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

2023/01/08 刘瑜 共 149884 字,约 42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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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

观念·此处

素什么质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 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 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 5%)、土耳其(13. 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很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候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某政府官员飞机上打乘务员。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民意与伪民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年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戴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他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革命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的杀,该分的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付款10年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

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我的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而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有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他们”,当然指的是“有关领导”。

认为很多“有关领导”有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40%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从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在分析这种无知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

在我看来,“理性的无知”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西方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点击到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当左翼们试图论证美国媒体里充满右翼“宣传攻势”时,总会提起Fox新闻。同理,美国右翼中又有几个愿意购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 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三块七毛五。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固有的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说得如此饶舌,意思只是,“视而不见”其实更合乎许多人认知的惯性。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却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网还是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恶之平庸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盲人律师事件:在山东一个叫做东师古村的地方,这位盲人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地指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在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师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猛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贵族范儿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轻易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低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因为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什么叫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叫什么智慧?我外婆都知道呢,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的“研究”得出这个结论?何况这些道理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都21世纪了还在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还看见石康君在微博上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看看,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那都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淡淡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18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搞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20个,如果都有200个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不是臭不可闻的“公知”谈的事吗,我们关心的可是与永恒有关的事物。

在各种肯定一个人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我一直不大明白,什么叫“深刻”呢?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在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公民权利,就这么一件事,说来说去烦不烦啊,能不能弄出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是强拆,那么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那么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如果明天发生的事情是给人判“发帖罪”,那么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言论自由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知识贵族们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您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位,对不起,您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可以任您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当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还得有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其实这个治国方案意思也不复杂,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其实我倒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然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是打仗的时候也得身先士卒,出更大的人力物力,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放眼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做品位,把懦弱当做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迷人的愤怒

据说中国人民的情感又受到了严重伤害,被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人。

对加藤的指控很多,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说前不久他在南京的一次讲座中,否认南京大屠杀,让中国——竟然是中国——反思历史……于是网民愤怒了,铺天盖地的叫骂席卷而来,轻则让他滚回日本,重则问候他全家十八代女性,有网友甚至悲愤地决定:以前我只是不买日本车和相机,现在我决定再也不吃日本零食了!

加藤作出回应: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从未否认过南京大屠杀,只是不明白其中关涉的数字和细节;此外我所说的“反思”,指的是中日双方都应对历史进行反思,因为双方都有不透明、不公开的地方,虽然双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当然如果我的言论引起误解,我诚恳道歉……我看了看当天他讲座的视频,觉得他的确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意思。当然很多愤怒的网民绝不善罢甘休,让他滚回日本的继续让他滚回去,问候他全家女性的继续问候,那个勇于牺牲的网友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重新开始吃炸芥末豌豆。

哪怕对方已经澄清自己的看法,一些爱国愤青还是坚持以最大的恶意来诠释加藤的观点,简直好像他们希望他是那个意思似的。好比街上有警察大喊“抓小偷”,前面的甲先生勃然大怒,在警察已澄清了他追的是乙先生后,甲仍然坚持勃然大怒。

我想愤怒是会上瘾的。

我们总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国青年在表达各种愤怒。穆斯林青年愤怒地抗议某某漫画家丑化了穆罕默德,美国青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贫富悬殊扩大化,印度青年愤怒声讨一个腐败丑闻……有一次我打开一个视频,看到一个朝鲜美女主播在声嘶力竭地控诉,双眼喷出熊熊怒火,屏幕随时有被炸裂的危险,虽然我不懂韩语,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痛斥美帝及其走狗韩国政府。

很多愤怒显然是合情合理的,腐败,贫富悬殊,政府暴力,有毒食品,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有些愤怒却显得有点蹊跷,比如“舍近求远的愤怒”——近在眼前的无数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无法激起其愤怒,但是远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虐俘案却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轻的愤怒”——一场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皱一下眉头,但是一幅对某领导人的搞笑式漫画却使他们怒不可遏;比如“谄媚式愤怒”——其实我对三峡啊、转基因啊这些个事情也不大了解,但是既然很多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愤怒,那我不愤怒是不是有点“脱离群众”了?还有“不由分说的愤怒”——警察澄清“我要抓的小偷不是你而是他”之后坚持怒不可遏……什么,你不是那个意思?你的意思不重要,你等我把造型摆完再说。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像王克勤先生那样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像钭江明先生那样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像许志永先生那样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是这些方式看上去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这么高的性价比——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是隐身于集体当中,又安全又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还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的时候,打一针兴奋剂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打倒谁谁谁,再踏上一只脚!”“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叫一个气势如虹。要说那几十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了怎么办?制造呗。于是乎各种冤假错案,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今天我们的愤怒当然不会如此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看网上近期的辩论,从“方韩大战”到《非你莫属》风波,到加藤嘉一事件,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人们你死我活的道德激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难怪有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追捧者甚众,他说政治的要义就是“分清敌我”,对习惯于“敌我思维”的人,几千年来忙着划分忠奸、划分贫富、划分中外……这理论多亲切啊,简直是量身定做。

肩负自由的疲惫

奥巴马的处境不出我所料。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果然。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No, you can’t。

当然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如果奥巴马想给自己打气,我建议他向东看看日本,向西看看法国。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2010年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现在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抗议者叫他去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意大利总理的支持率最近“螺旋式下降”到了34%。德国默克尔的支持率一度由于预算方案等原因,跌至34%。10月底左右,马英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的支持率喜人回升,竟“高达”38%。英国——我在英国生活时,简直不忍心看时政节目,因为怕看见早已鼻青脸肿的首相布朗或者卡梅伦又被作为沙袋拉出来,被各类时评人胖揍。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过得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同志的支持率就高达77%。又比如,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60%左右。至于朝鲜,据恶搞报纸《洋葱》报道,其政府支持率最近已经从120%急剧上升到了180%。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告别印象主义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大多学问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20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也未必令人费解。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年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研究可靠吗?不可能。好吧,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或者比谁的风衣更飘逸。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而且同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找到不同的数据,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附近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当然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一名知识干将。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分。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19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1959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19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时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体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推到极端,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想,爱国是不是可以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弹性的限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有其有趣之处,套用到政体上效果类似:自由制度都是类似的,但是威权制度却各有各的威权形式。

威权与威权千差万别似乎不难理解,希特勒那种种族灭绝者叫专制者,李光耀这种开明治国者也被很多人视为专制者。要给威权体制分类,按照当政者的角色来分,有传统的君主制、军人当政、一党专政;按威权的性质来分,有所谓“暴政”和“开明专制”之分;不过我想,也许还可以根据威权体制的精密程度,将威权体制区分为“精致的威权主义”和“粗糙的威权主义”。具体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当然非一篇小专栏所能处理,但是显然,像老电影中那样,国民党士兵歪戴着帽子,用枪比划着倒地的农民大喝:“你!交出你家老母鸡来!”这肯定不是精致的威权主义,而和风细雨地趴在你耳边说“挣钱吧,挣钱吧”,挣了很多钱之后让你当这委员那委员,那岂止精致,简直是行云流水了。

为描述这种精致的制度,有西方学者发明过“威权式弹性”这个词,甚至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一个人霸占一个位置几十年不下台,捞钱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弹性的威权主义下,一个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别人的大舅子和别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挣钱。

其实“威权式弹性”这个说法,是近年比较典型观念的一个总结。类似的说法包括“非自由的适应性”、“政党的纠错机制”、“学习型政党”、“协商式威权”……云云,核心观点就是,别看没有西式选举,但是如果一个执政党懂得“知错就改”,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为这坨面只能擀面条,结果民众爱吃饺子的它也能包饺子,爱吃包子的时候它也能包包子。别的国家需要通过吵吵闹闹的选举才能获得的问责和信息机制,威权式弹性体制下通过领导的明眸善睐就可以解决——还节省了那么多街头政治、议会吵架的时间精力,堪称一种“经济环保型”体制。

威权式弹性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虽是同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却可以从“斗私批修一闪念”跨到“发展是硬道理”,从“领导干部终身制”跨到“到年龄就退”,从穿喇叭裤都被视为精神污染到现在有人街头裸奔却有可能被称为行为艺术,其“弹性”不可谓不大。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政策创新的历史。

但是,能无限寄望于这种“威权式弹性”来推动深入的改革和发展吗?这一点令人生疑。问题在于,有些政策领域似乎始终是“学习能力”的瓶颈,比如庞大的“三公消费”,比如屡禁不绝的腐败,又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官民倒挂问题,再比如高考招生标准区域歧视问题等等。二三十年来这些方面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却始终难以走出困境。所以仔细观察,威权式弹性体制中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选择性的:导致帕累托改进的领域自然政策弹性很大——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贸易开放,中下阶层付出改革成本的领域政策弹性也不小——比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甚至打掉部门利益的领域也有一定政策弹性——比如工业向环保部门的一定妥协,但是,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时,“弹性”似乎就失灵了——皮筋变成钢筋,怎么拽也拽不动了。

不但学习和纠错能力在政策领域方面呈现出选择性,它甚至可能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下层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越来越大和固化,政策弹性离利益壁垒就越来越近了。一米长的皮筋撑到五米也许没那么难,但是从五米再撑到十米就开始费劲了。

其实威权式弹性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弹性有大有小而已。汉武帝发“罪己诏”,是“威权式弹性”,乾隆帝热衷于救灾济民,是“威权式弹性”,慈禧当政时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威权式弹性”?甚至连“大跃进”之后1962年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也是“威权式弹性”。问题是政策的弹性似乎也没能阻挡后面各种政治悲剧的发生,该爆发的还是爆发,该动荡的还是动荡,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寄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却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

怎样推销“糖果”

2012年夏天四川什邡政府的官员们肯定特别郁闷。辛辛苦苦给灾后重建的什邡拉来了“大项目”宏达钼铜,该项目能“增加财政,改善民生”,还通过了“国家级环评”。就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却被“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的“部分群众”强烈抗议,在7月初酿成了重大警民冲突,特警打人的照片被四处传播,舆论对什邡政府骂声一片,最后项目停工。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落了一身骂名。

为什么会这样?什邡领导肯定无比委屈。他们苦苦思索,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

于是,冲突发生之后,他们的补救措施也是加强“宣传”:在广播电视上滚动播出《市长答记者问》、《钼铜项目环境保护的情况介绍》、《环保专家谈钼铜项目》、《我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解疑释惑》……“及时通过官方微博、舆情专报、手机报、公共信息应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同时发动各级干部“深入全市各企业、学校、乡镇及村组”,深入宣传解释政府的决策……总之,打了一场亡羊补牢式的“宣传战”。

如果什邡政府——或任何地方政府——从这场警民冲突中得出的教训是“以后做事一定要先搞好宣传工作”,或加上一条——“维稳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么他们这次所吃的苦头可以说是白吃了。不幸的是,这好像是很多地方政府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得到的仅有“教训”。

问题不在于你所说的“部分群众”有没有听到,而在于在决策过程中“部分群众”自己是否有机会说。如果不能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决策过程当中,视为政治正义的一个内在部分,再多的宣传都会显得很可疑,甚至越多的宣传越显得可疑。如果街上有个陌生人突然塞给你一包糖果,告诉你“这包糖很有营养,你吃吧”,你敢吃吗?如果这个陌生人加大“宣传攻势”,用英法德三国外语就这包糖的营养价值进行了天花乱坠式的讲演,你因此就勇敢地吃了下去?还是会更远地推开它,心里嘀咕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如果真心想推销,推销者正确的做法似乎是:邀请对方来参观这包糖果制作过程——此所谓决策透明;允许对方在参观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加点苹果和奶酪,去掉菠萝和果冻——此所谓民主参与;如果加奶酪会败坏这包糖果的口味,而且有害健康,那么也许可以听听中立第三方营养学专家的意见——此所谓决策科学。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决策透明、民主、科学,才合乎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你说你塞给我的是900块钱1克的山珍海味,我凭什么相信呢?

