先,如果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有二心,任务就无法完成。”他停顿了一下,咽了口水,继续说道:“没有任何地方比沙漠更为真实。很多事发生在沙漠,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放心地相信你知道如何处理它。”

这个“逮到你了”是他们的报复。尽管这是完全的弄巧成拙,学校负责人只是对着停车场微笑着。除了我以外,真的没有任何人在梦想表格上将特殊需求部门或实际战斗地点列为前三个志愿。每个人都把位于欧洲香槟酒庄的工作站列为第一选择,这些干净又惬意的度假工作站拥有风车与自行车,而且很少听到爆炸声。

不过中情局却反其道而行,给我其他人心目中的梦想任务。他们给了我日内瓦。他们故意给我不想要的,但其他人都渴望的地方作为惩罚。

主任好像知道我的想法一样,他说:“这不是处罚,艾德。这是一个机会。具有你这样技术水平的人,如果派到战地是一大浪费。你需要更大的工作站。主导这些最新计划,能让你保持忙碌并且扩展技能。”

班上每个恭喜我的人从那之后都开始忌妒我,他们揣测上面是要利用这个豪华的工作站来收买我,以避免更多的抱怨。而当时我的反应恰巧相反。我认为学校负责人一定是在班里安插了内线,从而得知了我不想要的工作地点。

主任露出笑容,暗示会议已经结束。“好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在我离开前,想在这里确认一下:我不会再有另一个艾德·斯诺登时刻吧?”

第十五章 日内瓦

玛丽·雪莱在1818年写的《科学怪人》(又名《弗兰肯斯坦》)一书,背景位于日内瓦,那是一座热闹、整齐、干净、有条不紊的瑞士都市,现在也是我的家。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也看了不同版本的电影与卡通片,但我从来没有读过书。在离开美国前,我搜寻过有关日内瓦的书,在网络上找到的清单中,《科学怪人》在旅游导览与历史书籍中特别引人注目。事实上,在我飞往日内瓦的航班上,我唯一下载的PDF只有《科学怪人》与《日内瓦公约》,然而我在漫长又寂静的夜晚里,只读完了前面那本。当琳赛还没搬来前,我有好几个月躺在豪华、庞大、几乎没有装修的公寓里的床垫上。大使馆在日内瓦的圣-让·拉法莱斯区租用了这间公寓,窗外一边可看到隆河,另一边可看到侏罗山。

我只想说,这本书并非如我预期。《科学怪人》是用书信体方式来写作的,读起来就像是拖泥带水的电子邮件,偶尔穿插疯狂且血腥的谋杀情节,凸显她对科技创新将超越所有道德、伦理与法律限制的警告。其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不受控制的怪兽。

在情报机构中,科学怪人效应虽然常被提及,不过更受欢迎的是用军事术语形容的“后坐力”,意思是指那些试图提升美国民众利益的政策决定,却反而对他们造成无法挽救的伤害。公民、政府、军队,甚至情报机构所指的科学怪人效应,包括美国募款训练圣战士来对抗苏联,结果导致本·拉登与“基地”组织的成立,还有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军队清剿,促使“伊斯兰国”的兴起。毫无疑问,在我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科学怪人效应的主要例子,可从美国政府秘密重建世界通信的过程中看到。玛丽·雪莱笔下的怪人发狂的地点日内瓦,也是美国忙于创建具有生命与使命的网络所在之处,不过也为自己带来了重大灾难,我就被牵涉其中。

美国在日内瓦大使馆内的中情局工作站,是这个长达数十年实验的主要欧洲研究室之一。这个城市是旧世界的家族银行与金融保密传统的首都,也是欧盟和国际光纤网络的十字路口,并恰巧处于重要通信卫星投射的阴影中。

中情局是美国主要的情报机构(人员情报)。这类情报主要是靠人际接触,个人对个人、面对面,并非以屏幕为媒介而收集的隐秘情报。通常专精于该情报的项目人员,都是严重的愤世嫉俗者、烟酒在手的迷人说谎家、对SIGINT兴起或是通过拦截取得情报满怀愤恨的人。这些科技大行其道,让他们的特权与威望逐渐受到破坏。虽然项目人员对数字技术普遍存在不信任,但也由此确切表明了它的优势:富有创造力的同伙和一段良性的竞争关系。即使是最狡猾、最有魅力的项目人员,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至少会遭遇到几位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这类人往往无法用金钱购买他们的忠诚。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用问问题、赞美或派对邀约的方式,转而向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求助。

在这些有如文化大使与专家顾问的人之间担任技术人员,并向项目人员介绍新领域的文化与习惯,仿佛与向美国民众介绍瑞士26个州与四种官方语言一样陌生。周一,项目人员可能会向我征询有关如何建立秘密的网络通信的建议。周二,另一名人员可能向我介绍另一名来自华盛顿的专家,事实上他可能就是前一天的项目人员,只不过做了新的伪装,但我依然很不好意思说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怀疑;周三,我可能会被问到如何在传送顾客记录后进行摧毁(这是读后摧毁的技术性版本),该记录是项目人员向狡猾的瑞士电信雇员所购买的;周四,我也许必须针对项目人员写一份安全违反报告并传送给高层。该报告陈列他们所犯的轻微失误行为,比如去厕所忘了锁保险室的门。我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对他们抱着无限同情,因为我也曾经汇报过自己犯了相同的错误;周五,行动处负责人也许会打电话给我,并问我“如果”总部能传送受到病毒感染的拇指驱动器(即USB闪存盘),它可以被“某人”用来入侵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人员的计算机,那么“某人”被抓到的概率有多少。

我没有被抓到,他们也没有被抓到。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中情局对项目人员必须进入新千年的态度也愈发坚决,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除了工作本身,还被要求协助他们熟悉网络。他们被迫忍受我们的存在。

日内瓦被视为这波转型的中心点,因为它有着全球最丰富的复杂目标环境,从联合国全球总部到该组织旗下多项特别部门的总部办公室,还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这里有国际原子能署,提倡核能技术与全球安全标准、涵盖核能武器等;国际通信联盟,该组织对无线光谱到卫星轨道等技术标准有重要影响,决定该沟通什么与如何沟通;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制定会员国需遵守的商品、服务与知识产权等法规,决定能出售什么、如何出售。最后就是日内瓦扮演私人金融首都的角色,不论财富是利用不法手段或正当手段取得,它都允许财富在没有公众监督之下积累与消费。

众所周知,这些属于传统间谍的缓慢与细致方式,曾在操纵对美国有利的系统上有过辉煌的成功记录,但最终仍无法满足美国决策者在阅读情报报告时日益扩大的胃口,特别是瑞士金融部门与全球其他地区都已经转为数字化。当世界最大的秘密如今都储存在计算机内,并连接到网络上时,美国情报机构使用相同的连接方式来窃取这些情报,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在网络时代来临前,如果要接近和进入目标计算机,中情局必须招揽拥有接触目标实体途径的线人。这显然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线人可能在下载情报,或是在植入将情报传送给操作者的软硬件时遭到逮捕。数字科技在全球的扩散已经大幅简化该过程。这是数字网络情报或计算机网络操作的新世界,意味着实体渠道已不再需要,降低人类的风险程度,并使人员情报与通信情报能获得长久平衡。情报员目前只要传送信息,如将附有恶意程序的邮件传给目标,中情局不仅可以监督目标计算机,还可以监督整个网络。在如此创新下,人员情报将专注于锁定对象,通信情报则负责其他工作。如果贿赂失败,项目人员不用再通过现金、诱骗或勒索来笼络线人,只要巧妙地入侵几次计算机,便可得到类似结果。更重要的是,使用这种方式,目标仍然毫不知情,这必然是更干净的途径。

这至少是个希望。但情报信息不知不觉成为网络情报(该术语用来区别电话与调制解调器形式的离线通信情报),过去的担忧也升级到了网络这种新媒介上。举例来说,像是如何搜寻目标,同时又能在网络上维持匿名。

当项目人员在数据库搜寻伊朗或中国的某个人的名字时,常会空手而归,这类随意的搜寻,经常跳出“没有结果”的字眼。中情局的数据库大多数储存对该机构有利益的个人,或是较友善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记录比较容易取得。但面临“没有结果”时,项目人员必须进行一般人在网上会做的事:他们转向公众网络。这便是有风险的。

正常而言,当你上网,对任何网站的搜寻,多少会直接连到拥有最终目标,也就是你想要访问的那个网址的服务器。因为有被称为来源与目标标头的识别码,每一次搜寻,都会明确显示出网络来源与目的地。你可以把这些标头想象成明信片的地址。因为它们让网站管理员与海外情报体系更容易确定使用者的网络浏览器。

也许这难以相信,但对项目人员在此情况下应做什么,中情局当时并没有很好的答案,只能建议他们要求总部接手搜寻。正式来说,这项荒谬过程的工作方式,应该是麦克林有人从一部特定的计算机终端机上网,并使用无法归属的搜寻系统。在使用谷歌搜索前,应该先进行代理服务器的设定,即假造来源。如果有人企图寻找谁使用了这个特别的搜寻,他们找到的将是位于美国某处的无关痛痒的公司,这是中情局用来作为掩饰的猎头或个人服务公司之一。

没人明确向我解释为何中情局喜欢使用职业搜寻公司作为前端。假设某一天,他们是唯一一家在巴基斯坦寻找核能工程师的公司,第二天就会有一名退休的波兰上校前来应征。我敢保证,这样的过程效率低,麻烦又昂贵。为了制造这些掩护,在美国某处设定一个可信度高的实体地址、登记可信度高的URL、创造可信度高的网址,之后再以公司名称租用一个服务器。中情局也可以进一步从这些服务器中创立一个加密的关系,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便能与中情局的网络连接。然而投掷的这些心血与资金,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在谷歌匿名搜索一个名字,不用管这些用来充当代理服务器的前端公司随时遭到破获的可能。我指的是它与中情局的连接可能会暴露在我们的对手面前。还有一些分析师决定暂停搜寻而休息片刻时,他们会在同一部计算机登入个人脸书账户。由于总部只有少数人是卧底,脸书账户通常会公开,“我在中情局任职”,或单纯陈述“我在国务院工作,不过是在麦克林”。

尽情笑吧!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

我在日内瓦期间,项目人员常问我是否有更安全、快速、有效的方法。我向他们介绍了Tor(The Onion Router,洋葱头)。

Tor计划是美国对抗国家监督的有效盾牌之一。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如果谨慎使用,使用者可在几近完美的匿名状态下上网浏览。它的通信协定是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发的,并在2003年公之于世,针对依赖其功能的全球公民。这是因为Tor是在共同社交模式下运作,靠着全球对科技有一定专业的志愿者在他们地下室、阁楼与车库进行Tor服务器的操作,通过将使用者网络流量转向这些服务器,Tor可保护网络流量的来源,就像中情局无法归属的搜索系统。然而两者差异在于Tor做得比较好,至少效率比较高。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要说服这些没耐心的项目人员却是另一回事了。

凭借Tor的通信协定,网络流量从一个Tor服务器到另一个Tor服务器随机创造的路径中反弹,目的在于取代使用者的身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台服务器能辨识网络流量的来源信息。在天才的眼中,其中一台服务器知道来源,那是整个服务器链的第一台,却也不知道网络流量的去处。更简单来说,第一台连接到Tor网络的Tor服务器称为“闸道”,知道你是传送要求的人,但因为它无法读取要求,因此对你寻求的信息一无所知。最后一台服务器称为“出口”,知道你所寻找的内容,却不知道你的身份。

这种分层方式为洋葱路由,因此Tor被称为“洋葱路由器”。有一个经典玩笑是,如果情报人员想要监测Tor网络,可能会很想哭。这也使得该计划更为讽刺。美国军方研发的科技让网络情报更困难,同时也更容易。黑客知道如何保护情报人员的匿名性,但同时也付出让对手与全球使用者可维持相同匿名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Tor甚至比瑞士更中立。就我个人而言,Tor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免于被监测的自由,带我回到童年时期的自由。

关于中情局转向网络情报收集的所有描述,没有一个是暗示中情局不再进行至少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的现代情报机构中所使用的人员情报工作。我也曾涉入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任务是一次大失败。在我的情报生涯中,在日内瓦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目标进行个人接触。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直接看着人类的双眼,而非躲在远处记录他们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整个过程至今仍让我感到悲伤不已。

坐在椅子上讨论如何入侵一栋不知名的联合国大楼,在心理上更容易承受。情报的技术方面不会有这么多令人心力交瘁的直接接触,更遑论计算机运算了。屏幕距离造成了去个人化的经验。从窗户偷窥别人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不那么在意,减少结果带来的巨大冲突。

我在派对上遇见了那个男子。大使馆经常举办这样的派对,项目人员总会参加,他们预计能在吧台与雪茄沙龙碰到可能招募的有价值的线人。

有时候,项目人员会带我出去转转。过去我曾长时间向他们唠叨我的专业,现在他们很高兴对我如法炮制,对我进行交叉训练,协助他们解决无力独自应付的人。我是天生的怪胎,意味着我可以和来自欧洲核能研究协会的年轻研究员侃侃而谈,讨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项目人员中,虽然有些是商学院硕士,或主修政治科学,却也不知道要和他们谈些什么话题。

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发现要隐藏我的卧底身份相当容易。穿着定制西装的都会人士问我的职业时,我回答“信息科技人员”(或者用我日益提高的法语说“我在IT行业工作”),他们便会马上对我失去兴趣,对话也会因此画下句点。当进行着一场在你自己专业领域外的对话时,如果你是一张新面孔,你会很自然地提很多问题。依照我的经验,很多人会抓住机会,谈论自己非常关心的事物,显示他们比你懂得多,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我想起那个派对发生在一个暖和的夜晚,就在日内瓦湖街道的另一边,一家高档咖啡馆外的阳台上。部分项目人员如果看到符合他们的情报价值,又具有吸引力、大约是学生年龄的女性时,就会毫不犹豫将把我晾到一旁,尽可能地坐到她们旁边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对我而言,辨认目标是一项嗜好,还附赠免费晚餐。

我拿着盘子,坐在一位戴有袖扣、穿着显眼粉红衬衫的中东男性旁的那个桌位上。这名穿着正式的男子看上去很孤单,似乎没人对他有兴趣,所以我过去跟他攀谈。这是常见的技巧:只要表现出好奇,让他们开口就好。在这样的情景下,这位男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仿佛我不在现场。他是沙特阿拉伯人,他对我说他有多爱日内瓦、法国与阿拉伯语言的美妙之处,还有与他在一起的漂亮瑞士女孩会定期约时间去玩激光枪。之后他窃窃私语地对我说,他在一家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工作,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份详尽且完美的报告,内容是私人银行到底是什么,以及当客户财富相当于主权财富基金时,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面临哪些挑战。

“你的客户?”我问道。

他回答:“我的工作大多是处理沙特阿拉伯的账户。”

几分钟后,我找借口去洗手间,途中我倾身向负责财务目标的项目人员透露我所听到的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头发”,以及在洗手间前发短信给琳赛后,我回去时发现项目人员已坐在我的椅子上。当我坐在已被该项目人员抛弃、化着烟熏妆的女伴旁边时,我挥手向我的沙特阿拉伯朋友致意。当时我非但没有感到难过,反而觉得自己不是到派对白吃上等巧克力甜点的。我的任务已完成。

第二天,被我称为卡尔的项目人员不断赞赏我,并向我表达了他的衷心感谢。项目人员主要根据他们招募有价值的线人的表现来获得晋升。这些线人意味着他们有渠道可以获得重要信息,这些有用的信息可以上报回总部。由于沙特阿拉伯被怀疑牵涉金融恐怖行动,对于如何培养有用的线人,卡尔过去一直感到处在极大的压力下。我确信我们的派对同伴,很快将可以得到中情局的第二份薪水。

但事情发展并不顺利,虽然卡尔常带这名银行家到俱乐部和酒吧饮酒作乐,但银行家仍对他有所戒心,至少不是当初预计的结果,这也使卡尔渐失耐心。

经历一个月的不顺,感到挫败的卡尔带着银行家出去喝酒,并让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他迫使那个家伙酒醉开车回家,而不是帮他叫出租车。当银行家离开酒吧准备开车回去时,卡尔打电话给警方告知他的车牌号码,不到15分钟,该家伙因酒驾而遭到警方逮捕。银行家面临巨额罚款,因为瑞士的罚款主要是根据收入而定,他的执照也被吊销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怀着虚假的罪恶感,卡尔就如同真正的朋友一样,开车接送这家伙上下班。当罚款缴清后,这名银行家已经所剩无几,卡尔还申请贷款资助他,最后银行家必须依赖卡尔,这也是每个项目人员的梦想。

不过其中只有一个问题,当卡尔最后要求银行家泄露相关业务秘密后,这名银行家立刻拒绝了他。特别是当他得知一切事情都是有所计划,包括遭到警方逮捕等,卡尔的虚情假意使他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于是他切断了所有的联系。虽然卡尔想要进行损害控制,但却为时已晚。曾如此深爱瑞士的银行家已经失去了工作,并且正在返回或正在被遣返回沙特阿拉伯。卡尔也辗转回到美国。

失去太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是一次我自己采取了实际行动,却又无力阻止损耗的事件。经过这次的事件,我深信通信情报优先于人员情报的顺序是有其必要性的。

2008年夏天,这个都市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节,这是场盛大的嘉年华会,最后的高潮是放烟火。我还记得与特殊情报搜集处人员坐在日内瓦湖左岸观看烟火表演。特殊情报搜集是中情局与美国国安局合作的一个项目,负责特殊监控的装置与操作,让美国大使馆可以监听海外信号。这些人的工作地点也在大使馆,距离我的办公地点并不远。不过他们的年龄普遍比我大,他们的收入不仅比我的高,其能力也在我之上。他们有进入国安局的工具,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不过我们仍然是朋友,我尊敬他们,他们却提防我。

当烟火在头顶散开后,我正在谈论这名银行家的个案,感叹这件事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有一名成员走向我说:“下次你遇到某人,艾德,不要再去找项目人员,你只要给我们他的电子邮箱,其他就由我们负责。”我沉重地点着头,虽然我对这言论的含义一无所知。

之后的其他时间,我不再去参加派对,只是偶尔和琳赛到咖啡厅及附近的公园闲逛,或是和她到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度假。但有些事仍然萦绕在我心头,可能不只是银行家事件,还有财务问题。日内瓦是一个昂贵而奢华的都市,但在2008年,它的光彩似乎更加耀眼,大量超级富豪拥入日内瓦,这些人多数来自波斯海湾的周边国家,许多人是沙特阿拉伯的富豪,他们在金融海啸到达顶点之际,正享受油价暴涨带来的福利。这些皇室贵族包下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并买下奢侈品商店的所有库存商品。他们在米其林餐厅举行奢华宴会,并在鹅卵石街道上开着兰博基尼跑车呼啸而过。任何时候都很难忽视日内瓦惊人的消费力,但它的铺张浪费也令人气愤,特别是美国媒体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是自经济大萧条后,史上最惨的经济灾难时期。欧洲媒体也一直告诉我们,这是自内战时期与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最糟糕的经济危机。

琳赛和我的日子并没有不好过,毕竟我们的房租是由山姆大叔支付的。相反,每次与家乡的亲友谈话,他们却每况愈下。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有人工作了大半辈子,有些还为政府部门任职,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导致几次无法偿还贷款,房子就会因此被银行收走。

住在日内瓦就像住在平行甚至是相反的现实中。当世界其他地区愈来愈穷时,日内瓦却更为繁盛。瑞士银行虽然并不涉及会导致崩塌的高风险交易,但他们却很乐意藏匿从别人痛苦中获利的金钱,而且不用为此负责。2008年的金融海啸,为10年后席卷欧洲与美国的民粹危机埋下祸根,也让我了解到,对大众造成损害的事通常有利于精英。这是美国政府在之后的几年,一再让我更加确认的教训。

第十六章 东京

网络基本上是属于美国的,但要完全了解这件事,我必须先脱离美国本土。万维网是1989年在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里被发明出来的,但网络使用方式却由美国主导,正如棒球是美国国球一样,我们拥有极大的主场优势。大多数网络基础建设都由美国掌控,包括电缆、卫星、服务器与基地台等。全球超过九成的网络流量依赖的是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研发、拥有或控制的技术,而这些企业多数位于美国境内。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向来担忧美国在此领域拥有过大优势……因此想方设法打造替代机制。但美国仍然独霸全球,掌握所有人进行网络连线的总开关。

除了网络基建之外,美国主宰的领域还包括计算机软件(微软、谷歌与甲骨文)与硬件(惠普、苹果与戴尔)。事实上,从芯片(英特尔与高通)、路由器、调制解调器(思科与瞻博网络),一直到提供电子邮件、社交功能与云端储存的平台与服务(谷歌、脸书与亚马逊,其中亚马逊在网络架构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给美国政府与近半数的网络使用者提供云端服务),美国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虽然其中有些公司可能在中国生产自家产品,但他们本身属于美国企业,因此得遵守美国法律。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同样受制于滥权的机密政策规定,换句话说,他们的客户不分男女老幼,接电话或使用计算机时都会遭到美国政府监视。

由于美国掌握全球多数通信基础建设,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概率应该不低。照理来说,我应该猜得出来,但我却没有,主因在于政府不断坚称绝没干过这类事情,而官员在法庭上与媒体前坚决否认的态度,让少数指控政府说谎的人被视为疯狂的阴谋论者。在众人眼中,这些怀疑国安局从事秘密计划的想法,如同“外星人在人类牙齿中植入信号接收器”一样荒谬。我们所有人都太容易被骗了。但最让我觉得受伤的是,上次被骗时,我竟然支持入侵伊拉克并加入军队。当我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时,我自认为不会再被骗了,因为我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信息。毕竟政府怎么可能对帮他们保密的人隐瞒真相呢?但一直到了2009年,我搬到日本为国安局工作时,我才发现我先前的想法过于天真。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除了国安局是全球最先进的情报机构外,更因为工作地点在日本。我和琳赛都非常喜欢日本,它像是来自未来的国家。虽然我的职位是正式承包商,但这份工作的职责与地点非常吸引我。讽刺的是,我进到民营企业才了解到政府背地里干了什么事。

一开始,我是IT服务商佩罗系统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是得州商人佩罗(Henry Ross Perot),身材矮小、思维活跃的他曾创立美国改革党,并两度参选总统。但就在我抵达日本后不久,佩罗便遭到戴尔收购,因此我就变成了戴尔员工。和中情局相同的是,所谓的承包商只是表面形式,我只在国安局机构工作过。

基本上,我都在国安局的太平洋技术中心(PTC)工作,此中心位于偌大的横田空军基地里面,占据大约半栋建筑。横田基地是驻日美军总部,四周设有高墙、铁门与岗哨,戒备相当森严。此地距离我与女友在福生市(Fussa)租的公寓并不远,用自行车骑一小段路便能抵达,福生市就位于东京都的西边。

PTC负责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国安局基建,并提供必要支援给该单位在邻近国家的分支据点。PTC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维持好情报关系,让国安局能监控环太平洋地区,交换条件是分享情报资料给这些国家,反正只要民众没发现就没问题。整个任务的核心在于拦截通信。PTC会从拦截的讯号中收集“片段”,之后传到夏威夷,然后再传回美国本土。

我的工作官方职称是系统分析师,负责维持当地国安局系统的正常运作。但初期工作性质比较像系统管理员,协助联结国安局与中情局两者的系统架构。因为我是局里唯一了解中情局系统架构的人,我偶尔也会被派去美国大使馆(如同我先前去过的美国驻瑞士大使馆)支援,我的工作是设法让这些机构共享情报信息,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身为整个房间内唯一懂得这套系统的人,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不仅知道系统内部运作的原理,更了解多套系统该如何配合才能一起运作(或无法运作)。后来,PTC主管发现我拥有破解系统的技能,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给予我更多的自由空间以提出自己的方案。

进入国安局后,有两件事令我惊讶。第一是他们的技术远比中情局高明,其次是他们网络安全做得不够、警觉心不足,包括信息技术分隔、资料加密等都有待改进。在日内瓦为中情局工作时,我们必须每晚从计算机中取出硬盘并锁在保险箱内,且硬盘资料都经过加密处理。但国安局没有这些规定,他们从来不加密。

仔细想想,这确实挺可怕的。国安局在收集网络情报资料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但在网络安全防护领域却远远落后,连最基础的灾难复原或资料备份都做不好。国安局分支据点各自收集情报资料并储存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面,而频宽限制(资料传输量受限)经常导致资料副本无法回传至总部服务器。这代表的是,若任何资料在特定分支据点遭到毁损,那国安局辛苦收集的情报资料就会消失不见。

我在PTC公司的主管深知档案未备份的风险,因此希望我提出解决方案并向总部高层推销这套计划。我后来设计出一套备份与储存系统,功能就像是地下版的国安局。这套系统能全面、自动且持续地更新该局的重要档案,即使米德堡总部遇袭全毁,这套系统也能重新开启、运转,里面的档案保证完好如初。

想要创造一套全球灾难恢复系统,或是任何种类的复原系统(涉及无数计算机),最困难的是如何解决资料重复的难题。简单来说,1000万台计算机里全存着同一份档案的副本,你必须确认这份档案不会被备份1000次,因为这会动用到1000倍的频宽与储存空间。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安局分支据点难以将档案备份每日传回总部,因为频宽都会被这1000份档案占用掉,其中999份是多余的。

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最好的方法是删除重复数据,也就是创造一套系统去评估档案的独特性。这套系统能持续扫描国安局分支据点储存的档案,查验资料里的每一个区块,以确认此档案是否独一无二。只有国安局总部缺少这份档案副本时,档案才会被自动排程传输,如此便能大大减少传输总量。

删除重复数据加上储存技术优化,使得国安局能储存情报资料的时间不断增加。在我任职期间,国安局设定储存时间的目标,从收集情报资料后的数天、数周、数月,一直拉长至五年甚至更久。在这本书出版时,该局能储存情报资料的时间或许已达数十年。国安局的逻辑是,收集来的情报资料一定得储存起来,才能方便日后运用。但没人能预测这些情报资料何时能派上用场。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国安局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将收集、制造的情报资料永远储存下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记忆库、一份永久的记录档案。

当你想为一个项目计划设定代号时,国安局有一套完整准则供你遵循。它有点像《易经》随机的概念,计算机替你从表格的两个栏位随机选取两个字组合起来,这便成了你的项目代号,它没有什么含义,像是“狐狸酸”(FoxAcid)与“自大的长颈鹿”(EgotisticalGiraffe)等。代号的作用在于隐藏计划目的。比方说,“狐狸酸”是国安局服务器储存类似网站的恶意软件版本的计划,而“自大的长颈鹿”则负责找出支持匿名通信软件Tor的浏览器漏洞(因为Tor本身毫无破绽)。但国安局探员自视甚高,深信该局的防备无懈可击,他们通常都不按规矩行事。简言之,他们会作弊,直到计算机选出他们要的代号组合,像是“交通贼”(Trafficthief)这类很酷的名称。

我向你发誓,当我为备份计划设定代号时,我没有作弊。我发誓,真的是计算机帮我选出“大避难所”(Epicshelter)的。

之后,当国安局开始采用这套系统时,我就把代号改为“储存现代化计划”或“储存现代化项目”这类名称。在“大避难所”推出后两年,国安局推出另一个类似版本,代号也不一样。

2013年,我向媒体披露的文件里便记录了国安局犯下的种种滥权行为,这些行为通过各种技术来达成。即便是每日从事实务工作的员工,也无法得知滥权行为全貌,包括系统管理员在内。想发现国安局的渎职行为,你必须主动寻找。而主动寻找的前提是:你知道这些行为存在。

因为一场平凡的研讨会,我开始察觉事情不太对劲。我开始怀疑国安局到底做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情。

在我从事“大避难所”计划期间,PTC主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这场会议由国防情报局(DIA)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JCITA)资助,DIA是国防部辖下负责收集外国军事情报的单位。所有情报机构(国安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与军方)都会派人参加,这些专家的报告重点是中国情报组织如何锁定美国情报体系,而美国又是如何做出反制。虽然我对中国这个主题有些兴趣,但这不是我平常会接触到的工作,所以我也没特别在意这场研讨会。直到有一天,唯一的科技专家在最后一刻无法出席(不确定原因,可能是得了流感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课程负责人询问PTC是否有人可以帮忙,毕竟当时已无法改期。PTC的一位主管提到我的名字,并询问我是否愿意试试看。我立刻答应,除了我喜欢我的主管,想帮他的忙外,我也想趁机转换心情,不想总是做重复的工作。

我的主管非常开心。但他后来告知我一个坏消息:会议就在明天。

于是我打电话给女友,告知她我今天无法回家。我必须熬夜准备演讲,明天的主题是如何结合反情报(老生常谈)与网络情报资料(新兴领域)以阻挠、打击对手利用网络收集情报资料的企图。我开始疯狂从国安局数据库收集信息(也没漏掉中情局,我仍有密码),试着找出一切关于中国网络作为的机密报告并详细阅读,特别针对入侵集的部分……入侵集指的是一组数据,可从中看出特定攻击类别、使用工具与锁定目标。情报分析师利用这些入侵集提供的线索,能判断攻击来自哪里。这就好比是侦探总能从作案手法与特征找出真凶。

不过,我搜寻如此大量且分散的资料,不只是为了研究中国……

有些人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美国的监控能力无比强大,这是我2013年交给记者的文件里披露的内容。但请注意,我们可以用科幻小说反乌托邦的口吻说,政府理论上是可以监听、监看全民的。但政府想实施这样的制度却是另一回事。科幻作家笔下的监控世界,在现实中需要动用数千名技术人员与数百万美元的设备才能办到……

美国监控系统完全是防御性的,一般民众根本察觉不到。就我当时对于美国监控状况的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美国网络基础设施上网,随意取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中间未经过滤、没有限制(就算有的话,也是被他们自己的国家与美国企业所隔绝,但这并非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只有那些有意参与圣战攻击与购买恶意软件的人,才会遭到追踪与监控。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便能欣然接受美国实施监控。事实上,美国本来就该这样做。我完全支持防御性、针对特定目标的监控行为,这就像设立一道有条件的隔离防火墙。这样的想法让我的罪恶感一扫而空。