怎么能把政府比作“陌生人”?有人可能会抗议,政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呀。这……民众看到过政府组织修建的高速公路,出资的合作医疗,但也看到过前仆后继的腐败官员,见识过政府给自己开支票盖豪华大楼吃豪华饭菜,所以政府官员到底是好过陌生人还是坏过陌生人,这事还真有点不好说。

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我给你的糖果富含维生素ABCDEFG,你看,标签上都写着A、B、C、D……你怎么还一手打掉呢?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其实,你也不需怎样,只需要把民众“当成人看”——将他们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政府还可以叫停钼铜项目来安抚人心,但万一钼铜项目的环境危害果真不那么严重,却仅仅因为决策缺乏透明和民主而被叫停,这岂不是政府与民众的“双输”?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鸩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父母打骂时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这都是为你好!”每次听到这话我都纳闷:为他好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为他好,那什么是不为他好呢?也许中国的“家长式政府”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中国“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和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标签战

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中国人爱走捷径:因为懒得锻炼身体,所以特别推崇各种补品;因为不愿承受经营劳作之苦,所以好赌;因为嫌恋爱麻烦,所以嫖客文化十分兴盛……这话也许以偏概全,但有其闪光之处。近日观察各式网络论战,又想起这段话,原因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公共领域中辩论也爱走捷径,这个捷径就是——贴标签。

“你为什么总是说美国好话?带路党!滚去舔你美国主子的脚丫子吧!”“你竟然认为这事政府没有做错?你这个五毛!什么?你从没从政府手里拿钱?那你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放在15年前,大街上随便拽个人问什么是“五毛党”,什么是“带路党”,他肯定一头雾水,今天它们却成为网络上的日常用语。更开放的讨论空间有没有增进公共讨论的理性我不知道,但是它刺激出汉语的“创造性发展”,却有目共睹。

对于论战者来说,贴标签的好处就是省去论证的辛苦:你都是从政府手里拿钱的“五毛”了,我还有必要正视你的任何观点吗?或者,你都是时刻准备出卖祖国的“西奴”了,我用得着就你说的道理进行思考吗?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可欲的?这本是自由民主派需要论证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本是民族主义者需要仔细厘清的概念。但原本可能要分十五个步骤才能论证清楚的道理,现在一个步骤就解决了:你这个××党!

岂止时政问题上,哪怕是经济或者科学问题,在“我们这儿”,道理之争也往往变成“标签战”。对主张放任自由经济的人而言,哪怕主张保留公立教育都可能被指责成“福利控”;对疑惧“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来说,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你凭什么否定中医理论?这是“科学主义”!而你,竟然说中医把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你肯定是“文科傻妞”了。总之各个领域的公共论争都有降格到“标签战”的危险,主张什么的似乎都会主张出四处揪斗的红卫兵气概。虽然有些人试图边讲道理边贴标签,但标签往往以辞害意,令人不愿听标签后面的道理。于是交锋不能深入,论争总是戛然而止。好比全中国人端个板凳,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刘翔,起跑线上的刘翔突然站起来,走到罗伯斯身边给他贴个标签:“乌龟”。然后,不跑了。

以贴标签来代替说理,或不必要地以贴标签来强化说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革命“战斗文化”的一个遗产。在历次党内斗争中,不但各种标签源源不断,而且这些标签还左右对称,因此不管你有什么倾向,都可被一网打尽。你不是“左倾冒险主义”?那你肯定是“右倾机会主义”。你不是“教条主义”?那你肯定是“经验主义”。你不是“个人主义”?那你肯定是“宗派主义”……总之不管你主张什么,你肯定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造思想,需要匍匐在唯一正确的思想面前伏法认罪。至于到底什么是“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概念是否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似乎就不重要了,标签的意义就在于屏蔽而不是展开思考。后来随着革命越来越深入,帽子工厂也变得越来越琳琅满目,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十分贫瘠的原因之一。标签战伤害道理的微妙性,而道理几乎总是微妙的。比如一个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但同时主张发展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他是“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还是“福利控”呢?又比如一个人认为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的确依赖于一定的民众素质,但他同时又认为今天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民众素质而是利益集团,这个人算是“五毛党”还是“带路党”呢?再比如一个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但同时认为国族认同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这算是“卖国贼”还是“爱国贼”?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

所以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则易于枯萎。在将对方以及自己的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一劳永逸式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你说我五毛,那我说你西奴。你说我西奴,我说你脑残。你说我脑残,我说你傻逼。当辩论陷入这样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却一败涂地。我们常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是伤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权力。

没来的请举手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女性,因为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而受到种种困扰。

我又问,你知道雷某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某韩某雷某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呢?

除非你意识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某韩某雷某,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某韩某雷某,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某韩某雷某。苍莽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对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是多么好。

法治何以可能

十年前中国一位政治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咨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国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威权主义者们的这个观念与经济放任主义者们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在经济观念上大相径庭,但在政治上,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当然诱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几个拆迁案例似乎都对此打上了问号。一个例子是上海的“钉子户”潘蓉,虽然有《物权法》高高在上,却仍难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关押的不幸;一个是也来自上海的孔东辉,虽然有已经颁布一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在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拆迁信息时处处碰壁,甚至在起诉失职部门时被告知“没有原告资格”;更不用说另一个相关报道:河北农民王秀珍为暴力拆迁之事上访时,被镇领导呵斥:“有事别找我,跳楼去五楼”。在这些案例中,都不能说这些被拆迁户在申诉时“无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有法必依”,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贵族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有句俗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英国历史上权利如何建立于权力的基础上: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

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游说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 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那么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爱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本党利益受到威胁时,向来不惮于无视法治,比如屡屡动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派,也不说新加坡现在已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混合政体”,关键是新加坡这个独特岛国的经验缺乏普遍性:它在独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国殖民史,而在此之前又缺乏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一个文化真空被英国的法治传统浸染,而英国的法治传统又为母国的民主体制所维护——换言之,新加坡是搭了一个“便车”,其法治传统仍然是间接地来源于英国的民主制衡机制(这一点香港类似);此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存在中央地方关系,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监督成本很低;它高得惊人的公务员工资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评为“公开透明的腐败”;与农业经济形成的集权体制相比,它的贸易经济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把新加坡经验普遍化,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潘蓉孔东辉王秀珍们追求法治的机会,恐怕还是来自民主的深入。

他也可以是我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貌似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出事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李庄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但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此话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的热情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们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好人变成“坏人”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这样的标语。

人权这个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而不是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以及无数身处底层的“他”组成,也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与其说来源于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说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一场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却愤恨痛斥为什么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我觉得,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由。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认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于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有汽车冲过来时想躲闪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据说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希特勒,要我说,人人内心还都有一个康德。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两点可以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自己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亲自被烫一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别人被烫时的痛苦却不能唤起他们的同理与同情心。数亿人只有通过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这样说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险,这种人据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种意志。

合同异

据说战国时期名家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这个学派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做到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还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别听他说得那么好听,当政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法草案第73条款时,果然,我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了,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时不时有人“被失踪”的现实,更加剧了人们的疑虑。马晓军律师就是一例:他因卷入李庄案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个月,其情形无异于被地方部门公然绑架和非法关押。有人担心73条的出台,则可能使这种行为变得“有法可依”。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

问题是,两人吃的是一种东西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之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我们这儿”,两者常常混为一谈。其次,嫌犯有相当的法律保护。“9·11”袭击中的“第20个劫机者”嫌犯——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儿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法案》从制定到实践,都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比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比如《法案》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法案》后来修正。最后,《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多年来,抗议示威此起彼伏,诉讼不断,文化和媒体界更是极尽讥讽,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虎视眈眈下,《法案》的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则可能是给公权发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而已。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二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而已。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的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权力的道德捆绑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疾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极权统治。

在极“左”年代,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土豪劣绅”或者“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间每次政治清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党内整风运动,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坏右”,而后者则是“让党员干部在群众批斗中过关”。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自由和权利。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激进主义者刚好构成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观念的水位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是自己的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块儿“玩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饭桌上,朋友聚会中,媒体访谈里,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幼稚。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我有记忆以来,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它突然变成了“问题”,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问题,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给民企贷款少,公众之前对此似乎并没有意见,但是近几年这样的嘀咕却开始屡见不鲜:“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此外我印象中城管90年代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但是90年代没能成为公众议题的事情,今天却成为热门议题。民工孩子不是这几年在城市上学难,其实可以说现在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却常常会引起轩然大波……此类变化,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山不转水转,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却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这个词,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开始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过去30年经济发展蹭蹭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一个个儿:同一种活动,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80年代苏东剧变,并非经济有什么大危机,无非是观念的水位变化了,过去曾经对着那件皇帝的新衣啧啧赞叹,现在一觉醒来,民众突然不干了——你害臊不害臊,怎么什么都不穿?

但是,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但变革原因则往往是意识形态静悄悄的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尝试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拿铁块压住船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有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试图用观念调查的数据说明,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显然。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足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其实还不够。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但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很难。

观念·别处

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2009年3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6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10万左右)。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都可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甚至可能还会窃喜:洗衣机320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镑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梅伦1741镑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英国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我却有些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应该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明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提问时间到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居: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的片刻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大国,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是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大规模民意调查的出现和及时更新,则更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随着这风吹草动翩翩起舞。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几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2009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像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像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节目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英国民族党(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提问,而且可以就你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内部辩论,时不时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拷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镑餐饮补贴?凭什么?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知识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时是“奴隶”,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鄙。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令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应“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还是不会过去。

沉默罪

2007年8月3号,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他去世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淤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以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需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淤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公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淤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和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两个医生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央视《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很多囚人都是屡受家暴却投诉无门,无论当地政府、警察还是妇联都对其申诉置之不理,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不作为——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到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甚至不听其申诉的各级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有几个人为此被解雇呢?小皮特死之前至少还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中国那些家暴牺牲品又曾唤起多少援助之手?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相比之下,中国同年爆发的、性质远更恶劣的黑窑问题,虽至今没有治愈,大多媒体和官员却早已因为“审恶疲劳”而不再追问了。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从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大家一起来算账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道德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2009年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提案说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提案将会如何影响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 7%;第二,冻结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 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推特”,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博客都开始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财长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 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 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 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 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需要“感动中国”的包青天或者海瑞,但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十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如果说一个宣传性的政府网站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供人顶礼膜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市新闻”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盖楼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在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已经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民主的裤衩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2010年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他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他”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公开的秘密”组织的调查公布了1988到20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塑造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是否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吵吵更健康

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大致就可以概括: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美国政治学家佩奇和萨皮罗花了一整本书(《理性的公众》)来阐述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选民作为个体往往很无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参议员的任期多长、不知道联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个党在把持议院——但作为一个集体,当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时,往往能做出相当合理的决策。为什么?因为“合成的奇迹”。“三个臭皮匠”知识结构上可能互补、错误可能相互抵消,当三个臭皮匠变成三万个、三亿个时,这种知识互补、错误抵消的概率就变得相当大——这两位学者通过分析美国50年以来的公共政策试图论证这一点。

且慢。要实现“合成的奇迹”,一个前提是:“三个臭皮匠”在知识、价值上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如果由于压力或者“宣传”,这“三个臭皮匠”想法雷同,那么三个臭皮匠本质上就还是一个臭皮匠。一个臭皮匠,怎么能顶得上一个诸葛亮?把这个观点贯彻到政治领域,那就是:民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的自由,因为自由哺育观念的多样性。

最近美国的医疗改革辩论似乎就是对这种爆炸式多样性的一个演示。12月24日,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民主党主导的医疗改革方案,在这之前,美国上上下下,从议院到媒体,从学界到普通人,已经为此“史诗般地”辩论了一年——确切地说,几十年——奥巴马任期的这轮医疗辩论,只是美国战后经久不息的医疗辩论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医疗改革引起的广泛辩论,本质上是一场价值的冲突:冲突一方是民主党,他们力主政府财政应该覆盖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大约5000万人),也就是促进更平等的医疗制度;另一方是共和党,他们担忧医疗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税收提高和经济活力受创。

在这个价值的连续谱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最左翼的声音要求实现医保彻底国有化;温和左翼并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险市场,但要求补贴穷人医保、加强对保险公司管制并强制有经济能力的人入保;中间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间有一个互换性,价值取向难分对错;温和右翼指出这个改革的税收和财政成本将很高,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可能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的工作积极性;最右翼则指责强制入保、加强管制破坏了市场自由原则,甚至构成了违宪。

这种意见多样性在不同媒体的评论文章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可以说是对垒双方的经典代表。作为民主党的拉拉队队长,《纽约时报》登的都是这样的文章:“一个非常值得通过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闻”、“不要杀死这个法案”、“保险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华尔街日报》上,则充满了“没人相信的变化”、“参议院议案的真实成本”、“一天一个新税”、“通胀税的出现”这种冷嘲热讽的文章。媒体观点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强烈支持),49%的反对改革(39%强烈反对)。

由于民主党的议院多数党地位,最后议案通过。虽然对这个结果很多美国人都有不满的理由:左翼嫌它还不够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局外人,我更关心的却不是这场辩论的结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辩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民主党虽然把更多的穷人纳入了医保,但某些激进议员的国有化方案也没有得逞;该方案虽然很可能会引起医疗开支的增加,但民主党并不敢公然用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税的方式来筹资……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所谓“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种“臭皮匠”——不管他们有多少个——是远远不够的。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之后,“苏东巨变”曾激起很多中国人的叹息,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兄弟”们纷纷做了社会主义的逃兵,也因为接下来的十年,大多苏东国家经济倒退、社会动荡,很多苏东民众对转型的幻想化为泡影。

时光飞逝,现在又过了10年,我们的前“社会主义兄弟”现在都干得怎么样了呢?对这个地区稍作观察,就会发现“苏东”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中亚、外高加索等更精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的历史纽带消散之后,原来的苏东国家,有的右转,有的左转,有的前进,有的后退,苏东这个“筐”已经无法装下如此多样的经验了。

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以《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民主排名来说,苏东各国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东欧和波罗的海几国排名靠前,其中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被称为“完全民主”国家,捷克的民主排名甚至超过英法;南欧各国(比如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前独联体主要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居中,多属于“有缺陷的民主”或“混合政体”类型——俄罗斯被排在“混合政体”里的倒数第二;最落后的就是中亚的这斯坦那斯坦,其中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排在了缅甸后面。事实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20年来就没有换过领导人,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要不是2006年去世,估计现在还在台上。

当初同一个“娘胎”出来,如今最民主的排19,最不民主的排165,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除了常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倾向的解释外,欧盟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民主化排名会发现,大体来说民主化深度是和离西欧远近成正比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东欧各国都有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欧盟规定入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了傍上欧盟这个富亲戚,东欧各国在推行民主化方面因此也格外努力,2004年欧盟的大扩张,突击吸收了8个中东欧国家,算是对这些国家民主化成果的肯定。欧盟是不对亚洲国家开放的,这斯坦那斯坦自然也少了民主化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初民主化的内生性程度。稍了解东欧史的人都知道匈牙利风波、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就是说,中东欧各国其社会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因此这些国家接受民主也比较顺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的——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生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套上了民主的外套,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历程注定了它的空心性。

从经济上来看,众所周知,苏东经济改革过程非常痛苦,大多数在转型初期经历负增长。虽然有些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90年代中期就已经经济复苏到转型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另一些国家则很久才突破瓶颈,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莫尔多瓦人均购买力GDP到2005年左右才恢复到1991年水平。大多数国家都是在2000年左右恢复元气。苏东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三管齐下”地同时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可想而知。相比之下,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转型时本来就基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只需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单项”改革,经历的震荡自然小得多。也许可以由此设想,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行程过半”,市场经济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政治改革,经历的震荡应该会比苏东当年小。

虽然历经痛苦,苏东国家大多还是回到了经济发展的正轨。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国纷纷开始从谷底走出。中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近年平均4%-5%左右。虽然不如中国,但考虑基础不同(比如俄罗斯、波兰人均购买力GDP在中国的3倍左右,捷克、斯洛文尼亚甚至在4倍左右),可比性有限。更具有可比性的是同一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东欧各国90年代都历经负增长,但近十年4%-5%的增长率远高于80年代1%-2%的增长率,说明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阵痛,但中长期来看,其活力还是胜于计划经济时代。当然正如政治上拉开差距,各国经济也拉开差距: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国的人均购买力GDP已在两万美元之上,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在两千美元以下。

这里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性——同步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就是说,市场化未必是民主化的原因或者后果。但它至少说明,在东欧,与拉美式“反市场的民主化”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激起特别强烈的反市场化冲动。由此可见,与许多市场放任主义者的担忧不同,民主化未必必然引起民众的反市场冲动。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改革路径的审视,也就是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的比较。多年以来,人们惊叹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同时哀叹苏东“休克疗法”的失败。问题在于,苏东经济变革路径之复杂,用一个休克疗法统而论之有失确切。苏东内部,有的国家自始至终坚持休克疗法,比如捷克、波兰;有的休克了一半又不休了,比如俄罗斯、保加利亚;有的属于渐进改革,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的根本就没怎么改,比如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如果对比苏东内部改革速度和改革成效关系的话,反而发现改得快未必发展慢,改得慢的发展未必快,甚至越休克疗法的越发展迅速。要对“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审判,“对方辩友”都可以找出反例,所以与其一棍子把“休克疗法”打死,倒不如说各国都要因地制宜。甚至有可能,相比改革透明性、公正性、法制程度、经济政策合理性,变革速度可能本来就不是个核心问题。

20年巨变之后,还有不得不回顾的一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众所周知,除了少数地方,1989年苏东剧变基本可以说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初很多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放弃权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担心下台后受到报复。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个担心是基本多余的。20年后回头去看,共产党政体的垮台并不一定是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要么改头换面、要么名字都不换,大多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比如莫尔多瓦共产党2001年以来连续三次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波兰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波兰的第三大党;匈牙利共产党运气差点,由于拒绝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没有赢得议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曾经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崛起为第一大党,不过后来由于普京的排挤而风头消退,但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捷克共产党1989年之后拒绝改名,至今仍是捷克第三大党;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虽然改了名字(民主党),但“领导班子”和政治体系在巨变前后几乎没变;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仍然是重要政党。这些情况的推论就是,如果中国面对转型,只要执政党及时调整党纲,不但不一定会被历史抛弃,反而可能在换个“马甲”后卷土重来。那种认为民主转型一定会带来流血、内战、你死我活的社会动荡的看法,从苏东来看,并不成立。

正如10年前给苏东剧变下结论太早,今天试图去做任何结论也许仍然太早。不过有一点是显然的,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直线过程,有的国家走着走着会倒退,比如俄罗斯,有的走着走着会跳跃,比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之有趣也正在于此。还有一点也是显然的,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免疫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俄罗斯的徘徊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回归西方,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20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2009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危险程度仅次于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案,其他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20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自由之家”(一家定期评定各国自由状况的机构)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1999、20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20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味。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塌。2009年“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他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地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乐队的“变革之风”,那首歌唱道:“变革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像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2010年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观念的水位观念·别处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被看做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被反对派民众追赶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选举、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已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2. 2退步到了2009年1. 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年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 83、4. 71、5. 67变成了4. 68、4. 25、5. 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重视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不过我想,认为一个领袖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跷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2009年的日本大选看上去像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是世袭出身——安倍晋三的外公、福田康夫的爸爸也都曾是首相。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于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两千年前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的政治家,那么这种看上去像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26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确切地说,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并不确切——毕竟,这些太子党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不同于金正日这样正宗的世袭者。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人脉发达、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太子党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赢在起跑线上”,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这种亚洲现象很可能与亚洲的“家庭价值”传统和专制传统的结合有关,也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对年轻有关——公共领域不发达,政治理性程度低,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不充分,于是一些诸如家庭背景、相貌风度等八卦信息喧宾夺主,成为选民投票的依据,选举成了“追星”的一种形式。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为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而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演员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尔玛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得子女在某个行业进入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了解那些陌生的候选人,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他也更值得信任一些?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的专制世袭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有个传说,说是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40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20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正如任何民主国家,也时有腐败丑闻出现,但它的腐败程度,似乎也没有因此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国际透明度统计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 25左右,与以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并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国家有很多“苦孩子”出身的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生于“贵族”的政治家也可以是伟大的政治家,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生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家也可能贪污腐败,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华,谁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他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成员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个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也就是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大致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20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20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2007年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20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泰国的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政权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种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似乎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很难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原因之一即参与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毕竟民主制度本身就内含着纠错的可能性,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历史螺旋式终结

在当代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运,同时也最倒霉。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当于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号”,人人都会哼几句。其倒霉之处则在于,它总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谁提起它都“拳打脚踢”。这本书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历史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据说它体现了冷战刚结束时蔓延全球的乐观主义情绪:福山试图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同时也是终结状态,其他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终向这个方向演进。

当然后来历史证明它不愿就那么随随便便被终结了。苏东剧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来繁荣富强,亚非拉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韧性,而当美国兵把热气腾腾的自由民主给伊拉克送上门去时,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还坚决要回赠美军自杀炸弹。福山因此也成了学术靶子:历史远没有终结,它还在漩涡中心。