但后来我辗转失眠,心中纠缠的问题萦绕不去。在上台报告过了好一阵子后,我忍不住开始追查更多资料。

2009年我刚加入国安局时,我对于该局实际情况的认识,可能只比一般人多一些。我从报纸杂志中得知,小布什总统在“9·11”事故后授权国安局展开无数监控,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总统监控计划(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PSP)。据《纽约时报》2005年报道指出,国安局在未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执行监听,爆料的是少数具有道德勇气的国安局与司法部职员。

准确来说,PSP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命令,也就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示,要求政府必须顾及法律的公平性,即使这些命令被秘密地写在餐巾纸上也一样。PSP让国安局得以收集美国与境外的电话、网络通信情报资料。最引人注意的是,PSP允许国安局不必取得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ISC)的搜查令便能实施监控。FISC是成立于1978年的秘密联邦法院,负责审查情报单位提出的监控要求,借此防范反越战与民权运动期间非法监听的事情再度上演。

《纽约时报》披露此消息后引起广泛关注,加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公开法庭质疑PSP违反宪法,于是小布什政府宣称该计划将于2007年终止。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场闹剧。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两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PSP合法化,同时规定不得回溯起诉参与此案的电信公司与网络服务商。这些法案(包括2007年保护美国法案与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故意使用误导性字眼,让人民相信他们的通信记录未受监控,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扩大了PSP的权限。国安局如今不仅能收集来自海外的通信内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内任何对外的电话与网络通信。

至少,这是我阅读了政府对此事的简报后拼凑的全貌,这份报告于2009年7月解密并对外公布,而这也是我研究中国网络能力的主要依据。这份报告有个普通的标题,名为“总统监控计划解密报告”,由五大机构(国防部、司法部、中情局、国安局与国家情报总监)的总监察长办公室(OIG)汇编并提供给大众,以取代对小布什执政时期国安局滥权的全面调查。当奥巴马上任时,他拒绝要求国会针对此事展开调查,对我而言,这是新总统(琳赛非常支持他)不愿追究到底的前兆。我与琳赛对奥巴马寄予厚望,但随着他主导的政府重新更名并授权PSP相关计划,我们对他的期待落空了。

虽然这份解密报告没有提供太多新信息,但我从中发现了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整份报告呈现出“大家有什么好抗议”的论调,其中有几处逻辑、语言不合理之处。报告列出了支持各式监听计划(未列出名称,也欠缺细节)的法律论点,但授权这些计划的单位主管都不同意接受OIG调查。从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到司法部律师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与柳约翰(John Yoo)等,几乎所有关键人士都不愿配合,而OIG也无法强迫他们,毕竟这不是正式的听证调查。

除了这群官员无故回避调查,令我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报告不断提及“其他情报资料活动”,但描述含糊不清。此活动引用小布什总统战时行政权力作为法律依据(战争不见落幕迹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理法律理由或法律基础。报告对于活动的实质内容并未多加描述,最终却得出国内实施无证监控的结论,因为这是唯一不受PSP相关法律框架规范的情报行动。

当我继续读下去,我发现报告披露的内容不足以使这些行为合理化,更别提当时司法部副部长科米(James Comey)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因PSP部分计划可能获得重新授权而扬言要辞职。我从报告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解释许多资深国安局探员与司法部职员甘冒极大风险向媒体爆料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PSP计划违法滥权。如果这些人愿意赌上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生命,那这背后必定存在着比非法监听更严重的情况。

我的疑心病大起,便开始寻找这份报告的加密版本,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令我十分疑惑,因为加密版本绝对是存在的。若加密版本仅是记录过去的罪行,那应该很容易取得。但事实相反,我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在扩大搜索范围仍然徒劳无功后,我决定将这个问题抛到脑后,毕竟我生活忙碌、工作缠身。若你的工作职责是提供救援建议,确保第一线情报人员与设备不被发现或杀害(损毁),那你不太可能在意上周在网络上搜寻过什么内容。

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完全遗忘这件事后,这份加密报告自动跑到我的计算机里。这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寻找遗失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找它。当这份机密报告出现时,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之前遍寻不到,因为它的加密等级极高,一般人员看不到,部分主管也无权阅览。这份报告被归在极为少见的“严格控管信息”(ECI)类别,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权限较高的人也无法找到。因为职位的缘故,我对国安局多数ECI相当熟悉,但没听过这一个。这份报告的完整分类名称是:TOP SECRET//STLW//HCS/COMINT//ORCON/NOFORN,这些名称我也不清楚含义,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阅览。

而我绝对不是这群少数人之一。报告出现在我的计算机里完全是意外:国安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某人在系统里留下一份原稿副本,而拥有系统管理员身份的我有权读取。我并不认得报告上面的“STLW”警示,后来才知道这在系统里代表“脏话”,用以标示此档案“不准储存于保密等级低的硬盘”之意。系统会不断检查这些不合格硬盘是否出现“脏话”,一旦发现便发出警示,而我必须尽快移除档案。在移除前,我必须确认这些档案未遭到错误标记。我通常大略看一下就放行,但这次我打开档案,阅读标题后就欲罢不能,无法停下来。

这份报告里交代了解密版遗漏的一切。新闻报道未涵盖的部分、政府法庭审理时否认的内容,在这里都读得到。报告完整地记载了国安局最机密的监控计划,证实该单位下达的指示与司法部制定的政策已违反了美国宪法与法律。在读完报告后,我便能理解为何有人会将此事爆料给媒体,且没有任何法官能强迫政府在公开法庭提供此报告。该报告机密等级极高,除了系统管理员外,任何试图取得此文件的人立刻会被抓到。此报告记录的监控活动属于严重犯罪,没有任何政府能容许报告未经删减而公开。

我立刻想到一件事:我先前读过的解密版,明显不是加密报告的删减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这违反了一般作业准则。两相对照之下,解密版根本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即使我过去几个月来都在从事删除重复数据的工作,但这两份报告差距之大仍让我甚是觉得奇怪。一般来说,当你看到同份报告的不同版本时,两版本差异非常细微,顶多就是修改标点符号或字词用法。但这两份报告的唯一共同之处就只有标题而已。

其中,解密版本仅提到,政府下令国安局在“9·11”事件后加强情报资料的收集,加密版则完整揭露该计划的内容、规模与强化程度。国安局过去的报告指称仅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如今却修改为“大量收集”通信情报资料,这是该单位对“大规模监控”的美化说法。解密版对于这种转变含糊处理,同时以“反恐”为名扩大监控,而加密版清楚地揭露了其中差异,同时认定这是科技进步后的必然结果。

在加密版提及总监察长办公室的片段时,出现了一种“收集落差”的说法。意思是:现存的监控法律条款(尤其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制定于1978年,早已跟不上时代,当时通信大多通过电波或电话线,而非现在盛行的光纤电缆与卫星。换句话说,国安局的意思是,现代通信的信息数量与速度突飞猛进,远非美国法律所能企及的(没有任何法庭发出搜查令的速度比得上科技发展,即使是秘密法庭也一样),而现实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情报机构。依照这个逻辑推演,国安局大规模监控网络通信有其必要。这个大规模监控计划的代号是STLW这个“脏话”,它是“星风”(StellarWind)的缩写。此情报计划是PSP底下最核心的部分,在其他项目曝光后仍继续秘密进行,后来甚至茁壮成长。

“星风”是这份机密报告最黑暗的秘密。事实上,它也是国安局的最大秘密,而这正是报告被赋予极高机密等级的原因。此计划的存在,显示了国安局的任务已经改变,从过去的“运用科技保护美国”变成“运用科技控制美国”,方法是将民众私人网络通信重新定义为信号情报。

事实上,偏差定义在整份报告中随处可见,但最离谱的地方莫过于政府更改词语的含义。自从PSP于2001年实行后,“星风”便开始收集通信记录,但司法部2004年拒绝配合,当时小布什政府便更改“取得”(acquire)与“获得”(obtain)的词语定义,试图让此计划过去的行径合法。据报告显示,政府立场是国安局能够收集他们想要的任何通信记录而不必事先取得搜查令,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只有在国安局从数据库“搜寻并取得”记录时,才算是真正的“取得”或“获得”。

政府大玩文字游戏,令我十分火大。因为我非常清楚,国安局希望尽可能收集更多资料并将资料留存时间拉长,最好是永久保存。若这些通信记录仅在使用时才算是“取得”,而永久留存在数据库算是“未取得”,那这些记录未来便有被操控的空间。美国政府重新诠释“取得”与“获得”的定义:从原本描述情报资料进入数据库的过程,被扭曲成某人(或某个算法)未来某时刻查询并取得资料的行为。如此一来便大幅扩充了执法机关的权力。政府可以随时查询某人过去的通信记录,寻找构陷他入罪的理由(所有人的通信必定含有某些事的证据)。而任何新政府(未来国安局的混账老板)永远可以轻松地按几下键盘,就能立刻追踪所有人的电话或计算机,知道他们的身份、位置、现在在做什么、旁边有谁,以及他们过去的一切记录。

对我而言,比起政府偏爱使用的词“大量收集”,“大规模监控”的意义更精确,也让一般大众比较容易理解国安局的实际任务。“大量收集”听起来像是邮局或卫生部门从事的工作,无法凸显政府长期试图取用并暗中拥有所有数字通信记录的努力。

但即使大家对于术语的认知一致,仍可能发生许多误解的状况。今日多数人倾向认为全民监控针对的是内容,也就是他们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使用的实际词汇。当民众发现政府锁定的不是内容时,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遭到监控这一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众放下心头大石有几分道理,毕竟所有人都认定内容才是通信重点,足以显露个人特色,比方说,与指纹同样独特的声音,或是自拍时摆出的专属表情等。但实际情况是,通信内容透露的信息不如其他元素,像是未清楚写明或说出的内容,因为有心人士可据此推断事件脉络与行为模式。

国安局将这类信息称为元数据(metadata)。这个词的字首“meta”通常指的是“以上”或“超越”,在此则是“有关”之意。而元数据就是关于数据的资料。更准确地说,它其实是“数据制造出的数据”(通过标签、标记让数据变得有用)。但最直接的理解方式是将它当成“活动数据”:你在装置上从事活动与手机自行运作的记录。举例来说,手机元数据可能包括:来电日期与时间、通话长短、来电与本机号码,以及通话位置。而电子邮件元数据可能包括:发信者使用的计算机类型、位置与时间,计算机拥有者、寄件人与收信人是谁,何时何地收发信息,以及其他读取此信的人、时、地等。通过元数据的帮助,监视者能得知你昨晚入睡与今早起床的时间、每天逛了哪些地方、在哪里待了多久,以及你接触过的对象有谁,谁又与你联系过。

政府声称元数据并未直接触及通信实质内涵,但上一段事实驳斥了这种说法。全球数字通信数量庞大,想监听所有电话、监看所有电子邮件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办到,这些信息也没太大用处,而元数据则有办法避开这样的麻烦。我们最好不要认为元数据只有好的用途,而后应该认定它是内容的精华部分,毕竟政府监控你的首要目标便是取得元数据。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你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制造出了什么样的内容,像是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或是在邮件里写了什么。但你对自己制造出的元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掌控权,因为它是自动产生的。元数据是由机器收集、存储、分析与制造出来的,不需要经过你的参与以及核准。你的设备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沟通,不论你喜欢与否。人类依照自我意志进行沟通,但你的设备不一样,它们不会隐藏私人信息,也不会为了保密而使用密码。它们只知道将手机信号连上最近的基站。

我们的法律通常落后科技至少一个世代,但如今对于通信内容的保障却高于元数据,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事实上,情报单位对取得元数据有着更高的兴趣,因为这些活动记录能让他们见树又见林,一方面赋予他们分析大量数据的能力,得以拼凑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给予他们窥探个人私生活的机会,得以推断这些人的行为模式。简言之,监视者透过元数据能得知你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的大脑在想什么。

在读完这份机密报告后,我陷入恍惚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我非常伤心,意志消沉,试图否认内心浮现的念头与感受,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在日本的工作结束。

我突然觉得虽然离家好远,但一举一动都遭到监控。我觉得自己更像大人了,但同时对我们所有人都被视为小孩感到愤怒,因为小孩总是被迫在父母每时每刻的监督下度过余生。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在编造心情低沉的理由欺骗琳赛。我又像个白痴,自以为拥有高超技术协助打造这个监控系统,却完全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身为情报单位一员却直到现在才发现,我自始至终保护的都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我觉得自己被彻底利用了。置身日本,更加深了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容我解释一下。

我在社区大学学到的日文,以及我个人对于日本漫画与动画的兴趣,让我能用简单日文进行日常会话,但阅读就比较棘手了。日文的词语可以用一个或数个汉字来表示,而汉字有成千上万个,根本无法一一记得。唯有当汉字附上注音假名时,我才有办法念得出来,而这是针对外国人与孩童的设计,因此街道标志通常不会特别标出。这让我在日本街头变成了文盲,时常搞错左右方向,也可能走错路、点错菜。我是异乡客,从我说的语言、经常迷路便看得出来。当我陪着琳赛外出乡间拍照时,我常会突然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身处于村庄或森林之中,对于周遭环境完全不熟悉。

但一切事物却对我了如指掌。我现在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政府眼里完全是透明的。我用来指引方向的手机,除了在我走错路时更正路线、协助翻译交通标志、查询巴士与火车时刻表外,它也尽责地向我的老板报告着我的一切活动。即使我没用到手机,将它放在口袋里,它仍会告诉我的老板我何时身处何地。

我强迫自己把这一切当成笑话看待。记得有一次,我和琳赛徒步时迷了路,不知事情原委的琳赛突发奇想说道:“你何不发短信给国安局,叫他们来救我们?”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哈喽,你能帮忙找路吗?”我努力地挤出笑容,但怎么都笑不出来。

我后来曾住过夏威夷,就在珍珠港附近,那是美国遭到日军偷袭而卷入可能是最后一场正义之战的地点。而我现在身处日本,居住的地点较接近广岛与长崎,美军曾在此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我与琳赛非常想去参观广岛与长崎,但每次行程都因故取消。在我第一次放假时,我们计划到本州与广岛一游,但我突然接到公司电话,要我前往另一个方向位于北部而且寒冷的三泽基地工作。第二次出游计划则因琳赛与我双双感冒而取消。最后一次则是在计划前往长崎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被人生第一场地震惊醒。记得当时我们从床垫上跳起来,连忙冲下七层楼梯,整晚与邻居在街头过夜,身上穿着睡衣不停发抖。

很遗憾的是,我们从没去过广岛与长崎。它们是神圣的地方,两地的纪念馆缅怀着20万原子弹爆炸丧生者与无数遭到辐射毒害的人,同时提醒着我们科技有多残酷。

我经常想起“原子电距”这个词,它在物理学中指的是:原子核与围绕在周围的质子、中子紧密结合形成原子的时刻。但一般人的理解是,这个词代表核子时代的来临,其中同位素促进各领域的进步,包括能源生产、农业、饮用水、致命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当然也包括原子弹的发明。

科技全然不受限制,不像医生必须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词。自工业革命以来,学术界、企业界、军方与政府的科技人才做出许多决定,这些决定往往基于“我们能够做什么”,而非“我们应该做什么”。推动科技进步的人,不太会限制它的应用与使用。

我并不是故意比较核武器与网络监控对人类带来的伤害,而是这两者在扩散与裁减方面确有相同之处。

就我所知,过去曾实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敌人苏联,另一个则是美国的盟友德国,这两国在二战期间是死对头。据资料显示,纳粹德国与苏联皆采取表面看似无害的人口普查形式实施过监控。苏联人口普查局1926年执行首次普查,除了简单统计人口外,该局别有企图地调查国人对于自己国籍的认定。结果发现,普罗大众多数声称拥有中亚血统,像是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土库曼族、格鲁吉亚族与亚美尼亚族等,而权贵阶级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后者俨然变成了少数族群。这个发现让苏联领袖斯大林决定根除这些文化,对这群人进行再教育。

纳粹德国于1933年推动类似的普查计划,只不过这次多了计算机科技的帮助。当时政府试图统计德意志国的人口,目的在于方便统治与肃清异己,迫害对象以犹太人与吉卜赛人为主,之后甚至将屠杀范围扩大至国外。德意志国当时与IBM德国子公司迪霍梅格(Dehomag)合作普查。该公司拥有打孔机专利,此机器能计算卡片孔洞数量,就像是计算机。每张卡片代表一位国民,卡片上的孔洞就是身份标记。第二十二栏是宗教分类,第一个洞是新教,第二个是天主教,第三个是犹太教。1933年时,纳粹官方仍认定犹太并非种族而是宗教信仰。这样的观点几年后遭到摒弃,但当时他们确实使用这样的普查信息进行分类,并将欧洲犹太人送去集中营处死。

现在随便一部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比德意志国与苏联所有的战时机器加起来还强大。回顾这段历史,不仅令我们更加确信美国情报机构在科技上的主导优势,更让我们担忧这些技术对民主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距离那时的普查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科技也出现了惊人进展,但人类的警觉及法律规范仍远远落后。

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普查计划。宪法规定,美国必须进行人口普查,借此统计各州人口,以决定众议院席次分配。独裁政府(包括统治殖民地的英国君主政体在内)通常使用普查方式评估税收金额与确认征兵数量。美国宪法却聪明地将过去的压迫手段转换成了民主机制。人口普查由参议院负责管辖,自1790年以来每十年进行一次,这大概是官方处理数据所需的时间。美国1890年首开先例,引进计算机(IBM后来将这些计算机原型机卖给了纳粹德国)辅助普查,使得十年的处理时间大大缩短。有了计算机科技的协助,人口普查局处理数据的时间得以减半。

数字科技并不只是简化普查流程,更让此制度显得过时。全民监控如今就像是永无止境的调查,比起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的问卷更加危险。我们拥有的手机、计算机等一切设备,就像是放在背包、口袋里的迷你追踪器,记录着关于你的所有信息,一丝一毫都不遗漏。

待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令我恍然大悟。在那时,我真正了解到这些新科技可能造成的危害。若我们这个世代不介入的话,那未来的情况只会更严重。我不希望看到,当我们终于决定挺身而出时,一切抵抗却是徒劳无功的。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将是一大悲剧。未来的一代可能得面对充满监控的环境,政府的违法监控行为并非偶尔为之、针对特定危险目标,而是持续性、无差别地覆盖着全国民众。这就像是:你说的话逃不过政府的耳朵,你做的事逃不过政府的法眼,而你的记录档案永远留存在政府手里。

一旦政府拥有四处收集情报的能力,加上情报得以永久储存的系统,那他们便能随便找个人或团体加以陷害,反正数据库一定搜寻得到证据(如同我寻找机密档案一样),绝对能替他们安上合适的罪名。

第十七章 云端之家

2001年,我回到美国,名义上是为戴尔工作,但实际上是回到了老东家中情局。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我结束第一天的新工作回到家,赫然才发现新屋设有信箱。虽然它长相非常普通,长方形,就像是在一般联排别墅社区看到的那样,但我还是忍不住微笑。我多年来没装过信箱,也没仔细瞧过新家的信箱。要不是垃圾信件塞爆信箱的话,我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这些信件的信封上标明收信人是“爱德华·斯诺登先生或目前住户”,里面装的是打折券与房地产广告传单。看来有人知道我刚入住。

我想起童年的一段回忆:小时候的我总不断查看信件,试图找出寄给姐姐的信。虽然我非常想拆开这些信,但总是被母亲阻止。

我记得我问母亲有何不可,她回答:“因为这不是写给你的。”她解释道,就算是生日卡片或连环信(chain letter,一种传销骗局的形式),贸然拆开别人的信也不礼貌。事实上,这根本算是犯罪。

我追问到底是犯了什么罪。“非常严重的罪哦,小家伙。”母亲回答,“会被联邦政府抓去关起来的那种。”

我站在停车场前,将信撕成两半,然后把它们全丢进了垃圾桶。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全新的拉夫·劳伦西装,口袋里装着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脸上戴的是博柏利新眼镜。我还换了新发型。这栋位于马里兰州哥伦比亚新城的新房子宽敞无比,是我至今住过的最大的地方,也很适合我。我现在有钱了,至少朋友都这样认为。我快要认不出自己是谁了。

我决定逃避现实,乖乖赚钱,让心爱的人过上好日子,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逃避现实没那么简单。赚钱如此轻松,让我不由得感到心虚。

若把派驻日内瓦的日子算进来,扣除定期回家的时间,我大约离开美国将近四年。如今的美国已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美国。我倒还不至于感觉自己像是外国人,但我经常听不懂别人的对话。别人谈论的电视节目或电影,我听都没听过;别人说到的名人八卦,我根本不感兴趣,也无法回应,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我脑中不断冒出冲突的想法,就像是不断落下的俄罗斯方块,我无法将它们排列整齐、消除掉。我心里可怜这些无辜、贫穷的普罗大众,它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一举一动都遭到政府监控,而负责监视的正是他们心爱的设备。我告诉自己:闭上嘴巴!别小题大做,他们过得很开心,他们不在乎,你自己也不需要介意。快点长大吧,好好工作赚钱养家,这才是人生。

我和琳赛都想过正常的生活。我们已准备好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已准备好厮守终生了。我们的房子有个很棒的后院,那里种着一棵樱桃树,这让我想起在日本愉快的生活:我和她来到多摩川旁的一处景点,我们在满是花瓣的草地上一边翻滚嬉闹,一边观赏樱花落下的景象。

琳赛最近刚取得瑜伽教练执照,而我也开始习惯新职位——一份销售的工作。

我从事大避难所计划时共事过的外部供应商,其中一位转职到了戴尔,他成功说服我,做时薪工作只是浪费时间,我应该从事销售业务才有赚头。只要我能想出更多类似大避难所计划的主意,那发大财指日可待。我可以平步青云、直上高层,他则能抽取大笔佣金,可以说是双赢。我希望自己赶快被说服,如此一来,才能暂时逃避内心的不安,这种感受只会为我带来麻烦。我的官方职称是解决方案顾问。这代表着,我必须解决我的新伙伴——业务经理克里夫(假名)所制造的问题。

克里夫是公司门面,而我是幕后主脑。当我们和中情局技术版税及采购代表坐下来谈判时,他必须不择手段地销售戴尔的设备与专业服务,这意味着他得天花乱坠地吹嘘我们的能耐,给予对方不切实际的承诺,让对方相信这些事情别人都无法做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我的工作则是率领专家团队打造某些技术,既要能帮克里夫圆谎,又要能让客户同意买单,不至于害我们被关进监狱。

唉,还是别想太多好了。

我们的主要项目是协助中情局赶上最新的科技(或至少达到国安局的技术水平),方法是打造出当今最流行的“私有云”。我们的目标是整合中情局处理与储存资料的能力,让资料不论在哪里都能被方便调取。通俗来讲,我们希望打造出一个系统,让阿富汗外派人员也能像中情局总部员工一样工作。中情局经常抱怨数据孤岛的问题,亦即:数据数量过于庞大,散落在全球各地,难以被追踪或调取(事实上,这是所有情报单位技术主管都面对的挑战)。因此,我率领由戴尔内部最聪明的人才组成的团队试图解决此问题,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调取一切信息。

在项目还处于概念阶段时,我们的云端计划名称突然变成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这不是我搞的鬼,我们这群技术人员仅称它为私有云,这完全是克里夫的点子。他向中情局展示项目时表示,他们一定会喜欢我们的小弗兰肯斯坦,“因为它是真正的怪物”。

随着克里夫做出的承诺越来越多,我也变得愈加忙碌,导致我和琳赛只能趁周末时间和亲友相聚。我们尝试为新家装修、添置家具。我们三层楼的房子空空如也,因此什么都得买,换句话说,只要是我们的父母没有大方赠予的东西,我们都得自行添置。看起来我们成熟了,同时也可看出我们的优先级:我们买了碗碟、餐具、桌椅,但至今仍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我不爱用信用卡,担心资料遭到追踪,因此我们买东西全用现金。当我们需要用车时,我从分类广告上买了一辆1998年的讴歌Integra汽车,要价3000美元现金。不论钱好不好赚,我和琳赛都不爱花钱,唯一例外是购买电脑设备或遇上特殊节日。情人节那天,我便买了琳赛一直想要的左轮手枪送给她。

我们的新家距离附近的卖场开车只要20分钟,其中有一家是哥伦比亚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面积将近150万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容纳着200多家商店、拥有14间影厅的AMC电影院、中式餐厅华馆(P.F. Chang’s)与芝乐坊餐馆(Cheesecake Factory)等。当我们开着破烂的Integra行驶在熟悉的路上,我对周遭环境的变化感到有些吃惊,原来我不在的期间,这里的发展如此迅速。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对当地建设投入不少经费。我离开美国已有一阵子,现在回来重新发现了美国富裕的一面,商品种类五花八门,大型商场四处林立,展示间时尚高级,这一切令我有些不安,难以招架。这些商店都有打折活动,每逢假日便高挂国旗,张贴海报展示最新优惠,比如美国总统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日、劳动节、哥伦布日与退伍军人节等。

这天下午,我们来到百思买商场选购家电。我们才选好一台微波炉,就开始比较起果汁机的好坏来,因为琳赛非常注重养生。她拿出手机上网搜寻,试图从这十几台装置里挑选出好评最多的那台,而我则慢慢地朝位于商场遥远的另一端的电脑区移动。

但我中途停下了脚步,因为我在厨具区边缘看到一台全新的冰箱,它就在一个装饰华丽、闪闪发光的展示平台上。这是一台智能型冰箱,标榜具备联网功能。

这让我惊呆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销售人员靠了过来,他以为我想买冰箱。“这很棒吧?”他开始向我介绍功能。冰箱门上有屏幕,屏幕旁边放着触控笔,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若不想动手写字,也可以录音或录像。你也可将它当成一般的电脑使用,因为这台冰箱可以连上Wi-Fi。它的功能包括查看电子邮件或日程表、观看YouTube影片或听音乐等,甚至还可以打电话。我不禁克制住自己输入琳赛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我是用冰箱打给你的哦”的冲动。

销售人员继续说着,冰箱的计算机能追踪内部温度,而透过扫描条形码的方式,还可以知道食品过没过期,甚至还提供营养信息与参考食谱。这台冰箱的价格在9000美元以上。“包含运费哦!”销售人员说道。

我记得,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异常沉默。这和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未来差距太大。我唯一能想到的这台冰箱联网的理由,就是取得使用者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数据以回报给制造商,然后让他们贩卖数据赚钱。我们付钱出卖自己的隐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我的亲友、邻居与广大的民众如此欢迎企业进到家中,让自己在家的一举一动都像上网一样遭到严密监控,那我又何必对政府监控如此不满呢?智慧家庭的变革可能还有五年才会到来,届时亚马逊Echo与Google Home等虚拟助理可望正大光明地入住卧室,这些放在床头柜的装置将近距离记录并传送你的一切活动,牢记你所有的习惯与偏好(包含怪癖),之后再通过广告运算法变现。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数据(或者说允许生活被监控而产生的数据)能让企业赚到大笔钱,却让我们的隐私全面暴露。如果说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实施监控,将人民变成调查目标,那企业监控就是让消费者变成商品,让他们把消费者数据转卖给其他企业、数据中介商或广告从业者。

至于我为中情局创造的私有云系统,如今几乎所有科技大厂(包括戴尔在内)都推出了自己的平民版本。事实上,戴尔曾试图将云端运算注册为商标,但努力四年仍无法办到。我惊讶地发现,民众非常乐意注册这些云端服务,他们很高兴自己的照片、影片、音乐与电子书能通过这套系统备份与调取,却没想过:如此精密、方便的解决方案,为何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提供给他们使用?

云端的概念普遍为全民所接纳,这是我从没看到过的现象。顶着这个词的光环,戴尔成功地把私有云卖给中情局,正如同亚马逊、苹果、谷歌成功把云端服务卖给消费者一样。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克里夫是如何天花乱坠地把中情局代表唬得一愣一愣的。“有了云端,你们全球员工的计算机都能进行安全性更新。”“云端上线运转后,你们想追踪任何人读了什么档案都没问题。”云是如此洁白、松软与平和,高挂天空、与世无争。虽然多云带来暴风雨,但一片云能为你遮挡烈日。云能保护你,这让大家联想到天堂。

在戴尔的眼中(或其他大型云端私人企业,如亚马逊、苹果与谷歌等),云端崛起代表着运算时代的来临。但在概念上,这其实是倒退至大型主机的早期时代:大量使用者全靠一部威力强大的主机运算资料,而这部主机控制在少数精英手中。后来戴尔这类企业研发出价格便宜、操作简单的个人计算机,淘汰了非个人的大型主机,这不过是一个世代前所发生的事。而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陆续出现后,这些设备让大家创造出大量的创意作品,唯一的问题是:这些作品要存储在哪里?