我倒觉得对福山,确切地说对历史,我们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毕竟,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今天离《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才20年左右,很难说我们站在判断其对错的一个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们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之后,不但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终结。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曾带来短暂的“德黑兰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势力吞噬;2005年,内贾德当选之后新闻、集会自由出现倒退。伊朗历史岂止没有终结,简直可以说按福山预言的方向背道而驰。

但如果站在2009年6月15号的伊朗,我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约一百万人自发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的不公正、不透明。温和的人高举抗议牌:“我的选票上哪去了”?而愤怒的人则直接高喊:“专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体现在总统候选人名单需要宗教机构“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且体现在“体制内”的竞争也疑云重重。人们难以置信,几百万张手写选票可以在投票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统计出来,而内贾德在所有省份都大获全胜,这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与之前的地方选举结果不相符,与后来大规模街头抗议也形成鲜明对比。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也没有中立的第三方观察,选举结果无从检验——即使内贾德真的得了63%的选票,由于缺乏透明性,这一结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万人涌现街头,其实并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实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形”前进。且不说体制内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说伊朗社会势不可挡的去原教旨化过程,保守派势力本身也出现权力松动迹象:两个月前被抓的美国女记者最后被减刑乃至释放,就是这种松动的一个小小注释。最令保守派担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岁以下。“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让这么多伊朗人“回心转意”的,显然不是美国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势力本身——正是他们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一团浆糊将很多伊朗人扭转成“最后的人”。比如,1971-1979年伊朗只有100个政治犯,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的1981-1985年,伊朗则逮捕了7900个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维专制比成了“小巫”。内贾德近年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说到底,“最后的人”其实也是“最初的人”,人们想住好房子开好车、手碰到鼠标就有点击的冲动……只要俗人继续俗下去,开放社会的万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战之后,很多人痛骂福山“之流”,认为其盲目乐观是美国“武力输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对此福山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大意是:我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但从不认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质上是个“结构主义”者,相信制度只能从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渐生长出来。看来,他的意思是,历史虽然会终结,但终结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声。

不是“喀嚓”一声,所以伊朗绕了一个30年的大弯。“我的选票上哪去了”和“专制者去死吧”这种口号终于大规模出现在伊朗,虽然貌似晚了3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预言也许不是说错了,只是说早了而已。当然很有可能当下伊朗人的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明天保守派统治还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又薄了一层而已。

选举式独裁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09年2月15号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用选票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年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 44,2007年0. 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跌宕起伏,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了,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但是极度藐视三权分立。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选举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仅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玻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宪法这只兔子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就有了基本的方向感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不能连任,到明年一月塞拉亚两期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塞先生送到了哥斯达黎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20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20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20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20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们在输出什么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 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 6%,苏丹9. 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 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今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萧条,1929年大萧条……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三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他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两倍。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妇人。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 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像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上个学期我给学生出的作业题里面有一道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说中国的改革跟“新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而恰恰是政府主导经济变革的成果。

我说你这有点违反常识,虽然中国的经济变革是政府引导的,但是引导的方向是自由市场,你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这个学生观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英语学术界里,尤其在人文学科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经常跟“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等联系在一起,与伊战激起的全球反美情绪相呼应,政治反美和经济反自由化互相激化。连中国的知识界似乎都受其影响,时不时就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四项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通过财政紧缩来控制通胀、企业私有化。这种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因为当前的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挑战之后的复兴,所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和皮诺切特——也许现在还可以加上印度的辛格。搁置这几个人里面某些人的政治污点不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这已经是得到相当承认的事实。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不像批评者——姑且称之为“新国家主义者”吧——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成功仅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精英阶层?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大到危险的地步,但是这种贫富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自由化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政治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和不公平分配制度?毕竟,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系列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必要的政治改革。

当然当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前苏联和东欧、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做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新自由主义”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左右。改革、开放、发展、争先恐后地入欧盟,所以“新国家主义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

非洲这块阵地似乎也不大牢固。虽然8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基金、世行的“结构调整项目”(往往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是,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思路,传说的乌托邦却并没有实现。后来半个世纪,各种国际援助纷沓而至,也往往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各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最有力证据。不错,从80年代末开始,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尝试“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但是东亚式的经济奇迹却没有出现,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去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连连出现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首先,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始终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其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以及1994年以后的墨西哥也始终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也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样通过国有化、提高关税来收缩经济自由的国家,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即使委内瑞拉,也还是需要通过“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来卖石油;尼加拉瓜的前革命家奥特加当选总统之后表示他已经放弃原来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拉美各国自身战后的“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后的一个政策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坚持“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帆远影。“新国家主义”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新自由主义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国的经济困境和滞胀,像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都达到了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再次,新自由主义和拉美经济发展受挫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点。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国际金融市场过度借贷的后果,加上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以及腐败成风,终于导致危机。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导致过度借贷、收税能力、腐败这些配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没有酿成金融危机。甚至有人认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得还不够,比如,据《纽约客》报道,在玻利维亚“成立一个新公司需要59天、15个程序、人均年收入两倍的费用”,这样的体制,是太自由还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说,服药药量不够,不能怪药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东亚、南亚似乎成果显著,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而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教育水平、传统、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过经济自由来实现发展,通过政治民主来保障公平,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蹭蹭蹭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每天只能吃一两,肯定会饿得头晕眼花,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做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有更大的公共部门和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五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买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13. 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买单?!”

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做人权,好像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曾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这样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Alphas下至Epsilons,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社会主义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

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索马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19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意,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的书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戴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

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而已。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NP增长率8. 9%;1961-1965年4. 8%;1971-1975年2. 9%;1981-1985年则为1. 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底线时分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为他的妻子维尼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监狱长对维尼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监狱长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纯素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城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超越那些“想当然”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美元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美元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 48左右,甚至有研究显示高达0. 61,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 26(2005年),匈牙利0. 25(2009年),波兰0. 35(2005年),罗马尼亚0. 32(2008年),塞尔维亚0. 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 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大街上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洛舍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得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5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12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对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产生担忧……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故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里本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弗格森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弗格森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弗格森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他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弗格森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00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海斯廷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辈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卡尔顿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维奇伍德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 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霍兹豪斯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它很难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维奇伍德到霍兹豪斯,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 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约翰·斯利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其他回忆录大多也很好看,比如梁衡的《革命之子》、杨若的《吃蜘蛛的人》、高原的《根正苗红》、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但这些人的故事大多情节类似:主人公们开始如何狂热地卷入“文革”,后来发现无论派系如何,最终都无法逃脱革命的“绞肉机”。在革命的漩涡中挣扎时,唯一的救生圈就是毛主席。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木偶人一样挥动红宝书,保守派造反派打来打去其实都是保毛派,“文革”红人聂元梓、蒯大富、王力、王洪文再狂妄自大,一句“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立刻就蔫做一团。所有这些情形令人毛骨悚然。悚然之处不在于红色恐怖的残酷本身,而在于在亿万颗大脑中,只有一颗被允许自由转动。960万平方公里上,似乎是8亿减1个行尸走肉在游荡。

相比死亡、流放、批斗,更残忍的恐怕是人的非人化,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给别人喂狗。相比一万人愤怒高喊“打倒王实味”,更残忍的是王实味痛哭流涕请求党的原谅。这大约是为什么顾准的文字后来能够风行起来——人们发现,啊不,不是8亿减1,而是8亿减2,那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偷偷使用自己的头脑!

《牛鬼蛇神录》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它告诉我们,在广场上的木偶人之外,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告密批斗之外,在汉语已经被摧残得味同嚼蜡之后,在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地寻找最肮脏的词汇来羞辱自己时,还有一批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人——在独立思考。在亿万个人向着“红太阳”狂奔而去时,还有人在悄悄转身,手持烛光,逆流而行。

1968年,年仅20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下反动文章而被逮捕,入狱数年,于是有了这本为其牢友画像的《牛鬼蛇神录》。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看到思想超前、因言治罪的刘凤翔、张九龙,因家破人亡而反抗暴政的卢瞎子、雷大炮,因为扒窃、男女关系而入狱的刑事犯向土匪、王医生,还有很多像杨曦光这样因为“太革命”而成了“反革命”的造反派。

奇特的是,失去了人身自由,杨曦光的精神自由却从此开始。同龄人的思想启蒙始于80年代,杨的启蒙却始于60年代末长沙的小牢房里。整个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杨曦光和张九龙、刘凤祥、程德明的友谊。是和这些人在监狱角落里的窃窃私语,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反右”“大跃进”“文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专政、中美苏关系……窗外是风雨飘摇的中国,而一个长沙监狱的角落里却光线澄明,一个被颠倒的世界沉没下去,一个清醒的世界重新浮现。反讽的是,由于政治犯的高度密集和共同的贱民身份,在当时中国这个“大监狱”里,杨曦光所在的“小监狱”反而思想最自由,成了“书中的巴黎”。

然而此书又是残酷的。杨曦光对这些贱民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他们的勇敢、坦荡、诚实、智慧,“引诱”你爱上他们,然后笔锋一转,托出他们血淋淋的下场。试图走“格瓦拉道路”的张九龙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喊反动口号的粟异邦被刺刀捅入口中活活刺死,组织劳动党的刘凤祥被枪决……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思想者一一凋零。如果说林昭的冤魂也许还可以从其死后荣耀中获得稍许安慰的话,像张九龙、刘凤祥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黑暗之中的人呢?以及更多甚至没有杨曦光式记录的人呢?

这大约是为什么杨曦光写了这本《牛鬼蛇神录》。他不能让这些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坠入记忆的黑洞,于是他用此书给他们铸造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杨在书的前言中表示,他相信即使50年后他已不在人世,这本书还是会被人记起。也许他过于乐观了,一个忙于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民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记忆。但至少我在有生之年不会忘记此书,不仅因为其中那些令人动容的人物,也因为它拯救了我对人之尊严的信心。我曾几乎相信在残暴面前人之猥琐的必然性,但即使是在“夜,最漫长的夜”里,也还有青草从地缝间成长的消息。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车不幸被撞翻,有个人被困在了车里。现在,关于如何解救这个人,我们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打电话找警察,当然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的人生命垂危,可能等不及了;第二,路人甲跟车里的人商量:如果你给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但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车里那个人有可能穷得拿不出一万块钱;第三,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人站出来,决定无偿帮助被困的人。

第一个办法,叫做“找政府”,第二个办法,叫做“找市场”,第三个办法,叫做“找社会”。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人类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

熊培云2010年的新书叫《重新发现社会》。单看书名,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政府”可能显得过于遥远和高高在上,而“市场”则显得过于无情和冷冰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社会”。

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而且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面对一个胃病病人,你带来的高血压药再高级名贵也无济于事,而《重新发现社会》,则是给一个胃病病人带来了胃药。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进社会以后就明白了……”,或者“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此书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

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遮蔽。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像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

“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法治的“秘密”

在何帆所译的《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头不久,作者布雷耶大法官提到他所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位非洲大法官困惑而羡慕地问他,“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问得实在深刻,问出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心声。仔细想想,难道不蹊跷吗?美国宪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个法官,凭什么要听从那薄薄几张纸、以及那几个根本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人?

布雷耶从一个大法官的亲身经历和反思出发,引领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对法院的遵从并非因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人们往往把总统看做随民意而摇摆的民粹分子,而国会议员的形象,则是为了党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有法官,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往往代表着公正、超脱、冷静。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民调也显示,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一般明显高于总统和国会。即使在中国,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们也耳熟能详一种看法:“美国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是抵抗多数暴政的堡垒”。

但美国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历史和社会地英明神勇吗?事实似乎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过许多重大错误,1857年“斯科特对桑福德”一案中,大法官判决黑奴斯科特没有公民权,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1896年“普莱西对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导致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了半个多世纪;1944年“是松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罗斯福总统战时“以集中营安置日裔美国人”的做法合宪,给美国宪政史留下一个巨大污点……凡此种种,足以将大法官们拉下“圣坛”。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也无数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大到美国内战,小到层出不穷的对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战,都是这种不信任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信任推动了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完善。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呢?布雷耶书中举例道,2000年最高法院宣布“布什对戈尔”案中布什胜诉,从而为布什赢得选举扫除了法律障碍,当时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激愤不已,这些激愤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或至少搞点打砸抢泄愤一下呢?在“咱们这儿”,左派公知和右派公知网上斗个嘴,都不“约架”不足以解恨呢。

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人听从法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习惯和文化,简称“人家素质高”。但是“素质”从何而来呢?民众不是傻子,如果法院承认强拆十分之一的住房、或者强抓十分之一的女性堕胎“合宪”,估计美国人也没那个“素质”去做守法公民。布雷耶解释道:人民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从何而来呢?民众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如同恋人之间的信任,来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维系?

在布雷耶的书中,我们看到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来自于法院捍卫宪法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实践。美国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个体自由和权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限制民粹主义——以及后来,在宪法第14修正案之后,“法律的平等保护”。虽然曾经有过反复和游移,美国的法院在200多年的大风大浪中,努力守护宪法所点亮的这几个火炬——正是对这些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塑造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换言之,人们听从法院,是因为法院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乎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公共善”。

这从书中所举的几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1952年,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一案中,法院裁决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应对韩战而将私人钢铁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违宪,从而维护了私有产权。1954年,“布朗对教管会”一案中,最高法院冒南方各州之大不韪,一致裁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将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落实到了现实。小布什时代的关塔那摩案,则显示了最高法院如何“处处”和总统“作对”,以维护关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将捍卫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所谓“法治”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价值自觉与实践。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

然而“捍卫宪法”这件事,其实并不像字面上那样不言自明。如何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不但需要法官在面对强权或者民粹时的勇气,更需要调适“精密仪器”的智慧和耐心。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第一,忠实于宪法意味着什么?原教旨主义式的忠实还是揣摩立宪者的“立法意图”,并将此意图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第二,当宪法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它所体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

对第一个问题,布雷耶提出了一种与激进主义宪法观(由另一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持有)针锋相对的“实用主义”宪法观。他认为,在宪法对一些现实具体问题答案不明时,应当运用“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原则,灵活诠释法律,“必须尊重宪法条文,同时构想这些条文应如何适用于当下现实,由此实现对宪法的重新构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的确二百多年坚若磐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宪法实践存在着缓慢然而巨大的演进。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1789年时,美国政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既没有对垄断的管制,也没有全民福利的提供,到了2012年,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救市”举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两个罗斯福总统时代,法院通过数个案例实现了不情愿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华丽转身”,认可甚至推动了这个变化——批评者也许会说这是“司法独立性”让步于“多数暴政”的例证,但在布雷耶眼里,这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宪政观的体现。

对第二个问题,布雷耶提出,在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相冲突时,应适用“比例原则”,权衡利弊适度平衡。在布雷耶的描述中,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今天我们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反复和含糊——关于“平权法案”的“哥莱兹对博林格”判决,一方面主张对少数族裔的高校录取照顾原则,另一方面反对强制性的按种族比例招生原则;关于竞选捐款,2010年“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方面保留了个人和公司直接捐款限额,另一方面又为公司或工会的“集团”政治广告开了绿灯;再联想到法院在堕胎、枪支管理、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判决,可以看出“含含糊糊”是美国最高法院重大判决的一个特色,而这种含糊,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在“诸善之争”面前的智慧。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获得民众的信任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背叛了美国宪法的最基本价值观,或者没有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诠释,或者在宪法所追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实现微妙的平衡,民众的信任和服从很可能随风而去。这大约是美国法官们工作的艰难之处:他们永远在如履薄冰,永远在风口浪尖。但这大约是他们的工作充满魅力之处:他们需要不断运用智慧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像童话中的精灵,用一根神奇的指挥棒,持之以恒地从一份简短而平淡的文本中唤起心跳,将承载着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观的血液传输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

读《源泉》纯属好奇。在作家圈子里,要历数左翼作家可以说信手拈来:格拉斯、马尔克斯、拉辛、冯内古特……而要找到一个右翼小说家却需绞尽脑汁。说到安·兰德,美国头号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说:“她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称兰德曾是他的精神导师。能引起如此鲜明的爱憎,于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样一本书呢?如果把尼采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搅拌,合成一个新人,让他来写小说,那将是《源泉》。就是说,这本书充满了对“个人意志”的极端信念,其中,“意志”那个部分属于尼采,而“个人”那个部分属于弗里德曼。

故事是这样的:20年代的建筑系大学生霍华德·罗阿克因为笃信现代建筑、鄙夷传统建筑而被学校开除,他来到纽约自己开业。由于对自己的设计原则不做一丝一毫的妥协,其事务所生意寥寥,最后沦落到不得不去做采石场工人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大学同学彼得·基廷由于善于迎合而在建筑业平步青云。由于极少数几个“另类客户”的存在,霍华德得以重新开业,事业终于有了起步。但这时,一个建筑业头号评论家,却开始实施摧毁霍华德的计划:他先是怂恿一个富翁去找霍华德设计一座庙宇,然后在庙宇建成之后,又怂恿他去状告霍华德,霍华德输掉官司之后再次失业。一个媒体大亨韦恩德却在这时慧眼识珠,找到霍华德去设计他的房子。由于建筑评论家的操作,项目落入彼得的手中,彼得无力设计这样的项目,于是和霍华德达成协议:霍华德幕后帮助他设计房子,但是彼得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设计出来之后,霍华德惊诧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改动——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设计被改动,于是偷偷炸掉了该建筑。又一场官司降临到他头上,韦恩德试图用自己的报纸为他辩护,但是读者们纷纷弃他而去,工人们也开始罢工抗议,迫于压力韦恩德不得不妥协转而谴责霍华德。霍华德在法庭上以一个精彩演讲扭转了陪审团意见,他被判无罪。韦恩德给了他一个摩天大楼的订单,让他建造一个“自我精神的纪念碑”。

兰德后来承认,她是把霍华德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来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于其外形品德——小说里霍华德并不英俊、性情可以说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于:在每一次他必须在自己的原则和他人的意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都选择了自己的原则。他本可以不被学校开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采石场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额订单,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诉,如果他……;在校长、在同行、在客户、在评论界、在资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选择了自己。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它的基础不应该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

这不是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审美选择,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在勇气和懦弱之间的人格考验,这是在人的存在和虚无之间作出选择。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坚持。

霍华德让我想起《立春》里的王彩玲。这样两个貌似非常无关的人,其实似乎是精神上的表亲。王彩玲,一个当代中国县城里的音乐老师,像霍华德笃信自己的建筑才华那样笃信自己的演唱才华。她本可以像其他县城妇女那样结婚生子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演唱意大利歌剧。王彩玲和霍华德的结局却迥然不同:霍华德最后建成了摩天大楼,而王彩玲却只能在那个小县城里无声无息地老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彩玲这个角色比霍华德更有意义:如果对个体意志的赞叹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引向“成功”,那么兰德分配给霍华德的最后成功命运就是个多余的情节。不但多余,甚至是误导性的,它给人造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又或者,真是这样吗?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霍华德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兰德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霍华德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兰德笔下,霍华德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糅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截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诸善之间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这个蠢货”、“你吃×××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合就掀桌子”。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做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道德律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林达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很可能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像一滴水一样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其著作的后记中提到,他9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10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因为这种好奇心,57岁的他身上依然有9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经典,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其论述中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其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这些论述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高华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与观念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强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文革”的悲剧。

很多人认为高华的分析解构了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统治术。在高华笔下,毛主席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机敏与狮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高华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分析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论述中,领袖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高华的兴趣不仅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高华写出经典的原因。因为追溯个人崇拜的根源,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老师,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个问题,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从整风开始,思想改造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卓越代表永远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封锁。据说高华的很多文字,是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从经典到经验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特维亚·帕兹,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以至于有段时间我偏激地相信,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所置身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普泽沃斯基、英格里哈特、波伊克斯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深奥玄虚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The 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或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论证”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或者停止了阅读经典——事实上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时不时地重返经典并从中受益,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意识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我是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让你枕着它睡大觉。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电影

愿像那水中浮木

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像水中的一块浮木,多么惬意……

《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手。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宋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皇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高血压高,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像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有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却有一定的道理。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像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帖,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一百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一百年前的爱新觉罗家。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你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快乐的可能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相当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孔雀》,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猛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的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油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哪怕放弃自由的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赫内克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他眼睛一亮,闪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快乐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快乐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愚蠢有了触底反弹的可能性。

如此优雅的平庸

不会就是这样吧。这是我看电影《影子写手》后半部分时,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的一句话。一个导演都叫什么什么斯基了应该是很厉害、厉害到不至于这么好莱坞这么偷懒这么乔治布鲁尼吧。但,我一直在等的那个情节转弯始终没有出现,导演波兰斯基在那个俗套故事里越走越远,直到他风衣飘飘的背影消失在好莱坞式的政治正确里,而观众也在被注射了一针道德兴奋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个俗套故事”,指的是近年好莱坞层出不穷的“都怪CIA、都怪FBI、都怪跨国公司”的阴谋片。剧情一般都是这样的:无辜的人莫名死去,一个无关的人不小心成为调查者,重重疑云下他发现死者之死“不是那么简单”,一步步调查使他揭开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而知情也使他陷入了被追杀的命运,最后他成功地将秘密公之于世——如此骇人听闻!原来是CIA的阴谋!FBI的阴谋!跨国公司的阴谋!到底是这三个中的哪一个不重要,反正它们都是一家。

要不我怎么哀叹“不会就是这样吧”。在《谍影重重》系列中,CIA就是个杀手机器训练营;在《不朽的园丁》中,议员和制药厂合起伙来残害非洲贫民;在《辛瑞娜》中,CIA和石油公司合谋刺杀中东王子……经受过这么多政治阴谋片的洗礼后,我以为,以波兰斯基先生拍文艺片的背景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平,对伊战这个题材,他可以拍得棋高一着,但他举起的棋子在空中停留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了“中情局阴谋”这个俗套上。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英国前首相朗已经下台,却由于在任时将英国卷入伊战和虐俘丑闻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并被国际法庭起诉。这时他的传记写手麦克突然离奇自杀,新的影子写手来到朗家。原本该写手只想挣一笔“快钱”,却通过麦克的遗物发现了朗生平的种种疑点,他开始调查朗把英国推向伊战的真实起因,一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就此展开,最后他发现……他还能发现什么呢,和其他那些正义感过剩的导演一样,他发现了CIA这个倒霉蛋。