这就是“云端运算”诞生的由来。现在你拥有什么计算机并不重要,因为你真正依赖的众多计算机位于全球各地的巨大数据中心里,这些中心由云端公司所建造。这就像是新的大型主机,由成排的服务器组合而成,所有个人计算机合作打造出一个运算系统。一台服务器或一整个数据中心坏掉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们就像是一大片云里的一小滴水滴。

从一般使用者角度来看,云端只是个存储资料的机制,确保资料不是经由你个人的装置处理或存储,而是交由不同服务器负责,而这些服务器由不同的企业拥有与经营。如此一来,你的资料不再是你独有的,而是由这些公司控制,任由他们使用的。

云端存储服务协议的条文逐年增加,现在随便一个版本都6000字起跳,大约是本书章节平均字数的两倍。当我们选择在线存储资料时,我们其实是放弃了资料的所有权。这些云端公司可以决定为我们保留什么样的资料,同时任意删除他们觉得不妥的内容。除非我们在自己的设备或硬盘留下副本,否则被他们删除的资料就会永远消失不见。如果资料引起争议或违反协议的话,这些公司可以单方面删除我们的账号,让我们无法取用自己的资料,但他们手中却拥有副本,这意味着:他们能在我们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将资料交给执法机关。总归一句话,只有我们拥有自己的资料,才能保护它不受侵犯。没有什么资料是不受保护的,但没有什么资料是属于私人的。

陪伴我长大、滋养我的网络消失了,我的青春岁月也跟着消逝了。上网这个行为过去像是一场美好的冒险,如今却是令人受煎熬的苦难。想在网络上表达自我,得先学会自我保护,如此一来,自由感受递减、趣味尽失。每次沟通都得小心翼翼,每次交易都暗藏危机。

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不断利用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巩固他们自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科技巨擘垄断了美国民众的网络生活,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是谷歌邮箱、脸书社交媒体与亚马逊电商平台,而美国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这一点,除了直接下令要求这些公司交出登录系统权限,私底下更是从未停止过入侵的尝试。我们的个人资料为这些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政府不花一毛钱就能窃取这些资料,这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我心里还有另一种感受,觉得自己漂浮不定,同时又感到毫无隐私。这就像我被拆成好几个部分,散布在全球不同的服务器上,备受侵犯,身不由己。每天早上离家时,我发现自己会对着沿途社区的摄像头点头,我先前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存在。但现在遇到红灯时,我不由自主地会觉得这些路口的监视器正锁定我,想看我是否停下来或是闯红灯。而即使我维持35英里的车速,车牌识别系统还是不会放过我。

美国基本法的存在,令执法单位更难执行工作。这并不是瑕疵,而是民主的真谛。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执法单位理应保护所有国民。当执法单位滥权时,法院应约束并纠正他们的行为,毕竟他们是社会上唯一能够羁押、逮捕民众并使用武力(包括致命武器)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约束是,执法单位不得监控国民在家的活动,也不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但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监控行为则宽松许多,其中当然也包含多数人在街头与人行道的活动。

执法单位在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通常能吓阻犯罪并协助调查案件。但如今随着摄像机安装费用下降,镜头变得无所不在,它们变成预防犯罪的工具,警方用这些设备追踪并未犯罪或根本没有嫌疑的人。更危险的是,脸部与图形辨识等AI技术不断进步,如今具备AI功能的监视器不仅具备录像功能,更能扮演类似机器人警察的角色。这些镜头能主动追踪“可疑”的活动,比如毒品交易(拥抱或握手)或黑帮集结(穿相同颜色或品牌的衣服)。即使当时是2001年,公众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已清楚看到科技的未来发展。

对我来说,政府滥用监控特权,代表的是一个可怕的未来。所有人都遭到完全监控的世界,将变成一个由计算机自动执法的世界。毕竟,若一个AI设备能够追踪民众的违法行径,怎么可能让他逃过法律制裁?即使技术上可行,我们也不可能设定一个纵容犯罪的监控程序。

我开始怀疑,美国当初做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已经扭曲变形,如今变成所有人都得一视同仁地遭到监控的欺压。我不禁想象,未来智慧冰箱将进驻到我的厨房,监控我的行为与习性,并从我直接就口啜饮与不爱洗手的习惯,评估我未来犯下重罪的概率。

这样一个由机器自动执法的世界,任谁都无法忍受。绝对的正义变成不公不义;一点小错都会遭到严惩,法律全面贯彻到底。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许多不成文与成文的法律,其中有些条文早已过时,有些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举例来说,马里兰州刑法第10-501条规定,通奸属于轻罪行为,需支付10美元罚款;而根据北卡罗来纳州法律第14-309.8条规定,玩宾果游戏超过五小时便算犯法。这些法律制定于保守年代,却不知为何从未遭到废除。尽管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但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会任意穿越马路、未做好垃圾分类、在人行道骑自行车,甚至连上陌生人的网络非法下载盗版等。换句话说,一旦法律贯彻到底,所有人都会变成罪犯。

我尝试和琳赛解释这一切。虽然她大致理解我的担忧,但她并未打算脱离科技公司的掌控,更不可能减少使用脸书或照片墙。“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她说道,“等于放弃我的生活乐趣,抛弃朋友。你以前也很爱与朋友联系。”

她说得没错,且她担心我也是有道理的。她觉得我紧张过度,压力太大。我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工作,而是我无法告诉她事实真相。我不能告诉她,国安局前同事能针对她进行监控、偷看她传给我的情诗。我不能告诉她,政府不断收集她与所有人的资料。当任何人逾越边界时,政府便可利用这些把柄威胁他们。

我试图用迂回的方式比喻给她听。我要她想象一下:若她有一天打开电脑时,发现桌面上有个试算表格。

“为什么是试算表?”她说,“我不喜欢。”

我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回应,但我继续说下去:“没人喜欢,但这个是名为‘结束’的试算表。”

“噢,这也太怪了。”

“你不记得做过这个试算表,但你一打开就认得里面的内容,因为里面记载的一切都可能把你毁掉,每一段信息都能毁了你的人生。”

琳赛笑了出来:“我能帮你看看里面的内容吗?”

她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这个试算表里关于你的资料,都能将你一枪毙命。试想一下:里头记录你的大小秘密,一旦公布的话,会毁了你的婚姻、事业,甚至伤害你与亲友的感情,最终害你身无分文、众叛亲离并锒铛入狱。试算表的秘密,可能是你上周在朋友家抽大麻或在大学酒吧吸食可卡因;也可能是你喝醉后与朋友的马子搞起一夜情,而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你们两人后悔莫及、不愿再提起这段往事;或是你年少轻狂时曾经堕胎,你当然不敢让父母与配偶知道;试算表上面也可能记载着,你签署过的请愿书或是参与过的抗议活动。所有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它们就藏在电脑资料里,可能是档案存档、邮件往来或网页浏览记录。如今这些资料全落入美国政府手中。

在我们谈完话过了一段时间后,琳赛跑来找我并说道:“我知道了,我的试算表记载什么秘密足以将我毁掉。”

“什么秘密?”

“我才不要跟你讲。”

我试图让自己放松,但身体却出现奇怪的征兆。我的动作变得异常笨拙,不止一次摔下楼梯或撞到大门。我有时会被自己绊倒,握不住汤匙,无法衡量拿东西的距离。我会不小心把水泼在身上,或是喝水时呛到。我和琳赛讲话讲到一半,会不自主地分心,直到她问我到底有没有在听,仿佛我被冷冻在另一个世界。

记得有一天,我在琳赛上完钢管课后去找她,我觉得头晕晕的,这是我至今感到最不舒服的症状。这吓坏了我与琳赛,特别是我逐渐失去了感官能力。我替这些症状找了很多理由,包括饮食太差、缺乏运动、睡眠不足等。我的借口不胜枚举——盘子太靠近桌边、楼梯太滑等。我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生理还是心理引起的,也无法确定何者比较严重。我决定去看医生,但必须等上好几周。

过了一天左右,时间大约是正午,我待在家试图远程完成工作。我那时正和戴尔安全部门的人员通电话,突然一阵晕眩袭来。我立刻找理由挂断电话,因为我口齿开始不清,连挂上电话的力气都没有,我感觉自己快死了。

对有相同经历的人来说,他们一定能体会死亡逼近的感觉。至于没有类似经验的人,对他们解释再多也只是浪费口舌。这种晕眩来得太突然,其他感受一扫而空,我只能无助地听天由命。我快死了,我瘫坐在Aeron黑色椅子上,失去了意识。

我醒来时仍坐着,桌上的时钟显示快要一点了。我昏迷不到一个小时却极度疲惫,仿佛这辈子从未睡过。

我陷入恐慌,试图打电话求救,但我的手一直在半空中乱抓,怎么都摸不到电话,后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握到话筒并听到拨号音,但我不记得琳赛的电话号码,或者我只记得个别号码但顺序错误。

我设法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手掌紧靠着墙壁。我打开冰箱取出果汁,两手捧着容器大口灌下,不少果汁流到下巴上。之后我倒在地上,脸颊贴在冰冷的地毯上睡去,琳赛就是在这里发现我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癫痫发作。

事实上,母亲也患有此病,有阵子还曾经历癫痫大发作:她口吐白沫,四肢与身体搐动,直到失去意识、全身僵直。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没联想到这个疾病。但母亲数十年来也一直否认患有此病,她将经常跌倒归咎于笨手笨脚、肢体不协调。她一直到35岁以后癫痫大发作时才确诊得了此病,而在服用药物一阵子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她总是告诉我与姐姐,癫痫是不会遗传的。我到今日都不确定,这到底是医生的说法还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她不忍看到我们和她一样受苦。

癫痫无法透过检测得知,唯一临床确诊的方法是发作一两次。我们对该病所知甚少。医学治疗将癫痫看作一种脑部异常放电的现象。医生重视的不是癫痫,而是如何治疗发作。他们通常将此病分成两种:局部与全面发作。前者是由局部大脑组织放电引起,后者则是整个脑部一起放电。基本上,就是神经细胞不正常放电影响到整个脑部,导致你失去行动能力与意识。

癫痫发病的症状极为复杂。依照不正常放电位置的不同,患者会出现不同症状。若是大脑听觉中心出问题,那患者会听到嗡嗡耳鸣声。若是视觉中心出状况,那患者眼睛会一片黑暗或闪过亮光。若是像我一样脑部深层核心区域出现差错,那便会严重眩晕。若能实时察觉警讯,我便能及早应对癫痫发作。在癫痫的领域里,这些警讯被称为先兆(亦即患者本体的感觉),虽然从科学事实的角度来看,先兆其实就是发作本身。

为了治疗这个疾病,我咨询了不少癫痫专家,也做了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成像等检查(感谢戴尔提供保险)。而我的守护天使琳赛全程陪同、载送我往返医院,并上网研究关于癫痫的一切信息。她在谷歌网站频繁搜寻对抗疗法与顺势疗法,以至于她的Gmail信箱塞爆了癫痫药物的广告邮件。

我觉得自己被打倒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事物——国家与网络,如今都遭到政府背叛,而它们同时背叛了我,现在连健康也离我远去。

我的大脑是真的短路了。

第十八章 沙发上的沉思

2011年5月1日深夜,我注意到手机出现一则新闻推送:藏身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的本·拉登遭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突袭击毙。

“9·11”事件促使我毅然从军,之后更进入美国情报机构服务。这个策划“9·11”事件的主谋如今终于死了。当时患有肾病的他遭到近距离开枪,最后倒在多名妻妾的怀里死去,事发地点则是巴基斯坦某军校附近的一处豪宅大院。各大新闻网站争相展示地图,标出阿伯塔巴德的确切位置,同时穿插全美各地民众在街头庆祝的照片,他们兴奋地挥舞拳头、互撞胸部并高声呐喊,有人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即使是“9·11”事发地点纽约市也不例外,这般开心庆祝的场景在过去极为少见。

我关掉手机,实在没有参与其中的心情。千万别误会了,我对于浑蛋本·拉登的死亡当然很开心。但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毕竟整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10年了。自从两架飞机攻击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已过了10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过去10年来,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坐在从母亲公寓运来的沙发上,静静地望向窗外的街景,耳边传来停车场邻居按响喇叭的声音。我无法摆脱自己浪费了过去十年时间的念头。

过去10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阿富汗战争永无止境,伊拉克政权不断更迭,关押恐怖分子的关塔那摩监狱人满为患,美国政府非常规引渡、拷问并发动无人机袭击杀害平民(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而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严格审查一切事物,每日发布恐怖袭击威胁层级(红色代表严重,橙色代表高度警戒,黄色则是威胁升高),而自《美国爱国者法案》实施后,公民自由逐渐遭到侵害,讽刺的是,这是我们过去自称誓死捍卫的权利。这些累加的伤害(掌权者违法乱纪)无比巨大且难以逆转,而我们却还在按喇叭、闪车灯,举国欢腾庆祝。

美国本土发生史上最大恐怖袭击事件,正巧遇上数字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使得美国本土安全备受重视,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实施绝大多数监控计划的官方理由,特别是在这个人心惶惶、投机主义盛行的时刻。但其实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乐于编造借口授权使用武力的政治体制则是最大帮凶。比起恐怖主义,美国政客更害怕示弱、背叛自己的政党,或是惹火捐款给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人对于承揽政府合约、取得中东石油利益充满兴趣)。因恐惧衍生的政治凌驾于恐惧之上,催生出各种反恐作为:无人能敌的美国慌了手脚,行动不受政策规范,公然违反法治精神。在“9·11”事件后,情报单位的指令向来是绝不能再出差错,但这根本是做不到的。过了10年后,我看得更加清楚了。这群政治精英反复以恐惧作为号召,对应的并非任何特定威胁或担忧,而是试图操弄情感、将恐惧化为永久性危险,借此合理化政府长久提高警觉的作为,不容民众质疑其正当性。

在大规模监控计划进行10年之后,证明科技残害自由的能耐更胜于打击恐怖主义。靠着延续这些监控计划与谎言,美国政府能保护的事物很少,什么都赢不了,但损失却极为惨重,最终连我们自己都分不出“9·11”之后敌我的差别。

2011年下半年,我在癫痫反复发作、不断复诊中度过。我拍了X光片,接受检查并服用药物。虽然身体状况稳定不少,但心情却陷入忧郁,精神萎靡不振,注意力涣散。

我不确定,自己该如何与琳赛口中的我的状况共处而不失去工作。身为戴尔最高阶技术人员的我,工作极具弹性:有了手机我到哪里都能工作,当然也可以在家。但开会是个大问题,公司的人总待在弗吉尼亚州,而我住在马里兰州,后者规定癫痫患者禁止开车。若我被抓到违法驾驶,那我会失去驾照。自然也无法参加公司会议,而开会是我的工作唯一无法妥协的要求。

迫于无奈,我最终向戴尔请了短期伤残假,之后整天窝在我母亲的二手沙发上。沙发颜色和我的心情一样蓝,但坐上去极为舒服。长达数周时间,我都赖在沙发上。我在上头睡觉、吃饭、读书,然后再睡去。我意志消沉地瘫在沙发上,任谁都看不下去。

我不记得自己念了什么书,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撑不到一页就合上眼睛,再度陷入坐垫沉睡。我对任何事都无法专心,除了自己的缺点之外。我就这样全身瘫死在沙发上,仅动用一根手指划手机,手机屏幕是房内唯一光源。

我会划手机看新闻,然后小睡一会儿,醒来再划划手机,之后再度睡着。据新闻报道,全球各地出现抗议动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黎巴嫩与叙利亚等。这些地区的抗议人士遭捕入狱,受尽折磨,甚至当街遭到政府特务的枪决。在这些残暴政权当中,有许多是由美国协助扶植起来的。这场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伤亡,使得新闻热度持续增温。我看到民众被逼到无路可走,相形之下我的病痛微不足道(道德上如此),我显然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整个中东地区,电力供应、卫生条件极差。许多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医疗物资。面对如此性命堪忧、生活贫乏的状况,我不禁怀疑自己对政府监控与侵犯隐私的忧虑是否过于夸大,甚至是无病呻吟,但我只需要多留意一下上街抗议民众的诉求(比如在开罗、萨那、贝鲁特、大马士革、阿瓦士与胡齐斯坦等,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与伊朗绿色革命席卷的城市),便可知道自己绝非杞人忧天。

……

在现代生活,我们拥有一项共识,那就是隐私权没有模糊空间、不容侵犯。法律唯一允许的办法是通过搜查令。但这种搜查令无法扩及所有人(像美国政府进行全民监控所声称取得的那种),而仅能基于合理理由针对特定人士或用途发出。

“隐私”这个词有点虚无缥缈,因为难以定义,或者说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所有人对隐私都有不同的诠释。隐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想必都能体会。

我们根本无法忽视隐私的重要性,因为这与公民自由是相互依存的,你放弃自己的隐私,就会牺牲掉别人的隐私。你可能因为怕麻烦而放弃此权利,或者你和多数人想法一样,认为只有做不光明的事才需要隐私保护。但是,声称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隐私,因为没有什么事好隐瞒的这种说法,是假定所有人都不该或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比如他们的移民身份、失业历程、财务状况与健康记录等。你假定,所有人(包括你在内)都乐于与他人分享宗教信念、政党倾向与性生活,就如同有些人随意透露自己的电影、音乐品位与阅读偏好一样。

……

我想帮助他们,但不知该如何做。我受够了无助感。我不想再当个躺在破旧沙发上的废物,整天吃着多力多滋,喝着健怡可乐,冷眼旁观别人受苦受难。

这群中东年轻人的诉求,包括提高薪资、调降物价与改善退休条件等,这些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没有人能够给予他们自治权,唯独他们自己才争取得到。他们也疾呼网络自由的重要性……

自从我在日内瓦接触到Tor匿名通信计划,我便使用它的浏览器并打造自己的Tor服务器,目的是希望在家工作的内容与私人浏览记录不受监控。现在,我重新振作起来,逼自己离开沙发,摇晃地走进办公室开始动工。我架起一个桥接器设备,足以突破网络封锁,之后将它的加密配置传给Tor的主要开发人员。

……

开启阿拉伯之春风潮的人与我年纪相仿。他是一位突尼斯的果菜小贩,为了抗议屡次被骚扰与敲诈,他站在广场中间引火自焚。若他能毅然采取自焚行为,那我当然也能离开沙发,打打键盘,贡献一己之力。

第三部

我难以相信任何人,
只好相信所有人。

第十九章 坑道

想象你进入一条隧道。想象这个景象:当你看着向前延伸的隧道,远方的尽头,墙面似乎缩窄成一个小小光点。隧道尽头的光芒是希望的象征,也是人们常说的在濒死体验中所看到的光。他们说,他们一心要走向那道光,他们受到吸引。可是,话说回来,在隧道里,你能去哪里?你只能穿越隧道。凡事不都是同样的道理吗?

我的隧道是坑道:一座珍珠港时代的巨大地下飞机厂所改造的国安局设施,位于夏威夷瓦胡岛库尼亚菠萝田底下。

这个设施是用强化混凝土建造的,在山丘一侧挖凿出一条一公里长的隧道,通往三个洞穴楼层,作为服务器保险库及办公室。坑道建造之时,山丘覆盖大量沙石、土壤、干掉的菠萝叶和晒到枯萎的草皮作为伪装,曾躲过日本轰炸机。60年后,它像极了一个失落文明的巨大坟冢,或是一名诡异神祇在它的沙盒堆出来的巨大土堆。它的正式名称是库尼亚区域安全作战中心。

2012年初,我到那里去工作,那时仍是戴尔的合约职务,但这次是再度为国安局服务。那年夏天的某一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通过安全检查走进隧道,突然领悟到:眼前就是我的未来。

我不是说那个瞬间我做了什么决定。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绝对不是那样出现的。你在潜意识里做出那些决定,等到完整成形后才会呈现出来——也就是等你终于强大到可以跟自己承认这是你的良知早已为你做出的选择,这是你的信念所指引的道路。那就是我送给自己的29岁生日礼物:意识到我进入一条隧道,把自己的人生缩窄到一项仍然模糊的行动。

夏威夷在历史上向来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美国军方不只将这个岛链作为太平洋中船只与飞机的加油站,还把它作为美国通信的重要交换点,其中就有本土48个州和我之前工作的日本与其他亚洲外站之间交流的情报。

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大降级,职务内容是我睡觉都能做的,无压力、无负担。说好听一点,我是信息分享办事处的唯一员工,我担任SharePoint系统管理员。SharePoint是微软的一项产品,一个又笨又慢的程序,抑或是程序的“购物袋”,目的是内部文件管理:谁可以看到什么,谁可以编辑什么,谁可以收发什么,等等。国安局派我去做夏威夷SharePoint系统管理员,等于派我去做文件管理经理。事实上,我是国安局最重要设施之一的总审阅者。我在每一个新技术职位的习惯是,最初几天都用来将工作自动化,意思是编写脚本语言来做我的工作,好让我腾出时间去做比较有趣的事。

在我继续讲述之前,我想要强调:我主动搜寻国安局的滥权行为,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复制文件,而是阅读文件。我最初的意图只是佐证自己2009年在东京时就产生的怀疑。三年后,我决心找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美国全民监视的系统,如果真的有,它是如何运作的。虽然我不确定如何着手调查,但我至少确定一件事:必须确切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才能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

这当然不是我和琳赛来到夏威夷的理由。我们不是长途旅行到这个乐园,好让我为了原则而放弃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此是为了重新开始,再一次重新开始。

医师跟我说,夏威夷的气候与较为悠闲的生活方式或许对我的癫痫有帮助,因为缺乏睡眠是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这项调职消除了主要难题:从坑道只要骑自行车便可到达库尼亚的一些社区,那里是这座岛屿干燥、红色的内陆宁静核心。这段20分钟的上班车程令人心旷神怡。在耀眼阳光下穿越甘蔗田,湛蓝的远方耸立着沉静的高山,过去几个月的忧郁心情像晨雾般消散。

琳赛和我在怀帕胡伊琉街的皇家库尼亚找到一栋像样的平房,摆放我们由马里兰州哥伦比亚新城带来的家具,由戴尔支付搬家费用。不过,家具其实没怎么用到,因为阳光和热气常常让我们一走进门,就脱光衣服,裸体躺在工作过度的空调前的地毯上。后来,琳赛把车库改造成健身房,放着她从哥伦比亚新城带过来的瑜伽垫和钢管。我架设了一部新的Tor服务器。没多久,全球各地的通信便经由我们家娱乐中心的笔记本电脑连上了网络,将我自己的网络活动隐藏在嘈杂声中。

我满29岁的那个夏天夜晚,琳赛终于说服我跟她一起出门去参加一个夏威夷晚宴。她要求我去参加已经有一阵子了,因为她的一些钢管舞朋友有跳草裙舞的,可是我一直抗拒。那看起来是一场廉价的观光活动,而且感觉有些不尊重人。夏威夷有着古老的文化,但也有着活泼的传统,我很不愿意打扰别人的神圣仪式。

不过,最后我还是屈服了。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宴会本身——虽然火舞值得一看——而是海边一个圆形小剧场上一位引起众人围观的耆老。他是夏威夷本地人,一名博学之士,有着柔和、带浓重鼻音的岛屿嗓音,他正向一群围坐在火边的人讲述这个岛屿原住民的起源故事。

最令我心动的故事是12座神圣岛屿。传说中,太平洋上有12座美丽纯净的岛屿,上面有淡水,因此必须保持神秘,以免遭到人类破坏。其中三座尤其受到尊敬:Kane-huna-moku、Kahiki和Pali-uli。住在这些岛上的神决定将岛屿隐藏起来,因为这些神认为人们只要看到这些土地一眼就必然会疯狂爱上这里。这些神考虑了各种把岛屿藏起来的不高明手段,例如把它们染成大海的颜色,或者把岛屿沉到海底。最后这些神决定,让岛屿飘浮在空中。

岛屿浮到空中后,便由一个地方被吹到另一个地方,不断移动。特别是在日出及日落时分,你或许以为在地平线看到其中一座,可是当你指给别人看的时候,它可能突然又飘走了,或是变化成了其他形状,比如,一座浮石筏子,火山爆发时喷出的一大块岩石,或是一朵云彩。

我在进行搜查时,不断思索这则传说。我想要揭发的真相正堪比这些岛屿:奇特的保存物,一堆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统治者相信必须要保持秘密,不让人类知道。我想要知道国安局究竟有多大监视能力;他们是否及如何超越该机构的实际监视活动;谁准许他们这么做的;谁知道他们在这么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包括技术方面与组织方面。

我以为自己看到其中一座“岛屿”之时——一些我不知道的大写字母代码名称,一份报告结尾的附注所提到的某项计划——我便会搜寻其他文件是否也有提到,却一无所获。仿佛我在搜寻的那项计划早已飘走,消失不见。等数日或数周后,它又以不同名称出现在不同部门的文件中。

有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可识别名称的程序,但又缺少一个对其用途的解释。有时候,我只是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解释,却看不出它描述的是一个执行中的项目,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我不断地遇到文件隔间里有隔间,警告里套着警告,套件包含着套件,程序中又有程序。这就是国安局的本质——通过设计,左手几乎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我正在做的事,令我想起一部关于绘制地图的纪录片中提到的在没有成像工具与全球卫星定位之前的时代绘制航海图的方法。船长写日志,并标记他们的坐标,在陆地上的地图制作者再设法加以解读。经由这种资料的逐步累积,过了数百年,太平洋的全貌才被世人知道,所有岛屿才被全部发现。

可是,我没有数百年或数百艘船。我独自一人,面对一片蓝色汪洋,试图找出这一小块陆地——这个资料点与其他资料总的关系。

第二十章 心跳

2009年在日本时,我参加了那场决定性会议,临时替人上台做简报。我想那时我结交了一些朋友,尤其是在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JCITA)及其母机构国防情报局(DIA)。之后的三年里,JCITA大约六次邀请我去DIA举办座谈会和讲座。基本上,我都是在传授美国情报机构如何防止黑客入侵,以及分析他们的入侵,再利用取得的信息去反黑他们的方法。

和做学生相比,我当然更喜欢教课,在我理想幻灭的初期、驻日即将结束时以及在戴尔的时期,我都觉得如果这辈子要继续情报工作,最不会跟我的原则妥协且最能挑战我的心志的工作必然是教课。在JCITA授课是保持这种机会的一个方法。这也是让我保持不断更新的方法,毕竟你在教课的时候,不能让学生超越你,尤其是在技术上。

因此我养成了阅读国安局布告栏的习惯。这些数字布告栏类似新闻博客,只不过这里的新闻是机密情报行动。每个主要的国安局网站都有这类布告栏,本地员工每日更新他们觉得当日最有趣及最重要的文件——员工必须阅读才能跟得上形势。

为了为JCITA授课做准备,同时坦白说,也是因为在夏威夷很无聊,我养成了每天看一些布告栏的习惯:夏威夷我目前工作地方的布告栏,东京先前工作地方的布告栏,以及米德堡的一些布告栏。这个低压力的新职位让我有很多时间看我想看的东西。我的好奇心或许在我职业生涯的前一个阶段引起了一些问题,可现在我只是信息分享办事处的员工,我自己就是信息分享办事处,因此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信息。同时,坑道大部分同事的休息时间都在看福克斯新闻。

为了将我想阅读的布告栏文件组织起来,我整理出一份个人的布告栏精选清单。档案开始快速堆积,直到管理数字储存容量配额的女士向我抱怨档案太大了。我明白我的个人布告栏开始变得不像是每日文摘,而像是敏感信息档案了,重要性远超过当天的即时性。我不想删除或停止新增文件,这实在太浪费了,我决定跟别人分享。这是我为自己所做之事所能想到的最佳理由,尤其是因为这能让我可以更加正当地通过各种来源收集资料。因此,得到长官准许后,我设计了一个自动布告栏——不需要任何人在上面发文,它就会自行编辑。

和大避难所计划一样,我的自动布告栏平台是用来不断扫描新的、奇特的文件的。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为全面,除了国安局网络NSAnet之外,还窥探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以及国防部最高机密内部网络联合全球情报通信系统(JWICS)。我的想法是,布告栏所收集的文件将供每一位国安局官员阅览,只要比对他们的数字识别证(称为PKI证)与文件分类,便可根据他们的安全检查、兴趣和办公室量身打造个人布告栏。最主要的,它将是布告栏的布告栏,定制化的动态消息聚合器,为每位官员提供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最新信息,他们必须阅读才能跟上形势的所有文件。这个布告栏在我一人管理的服务器上运行,而服务器就设在大厅的另一边。这部服务器亦存储它所收集的每一份文件的复本,方便我进行大多数机构主管只能梦想进行的跨机构深度搜寻。

我把这个系统称为心跳,因为它可以为国安局和整个情报机构把脉。流入的信息量非常可观,它会下载各个专业的内部网站的文件,从最新的加密研究计划进展,到国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不一而足。我小心地让它用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去获取资料,以免霸占联结夏威夷及米德堡的海底光纤电缆,即使如此,它下载的文件仍然多于任何人工可以处理的数量,因此立即成为NSAnet最全面的布告栏。

在运作初期,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几乎让心跳永远停止。一名远方的管理员,显然是整个情报机构唯一一个愿意费事去看自己的存取日志的人,他想要知道为何夏威夷有一个系统复制了他的数据库的每一份记录。为求谨慎,他立即阻拦我,有效地把我封锁在外,并要求我做出解释。我告诉他我所做的事,并向他展示如何使用这个内部网站,让他可以自己阅读心跳。他的回应令我联想到情报界科技面的异常特性:在我让他进入之后,他的忧虑立刻变成好奇。他或许会怀疑一个人,但从未怀疑过一部机器。他现在可以看到,心跳只是在做它该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完美。他重新允许我访问他的数据库,并主动提议要帮我把有关心跳的信息转给他的同事。

我后来揭露给新闻记者的所有文件,几乎都是我通过心跳取得的。它让我知道了情报机构集体监视系统的目标以及能力。这件事是我要强调的:在2012年年中,我只是想要了解集体监视系统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后来报道这件揭秘案的每一位记者都关切监视的对象。例如,监视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盟国的元首。换句话说,他们比较在意监视报告的主题,而不是产生监视报告的系统。当然,我尊重这种兴趣,因为我也有,可是我自己的好奇心主要还是在其技术层面。阅读一个文件或浏览简报的投影片,以查明一项计划打算做什么固然不错,但更棒的是,你可以了解一项计划的机制,更有趣的是,你可以了解它遭到滥用的可能性。

我要说的是,我对简报内容其实不是那么关心。例如,在我揭露的档案中,最著名的是一份2011年简报档中的一堆投影片,用六个“无不”来描述国安局新的监视立场:“无所不嗅,无所不知,无所不收集,无所不处理,无所不利用,无所不合伙。”这不过是公关讲法,营销术语。它的目的是要让美国盟国留下印象,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美国分享情报的主要国家(加上美国,即为五眼联盟)。“无所不嗅”表示寻找资料来源,“无所不知”表示查出有哪些资料,“无所不收集”表示获取哪些资料,“无所不处理”表示分析资料以找出可用的资料,“无所不利用”表示利用那些情报以推动国安局的目的,“无所不合伙”表示与盟国分享新的资料来源。这六个“无不”容易记住、容易推销,并且准确表达出国安局的野心规模以及跟外国政府共谋的程度,却无法让我了解这项野心究竟是如何在技术层面落实的。

让我了解更多的是我从FISA(外国情报监控法)法院找到的一份命令,这份命令要求一家民间企业将客户的私人信息交给联邦政府。这类命令通常是根据公共立法授权而在全国发出的,而且,命令内文,甚至发出命令,都应该被列为最高机密。根据《爱国者法案》215条款,亦即企业记录条款,政府有权向外国情报监控法院发出命令,强制第三方提供与外国情报或反恐调查“相关的任何实体东西”。可是我所找到的这份法院命令明白表示,国安局秘密地将这项授权诠释为一份许可,可收集所有企业记录、元数据,经由威瑞森(Verizon)、AT&T等美国电信公司的电话通信,并且是“在经常性的日常基础上”。当然,这也包括美国公民之间的电话通信记录,此举显然是违宪的。

此外,《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702条款准许情报机构锁定任何美国境外可能传播外国情报的外国人,这个广泛项目的潜在对象包括新闻记者、公司员工、学术界人员、救援人员以及无数其他没有做错事的无辜者。国安局把这项法案拿来作为其两项最著名网络监视计划的依据:棱镜计划(PRISM)和上游收集计划(Upstream Collection)。