也是,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带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阴谋论的剧情放在《谍影重重》这样的电影里无可厚非,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作片,但放在《影子写手》里却令人失望,因为它选取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波兰斯基似乎有比娱乐观众更大的雄心,因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一场关于伊战的严肃辩论真正展开。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是非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

当然导演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朗的角度讲故事。在被法庭起诉之后,花花公子朗终于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为自由而战的人被惩罚,而恐怖分子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飞机上与影子写手辩论时,朗又得到一次机会反击指控,可惜波兰斯基对朗如此吝啬,给他的自辩时间似乎不到一分钟。飞机上那场戏,让我几乎以为电影要拐大弯了,要从一杯可乐拐成一杯伏特加了,可惜波兰斯基的手迟疑了一下,咕咚,将可乐一饮而尽下去。

不过斯基毕竟还是斯基,虽然情节令人失望,电影画面仍然很诗意。最后一幕中,汽车的急刹车声之后,朗的传记草稿一页一页在伦敦的街道上飞起,非常文艺,非常波兰斯基。不解风情的我,却几乎笑出声来:哇,露丝也太神奇了吧,30年来无怨无悔地效忠中情局,为它背叛国家,利用丈夫,献了青春献爱情,就差没从血泊中掏出七根火柴了。我想诗意它也不能拯救平庸吧,优雅的平庸也只是平庸,我想影子先生不是作家吗,家里怎么能没个订书机。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加入组织的原因?”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以及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尽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一九八四》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寸草不生的荒原。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像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仿佛人性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块泥巴。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爱是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

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

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

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但,如果“真爱是对人道精神的爱”,又如何理解一个人对一个纳粹无怨无悔的爱呢?如果迈克不能宽容汉娜残酷地对待犹太人,他又怎么能宽容她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不仅仅是在“宽容”她,而是,他对她的爱就建立在这份残酷之上呢?

也许爱与人道不但没什么关系,它甚至是它的反面。爱的非理性、破坏力,以及它将人向毁灭、疯狂、痛苦诱惑的引力,都与人道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

又或者,汉娜并不反人道,她只是以纳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人道秩序。在那个秩序中,美,文字的音乐的美,至高无上,而生命,那些密密麻麻的肉体,却可有可无。对她来说,坐在教堂里被歌声感动和把儿童送往地狱并不矛盾。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影片最后,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汉娜冷冷地答:“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学会了阅读,也仅仅是阅读而已。

善的理由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道路》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他的灾难片相比,《道路》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道路》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像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像其他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道路》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道路》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上的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的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像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从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聪明到可以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合情合理。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暗暗视为人生污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却因为它的微光一天比一天更诚惶诚恐。

回到巴黎

巴黎是全世界人民的故乡。

以前我曾暗下决心,地图上的其他地方我可以跟别人去,只有巴黎,必须和“真爱”同去。后来有一段时间当我对“真爱”这件事的信念动摇之后,又暗下决心,这辈子要周游世界,但不去巴黎。巴黎,多么浪漫的城市,它早就不再是名词而变成了形容词,它早就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一道命令。没有沉浸在爱河中的人,不配去巴黎。

我想Sam Mendes跟我一样有巴黎情结,所以他拍了一个电影《革命之路》。

《革命之路》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也是最近我看过的最糟的电影。情节是这样的:家庭妇女艾普若和中产职员弗朗克,在50年代纽约郊区过着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男的每天戴着小圆礼帽去上班,女的每天从窗口看两个孩子嬉戏。但,生活在这个美国梦里,他们觉得窒息。男的痛恨自己机械的职员工作,因为他只是漂浮在大街上无数小圆礼帽中的一个。女的则憎恶自己行尸走肉的主妇角色,因为她家窗口只是无数郊区窗口中的一个。总之,他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也许从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于是他们想到了巴黎。

主要是艾普若想到了巴黎。巴黎!她滔滔不绝地对弗朗克说,巴黎!如果我们搬到巴黎,生活就不会这么窒息!赶紧辞职吧!我可以在巴黎找个职员工作养活你!我们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改变这一切还来得及!

于是他们开始畅想巴黎的新生活,开始打点行李通知亲友。然后弗朗克突然得知他会被升职加薪,于是他就动摇了,然后艾普若就愤怒了,愤怒得偷偷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并大出血死掉了。然后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中产阶级反抗自身的革命灯塔,在弗朗克的叛变行径中熄灭了。

我不得不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几度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和歇斯底里的艾普若辩论。我想说一个人的幸福感怎么可能取决于他居住的城市它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我想说在巴黎做文秘怎么就成了人性解放之通途了呢;我想说明明是逃避自我怎么就成了追求梦想了呢;我想说你不要折磨可怜的弗朗克了他已经说了如果他有个什么特长也许会去孤注一掷地开发它但问题是他并没有;我想说到底是巴黎的什么可以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呢是埃菲尔铁塔还是卢浮宫还是香榭里大街还是凯旋门?

等等,等等,这时候我听见导演语重心长地加入我的假想辩论:在这部作品中,巴黎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个人追求梦想的勇气。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如果“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从来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仅仅是因为他内心缺乏使命或者缺乏实现这种使命的才华呢?就是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残忍——如果并不是每一个躯体里都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呢?

导演试图把故事构架成艾普若的勇气和弗朗克的懦弱之间的冲突,但现实中更本质的冲突不是来自于勇气和懦弱,而是来自于反抗的勇气和承受的勇气。拒绝乌托邦和追求它一样需要勇气。我想弗朗克不仅仅是贪图安逸,他害怕自己勇敢地放弃一切去探索内心的时候,会惊恐地发现里面其实空无一物。放弃并不难,关键是为什么放弃。历史上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那么多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激发了放弃的勇气,而是它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重大课题。它提到了解放,提到了平等,提到生产关系改造,提到了物质极大丰富,提到了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想象的地图上,它清清楚楚地标识出了巴黎。

于是,和弗朗克不同,地主的儿子乡绅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旧官僚的孙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走啊走,找啊找,翻遍了整个地球,但始终没有找到巴黎。

郑钧写过一首歌叫《回到拉萨》。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是“回到”拉萨——难道郑先生过去跟拉萨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按照《革命之路》的逻辑,过去和拉萨有没有关系并不重要。和你的梦想有关系的,和你所想象的自己有关系的,才是你的故乡。

剩下的

琥珀之城

1

在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我和一位英国老先生有过一场小辩论。

我说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护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之类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历史悠久建筑壮观,但是Mill Road一带的房子,说新不新,说老不老,低矮破旧,看上去像贫民窟一样,有什么保留价值呢?”

“我觉得保护历史遗产很重要,你们中国的建筑遗产破坏得太厉害了。”他说。

“但是历史遗产也要有选择地保留吧。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快,一个以前10万人的城市变成1000万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盖高楼,那990万人住到哪里去呢?剑桥房价也高,如果有选择地拆掉一些盖楼,可以缓解房价吧。”

“我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2

“活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剑桥给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像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像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8世纪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棵树和16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被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3

我对剑桥适应的速度有些让自己吃惊。2007年来剑桥之前,我生活在一个几乎和剑桥截然相反的城市——纽约。人声鼎沸、应有尽有、像个巨大机器日夜轰鸣。在纽约的六七年里,我挤人山人海的地铁,去迷宫一样庞大的卡内基艺术中心,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买打折衣服,去餐馆林立的中国城吃广东海鲜——

然后我到了一个下午5点大多数咖啡馆就关门了、马路窄得刚够一辆车通过、一年365天大约有265天或阴或雨的小镇。

几乎没有觉得不适应呢。还是,连不适应都可以适应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会叹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叹息:“Terrible weather!”

现在我坦白,我其实非常喜爱雨天,觉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场免费音乐会。

有一次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处。雨中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但是无数红绿灯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闪烁,街角的教堂边上有一个雕塑,一个瘦长的少年,张开双臂,抬头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热爱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个成人变回了一个婴儿,好像一个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风吹开了一扇门。

4

也有始终无法适应的,就是漫长幽暗的冬天。

这里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于纬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半左右就开始变黑。对此英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成群结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对于在这里无亲无故、又不喝酒的人,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熬。像16世纪的航海家熬过大西洋一样熬过冬天。

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很大的窗户,对着一条小马路,小马路对面是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夏天的时候,墙上阳光灿烂,叮咚作响,但从九月开始,太阳开始冬眠,缩回去的时间就越来越早。这样的灰暗的冬天,与其说让人抑郁,不如说让人心慌,仿佛下楼的时候,窄窄的楼道上出现一个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后面抓耳挠腮。

难怪在剑桥期间,我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的热情史无前例地高涨。

没办法,一整个大西洋呢。

经常我家里同时打开着好几本书:厕所里一本政治哲学书,床头一本非洲政治书,客厅里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国历史,门厅里一本建筑史……我无亲无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车水马龙起来的。我和自己的关系由此也从愤恨、厮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里气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济。

5

一个英国学生问我:你对英国的感受如何?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说:一样啊,和我想象的一样缓慢、阴郁和沉闷。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们,开着一个叫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中国报纸的头条可能是本市领导又引进了一个几十亿元的工业项目,但是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小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成绩的情况,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陷入深思,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他妈的有什么关系呢?

6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剑桥由于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要戴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都真的戴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一个后面的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5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尽管自行车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给你送北京去,一辈子也别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不奇怪的。

7

说到对文明的贡献,剑桥大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就是它产出过的科学家了。牛顿,达尔文,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图林,发现DNA结构的Crick和Waston,写《时间简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科学家们。

话说也是剑桥校友的李约瑟老师曾经提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

我想这事难道很费解吗?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与北京的国子监成立时间大致相当。问题是各自都在教什么呢?中世纪剑桥大学的课程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国子监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你说,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那摇头晃脑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关于这个浩瀚世界的知识缩减为“人际关系学”时,人家从逻辑、从几何、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出发,抵达现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识,有什么奇怪吗?如果牛顿出生在中国,20岁的他,冥思苦想为什么苹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飞并把这个困惑告诉他人时,他爸爸会不会一巴掌扇过去,说:你吃饱了撑的是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不赶紧讨个老婆去!

我以前在国内读研上课时,可怜的老师时不时被学生这样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能不能教点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这么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不够吗?

8

虽然剑桥对政治和人文领域的贡献不像科学领域那么璀璨,但也不乏重量级历史人物。话说一位叫罗素的老师,长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小说家追捧备受中国文青的关注,但罗素似乎并不是剑桥人文领域里最出色的。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在论文答辩会上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看懂我的论文的”。那位同学名叫维特根斯坦,是个终生一惊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罗素战战兢兢的剑桥校友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老师曾经这样评价凯恩斯,“每次我和他辩论的时候都胆战心惊,因为大多数时候和他辩论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另一位老师又对凯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剑桥的老师也不是剑桥的学生,但是他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二战时撤到了剑桥,而他正好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凯恩斯的,但凯恩斯对它这样评价:“无论道德上还是哲学上,我都对这本书完全赞同,不仅赞同,而且深受打动。”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师名叫哈耶克。

往远里说还有更多的传奇。1805年,一位同学来剑桥上大学,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剑桥,觉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没之地。“我找到一个新朋友了,世上最可爱的朋友”,1807年他给朋友写信道,“一头驯化了的熊,我把它带到了这里。他们问我带它来干吗,我说,要不给它一个教职吧。”这位同学叫拜伦。

更大的猛男1615年到这里来上学。N年之后,他看当时的国王很不顺眼,便伙同其他议会成员把该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又过了N年,国王的儿子复辟了,又把该人的尸体从坟里挖了出来,头骨取下,插在一个竹竿上示众多年。后来几经周折,该头骨1960年被送回了剑桥大学,埋在Sidney Sussex学院。该斗士,众所周知,是改变英国历史的克伦威尔。

9

有一天我家网络坏了,就去学院餐厅上网。那时候早就过了晚饭时间,但是有两个吃完饭的女孩没走,一直在那聊天,主题是反恐战争和穆斯林移民问题,两人越说越大声,一个多小时还没说完。我一边为不能清净上网而心烦意乱,一边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剑桥中餐馆吃饭时,从来没有听到过旁边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激情洋溢地讨论公共事务。都是新世纪新青年,何以如此不同呢?

当然我也见过激情洋溢的中国学生。一个在这边读高中的中国女孩,报考我们学院。面试的时候,但见她反应如秦刚般敏捷,言语如姜瑜般犀利,“中国迅速地摆脱了经济危机,表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反华分子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还能读到很多这样的来自中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申请材料。他们有一套战无不胜的语言和逻辑体系,充满了信念,却丝毫没有困惑。

但是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

教三年书下来,我发现最好的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充满好奇心。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你,更重要的是,不断地追问和反问自己。他们最开始跟你讨论问题,也许会从某个作者在某本书里说过什么开始,但最后总是慢慢地转向经验世界中的问题本身,以此来反思理论的合理性。

“我决定开始学印地语”,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问: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想研究东印度公司,学印地语有帮助。”

“可是东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应该也有印地语的材料。”

我得承认,一想到以后我回国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这种仅仅为了搞懂一个问题而去学一种相对生僻语言的学生,便感到有一点点难过。

10

在这个琥珀之城,我最喜爱的,是它的墙。

各种各样的墙。有19世纪经典的红砖墙,有哥特式教堂阴森的大理石墙,有小碎石拼贴起来的小围墙……最不好看的是那种黄中带绿的砖墙,看着脏兮兮的;最好看的是17、18世纪左右翻修的一批学院外墙,大块石料,简洁硬朗,原来大约是米白色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为斑驳的古铜色。不单是颜色,还有光泽,质地,和被时间的小火慢慢炖出来的气息。

我在剑桥经历过的最动人一刻,是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开到一半溜出来散心的片刻。走廊一边是个大玻璃窗,窗户对着一个中世纪庭院,院子里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在雨中晶莹透亮,雨声的背后是庭院一角的钢琴声。我趴在窗前想,这个弹琴的人,应该是一个14世纪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头发,白血病人,还没来得及爱过就已经死去。继而觉得时间也许从来就是静止的,旋转的只是我们这些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的人。

去年是剑桥建校800周年。800年,在中国有宋元明清,在英国有帝国兴衰。其间无数帝王将相叱咤风云,无数战士血战沙场,无数文人奋笔疾书,如今他们都纷纷歇菜了,唯有这个小河边上的大学城依然生机盎然。他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剑桥大学这个宴席吃了800年还是灯火通明。

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组织剑桥的800个师生给100年后的剑桥师生写信,我看到这个新闻时不免惊叹,好家伙,时间单位都是以百年记的。但转念一想,人家已经优哉游哉地度过了800年,再折腾个800年也不稀奇。可惜没人让我给百年之后的剑桥学生写信,不然我会像金圣叹老先生那样务实,告知100年后某个懵懂无知的孩子:“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对了,Mill Road上那家韩国店的豆腐,比旁边那家广东店的好吃。

另一个高度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请别让我消失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只是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底上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个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跟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最好的时光

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几十年前的细枝末节,金色阔条纹束发带,淡粉红薄呢旗袍,白帆布喇叭管长褂……她记得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布料,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

那有什么奇怪呢,她是张爱玲。

《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待清楚,但是又缺乏交待的耐心。于是就像一个困极了的人,急着上床睡觉,把衣服匆匆褪在床边胡乱堆成一团。

缺乏耐心又实属自然。隔着大半生和千山万水,去回顾那个女人的小心动和更小的心碎,哪里是自己的前半生,简直是自己的前生,简直是别人的前生,简直是霸王别姬小乔初嫁孟姜女哭长城。

大家看《小团圆》都是冲着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而去的,我当然也是。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的悲剧,在我眼里却是个喜剧。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爱情过渡到柴米油盐的生活所以可喜可贺,而是,看来看去,觉得基本可以确定:第一,她是真心爱过他的;第二,他也是真心爱过她的——就算是他在真心地爱着另外的她、她、她时,他也是同时真心地爱着她的;第三,他对她的爱以及她对他的爱,是建立在“懂得”的基础上的;第四,他们都是有内容因而值得被“懂得”的人。有了这四条,一个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样大的宇宙,这样漫长的时光隧道,造物主让两个人这样相遇,他们真的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他能只爱她并且厮守终生,也许更好,但也未必。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

相对于这本小说本身,我更好奇的是张爱玲写这本小说时的状态。张动手写这本书时已经55岁,后来搁置许久,再动手改时,已是73岁。对我来说,一个干瘪苍白、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只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写40年代沦陷上海一个女孩细细密密的小心事,这个画面比这个女孩的小心事本身要有冲击力多了。

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各种来源的资料表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华访台机会一概拒绝。后来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

那么,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每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都在做什么呢?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蛀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好在她还有回忆。张爱玲10岁时在期盼爱,20岁时在书写爱,40岁时在放弃爱,60岁时在整理爱……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也许晚年张爱玲不需要生活,就是因为她曾经拥有的不可超越,与其用力不从心的文字去冲淡曾经的光芒,不如用沉默来守护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晚年的少产和她早期的多产一样是因为骄傲。

这个说法当然令人伤感。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不能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据说张爱玲临死前知道自己不行了,她把自己收拾干净,还穿上了红旗袍,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也许因为她曾经拥有过“金色的永生”,才能死得如此安详。如此安详,合上书,真的觉得结局其实是个团圆。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里等待

一个人只能度过一生,这事可真叫人沮丧。但好在我还有刘天昭。

就像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但是她比我决绝。我说刘天昭“决绝”,是因为她真舍得放弃。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她放弃了建筑师的前途,独自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脱离社会”好几年。后来她回归社会,在南方某著名报纸写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弃了工作,转移到另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

待着待着,就待出了新书《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说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刘天昭这些年的博客和随笔选集,篇目内容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语气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按说写书出书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努力,但是天昭连这种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语,我只需要自言自语,因为自言自语是唯一真诚的说话方式。

“脱离社会”可以理解成厌世——深入社会就意味着深入某种角色,而角色意味着条条框框,意味着表演,意味着累。但是刘天昭不厌世。岂止不厌世,我简直想说她是最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注意到一个卖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丝的动静、一滴水与另一滴水之间的时间间距以及各种形状的风?她简直就是出于对生活不分青红皂白的爱,才需要“脱离社会”——在她这里,出走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收缩。更少地生活以便于更好地生活,减少与生活的接触面有利于在有限的面积上精耕细作。

在她笔下,万事万物都值得书写,神在每一个事物中留下足迹。“大作家”习惯于写政治的肮脏、历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赎、社会的狡诈,作为女作家,最起码也要写写爱情的颠沛流离或者性生活的压抑与解放,但是刘天昭不。她写一个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写帆布椅子上坐着的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写窗外三三两两的人群,写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储蓄本,写一只灰喜鹊在天空中划过的轨迹,写夜半大街的光线……总之她写一切貌似轻微、无关和混沌的时刻和人物。她简直是故意通过描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来暗暗颠覆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谁说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就比远亲里某个“破鞋”的命运更惊心动魄?又或者,凭什么一个“破鞋”的命运一定比窗前一只乌鸦起落的声音更值得书写?在被时间击败、被时间席卷、被时间吞噬方面,万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颤抖中被文字拥抱。

在这个意义上,刘天昭貌似散乱的文字里也许隐藏着比其他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绕过故事、情节、结构、主题等等写作的“格式”,通过感受的碎片,直接书写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人与时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人与时间的紧张关系,她迫切地观察与描写每一个微小事物,在它被时间碾碎之前聆听它无声的尖叫,并伸出手去打捞它在时间漩涡里越来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树林里碰见两个画油画的,好像迎面看见了宁静,流沙里摸到两枚鹅卵石。”“睡了轻又假的一觉,几乎醒着。真是辜负了雨夜。”“一个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报纸。一点阴影也没有地晒着,小冷风吹着她额头的小乱发。显得天更晴了些。”“听见小学生在上课铃响之前的大片喧哗。想这喧哗之上总有许多叶子茂密的树枝,绿悠悠地爱护着。”“门口的那盆小花儿,也还是快死了。剩下芯儿里几只新叶,嫩得黄软,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变幸存的孤儿,孱弱,受不起希望。”……树林里画油画的,偶然的雨夜,看报纸的女人,远处小学生的喧哗,门口的小花儿,这些情景随处可见,但极少有人留意它们、感受它们,更不会因之而遭遇内心的“咯噔”一声。在别人活得若无其事的地方,刘天昭活得惊心动魄。

所以别人的写作是向前推进故事,而刘天昭的写作是向下潜沉。对她来说,似乎她所见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虚掩的门。当别人朝着前方行进,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门。又或者说,她是通过文字给一个个貌似无意义的事物做人工呼吸,唤起它们的温度和心跳。

这也正是刘天昭令人担心之处。别人有两只眼睛,她有一千只。别人有两只耳朵,她有一千只。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别人那里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她那里却是一场交响乐演出。一片树叶在别人那里是一片树叶,在她那里却有森林的茂密。“脑子里那些噪音,像是阳光下的尘土,貌似在落,永远落不下来”。作为她的朋友,我时常为她不加节制的观察欲和聆听欲感到担忧——她花那样少的力气去生活,却花那样多的力气去俯瞰生活,我担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错过人生的很多乐趣,又生恐她被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奔波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很可能这样的担心是自作多情,万事万物的深处都有熊熊火光,也许刘天昭正为自己能窥见这别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个版本的她,被“社会”绑架的我,应该为那个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温暖且欣喜。

记得当年草上飞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残忍。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成长,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追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原谅我使用这个陈词滥调——存在的虚无。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eil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四十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eil,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某人”。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无论是什么风味的,嚼着嚼着都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eil在42岁之后竟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时光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在死亡的强光中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Synecdoche New York是查理·霍夫曼的导演处女作,由于霍夫曼之前写过几个颇有影响力的剧本,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期望值很高——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有些影评人发现该片其实挺烂之后,也都一致认为它的烂,是一种伟大的烂,而不是平庸的烂。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一个70岁的男人坐在床头哭哭啼啼地说:我太孤独了,我要死了。然后,他终于死了。