棱镜计划使国安局可以定期让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YouTube、Skype、AOL及苹果收集资料,包括电子邮件、照片、视频聊天、网络浏览记录、搜索引擎搜寻记录,以及所有存储在他们云端的其他数据,将这些公司变成了知情的共犯。不过,上游收集计划更具侵入性。它可以固定从民营的网络基础设施上——比如全球网络流量的转换器与路由器——经由太空卫星和高容量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抓取资料。这项收集由国安局特别资源行动小组负责,他们打造秘密监听设备,植入全球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企业设施内部。总的来说,通过棱镜计划(由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强制收集)和上游收集计划(由网络基础设施直接收集),来确保全球信息都可受到监视,包括存储的与传输的信息。

我的调查的下个阶段是要查出这种收集是如何实现的,换句话说,是要查清哪些工具在支持这项计划,以及他们是如何从拖网式收集的大量通信信息中挑选值得进一步检查的信息的。困难之处在于,任何简报都没有提到这种信息,不论机密程度如何,都只有工程图解和示意图。这些才是我想找的最重要的资料。不同于“五眼”简报的空谈,它们可明确证明我所看到的监视能力不只是一个对咖啡因摄取过量的项目经理的幻想而已。身为一个不断被要求加快速度与提高产能的系统工程师,我十分清楚这些机构有时会在实际研发出技术之前就抢先公布,有时是因为一个克里夫那样的推销人员做出了过多的承诺,有时则是出于纯粹的野心。

可是,上游收集的技术确实存在。我后来明白,这些工具是国安局集体监视系统中最具侵入性的环节,因为它们最贴近用户,亦即最贴近被监控的对象。想象一下,你坐在计算机前,想浏览一个网站,你打开一个浏览器,输入一个网址,然后敲回车键。网址其实是一项请求,这项请求会去找它的目的服务器。在旅程途中,你的请求抵达服务器之前,便会经过乱流(Turbulence),国安局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明确来说,你的请求会经过好几个堆栈起来的黑色服务器,加起来大约是四层书柜的体积。它们被装置在遍及所有盟国以及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事基地内的大型秘密通信建筑物里的特别房间里,其中包含两项重要的工具。第一个是混乱,负责被动式收集,亦即复制进来的数据。第二个是涡轮,负责主动式收集,亦即主动监控使用者。

你可以把混乱想象成站在网络流量必须通过的隐形防火墙前的警卫。看到你的请求后,它会检查自己的元数据,寻找被标示为值得提高注意的选择器或者标准。这些选择器可能是国安局选择或怀疑的任何对象:一个特定的电子邮箱,信用卡或电话号码;你的网络活动的来源地或目的地;或者只是一些关键字,例如匿名网络代理或抗议。

假如混乱觉得你的流量可疑,就会通知涡轮,后者便会将你的请求转到国安局的服务器。在那里,算法会决定要用该机构的哪个恶意程序来监控你。这个选择会依据你浏览的网站种类和你的计算机软件与网络联结。选定的恶意程序回传到涡轮(经由QUANTUM套装软件的程序,如果你好奇的话),再由后者注入流量频道,连同你请求的网站一同传送给你。最终结果是:你得到你想要的内容,连同你不想要的监视,而这一切发生在不到686毫秒的时间内。你完全不知情。

等恶意程序进入你的计算机,国安局不但可以读取你的元数据,还有你的个人资料。你的整个数字人生现在都属于他们了。

第二十一章 吹哨

如果有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局职员,不曾使用过我管理的SharePoint软件,却知道关于SharePoint的某件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日程表这个软件的关系。它和普通的非政府群组日程表差不多,只不过价格更贵,为夏威夷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员工提供最基础的“我必须在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开会”行程安排界面。你可以想象,能管理这个软件让我有多兴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尝试让它变得更有趣,让这份日程表随时通知所有的假日,真的就是所有假日,不只是美国假日,还有犹太新年、开斋节、宰牲节、排灯节等。

我最喜欢的是9月17日,正式名称为宪法日及公民日,纪念的是1787年的这一天,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正式批准并签署了宪法。说起来,宪法日并不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只是个纪念日,这意味着美国国会认为,我们的建国文件以及全世界最古老、还在持续使用的国家宪法,没有重要到可以给人民放一天带薪假的程度。

美国情报机构一直以来都不太喜欢宪法日,在这一天他们会做的事情就只是发送一封无聊的电子邮件,由办公室新闻部的人撰写,由某某主管签署;然后在员工餐厅里没人会注意到的角落,架设一张简陋的小桌子,上面放着印刷、装订好的宪法。这是由那些善良又慷慨的煽动者捐赠给政府的,可能是来自卡托研究所或美国传统基金会。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根本就没兴趣自掏腰包,从数十亿资金中拿出一点点来,通过这些用订书机订起来的纸张宣传一下公民自由。

我怀疑员工们到底有没有接收到信息,或许根本没有。我在美国情报机构内度过了七个宪法日。除了我之外,应该没有人真的从那张桌子上把宪法拿起来看过。因为我喜欢讽刺,也喜欢免费的东西,我总会拿走几份,一份我自己看,剩下的送到我朋友们的办公桌上。我让自己那份宪法靠着桌上的魔方立起来,然后在吃午餐时阅读它,小心地不要让“我们人民”被员工餐厅里卖的难吃的小学比萨的油给滴到。

我喜欢读宪法,有一部分原因是它的想法很好,有一部分则是它的内容写得很好,但真正的原因,则是它会把我的同事们吓死。在我们办公室,所有打印出来的文件,使用完毕都必须丢到碎纸机里,如果有文件放在桌上,任何人看到都会感到很奇怪。他们会漫步过来问我:“你桌上的是什么?”

“宪法。”

他们会做出一个扭曲的表情,然后慢慢后退。

在2012年的宪法日,我认真地读了宪法。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认真读完全部了,庆幸的是,序言我还记得很熟。现在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了,从正文到修正案。我很惊讶地发现,权利法案(也就是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当中有整整一半,都是刻意要使政府执法更加困难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条修正案,都是刻意、小心翼翼地设计成让政府在行使权力和进行监控时,变得更加没效率,产生更多障碍。

尤其是第四条修正案,它保护人民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政府的监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执法人员想要深入窥探你的生活,就必须先向法官提出合理根据,并宣誓保证。这表示他们必须向法官解释,他们是依据什么理由认为你犯下某项明确的罪行,或是某个明确罪行的确切证据可能会出现在你的财产当中。接着,他们必须发誓以上说的理由都是实话。除非法官同意发出搜查令,否则他们就不能进行搜查。即使有了搜查令,也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执行。

宪法是在十八世纪撰写出来的,当时的计算工具就只有算盘、齿轮计算器、织布机而已,且越洋信息往来必须要花上数周或数个月。很明显,我们计算机中的档案,无论内容是什么,都属于宪法中的文件。我们确实是像使用文件一样来使用它们,尤其是文字处理文件和试算表、我们的信息和搜索记录。同时,资料就是我们的财产,是一个概称,用来表示我们在网络上拥有、生产、销售、购买的所有东西。这通常包括元数据,我们在网络上拥有、生产、销售、购买的所有东西的记录——我们私生活的完美明细。

从当年的宪法日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云端、计算机、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家,如同实际的房子那样隐秘、私人化。如果你不认同这句话,那么请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愿意让你的同事一个人待在你家一个小时,还是愿意让他看你已经解锁的手机,就算只是十分钟而已?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计划,尤其是它的国内监视计划,完全藐视了第四条修正案。该机构的说法一般是,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不适用于现今社会。他们既不把你的资料当成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资产,也不把他们收集资料的行为当作搜查或扣押。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你已经将手机里的记录“分享”给了“第三方”——你的电信商,因此你已经失去了宪法保障的隐私权。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在分析师主动调查已经自动收集来的资料时,才算是搜查或扣押,而算法并不算。

如果宪法的监督机制有适当运作,针对第四条修正案的这种极端解释——使用现代科技就等于放弃你的隐私权,一定会被国会和法庭拒绝的。美国开国元勋是一群很擅长政治的人,尤其了解合法范围内的小手段以及总统想拥有君主权力所造成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他们设计了一套系统,宪法中的前三个正文让美国政府由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组成,三者应该互相制衡。然而,在数字时代保护美国人民隐私的问题上,这三个部门都失效了,让整个系统停摆并失控了。

立法部门,也就是国会两院,很乐意放弃他们的监督角色——美国情报机构的政府及承包商员工越来越多,然而能得知美国情报机构的能力范围和行动内容的国会议员却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委员会成员能够在密室会谈中得知。而且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能知道美国情报机构的部分行动,而不是全部。偶尔召开的公开的美国情报机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立场也非常明确——该机构不合作,不会诚实公开。最糟糕的是,通过保密法规,他们还会强迫美国联邦立法机构配合他们的欺瞒。举例来说,2013年初,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对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没有收集美国市民的通信记录。“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有从数百万或数亿名美国人身上收集任何形式的资料?”面对这个问题,克拉珀回答:“没有,先生。”并补充说道:“可能在某些案例中曾不经意间收集到,但不是刻意的。”这真是一句刻意而又赤裸裸的谎言。当然,不只是对国会来说,对美国人民来说也是一样。听克拉珀做出这番誓言的国会议员当中,有少数人知道他说的并不是实话,但他们却拒绝指责他,或许是觉得在法律上没有权力去指责他。

司法部门的失败更令人失望。监督美国情报监视事务的外国情报监控法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会谈秘密进行,且只听命于政府。它仅仅是为了发放收集国外个人情报的搜查令而设立的,所以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宽容,国安局提出的要求,它几乎99%都会同意。这样的数字不禁让人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橡皮图章,而不是谨慎的司法程序。“9·11”事件过后,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权力从核准国外特定个人的监视,扩张到决定广泛程序化监视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它以前的工作是核准监视外国恐怖分子一号或外国间谍二号,现在却可以让棱镜计划和上游收集计划的整体架构建设合法化。依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说法,关于那个架构的司法审查已经缩小成一个秘密法庭,正在筹划一个秘密计划,秘密地重新诠释联邦法律。

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间团体想要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为,召开联邦法庭会议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政府不会为自己辩解,说那些监视行为是合法或合宪的,而是宣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它的委托人完全没有出庭的权利,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无法证明这个委托人实际上真的被监视。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能借由诉讼来寻找受到监视的证据,因为证据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国家机密,且泄露给记者的不算。换句话说,法庭不承认因为曾经在媒体上公开而众所周知的信息,只承认经政府官方证实而众所周知的信息。援引保密法规,导致无论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是任何人,都没有法律资格能在公开的法庭上发起挑战。让我觉得厌恶的是,2013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结果接受政府的判决理由,驳回一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全民监视发起的诉讼,甚至不去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局行为的合法性。

最后就是行政部门了,他们是导致这个宪法漏洞的元凶。在“9·11”事件之后,总统办公室通过司法部秘密下令,准许进行全民监视。在那之后,行政越权的情况持续发生,两党都试图单方面行动,并发布巧妙地规避法律的政策指令——不会被挑战的政策指令,因为保密法规确保它们不会被大众知道。

只有三个部门独立运作时,宪法系统才能完整地运作。这三个部门不只是失败,而是刻意失败并且还合作起来,结果产生了不被惩罚的文化。我这才发现,我以为最高法院或国会或想要和小布什政府有所区别的奥巴马总统,会让美国情报机构为任何事情负责,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是时候面对现实了,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自己高于法律,而这套规则遭到如此破坏,证明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比起创造出这套系统规则的人,美国情报体系更加了解这套规则,他们利用这些知识来获得好处。

他们钻了宪法的漏洞。

美国的诞生始于叛变。《独立宣言》完全违犯英国法律,却是开国元勋称之为自然法则的完整体现,其中包括反抗当权者,以及在你的良心之下进行有原则的叛变的权利。第一批行使这种权利的美国人,也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吹哨者,在一年后也就是1777年出现了。

这些人和我家族里的许多人一样,都是水手,他们是大陆海军的军官,为了保卫新家园而出海。在独立战争时期,他们在美国海军华伦号(USS Warren)上服役。这是一艘32门炮的巡防舰,指挥官是准将伊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大陆海军总司令。霍普金斯是一个懒惰又难对付的领导人,他拒绝加入战斗。他底下的军官声称看到过他殴打英国战俘,并且不给他们饭吃。华伦号上的十位军官摸着自己的良心,不顾自己的军旅生命,写信给海洋委员会,向上级举报这一切。

尊敬的绅士:

我们在华伦号上服役,热切地期望报效国家。我们仍然对美国的福祉感到焦虑,现在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她的和平与繁荣。为了国家的福祉,我们已准备好做出重大的牺牲,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牺牲生命。我们渴望积极主动地守护宪法保障的自由与权利,阻止不公正又残酷的暴政和压迫。然而照现在这艘巡防舰上的情况看来,我们在目前的岗位上无法发挥效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阵子了。我们已经非常了解指挥官——准将霍普金斯的真实个性和做法,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诚挚及谦卑地向海洋委员会提出申诉,希望能调查他的个性和做法,我们认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有罪,不胜任目前的公职,关于他的罪行,我们联署者可以充分提出证明。

海洋委员会收到这封信后,开始调查准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的第一反应是开除军官和船员,并在盛怒之下对海军军校生塞缪尔·肖恩(Samuel Shaw)及海军中尉理查德·马文(Richard Marven)提起诽谤罪的诉讼,因为这两位军官承认撰写了这份申诉书。诉讼在罗得岛法庭进行,当地最后一任殖民总督是史蒂芬·霍普金斯(Stephen Hopkins),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也是那位准将的兄弟。

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是由总督霍普金斯指派的,但是在审判开始进行前,肖恩和马文就被同为海军军官的约翰·格兰尼斯(John Grannis)拯救了,他越级直接将这个案件呈交给大陆会议。大陆会议警觉到竟然有这样的先例,军人抱怨有人玩忽职守,却被控告诽谤,因此介入。1778年7月30日,大陆会议将准将霍普金斯革职,并命令财政部支付肖恩和马文的诉讼费,且一致同意制定美国第一条举报人保护法。这条法律宣布:“若有任何军官或军人做出任何失职、造假或不法行为,每一个美国人以及所有居民,都有义务于第一时间向国会或其他适当机关提供信息。”

这条法律给了我希望——直到现在依旧如此。即使是在独立战争最黑暗的时期,国家本身的存在都危在旦夕时,国会都不只欢迎大家做出有原则的异议行动,还将它定为一种义务。2012年下半年,我下定决心,认为自己应该履行这项义务,但是我知道,我要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机来进行我的揭露,一个更加舒适,却也更加讽刺的时间点。美国情报机构中没有多少上级长官会愿意像那些为了美国的原则牺牲自己生命的军人一样,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以我来说,我不考虑向指挥链报告,美国情报机构喜欢称它为适当的管道,就像那10个华伦号上的船员一样。我的上级长官可不只是注意到这个机构正在做什么,他还积极地进行指挥——他们是共犯。

像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机构,已经是结构性的失职了,已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只是某种特别的做法。适当的管道只会变成陷阱而已,用来抓捕异端分子和对他们不利的人。我在沃伦顿已经体验过一次这种指挥链的失职了,在日内瓦又体验了一次。我在进行例行工作时,在一个重要的程序中发现了一个安全性漏洞。我将这个漏洞报告上去,却没有任何处置,我再度进行报告。主管对我的行为很不高兴,因为他的主管也不高兴。指挥链是环环相扣的,下面的人只能被上面的人牵着走。

我出身于海岸警卫队世家,我一直对“到底有多少已被披露的英语单词能代表‘海洋暗流’”这一话题着迷。即使是在美国海军华伦号之前,组织机构和船一样,也会发生漏水。当蒸汽取代了风作为动力,哨子也被用作吸引注意力和紧急时刻的信号,一声是代表靠左舷通过,两声是代表靠右舷通过,五声则是警告。

然而,在欧洲语言当中,同样的词通常随着历史背景的不同有着不同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含义。在20世纪时,法文大多使用dénonciateur(告发者)这个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被用来指称替德国工作的告发者(denouncer)、情报提供者(informant),因此改为使用lanceur d’alerte(发出警报的人)。德文则一直纠结于其文化中曾出现纳粹和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从原本的Denunziant(告密)和Informant(情报提供者)进化到不够令人满意的Hinweisgeber(给予提示的人)、Enthueller(揭发者)、Skandalaufdecker(揭露丑闻的人),甚至是明显政治化的ethische Dissidenten(有道德的异议者)。然而德国人在网络上不常使用这些词汇,说到网络方面的揭露,他们就直接使用Whistleblower(吹哨者)和动词leaken(泄露)。像俄罗斯,他们的语言会采用含有贬义的snitch(告密)和traitor(背叛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自由媒体,才能使用带有更多正面意义的词,或创造出不将揭发形容成背叛,而是形容成光荣义务的全新词汇。

到头来,每一种语言,包含英文在内,都借由如何定义揭发这个字,来显现它们的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即使是起源自海上的英文词汇,看似中立无害,但从认为自己被诬陷的机构的角度来看,这项举动也会被丑化成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为。当一个机构谴责泄密,就是在暗指泄密者伤害或破坏了什么。

现在,泄密和吹哨这两个词通常被认为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是我认为泄密这个词的一般用途是错的。它应该被用在泄密者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追求机构目的、政治目的而揭露时。说得更精确一点,我认为泄密应该是近于植入或是宣传播种,选择泄露一些受到保护的信息,目的是操弄大众意见,或影响决策过程。很少有不具名或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泄密给记者,不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办公室、自己政党的利益。

2013年发生的事件也许是最明目张胆地显示出这种动机的例证。美国情报机构可能是希望提高恐怖主义的威胁,借以降低对全民监视的批评,于是向几个新闻网站泄露了“基地”组织首领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和他的全球分部进行电话会议时的非常详细的内容。据称在这次被称为死亡电话会议的会议当中,扎瓦赫里与“基地”组织也门分部首领纳赛尔·乌哈希(Nasser al-Wuhayshi)、塔利班及博科圣地代表人讨论了组织合作事宜。美国情报机构故意暴露他们有能力监听这次电话会议(假设我们相信这个揭秘,它的内容是关于电话会议的描述,而不是录音),就是无可挽回地破坏了一个得知最高等级恐怖分子领袖的计划和意图的绝佳手段,目的只是为了在新闻声量中获得短暂的政治优势。没有人会因为这一花招而被起诉,但这一定是不合法的,还让美国失去了持续窃听“基地”组织电话的能力。

美国的政治阶层一再地证明,他们愿意接受,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造泄密。美国情报机构时常宣布他们的“成功”,却不管他们的保密问题,也不管结果会如何。我近期的印象中,最明显的就是有关美国出生的极端主义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ulaqi)在也门遭到法外处决的泄密了。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宣传他们对奥拉基进行的无人机攻击,这样就是默认了中情局的无人机计划,以及他们的处置矩阵,也就是暗杀名单的存在,这两者都应该是最高机密。此外,政府还间接证实了他们不只会进行暗杀活动,还会暗杀美国公民。这些泄密,再加上媒体宣传的配合,惊人地证实了美国对待机密时会视情况而改变做法——为了让政府可以持续做出有罪不罚的行为,一定要保持秘密,但如果政府想要抢功劳,随时都可以打破秘密。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完全理解美国政府和泄密的关系。如果有意料之外的好处,他们就会原谅未经许可的泄密,并且在经过许可的泄密造成伤害时选择遗忘。然而同样都是造成伤害,而且是未经许可的泄密,它们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但是政府却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是什么因素造成有的揭露可以被允许,有的却不行?

答案就是权力和控制。如果这次揭露不会威胁到一个机构的基础权力,就有可能被接受。如果一个机构里面的不同部门,从收发室到管理办公室,都有相同的权力可以讨论内部事务,那么管理阶层就是放弃了信息管理的权力,整个组织的运作就会产生危机了。争取发言的平等权,独立于组织的管理或决策阶级之外,就是吹哨这个名词的适当意义——这种行为尤其会对美国情报机构产生威胁,它是在法律允许的神秘面纱下以严格区隔的方式来运作的。

依照我的定义,吹哨者是一个人有过艰苦的经历之后,认为在机构内的生活已经不符合外界广大社会的原则以及对这个社会的忠诚了,而这个机构应该对社会负责。这个人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待在这个机构了,也知道这个机构不能或不会被废除。然而,重组这个机构却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吹响哨子,揭露信息,让机构承受来自大众的压力。

针对我的情况,这是一个适当的叙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加条件:所有我刻意揭露的信息都是最高机密。要揭发一个秘密计划,就必须揭发更大的机密系统。揭发它,不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宣称自己是国家的绝对权力,而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滥用这种有限的特权来颠覆民主监督。如果不揭发这个机密系统,就不可能恢复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均衡。这种希望能恢复的动机就是吹哨的基础——揭露不是因为对政府有异议或是反对,才做出的激进举动,而是为了掉头而做出的普通举动——让船掉头回港,在这里它会被拆解,整修,补起漏水的地方,才能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全面揭露关于全民监视的全部设备——不是由我来,而是由媒体来,媒体受到权利法案保护,是美国政府实际上的第四权,对这种规模的犯罪,这是唯一合适的反应。毕竟光是揭露一个特定或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是不够的,他们可以停止(或假装停止)这些行为,但却原封不动地保留其他不为人知的设备。我打算揭发一个全面的事实——美国政府研发并运用了一套全球全民监视系统,但是却没有让美国公民知情或同意。

吹哨者可能来自机构内的任何阶级。但是数字科技让我们史上第一次来到了这样的时代,最有效的吹哨者都来自底层,最没有诱因要维持现状的人。在美国情报机构,就像所有依赖计算机的大型分散管理机构一样,层级较低的人之中有许多擅长使用科技的人,就像我一样,他们对于重要基础设备的存取权限与他们能影响机构决策的权力不成比例。换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想知道的和能够知道的事情之间,以及我们能改变组织文化的微小力量和对整体文化表达担忧的强大力量之间,都有着很大的不平衡。虽然像这样的技术特权一定会被拿来滥用——毕竟大多数系统阶级的技术人员可以读取任何事物,那种特权的最高运用就是在科技方面。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如果要让大家理解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想要举报系统性地滥用科技的技术人员不能只把他们的发现公之于世,还有义务做出浅显易懂的说明。

全世界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少数几十个人就在这里,和我一起坐在坑道里。和我一样的技术人员每天都来这里上班报到,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前进行国家的工作。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职权滥用,只是没有兴趣,缺乏这样的好奇心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邪恶,而是可悲。无论他们来到美国情报机构是出于爱国主义还是机会主义,都不重要,一旦他们进入了机器,就会成为机器。

第二十二章 第四权

没有任何事比必须守住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更加辛苦的了。向陌生人撒谎来掩饰卧底身份,或是隐藏自己的办公室是在全世界最机密的菠萝田下,听起来或许符合上述情况,但至少你是团队的一部分。虽然这份工作可能是一个秘密,但至少是共同的秘密,也是共同的负担。虽然悲惨,但也令人觉得好笑。

然而当你有真正的秘密,却无法与他人分享时,这样的强颜欢笑也自然成为谎言。我可以说出我的不安,却不能提到原因。直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记得向我的同事解释,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违反当初宣誓的誓言的。然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那又能怎么办呢?”我讨厌这个反诘,充满无力与挫败感,却依然会强迫自己扪心自问:“对啊,我能怎么办?”

当答案不言自明时,我决定成为吹哨者,却未透露只言片语给我一生的挚爱琳赛,因为即使一个字,都可能让我们的关系比处在缄默下更糟。为了不想在我可能造成的伤害之外,再给她造成更多伤害,我决定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我感到孤单。

我自认为自己能轻松地与孤独和孤立相处,至少比吹哨者界的前辈更为容易。是否我生活的每一步都已经对此做出准备?这些年在计算机屏幕前的沉迷与寂静,是否已让我习惯独自一人?我曾是独来独往的黑客、夜班经理与掌管空荡办公室钥匙的负责人。但我也是平凡的人,没有同伴令我感到辛苦。我尝试要让道德与法律、职责与欲望达到平衡,但最后全都失败。如此的循环,让我每天都备感折磨。我曾拥有我想要的任何事物——爱、家庭与超出我预期的成功;我曾住在充满绿树的伊甸园,但其中一棵是禁止被碰触的树。最简单的事,应该就是遵守规定。

即使我已经接受这项决定可能带来的危险,却依然无法适应这个角色。毕竟,谁来把这些信息公布给美国大众?谁选择我成为情报的负责人?

我意图揭发有关我的国家正秘密进行大规模监控的信息,虽然相当具有爆炸性,但技术性并不高,这令我担忧自己会被外界误解。因此我在选择公之于世之后,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带着档案。揭露一项机密计划只是单纯形容它的存在,公布系统性的机密则是描述它的运作方式。这需要文件,需要机构的实际档案——尽可能多的档案,来揭发滥权的范围。虽然我知道,只要公布一份PDF格式的文件,就足以让我锒铛入狱。

由于害怕政府对任何我所揭露机密的实体或平台进行报复,我曾考虑暂时用个人身份发布这些档案。这将是最方便与安全的方式:只要收集最令我不安的文件,把它们公布在网上,然后散布链接。最后我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之一,是与认证有关。毕竟每天有许多人在网上发布“机密文件”,当中有许多涉及时间旅行的科技与外星人的信息。我不想这些可信度很高的档案,沦为这些荒谬言论,并在混乱中消失无形。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我很清楚必须要有一些人或组织来担保我的文件的真实性。我也需要一个合伙人来评估泄露这些机密可能导致的潜在危害,并从科技与法律角度来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我相信自己能提出国家监控引发的相关问题,甚至可以分析评估,但我也必须信任别人能解决这些难题。无论我对这些组织感到有多不安,我都恐惧自己单独行动。如果与某种媒体组织联手,就可以帮助我防御恶棍活动的最糟指控,并修正我可能存在的偏见,无论他们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个人或专业。我不希望自己的任何政治意见影响到揭露机密的公平性,或是外界的反应。在每个人都遭监视的国家中,监控反而成为最政治的话题。

回想起来,这部分还要归功于琳赛对我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琳赛花了多年时间向我灌输,我的兴趣与忧虑不一定是她关心的事物,当然也不会是这个世界关注的话题。只因为我分享我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必须认同我的意见。并非每个反对隐私遭侵犯的人,都可能准备好采用256位的加密标准,或是全面停止使用网络。违宪等非法行为可能会令某些人不悦,但有些人却只会因为侵犯到他们或是配偶、孩子的隐私权而发怒。琳赛是我解开这项事实的钥匙,不同的动机与途径只能增加实现共同目标的概率。不知情的她给了我信心,征服了我的恐惧,并鼓励我主动与别人接触。

哪些人呢?他们是谁?这也许很难记得或想象,但我首次考虑挺身而出时,吹哨者首选的论坛就是维基解密。尽管对国家权力充满了高度质疑,不过在那时候,它的许多运作方式就像传统的出版业。维基解密经常加入主要国际刊物,像《卫报》《纽约时报》、《明镜》周刊、《世界报》与《国家报》之列,刊登有来源提供的文件。从这些新闻组织在2010年到2011年刊出的报道当中,若以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的联结关系,以及作为保护来源匿名性的防火墙而言,维基解密是最有价值的媒介。

维基解密在刊登美国陆军一等兵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军事机密后,运作方式出现了改变。曼宁泄露了大量有关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军事日志与美国的外交电报。由于该网站对曼宁资料的删减,引发政府的反弹与媒体的争议,维基解密最后决定改变刊登日后泄密的方式:源文件不经任何删减。政策转向完全透明意味着与维基解密合作将无法符合我的需求。对我而言,它的效力等同个人刊登,个人刊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已经被我否决。美国国安局的档案文件,透露它正在全球部署大规模监控系统,的确令外界难以理解。这事情的复杂性与高度技术性,也逐渐说服我,它没有办法在档案转存中一次呈现,只能靠记者有耐心与谨慎的工作,并在我假设的最佳情境,在来自多方的独立媒体机构的协助下进行。

当我决定要直接跟记者揭露时,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心中仍存有一些疑虑,主要与我的国家最知名的媒体有关,特别是美国报纸《纽约时报》。每当想到要接洽《纽约时报》,我便开始迟疑。该报曾登出维基解密的报道,凸显了它敢触怒政府的决心,但我还是无法停止想到它先前对记者埃瑞克·李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与詹姆斯·瑞森(James Risen)所写的有关政府无证窃听等重要文章的处理态度。

这两名记者整合司法部举报人的情报,加上他们的报道,揭露国安局在“9·11”事件发生后,启动星风监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完整的报道、编辑事实查证的文章,原本预定在2004年刊登。当时该报总编辑凯勒(Bill Keller)出于礼貌,曾向政府解释,文章的目的在于让记者有机会评估政府的顾虑,刊出部分情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多数情况,美国政府拒绝提供明确解释。布什政府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告诉凯勒与《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舒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说,如果《纽约时报》登出政府无故窃听美国民众的新闻,将会助长美国的敌对势力与滋生恐怖主义。不幸的是,报社被说服了,并舍弃了该报道。至于李希特布劳与瑞森的文章,在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12月还是见报了,当时瑞森对报社施压,表示这些资料都会写在他即将发行的新书中。如果当时这篇文章一写完就刊出,或许可能改变2004年的美国大选。

如果《纽约时报》或任何报纸对我做出类似的事,如果它们拿走我的资料写成报道,并将报道送去审查,但最后却不刊出,那我就完蛋了。鉴于我是提供资料的来源,这等同于报道尚未公之于世,我就已经成为阶下囚。

如果不能相信权威的报纸,我是否应该相信任何组织?为何要如此自找烦恼?我并没有签约要做这件事。我只想要随意玩电脑,并为我的国家做些贡献。我有一间租来的房子、一个爱人,我的健康也日益改善。在我上下班路上的每个停止标志,都好像在警告我停止这些自愿性的疯狂。我的大脑与心情处在冲突状态,只希望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能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毕竟,新闻不就是跟随着面包屑走路,并从中厘清头绪吗?这些记者除了上推特,一整天还能做些什么事?

对于第四权居民,我至少知道两件事。他们争取独家新闻,而且对科技所知甚少。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是对科技的兴趣,以至于在我收集有关大规模监控信息的过程中,记者错失两件令我震惊的事件。

第一件是国安局宣布要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兴建庞大的新资料设备。前者将它称为大规模数据数据库,直到一些擅长公关的人士认为如果成立后,可能很难对外解释其成立原因,因此重新命名为任务数据数据库,因为只要不改变缩写,就不用改变所有简报的投影片。MDR预计将兴建四间2500平方英尺的大厅,内部将放置服务器。它将储存庞大的资料,基本上是整个地球的生命模式演变史,还有借由民众的手机、手机与电话、电话与网络这些网络的活动概要等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生活记录。

唯一注意到这项宣布的知名记者是詹姆斯·巴姆福德(James Bamford),他在2012年3月为《连线》杂志写过一篇相关报道。虽然之后在非科技类媒体还有几篇后续文章,但都没有进一步的深入报道。没人问过,至少对我而言是相当基本的问题:为何政府组织,更别说情报单位,需要如此大的空间?里边存放什么信息?计划要存放于此的信息数量有多少?放置时间多长?除非是早已计划将永久在此地存放这些信息,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建立如此规格的建筑物。在我心中,这是犯罪事证,显而易见的犯罪事实。这巨大的仓库,周遭还有铁丝网与守卫塔,在犹他沙漠中建立的电网吸走了该城市的电力。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年后,2013年3月,克拉珀向国会做伪证,国会放过他的一周后,几本期刊已刊登出证词,虽然他们只是照本宣科地报道克拉珀否认国安局收集美国民众的个人信息。然而,没有所谓的主流刊物刊登中情局技术长古斯·亨特(Ira “Gus”Hunt)罕见的公开露面。

我在戴尔任职与中情局合作期间,对古斯略有所知。他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每个业者都喜欢他口不择言的鲁莽个性。他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对销售员而言,他就像有张大嘴巴的钱袋。现在他在纽约的公民科技论坛会议(GigaOM Structure: Data conference)担任特别来宾。任何人支付40美元都可进场。古斯之流的主要演说则放在网上免费观看。

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演说,是因为我通过国安局渠道,发现中情局终于决定了云端合约的合作意向。中情局已拒绝我在戴尔的团队成员,也驳回了惠普的提议,不过却与亚马逊签署了为期十年、价值六亿美元的云端发展与管理协议。我对此并无负面感觉,在此关头,我很高兴自己的工作没有被中情局利用。我只是好奇,从专业的观点来看,古斯是否会含糊地公布这项消息,并奇怪亚马逊为何雀屏中选打马虎眼,特别是在外界本就针对合约原本就内定给亚马逊的传言已传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

当然,我有一些内幕,不过是超乎预期的那种。我有机会目睹这位在中情局最高级别的技术长,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站在舞台上,向一群没有通过安全检查的普通人——还有通过网络,同样未经安全调查的世界——说明中情局的企图心与能力。在他进行简报时,偶尔会穿插冷笑话,并且拙劣地操作简报,我愈来愈感到不可置信。

在中情局,他说:“基本上,我们收集任何事,再永久保存。”如果这还不够清楚,他继续说:“我们很快就可以运算所有人类创造的信息了。”这条底线是古斯自己画的。他从投影片上读出这些字眼,丑陋的字体、丑陋的格式,上面还有政府经典的四色美工图案。

在场有几位记者,不过看来他们几乎都来自政府科技部门的刊物,比如《联邦计算机周刊》等。显然,古斯还准备了简报结束时的问答时间。但那不像问答,像是直接提供给记者的辅助说明。除了胸前系着的小丑领结,他还尝试着从胸中发出一些肺腑之言。

古斯告诉记者,中情局可能追踪他们的智能手机,就算他们已经关机,中情局仍能监听他们通信的每个字。注意:这些可是国内记者,美国记者。古斯说的“可能”,意味着“已经”“正在”及“以后也会”。身为中情局高阶说教者的他,用一种明显烦躁不安、令人感到心烦的方式下了结论:“科技改变速度之快,政府或法律根本无法赶上。它变迁的速度超乎人们想象:你应该问问你们拥有什么权利,还有谁拥有你的信息。”我惊讶得不知所措,任何比古斯低阶的人,若发表这样的演说,最后一定会被关进监狱。

古斯说出真心话的报道只刊登在《赫芬顿邮报》。但这场演说至今仍可在YouTube上看到,至少六年后我在写这本书时还可看到。上次我去看时,点阅次数有313次,其中有十几次来自我。

我从这里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的揭秘想要有效,除了要把档案交给记者,帮助他们解读这些文件之外,我还必须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提供技术训练与工具,协助他们准确与安全地报道。采取这项行动意味着我已涉入情报工作中的最严重罪行之一:其他情报人员犯的是间谍、煽动叛乱与叛国罪行,我犯的却是协助与教唆新闻行为罪行。但有违常情的事实是,在法律上,这些罪行都是相似的。基于公共利益而提供机密情报给媒体,以及提供甚至出售情报给敌人,美国法律并未明显区别这两者。我唯一找到的与这种法律相抵触的说法来自我进入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一堂培训课。我被告知,事实上出售机密给敌人,比免费提供给记者要好一些。记者会把机密向大众公开,而敌人不太会跟盟友分享。

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我需要找出我能信任、大众也可以相信的人。我需要认真、谨慎、独立而可信赖的记者。他们必须有绝佳的能力,能在区别我的怀疑与证据证明的事项之间,对我进行挑战;当政府不当指控他们的报道将危及他人性命时,能对政府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我必须确保我挑选的人,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时,不会屈服在权力之下。

我并没有将网撒得太广,以免影响这个任务,但仍广到足以避免一个错误点,那就是《纽约时报》的问题。一个记者、一份刊物或一个国家的刊物都不够,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显现扼杀此类报道的决心。理想的情况是,我同时把档案交给每位记者,自己不留任何一份。这可以把审查焦点转移到他们身上,以防一旦我被逮捕,真相仍有机会公之于世。

当我缩减这份潜在合伙人的名单时,我发现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浪费时间。与其自己挑选记者,不如让我企图揭秘的系统为我选人。我决定,最好的合伙人应该是国家安全机构已经锁定的记者。

萝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主要关注的题材是“9·11”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她的作品《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描写2005年伊拉克大选,是如何在美国占据下(及干扰下)进行的。她的另一个作品《计划》,则是有关国安局加密专家威廉·宾尼(William Binney),如何通过正式渠道对星风监视计划的前身开拓者计划提出质疑却被指控泄露机密的。他因此受到多次骚扰,甚至在家中被人用枪指头而遭到拘捕,不过最后他并没有被起诉。萝拉本人也因为工作,多次被政府骚扰、拘留,出入国时遭边界警察诘问。

格伦·格林华德(Glenn Greenwald)曾是人权律师,后来成为Salon网站的专栏作家,早在2009年,他就是少数在该网站写作有关非机密版国安局总监察长报告的作家之一,后来他为美国版《卫报》工作。我欣赏他勇于质疑,并且论述清楚,不怕与恶魔对抗,即使恶魔不在,他也会挑战自己。尽管后来证实英国《卫报》的伊文·麦卡斯吉(Ewen MacAskill)与《华盛顿邮报》的巴特·杰尔曼(Bart Gellman)都是可靠的合伙人(并且耐心指导我了解新闻荒野),但我最早是跟萝拉与格伦熟识的,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只有意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而且了解该机构亦跟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与他们取得接触。

因为不能透露真实姓名,我用不同身份作为掩护与记者接触,一段时间后便换另一个。我用的第一个身份是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他曾是传奇农夫,之后成为罗马执政官,但又自愿放弃权力。其次是第四公民(Citizenfour),部分记者以为我使用这个名称,意味着我自认是国安局近来历史中,继宾尼与他的同伴TRAILBLAZER举报人柯克·韦柏(J. Kirk Wiebe)与艾德·鲁米斯(Ed Loomies)之后,第四个心怀不满的员工,虽然我心目中的三人组是汤姆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向记者揭露TRAILBLAZER的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与安东尼·罗素(Anthony Russo),他们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描写越战的欺骗,并协助事件落幕。我最后选择的身份为Verax,拉丁文为说真相者,希望能对自称Mendax(说谎者)的一名黑客所采取的模式提出代替方式。Mendax是一位年轻人的化名,就是后来维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只有你拼了命去做,仿佛这攸关你的生死,否则你很难体会要在网络上维持匿名有多么辛苦。美国情报机构建立的通信系统,多数都有单一目标:观察一项通信的人员一定不能辨别出涉入者的身份,或者能用任何方式将他们归属到某个组织。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为何将这些情报交换称为无法归属。网络时代前的间谍匿名行为是很有名的,多数来自电视或电影。举例来说,藏身处的地址用浴室隔间的涂鸦作为密码,或是隐藏在分类广告的缩写当中。想想冷战时期的情报交换术,写在信箱上的粉笔记号,暗示秘密包裹正藏在公园一棵内部已被挖空的树中。现代版本则可能是虚构的人物在某个约会网站进行虚构的对话,或是更常见的,一个表面上无害的程序,在由中情局控制的亚马逊服务器上,留下表面上看来无害的信息。然而我想要的是比那个更好的方式,不需要暴露,也不用任何预算。

我决定利用别人的网络。我希望这只是像去麦当劳或星巴克登录联网那么简单。但是这些地方有闭路电视、收据与其他人,他们是长着脚的存储器。另外,每个无线装置,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都有全球性的独特辨别标识,称为MAC(机器存取位址),它会在每个访问接入点留下记录,可视为使用者行动的鉴定标志。

所以我没去麦当劳或星巴克,而是开车。我进行沿街扫描,将车子变成移动的Wi-Fi感应器。你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高速天线与有磁性的卫星导航感应器,可以装置在车顶。电力可由汽车、便携式电池或笔记本电脑本身提供。这些东西都能放在背包内。

我带着可执行TAILS的低价笔记本电脑,这是Linux开发的健忘作业系统,意味着一旦关机,所有资料都会消失,再次启动,一切又重新开始,没有任何登录或记忆的痕迹。TAILS让我轻易“欺瞒”或伪装笔记本电脑的MAC:无论何时连接到网络,它都会留下其他机器的记录,与我无关。更好用的是,TAILS也有内建支持,可联结到匿名的Tor网络。

在夜晚与周末,我在瓦胡岛四处开车,让天线接收每个Wi-Fi网络。我的卫星感应器可侦测到附近地区的每个访问接入点,这多亏我使用的Kismet绘制地图程序。这份地图显示出在我们每天经过的地方,在我们不注意的地方,有着隐形的网络,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安全装置的,或是我可以轻松绕过的。有些网络需要更复杂的破解才能进入,我会阻挡网络,让合法使用者借由离线启动,重新连上网络。在此过程中,他们会自动传送认证包,我可以拦截,有效破解密码,以方便我像其他授权使用者一样登录。

手上有了这份网络地图,我在瓦胡岛开着车,就像狂人一般,试图查看电子邮箱是否有记者已经回复我。在跟柏翠丝联络上之后,我晚上大多时间都在给她写信,我把车停在海滩边,再连到附近度假村的Wi-Fi。我必须说服那些我选上的记者使用加密邮件,这在2012年时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我必须告诉他们方法,所以我上传教学资料。我通常把车停在停车场,坐在车内,利用图书馆、学校、加油站或几乎没有保护措施的银行等网络来完成这个工作。重点是不要形成任何既定模式。

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确知当我关上笔记本电脑,便可保守我的秘密之后,我拟订了一份宣言,解释我为何将这些机密资料对外公开,但之后又把它们删掉了。接着我试着写电子邮件给琳赛,最后也被我删除了。我想不出来该说些什么。

第二十三章 读取、写入、执行

在计算机运算中,将读取、写入、执行这三项功能称为权限,它们决定着你在一部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中的权限范围。有了读取一个档案的权利,你便能存取其内容;有了写入的权利,你便能修改它;执行则是指你能够驱动一个档案或程序,使它依照你所下达的指令行动。

读取、写入、执行:这是我的简单三步骤计划。我想要直捣这世界守卫最为森严的网络核心,以查明真相,加以复制,然后公之于世。但我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不能被抓到,也就是我自己不能被读取、写入及执行。

你在计算机上或任何装置上所做的任何事,几乎都会留下记录。在国安局尤其如此。每次登录及退出都会编成一个日志记录。我使用的每项权限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我打开一个档案,复制一个档案,下载、移动或删除一个档案,这些行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以更新安全日志、显示这些网络足迹。还有网络流动记录、公共重要基建记录等——人们甚至开玩笑说摄影机隐藏在厕所,还有厕所隔间里。国安局有大量的反情报机制,监视正在监视别人的人,如果有人逮到我在做不该做的事,那也不会是我正在删除某个档案。

幸好,这些系统的优点也正是它们的弱点:它们的复杂性意味着,甚至连执行计划的人都未必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除了系统管理员之外,没有人确切了解它们在哪里重叠,在哪里有缺口。毕竟,那些你所知道的复杂性,被取了恐怖名称,比如午夜骑士,一开始总得有人去装设才行。国安局或许为这个网络花了不少钱,但是,像我这样的系统管理员才是真正的拥有者。

读取阶段,是系统在连接国安局与国内外其他情报机构的路径间所铺设的数字绊网上游走。这些情报机构包括国安局的合作伙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该机构设立了光纤神经(OPTIC-NERVE)之类的拖网,以人们在雅虎即时通等平台视频聊天镜头为标的,每五分钟储存快照;还有PHOTONTORPEDO,这个计划会抓取MSN实时通使用者的IP地址。利用心跳收集我要的文件之后,我可以把“大量收集”拿来对付与全民为敌、将情报机构妖魔化的那些人。国安局的安全工具会记录读取的人,但这不要紧;愿意花工夫检查工作日志的人,如今早已习惯看到心跳了,它不会引发警报,它将成为完美的伪装。

心跳的功能虽然是收集档案,但由于档案太多了,它只会把档案放在夏威夷的服务器。我需要一个方法来处理档案,从中搜寻有用的,再丢掉不相干及无趣的,以及那些含有我不能泄露给新闻记者的合法机密的档案。在这里,虽然仍处于读取阶段,却仍有多方面的危险,主要是因为我面对的通信协定不单是为了监视,更是为了预防。如果我在心跳服务器进行搜寻,它就会亮起一个大型电子信号,闪着“逮捕我”。

我思考了一阵子,我做不到直接由心跳服务器复制档案到个人储存装置,从容离开坑道而不被抓到。不过,我可以让档案离我近一点,把它们导引到一个中途站。

我不能把档案传送到我们的一般计算机,因为在2012年前,坑道已全面升级为新的精简型计算机机器:硬盘及处理器都很弱的精简型计算机,无法自行储存或处理数据,所有的储存与处理都在云端进行。然而,在办公室被遗忘的角落,有一堆废弃不用的台式机——国安局早已清空不用的老旧陈年机器。虽然我说老旧,但是对那些没有国安局规模预算的人而言,算是新的了。它们是2009年或2010年的戴尔计算机,大型灰色的沉重机器,可以自行储存及处理数据,无须连上云端。我喜欢它们的地方是,虽然它们仍属于国安局系统,但无法被密切追踪,只要我让它们避开中央网络就好了。

我可以随便找到理由来使用这些笨重可靠的机器,例如宣称我想要确定心跳能否在旧版作业系统使用。毕竟,不是国安局网站的每个人都有一部新的精简型计算机。如果想要戴尔执行民间版的心跳呢?或者说,假如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或者一些同样落后的机构想要使用它们呢?在测试兼容性的伪装下,我可以把档案转移到这些旧计算机,我怎样进行搜寻、过滤和组织都可以,只要我小心一点就好了。当我要把其中一部笨重的计算机搬回我的办公桌时,经过一名大力主张不要使用那些计算机的IT主管,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要用它做什么。“窃取机密。”我回答。我们两人都笑了。

我将需要的档案都整齐地归到档案夹之后,读取阶段便结束了。可是,档案还是在不属于我的计算机里,还是在地下坑道。接下来是写入阶段,就我的最终目的而言,这是既缓慢又乏味但依然惊人的程序——把这些档案从旧戴尔计算机复制到我可以带出去的装置上。

从情报机构工作站复制档案,最容易、最安全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方法是照相机。

智能手机当然不准携入国安局的建筑里,可是员工们往往不小心一直带在身上,谁都注意不到。他们把手机放在运动背包或是风衣口袋里。如果在抽查时被查到,他们装出羞愧不安的样子,而不是表现得惊慌失措,他们通常只会被口头告诫,尤其如果是初犯的话。可是,把装满国安局机密的手机带出坑道则是一项冒险的举动。如果我拿着手机走出去,有可能没人注意及在意,对某个只是想要复制一份酷刑报告的员工来说,它是很够用的工具。可是我并不想在一个最高机密机构的核心之处,对我的计算机屏幕拍摄数千张照片。况且,我还必须将手机设定成即使被世上最顶尖的法庭专家没收并且搜寻,也找不出任何不应存在的东西的状态。

我不打算公开我进行写入也就是复制及加密的方法,以确保国安局明天仍将安然无恙。不过,我会提到我复制档案所用的存储技术。别管U盘了,以它们相对少量的存储空间而言,档案体积太大了。我用的是SD卡——SD是Secure Digital(安全数字)的缩写,事实上,我用的是迷你与微型SD卡。

假如你曾经使用过数码相机或录像机,或是你的平板电脑需要更多记忆容量,你就会知道SD卡。它们是很小的东西,神奇的非挥发性快闪存储器,迷你SD卡仅20×21.5毫米,微型SD卡仅15×11毫米,基本上跟小指甲差不多,很容易隐藏。你可撬开魔方的一个方块,把它插入,再把那个方块放回去,就没人会注意到。其中几次,我把记忆卡放在我的袜子里,在我认为风险最大的一次,我把记忆卡放在嘴巴里,必要时就把它吞下去。最后,等我有了信心,而且确信我的加密方法安全之后,就把记忆卡放在我的口袋里。它们不会触动金属探测器,就算被抓到,我只要说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带了这么小的东西,又有谁会起疑心呢?

可是,SD卡也有一个缺点:写入速度超慢。复制大量资料的时间总要很久,超乎你的想象,而且复制到包覆于塑胶的迷你硅晶圆的时间,往往比复制到硬盘来得更久。而且,我不只是复制,我要复写、压缩、加密,这些程序无法同时完成,因此我把在工作时所学会的技能全部用上。我在国安局的主要工作就是储存,将情报机构滥权的证据制作异地备份。

要执行全部的程序,要花八小时以上才能填满一张记忆卡。因此我换到夜班工作,但那些时段实在吓人。旧计算机轧轧作响、终端机关闭,为了在下班时间节省能源,除了一块天花板荧光灯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光是独自待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屏幕打开检查进度,就会觉得胆怯。你知道我的心情吧——看着进度条显示已完成84%,已完成85%,仍需1小时58分53秒的那种糟透了的感觉。当进度条终于迈向令人心安的100%时,我已满头大汗。

执行——这是最后一个步骤。每填满一张SD卡,我就必须进行偷运的例行程序。我必须把重要档案带出大楼,经过主管与穿制服的军人,走下楼梯,走出空旷的大厅,通过徽章扫描和武装警卫与捕人陷阱这些两道门的安全区域。你必须在前一道门关上、通过徽章扫描后,下一道门才会开启,若不照做,或是被看出有什么苗头不对,门就会锁上,警卫就会拔出武器,这时你会说:“哇,这下子糗大了!”在我研读过的所有报告以及我做过的所有噩梦之中,这里是我会被他们逮到的地方,我很确信。因此每次我通过这里时,都呆若木鸡。我必须强迫自己不要去想SD卡,因为只要你一想到,就会显得形迹可疑,举止怪异。

了解国安局的监控系统之后,我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更加了解自己会遇到的危险了。换句话说,了解这个机构的体系也让我学会怎样才不会被他们捉到。在这方面,我参考了政府指控背叛机构干员的起诉书——他们大多是真正的歹徒,用情报体系的术语来说,将机密信息渗露出去以牟利。我尽可能收集及研究这些起诉书,毕竟负责调查情报机构所有犯罪的联邦调查局,都会很自豪地清楚说明他们是如何逮到嫌犯的,相信我,我不介意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看起来,几乎在所有案例中,联邦调查局都会等到嫌犯完成工作、快要回家时才动手逮捕。有时,他们甚至会让嫌犯把资料带出敏感分隔信息设施(SCIF)——带进公开场合,不会被监控的建筑或房间,这种行为本身即构成联邦犯罪。我一直想象有一组联邦调查局探员埋伏着,等我走到公开场合,他们就在坑道的彼端等着我。

我通常会试着跟警卫闲聊,这是我的魔方最能派上用处的地方。警卫们及坑道里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转魔方的家伙,因为我总是一边转着魔方一边走过大厅。我超厉害的,甚至可以用一只手转好。这成为我的象征,我的灵魂勋章,以及我自己与同事的消遣玩具。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装模作样,或者书呆子用来社交的开场白——它确实是,不过最主要的是,它能缓解我的焦虑,让我平静下来。

我买了一些魔方送给别人。我还会给予在玩的人提示,教授他们技巧。越多人习惯魔方的存在,就越不会想到要检查我的方块。

我跟警卫混得很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总是放在哪里:工作以外的地方。以前在语言高级研究中心,我也做过他们的工作。我知道整晚站着、假装警戒,会让人脑袋一片空白。你的脚酸死了,而且再过一阵子,你将全身酸痛,你孤单一人,甚至会对着墙壁讲话。

我试过发展出比对着墙壁讲话更具娱乐性的方式,就是跟每一个警卫发展出独特的交流方式。我跟一名警卫聊失眠与白天睡觉的困难之处(记得我在上夜班吗?所以这大约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另一名警卫,我跟他聊政治。他骂民主党是“恶魔鼠辈”,所以我会看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来准备话题。他们对我的魔方都有一个共同反应:会心一笑。我在坑道工作期间,几乎所有警卫都曾说:“哦,我小时候也玩过。”接着会说:“我把贴纸撕下来才能拼好。”我也是,老兄,我也是。

只有等到回家,我才能够有些许的放松。我依然害怕屋子被窃听,这是联邦调查局用来对付他们怀疑不够忠诚的人的另外一招。我认为琳赛担忧我的失眠是不必要的,直到她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她睡床上,我睡沙发,像个孩子一样把我的笔记本电脑藏在毯子里,只因为棉布可以阻挡摄像机。在立即遭到逮捕的威胁消失后,我便专心将档案用笔记本电脑转移到较大的外部储存装置——只有不懂科技的人才会以为我会把档案永久储存在笔记本电脑里,接着再用不同的方法,层层加密,将它们锁住,即便一层被破解,其他几层加密也能保护档案。

我小心地不在工作时留下蛛丝马迹,同时注意我的加密不会透露出我放在家里的文件。不过,我知道一旦把文件交给记者,并且被解密,我迟早会曝光。调查员只要查一下哪个机构的员工可以存取或者可能存取这些资料,最后列出来的清单可能只会有一个名字:我的名字。当然我可以不必提供那么多资料给记者,但是这将导致他们无法尽全力去做好他们的工作。最后我必须认清事实,即便只有一张简报幻灯片或者PDF,都会让我置身险地,因为所有数字档案都有元数据,这种隐形标签可用来辨识其来源。

我想尽办法解决元数据的问题。我担心万一我没有去除文件的辨识信息,记者解密及开启文件的瞬间,我就会被扯出来。但是我也担心,若彻底清除元数据,便意味着我可能更改了资料,无论何种形式的更改,都会被怀疑其正确性。个人安全和公共利益,哪个更重要?这或许听起来像是简单的选择,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决定冒险,让元数据原封不动。

我决定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我担心即使去除我已知的元数据,还是会有其他我不知道及无法扫描的数字水印;另一部分原因是,单使用者文件的痕迹很难清除。单使用者文件是程序码设定单使用者模式,所以如果有任何新闻编辑决定告知政府,政府便会知道其来源。有时独特的标识是隐藏在日期和时间戳的程序码,有时则是图表或标志的微点。不过,技术上的困难,迫使我首次放弃一直以来匿名的习惯,它也可以用某种方法植入到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上。这种情况理应让我畏怯,但反而让我壮起胆子,决定站出来说出我就是消息来源。我要在文件上签名,让自己受到谴责,这样才能实践我的原则。

我挑选的文件全部加起来,正好存满一部驱动器,就放在我家里的办公桌上。我知道这些资料跟在办公室里一样安全。事实上,更加安全,因为层层加密,那正是加密技术的美妙之处。一丁点数学便可以保守秘密,这是枪支与带刺铁丝网所做不到的。

第二十四章 加密

大部分使用计算机的人,都认为在读取、写入和执行之外,还有第四种权限,即删除。

对计算机使用者来说,删除无所不在。在硬件上,键盘上有这个按键,软件的下拉式菜单里也有这个选项。选择删除让人有一种大事抵定的感觉,是一种责任感。有时屏幕上甚至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询问你:“是否确定删除?”如果计算机要求你确认,请你点选“确定”——这就代表删除是一个重大,甚至是最终的决定。

毫无疑问,在计算机外面的世界确实是如此,删除的权力向来很广泛。即便如此,如同无数专制者一再被提醒,想要真正消除一份文件,你不只是要销毁每一份复本,你还必须销毁每一次记忆,曾提到它的其他文件的所有复本,以及所有记得那些其他文件的人。那么,那份文件或许才会消失,只是或许而已。

数字运算一开始,便出现删除功能,工程师们明白,在这个有着几乎无限选项的世界,某些选择必然会成为错误。使用者无论是否真的掌控技术层面,都必须感觉自己在掌控,尤其是有关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如果他们制作了一份档案,应该能随意消灭它。能够消除自己所做的东西,再从头来过,尽管他们依赖那些无法维修的特殊硬件以及无法修改的软件,即便受到第三方平台的规则限制也无妨,因为这是让使用者获得控制感的主要功能。

想想你按下删除键的理由吧。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或许想要删除一些你搞砸的文件,或是删除曾下载但不再需要的档案。在个人电子邮件中,你或许想要删除以前的恋人写的但你不想再记得的或者不希望配偶知道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你参加抗议活动的邀请函。在手机上,你或许想要删除手机的浏览记录,或者删除一些自动上传到云端的照片、影片和私人记录。在上述每个案例中,你删除后,那些东西,也就是档案,似乎都消失了。

但事实上,我们以为的删除技术从来不曾存在过。删除不过是一种诡计、一种臆想、一种谎言,是一台计算机为了让你安心而跟你说的不高明的谎言。虽然删除的档案在你眼前不见了,却没有真正消失。就技术而言,删除其实只是一个过渡的形式,一种写入的形式。一般来说,当你删除一个档案,它的数据仍安然无恙,深埋在磁碟的某处。有效的现代作业系统,并不会单纯为了删除而设计用来在磁碟里深入搜寻的程式。相反,只有计算机的档案表,也就是记录每个档案储存所在的地图,被改写为:“我不再使用这个档案,且此档案已经失去重要性。”意思是说,原本应该消失的档案就像一座大型图书馆里被忽略的一本书,只要你努力找,还是可以找到。如果你只是消除书目,书本本身仍然存在。

这实际上可以利用实验来证明。下回你复制一份档案时,不妨想想为什么复制档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但是删除档案只需要一下子。答案是,删除仅仅是把一个档案隐藏起来而已。计算机不是设计来矫正错误的,而是用来掩藏错误,而且是只对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的人士掩藏。

2012年剩下没几天时,坏消息出现:能够禁止五眼联盟一些知名成员进行全民监视的法律屏障,原本就快要消失殆尽,现在更是彻底瓦解。澳大利亚政府与英国政府提出法案,强制记录电话与网络元数据。这是名义上的民主政府首度公开宣示他们的野心,要设立某种监控时光机,好让他们在技术上可以将任何人生活的过去数个月,甚至数年期间的事情倒带。至少在我看来,这些行径标示着所谓的西方世界由自由网络的创造者与守护者,转变为网络的敌人与可能的毁灭者。这些法律以公众安全措施作为借口,大胆侵入无辜者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吓到其他国家的公民,而国民们或许没想到自己所选择的政府,也会秘密监视他们,让他们同样受到牵连。

这些大规模的全民监视计划证明,科技与政府之间无法自然并存。我身边两个奇妙的相关机构——美国情报机构与技术人员的全球在线部落,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已变得极为明显。早年在情报机构时,我还能调和这两种文化,在我的间谍工作与我和网络隐私人士关系之间顺利转换,后者包括无政府主义黑客及较为严肃的Tor型学术人士,他们让我跟上运算研究的潮流,并在政治上启发我。多年来,我一直欺骗自己说我们都是站在历史的同一边:我们都是为了保护网络,保护网络的言论自由与免于恐惧。但是,我已无法再维持这种错觉了。现在我的雇主——政府,已成为敌人。我的技术同僚一直以来怀疑的一切,我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或者说,我还不能告诉他们。

然而,我可以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只要不危及我的计划即可。这是我在檀香山所做的事,我对这个美丽的城市最大的兴趣莫过于担任加密派对(CryptoParty)的主办人与讲师。这是由国际草根性加密技术运动发起的新型聚会,技术人员自愿拨出时间免费教授课程,在数字自我防卫等主题上教导民众,特别是指导有兴趣的人如何保护他们的通信安全。在许多方面,这也是我在联合反情报训练学院的授课主题,于是我欣然加入这项活动。

虽然你可能认为,就当时我正在进行的其他活动而言,我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不过它反而能够证明我对自己教授的加密方法充满信心。这些加密方法是用来保护放在我家里的那部存满情报机构滥权行径的磁碟机,即使国安局也无法解锁。我知道再多的文件、再多的新闻报道,都无法解决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威胁。人们需要工具来保护自己,而且他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那些工具。我同时试着提供这些工具给新闻记者,但我担心自己的方法太过技术性,于是在给同僚上了许多堂课之后,我用这些经验简化课程,让我能够向一般听众说明这个主题,同时我自己也获益匪浅。此外,我很怀念教课:我站在课堂上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在我重新回到那个位置的当下,我才明白,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对的事教给了错的人。