好吧,它的真实情节是这样的:纽约的戏剧导演Caden试图导一部复制现实的宏大戏剧,在制作这部戏剧的几十年中,他的第一个太太,一个画只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画的艺术家,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他不断读到关于她的消息,看到她的作品,甚至潜入她的公寓,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他的情人,一个住在一栋永远着火的房子里的女人,也一脚踹了他,跑了,虽然后来又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太太,一个对他的一言一行无限景仰的女演员,因为无法忍受他对前妻和女儿的念念不忘,一脚踹了他,也跑了。Caden一边过着这种不断被抛弃的绝望生活,一边通过他的话剧哀叹这种生活。最后当话剧已经庞杂到失控时,他决定放弃导演身份,转而饰演剧中的一个女清洁工,让这个女清洁工来做导演。在女清洁工的导演下,话剧曲终人散,他自己也在女清洁工梦中的妈妈怀里死去了。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具有侦探癖或者被教育癖的观众来说,他也许能从“着火的房子”、“无限小的画”、“文身上凋零的花瓣”、“彩色的屎”等密码中破译人生进而对霍夫曼“大师”的才华叹为观止,如果他还能联想到卡夫卡尤利西斯康拉德,其侦探癖和被教育癖就境界更高了,我却,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除了一锅烧糊的粥。

如果一定要说这部电影有一个主题的话,我猜想就是人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该片从头到尾,一直在不停地死人:Caden爸爸、妈妈、女儿、话剧男主角、情人、前妻、满大街的尸体、最后是他自己。Caden最爱看的报纸版面也是讣告版。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像《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当然粥是逐步烧糊的。一开始电影还比较正常,貌似一部中年家庭危机片,颇有伍迪·艾伦式的荒诞。后来前妻出走后,Caden的时空感开始错乱,粥就煮得太稠了。再后来Caden找到饰演他的Sammy与其平行生活时,情节就开始彻底焦糊。到最后Caden和女清洁工互换角色,显然霍夫曼开始自暴自弃了。他像一个画家从写实派走向印象派,又从印象派走向超现实派,最后由于创作上的走投无路而干脆变成了泼墨派。在墨泼干之后,他让女清洁工对Caden说:Die。

Caden让我想起情景喜剧Seinfeld里的George。有一次George突然良心发现参加了一个帮助老人的志愿者项目。在得知老人已经86岁之后,他就一直困惑一个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这么快乐。他不断追问老人:你害怕吗?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吗?你离死亡这么近,怎么能不害怕呢?怎么可能呢?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最后老人忍无可忍,说:Get out!

论时尚

24岁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到一所大学就职。学校把我分到了一个集体教工宿舍住,我一走进去,哭了。

在此之前,我辛辛苦苦读了近20年书,对工作怀有多么热切的期待啊。它与经济自立、白衬衫、走廊里的高跟鞋声,以及可以洗泡沫浴的浴缸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四人间的、没有光线的宿舍,里面堆满了旧而不够旧的家具,新而不够新的行李箱,屋顶因为霉烂脱皮而斑斑驳驳,还有几个戴大眼镜的陌生女人坐在那里。这个宿舍甚至不能被称为“丑”,因为“丑”也可以是一种风格——它只是空洞,就像我们在北京三环、四环边看到的很多火柴盒楼房,它们不美,甚至说不上丑,只是因为缺乏任何风格和旨趣而显得茫然。

在沮丧和愤怒渐渐平息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装修”我的床所贴着的那堵墙!那时候我没听说过“装修市场”,不懂得可以去买油漆木板壁纸,只是突发奇想,买了几大张深蓝和金黄色的纸,然后把它们剪成大块的方格,再一格一格地贴到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我的宿舍还是四人间、没有光线,屋里还是堆满了难看的家具和行李箱,屋顶还是霉烂斑驳,我还是和那几个戴大眼镜的室友一样,端着搪瓷饭盒去食堂打一块钱一份的黄瓜炒鸡蛋和五毛钱一个的糖三角——但是,我有了一堵黄蓝格子的墙!

晚上,靠在床头,别人睡着了,我看着那堵墙,无比欢喜,心里有小火苗噼里啪啦地响。

今年我36岁。已经真的经济上自立,经常穿着白衬衣高跟鞋走在办公室里的走廊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虽然从来不洗但理论上可以洗泡沫浴的浴缸,此外,我已不能肯定把墙给装饰成黄蓝格子是个审美上的好主意,但是有些东西,随着时间流逝不曾改变,我依然像12年前那样相信,美是对空洞的抗议。

空洞之于生命,如同猎犬追逐猎物,随时准备扑倒它、吞噬它。如果没有春节、端午节、母亲节、中秋节、元宵节……时间将流于空洞,一天和另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多、锐、米、发、索、拉、西、多……那么声音将流于空洞,我们听到的将只是单调枯燥的嗡嗡嗡。人类发明各种与虚无捉迷藏的游戏,不断将那只随时要将我们扑倒和吞噬的“猎犬”甩掉。时尚是这些游戏中的一个。

我不大肯定“时尚”这个词足够准确,因为现在“时尚”这个词已经和“流行”、“名牌”、“明星”……联系在一起,而我心中的时尚,则是对各种“不假思索”的挑战——对美缺乏爱慕之心是一种不假思索,跟着“流行”打转是另一种不假思索,时尚则应该是在一切随波逐流面前逆行。我妈说,她下放的时候,一切讲究穿着打扮的行为都可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习气,但是她实在太爱美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做件花衬衣,然后把领子翻出来”。我觉得,当年在一片灰黑蓝中翻个花领子的我妈,比今天浑身名牌的女明星要时尚得多。

我常跟朋友感慨,如果生长在国外,从小被鼓励发现自我,可能我不会成为一个老师,更可能成为一个设计师。设计什么?这个倒是没有想好,大到博物馆音乐厅,小到椅子垃圾桶,一切别具一格的东西都让我跃跃欲试。我想我骨子里还是想做个诗人吧,只不过有些诗人是用词语写诗,而我梦想用石头、木头、金属、布料……写诗。可惜阴差阳错,我成了大学老师,今天再去改行显然已机会渺茫。因此,有时想起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设计师,他们是巫师,让原本如此乏味的世界在想象力的大风中前进得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心里这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写给末日

“一想到12月21号并不是真的世界末日,我就感到一种沉重的绝望”,一位网友在微博中写道。

这话令人发笑,但也会心。人类每天都在忙不迭地应对各种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战争危机,以求物种繁衍和文明延续,具体到个人,每个人都在为学业工作房子车子领导的青睐孩子的成长亲人的健康朋友的应酬而奔波,但与此同时,人人内心深处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点期盼,期盼各种漩涡中的挣扎可以戛然而止。太累了,世界末日赶紧来临吧。

生活如此沉重繁琐,有什么能比世界末日的降临更能帮助我们顺理成章地逃避自我呢?关键是逃避而不显得懦弱。若是打起包裹离家出走,或者干脆从小区最高楼的顶层跳下去,就“消失”这个目的而言,和世界末日是一样的,但隔壁邻居们会不会对着你摔成烂泥的尸体指指点点:这个家伙,太自私了!就这样丢下亲人孩子不管了!再说上次打麻将还欠我380块钱呢!

何况世界末日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比尔·盖茨,也不能跟撞地球的彗星商量:我给你100亿美元,请你砸地球的时候绕开我家一万里,怎么样?所以,没准世界末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大好时机,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握手,基督徒和穆斯林握手,奥巴马和金正恩握手,方舟子和韩寒握手,大家涕泪交流中手拉手、哼着“让世界充满爱”走向那一声“咕咚”。

生比死更沉重。常言道:“我连死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样?”可是仔细想想,更悲壮的说法是,“我连活着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样呢?”

我曾想象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那天应该干些什么。很没出息地,第一个反应是:买张飞机票,到重庆去吃一顿正宗的重庆火锅!当然很快,我否决了这个低俗念头,继而分别想到了如下更优雅的可能性:跟心爱的人去美国听一场最爱歌手的演唱会;带一本数学习题集去海边做数学题;去流浪猫狗中心做义工一天;赶回父母家跟爸妈家人一起包一回饺子……发现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之间非常难以取舍之后,我决定,上午去美国,中午回父母家,下午做义工,黄昏去海边,夜宵去重庆……总之,那将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的一天,很有可能在末日时分之前我就已经被累死了。

我看到过一个朋友的另一种答案,他说:我将一如既往去公司上班,做那个还没做完的项目,晚上一如既往地陪老婆吃饭,和往常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个答案真叫人嫉妒——一个人得多么热爱自己既有的生活,才会舍得让人生的最后一天也那样按部就班地度过。他的生活不在“别处”,在此时此地。

也许“末日”这个说法的意义就在于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审视自己是否活在此时此地。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只有死亡的鼻尖才能让我们感受到生的紧迫。一旦死亡的阴影稍稍放下它的爪子,我们立刻恢复自己的败家子本性。娇纵、懒惰、懦弱,缩在自我的临时棚户里得过且过,偶尔遐想窗外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个自我在勇敢奔跑,脚下的道路充满危险并因危险而瑰丽。

当然没有人真的把“末日”当做真事,所以似乎没有人借机反思自己的生活。甚至,它只是使我们的恶习变本加厉:贪吃的人决定末日聚会,爱喝的人决定末日暴饮,好色的人觉得耍流氓更待何时,爱赌的人忙着末日下注……总之除了拉动GDP,“末日”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功能。为了加速经济模式转型,干脆,将末日规定成法定节日算了,每年来那么一次,黄金周,大长假,逛淘宝,去旅游。

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真的很漫长。我吭哧吭哧都已经活出地老天荒的感觉了,竟也才活了三十多年。一个人得多么鞠躬尽瘁地浪费时间,才能在如此漫长的人生中做到一事无成啊。想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当然冷汗很快消散,很快我又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和往常一样,重新开始兢兢业业地浪费时间。世界末日,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信用卡账单还没付呢,牙疼还没看好呢,论文还没写呢,给谁谁谁的email还没回呢……别以为世界末日了就可以赖账,21号之后是22号,12月之后是1月,2012之后是2013,生命延绵不绝,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

那些剩下的东西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

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斑马也是这样的。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的、等我们死的时候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地狱的灵魂。

可是,那么,如何形容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

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猫”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个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大家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你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停止吃饭全体起立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像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重量都一样,21克。显然,这种说法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独裁者们可以对成千上万人的饥荒无动于衷,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独裁者们的灵魂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电影《道路》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很可能是种灾难。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十级以上的灵魂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惩罚。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时,我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到最危险的高峰去。对此尼采表示“顶”。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密就是危险地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我有一条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这事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立夫顿写的《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等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甲乙丙丁,人们一个个地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狂。以至于作为一个被贴上“自由主义者”标签的人,我现在每每看到“国家主义者”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下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间接证明了自由意志。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更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上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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