我所说的课堂,不是指在像情报机构学校或是简报室上课的课堂。加密派对是在一间家具店与共享办公空间后面的一间艺廊里举行的。我架设投影机,播放投影片说明如何容易地操作一部Tor服务器来协助伊朗人民,或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人民。这个时候,学生们已陆续进来,他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和一些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新朋友。那个12月的晚上,大约20人来出席,听我及另一名讲师露娜·桑德维克(Runa Sandvik)讲课,露娜是一位来自Tor计划,聪明且年轻的挪威女性。她后来担任《纽约时报》信息安全资深主管,而她的公司也支持她日后主办的加密派对。听众的共同点不在于对Tor感兴趣,或是担心被监视,而是希望重新建立他们生活中隐私空间的控制权。有些是从街上闲晃时进来的老爷爷,还有一名报道夏威夷占领运动的当地记者,和一名受到报复性色情内容残害的女性。我也邀请了一些国安局的同事来参加,希望激发他们对这项运动的兴趣,并向他们表明我并没有对国安局隐瞒我的参与。虽然最后只有一名同事前来,坐在后面,叉开双腿,双臂环抱,从头到尾都在傻笑。

我的简报一开始便说明了删除的假象,想要完全消除是绝对做不到的,听众立即了解了。于是我接着解释,若是他们无法消除不希望被人看到的资料,充其量是让档案被覆写,意思是被随机或伪随机的资料胡乱涂上,直到原始资料无法读取。但是,我警告他们,即使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他们的作业系统有可能暗地里把一份他们想要删除的档案复本隐藏在了某个他们不知道的暂时储存角落。

我随即转到了加密主题。

删除是监视者的美梦、被监视者的噩梦,加密则是或者说应该是所有人的现实。这是对抗监视的唯一真正屏障。如果你的储存盘一开始就加密,敌人就无法在里面翻寻你已删除的档案或是任何东西,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如果你的收件箱里所有电子邮件都有加密,谷歌便无法通过读取来收集你的个人资料,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如果你将所有经过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或俄罗斯不友善网络的相关通信全部加密,间谍便无法读取,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这是加密的基础原则:金钥持有者掌握一切权力。

加密是利用算法。加密算法听起来很吓人,写起来也很吓人,但其实它的概念很基本。这种数学方法是将信息,例如你的电子邮件、电话、照片、影片和档案,进行可逆的转变,让没有持有加密金钥的人无法读取。不妨将现代加密算法想成一根魔杖,你可以对着一份文件挥动魔杖,把每个字变成只有你及你信任的人才能阅读,而加密金钥是完成转变的特别咒语,让魔杖发挥作用。多少人知道你使用魔杖并不重要,只要不让你不信任的人知道咒语即可。

加密算法基本上是好几组设计得很困难的数学问题,连计算机都很难解答。加密金钥是一个线索,让计算机可以解答一组数学问题。你将尚可读取的数据,即明文,放进加密算法的一端,另一端就会出来无法理解的东西,这就是密文,也就是加密后的资料。有人想要读取密文时,就要把它和正确的金钥一起放进算法,这样明文就会再度出现。不同的算法提供程度不等的保护,加密金钥的安全程度通常取决于其长度,因为这代表着需要解决一个算法背后的那个数学问题的困难程度。较为安全、较长金钥的算法,困难程度相当高。我们假设一名攻击者花一天时间破解一组64位的金钥——以2的64次方种可能方法之一来搅乱你的数据(18,446,744,073,709,551,616种不同排列),那么他就要花加倍的时间,也就是两天,才能破解一组65位的金钥,四天才能破解66位的金钥。破解一组128位的金钥要花上比一天多出2的64次方倍的时间,亦即五亿亿年。到那个时候,我可能都会获得特赦了。

在我和新闻记者通信时,我使用4096位及8192位金钥。这表示,除非计算机技术出现重大创新或是把数字分解成因子的原则出现根本改变,否则即便是国安局所有加密分析师使用全世界的运算能力,都无法入侵我的磁碟机。基于这项理由,加密是对抗各种监控的最佳希望所在。如果我们所有的资料,包括通信,由端到端(由发送者端到接收者端),都用这种方式编码加密,那么政府,甚至是已知物理范畴内的任何实体,都无从得知我们的资料。政府还是可以拦截及收集信号,但那不过是噪声而已。将我们的通信加密后,实际上会将它们从我们处理的每个实体的内存上删除——它将有效地把那些从未取得许可的实体撤销许可。

政府想要取得加密通信的话,只有两个选项:追捕金钥持有者或者取得金钥。前者的话,政府可以压迫设备制造商,让他们刻意销售会执行错误加密的产品。或者他们可以误导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设有后门——秘密存取点的错误加密算法。至于后者,政府可以锁定攻击那些通信的端点,也就是执行加密程序的硬件和软件。通常,这是所谓的漏洞攻击。或者他们可以利用碰巧发现的弱点,用它来入侵及窃取金钥,这种技术是罪犯率先使用的,但今日却被主要国家的公权力所接受——即使这代表着国家在重要国际基建的网络安全留下了严重漏洞。

我们保护金钥安全的最佳方法叫作零知识,这个方法可以确保你想要储存在外部的资料,例如一家公司的云端平台,在你上传前经由你的设备执行算法加密,而且金钥绝对不会外泄。使用零知识方法,使用者握有金钥,而且只有使用者知道。没有公司、机构或敌人可以取得。

我用来保护国家安全局机密的金钥远超过零知识:它是由多把零知识金钥所组成的零知识金钥。

你不妨想象:我在加密派对授课结束时,站在门口看着20名学员先后走出,并在他们每个人走出门口、融入檀香山夜晚时,在他们耳边低声说了一个字,别人都听不到的一个字,只有在他们全部再度集合到这个房间时,才可以说出的字——唯有将这20个人全部叫回来,让他们按照我原先跟他们说的顺序复述那些字,才能完整重组这20个字的加密。万一有一个人忘记他的字,或者复述的顺序跟先前顺序有任何不同,咒语便不正确,魔法便无法施展。

我的磁碟机金钥包括这种安排,但有些变化:我在说出大多数的咒语时,自己保留了一个。我的魔法咒语隐藏在各处,若是我毁灭自己所保留的那一个,取得国安局机密的途径就永远毁灭了。

第二十五章 男孩

只有在事后回想时,才能领悟到自己有多么飞黄腾达。我由一个在课堂上无法开口讲话的学生,变成新时代语言的讲师;由朴实、中等阶级、父母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孩子,变成在岛屿生活,赚钱多到失去意义的男人。在短短七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从维护地方的服务器晋升到擘画与实施部署全球的系统——好比由墓园值班警卫晋级成为迷宫的钥匙主人。

即便是最具理想的人,在他们没有充分时间变得市侩、放弃理想之前,让他们的职位升得太高、太快,都是会有危险的。我占据了情报系统最意想不到,却也无所不知的职位之一,虽是管理岗位的最底层,以存取资料而言却是高高在上。虽然这给了我强大的能力去观察情报系统的黑暗全貌,但老实说,我没有做好,而且我仍然对一项难以捉摸的事实产生了无比好奇的心理:国安局可以监视任何人的绝对限制何在?这个限制不是由政策或法律设定,而是由现在我所知的那些遍布全球的机器,以它们冷酷、强硬的能力所设定。有没有人是这些机器不能监控的?有没有地方是这些机器不能到达的?

寻找这个答案的唯一方法是放下姿态,离开我俯瞰全景的高处,专注于操作员角色的狭隘视角。最能随意取得情报原始形式的国安局员工是那些坐在操作员椅子上,在计算机里输入受到怀疑的外国人或美国公民姓名的人。基于某种理由,或者没有理由,这些人成为国安局监控最为严密的对象,国安局想要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和所有通信。我知道我的终极目的地便是这个界面——国家注视着人类,而人类却浑然不觉。

执行这项途径的计划名为XKeyscore,不妨将它理解为一个搜索引擎,让分析师可以搜索你整个人生的记录。想象有一种谷歌浏览器,它显示的搜索结果不是公共网络的页面,而是你的私人电子邮件、私人聊天记录、私人档案等。尽管我已熟读这项计划,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我尚未使用过,而且我明白我应该要多知道一些才行。锁定XKeyscore是因为我个人希望确认国安局监控侵入的深度——你无法由文件得到这类确认,而必须借由直接的体验。

夏威夷少数真正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XKeyscore的办公室是国家威胁管控中心(NTOC)。国家威胁管控中心在崭新但沉闷的新开放办公室运作,国安局将其正式命名罗彻福特大楼,这是为纪念二战时期破解日本密码的传奇海军军官、加密分析师约瑟夫·罗彻福特(Joseph Rochefort)。大部分员工称之为罗奇堡,或者简称罗奇。我申请该中心职缺的时候,罗奇有一部分仍在兴建中,在这时,我回想起我第一份在语言高级研究中心的安全调查工作:我在情报系统的职业生涯的开始与结束注定都是在尚未完工的建筑里。

除了国安局派驻在夏威夷的翻译员与分析师都在那里工作以外,特定入侵行动(TAO)部门的当地分部亦设在罗奇。这个国安局部门负责远程入侵分析师挑选为目标的人们的计算机——类似于该机构以前潜入敌人家中装窃听器及找寻不体面资料的古老盗窃小组。相反,国家威胁管控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监视与破坏特定入侵行动小组的外国目标的活动。幸运的是,国家威胁管控中心通过博思艾伦公司得到一个承包商职缺,他们委婉地称为基础设施分析师。这份工作要使用国安局的全面监控工具,包括XKeyscore,以监控所谓基础设施的活动,也就是网络。

虽然我在博思的薪水稍微多一点,大约一年12万美元,但我认为这是降职——这是开始我的计划、我人生最后落点的第一次降职,意味着要放弃我取得机密的途径、安全调查和在国安局的特权。我从工程师成为一名分析师,最终将成为流亡者,成为我曾经控制过的各项技术的目标。从那个观点看来,这种特权削减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我的人生弧线向地面落下,不论我的职业生涯、恋爱关系、自由,甚至包括我的人生的冲击点,都将加速奔向终结。

我决定带着我的档案离开美国,把它们交给我联络过的记者,但在我开始规划这项行动的后勤安排前,我不得不先去见一些人。我必须飞去华盛顿特区,花几周与欢迎我的新长官、同事见面,他们对于我如何运用对在线匿名的深入理解来揭露狡猾的目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华盛顿特区,回到我初次接触这个已经失控的机构的地方:米德堡。这次,我是以局内人的姿态回来的。

在我成年的那天,也就是十多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日子,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国安局总部的工作人员,也改变了那个地方本身。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项事实,是在我开着租来的车子想要进入国安局停车场,但在康乃路上被拦了下来时。我对这里的记忆仍充满恐慌,电话铃声、汽车喇叭声和警铃声大作。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所有通往国安局总部的道路一律禁止通行,除非持有特别的情报机构的徽章,像我脖子上现在挂的这个。

在我不需要跟总部的国家威胁管控中心的长官们装熟的时候,我会把所有时间尽可能用来学习,跟负责不同计划与不同目标种类的分析师共享办公桌,这样才能指导夏威夷的小组成员学习国安局工具的最新使用方式。至少这是为我的好奇心所准备的官方解释,而我的好奇心总是超过限度,并且赢得技术人员的感激。他们一如既往地热切地想要证明他们开发的机器的力量,对于那种力量被如何运用没有一丝疑虑。在总部时,我也接受过如何妥善使用系统的一系列测试,这比较像是规则练习或程序性防护,而不像是重要指示。有分析师跟我说,反正需要接受很多次测试,所以不必特意去学习规则:“会不断打钩,直到你通过为止。”

在我日后交给新闻记者的文件里,国安局形容XKeyscore是最为全面性的工具,用以搜索使用者在网络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我研究的技术规则则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办到的,借由封包与切分,亦可以将使用者的在线对话切割成可以管理的封包来进行分析。虽然我已经可以说明,但我仍然最想看到它的实际运作。

简单来说,这是我在科学事实中所见过的最接近科幻小说的东西:你在这个界面可以输入近乎所有地址、电话号码或IP网址,然后搜索近期在线活动。在某些个案中,你甚至可以重现他们的在线对话记录,可以看到他们台式机屏幕的画面。你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浏览记录、搜索记录、社交媒体帖文,以及所有的一切。你可以设定通知,每当你关注的人员或装置上线时就会发送通知。你可以搜索网络数据封包,看到关于某个人的搜索逐字跳出,因为许多网站在每个字母键入时便会传输出去。这就像看一份自动完成,字母与单字在屏幕上闪现。但是,输入动作的不是计算机而是人类:这是人工完成。

我在米德堡的那几周,以及我在夏威夷博思艾伦的短暂任职,让我目睹了以前只在内部文件上所读过的滥权行为的实际发生。看到这些,我才明白我在机构层级的地位跟构成立即伤害的原爆点差多远。我只能想象我和国安局局长或美国总统之间地位的悬殊。

我并没有在XKeyscore输入国安局局长或美国总统的名字,但在熟悉这个系统之后,我才知道我其实可以这样做。所有人的通信都在系统里——所有人。刚开始我担心如果我搜寻国家高层,会不会被逮到并被革职,或者更糟。可是,要伪装一项搜索其实很简单,即使是最知名的人物,只要用一种计算机格式将我的搜索条件编码即可,那种格式在人类看起来像是涂鸦,但XKeyscore却能完美理解。如果有哪位负责审查搜索的督察人员去深入检查,他们只会看到片段的乱码,但我却能够搜索最高法院法官或国会议员最私密的活动。

据我所知,我的新同事并不打算如此大规模地滥用他们的权力,即便他们真的做了,也不会说出来。无论如何,当分析师想滥用系统时,他们在意的不是专业上的目的,而是个人目的。这导致了所谓的LOVEINT(爱人情报)行径,这是对人员情报及信号情报的无礼嘲讽,是对情报的嘲弄。分析师会利用国安局的系统去监视他们的现任及前任情人以及关心的对象,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窃听他们的电话,在线追踪他们。国安局员工知道,只有最愚蠢的分析师才会被当场逮到,虽然法律明文指出,为个人用途从事任何形式的监控将至少被关上10年,但国安局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因为这种罪名而被关上一天。分析师知道政府绝对不会公开起诉他们,因为在你不愿承认有这种系统存在的前提之下,你无法让一个人为了滥用全民监视的秘密系统而被定罪。当我和两名更有才华的基础设施分析师坐在国安局总部V22保险库的墙壁前,我才明白这种政策的代价。他们的工作空间装饰着一幅电影《星球大战》知名角色楚巴卡的七英尺高的照片。其中一人向我仔细说明他的目标的安全例行公事时,我才明白拦截的裸照是一种非正式的办公室货币,因为他的同事坐在椅子上不停地转动,微笑着打断我们说:“瞧瞧她。”我的指导者千篇一律地回答:“中奖了!”“好极了!”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交易规定,假如你找到一张漂亮目标的裸照或影片,或是跟监控目标通信的人的裸照或影片,至少在没有女性在场的时候,你就必须秀给其他人看。这样才能知道可以信任彼此:你参与了其他人的犯罪。

使用XKeyscore之后,你很快便会知道,几乎全世界每个上网的人都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看过色情内容,他们都储存了家人的照片和影片。不论性别、种族和年龄,几乎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最邪恶的恐怖分子和最善良的老年人,他们或许是最邪恶的恐怖分子的祖父母、父母或表亲。最令我感慨良多的是有关家人的内容。我对一名男孩记忆深刻,他是一个印尼的小男生。从技术上来说,我不应该注意这个小男孩,但我关心他,因为我的老板在注意他的父亲。我阅读人物志分析师的目标共享档案,这些分析师的大多数时间用来翻阅聊天记录、Gmail收件箱和脸书信息等人为产物,而不是基础设施分析师提供的隐讳、艰难、通常在入侵时所产生的情报。

这个男孩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一名工程师,但和我的父亲不一样的是,这个人并不是为政府或军方工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人士,因为给伊朗的一所研究性大学寄了一封求职信而被监控拖网给捞到了。我甚至不记得他是如何或为何引起国安局的注意的,因为怀疑的理由很牵强,或者关联性很薄弱,“据悉可能与××相关”,而那可能是某个国际组织的名称,或许是电信标准机构,或许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或许是你认为的具威胁性的组织。

那个男人的通信从网络流量中被筛选出来,放进档案里:他寄去可疑大学的履历复本,也就是造成他被监控的文件;他的短信;他的网络浏览器记录;上一周他的收发通信;浏览器书签上的IP网址。档案中还有分析师在他身上设置地理围栏坐标,以追踪他是否离家很远,或者去哪所大学面试。

里面还有他的照片和影片。他坐在计算机前,就像我坐在计算机前一样,只不过他的膝上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包尿片的男孩。

这个父亲想要读些东西,可是小孩扭来扭去,敲打键盘并咯咯地笑。计算机麦克风录到他的笑声,我在耳机里听到了。这个父亲把小孩抱紧,小孩挣扎着坐正,黑色眼睛直直地看向计算机镜头——我不由得觉得他在看着我。忽然,我意识到我不敢喘气了。我关掉这个档案,从计算机前起身,离开办公室走向大厅的洗手间,头垂得低低的,耳机还挂着,耳机线晃来晃去。

有关那个小孩的一切,他父亲的一切,都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在米德堡工作期间,有个晚上跟他一起吃饭,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过他了,可是在那次晚餐上,我嚼着凯撒沙拉、喝着粉红色柠檬汁时,我心里想道:我再也不会看到我的家人了。我没有流泪,我尽最大努力控制自己,但我内心很崩溃。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我要做的事,他会叫警察来,或者他会骂我疯了,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他会做任何他认为该做的事来阻止我犯下严重的过错。

我只希望,终有一日,他会为我感到骄傲,从而能够抚平他的伤痛。

2013年3月至5月在夏威夷时,我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弥漫着木已成舟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微不足道,却让我好过许多。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米里拉尼的咖喱店吃饭,或者经过檀香山那个黑客聚会的艺廊,或是坐在车顶上找寻夜空中的流星,虽然这些令我痛苦,可是最痛苦的是想到我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和琳赛在一起,或者只剩一周时间在她身边入睡及醒来,但我还要刻意和她保持距离,以免使自己崩溃。

我所做的准备就像一个人临终前所做的事。我清空银行账户,把现金放在一个旧金属弹药箱里,让琳赛可以找得到,而不至于被政府没收。我把家里四处巡过一遍,把拖着没做的杂务都做好,比如说修窗户和换灯泡。我将旧计算机删除及加密,使之成为无声的外壳。简言之,我整理好个人事务,让琳赛好过一些,或者让我的良心好过一些。我的良知在效忠这个世界与效忠琳赛及家人之间不断摇摆。

每件事都充满着终结感,然而有些时候又像是没完没了,我所拟订的计划好像要失败了。我很难让新闻记者同意会面,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要跟谁会面,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告诉他们要在何时何地会面。我必须面对他们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出现后却决定退出计划的局面。最后我决定,如果这其中一种情况发生,我便放弃计划,回去工作,回到琳赛身边,假装一切都很正常,等待下一次机会。

在我往返库尼亚沿街扫描时——原本20分钟的车程可能变成两小时的无线网络扫描——我都在搜寻不同国家,想要找寻跟记者碰面的地点。我感觉是在挑选关押自己的监狱,甚至是埋葬自己的墓园。五眼联盟的国家显然不在考虑之列。事实上,所有欧洲国家也都剔除,因为你不能指望这些国家在面临美国强大压力之下,还能坚守拒绝引渡政治犯的国际法。非洲与拉丁美洲也去不得,美国在当地有犯罪也不会被处罚的记录。俄罗斯也被排除,因为那是俄罗斯……美国政府不必做什么事,只要指着地图,就可以抹黑我。中东的情况更糟糕。有时看起来,我人生最艰巨的黑客任务不是搜索国安局,而是找寻一个独立到足以抵抗美国且自由到不会干涉行动的会面地点。

经过一番淘汰,只剩下中国香港地区。就地缘政治而言,那里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接近无人区的地方(在双方发生战斗之前,无人敢进入的地带),那里有着蓬勃的媒体和文化,更别说网络发达。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一个开明的世界城市……香港地区有可以减少美国片面干预的可能性。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这已足够让我有缓冲时间。反正,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所能期望的最佳情况是在我被逮捕前,把真相公之于世。

我在琳赛身边醒来的最后一个早晨,她要出门去可爱岛露营,我鼓励她和朋友进行短途旅行。我们躺在床上,我死死地搂住她,她睡眼惺忪地问说我为何突然那么热情,我赶紧道歉。我跟她说我很抱歉这么忙碌,还说我会想念她,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人。她笑一笑,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就下床去打包行李了。

她一走出家门,我便哭了出来,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哭泣。我感到自责,除了政府将对我提出的指控,我对自己流泪尤其感到罪过,因为我知道,与我对我深爱的女人造成的痛苦,或是给家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相比,我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至少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琳赛露营回家后将会发现我已经不见了,表面上是出公差了,而我母亲基本上就在门口等着。我邀请母亲来做客,这种意外之举使得她必然预期另一种惊喜,比如说我宣布琳赛和我订婚了。对于这种错误的借口我感到糟透了,一想到她的失望我便心生畏怯,可是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有正当理由。我母亲会照顾琳赛,而琳赛会照顾她。她们需要彼此的力量才能撑过即将降临的风暴。

那一天,在琳赛出门后,我请了紧急病假,说自己癫痫发作,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和四部笔记本电脑:一部作为保密通信,一部作为正常通信,一部是假目标,以及一部网闸(airgap,即今后到未来都不会连上网络的计算机)。我把手机留在厨房料理台上,旁边放了一本便条笺,我用笔写下:“被叫去出差。我爱你。”署名写着我的业余电台呼号:回声。然后出发去机场,用现金买了飞往东京的下一班航班的机票。在东京,我用现金又买了一张机票,于5月20日抵达香港——在这个都市,全世界的人首次认识了我。

第二十六章 香港

游戏其实只是一系列难度逐渐提高的关卡,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过关。对我而言,最好的证明就是魔方。它满足了大家内心的盼望:只要我够努力,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那凌乱失序的一切终能重回正轨、恢复原样。人类的机智足以将最破碎混乱的系统改造成合乎逻辑秩序的事物,如同魔方的每一面都闪耀着相同颜色。

我想出一套计划(或多套计划),其中一点小差错都可能会害我被关起来,但至今仍然进行顺利。我逃离国安局,逃出美国,我在游戏中获胜了。不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意味着: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事情没那么容易,因为我联络的记者尚未现身。他们不断延后会面、解释理由并再三道歉。

据我所知,纪录片导演萝拉·柏翠丝会立刻从纽约飞来,但她并非孤身一人赴约。我已寄给她部分文件,并承诺会给予更多。她忙着说服《卫报》记者格伦·格林华德加入她的队伍,同时要求他买部新的笔记本电脑。这部计算机不能用来上网,也必须安装加密程序,如此一来我们才能不受监控地沟通。我一人待在香港,看着时钟嘀嗒嘀嗒地走,日子一天天地过,我内心苦苦哀求:拜托,一定要在国安局察觉异样前来见我。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如今却在香港孤立无援,这令我有些无奈。我试图为这些记者着想,他们可能太忙或疑神疑鬼,因此难以确定行程,但我更害怕,万一警察比他们先到的话,那我的一切牺牲全都白费了,我还有好多资料没公布。我想起我的家人与琳赛,我真是笨死了,把自己的命运赌在这群人身上,而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美丽华酒店,足不出户,选择在这里入住,是因为它位于热闹的购物与商业区中心。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上,不让清洁人员随便进入。整整10天,我没离开过房间一步,因为我担心外国间谍会趁机潜入安装窃听器。事关重大,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我将房间改成简陋的运作中心,透过加密过的网络通道,寄信恳求自由媒体工作者尽快前来。我会站在窗前等待回应,痴痴地望着外头无缘涉足的美丽公园。当萝拉与格伦最后抵达时,我已将旅馆菜单里的菜吃过一轮。

但在那周,我不只是空等或写些奉承的信。我还试着整理最终报告,像是爆料哪些内容、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解释一切。这是个有趣的挑战:如何用最精准的表达方式,让这些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听得懂。他们绝对会怀疑我说的话,毕竟我指控的是美国政府非法监控全世界。我整理好元数据与通信承载等词的定义,还妥善准备各种缩写与简写说明,比如CCE、CSS、DNI、NOFORN等。最后我决定不从技术或系统的角度切入,而是从监控计划说起(用讲故事的方式),我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但我无法决定先讲哪个故事才好,因此要不断重组次序,试图以最好的顺序讲述史上最严重的犯罪。

我必须设法让他们在短短几天内了解此事的严重性,而这是我花费数年才拼凑出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也得让他们认识我,理解我这样做的原因。

等了好久,格伦与萝拉终于在6月2日抵达香港。与我在酒店见面时,他们对我的样子有些意外。格伦甚至说,他以为会遇到年纪更大的人,比如烟酒不离手、罹患晚期癌症、内心备受折磨的老人家。他不解的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不断地确认我的年纪)怎么可能接触到如此敏感的资料,又怎么会愿意赌上自己的人生。我猜不透他们为什么会有与老人会面的预期,毕竟我的会面指示不算老派。我要他们去旅馆餐厅旁边一个安静角落,摆了一张鳄鱼皮纹路的人造皮沙发的地方,等待一个拿着魔方的人。好笑的是,我一开始不太想动用以物认人的情报技术,但我随身携带的唯一特殊事物就只有魔方,用这个物品能让他们远远地就认出我。它能掩饰我的压力,我害怕警察突然现身把我铐上手铐。

这种压力在十几分钟后达到高峰,那时我将他们带到我的房间,也就是10楼1014号房。在我的要求下,格伦将他的智能手机塞到小冰箱,但他还来不及放进去,萝拉就忙着重新布置、调整屋内灯光,之后取出摄影机。虽然我在加密信件里同意她拍下会面过程,但我发现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过去的10天里,我没离开过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狭小而凌乱,萝拉开始将镜头对准瘫坐在久未整理的床上的我,而我此时只能硬着头皮上场。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越在意有人拍你,你就越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光是察觉到有人按下手机录像键或将镜头对准你,就足以让你的行为开始不自然起来,即使那个人是朋友也一样。虽然我今日与他人的互动大多通过镜头,但我还是不确定,究竟是看到自己在影片里比较奇怪,还是被拍比较奇怪。我试着避开前面那种状况,但现在大家不太可能逃得掉后面那种状况。

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我全身僵硬、无法动弹。萝拉的摄影机红灯就像狙击手的瞄准镜,不断提醒着我,房门可能随时会被撞开,可怜的我会被拖走。当我摆脱这种想法时,我又立刻被另一种想法缠上。我不断地想象,这些录像片段之后如何在法庭上呈现。我发觉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前准备,像是穿件像样的衣服、刮掉凌乱的胡子等。整个房间堆了不少送餐托盘与垃圾,面碗与吃了一半的汉堡丢在一旁,地板上还有成堆的脏衣服与湿毛巾。

这真是个超现实的状况。我在被拍摄前没遇过任何影片工作者,在充当消息来源前也未曾与记者有过接触。我第一次和别人大声谈论美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竟是通过网络放送在全世界所有人面前。不论我的样子有多邋遢,声音有多生硬,这都无法否认萝拉拍摄影片的重要性,因为它真实地呈现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平面媒体做不到的。她这几天在香港拍摄的片段,里面呈现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扭曲,这不仅展示出她身为纪录片工作者的专业,更代表她有先见之明。

在6月3日至9日这段时间内,我与格伦以及他的同事艾文·麦卡斯吉都(Ewen MacAskill)待在旅馆房间内做访问。艾文是会面首日后才加入我们的。我们聊了许多内容、仔细剖析国安局监控计划,而萝拉在旁忙着拍摄。相较于白天的忙碌,晚上显得空虚孤独。格伦与艾文会回到他们的旅馆W酒店,那里距离美丽华不远,他们会将每天的访问写成报道。萝拉也会离开,她忙着剪辑拍摄的片段,《华盛顿邮报》的同事巴特·杰尔曼帮忙将这些片段做成报道。巴特后来没能来香港,但他在远程接收影像,与萝拉分工合作。

我晚上会睡觉或尝试入睡,不然就是打开电视转到BBC、CNN这类英语频道,观看国际社会对此有何反应。6月5日,《卫报》登出格伦第一篇报道,内容写的是外国情报监控法庭授权国安局从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搜集用户电话资料。6月6日,他写的棱镜计划文章登场,里面的内容与《华盛顿邮报》同日刊出的萝拉与巴特的报道大致雷同。我深知,随着曝光的内容越来越多,我越可能被指认出来,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尤其是我的单位开始发电子邮件要我回报近况,而我却迟迟没有回应。虽然格伦与艾文同情我处境艰难,但他们从不让这种心情妨碍他们报道真相,而我也试着仿效他们的做法。

新闻报道与纪录片一样,能透露的东西有限。由于既定惯例与科技限制,媒体不得不删除部分内容,这是很有趣的。格伦的文章(尤其是刊登在《卫报》的内容)锁定事实陈述,与他坚决追求真相的热情形成强烈对比。而艾文人如其文:真诚亲切、耐心公正。萝拉则默默地在旁综观全局,时而内敛矜持,时而机智讽刺,拥有融合高超间谍与完美艺术家优点的特质。

当所有电视频道与在线网站争相报道此事时,可以预见到美国政府必定想尽办法要找出消息来源。当他们发现是我爆料时,他们可以把我的面孔当成挡箭牌来逃避责任,而非回应爆料内容。他们势必会攻击泄密者的可信度与背后动机。有鉴于此,我必须抢回主导权。若我不交代动机与目的,政府便能趁机转移焦点。

唯有先在媒体前现身,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才有机会反击。我可以给予媒体一些个人信息,以满足他们高涨的好奇心。也许再附上一份声明:重要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美国民主机制遭到破坏。之后我立刻消失无踪、人间蒸发,这就是我的计划。

艾文和我讨论后决定,由他写一篇关于我情报背景的文章,而萝拉则建议我拍摄一段影片声明,连同《卫报》文章一起刊出。在里面,我将承认我是唯一消息来源并承担责任。虽然萝拉整周都在拍我(其中许多片段出现在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中),但她根本没空整理并找出适合的片段,毕竟我必须条理分明地对着镜头说话。于是她提议,不妨就在旅馆录下自我介绍。这段影片的开头是:“呃,我的名字是斯诺登,我,嗯,今年29岁。”

“你好,世界!”(学习程序语言时,第一个练习是输出“你好,世界”这个字符串。)

虽然我从未后悔表明身份,但我确实希望我能说得更好,以及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实上,我根本毫无规划。当别人问及整件事落幕后有何打算,我并没有仔细思考,主要原因是我成功概率极小。我在乎的是将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我深知,将这些档案公之于世,意味着我必须接受全民检验。没有退路就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我事先设想好每一步,那可能会伤害曝光内容的可信度。

举例来说,若我先安排好飞到某国或寻求庇护,那我可能会被称为外国间谍。而若是我返回美国的话,我能想到最好的情况是: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然后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的罪名起诉我。他们会做个样子举办公审,但是不给我答辩的机会,因为涉及任何重要事实的讨论都会遭到禁止。

政府刻意施行有瑕疵的法律,极大地阻碍了正义的实现。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根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抗辩,无法主张我泄露给媒体的资料涉及公共利益。即使是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无法说出这些爆料所带来的好处,像是促使国会修改监控法律或让法庭裁定某些监控计划非法,或是逼迫司法部部长与美国总统承认大规模监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而这能让美国变得更强大。若我回国的话,以上这些公共利益在法庭上会被认定为无关紧要、不予受理。政府唯一需要证明的是:我泄露机密信息给记者,但我从头到尾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何我会认为,任何呼吁我回国受审的人,他们等于要我回国受刑,且刑罚肯定不轻。泄露高级机密文件,不管对象是外国间谍还是国内记者,每份文件刑罚最高10年。

自从《卫报》网站6月9日放出我的影片后,我便被锁定了,就像我背后有个标靶。我深知,这些蒙受羞辱的机构绝不会善罢甘休,会一直追查我,直到我落入他们手中为止。过些时候,他们也可能转移目标、骚扰我心爱的人,同时贬低我的人格,他们会四处打探我的私人生活与工作情况,寻找任何可以抹黑我的信息,把握每次造谣的机会。对于这整个过程,我并不陌生,毕竟我待在情报单位的时候读了不少机密资料,加上我也研究过吹哨者与泄密者的下场。我查过这些英雄的故事,包括过去的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与安东尼·罗素(Anthony Russo),以及较近的托马斯·塔姆(Thomas Tamm)。塔姆曾在美国司法部情报政策与审查办公室担任律师,他爆料政府于2000年中期非法窃听民众。另外还包括德雷克、宾尼、魏比与鲁米斯。鲁米斯就像是数字时代的佩里·弗尔沃克(Perry Fellwock),后者早在1971年时便揭露了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国安局机构的存在,此举促使参议院丘奇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前身)要求国安局仅能搜集外国情报,不得监控国内民众。当然还有举世闻名的美国陆军一等兵切尔西·曼宁,她因泄露美国战争罪行而遭军事法庭判刑35年。在服刑七年后便获得特赦,原因是她在关禁闭时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引发国际社会抗议。

不管这些人是否入狱,他们多少都得面对反弹力量,其中多数是非常残忍的人格摧毁,而背后依据则是政府通过滥权获得的情报。若这些人私下通信时曾表现愤怒情绪,那他们会被说是挟怨报复。若他们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或是在图书馆借过类似书籍,那他们会被认定成精神错乱。若他们曾喝醉酒,那他们必定是酒鬼。若他们有过外遇,那就是生性淫乱。其中不少爆料者因此倾家荡产。情报单位根本不必与这些异议人士交手,直接破坏他们的名声比较快,反正只要动手调出档案,再放大不利情报或凭空捏造证据即可。

我确定政府对我爆料的行径极为愤怒,但对于家人与女友的支持,我也深信不疑。琳赛必定能理解(或许不能原谅)我这么做的原因。回忆他们的爱让我获得安慰,能够得以面对眼前事实: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接下来只能顺其自然。我只能将我对家人、女友的信心扩及美国所有公民,虽然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我希望,一旦他们理解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全貌,那么他们便会动员起来追求正义。他们将为自己争取正义,而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孤注一掷:我难以相信任何人,只好相信所有人。

我在《卫报》的影片播出后,过了几个小时,格伦的一名忠实的香港读者联系了他,并通过此人介绍了两个当地律师罗伯特·蒂伯(Robert Tibbo)与文浩正(Jonathan Man)给我。他们两人自愿接手我的案件。当媒体查到我的住处并堵在门口时,他们帮我逃离美丽华酒店。为了转移媒体的注意力,格伦直接走到大厅门口,无数摄影机与麦克风立刻捅向他。而我在两位律师的护送下,从另一个出口离开,穿过一座天桥逃到附近的购物中心。

我非常喜欢罗伯特,他充满理想、不畏艰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他的客户与挚友是我的荣幸。除了他专业的律师能力外,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寻找住处的创意。当所有记者在全香港五星级饭店寻找我时,他带我来到最贫穷的社区并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些其他客户……我通常不愿透露他们的姓名,但既然他们勇敢地在媒体前曝光,我也就接受他们的这份好意了。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罗德尔(Vanessa Mae Bondaliam Rodel),来自斯里兰卡的三位难民——普什帕库马拉(Ajith Pushpakumara)、凯尔拉帕塔(Supun Thilina Kellapatha)与诺尼斯(Nadeeka Dilrukshi Nonis)。

这些和善、大方的朋友表现出了人道精神。他们团结一致地帮助我,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人性的表现。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他们不在乎我是谁,也不在意帮助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危险,他们只知道我需要帮助。他们非常了解为了活命被迫逃难的辛苦,他们经历的磨难远多于我,像是军方拷打、强暴与性虐待等。他们让一个疲惫的陌生人住到家中,而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面孔时,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对我微笑,他们待我热情且亲切。

虽然他们的资源有限,但却不吝于分享一切,即使凯尔拉帕塔、诺尼斯、罗德尔与两个小女孩的住处拥挤狭小、无比简陋,比我在美丽华的房间还小,但他们仍慷慨大方,拒绝收下任何报酬,以至于我必须偷偷把钱塞在他们家中。他们提供我三餐、让我洗澡、给予我睡觉的地方,他们保护了我。很难想象,他们拥有这么少,却给予这么多。他们全然接纳我,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尤其是当我像只流浪猫缩在角落,拿出特别天线偷用远方旅馆的网络,惹来屋里孩童笑闹的时刻。

6月14日,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罪名起诉我,起诉书不对外公开。6月21日,他们正式要求引渡我回美国。我知道,这是我该离开的时候,而这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

正当美国国务院提出引渡要求之际,我的律师收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回信,他们表明无法协助我取得庇护。而香港当局不愿为我提供国际保护……并宣称他们必须顾及美方要求。换句话说,香港要我回到美国并在牢中向联合国求助。我不只是孤单一人,且在各国都不受欢迎。如果我想自由地离开香港的话,必须现在就走。我清空手中四部笔记本电脑的资料并销毁加密金钥,这代表我再也无法取用机密文件,即便美国政府强迫,我也无法做到。我将仅有的几件衣服打包好就起身离开。“芳香的海港”根本没有我容身之处。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距离中国香港约半个地球远。对这样一个海岛国家而言,一切事物都介于中间,正如赤道横贯该国一样。事实上,它的国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赤道共和国的意思。许多北美民众认为厄瓜多尔是个蕞尔小国,这是事实,而熟悉该国历史的人甚至会说它压迫人民。但若要说厄瓜多尔故步自封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时,民主社会主义领袖顺势崛起,像是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与委内瑞拉等国,而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也靠着这股浪潮于2007年当上厄瓜多尔总统。他上任后推行一连串的政策,试图抵抗与逆转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其中一项措施反映出他身为经济学家的优势:他宣布该国考虑停止偿还不合理外债。准确来说,这些外债被归类为恶债,也就是独裁政权或专制帝国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债务,而恶债无须偿还。靠着这项主张,科雷亚让该国人民脱离数十年来的经济枷锁,但这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资本家敌人,而这些资本家的存在影响了美国多数外交政策。

厄瓜多尔愿意提供政治庇护(至少在2013年如此),这是相当难得的。其中最有名的事迹是,在科雷亚主政时,该国驻伦敦大使馆已成为政治犯避风港与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的藏身处。我先前曾在一个大使馆工作过,所以我不太想住在那里。但我的香港律师考量现在的情况,认为厄瓜多尔是最有可能为我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且该国比较不怕触怒美国这个“老大哥”。我的支持团队人数越来越多,包括律师、记者、技术专家与社会人士等,他们一致同意厄瓜多尔是最好的选择。我只希望事情真的能够顺利。

美国政府决定以间谍法起诉我,我被控犯下政治罪,意思是受害者是政府而非个人。按照国际人道法规定,遭控犯下此罪的人通常不会遭到引渡,因为起诉政治犯经常是独裁国家打压异议的手段。理论上,这代表吹哨者在全球各地都应获得同等保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当你的对手是自认为正义的美国政府时。表面上声称扶植海外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私底下却成立由私人承包的秘密机队,专门用于非常规引渡,也就是部分人口中说的绑架。

我的团队联系全球各地官员,从冰岛到印度等,询问他们是否遵守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以及是否承诺不会试图干涉我的航空行程。事实证明,多数的先进国家畏惧美国的庞大势力。他们私底下对我深表同情,却连非官方承诺都不愿提供。我最常听到的建议是,我只能踏入不引渡政治犯的国家,同时避免经过与美国友好或畏惧美军势力的国家领空。其中一位官员(应该是来自法国)建议,若我能取得联合国通行证的话,那我成功闯关的概率便会大增。这是联合国颁发的单程通行证,通常用于帮助难民过境时安全通关,但想获得此证绝非易事。

莎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是一名记者兼维基解密网站编辑。当她获知有位美国民众揭露政府监控全球的消息,她二话不说立刻飞来香港。凭借着她过去经手网站事务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协助处理阿桑奇引发的风波),她有意提供给我全球最棒的庇护建议。而她在香港法律界的人脉也不错,必要时可能派上用场。

人们经常认为,阿桑奇给我提供帮助是出于私人目的,但我相信,他只是单纯想帮我逃避缉捕。此举可能让美国政府颜面无光,而这对他来说算是额外收获而非主要目标。阿桑奇有时确实自私自利、喜怒无常,甚至会欺凌他人(我们一个月前首次通信就不欢而散,后来再也没联络),但他挺身而出,捍卫大众知情权,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打赢这场战争。因此我认为,认为他的帮助是别有企图或自抬身价未免过于小看他的动机。我相信,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机会足以作为曼宁的反例。曼宁将美国机密外泄给维基解密而遭判入狱35年。这样的刑期史无前例,更是给全球各地吹哨者带来寒蝉效应。虽然我不曾也无意成为阿桑奇的消息来源,但我的情况给了他弥补缺失的机会。他没有机会拯救曼宁,但他决定通过莎拉来全力支持我。

话虽如此,一开始我对莎拉涉入此事仍抱有戒心。但萝拉告诉我,莎拉对此事相当看重,并且她的能力优秀,最重要的是,她不受阿桑奇控制:她是维基解密里少数敢公开反对他的人。尽管我半信半疑,但我处境艰难,没有别的选择,套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言:让别人可信的方法是相信他们。

萝拉通知我莎拉来到香港的消息后,过了一两天,莎拉才通过加密渠道与我联系;又过了一两天,我便与她当场见面。如果我记错日期的话,请务必体谅我,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忙乱。自从莎拉来到香港后,她总是来去匆匆。虽然莎拉不具有律师身份,但她非常了解如何做才能避免遭到引渡,这其中涉及许多人际往来与半官方领域的细节。她与香港当地的人权律师会面,询问他们客观独立的意见。她做事迅速、谨慎小心,这令我印象深刻。她通过维基解密的广泛人脉与厄瓜多尔驻伦敦领事费德尔·纳尔瓦兹(Fidel Narvaez)取得联系,在他勇敢的帮助下,成功以我的名义申请到联合国通行证,而这意味着:我能顺利前往厄瓜多尔。此证件由纳尔瓦兹紧急发出,因为我们没有多余时间等待该国政府正式批准。通行证一拿到手,莎拉马上雇了一辆厢型车载我们去机场。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莎拉,她总是参与到行动当中。虽然我很不想承认,我们熟悉起来是因为我向她致谢,但我开口第一句话却是:“你上次睡觉是何时?”莎拉蓬头垢面,邋遢程度和我有一比。她望向窗外,试着回想答案,最后她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我们都患了感冒,因此两人对话夹杂着喷嚏与咳嗽。按她的说法,她愿意帮助我是出于良知,不只是因为老板如此要求。确实,她对于政治的想法与阿桑奇不太相同,阿桑奇极力反对中央权力过大,而她认为现代媒体大多迎合政府利益,而非挑战政府当局。当我们赶至机场,完成报到手续,通过护照查验时,我一直等她问我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甚至是要我以阿桑奇或维基解密的角度发表看法也可以。但一直没有不开口,倒是她有次笑我是笨蛋,竟然相信媒体集团能公平地为大众守护真相。这些坦率的对话,令我非常欣赏她的直言不讳。

我们的目的地是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中间会转机三次,分别是俄罗斯莫斯科、古巴哈瓦那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这是唯一安全的路线,因为从香港无法直飞基多,而其他路线都会经过美国领空。虽然我有些担心在俄罗斯等待转机时间过长(我们必须等待近20个小时,前往哈瓦那的班机才会起飞),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的航程,因为从俄罗斯飞到古巴一定会经过北约国家领空。其中最令我担心的是波兰,该国在我有生之年期间一直想尽办法讨美国欢心,包括允许中情局在该国成立秘密机构,任由我的前同事“加强侦讯”犯人,加强侦讯是小布什时代用来美化“严刑拷打”的说法。

我压低帽缘,遮住眼睛,以防被旁人认出。莎拉则拉着我的胳膊,带我走到登机门口,我们就在那边等待登机。这是她退出的最后机会。我对她说:“你不必这么做。”

“做什么?”

“像这样保护我。”

此时正值登机之际,莎拉正色说道:“让我们说清楚,我不是在保护你。没人保护得了你。我在这里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干预此事,我得确保所有人相安无事。”

“所以你是我的证人。”我说道。

她给了我一个苦笑。“总要有最后一个人看你还活着,这个人有可能是我。”

虽然我们已成功通过三道艰难关卡(报到,护照查验,登机),但我在飞机上仍感到不安。我并不想得意忘形,我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莎拉坐我旁边,为我挡住其他乘客的视线。等了好久,机舱门终于关上,空桥撤离,飞机开始移动。但飞机还没从柏油路面开到跑道时突然停下,这令我非常紧张。我将帽缘凑近玻璃,试图想探听是否传出警报声,看看是否出现蓝色闪光。这段等待时间仿佛没有终点,每分每秒都是无尽折磨。突然,飞机开始移动,然后转个弯,后来我才意识到飞机已经起飞。

随着飞机升空,我的心情开始雀跃起来,但仍无法使自己相信已脱离险境。当我们在空中时,我松开紧抓大腿的双手,突然想从袋子里拿出魔方把玩。但我知道不能这么做,因为这太引人注意。于是我往后坐好,再次拉低帽子,疲惫的眼睛盯着座位前方的屏幕,看着航程路径显示,从中国、蒙古到俄罗斯,这三国都不太可能与美国国务院合作。但我们无法预知飞机降落后的情况,俄罗斯政府除了把我们拉去检验区,搜索我的计算机与包里装了什么之外,不晓得还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希望,在全球高度关注以及维基解密人员与我的律师掌握我们行程的情况下,俄国不会对我们动用残忍手段。

等到飞机在中国领空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安心入睡,我直截了当地问莎拉:“你为什么要帮我?”

她压低音调,似乎不想让情绪过于激动。她说,她希望我能有更好的下场。她没有说清楚,比什么结果或是比谁的下场好。但我认为这是她考虑周详、顾及情面的回应。

我放下心中的大石,终于好好地睡了一觉。

6月23日,我们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预计在此地短暂停留20个小时等待转机。

不料这一等就超过了六年,所谓的流亡就是无止境地停留。

在情报机构(尤其是中情局),你会获得许多快速通关的训练。你必须注意穿着、行为举止,清楚地知道袋子里装什么,并牢记他们为你编造的背景。你的目标是成为队伍里最平凡无聊的人,最好让人记不起来你的长相。但若是你护照上的名字已成为新闻各节目的重点,那以上这些招数就没太大作用。

我把小本蓝色护照交给护照查验区的壮汉,他快速地扫描、翻阅里面的内容。可靠的莎拉就站在我身后。我事先记下前方民众通关所需时间,相比之下轮到我们时却拖了很久。之后有个男子接起电话,用俄文咕哝说了几句,两名穿着制服的保安官立即出现并朝我们走来。他们想必等待已久。走在前头的保安官从壮汉手中取走护照,之后来到我前面。“你的护照有问题。”他说,“请跟我来。”

莎拉立刻走到我身旁,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串英文:“我是他的法律顾问,按照法律规定……”

但她还来不及引用联合国公约与日内瓦条款,保安官便举手打断并朝队伍看了一下。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得懂莎拉的话,但他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

两位保安官拽着我们快步行走,我原本以为目的地是第二查验区的小房间,但后来却抵达机场内的豪华商务贵宾室。这里只允许商务舱或头等舱客人进入,我看到有些人慵懒地躺在豪华沙发上头。我与莎拉按照指示经过这群人、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像会议室的地方,里面有一群穿着灰衣的男子围桌而坐。他们大概有六人,全都留着军人发型。其中一人与他们分开坐,手中拿着一支笔,我猜想,他可能担任书记员或秘书的角色。在他前方放着一份卷宗,里面夹着笔记本。卷宗外头印着一个单色徽章标志,我一眼便认出这是俄罗斯最高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FSB)的象征。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相同的是,联邦安全局不仅能搜集情报、执行调查,同时也能逮捕犯人。

桌子正中间坐了一个年纪稍长的人,他穿的西装比其他人高档,满头白发闪耀着权威光芒。他示意我与莎拉坐在对面,从他充满权威性的挥手与微笑上,可想见他的地位应该比较高,相当于美国案件承办专员。全球情报圈充斥着他这样的人,像个演员卖力地演绎各种情绪,直到取得他们想要的回应。

他清一清喉咙,接着以一口不错的英文对我进行招揽,也就是中情局所说的“陌生提案”。简言之,这些外国情报机构邀请你加入他们。如果你配合的话,他们会给予你好处,像是整沓现金或帮助你逃脱罪名(从诈骗到谋杀都有可能)。但作为交换,你必须提供同等或更高价值的情报。这般直截了当的赤裸交易,一开始总是不明白地说清楚,更好笑的是,虽然这被称为“陌生提案”,但发起者总是以温暖笑容、极富同理心的闲聊作为开头。

我心里清楚,我一定得打断他。若你没有立刻阻止的话,他们日后可公布你在思考此事的录音,即便你最终拒绝招揽,也足以摧毁你的名声。因此,当他因为麻烦我们而道歉时,我想象他们正在偷偷录音,于是小心地选择措辞。

“请你听好,我知道你是谁,以及你们在干什么,”我说道,“但我必须清楚表明,我无意与你们合作,我不会与任何情报组织配合。我没有冒犯之意,但我参与这场会面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的包就在这里,随便你们搜。”我指着椅子下方的包。“但我向你保证,里面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在我说话时,这名男子表情出现了变化,他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没有,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说,“请相信我,我们只是想帮忙而已。”

莎拉清了清喉咙,开始加入我们的对话。“你们人真好,但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只想继续接下来的旅程。”

在那一瞬间,他虚假的受伤表情立刻转为恼怒。“你是他的律师吗?”

“我是他的法律顾问。”莎拉回答。

他向我提问:“所以你飞来俄国不是为了待在这里?”

“不是。”

“我能问你打算做什么吗?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我要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想必他是明知故问,毕竟我们在香港搭的是俄罗斯航空,他绝对已经从这家国际航空公司取得了我们的行程副本。

我和他一直上演着谍对谍的情报戏码,直到他说出下面这句话,令整个对话方向出现了180度转变。“你还没听说吗?”他站起来看着我,一副要宣布我家人过世的样子,“我得通知你,你的护照失效了。”

我惊讶到开始口吃:“不好意思,但是我……我才不相信。”

他倾身靠在桌子上说道:“是真的,我没骗你。这是你们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做的决定。你的护照被美国政府取消,航空公司被通知不准你飞行。”

这绝对是他的伎俩,但我搞不清楚目的何在。我说道:“稍等一下。”但我还没开口要求,莎拉立刻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并连上机场的无线网络。

“当然,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名男子说完这句话后,便转身和他的同事用俄语聊天,他仿佛很是清闲。

莎拉向我讲述她查到的一切新闻信息。在我离开香港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取消我的护照。当我还在空中时,我的旅行证件便遭到撤销。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自己国家的政府竟然把我困在俄罗斯。虽然国务院此举可能是照着官僚程序走,当想追捕通缉犯时,通知国际刑警组织并取消他的护照是标准程序,但从结局来看,这根本是丢美国自己的脸,因为这是给俄罗斯宣传曝光的机会。

“是真的。”莎拉边摇头边说。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这名男子问道,他走到我们桌子这一侧。

在我还来不及拿出联合国通行证时,莎拉便开口:“不好意思,但我必须建议斯诺登先生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这名男子指着我说:“请跟我来。”

他示意我跟着他走到会议室另一端,那里有个窗户。我照指示站在他身旁,随后往窗户一看。距离三四楼的下方挤满大批媒体,这是我毕生见过最大的阵仗,记者一看到我便高举摄影机与麦克风。

这是一场表演秀,或许由联邦安全局精心策划,也可能不是,最可能的概率是一半一半。俄罗斯几乎所有事物都是一半一半。但至少我现在知道为何我和莎拉会被带到这个会议室里来。

我回到原来座位,但没有坐下。

他从窗户那边转身面向我并说道:“像你遭遇到的这种状况,没有朋友帮助的话,日子会很难过……”他将话悬在嘴边。

我心想,他终于要直接表达招揽的企图了。

他说:“你是否掌握到一些信息,或许只是一些小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不劳您费心,我们自己会处理好。”我回答。莎拉就站在我旁边。

他叹了口气,转身含糊地说了几句俄文,他的同伴一一起身,纷纷走出会议室。他对我说:“希望你做这个决定不会后悔。”他转身离开,此时两个机场管理人员走进来。

我要求前往飞往哈瓦那航班的登机门,但遭到他们忽视。我最后从口袋里掏出通行证挥舞,但他们根本不理我。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受困长达40天40夜。在这段时间内,我总共向27国申请政治庇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起身对抗美国,有些国家一口回绝,部分国家则表示,除非我抵达他们境内,否则无法考虑这项请求,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后,唯一同情我的国家元首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堡王”,它从未拒绝过我要吃大皇堡(内含西红柿与洋葱)的请求。

过了不久,我滞留机场的消息传遍全球,俄罗斯当局最后也觉得有些麻烦。7月1日,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结束天然气输出国论坛年度大会后,搭乘专机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离开。由于莫拉莱斯曾对我的处境表达同情,美方怀疑我藏匿在专机里,于是向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施压,不准飞机进入他们国家领空,最终导致专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迫降。此专机遭到停飞、搜索,直到确认没有我的踪迹才放行。这严重侵害了玻利维亚国家主权,联合国也予以谴责。此事令俄罗斯颜面无光,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来访的国家元首顺利回家。而这让俄罗斯政府与我都确信了一点:美国怀疑我用来偷渡的任何飞机,恐怕都难逃迫降与停飞的命运。

俄罗斯政府决定尽快摆平此事,还给莫斯科机场一个清净,不能总是被大批媒体包围。8月1日,俄罗斯决定给予我暂时庇护。莎拉和我得以离开谢列梅捷沃机场,她能回到美国老家。我们一起共患难的时光,让我和莎拉成为终生挚友。我永远感激,她这几周以来的陪伴,她是如此正直坦率、坚强勇敢。

第二十八章 琳赛·米尔斯的日记

远离家乡之后,我一直思念琳赛。我一直不敢说琳赛的故事——在我离开之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联邦调查局的审问、监视,媒体的关注,网络上的骚扰,疑惑、伤痛、愤怒和悲伤。最后,我认为只有琳赛本人才有资格叙述那段经历。没有人体验过这样的经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有这个权利来讲述。幸运的是,琳赛从青春期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用来记录生活以及绘画的草稿。她很大方地同意让我节录一些内容。接下来所节录日记的时间点是从我离开夏威夷后开始,日记当中的所有人名都已经做了修改(除了亲戚以外),并修正了一些拼写错误,以及做了一些校订,除此之外都保持原样。

2013年5月20日

我到凯马特买了个花环,我试着要用正确的阿啰哈精神来迎接温蒂。但我很生气,艾德一直打算邀请他母亲来住几周,是他找她来的,因此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很希望他在。从机场开车回怀帕胡途中,温蒂很担心,她不习惯他马上就离开。我试着告诉她这是正常的,我们住在海外时这很正常,但住在夏威夷时则不是,我不记得艾德什么时候离开过,没有继续保持联络。我们去吃了一顿很棒的晚餐,以此来转移注意力。温蒂跟我说,她认为艾德请病假时还要被叫回去工作,实在太没道理了。我们回家后,温蒂马上就去睡了。我看了看手机,发现有三通来自未知号码的未接来电,还有一通未接来电是来自一串很长的海外号码,没有语音留言。我上网搜寻那串很长的海外号码。艾德一定是在香港。

2013年5月24日

温蒂一整天都一个人待在家,她的脑中不停地飞窜着各种想法。我对她感到很抱歉,只能想一想如果是艾德的话,他会怎样让我母亲感到开心,以此来安慰我自己。吃完晚餐后,温蒂一直问我艾德的身体如何,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自己也有癫痫病史。她说她很担心他会癫痫发作,然后就开始哭,我也开始哭。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也很担心。但是比起癫痫,我在想他会不会有外遇,外遇对象会是谁,最后只能好好享受温蒂来小住的时光。照原定计划,我们带着臂圈型救生衣到大岛,到基拉维亚火山。等温蒂回去之后再重新计划。

2013年6月3日

送温蒂到机场,她要飞回马里兰州。她不想回去,但她还有工作。我陪她走了很远,并拥抱了她。我不想放开。接着她开始排队进行安检。回到家后发现艾德的Skype状态改成了:“很抱歉,但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改的,有可能是今天,也有可能是上个月。我只是刚好看到Skype,注意到这件事,我居然认为他可能会发信息给我,真是太疯狂了。

2013年6月7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探员梅根·史密斯(Megan Smith)打来电话把我吵醒,她要我回电话给她,讨论艾德的事。我还是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有点发烧。我必须把我的车放在汽车维修厂,陶德骑他的杜卡迪机车载我回家。我们停在路边,我看见一辆白色的政府车辆停在我们家车道上,政府探员在跟我们的邻居说话。我从来没见过邻居。不知道为什么,我凭直觉告诉陶德继续骑下去。我把头低下去,假装在包里找东西。到了星巴克,陶德指着报纸,上面写着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事。我试着去阅读新闻标题,但我的疑心病开始发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车道上会有那台白色休旅车吗?它和星巴克外面停车场上那台休旅车是同一台吗?我是不是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我再次回到家时,休旅车不见了。吃了药后才发现我还没吃饭。午饭吃到一半时,警察出现在厨房窗户前。透过窗户,我听见他们通过无线电说有人在这栋房子里,那个人指的就是我。我打开前门,有两个探员和一个檀香山警察局的警员。他们好可怕。檀香山警察局警员搜查了这栋房子,史密斯探员问我关于艾德的事,他5月31日就应该要回去工作了。檀香山警察局警员说,工作单位报警表示某人失踪了,但妻子或女朋友却没有先报警,这是件很可疑的事。他看着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杀了艾德一样。他在整栋房子里寻找艾德的尸体。史密斯探员问我能不能检查这栋房子里所有的计算机,这让我很生气。我告诉她说必须先取得搜查令。他们离开了这里,但还是驻守在街角。

2013年6月8日,圣地亚哥

我有点担心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会不允许我离开这座岛。机场里的电视全部都在报道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新闻。登机之后,我发送电子邮件给史密斯探员以及檀香山警察局失踪人口调查员,说我祖母要进行心脏手术,我必须离开这座岛几周。其实手术要到月底才会确定日期,而且手术是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不是在圣地亚哥,但这是我唯一想到能让我可以前往美国本土的理由。这要比说我一定要去陪伴我最好的朋友珊卓,而且她的生日要到了这种借口好很多。飞机的轮子离开地面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陷入了短暂的沉睡。降落后,我烧得很严重。珊卓来接我,我没有告诉她任何事,因为我的疑心病又犯了,但是她看得出来发生了某些事,我并不只是为了她的生日才来这里的。她问我说是不是和艾德分手了,我说可能吧。

2013年6月9日

蒂芬妮打电话给我。她问我过得怎么样,说很担心我。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沉默了一阵子,然后问我有没有看新闻。她说艾德拍了一段影片,在《赫芬顿邮报》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珊卓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接到屏幕上,我冷静地等待了12分钟,YouTube上的影片下载完成。接着,艾德出现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他。我很惊讶,他看起来很瘦,但听他说话像以前的他。以前的艾德,自信而坚强。是在经历过去这艰辛的一年以前的他。这才是我爱的那个男人,而不是前阵子和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冷漠、有距离感的幽灵。珊卓抱住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开车去珊卓的生日烤肉派对,是在她表亲家,在城市南部的一个漂亮小山丘上,就在墨西哥边境。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我没有心情欣赏。我完全处于放空状态,不知道该如何去分析现况。这些友善的人不知道我内心正在经历什么。艾德,你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弄成这样,你要怎么回来?我几乎没有办法参与派对上的闲聊。我的手机一直响一直响,不断地涌入来电和短信,来自父亲、母亲,还有温蒂。从烤肉派对回圣地亚哥的途中,我开着珊卓表亲的杜兰戈休旅车,珊卓这周要用这台车。我们开车时,一辆黑色的政府休旅车跟在我们后面,一辆警车把珊卓的车拦下来,我本来应该也在那辆车里。我继续开着杜兰戈,希望我知道自己现在正开往哪里,因为这么多电话打来,我的手机早就没电了。

2013年6月10日

我知道艾琳(珊卓的母亲)是当地政界的重要人物,但我不知道她的作风却像个凶狠的黑帮人员。她安排好一切。我们等她找人推荐律师时,我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一名叫作查克·蓝道斯基(Chuck Landowski)的探员问我在圣地亚哥做什么。艾琳叫我挂掉,他又打来,我又接起来,虽然艾琳说我不应该接的。查克探员说他不想未经通知就直接来这里,所以他只是“出于礼貌”地打来通知我,探员们要过去了。这让艾琳非常生气。她强硬得要命,这真的很厉害。她让我把手机放在家里,然后她开车载我们出去外面思考一下。艾琳收到了朋友的短信,推荐给她一位律师,名叫杰瑞·法柏(Jerry Farber)。她把手机交给我,让我打给那位律师。一位秘书接起电话,我告诉她我叫琳赛·米尔斯,是爱德华·斯诺登的女友,我需要律师。秘书说:“哦,我马上帮你转接。”从她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她知道我是谁,感觉有点奇怪。

杰瑞接起电话,问他能帮什么忙。我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来,他问我探员的姓名,这样他才能跟联邦调查局谈。在我们等待杰瑞的消息时,艾琳建议我应该准备两部抛弃式手机,一部用来联络亲戚朋友,另一部用来联络杰瑞。接着艾琳问我把钱存在哪个银行,我们开车到最近的分行,她让我立刻把所有存款都提出来,以防联邦调查局冻结我的账户。我提出所有存款,分成银行本票和现金。艾琳让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就照她说的做。银行经理问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回答:“生活。”我真的很想叫他闭嘴,但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很有礼貌,会比较不容易被记住。我很担心人们会认出我,因为他们在新闻上曝光艾德的照片时旁边也有我。离开银行后,我问艾琳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专家,知道自己遭遇麻烦时应该怎么做,她非常轻松地告诉我:“身为一个女人,你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比如说,在你要离婚时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我们从越南餐厅打包了食物,回到艾琳家,我们坐在楼上走廊的地板上吃。艾琳和珊卓打开吹风机,让它们不断地吹,以制造噪音,我们说话很小声,以免有人在监听。

杰瑞律师打电话来,他说我们今天必须和联邦调查局见面。艾琳开车载我到他的办公室,路上她注意到我们被跟踪了。这毫无道理,我们要去和联邦调查局面谈,但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在跟踪我们,两辆休旅车、一辆本田雅阁,没有车牌。艾琳认为他们也许不是联邦调查局,可能是其他机构,甚至是外国政府,想要绑架我。她开始开快车而且蛇行前进,试图摆脱他们,但每次我们一靠近路口,就会遇到红灯。我说她这样太疯狂了,必须要慢下来。有个便服探员站在杰瑞的大楼门口,他满脸都写着“我是政府的人”。我们搭上电梯,出了门后有三个人在等着——两个探员以及杰瑞,杰瑞是唯一跟我握手的人。杰瑞告诉艾琳说她不能跟我们一起进会议室,我们结束后他会打电话给她。艾琳坚持一定要在这里等,她坐在大厅里,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准备好要等一百万年。去会议室的途中,杰瑞把我拉到一旁,说他会交涉有限豁免,我说这没什么意义,他并没有反驳。他叫我千万不要说谎,如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我不知道,让他来回答。麦克探员露出一个过于友善的微笑,利兰探员则是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一个实验品,而他在观察我的反应。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很可怕。他们开始问一些关于我的问题,非常基本的问题,看起来就像想让我觉得他们早就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了。他们当然知道。这就是艾德在意的。政府永远都知道一切。他们要我叙述过去两个月的事,讲了两遍,然后我讲完了“时间轴”,麦克探员要我从头开始整个重新说一遍。我问:“从头是指哪里?”他说:“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013年6月11日

结束审讯后,我非常疲惫,已经很晚了,接下来还有好几天的审讯。他们不会具体告诉我到底还有多少次。艾琳载我到某间餐厅找珊卓吃晚餐。离开市中心时,我们发现还是有人在跟踪。艾琳又开始加速并违规回转,试图摆脱他们,我求她不要这样做。我觉得她那样开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会让我看起来很可疑,但是艾琳是个顽固的虎妈。在餐厅的停车场,艾琳拍打那些监视车辆的窗户,并大喊着我已经在配合了,没有必要跟踪。这有点让人尴尬,很像母亲在学校里保护你,但我主要还是觉得很惊讶,她居然有勇气这样指责联邦探员。珊卓坐在后面的桌子旁,我们点餐后开始讨论媒体曝光,我出现在各种新闻里。

晚餐吃到一半时,两个男人向我们这边走来,其中一个很高的男人戴着棒球帽,另一个穿得像是要去夜店的样子。个子很高的人说他是查克探员,就是之前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他说等我们吃完晚饭后,要跟我谈谈开车方式。他一说完,我们立刻就决定不吃了。他们站在餐厅外。查克探员给我看他的警徽,说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他说可能会有人会危害到我的生命安全。他拍拍自己的外套,说如果有任何危险,他一定会去解决,因为他是武装小组。他可能是要装出很强悍的样子,或者是让我显得很脆弱,好让我信任他。他接着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联邦调查局会每时每刻监视我、跟踪我,而艾琳这种粗鲁的开车方式是不被允许的。他说一般情况下探员不应该和任务对象交谈,但是他认为现在情况使然,他必须“为大家的安全着想”。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他的联络方式,他说他会整晚都把车停在艾琳家外面,我有任何需要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但是无论我打算去哪里,都应该先发短信告诉他。他说:“开放地沟通会让一切都变得更容易。”还说:“如果你能先通知我们,我保证你会更加安全的。”

2013年6月16日至6月18日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我实在是太生气了,必须做个深呼吸,才能想清楚我到底是在对什么事情生气,因为一切都乱成一团。浑蛋联邦调查局!审讯让我很累,他们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我,无论我到哪里都要跟踪我,最糟的是他们破坏了我的习惯。通常我会到树林里拍照或写作,但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监视我。他们消耗我的精力、时间,消磨我写日记的欲望,借此夺走我的最后一点隐私。我必须记得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首先他们要我把笔记本电脑带过去,复制了我的硬盘,可能也放了很多间谍程序在里面。接着他们把我所有的电子邮件和对话记录复本影印出来,然后读出我写给艾德的东西和艾德写给我的东西,并要我解释那些内容。联邦调查局觉得每个字都是密码,废话!任何人私底下聊天的内容看起来都会很奇怪,但这就是交往八年的人的沟通方式啊!他们表现得就好像从来没和任何人交往过一样!他们问了一些问题,试图让我情绪疲劳,希望之后再回到“时间轴”时我的答案会改变。他们不肯接受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事实,还是一直回到“时间轴”,现在多了影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对话记录和我的在线日程表。

我以为政府的人会知道艾德对于工作一直都很保密,我要和他在一起就必须接受这件事,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不认为会这样。过了一阵子,我开始哭泣,所以审讯提早结束了。麦克探员和利兰探员说要送我回艾琳家,在我离开前杰瑞把我拉到一旁,他说他觉得联邦调查局看起来很亲切,“他们看起来很喜欢你,尤其是麦克”。但是他说还是要小心,让他们载回家时不要太过放松。“不要回答任何问题。”我们的车一开走,麦克就开口说:“杰瑞一定叫你不要回答任何问题对吧?但我只有一两个问题而已。”他说联邦调查局圣地亚哥办公室在打赌,探员之间在打赌媒体要过多久才会找到我。赌赢的人会得到一杯免费的马丁尼。之后,珊卓说她很怀疑,“男人都是这个德行,他们一定是在赌别的东西”。

2013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整个国家现在才刚开始理解他们的隐私正在被侵犯,但是我的隐私已经被侵犯到一种全新的境界了。这全都要感谢艾德。我讨厌发“出门通知”短信给查克探员,但我也讨厌自己没有勇气不要发短信。最糟的一次是有一天晚上我发“出门通知”说我要去和珊卓见面,但我迷路了,我不想停下来向那些探员寻求帮助,于是我就这样带着他们绕圈。我在想他们可能窃听艾琳的车,所以我开始大声地在车子里说话,心想他们也许可以听见我的声音。我不是在说话,我是在咒骂他们。我必须付钱给杰瑞,在我付完钱之后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那些浪费在探员身上的税金,他们就只是跟着我到律师办公室或健身房。前两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已经穿遍了所有合适的衣服,所以我到梅西百货去购物。探员们跟我到女性卖场,我在想他们会不会也跟到试衣间来,告诉我这件好看,这件不好看,绿色不适合你。在试衣间的入口有一台电视在播新闻,在主播说到“爱德华·斯诺登的女友”时我僵住了。我跑出隔间,站在屏幕前,看到我的照片一闪而过。我迅速拿出手机,犯了一个大错——搜索我的名字。有许多留言都在给我贴标签,说我是妓女或婊子。我根本不是这样。就像联邦调查局一样,他们早已决定了我是怎样的人。

2013年6月22日至6月24日

审讯暂时结束了,但还是有人跟踪我。我离开家,很高兴又能回当地的一间绸吊教室上课了。到达教室时,我在路边找不到停车位,但跟踪我的人有位子。如果我开出某个范围,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停车位,所以我又绕回来抢了他的停车位。和温蒂通了电话,我们都认为虽然艾德伤害了我们,但他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在他走的时候,确保我和温蒂待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叫温蒂来夏威夷,而且坚持一定要她过来。他希望在他的事情公开之后,我和温蒂能一起待在夏威夷,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陪伴,给予彼此力量和安慰。真的很难对一个你爱的人生气,尤其是你爱他,并且尊敬他做对的事。我和温蒂都哭了,然后都安静下来。我们应该是同时想到了同一件事,我们怎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讲话?有人在窃听我们的电话。

2013年6月25日

从洛杉矶飞到檀香山。戴着一顶红褐色假发到机场,通过整个安检,还有整班飞机。珊卓陪我一起来。我们在美食区随便吃了点上飞机前的午餐。有更多电视播放CNN的节目,在播艾德的新闻,而且依旧荒诞不经,但我想也许这对大家来说就是全新的事实吧。收到来自麦克探员的短信,他叫我和珊卓到73号登机门去找他。真的假的?他从圣地亚哥跑到洛杉矶?73号登机门被用绳索隔离起来,没有人。麦克坐在一排椅子上等我们。他跷着脚,给我们看他脚踝上佩着一把枪。又在假装强悍恐吓我了。他要我签署一份文件,这样到了夏威夷,联邦调查局才能把艾德的车钥匙还给我。他说有两个探员会在檀香山带着钥匙等我们,还有别的探员会跟我们一同搭上飞机。他道歉说他不是私下来找我的。这真令人作呕。

2013年6月29日

房子已经收拾很多天了,中间偶尔会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打扰,有更多的表格要我签字。经历这一切就像是酷刑。每一样小东西都会让我想起他。我就像一个疯女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盯着床上他睡的那一侧。但我经常发现有东西不见了,是联邦调查局拿走的。科技产品是当然的,还有书。他们留下来的只有脚印、墙上的磨损痕迹,还有灰尘。

2013年6月30日

怀帕胡庭院大拍卖。有三个男人回应了珊卓在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面发的“超优惠价格,全部带走”。他们出现了,来翻找艾德的生活,他的钢琴、吉他以及哑铃组,这些我无法忍受出现在生活之中,或运费太贵了无法运送回美国本土的东西。这些男人尽量装满他们的皮卡车,然后又来第二趟。我并不介意他们贪小便宜,对此我很讶异,我想珊卓应该也很讶异。但是当他们运走了第二趟之后,我很难过。

2013年7月2日

所有东西都被运走了,除了我正想丢弃的沙发床。在联邦调查局搜查这栋房子之后,所剩下的属于艾德的东西就装在一个小小的纸箱里了。有一些照片和他的衣服,还有许多无法凑对的袜子。这些东西在法庭上都不能作为证据,只能用来证明我们曾经在一起生活过。珊卓回到拉奈岛,带来一些火机油和一只金属垃圾桶。我把艾德所有的东西都倒在里面,他的照片和衣服,然后把点燃的火柴丢下去。珊卓和我坐在旁边看着它燃烧,烟雾冒向天空。火光和烟雾让我想起我和温蒂去基拉维亚的那次旅行,在大岛上看的火山。那只不过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但感觉就像是过了好几年。我们怎么能想得到我们的生活即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艾德火山即将摧毁一切吗?但是我记得基拉维亚的导游说,短期来看,火山是毁灭性的,长期来看,火山会推动这个世界,它创造岛屿、冷却地球,让土壤变得丰饶。它的岩浆不可抑制地流动,最终冷却、变硬。火山灰喷射到天空,洒落下来,变成矿物质,这会给土壤带来营养,创造出新生命。

第二十九章 爱与流亡

如果你在阅读本书时有任何时刻因为一个名词而停了下来,你想要厘清或进一步调查,于是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该名词,而且如果那个名词碰巧有些可疑,像是XKeyscore,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已进入系统了,沦为自己好奇心的受害者。

但是,即便你没有在线搜索任何东西,心怀不轨的政府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地查出你阅读过本书。最起码,它不费力气便可查出你有这本书,不论你是非法下载还是在线购买精装本,又或者在实体店用信用卡购买。

你只不过想要阅读而已——参与到这项人类最亲密的行为中,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但这已经足够了。想要与世界联系的自然欲望,便足以让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连接起来,将你带进一系列全球独特的识别码中,例如你的电子邮件、电话和个人计算机IP网址。借此创造一个遍及世界的系统,经由每一种可能的电子通信渠道来追踪这些识别码,美国情报机构让自己掌握权力,得以记录与永久储存你人生的资料。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美国谍报机构一旦发现他们可以被动搜集你的所有通信,他们便会开始主动恶搞。他们在发给你的信息中植入攻击程序码,亦即漏洞利用,借此取得文字以外的信息。现在他们有能力全面控制你的整体装置,包括照相镜头和麦克风。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手机、平板电脑,或是任何现代机器上阅读一本书,不论读到哪里,他们都可以追踪及读取。他们可以分辨你翻页的速度是快是慢,你有没有一章接一章看下去或者是跳着看。他们乐意忍受看你的鼻孔,看你边读边扭动的嘴唇,只要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资料,确定辨认你这个人就好了。

这是20年来无节制发展科技的下场,政治与专业阶级梦想着成为全民主宰的最终产物。无论何地、何时及何事,你的生活如今已成为一本翻开的书,能够随时被读取。

如果就定义而言,全民监控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想,它所构成的危险以及业已造成的伤害也必定是普遍性的存在。经由我跟媒体揭秘,我想要将这套系统公之于世,这是我的国家和全世界无法忽视的事实。自2013年以来,就范畴与敏锐度而言,大家的网络安全意识已有提升。但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必须一直提醒自己:只是注意还不够。

在美国,最初媒体对于我的爆料报道开启了一项“全国对谈”,如同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承认。虽然我理解他的情绪,但我希望他注意到,之所以造成“全国”影响,之所以造成“对谈”,是因为美国公众第一次获得了足够信息而能针对此事发表意见。

2013年的揭秘尤其惊动了国会,参众两院都对国安局滥权发起数项调查。那些调查结果指出,国安局一再对全民监控计划的性质与效用撒谎,甚至也对安全调查拥有最高权限的情报委员会委员撒谎。

2015年,联邦法院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珀”一案做出判决,该案旨在挑战国安局收集电话记录计划的合法性。法院判决指出,国安局的计划甚至违反了《爱国者法案》的宽松标准,更别说极有可能会违宪。这项判决的重点在于国安局对《爱国者法案》215条款的诠释,该条款允许政府向第三方索取与外国情报资料及恐怖调查可能“相关”的“任何实体东西”。法院认为,政府对于“相关”的定义太过广泛,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有关联,便将一些收集到的资料称为“相关”,这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毫无必要”的!法院拒绝接受政府的定义,这引起了一些法律学者对这项判决的诠释,进而质疑所有依据这种未来相关性说法而进行大量收集的政府计划是否合法。由于舆论兴起,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修改215条款,明确禁止大量收集美国电话记录。未来,这些记录将留在原来的地方,由民间电信业者掌控,而政府如果想要取得特定的几通记录,必须有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搜查令才能正式索取。

无可否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珀”案是一项重大胜利,确定了一项重大判例。法院宣布美国公众具有法律地位:美国公民有权站在法庭上,挑战官方的全民监控秘密系统。随着我的揭秘所引发的无数其他案件正在蜿蜒而缓慢地进入法院审理的程序当中,在我看来,唯一越来越明朗的是,美国对于全民监控的法律反抗不过是一场国际反对运动的测试,它正如火如荼地在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展开。

科技资本主义者对揭秘的反应是即刻而强烈的,再次证明极端危险会引来不太可靠的盟友。据我掌握的信息,国安局如此坚决地对其认为是刻意隐瞒的信息进行追查,已经破坏了网络的基本加密协定,使得公民的金融及医疗记录更不安全,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需要倚靠客户交付敏感个人资料的企业,造成了和客户间信赖关系的破坏以及伤害。对于此事,苹果公司的回应是在iPhone及iPad中预设强力加密;谷歌亦跟进,对其安卓产品和Chromebooks笔记本电脑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私营公司最重要的改变,或许是全球各地的企业开始将他们的网络平台由http(超文本传输协定),换成加密的https(超文本传输安全协定),有助于预防第三方拦截网络流量。2016年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网际网络发明以来,加密网络流量多过没有加密的第一年。

网络现在确实比2013年更加安全,尤其是在全球突然认识到加密工具与应用程序的必要性后。我个人现在也通过新闻自由基金会(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负责人的工作,参与设计及开发其中一些项目。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设立的宗旨是保障及赋权给新时代的公共利益新闻。该组织简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借由开发加密技术,用以维护及增强第一与第四修正案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闻自由基金会在财务上支援Signal以及Open Whisper系统所开发的加密短信与通话平台,并且开发SecureDrop[最初是由已故的亚伦·史瓦兹(Aaron Swartz)撰写程序码],这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递件系统,让媒体机构可以安全地接收匿名吹哨者及其他来源的文件。今日,SecureDrop已有10种语言的版本,获得全球70余家媒体组织采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纽约客》。

或许在完美的世界,也就是并不存在的乌托邦里,单凭法律就可以让这些工具失去作用。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它们变得极有必要。修改法律绝对比修改技术标准更加难以完成,只要法律创新落后科技创新一天,就一定会有机构试图滥用这种科技和信息的不对等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时便需要依赖独立的,开放原始码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者来缩小这种差距,提供法律无法或者不愿意确保的重要的公民自由保障。

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有项事实一直提醒着我:法律因国家而异,科技则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但计算机程序码却是相同的。科技跨越边境,持有几乎所有国家的护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明白,通过立法改革我出生国的监控机制,未必会对我流亡国的记者或异议人士有所帮助,但加密手机就帮得上忙。

在国际上,我的揭秘在具有长期滥权历史的地方掀起了对于监控的争论。人民最为反对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正是那些政府合作最为紧密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尤其是英国,其政府通信总部仍是国安局主要合作伙伴)和欧盟国家。德国在处理纳粹和共产主义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是这种分裂的主要例子。德国人民与国会获悉国安局在监控德国通信,甚至锁定梅克尔总理的手机时十分惊怒。但同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与国安局在无数行动中合作,甚至代为执行某些国安局无法或不愿单独进行的监控计划。

几乎全球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窘境:人民群情激愤,将监控视为民主的诅咒,其政府却同流合污,依赖监控来掌控人民,这样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这种认知失调遍布全球,使得个人隐私忧虑重新成为国际间对于人权的讨论范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政府首次讨论到隐私是男女老少的天生权利。如此一来,他们重新提起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二条载明:“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信不容无理侵犯,其荣誉及信用亦不容侵害。人人有权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与所有的联合国宣言一样,这种宏大的理想永远无法实施,它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刚刚经历原子弹暴行与种族灭绝,正面临着数量空前的难民与无国家状态的世界,建立起跨国公民自由的新基础。

依然沉浸在战后理想主义中的欧盟,如今成了第一个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跨国集团。欧盟颁布新指示,将会员国的吹哨者保护标准化,同时设立隐私保护的标准法律框架。2016年,欧洲议会通过“一般资料保护规范”(GDPR),成为迄今防范科技霸权侵犯的最重大措施,欧盟往往认为科技霸权是美国霸权的延伸,这也不无道理。

GDPR将欧盟公民规范为“自然人”,视为“资料主体”,亦即产生可识别个人资料的人。在美国,资料通常被视为所有收集者的财产。但是,欧盟认定资料是其代表的个人的财产,因而得以使个人资料加入应该受到公民自由保护的行列。

GDPR无疑是一大法律进步,但是,即便它是一项跨国法规,仍嫌范围过于狭隘:网络是全球通行的。我们的自然人格绝对不会成为我们资料主体的法律同义字,尤其是因为前者受到时空限制,而后者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地方。

现在,不论你是何人,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多重分身沿着信号通道漫游国外,没有你自己的国家,却遵守你通过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日内瓦的生活记录存放在华盛顿地区;携带东京婚礼的照片档案去悉尼度蜜月;将瓦拉纳西葬礼的影片上传到苹果iCloud上。我的个人照片、信息、影片等,其中一部分位于我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一部分散布在亚马逊、谷歌、微软和甲骨文等合作服务器,遍及欧盟、英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

我们的资料云游四海,无休无止。

早在出生前,当科技侦测到我们在子宫里,我们便开始创造这份资料,即使在我们死后,我们的资料仍不断增加。当然,我们有意识制造的记忆、选择保存的记录,不过是我们人生被企业与政府的监控所挖出来的信息中的一个小碎片,而大多是无意识地,或是未经我们同意。我们是地球历史上首度遭遇这种情况的人,是首度背负永久档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被收集的记录将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特殊责任。我们必须确保自己过去的记录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者对付我们的子孙。

现在,我们称为隐私的自由已获得新世代拥护。他们在“9·11”事件时尚未出生,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幽灵之下。这些未曾见识过其他世界的年轻人致力于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政治创造力与科技独创性给了我希望。

假如现在不采取行动取回我们的资料,我们的子女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会被困住,世世代代被迫要活在前一代资料的幽灵之下,成为信息大量累积的目标。那些资料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与人类操弄,不仅逾越法律限制,甚至超乎想象。

我们当中谁能预测未来?谁敢这么做?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每个人,尤其是地球上的每个政府与企业,而这正是我们的资料的用途。算法用以分析资料,找寻既定的行为模式以推断未来的行为,这种数字预言只是比看手相的类比方法稍微准确一些而已。一旦你深入挖掘用以预测的实际技术机制,你便会了解这种科学实际上是反科学,而且名称大错特错:预测其实是操弄。某个网站告诉你说,由于你喜欢这本书,所以你或许也喜欢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或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的书,这并不是有根据的猜测,而是一种微妙的强制机制。

我们不能任由自己受到这样的利用,被利用来对抗未来。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资料被用来向我们推销绝对不可以出卖的东西,例如新闻。如果袖手旁观,所看到的新闻将只是我们想要的新闻,或是当权者希望全民看到的新闻,而不是必要的坦白和共同对话。不能放任我们所受到的全面监控,以之来计算我们的公民分数,或是预测我们的犯罪行为;我们会受什么教育,会找到什么工作,或是能否受教育或找工作;依据金融、法律和医疗记录来歧视我们,更别说还有族群或种族,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料的构成因素。至于个人最私密的资料,我们的基因信息:如果坐视这种信息被用来辨识我们,那么它也会被用来加害我们,甚至修改我们,按照试图控制全民的科技概念,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性本质。

当然,以上种种全部都已经发生了。

流亡:自从2013年8月1日以来,我每天都回想“流亡”,这个字眼是我青少年时用来形容没办法连线的情况。Wi-Fi断线了?流亡。我离开信号范围了?流亡。那时总是那么说的我,看起来如此年轻,也如此遥远。

当人们问我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总是回答跟他们的生活很相似,我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前,阅读、写作及互动,在媒体喜欢说的“没有揭露的地点”——其实就是我在莫斯科碰巧租到的一间双房公寓,我通过网络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向学生、学者、议员及技术人员等听众讲述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自由。

有些日子,我和新闻自由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举行虚拟会议,或是跟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的欧洲法律团队讨论,其负责人是沃夫冈·卡莱克(Wolfgang Kaleck)。其他日子里,我打包一些汉堡王,我对这个品牌一直保持忠诚;玩一些盗版游戏,因为我不再使用信用卡。我的例行公事是每天跟我的美国律师兼密友联系,以及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能顾问本·魏兹纳(Ben Wizner)联系,他一直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向导,并且能够忍受我对理想世界的冥想。

这就是我的人生。但在2014年的寒冷冬季,我的人生变得明亮了,因为琳赛来看我,这是我们自夏威夷分开以来第一次相见。我试图不要有太多期待,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值得拥有这种机会;我唯一值得的是被甩个大耳光。但是,当我一打开门,她用手抚摸我的脸颊,我告诉她,我爱她。

“嘘,”她说,“我知道。”

我们无声地拥抱彼此,每次呼吸都像是承诺要弥补失去的时光。

从那时起,我的世界就变成她的了。我一直很宅,其实在我来俄罗斯之前,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可是琳赛很坚持:她从没来过俄罗斯,现在,我们要一起去当观光客。

我的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库奇瑞纳(Anatoly Kucherena)帮我取得政治庇护,他是唯一有远见且懂得要带着传译员一同出现在机场的律师。他是有文化素养及足智多谋的人,他不只擅于处理我的法律问题,也擅长在最后一刻弄到歌剧门票。他帮我们安排了莫斯科大剧院的两个包厢座位,于是琳赛和我盛装前往,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担心。那里有好多人,他们全都挤在一个大厅里。琳赛感受到我逐渐不安。当灯光暗下,幕布拉起,她倾身过来戳我的肋骨,低声说:“这里没有人是来看你的。他们是来看戏的。”

琳赛和我也花时间去逛莫斯科的博物馆。特烈季亚科夫美术馆(Tretyakov Gallery)有着世上最丰富的俄罗斯东正教画作的收藏。我想,为教会作画的艺术家主要是承包商,因此不能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或者他们宁可不签。促成这些作品的时期与传统并不太认同个人成就。琳赛和我站在其中一幅经典画作前面时,一名年轻的女孩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认出来,但因为琳赛在场,这显然有成为新闻头条的价值。这个女孩操着德国腔的英语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出那种反应,或许是这个德国女孩羞怯有礼的询问方式,或许是琳赛总是能让我心情变好、待人宽容,就这么一次,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琳赛微笑着,女孩站在我们中间拍了一张照片。她接着说了一些甜美的鼓励话语,便离去了。

没多久,我拉着琳赛离开美术馆,我担心万一那个女孩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快便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现在,我对自己有那种想法感到很愚蠢。我一直神经兮兮地在线检查,可是那张照片始终没有出现。那一天没出现,之后一天也没有。据我所知,那张照片从未公开过,只是被当成了一个私人时刻的回忆。

每当我出门,我都会做一些变装。或者刮掉胡须,或者换不同的眼镜。我从来不喜欢寒冷的天气,直到后来我明白帽子与围巾提供了世上最便利、最不显眼的匿名方式。我改变走路的规律与速度;不听从母亲的明智意见,我过马路时从来不看来车,因此我从来没有被无所不在的行车记录仪给拍到。走过装有监视器的大楼时,我便低着头,所以没人看到我出现在网络上的正面模样。我以前担心搭公交车与地铁,可是现在大家都忙着看手机,根本没人看我一眼。如果我搭出租车,我会叫司机在距离我住处几条街外的公交车站或地铁站接我,让我在距离要去的地方几条街外的一个地点下车。

今天,我在这个广大的陌生城市走了很长的路,想要找寻玫瑰。红玫瑰、白玫瑰,或者蓝色紫罗兰,总之就是任何我可以找到的花。但我不会用俄语说任何花名,我只是嘟囔着说,用手比画。

琳赛的俄语说得比我好。她也比较爱笑,更有耐心,更慷慨与仁慈。

今晚,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周年。琳赛三年前搬来这里,两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了。

致谢

2013年5月,我在香港的饭店房间里坐着,想着会不会有记者出现,要来见我,我从未这么寂寞过。六年后,我发现自己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记者、律师、技术人员,以及人权倡议人士的欢迎,我不胜感激。在一本书的结尾,作者通常要感谢帮助这本书完成的所有人,我当然打算要在这里做这件事,但是我同时也必须感谢那些让我的生活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人,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尽到该尽的责任了,是他们维护我的自由,尤其是持续无私地保护我们的开放社会,以及让我们和所有人关联起来的科技。

过去几个月,约书亚·柯恩(Joshua Cohen)带我去上写作课,帮忙把我杂乱无章的记忆和简短的发表物整理成一本书,一本我希望能让他感到骄傲的书。

克里斯·巴黎斯-蓝柏(Chris Parris-Lamb)证明了他是一个精明又有耐心的经纪人,山姆·尼克松(Sam Nicholson)提供了敏锐且清晰的编辑和帮助,以及Metropolitan出版公司的整个团队,吉莉安·布雷克(Gillian Blake)、莎拉·柏席托(Sara Bershtel)、瑞瓦·霍彻曼(Riva Hocherman)和格里戈里·托夫比斯(Grigory Tovbis)都为这本书做出了贡献。

这个团队的成功显示了每个成员的才华,以及组织这个团队的人的才华——本·魏兹纳,我的律师,也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荣幸。

同样,我要感谢我的国际律师团队,他们不辞辛劳地维护我的自由。我也要感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长安东尼·罗密欧(Anthon y Romero),他承担了我可能对组织带来的政治风险,还有其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有班奈特·史坦(Bennett Stein)、尼可拉·莫洛(Nicola Morrow)、诺亚·雅乔特(Noa Yachot)和丹尼尔·康·吉尔摩(Daniel Kahn Gillmor)。

此外,我还要感谢鲍伯·沃克(Bob Walker)、詹·塔维提安(Jan Tavitian)以及他们在演讲经纪公司American Program Bureau的团队,他们将我的讯息传播给全世界的新受众,让我得以生存。

特雷佛·提姆(Trevor Timm)和新闻自由基金会的其他董事会成员为我提供空间和资源,让我重新去做我真正怀抱热情的事情——为了社会公益的计算机工程。我特别感谢前新闻自由基金会运营经理艾曼纽·莫拉勒斯(Emmanuel Morales)以及现任新闻自由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的正直可作为全世界的榜样,也带给我温暖和真诚的友谊。

撰写这本书时,我使用的是免费的开源软件,我要感谢Qubes Project和Tor Project,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

感谢格伦·格林华德、萝拉·柏翠丝、艾文·麦卡斯吉、巴特·杰尔曼等大师级人物,他们让我明白在截稿期限内写作是什么情况,他们将专业与热情和正直相结合。在我自行进行工作之后,我更加钦佩他们的编辑能力,他们无所畏惧,愿意承担风险,让他们的原则更有意义。

我最深的感谢要献给莎拉·哈里森。

我深爱我的家人,我的父亲隆恩,我的母亲温蒂,以及我优秀的姐姐杰茜卡。

我只能用一种方式结束这本书,也就是我开启这本书的方式——献给琳赛,她的爱让我得以度过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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